文化视野下的中国特色美好生活评价指数
文化视野下的中国特色美好生活评价指数方 巍
摘 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到新时代，经济收入已经不再成为公众评价美好生活的唯一指标。从国际上来看，有关美好生活的评价也从早期单纯的经济评价转变为包括非经济内容的评价体系，其中在国内影响较大的包括生活质量和社会质量指标体系。不同文化的国家和地区有着与其相适应的独特生活方式，美好生活的标准正是这种独特生活方式长期积淀的产物。对于中国文化来说，美好生活的标准便是和谐社会。尽管不同国家和地区有关社会发展的指标对于构建中国特色的美好生活指数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它必须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关于和谐社会认识的历史渊源及其在当代的新发展。借鉴国内外有关美好生活指标体系的研究，从舆情指数的角度，可以从个体层面的基本生活保障和文化精神生活、社会层面的市场公共服务和社会生活环境以及富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人伦关系诉求等五个纬度构建美好生活评价指标体系。
关键词：美好生活指数；生活质量；社会质量；文化；和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二位。与此同时，在我国的一些沿海发达地区，经济收入已经不再成为公众评价生活满意度的唯一指标。根据浙江省舆情研究中心的连续调查，一方面，公众的生活满意度逐年持续提高；另一方面，公众生活满意度最高的地区并非杭州、宁波和温州等地区生产总值最高的大型城市(1) 浙江省舆情研究中心：《浙江省社会舆情蓝皮书(2018)》，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85页。 。党的十九大报告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那么，究竟应该如何认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诉求？本文将在评述国内外有关美好生活评价指数的基础上，试图从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取向出发，从和谐社会角度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美好生活评价指数，并对该指数的构成原则与指标体系提出初步的设想。
一、国内外有关美好生活评价指数的研究
美好生活是一个历史的范畴，不同时期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标准有不同的认识。具体到量化的指标上来说，GDP曾经一度成为国际范围内人们共同追求的目标，而如今人类发展指数又成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评价不同国家和地区发展水平的重要参照(2)UNDP,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16: Human Development for Everyone,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2016.。从国家和地区来看，当前有影响的发展评价指标主要有美国的生活质量指标和欧洲的社会质量指标，它们都对中国学界有重要的影响并引发了一系列本土化评价研究。
1.美好生活与经济发展
经济是社会的物品与服务的生产、分配和消费体系(3)Andersen, M. L., Taylor, H. F. & Logio, K. A., Sociology: The Essentials, Boston: Cengage Learning, 2017, p.364.。作为人类生活的基本物质保证，在经济尚不充裕、人类基本需要不能充分满足的情形下，相应的经济指标成为衡量生活水平的主要依据。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很长一段时间内发展的内容也被普遍认为是经济的增长(4)Midgley, J., Social Development: The 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 in Social Welfare,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5, p.2.。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联合国第一个十年发展计划几乎也将发展等同于经济的增长(5)Elliott, D., “Social Work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owards and Integrative Model for Social Work Practice”, 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 Vol. 36, No. 1, 1993.。在建国后的前三十余年里，经济发展同样也一直是国家发展规划的主要内容，直至1981-1985年第六个五年规划才改名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以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作为衡量生活水平的标准，这一做法内容明确、操作简便、易被接受，因而成为早期国内外衡量人类生活标准的重要手段。但是，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严重社会问题，以及财富增长的边际效应缩小和增长的极限终于令人觉醒(6)秦斌祥、朱传一：《美国生活质量研究的兴起》，《美国研究》1988年第3期；周长城等：《生活质量的指标构建及其现状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7页。。1969年底，在瑞典举行的社会政策与规划专家会议(Meeting of Experts on Social Policy and Planning)上，联合国批评了社会和经济发展领域的人为划分，呼吁实施新的统一发展战略(7)Midgley, J., Social Development: The 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 in Social Welfare,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5, pp.56-64.。1995年，联合国再次在丹麦召开社会发展国际峰会(World Summit on the Socail Development)，强调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内在联系和相互促进，认为它们是持续发展的重要体现(8)United Nations, Declaration and Programme of Action of the World Summit for the Social Development，Copenhagen: United Nations, 1995.。这反映了社会对美好生活认识的重大变革，无疑对确定美好生活指数及其指标体系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2.美好生活与生活质量
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英国福利经济学家庇古在其代表作《福利经济学》一书中就已经提出了生活质量的概念，并将其视为人类非经济方面的福利水平。其后，世界卫生组织将健康的概念从躯体扩展到心理和社会方面，临床医学关于健康与生活质量关系的研究，同样对生活质量概念的发展起到了重要贡献(9)石智勇、李春亚：《疾病与生活质量》，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生活质量概念的标志性发展，包括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的生活质量概念(10)秦斌祥、朱传一：《美国生活质量研究的兴起》，《美国研究》1988年第3期。、美国华盛顿海外发展委员会及莫里斯的物质生活质量指数(PQLI)，以及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的生活质量等(11)朱国宏：《生活质量与社会经济发展》，《人口与经济》1992年第5期。。此外，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总统国家计划委员会报告》也在生活质量概念的发展及其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12)周长城等：《生活质量的指标构建及其现状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1-23页。。
生活质量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注重发展水平的量化测量。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社会指标运动为生活质量研究提供了强大的方法论支持，促成美国关于生活质量水平的客观方面研究，进而在七十年代形成关于生活质量主观方面评价的研究(13)秦斌祥、朱传一：《美国生活质量研究的兴起》，《美国研究》1988年第3期。。如今，综合考察生活水平的非物质方面的客观和主观评价，已经成为美国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生活质量研究的共同特点(14)Felce, D. & Perry, J., “Quality of Life: Its Definition and Measurement”, Research in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 Vol. 16, No. 1, 1995; Costanza et.al., “Quality of Life: An Approach Integrating Opportunities, Human Needs,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Ecological Economics, Vol. 61, No. 2 &3, 2007.，并在加拿大、英国、荷兰、德国以及东南亚等各国关于生活质量的研究中得到体现。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生活质量也引起了我国学术界的关注，特别是本世纪初以来，有关研究成果呈急剧增加之势，有关生活质量的具体研究内容也逐步从客观与主观并重日益转向聚焦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等具有主观特征的方面(15)风笑天：《生活质量研究：近三十年回顾及相关问题探讨》，《社会科学研究》2007年第6期。。我国一些大型综合性生活质量研究基本上也是如此，将客观和主观方面的指标作为全面评价生活质量的重要手段。例如，周长城等构建的中国生活质量指标，既包括客观方面的指标，也包括主观方面的指标。其中客观方面的指标有物质福利、健康、消费、教育、社会保障、社会公正、生活安全、环境、休闲和居住状况等领域，主观方面的指标则涉及健康、人际关系与社会支持、工作与发展、物质福利与消费、住房、公共政策、社会公正、公共安全和环境等方面(16)周长城等：《生活质量的指标构建及其现状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65-467页。。
3.美好生活与社会质量
关于美好生活的评价，欧洲国家提出的社会质量概念也是近年来具有广泛影响的指标体系。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欧洲国家的一些学者不满以经济目标代替社会目标，开始了一系列独创性的研究(17)张海东、石海波、毕婧千：《社会质量研究及其新进展》，《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3期。。1999年7月，欧盟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会议上发表宣言，提出将欧洲建设成为具有高度社会质量的社会(18)[荷]贝克、范德蒙森、托梅斯、沃克：《社会质量：欧洲愿景》，王晓楠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由此大大推动了有关社会质量及其指标体系的研究。
社会质量指的是“公民在那些能够提升人们的福利状况和个人潜能的环境条件中参与其社区的社会经济生活的程度”(19)[荷]贝克、范德蒙森、托梅斯、沃克：《社会质量：欧洲愿景》，王晓楠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它高度强调公众参与社会生活的水平，以及人们相互依存的社会关系在美好生活评价过程中的作用。社会质量通过正式体系和非正式体系两个纬度，从个人与社会、组织和制度，以及群体、家庭和社区两个方面考察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提出了个人经济安全、社会融合、社会团结和社会赋权等四个方面的评价要素(20)[英]沃克：《社会质量取向：连接亚洲与欧洲的桥梁》，张海东译，《江海学刊》2010年第4期。。据此，欧洲社会质量基金会建构了欧洲社会质量指标体系(21)Van der Maesen, L., Walker, A. & Keizer, M., European Network Indicators of Social Quality (ENIQ): Social Quality The Final Report， European Foundation on Social Quality, 2005.。
社会质量概念对亚洲地区的美好社会评价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亚洲学者不但形成了以浙江大学林卡教授为主席的亚洲社会质量研究联合会，而且还积极开展亚洲社会质量指标的本土化研究。2009年，亚洲社会质量学者在韩国召开国际研讨会，研究制定亚洲社会质量调查问卷(SQSQ)， 次年开始在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实施调查，并在2011 年召开的亚太社会质量比较国际研讨会上公布第一轮社会质量调查研究的成果(22)张海东、石海波、毕婧千：《社会质量研究及其新进展》，《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3期。。我国学者林卡、柳晓青和茅慧(23)林卡、柳晓青、茅慧：《社会信任和社会质量：浙江社会质量调查的数据分析的评估》，《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徐延辉和王燕(24)徐延辉、王燕：《社会质量与社会建设的比较研究——基于深圳、厦门和杭州的实证调查》，载陈健秋主编《社会建设研究》(第一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38页。、 袁浩和马丹等(25)袁浩、马丹等：《上海社会质量与居民生活满意度研究》，载张海东主编《社会质量研究：理论、方法与经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56页。以及张海东、毕婧千、姚烨琳(26)张海东、毕婧千、姚烨琳：《2013年中国六城市社会质量的调查报告》，载李培林等主编《2015 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30页。先后运用上述标准调查问卷，对我国的社会质量现状进行区域性的定量研究。李炜、范雷、崔岩(27)李炜、范雷、崔岩：《当前中国社会质量状况调查报告》，载李培林等主编《2016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15页。则运用2015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问卷，以社会质量为主题对全国的社会发展状况进行评价。
二、美好生活评价的文化价值取向
回顾人类关于美好生活评价标准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一方面，从经济指标到生活质量和社会质量，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评价所关注的领域从外在的物质领域向人类社会生活的评价扩展。早期以经济发展为特征的评价，反映了人们对自我生存的外界物质资源的重视，强调物质资源的丰富性及其获取的可能性在自我生存乃至美好生活目标实现过程中的作用。另一方面，从客观指标到主观指标，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诉求愈益体现出以人为中心的特征。尽管客观的物质资源仍然构成美好生活的重要基础，但是人们主观感受的作用得以凸现，反映了人的感受在美好生活评价过程中的主导地位。然而，不论是物质层面的经济参数，还是非经济层面的生活质量抑或社会质量，究其具体指标来说都是美好生活的重要构成要素。生活质量和社会质量概念及其指标体系的建构反映了人类对自我和社会认识水平的一大飞跃，揭示了经济和社会主客观方面的要素在人们美好生活追求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联系性。那么，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的情形下，究竟应该如何认识生活质量和社会质量等有关美好生活的评价体系呢？为此，我们认为应该从不同文化关于美好生活的价值取向中把握其独特的内涵和指标体系。
1.文化在美好生活评价中的主导地位
在人类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大量关于美好生活追求的表述。中国自古即有对桃花源的向往、对大同社会的憧憬，当代则有和谐社会的目标。在西方则有对伟大社会和福利国家的追求。人类福祉作为社会发展的目标(28)Midgley, J., Social Development: The 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 in Social Welfare,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5, pp.13-36.，其模式曾被视为服从于工业主义的普遍逻辑(29)Wilensky, H. L. & Lebeaux, C. N., Industrial Society and Social Welfare, The Free Press, 1965, pp.138-147.，但是现实中却存在着福利资本主义的三种不同体制(30)Esping-Andersen, CØsta., The Three Worlds of Welfare Capitalism, Polty Press, 1990, pp.9-34.。埃斯平·安德森的上述研究虽然是建立在定量的实证分析基础上的，其结果却证明它们与所在地区的文化存在着天然联系。在埃斯平·安德森研究基础上引发的学术界关于东亚福利模式的探讨，更是反映了儒家文化在东亚国家和地区福利体制中的核心作用(31)Jones, C., “The Pacific Challenge: Confucian Welfare States”, In Catherine Jones ed.,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Welfare State in Europe, London: Routledge, 1990, pp.198-217; Jones, C., “Hong Kong, Singapore, South Korea and Taiwan: Okionomic Welfare State”,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Vol. 25, No. 4, 1993.。这一现象告诉我们，不同国家和地区在各自社会发展和福祉的追求过程中，无不带有深深的文化烙印，体现了不同文化的福祉内涵诉求。
这种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福利模式或体制代表的美好生活诉求，其实正是文化的本质属性的表现。什么是文化？文化虽然表现形态丰富多彩、千差万别，但本质就是“特定群体和社会生活方式的行为和意义的综合体系”(32)Andersen, M. L., Taylor, H. F. & Logio, K. A., Sociology: The Essentials, Boston: Cengage Learning, 2017.。从这一定义来认识文化，我们今天在世界各地看到的具有独特形式的文化，其实便是这些不同地区人们对其独特生活环境的一种适应方式，也是他们对自身所处环境下美好生活方式的自觉或不自觉选择的历史性积淀。国内学者关于一个地区文化特征的界定，同样也强调了特定地域、独特的人群及其特有的生活方式之间的相互作用(33)何平：《欧洲文化特征刍议》，《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不同的生存环境造就了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同时也塑造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们心目中的美好生活标准。文化相对主义的研究也证明，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逻辑规则，具有自己不同的价值体系和评判标准，由此构成了其“文化无意识”的深层结构(34)参见方朝晖《人伦重建是中国文化复兴必由之路》，《文史哲》2013年第3期。。因此，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人们的美好生活概念及其评价体系，都必然与他们所处的文化的独特价值取向密切相关，是这种文化与他们对美好生活诉求相互作用的产物，反映了特定文化的独特价值取向。
2.美好生活概念及其评价体系的文化价值取向
从这样的视角观察，我们不难发现生活质量和社会质量指标体系包含的独特文化价值取向。与其他文化相比，欧洲文化推崇社会的整体性及社会团结。梁漱溟在论及中西文化的差异时，曾精辟地指出相对于中国社会的家族性，西方社会具备的集团性社会整体特色(35)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人民出版社，第57-77页。。欧洲历史上希腊的民主政治、罗马法对个人和集体利益的规定、基督教基于上帝的伦理基础以及中世纪的封建道德遗风，都对欧洲文化的特征具有重要塑造作用(36)何平：《欧洲文化特征刍议》，《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例如，法国便十分注重社会团结，强调基于道德的个人与社会之间的联系，以及个人、群体与社会之间的共同利益基础。法兰西文化强调个体作为情同手足的公共生活的参与者而不是权力的持有者，要求社会对公民具备一种统一与平等的包容机制。在德国，虽然不同群体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等级关系，借助物质、法律和其它形式维持各群体的地位，通过对获取机会和资源的控制从而达到群体报酬最大化，进而对处于弱势或不符合某种条件外人的排斥性，但其内部的群体仍然享有共同的文化、身份和价值(37)Silver, H., “Social Exclusion and Solidarity: Three Paradigms”, International Labour Review, Vol. 133, No. 5-6, 1994.。
与这种文化属性相联系，社会质量的概念及其指标具有十分突出的社会整体取向，强调人在本质上作为社会的存在(38)张海东、石海波、毕婧千：《社会质量研究及其新进展》，《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3期。，强调人们在团体中、社区中和社会中的相互依存关系(39)林卡：《社会质量理论：研究和谐社会建设的新视角》，《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欧洲社会质量阿姆斯特丹宣言》便明确宣告，“我们不希望在欧洲城市中看到数量不断增加的乞丐、流浪汉和无家可归者”；希望欧洲社会不仅是一个经济上获得成功的社会，而且同时也是一个社会公正和确保成员社会参与的高质量社会(40)[荷]贝克、范德蒙森、托梅斯、沃克：《社会质量：欧洲愿景》，王晓楠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虽然与中国从整体性角度评价人的价值不同，但是欧洲社会仍然注重从社会性的角度评价个人价值的实现，认为人的自我实现有赖于社会的认可，源于其所处的集体认同及互动，自我实现和集体认同存在着相互依赖。也就是说，社会质量将个人参与社会和经济活动视为个人实现其福祉为基础的美好生活的保证(41)[英]沃克：《社会质量取向：连接亚洲与欧洲的桥梁》，张海东译，《江海学刊》2010年第4期。，进而在其四个纬度的指标体系中作出了充分的体现。
与社会质量概念相比，生活质量无疑体现了个体视角的美好生活标准，关注个体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客观评价，而这又显然与美国文化的个人主义价值取向有着密切关系。个人主义在西方文化中有着悠久历史，但是美国在其发展过程中将其发展成为“美国主义”(42)康马杰：《美国精神》，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3页。，成为公认的美国文化的核心。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美国的个人主义具有不同的形态和不同的重点(43)陈华森：《美国个人主义的历史审视》，《理论导刊》2007年第11期；乐轩：《个人主义在美国工业社会的历史演变》，《广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7期；张涛：《个人主义在美国发展的历史脉络》，《人民论坛》2017年第11期上。，但其基本特征则是高度重视个人的利益，强调人作为价值、权利和义务的根源(44)[英]萨姆瓦、波特、简恩：《跨文化传通》，陈明、龚光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98-99页。。托克维尔在其具有广泛影响的《美国的民主》一书中第一次提出了个人主义的概念，并评价认为个人主义是美国人心目中近乎完美的品德，以及“美国文明独特的、最吸引人的地方”(45)[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
3.和谐社会与中国文化对于美好生活的价值诉求
考虑到生活质量和社会质量概念及其指标体系的强烈文化价值取向，它们在中国的运用便存在着本土化审视和改造问题。但是，目前来看这一问题在学界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尤其是社会质量概念及其指标体系的本土化运用，相当部分研究仍然沿用了欧洲的四个纬度，或者在原有四个纬度的基础上增加了社会创新和社区建设的纬度(46)徐延辉、王燕：《社会质量与社会建设的比较研究——基于深圳、厦门和杭州的实证调查》，载陈健秋主编《社会建设研究(第一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38页。。尽管也有一些研究提出中国特色社会质量的具体内涵不必严格局限在欧洲社会质量的四个维度上，而应该立足于党和政府对和谐社会建设的重大关注与和谐社会建设中的重大现实问题(47)杨泉明、高中伟：《中国特色社会质量概念的提出与界定》，《兰州学刊》2015年第9期。，但是，考虑到社会质量概念的独特文化价值取向，我们认为它与中国文化中美好生活的价值取向是否一致是一个需要反思的问题。
那么，究竟什么是符合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取向的美好生活评价标准呢？其实，海内外一些学者在论述社会质量在中国的本土化运用过程中已经有所提及，那就是和谐社会的概念及其指标体系。尽管社会质量概念及其指标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具有借鉴作用(48)林卡：《社会质量理论：研究和谐社会建设的新视角》，《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林卡、高红：《社会质量理论与和谐社会建设》，《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但并不能全面概括中国文化中的美好生活内涵。香港学者王卓祺在评论社会质量概念在中国的借鉴作用时便明确指出，和谐观不仅是当代中国文化最主要、最宝贵的价值观，而且文化和谐与社会和谐是解决当代中国社会问题的崭新视角。他还清晰地提出社会质量概念和社会和谐概念各自有着不同的语境和制度背景，认为在具体的指标体系的建立过程中要注意理论的连贯性，特别强调了中国文化遗产具有的诸多可借鉴之处(49)王卓祺：《治理视角下的社会质量与社会和谐的比较分析》，《江海学刊》2010年第3期。。
和谐作为价值取向，在中国文化中源远流长，在作为传统文化思想核心和支柱的阴阳五行和天人合一中都有充分的表现。“和”作为一种理念最早孕育于远古的巫术礼仪，是对其文化形态乐的审美境界的表述(50)陈柳钦：《中国古代和谐思想溯源》，《湖南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然而，作为一种对世界的基本看法，和谐思想则可追溯到上古的伏羲年代的阴阳和五行思想(51)赵文：《论阴阳五行学说及其产生的时间》，《宗教学研究》2010年增刊。。到了战国时期，阴阳和五行呈现清晰的结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哲理，揭示了世界万物的多样性及其相互转化、相互依存和对立统一(52)金开诚、舒年：《对阴阳五行思想的诠释》，《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8年第1期。。作为一种人与自然界关系的认识，天人合一的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为儒家和道家等学派所肯定，无不以人与自然界的和谐为其思想的归旨(53) 景海峰：《天人合一”观念的三种诠释模式》，《哲学研究》2014年第9期。。钱穆曾经高度评价天人合一思想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认为其为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归宿，是中国文化对人类的最大贡献。这一评论，同样得到季羡林、杜维明、李慎之、蔡尚思和周汝昌等著名学者的高度肯定(54)景海峰：《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的历史脉络及当代意义》，《中国文化》2013年第2期。。
和谐作为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同样也在历代思想家关于理想社会的表述中得以充分体现。中国文化注重从社会关系角度设计美好社会，和谐便成为贯彻始终的重要主线(55)郑杭生、江立华：《中国社会思想史新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2页。。这种社会理想的表现，首先在于对“礼”的重视，将其视为“和”的保证(56)白奚：《儒家礼治思想与社会和谐》，《哲学动态》2006年第5期。。中国古代社会的礼源自于祭祀礼仪，于殷商时期发展成为一种社会规范。到了周代，礼进一步发展成为一种带有宗法色彩的社会治理制度，为古代社会的继替和稳定奠定了基础。孔子推崇周礼并形成礼治思想，明确了儒家文化观与理想社会应有秩序的基本观念。汉代董仲舒继承孔孟儒学、吸纳诸子百家，提出了礼主法辅的礼治思想。汉代之后的历代王朝继承了儒家的礼治思想，使之成为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的指导思想。
如果说礼反映了中国古代传统社会关于美好社会运行机制的认识，那么大同社会无疑是对美好社会内容的具体阐述，展现了对基于礼治的美好生活的憧憬。孔子曾经对大同社会做过具体的描述: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老有所终，壮有所用，矜寡孤疾，皆有所养。货恶其弃于地，不必藏于己; 力恶其不出于身，不必为人。是以奸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不作，故外户而不闭。谓之大同。”(《孔子家语·礼运》)由此可见，所谓的大同就是“大和”和“太平”，就是和谐社会与太平盛世，它是中国古代理想社会的最高境界(57)王国敏、仲长城、薛一飞：《传统大同社会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差异性辨析》，《毛泽东思想研究》2007年第11期。。综观中国历史，大同社会始终是历代名人志士心目中的理想社会目标，从汉代的董仲舒到唐代的韩愈，再到清朝的康有为、民国的孙中山，都在前人的基础上结合时代发展阐述了大同社会的理想(58)王处辉：《中国社会思想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69-624页。。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观与美好生活的理想诉求，并赋予其时代精神，同时也成为我们评价美好生活的指南。
与西方文化相比，中国文化具有强烈的关系为本特征，因而人伦关系便成为国人日常生活中对美好生活诉求的一个重要表现。人伦被视为中国最为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是中国人安身立命的根基，形成具有强大感召力的道德理想(59)宋五好：《人伦文化批判的方法论研究》，《求索》2013年第4期。。从其发展和逻辑结构上看，中国传统文化首先建立了基于家庭的父子一体、夫妻一体和昆弟一体的“三个一体”，然后将其推向社会形成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伦”。汉代儒家进一步对全部社会关系进行分类，提出了涉及君臣、父子、夫妇关系的“三纲”，以及规范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和朋友“六亲”关系“六纪”，在人伦关系上呈现了其“礼以别宜、乐以敦和”和谐生活的美好理想(60)陈林刚:《人伦之道及其内外和谐》，《江西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所有上述内容，对于我们构建当代中国美好生活评价指数无疑都有着不可忽略的指导意义。
三、美好生活评价指数建构初探
在明确中国文化的和谐价值取向的前提下，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建构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时代的美好生活评价指数呢？为此，我们将从美好生活指数建构的原则、现有关于和谐社会指数研究的借鉴以及美好生活评价指数的建构等三个方面予以阐述和探讨。
1.基于和谐取向的美好生活指数建构原则
要想科学建构基于和谐社会价值取向的美好生活指数，首先需要认真借鉴已有的各类有关美好生活评价指标的研究成果。除了上面提到的生活质量和社会质量两个有关美好生活的评价指标以外，国际上还有不丹研究中心和加拿大国际发展研究中心共同研制的国民幸福指数、哈佛商学院的社会进步指数等(61)贝淡宁、莫映川：《“和谐指数”：超越经济至上主义》，《文化纵横》2014年第2期。。明确中国文化的和谐价值取向，并不是完全否定这些已有的关于美好生活评价的指标体系。应该说，所有这些成果的指标都是评价美好生活的重要依据，对我们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美好生活指数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是，指数不同于指标的地方在于指标是对生活某一方面主观和客观标准的度量，而指数是基于一定理论的人为配置(62)谷迎春：《关于社会指标体系的理论思考》，《社会学研究》1997年第6期。。这就告诉我们，在构建我国美好生活指数的过程中，一方面要高度重视包括生活质量和社会质量等已有的研究成果及其衡量社会发展的指标，另一方面也要从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出发对有关指标加以重新建构，使之真正体现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公众对美好生活的独特诉求。
除了充分发掘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的丰富的和谐社会思想及其对构建美好生活评价指数的理论指引作用以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到新时代的背景下，美好生活指数的构建也应该与时俱进体现时代特色。为此，我们应该认真领会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精神，特别是要深入学习十九大提出的美好生活目标。习近平2017年7月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的讲话中指出，人民群众的需要呈现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这对于我们构建既有深厚传统文化根基，同时体现新时代中国特色的美好生活指数无疑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在美好生活指数的构建过程中，我们还需要从实际的条件出发，选择适宜的和可行的目标作为具体的行动方案。本研究将侧重从公众的舆情角度评价美好生活的发展水平，这一方面决定了相关的指标将以调查对象的主观评价为主，最终获得的评价指数也只是某一地区实际美好生活发展水平特定角度的观察，并不代表全面的评价；但是，这种评价从认识的过程来看是必要的。同时，考虑到公众的感受在美好生活建设中的作用，其评价也是不可或缺的。此外，从舆情指数的研究需要出发，我们在调查方法上拟选择电话访谈的形式，以便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及时获取美好生活的评价结果。这一调查方式的选择，无疑对调查指标的选取，特别是指标数量的确定具有重要的影响。
2.中国有关和谐社会发展指数研究的借鉴
在基于和谐社会价值取向的美好生活指数的建构过程中，我们不可忽略我国有关和谐社会指数已有的研究成果。自从本世纪初以来，为了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和谐社会的建构目标，在和谐社会概念内涵研究的基础上，学界和政府部门在和谐社会发展指标方面有诸多探索。
在实际工作部门，深圳2005年率先在全国推出了“和谐深圳”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包括社会发展、社会公平、社会保障、社会关爱、社会安全和生态文明等六个方面的39个指标。苏州也在同年构建包括经济指标、政治、环境和人文四个方面的和谐发展程度指标体系。2006年，北京和成都先后探索建构和谐社会发展评价指标。其中北京的和谐发展评价体系包括居民生活客观现状、生活诉求和政府协调等方面的15个指标，成都的评价体系则包括社会发展、社会公平、社会保障、社会诚信、公共安全、生态文明、生活的满足度和社区归属感等八个方面。它们的共同之处是，在重点测量社会发展的客观指标的同时，引入了主观的评价指标(63)牟永福：《“和谐指数”：为和谐社会找把尺》，《领导之友》2008年第2期；课题组：《成都和谐指数评价指标体系实证分析》，《成都行政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此外，国家统计局也从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等六个方面提出和谐社会统计监测指标体系(64)国家统计局课题组：《和谐社会统计监测指标体系研究》，《统计研究》2006年第5期。。
在学术界，华东理工大学等单位联合组成的“中国和谐发展课题组”曾经从经济增长、人文发展、社会进步和生态文明等四个维度建构和谐指数，并于2007年公布《中国城市和谐发展指数研究报告》(65)牟永福：《“和谐指数”：为和谐社会找把尺》，《领导之友》2008年第2期。其后，张兰友等提出的和谐社会评价指数包括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等六个方面的21个指标。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培育项目“中国两型社会发展报告”课题组提出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生态建设和社会建设五个方面31个指标，用以测量和谐社会综合发展水平(66)许涤龙、汤智斌、薛美荣：《和谐社会指数的构建与实证研究》，《经济问题》2013年第7期。。清华大学国际与比较政治理论中心强调社会关系在社会福祉评价中的地位，从家庭成员之间、社会(或国家)成员之间、各个国家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等四个方面构建社会和谐发展的指数(67)贝淡宁、莫映川：《“和谐指数”：超越经济至上主义》，《文化纵横》2014年第2期。。
这些不同的研究各有重点。其中政府部门的研究更为侧重工作目标，强调绩效考核和工作指引，而学术研究则更为强调和谐社会内涵的全面体现和学理依据，提出的和谐社会的指标体系对于我们衡量美好生活的标准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是这些研究基本上都是以现有的统计数据作为相关指标的测量手段，都是以客观数据作为评价标准，与公众舆情的主观评价不同。我们认为，不论是客观指标还是主观感受，它们都是我们评价公众美好生活的重要参照，缺一不可，只有相互综合，才能真正获得对社会主义新时代公众美好生活状况的全面评价。
3.基于和谐社会取向的美好生活评价指数
基于上述关于和谐价值取向的美好生活评价指数的建构原则，借鉴国内外有关美好生活的相关指标体系，并吸收历史上和社会主义新时代关于美好生活的认识，参照学术界有关和谐社会指标体系的研究成果，本研究拟从个人生活保障、文化精神生活、市场公共服务、社会生活环境和人伦关系诉求等五个方面建构美好生活指数，其中前两个方面从个人层面考察物质与精神文化生活发展及其和谐关系，第三四两个方面则从社会层面分析个人与社会及其环境的和谐发展关系，最后一个纬度则重点体现中国文化的特色，具体指标见表1。
我们认为，作为社会人，美好生活应该同时体现在个人和社会两个层面。从个人层面来说，又可以分为物质生活保障和精神文化诉求。不论从中国历史上关于大同社会的描述还是当今社会关于美好生活的阐述，人民安居乐业、生活保障都是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这在当前大量有关和谐社会的指标体系中也得到充分体现。因此，基本物质生活的保障水平便成为我们美好生活评价指标体系的首要构成要素。然而，个人层面的美好生活标准除了物质层面的保证之外，也离不开精神层面的非物质需要。这既是个人生活内容的固有体现，也是和谐文化的精神所在。诚如前文指出，“和”作为一种理念本身便孕育精神文化形态的乐。中国历史上关于大同社会的理想，除了物质生活的满足，同时也是一种基于物质生活满足基础上的精神诉求和境界。
当然，在个人层面需要满足的同时，美好生活也离不开社会生活的美满。从社会生活来说，美好生活离不开市场公共服务及人与环境的和谐关系。作为现代社会生活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公共生活保障体现了传统民本思想对政府民生保障的要求。当然除了公共部门提供的服务，美好生活也离不开社会自然环境的和谐。作为社会存在，人与社会环境、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既是人类社会可持续性发展的保证，也是社会和谐的最高境界。
表1美好生活指数构成指标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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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四个方面从个人层面、社会层面及其相互联系层面分别体现了美好生活的和谐社会评价内涵，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特色，我们建构的指标体系仍然增加了人伦关系诉求这一纬度的内容。尽管传统的人伦理想具有封建的烙印和历史的局限，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结合时代精神吸纳其合理要素。它既是中国特色美好生活评价的集中体现，是传统社会关于美好生活认识的重要表现，以及个体、社会及其相互协调发展的应有反映，同时对于我们审视传统和谐观在当代美好生活评价指标体系中的作用也有重要的意义。
当然，如何全面而客观地测量并评价美好社会的发展水平是一项复杂工程，需要在不断的学术研究和实践探索中加以完善，本文希望为实现这一目标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A Primary Study on the Index of Good Lif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Perspective of Traditional Cultures
Fang Wei
Abstract: China has entered a new era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economic income is no longer the only indicator for the public to evaluate a good life. From an international point of view, the evaluation of a good life has also changed from an early economic evaluation to a new one including non-economic indicators, such as the quality of Life and the Social Quality. However,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regions have their unique criteria for good life, which are compatible with the lifestyles. The standard of good life is the product of the long-term accumulation of this unique life style. For Chinese culture, the standard of a good life is harmeny. Although the indicators of good life in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regions have important reference value for constructing the index of good life in China, it must be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origi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bout harmonious society and its contemporary new development. Based on this, the paper puts forward a primary index of good life from the dimensions of the individual life guarantee and cultural spiritual life at the individual level, of the public life guarantee and social life environment at the social level, and of the human relationship ideal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 Index of Good Life；Quality of Life；Social Quality; Harmonious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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