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与中国软实力的提升
“一带一路”与中国软实力的提升胡 键
摘 要：“一带一路”有利于中国软实力向沿线国家的辐射，中国软实力的提升同样有利于“一带一路”理念在世界各国的扩散，也更加有利于进一步推进“一带一路”的实践。二者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不过，这二者能够产生正互动效应的前提，是国际社会通过二者对中国的角色领会产生了积极的反馈和对中国“符号”的积极互动。在这样的前提下，“一带一路”传播了中国为世界贡献的全新理念，扩大了软实力对外辐射的范围，提升了中国软实力的对外辐射力，增强了中国对国际制度、国际规则的塑造力及其国际话语能力。反过来，“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软实力的提升，是以跨文化交流为主要手段的，因而中国软实力的提升，有助于各国更好地理解和领会 “一带一路”这个全新的符号。这既可以夯实民心相通的基础，也更有利于推进“一带一路”的实践。
关键词：“一带一路”；中国软实力；国际公共产品；目标取向
引 言
符号互动理论认为，“意义和符号使得人们可以开展他们特有的行为和互动”(1) 参见文军主编《西方社会学理论：经典传统与当代转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55页。 ，“人类使用符号以彼此沟通，凭着他们在发音和身体姿态上获得一致意义上的能力，人们能够有效沟通”(2) [美] 乔纳森·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下)，邱泽奇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23页。 。符号互动论者主要是从个体的角度来分析互动的内在意义，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互动也同样是通过国家行为者之间的符号制造与符号认知，进而延伸到对符号制造者的角色领会来构塑角色形象。“一带一路”是中国提出的一个国家符号，中国软实力也是由各种符号包括文化、价值、理念、话语、理论、制度乃至行为符号构成的一种国家实力，是一个复合性的符号(或者说是一个“符号集”)。“一带一路”提出来以后究竟会产生怎样的效果，将直接影响中国软实力在国际社会的状况。但是，无论是“一带一路”还是中国软实力，都必须通过国际社会对这些符号“进行解读——进行互动”(3)[美] 乔纳森·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下)，邱泽奇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24页。才能产生效应。“一带一路”从提出到实践已经六年，六年来在“五通”(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资金融通、贸易畅通、民心相通)的各个方面都取得重大成就。作为中国提出来的经济发展倡议，“一带一路”得到了各国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回应，有的直接参与到“一带一路”的具体项目之中，不断推进“一带一路”向深远发展。这表明“一带一路”已成为中国软实力的重要符号，得到了国际社会大多数行为体的认可、接纳，从而使得中国软实力因“一带一路”的实践得到大规模地提升；另一方面，中国倡议、中国符号、中国关于“一带一路”的具体政策等，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和接受，并在“一带一路”的具体行动上形成共识，更加有利于推进“一带一路”的伟大实践。简言之，中国软实力的提升与“一带一路”实践的推进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这二者能够产生正互动效应，是因为国际社会通过二者对中国的角色领会产生了积极的反馈。
一、作为理念的“一带一路”与中国软实力内涵的拓展
“一带一路”首先是一个倡议。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在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提出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由于当时还没有具体的实践，而且在既有的国际文件中也没有使用过这两个概念，因此“一带一路”究竟是什么，国内和国际学术界并不十分清楚。当然，如果追溯概念的起源的话，就不得不从张骞出始西域说起。张骞分别于公元前138年和公元前119年出使西域，本是为了联合西域大月氏、乌孙等国共同对付匈奴，但最终没有成功。不过，张骞的伟大“凿空”之举，极大地促进了东方文化与西域诸国乃至安息、身毒等国之间的文化交流(4)参见《史记·列传六十三·大宛》。。张骞之后，东汉的班超也在西域纵横捭阖三十年之久，从而促使大汉帝国与西域地区乃至更远的安息、大秦等地都建立了紧密的联系，无论是商贸往来还是文化交流，都日益频繁。当时虽然没有“丝绸之路”之说，但由于中华帝国以农业为主，生产的主要产品就是丝绸、瓷器、茶叶等农产品，而且与周边各国、各族、各部落交易最多的也主要是这些产品。因此，19世纪中期德国地理学家、地质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在他的《中国——亲身旅行的成果和以之为根据的研究》一书中第一次使用了“丝绸之路”一词，主要用来指代中西之间以丝绸贸易为主的陆上通道。后来，法国著名汉学家沙畹(Emmanuel-edouard Chavannes)在经过大量的田野调查后编写了《西突厥史料》一书，在该书中提出了“丝路有海陆两道”的观点(5)参见梁二平《海上丝绸之路2000年》，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页。。“海上丝绸之路”虽然没有人使用，但海上丝绸之路的确是存在的。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6)《汉书·地理志》。这是史籍对海上丝绸之路的最早记载，这篇文章所记录的大约是公元前111年的事情。进入20世纪以后，一些国家和国际组织虽然也不时提及“丝绸之路”的概念，但并无实际行动。把“丝绸之路”与世界发展结合起来并付诸行动，且取得重大成就的，是在2013年秋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之后。
约瑟夫·奈(Joseph S. Nye,Jr.)指出，观念、政策可以成为一个国家的软实力(7)[美] 约瑟夫·奈：《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吴晓辉、钱程译，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11页。。一个客观的事实是：由于中国近代史上的遭遇，以及西方殖民主义体系的危害，中国在1949年以后贡献给国际社会的观念主要是“革命”的观念。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就有文章指出，“中国在对待国际体系和国际制度方面，是一个将改变国际体系本身作为追求目标的坚定的革命者”(8)Henry Kissinger, A World Restored, New York:Grosset and Dunlap, 1964, p.2.。霍尔斯蒂(Kal J. Hulsti)也指出，中国是一个“革命解放者的堡垒”(9)Kal J.Holsti，“National Role Conceptions in the Study of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14, No.4, 1970, p.260，263. 。中国也有学者指出，中国“既是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又是民族解放运动的先驱。中国作为殖民主义体系和西方主宰的旧秩序的挑战者，似乎是与生俱来的”(10)黄仁伟：《中国崛起的时间与空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自鸦片战争以后的相当长时期内，跟西方打交道的是一个积贫积弱的中国，而且是与西方政治意识形态还没有明显差别的中国。因此在西方看来，中国的革命在世界“去殖民化”浪潮和民族独立运动尤其是世界反法西斯阵线中，具有某种合理性和正当性。然而，当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政府无论是在政治意识形态上还是在外交取向上都与西方完全不同的时候，中国的“革命”理念也成为西方“中国威胁论”、“中国复仇论”的一个重要依据。尽管中国的“革命”理念在广大亚非拉国家具有重要的影响力，成为中国在亚非拉国家的重要软实力。但是，这个理念对西方世界而言无疑是具有对抗性的东西。因而，在西方世界看来，这个理念绝对不是中国的软实力，而是反对西方的一种文化现实主义工具。
中国“革命”的理念最初用于反对西方主导的秩序，但后来也用于反对苏美两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革命的胜利以后，因种种原因，中国选择了“一边倒”的政策，与苏联站在一边。但是，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关系走向破裂。因此从那时开始，中国“革命”的理念增添了新的内容，即“反苏防苏”，当然也包含与苏联争夺“世界革命”领导权和话语权的内涵。这就意味着，从那时候开始中国实际上既不在美国主导的西方体系内，也不在苏联名义上主导的东方体系内，“中国在冷战体系中先后与两大集团的领导国家对抗，并且长期作为一种异己的力量被排斥在世界体系之外”(11)黄仁伟：《中国崛起的时间与空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因此，从革命时期沿袭下来的“革命”理念，一度成为中国的软实力。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革命”理念逐渐淡出，继而被“和平发展”的理念所取代。这个转换过程是伴随着邓小平对时代主题认识的深化而发生的。
关于“和平发展”的理念，最初是中国基于对自身内部经济建设的国际环境的认识。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回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是因为认识到“战争的因素在增长，但制止战争的因素也在增长”(12)《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16页。，后来对战争可能性的认识进一步发展，尽管“战争的风险还存在”，但“世界和平的力量在发展”。因此，邓小平指出，和平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中国“要善于把握时机来解决我们的发展问题”(1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5页。。也就是说，“和平与发展”的理念并非中国向世界贡献的理念，而是中国对国际环境的一种认识。不过，中国最初对“和平”理念的发展的确做出了重要贡献，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一是与周边的缅甸、印度共同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二是在第一届亚非会议上同与会国家的领导人共同倡导了以“团结、友谊、合作”为内容的“万隆精神”。这些都成为当今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从而成为中国与相关国家共同拥有的软实力。
从游离于国际体系之外到逐渐融入国际体系并向国际舞台中央区域迈进，中国不仅在经济上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力量，而且在价值理念上提出的倡议也越来越多。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就提出了国家信用的理念。他指出：“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理解自己的责任。有两条大家是信得过的，一条是坚持原则，一条是讲话算数。”(14)《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15页。“坚持原则”和“讲话算数”，所体现的正是国家的信用。在以实力为基础的现代国际政治中强调国家信用的问题，这可能还是第一次。尽管邓小平的这个观念没有引起国内外学术界足够的重视，也没有得到其他国家政治家们的积极反馈，但这的确反映了中国领导人关于理念建构的积极探索。到21世纪后，美国的佐利克(Robert B.Zoellick)才提出所谓的“中国责任论”(Responsible Stakeholder)，要求中国在国际社会做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15)Robert B.Zoellick, “Whither China: From Membership to Responsibility”， Remarks to National Committee on U.S.-China Relations, September 21, 2005;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Union, “EU-China: Closer Partners, Growing Responsibilities”，October 24, 2006.。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邓小平的“国家信用论”的某种回应。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民族主义浪潮进而催生了分裂主义、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势力，一些国家把某些宗教与恐怖主义联系在一起。一些西方学者如亨廷顿( Samuel P. Huntington)提出了“文明冲突论”，认为在“文明断层线”地带最容易产生文明冲突(16)[美]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译，新华出版社2018年版，第7页。。江泽民对此提出了异议，并且提出了“文明包容互鉴论”，指出“不同文明有历史长短之分，无优劣高下之别。文明的差异不是世界冲突的根源，而应是世界交流的起点”(17)《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20页。。从那时起，中国领导人在国际社会就一直倡导“文明包容互鉴论”。习近平更进一步指出：“文明因交流而精彩，文明因互鉴而精彩。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动力。”(18)《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258页。文化多样化的现实之下，这个理念逐渐得到国际社会的接纳，各国政治家们都强调在文明交流中促进各国合作共赢。在“文明包容互鉴论”的基础上，中国又提出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内容的“新安全观”(19)参见《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13页；《胡锦涛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53页。。实际上，在“上海五国”到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历程中，这种新安全观演化为“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20)参见潘光、胡键《21世纪的第一个新型区域合作组织——对上海合作组织的综合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版，第195-212页。。此后，中国进一步构建理念来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和相关的软实力，其中同样得到国际社会所认同的是“国际关系民主化”的理念。胡锦涛指出：“国际关系民主化是世界和平的重要保证。国家不分大小、贫富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21)《胡锦涛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517页。这些具有原创性的理念绝大多数都在国际社会产生了积极的反馈，因而成为中国软实力的重要内容。
历经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各国在较长时期内陷入经济困境。究竟如何走出经济危机，西方各国都在寻找路子。相反，中国经济却继续保持高速发展的态势。正因为如此，世界各国对中国产生了期待。中国也的确到了能够为世界承担更大责任的时候了。在这种情形下，2013年秋天，习近平先后提出了“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即“一带一路”倡议。这一倡议首先得到了沿线国家的积极响应，其实践成果更得到了一些国际组织的认可(22)2016年11月17日，第71届联合国大会首次将“一带一路”倡议写入决议，体现了国际社会对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普遍支持。截至2019年3月，中国已经与123个国家和29个国际组织签署了“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为什么“一带一路”倡议能够得到这样广泛的响应呢？原因就在于“‘一带一路’倡议，唤起了沿线国家的历史记忆。古代丝绸之路是一条贸易之路，更是一条友谊之路。在中华民族同其他民族的友好交往中，逐步形成了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特征的丝绸之路精神”(2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500-501页。。六年来，“一带一路”很快从谋篇布局的“大写意”阶段转向精耕细作的“工笔画”阶段。这一方面体现了中国“反哺”世界的大国担当，另一方面更表明中国软实力因“一带一路”倡议又增添了新的内涵。
二、作为实践的“一带一路”与中国软实力的辐射作用
“一带一路”的实践，严格来说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而是一个开放性的合作实践。也就是说，中国软实力对外不是通过单一的点辐射出去的。在“一带一路”提出后的一段时间内，国内不少地方都在争抢成为“一带一路”的起点，并且把古丝绸之路与本地联系起来。为了抓住概念促进本地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观愿望无可厚非，但是，如果该地区没有特色，没有品牌，没有优势，就无法走出去。即便这里是古丝绸之路的起点，也不可能是“一带一路”的起点。相反，即便某个地区与古丝绸之路没有任何关系，但如果该地区有特色、有品牌、有优势，就一定能够走出去，也一定能够成为“一带一路”的起点之一。本文所说的“没有起点”是指没有具体的起点，而“一带一路”作为开放性实践可以拥有多样性、多地点的起点。换言之，中国软实力对外的辐射点不是唯一性的，而是多点性、全方位对外辐射的。从古代丝绸之路来看，在“大一统”的政治框架之下，对外贸易一定是以皇权的命令为起点的，因此古代的长安也就必然成为古丝绸之路的起点，向西经当时的西域诸国可达西亚、南亚乃至欧洲一些地方。海上贸易也是从长安出发，经沔水入长江、洞庭湖，然后上溯湘江、潇水，穿过灵渠进入西江，沿北流江、南流江南下而至合浦，商船从合浦出发到达南洋各国。因此，合浦作为中华文化与海上外来文化的交汇处，成为中华文化重要的对外辐射点。但是，“一带一路”倡议之下，中外贸易往来和文化交往等，并非像古丝绸之路那样通过单一的点、单一的平台，而是多点、多平台交往的。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仅仅通往外部的通道就包括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中蒙俄经济走廊等六大经济走廊以及相关的重要口岸，这些都是对外的辐射点和交流平台。因此，简单说某地是“一带一路”的起点，不符合“一带一路”的客观实际。
“一带一路”的实践也是没有终点的实践。最初，“一带一路”沿线确定了64个国家，这似乎成为某种战略设计。于是有学者认为，“一带一路”不仅是中国一项地区发展战略兼具全球秩序设计意涵的战略构想，同时也是中国依托地缘区位优势，在欧亚大陆谋篇布局，与美国展开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和国家软实力投射“三重博弈”的战略工具(24)信强：《“三重博弈”：中美关系视角下的“一带一路”战略》，《美国研究》2016年第5期。。如果“一带一路”真的是这样的战略工具，那么它就显然具有针对其他第三方的合作目的。而事实上，“一带一路”的合作实践，不仅是一个开放、包容的合作实践，也是一个不针对任何第三方的合作实践(25)胡键：《“一带一路”健康话语的构建》，《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最初，“一带一路”的确圈入了64个国家，但后来已经“64+”了。由于对“64个国家”的误读，一些国家把“一带一路”视为中国地缘政治工具(26)参见林民旺《印度对“一带一路”的认知及中国的政策选择》，《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5期。。另外，也有一些国家从经济角度考虑急于要求被纳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行列之中，日本就因没有被纳入其中而存在不少焦虑(27)2016年5月22日-6月1日，笔者应邀到日本几所高校讲学，主要内容就是“一带一路”。讲学交流的时候，日本同行都不约而同地问及中国为什么不把日本放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中。笔者回答道，中日政治关系因2012年的“钓鱼岛国有化”事件的影响陷入冰点，尽管中日经济关系相互依存度非常高，但政治关系没有回到正常化轨道，很显然中国不会把日本放在沿线国家的行列里面。无独有偶，2018年3月7日，日本学者来上海访问，在接待交流的过程中，对方依然提及这个问题，可见日本在这方面的迫切之心。两个多月后的2018年5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到日本参加东亚峰会，顺便访问了日本，与安倍晋三会晤，中日关系逐渐走上正常化轨道。10月，安倍晋三访问北京，中日双方达成了52项经贸合作，并强调双方发挥互补优势，在贸易投资、财政金融、创新和高技术等领域拓展合作，共同开拓第三方市场，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体制，维护开放型世界经济。这些都有利于中日的经贸合作，也有利于推进“一带一路”的实践。，还提出日本奈良的正仓院是“丝绸之路的终点”的说法(28)参见梁二平《海上丝绸之路2000年》，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97页。。当然，“‘一带一路’终点”之说，同样是对“一带一路”实践的误读。因为，中国热忱欢迎所有国家参与到“一带一路”的实践中来。只要与中国的关系是正常化的都欢迎参与其中，不仅欢迎日本也包括美国、欧洲各国。欧盟成员国中就有匈牙利、意大利等国参与到“一带一路”的实践中。像德国这样的欧盟核心国家虽然没有跟中国签署“一带一路”的合作框架协议，但德国已经从中欧班列的大幅度增长获得了实实在在的收益。就美国而言，虽然美国挑起了中美贸易争端，但“一带一路”并没有针对美国，主观上也不会针对美国。相反，中国一直期待在解决中美贸易争端的前提下共同维护当前还存在的自由贸易体系，客观上也会有利于推进“一带一路”的实践。因此，“一带一路”是没有终点的实践，也是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地促进中国软实力对外辐射的实践。
六年的事实证明“一带一路”是成功的实践。六年来，“一带一路”在“五通”各个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就。这里不必进行全面梳理，通过几个数据就可以证明其实践成就。在政策沟通方面，第二届中国上海进口博览会期间，有137个国家和30个国际组织同中国政府签署了197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这是政策沟通方面最直接也是最大的成就。这表明，一些国家过去对“一带一路”的疑心、戒备都被实践成果所打消，纷纷加入其中。在设施联通方面，基础设施联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内容和优先领域。六年来，中老铁路、中泰铁路、匈塞铁路建设稳步推进，雅万高铁全面开工建设；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二期工程竣工，科伦坡港口城项目施工进度过半；希腊比雷埃夫斯港建成重要中转枢纽；中缅原油管道投用，实现了原油通过管道从印度洋进入中国；中俄原油管道复线正式投入使用，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建设按计划推进，等等。正是因为拥有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共同愿望，才使得这些大通道建设进展顺利。与此相应，境外园区之类的基础设施同样在大规模发展。据研究统计，自1995年至2017年底，我国各类境外园区共204个，但从2013年到2017年就建设了101个，而且主要分布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29) 林拓、蔡永记：《打造“一带一路”前行航标——新时代中国海外园区再出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3页。。不过，“一带一路”提出来以后建设的境外园区与此前的境外园区相比，是完全不一样的。“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境外园区具有“丝路驿站”的特点，能够发挥辐射、带动作用和多维协调等作用。在资金融通方面，截至2018年6月，中国在7个沿线国家建立了人民币清算银行，已有11家中资银行在27个沿线国家设立了71家一级机构，人民币的国际接受度不断提升，意味着人民币国际化又迈出了一大步。在贸易畅通方面，据商务部统计，2018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达到1.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6.3%，高于同期中国外贸增速3.7个百分点，占外贸总值的27.4%。另外，中国各地开行的中欧班列累积已经超过10000列次，其中返程率达到85%，完全改变了中欧班列开通初期那种“满载而去，空箱归来”的状况。这也意味着中国与欧亚各国之间的贸易关系和贸易结构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当然，这些成就根本上源自于民心相通，各国对“一带一路”的积极看法对促进“一带一路”实践的发展具有关键性的作用。一个重要的数据反映了“民心相通”的成就，即2019年4月25日至27日，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来自150多个国家和90多个国际组织的近5000名外宾应约而来。如果没有对“一带一路”的积极态度，就不会有如此众多的人愿意远道而来参加这个论坛。所以说六年来，正是在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指引下，“一带一路”倡议持续凝聚国际合作共识，实践成果斐然。成功的实践不仅将中国的项目和资金带出去，也把中华文化带到了相关各国。“一带一路”用自己的实践在讲述着一个个中国故事，因而中国软实力也就全方位地投射到“一带一路”各国。
有人认为，“一带一路”在重塑国际秩序，这的确不假，但“一带一路”重塑国际秩序的方式是与历史上任何时候都不一样的。历史上重塑国际秩序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武力方式的颠覆，另一种则是大国衰亡而自然改变。前者是自欧洲“三十年战争”以来国际秩序变化的基本事实，也就是一国强大起来后对现有国际体系的不满而发动战争，力图改变原有的国际体系。后者最典型的就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引发了欧亚秩序的碎片化。当然，在冷战结束后，也有学者认为，西方试图以“人道主义干预”来颠覆国际秩序(30)张睿壮：《警惕西方以“人道主义干预”为名颠覆现有国际秩序》，《现代国际关系》2008年第9期。。不过，这似乎没有成功的先例。“一带一路”完全不同，是用经济的方式和平塑造国际秩序，力求规避传统权力政治学下的零和博弈(31)胡键：《“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与欧亚大陆秩序的重构》，《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5年第4期。。这种重塑的方式需要有这样的前提：一是各方利益相互依存度非常高，利益相互嵌入度也非常深，这样各方就在客观上构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二是各方政策目标诉求大体一致，这样有利于政策的推行。“一带一路”的实践完全满足了这两个方面的前提。中国已经完全融入现有国际体系之中，不论是既有大国美国、欧盟等，还是国际体系中的中小各国，在经济利益上与中国的相互依存度和相互嵌入度都很深。简言之，中国的利益与世界各国的利益都是捆绑在一起的。目标诉求上，欧美发达国家的发展陷入困境，在进一步发展方面产生了动力不足的困惑；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则在追求社会经济转型和现代化的目标。中国正面临着内部发展严重不平衡、发展也不充分的问题，现代化任务还远未实现。也就是说，中国需要通过加强内部与外部的互联互通来促进内部的平衡发展，最终实现国家振兴。由此可见，在发展和现代化问题上，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目标诉求是完全一致的。因此中国用经济方式、和平方式塑造国际秩序，才会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与此同时，中国软实力也在“一带一路”的实践中辐射到相关国家。
三、作为国际公共产品的“一带一路”与中国的软实力
在这里首先要明白何谓“国际公共产品”？顾名思义，国际公共产品是指具有跨国外部性的物品、资源、服务、规则或政策体制(32)杨默如：《“一带一路”战略下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研究》，《价格理论与实践》2015年第11期。。但是，也有学者认为，除了制度、组织和机制等非物质的非有形产品，国际公共产品也应该包括跨国社会基础设施等有形物质性产品(33)樊勇明、钱亚平、饶云燕: 《区域国际公共产品与东亚合作》，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年版，第3页。。不管内涵是什么，从二战结束以来的情形看，制度、服务、规则、体制，乃至跨国社会基础设施等，都是由西方主导国家尤其是美国所提供的，大多数中小国家是“搭便车者”。美国作为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往往将国际公共品视为自己的国际政治工具，从而将公共产品“私有化”，有的学者也称之为“私物化”(34)黄河、戴丽婷：《“一带一路”公共产品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太平洋学报》2018年第8期。。然而，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尽管还保持着世界主导国的地位，但在国际制度、国际规则等的塑造方面已经不能单独行事了。在退出国际制度、国际规则方面，美国的确可以行单边主义，如小布什政府退出了《反导条约》，特朗普政府退出了巴黎协定、伊朗核谈判协议、《中导条约》等一系列国际制度。但是，在制定国际规则也就是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方面，美国绝对无法采取单边主义了。这是因为，美国的实力的确在下降，尤其经济实力在世界经济中的比例越来越小。与此相反，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越来越大。仅此而言，权力转移的情形的确越来越明显。更有甚者，正如阿查亚所说，“美国面对的不仅仅是相对实力的衰落，而且包括绝对实力的衰落”(35)[美] 阿米塔·阿查亚：《美国世界秩序的衰落》，袁正清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4页。。因此，当前流行的一个观点是“美国治下的单极秩序已经终结”(36)[美] 阿米塔·阿查亚：《美国世界秩序的衰落》，袁正清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页。。实际上，早在2001年的“9·11”事件以后，尤其是在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以后，连美国学者都刮起了新一轮“美国衰落论”的调子。沃勒斯坦认为美国已经成为一个“缺乏真正实力”的国家。他指出：“‘共产主义’的垮台实际上标志着自由主义的垮台，因为这就使美国霸权的唯一意识形态失去了根据——自由主义公开的意识形态对手过去默默支持了这个根据。”(37)[美]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美国实力的衰落》，谭荣根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7、10页。因此，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是，美国不能单独为世界提供国际公共产品了，当然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就更加不可能单独为世界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在这种情形下，中国究竟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为此，我们必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讨论中国在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方面的表现：
第一，中国是否有能力为世界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理论上来说，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本就是大国的一种国际责任，联合国体系的大国一致性原则也赋予了中国的大国国际责任。而“五大国的否决权实际上也就是五大国所承担的国际安全与和平责任迄今为止没有改变”(38)胡键：《走向多层次的全球治理——兼评阿查亚的<美国世界秩序的终结>》，《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因此，中国为世界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在理论上是有依据的，不过，这还要取决于中国是否有能力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在一些人看来，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拥有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足够实力。但是，国家实力与国家能力并非是一回事。一些中小国家或许拥有一定的国家实力尤其是经济实力，但因国家规模不大，世界影响力有限，因而不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中国当然不同于那些中小国家，在以经济实力等为内容的硬实力不断增长的同时，中国的世界影响力、国际地位等软实力也在不断提升(39)根据Portaland’s in-house Content & Brand Temm 的研究，他们发布的关于30个国家的软实力年度报告显示，2015年排行榜上中国的名次是第30名，在抽样国家中是最低的，2016年上升到25名，2017年、2018年、2019年三年都稳住在第27名，总体趋势是向上增长。参见Jonathan Mcclory,“The Soft Power 30: A Global Ranking of Soft power 2019”, https://softpower30.com。。软实力、硬实力都在不断增长的大国，完全有能力为世界提供国际公共产品。
第二，中国是否愿意为世界提供公共产品？中国不当头，是指中国不愿意成为霸权国家，但并不意味着中国在国际规则、国际制度建设上任何时候都是做一个纯粹的“参与者”。相反，中国既然有能力提供国际公共产品，那么中国就应该而且也愿意担当一个“改革者”和“提供者”的角色，使国际制度、国际规则等国际公共产品惠及广大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曾经说过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而现在发展起来的中国坚决反对任何封闭和贸易保护主义，中国将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和完善对外开放格局，以更好地“反哺”世界。因此，2016年9月3日，习近平在杭州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上发表的主旨演讲中明确指出：“中国愿意通过互联互通为亚洲邻国提供更多公共产品，欢迎大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列车。”(40)习近平：《中国愿意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6/0903/c1001-28689064.html。
第三，中国如何为世界提供国际公共产品？金德尔伯格把全球公共品界定为维护和平、维护开放的贸易体系以及形成国际宏观经济管理机构和机制(41)Charles P．Kindleberger, “International Public Goods Without International Government”,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76, No.1, 1986, pp.1-13．。那么这些国际公共产品究竟是谁以怎样的方式提供的呢？很显然，提供者主要是美国及其盟友，而从提供的方式来看，“无论战争抑或和平，虽然经常借联合国的名义，但只是体现美国及其盟友的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包括战后确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也是“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公共品”。也就是说，关于政治性的国际公共产品，美国“是以长期冷战的方式‘维护’世界和平”的；关于经济性的国际公共产品，美国则是纯粹从本国的国家利益出发来提供的(42)参见蔡昉《金德尔伯格陷阱还是伊斯特利悲剧——全球公共产品及其提供方式和中国方案》，《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10期。。然而，中国为世界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方式表现为：其一，纯粹为和平与发展的目的。中国强调走和平发展道路，为此中国还专门发布了两部白皮书，阐述了中国在和平发展道路上的坚定性和致力于世界和平发展的决心。因此，中国所能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也只能是以和平与发展为目标的。例如，上合组织及其核心价值“上海精神”，中国在其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而上合组织的机制最初就是以经济合作和安全合作尤其是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作为两大轮子，到后来又进一步延伸到人文等诸多领域。无论上合组织成员国内部之间有怎样的分歧、矛盾，乃至冲突，只要在上合组织框架内，绝对只谈合作的议题。“上海精神”的核心内容就是“和平、合作、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这也非常明确地强调和平与发展的国际公共产品性质。同样，“一带一路”更直接体现为为和平与发展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这是因为，“一带一路”是为了解决中国内部发展不平衡问题、对外开放不完善问题而做出的重大决策。过去40年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一个重要的特点是，东南沿海地区对外开放的幅度大，经济发展快，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受其地理位置等的影响，对外开放难度大，经济发展也比较慢。因此，“一带一路”的互联互通首先是解决中国内部的互联互通问题，以实现东中西地区的协调发展，防止中国经济发展出现地区性的两极分化，也避免中国的改革开放因走向了资本主义而失败。邓小平当年就明确指出：“现在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是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4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0-111、139页。。另一方面，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发展起来的中国将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一带一路”就是把中国的发展势头继续延续到中国周边乃至更远的地区，让世界各国搭乘中国发展的“顺风车”。其二，中国绝对不会从中国自身的国家利益来考虑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问题，而是从人类共同的利益来思考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问题。 作为一种制度的“一带一路”，它的确可以重塑国际秩序和国际关系，但这种重塑的实践是非武力的方式，“是在维护既有国际体系的前提下，谋求和平、合作、共赢、发展的目标，来推进既有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变革，从而修正既有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缺陷”，“这种情形在国际关系发展史上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44)胡键：《新型国际关系，对传统国际关系的历史性超越》，《欧洲研究》2018年第2期。。其三，中国向世界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是一种共建式提供，而不是霸权式提供。不是霸权式提供，那就意味着中国不会将某种国际公共产品强加给其他任何一个国家，也不会独立地提供任何一种国际公共产品，而是主张“共商、共建”，最终在这种公共产品的基础上实现“共享”。因此，中国提供的“一带一路”，核心是倡导“共商、共建、共享”。
第四，“一带一路”是一种什么样的国际公共产品？从国际公共产品的功能属性来看，有的国际公共产品由于是霸权国提供的，因此其功能往往是为了维护霸权国的利益或者是维护霸权国的霸权地位的。这种国际公共产品也就如前文所述最终会被霸权国“私有化”。此类国际公共产品在当代国际关系中是存在的，北约和华约大致可以划入其中。虽然北约是美国与一些西欧国家在条约的基础上共同成立的，但主要是为了维护欧洲的安全和针对苏联的。二战结束以后，欧洲根本没有能力维护自己的安全，而是通过此条约以美国为保护伞的欧洲安全机制。因此，美国事实上是“盟主”，其他欧洲国家在其中只是“伙计”。北约的指挥权一直掌控在美国手中，行动也听命于美国。例如，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欧洲国家未必都愿意参战，但在美国的主导之下，欧洲国家却不得不参加一场对自己并没有任何好处甚至是有害处的一场战争(45)所谓“有害处的一场战争”，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方面是欧洲的价值观一直倡导“和平与多样化”，但欧洲国家参与到就在自己家门口的战争，很显然是对自己价值观的严重伤害。另一方面，1999年1月4日，欧元正式启动，汇率可谓高开高走，有学者一度认为欧元将会成为仅次于美元的国际货币。这种情形对以美元为支撑的美国经济霸权而言，无疑是严峻的挑战。然而，科索沃战争打响后，欧元汇率一路下滑。科索沃战争在军事上打击的是米洛舍维奇width=137,height=17,dpi=110领导的南斯拉夫联盟，但经济上则严重打击了欧元，使得欧元几乎夭折。。第二种国际公共产品是指由大国主导但受制于某些规定而使得任何一国难以将此类国际公共产品“私有化”，有时候主导国会借助其中某些规则而在一定程度上操纵它，从而使得这种国际公共产品有失公正、公平。例如，战后联合国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明确强调大国一致原则，但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等都因有此情形而丧失了应有的公平、公正。第三类国际公共产品就是平等、合作、发展、共赢的国际公共品，如上合组织。那么，“一带一路”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国际公共产品呢？其一，“一带一路”是关于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国际公共产品。“一带一路”沿线最初的64个国家主要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这类国家经济相对落后或者经济转型曾经陷入困境，如中亚国家。现在“一带一路”延伸到非洲和拉美，这些国家现代化的任务就更加繁重，但是内部经济大都缺乏动力，即便如俄罗斯这样的国家，也长期依赖能源等原材料来维系经济增长。而“一带一路”的经济发展机制无疑为激活这些国家的发展动力提供了最大的可能。也正因为如此，“一带一路”才被写入联合国有关经济发展方面的决议之中。其二，“一带一路”是平等互利的国际公共产品。最初，有不少人认为“一带一路”是中国以对外援助为主的“新殖民主义战略”，即中国并不追求当前的利益，更多是从资源战略来考虑长远收益。这种观点实际上存在着严重的误识。“一带一路”并非是中国的对外援助战略，中国并没有这种能力和实力来进行如此大规模的对外援助；同时，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并非没有对现实收益的诉求。相反，要实现中国内部的平衡发展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需要对现实利益有强烈的诉求。当然，中国同样理解其他国家对现实利益的诉求。鉴于此，中国所有的项目都必须考虑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关系。至于对外资源的利用同样也是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行的合作，绝对不是“新殖民主义掠夺”。其三，“一带一路”是合作共赢的国际公共产品，与西方大国所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完全不一样。“一带一路”是为各方的经济发展提供合作的平台，不仅是提供项目合作，更重要的是通过项目打造更加广泛的深度合作平台。另外，中国在“一带一路”实践中与相关国家共同推进了各种园区建设。此前，中国是“筑巢引凤”，在内部设置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和沿海开发开放区，实际上是内部园区。而境外园区的设置，不仅意味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更高，而且也意味着中国把合作的平台已经从内部大规模地延伸到了境外，充分体现了其国际公共产品的功能。因此，“一带一路”是经济共赢的国际公共产品。而西方大国所提供的关于经济发展的国际公共产品，一般会有这样的特点：一是歧视性，反映的是最大出资者的利益，例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二是援助性，但附加苛刻的政治条件，如美国在战后初期推行的“马歇尔计划”等。“一带一路”则纯粹追求共赢，使合作的任何一方都能够在其中获得同样的收益，从根本上规避了零和博弈。
综上所述，“一带一路”就是中国在能力与意愿的基础上，用“共商、共建、共享”的方式，向世界提供促进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合作共赢的国际公共品。从当今国际社会来看，这样的国际公共产品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因此中国提出来以后，中国周边、亚欧大陆各国，乃至世界其他地区的国家，都非常乐意接受“一带一路”，也更愿意积极参与其中，使“一带一路”作为国际公共产品能够发挥其最大的效用，这无疑是中国软实力在世界各国所产生的积极效应。
四、作为促进软实力工具的“一带一路”与中国软实力
前文述及，古丝绸之路因战争而起却因文化而兴。当今的“一带一路”从一开始就是为经济发展而提出来的，不过里面包含了丰富的文化内容。所谓“五通”，其基础则是“民心相通”，而民心相通就是文化交流的目标诉求。当文化交流达到了民心相通的目标时，也就意味着各国民众接受了“一带一路”的倡议及其实践，从而使中国软实力得到提升。那么。“一带一路”又是如何促进中国软实力的提升呢？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需要弄清楚软实力包含哪些要素。关于软实力的来源，约瑟夫·奈认为是“文化(在能对他国产生吸引力的地方起作用)、政治价值观(当它在海内外都能够真正实践价值时)和外交政策(当政策被视为具有合法性及道德威信时)”(46)[美] 约瑟夫·奈：《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吴晓辉等译，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11页。。不过，奈所说的这三种资源需要进一步细化。随着国际形势和国家实力的变化，软实力的来源已经变得非常复杂。在奈的观点的基础上，本人曾经将软实力的资源细分为“结构性资源”(包括文化资源、政治资源、社会资源、制度资源，与之对应的是“结构性软实力”)、“功能性资源”(包括议程设置资源、国际话语权资源、国家形象资源、制度塑造资源，与之对应的是“功能性软实力”)和“政策性资源”(包括对内政策资源和对外政策资源，与之对应的是“政策性软实力”)(47)参见胡键《软实力新论：构成、功能和发展规律——兼论中美软实力比较》，《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在这里，笔者将选取与“一带一路”有直接关系的几种软实力要素来阐述“一带一路”对促进中国软实力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第一，结构性软实力方面，“一带一路”最直接的作用就是传播中国文化。“一带一路”实践的重要特点是中国资本“走出去”超过了历史上任何时候。不过，中国资本带出去的不只项目、利益，还有蕴含在其中的各种语言文字、文化理念、价值等元素。当然，这只是传播中国文化的一种方式，也即是文化“走出去”的方式。从中国文化传播的历史来看，历史上越是强大的王朝，在文化上往往不是“走出去”的多，而是“请进来”的多。例如，班超维护西域通道安全和稳定以后，大汉文化并不是通过“走出去”来影响世界的，而是通过“请进来”影响世界的。从东汉到唐宋，佛教传入中国最终达到鼎盛。并不是佛教改变了中国文化，而是中国文化改造了佛教并且使佛教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之一脉。同样，关于“一带一路”对中国文化的传播，我们不能仅仅从有多少中国文化元素“走出去”来判断传播效果，还应该看到“一带一路”也带来了不少外来的文化，中外文化的互动也会使中国文化对外界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倡导中国文化“走出去”仅仅是文化传播的一个方面，一厢情愿地“走出去”有可能因不对称的交流产生相反的效果。
在结构性软实力方面，“一带一路”也使中国理念得以广泛传播。长期以来，中国理念、中国价值等很难在国际上流行起来，以至于中国理念和价值话语都非常弱小(48)关于话语的内涵，一般都单纯从话语(Discourse)本身来讨论，但话语应该包括理论(Theory)话语、价值(Value)话语、实践(Practice)话语。所谓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弱小，实际上是指中国在国际上的理论话语和价值话语弱小，而实践话语实际上并不弱。正是由于中国现代化实践的成功，国际上众多学者都在研究中国问题和中国实践，甚至选择在中国创业和居住。这种“中国热”就是中国实践话语增强的重要表现。参见胡键《阐释中国道路的话语体系及其构建》，《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7年第5期。。然而，十八大以来，中国话语渐进成为世界“流行语”而得到世界的认同。原因就在于，一方面，中国理念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和国际形势的变化在不断创新，从过去的“革命”话语逐渐转换为世界发展的话语，从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话语转换为世界共同安全和共同利益话语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话语；另一方面，“一带一路”的成功实践为中国话语的传播提供了物质基础，特别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话语绝对不是空洞的理念。“一带一路”实践恰恰给合作的各方都带来了实际的收益，真正体现了共赢的理念，这些收益切实夯实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
在结构性软实力方面，“一带一路”也将助推中国标准国际化。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非常快，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中国企业常常遭遇所谓的“国际标准”，包括质量标准、信用标准、环保标准等，以至于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并购案失败的不少。然而，“一带一路”倡议提出来后，在中国企业大规模走出去的同时，“中国标准”也快速走向世界而实现国际化。为进一步推进“中国标准”国际化，2015年10月中国政府通过了《标准联通“一带一路”行动计划(2015—2017)》。这是塑造中国标准、推动中国标准国际化最重要的一步，特别是诸如高铁、电力、核能、航天航空、信息技术等中国优势产业，将是“中国标准”在“一带一路”实践中最重要的“推手”(49)参见郭学堂《“高铁外交”的地缘政治学解读》，《社会科学》2015年第6期；胡键《天缘政治与北斗外交》，《社会科学》2015年第7期。。另外，“中国标准”还包含中国倡议下的关于“一带一路”的信用。众所周知，“一带一路”建设并不是中国单方面对沿线国家进行投资和单方向的贸易，而是相互投资、相互贸易的过程。因此，相互之间都要对有关国家的风险进行评估，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以前的穆迪、标准普尔、惠誉国际都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信用评级机构，这三家评级机构各有侧重，标准普尔侧重于企业评级方面，穆迪侧重于机构融资方面，而惠誉则更侧重于金融机构的评级。这三家都没有对国家综合风险进行评估，指标都集中于经济、财政、贸易方面。当前国际形势的发展、国家的经济风险固然是投资贸易主要考虑的要素，但恐怖主义、政权的稳定性、流行性疾病、环境变化、国家友好程度等因素同样需要纳入考虑之中。“一带一路”信用的构建将是“一带一路”标准化体系的重要内容。
第二，在功能性软实力方面，“一带一路”有助于提升中国的议程设置能力和国际制度的塑造能力。在议程设置能力方面，“一带一路”本身就成为中国的议程为国际社会所接受，特别是被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和联合国大会非常严肃地予以接受。2016年3月，安理会通过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内容的第S/2274号决议，该决议第22款规定，“呼吁加强区域合作进程，包括采取措施促进区域贸易和转口，包括落实‘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等区域发展举措，订立区域和双边转口贸易协定、扩大领事签证合作和便利商务旅行，以扩大贸易，增加外来投资并发展基础设施，包括基础设施的连接、能源供应、运输和综合边境管理，以加强阿富汗在区域经济合作中的作用，在阿富汗促进可持续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第23款又进一步规定：“为此强调，必须加强那些有利于连通的地方和区域运输网，以促进经济发展、稳定和自我维持，特别是完成和维护地方铁路和公路路线，制订区域项目以进一步加强连通，提高国际民用航空能力。”同年11月，第71届联合国大会协商一致通过关于阿富汗问题的第A/71/9号决议，呼吁国际社会进一步凝聚援阿共识，在政治、经济、安全领域向阿富汗提供援助。决议欢迎“一带一路”等经济合作倡议，敦促各方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等加强阿富汗及地区经济发展，呼吁国际社会为“一带一路”倡议建设提供安全保障环境。这是联合国大会决议首次写入“一带一路”倡议，并得到193个会员国的一致赞同，体现了国际社会对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普遍支持。换言之，“中国议程”真正成为“世界议程”。
在功能性软实力方面，“一带一路”也助推了中国对国际制度的创设能力。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处在国际体系之外，没有塑造国际制度的观念。改革开放后，中国加入国际体系，综合国力逐渐增强，但国际制度的塑造能力依然非常有限。进入21世纪后，中国与俄罗斯、中亚诸国建立了上合组织，这是中国首倡且发挥主要作用的地区新型多边机制。因此，上合组织是中国第一次主动且成功塑造的一项国际制度。然而，中国毕竟是一个对世界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在国际制度的创设上不能仅仅停留在此。尤其是在主导国家美国将二战以来的重要国际制度如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作为“美国优先”的工具的时候，国际制度的创新和创设就显得尤为重要。在国际制度创新创设的实践中，绝对不能依赖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否则，它们将依然从一国之私来考虑这些问题。鉴于此，中国从共赢发展和人类命运的角度提出了“一带一路”。与此相配合的是，在中国倡导下于2015年12月成立了亚洲基础设施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简称亚投行，AIIB)，以促进亚洲区域建设互联互通化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并且加强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合作。这是首个由中国倡议设立的多边金融机构，截至2019年7月，亚投行有100个成员国。众多国家参与到中国首倡的国际金融机构之中，也就意味着国际社会认可并接受了中国创设的国际制度，彰显了中国国际制度创设能力的提升。在“一带一路”的未来实践中，中国还会创设更多的国际制度来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此外，“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同样是中国国际制度创设能力的重要表现。参加的国家和国际组织都高度重视，也试图通过论坛来了解中国关于“一带一路”的政策取向。这个论坛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制度化的论坛，因而是一项重要的国际制度。
第三，在政策软实力方面，“一带一路”向世界分享了中国成功的经验。中国的成功经验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革命的成功经验，另一个是发展的成功经验。二者具有重要的因果关系，没有成功的革命就不会有后来的成功发展。两大成功实践都是中国共产党政策的结果，二者共同造就了当今的中国道路。“中国道路虽然形成于自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实践中，但它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先进分子的民族复兴和现代化的探索历程，有着不可分割的历史渊源。”(50)胡键：《阐释中国道路的话语体系及其构建》，《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7年第5期。鸦片战争的失败唤醒了中国的民族意识，面对战争的失败和欧风美雨的涤荡，中国社会第一次提出了民族复兴的社会使命。于是，从“师夷长技”的“制夷”策略到“中体西用”的“自强”实践，从“器物革命”到“制度革命”再到“文化革命”，民族复兴、现代化的使命一个都没有完成。这些社会使命最终都历史性地落在了中国共产党肩上，而且它们只有同社会主义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才迎来了新的希望。革命的实践开创了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新纪元，虽然已经成为历史，但对当今各国现代化实践中如何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和经济主权独立依然具有借鉴意义。
当然，“一带一路”最重要的是向世界分享中国现代化的成功实践。就世界而言，现代化的提出是在文艺复兴尤其是启蒙主义之后，是工业革命对社会的一种“呼唤”。“作为时间尺度，它泛指从中世纪以来一直延续到今天的一个‘长时程’”；“作为一个价值尺度，它指区别于中世纪的新时代精神与特征”(51)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5-6页。。西方社会首先对这种思想与技术的“呼唤”做出了积极的“应答”，从而成为民族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先行者。也正因为如此，世界近代史以来各国现代化进程也就被赋予了一种“固化”了的内涵 ——“西化”或“欧化”(52)参见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8页。。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却用自己的实践开辟了一条非西方式的现代化道路，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短短的40年中完成了西方国家现代化进程中300年的社会任务，这种奇迹在世界现代化史上从无先例。这种情形对世界各国来说无疑具有巨大的诱惑力，并促使各国对中国的实践产生兴趣，而“一带一路”则是分享中国成功实践最好的也是最直接的方式。
五、作为中国软实力发展目标取向的“一带一路”
正如前文所述，“一带一路”既是为了实现中国内部平衡发展、充分发展的内部发展战略，又是提高中国对外开放水平、完善对外开放格局，促进中国内部与外部互联互通的经济发展倡议和具体实践。它不仅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也是促进人类命运共同建设的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由此看来，“一带一路”无疑又是中国软实力发展的目标取向。那么，中国软实力的提升又如何促进“一带一路”的发展呢？我认为，最基础的也是最关键的就是文化上的互动，而且是正效应的文化互动，只有正效应的文化互动才能在国际社会提升中国的软实力。这是因为，中国的文化(符号)只有被其他国家的民众主动接受才能成为中国的软实力。如果中国文化(符号)被抵制，那么这种文化(符号)就不会成为中国的软实力，至少在被抵制的国家肯定不会成为中国的软实力(53)必须要说明的是，软实力是一种建构性实力，而积极的认知和正反馈才能建构这种实力。反之，无论多好的文化(符号)，如果被客体抵制的话，就无法建构起软实力。约瑟夫·奈将这种实力称为Co-optive Power，被译成“同化权力”。参见[美] 约瑟夫·奈《硬权力与软权力》，门洪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6、117页。不过，我觉得翻译成“认同权力”更能够表达软实力的内涵。。那么，何谓文化互动？文化互动对提升中国软实力到底有什么作用？
第一，文化符号(包括文化产品)的单向流动不是文化互动。文化(符号)的流动客观上是多向性的，如果人为地强制文化(符号)的单向性流动，就是强势文化扩张，这在殖民主义扩张的历史上随处可见。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不仅如此，资本还“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入到文明中来了”(5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页。。这种“世界性”显然不是多样性的“世界性”，而是资本的“世界性”；“世界文学”也只能是西方的“世界文学”。同样，这个“卷入”进程实际上是资本文明和西方文化的扩张。其中的原因就在于，资本总是试图“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5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6页。，而不是包容一个与自己面貌不同的世界。换言之，西方的殖民主义时代文化(符号)流动是把异质性的东方文化作为消除的对象。在西方殖民掠夺的过程中，大量的宗教文化传教士来到东方进行“布道”，传递所谓的“上帝福音”。正因为如此，西方文化一来到东方就遭遇本土文化的强烈抵制。
在“一带一路”实践中，文化(符号)的流动完全是多向性的，既有中国文化(符号)向沿线各国流动，也有各国文化(符号)流向中国。当然，“一带一路”是中国提出的倡议，首先强调的是中国的文化(符号)“走出去”，从中国流向沿线各国。但是，中国同样会主动邀请其他国家的文化(符号)流向中国。例如，上海进口博览会就是主动促进其他国家的文化(符号)流入中国的重大举措，已经引起了相关国家的高度关注。另外，哈萨克斯坦著名歌手迪玛希·库达依别列根(Dimash Kudaibergen)于2017年1月作为首发阵容参加湖南卫视原创歌手竞赛真人秀节目《歌手》，最终获得总决赛亚军。他在中国传唱着哈萨克斯坦民族的歌曲，在哈萨克斯坦则传唱着不少中文歌曲。因而，迪玛希被认为是“一带一路”上的音乐使者。这些事例足以证明：中国从来没有借“一带一路”来进行所谓的“文化扩张”。反过来，文化(符号)的这种多向性流动更加有利于“一带一路”的民心相通。
第二，用一种文化(符号)取代另一种文化(符号)，这不是正效应的互动。一种文化要取代另一种文化一般是在这样几种情况下发生：第一种是权力强制，也就是一个国家推行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用自己的文化取代弱小国家的文化，这就是文化霸权主义。中国一直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公平、公正的国际关系原则。而且，中国在国际社会所拥有的权力也不足以推行此类行为。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实际上就是要把美国的文化作为一种具有普世价值的文化去取代其他国家的文化，是一种文化进攻现实主义(56)参见[美] 约瑟夫·奈《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吴晓辉等译，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11-14页。此外，中国学者也对美国的这种做法有所研究，参见韩召颖《输出美国：美国新闻暑与美国公共外交》，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二种是市场方式，也就是用市场的手段来进行文化扩张。马修·弗雷泽(Matthew Fraser)在其著作中就对美国的电影、流行乐、电视和快餐是如何通过市场的手段来实行全球统治的情况做了非常详细的研究(57)参见[加拿大] 马修·弗雷泽《软实力：美国电影、流行乐、电视和快餐的全球统治》，刘满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6年版。。不过，中国文化产品的对外贸易一直就是逆差，与中国经济对外贸易的巨大顺差形成了非常大的反差(58)具体数据请参见中国各年主要文化产品对外贸易情况。。也就是说，中国不可能采取市场的方式用中国文化取代其他国家的文化。第三种方式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的：“民族大迁移后的时期到处可见的一件事实，即奴隶成了主人，征服者很快就接受了被征服民族的语言、教育和风俗。”(5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78页。此类情形在中国历史上的确是普遍现象，由于华夏帝国的文明程度较高，进入华夏帝国的民族——无论是战争方式进入还是商贸方式进入——最后都接受了华夏文化。较早的如“五胡乱华”的匈奴、鲜卑、氐族、羯族、羌族，以及后来征服大宋的蒙元、征服大明帝国的满清都无不接受了中原华夏文化。不过，文化发展至今，这种方式出现的概率几乎为零。从现实角度来考量的话，世界文化竞争格局依然是“西强我弱”，中国并没有推行“文化霸权主义”的任何资本，“一带一路”也不是中国推行“文化霸权主义”的战略。
第三，正效应的文化互动就是一种文化(符号)与另一种文化(符号)进行对话、交流、融合而形成共识，也就是跨文化交流。当这种交流能够形成共识的时候，相互之间在符号中对彼此的角色可以产生积极的领会，进而在实践中产生积极的效果。“一带一路”沿线核心地区和绝大多数国家民族和宗教构成复杂，文化多样，而且有的国家经济也比较落后。前者构成了亨廷顿所说的“文明断层线”地带，后者则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冷战结束以来爆发的一系列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分裂主义事件，确实也为亨廷顿的观点提供了一定支撑。为了避免这种“断层线”现象，通过跨文化交流来助推民心相通是最重要的路径。所谓跨文化交流，不是用中国的话语去说服其他国家接受中国文化，而是对相关的文化角色、文化时空、文化要素进行合理且符合逻辑的“置换”，使之对中国文化产生积极的认知。从文化角色来看，跨文化交流就是要从对方的角度引导对方来理解我方的文化；从文化时空来看，就是把双方、多方不同时空的文化进行空间与实践的重组，使对方更加容易理解我方的文化；从文化要素来看，就是把我方的文化要素与对方具有相似性的文化要素进行比较，使对方从自己文化要素的角度来理解我方的文化要素，从而对我方的文化产生积极认知。当然，我方同样以这样的方式去理解对方的文化。这样，跨文化交流的结果就是通过相互的积极认知形成文化对话和融合。这里举一个关于跨文化交流的经典例子：1954年，周恩来总理带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使团出席日内瓦会议，中国代表团设有新闻报道组，曾为云集日内瓦采访这一重大国际会议的各大通讯社和各国记者专门演过一场新中国电影，反应很好。周恩来听说后，建议再给他们演一部当时在国内倾倒群众的彩色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报道组为了便于观众了解剧情，便组织人力编写了剧情介绍，并拟译成英文发给外国记者。周恩来知道后对此进行了批评，并在请柬上写上“请欣赏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结果，放映前座位已全部爆满，有人来晚了，连站的地方都没有了。放映过程中，全场肃静，观众们都在聚精会神地观看。演到“哭坟”、“化蝶”时，剧场中可以听到啜泣声。放映结束，灯光复明，观众还似醉如痴地坐着，大约沉默了一分钟，才突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他们久久不肯离去，纷纷发表观感。大家都认为，比莎翁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更感人(60)裴默农：《周恩来与新中国外交》，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版，第414-415页。。一句话就把“文化走出去”与“跨文化交流”区别开来，而且效果迥异。前者，是“文化走出去”，但显然没有效果；后者是“跨文化交流”，却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在某种意义上，这场电影一定使中国文化在众多西方观众心目中扎下根。因而，这场电影也就在这种巧妙的“文化置换”下转化成为中国的软实力。跨文化交流，就是为“一带一路”夯实民心相通的基础，也是促进民心相通至关重要的手段。
通过跨文化交流来推进“一带一路”，一是必须要挖掘中国与沿线相关国家的共同历史元素。“一带一路”虽是新倡议，但有历史渊源。前文述及，远与古丝绸之路有渊源，也可以说是“千年的回响”，有“张骞”、“班超”、“鸠摩罗什”、“玄奘”、“义净”等历史元素联系着中国与中亚、南亚、西亚国家和地区的关系。近有“上海五国”和上合组织的理念渊源，尤其是“上海精神”的价值理念，与“一带一路”的“共商、共建、共享”理念是一致的(61)参见胡键《“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及其实践研究》，时事出版社2016年版，第1-7页。。二是必须要有现实文化的共同关怀。在现实的国际社会中，各国都会对自己的文化怀有特殊的情怀，容不得其他任何人蔑视自己的文化。法国学者阿兰·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在研究英国特使马嘎尔尼(George Macartney)在大清帝国的遭遇时就指出：“没有比违反他人的习俗礼仪更得罪人的事了，因为这总是蔑视他人的一种标志。”(62)[法] 阿兰·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王国卿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3页。习俗、礼仪其实就是文化。跨文化交流就是既要尊重自己的文化，也要尊重对方的文化。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这是跨文化交流的前提，而最终目的则是要通过“美美与共”来达到“天下大同”。三是必须要加强对沿线各国文化的深刻体验和深入了解。季羡林先生在研究中印文化交流史的时候指出，文化的交流是从不同文化之间的撞击开始的(63)季羡林：《中印文化交流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8页。。但是，那是因为在远古的时候不同文化处在有隔膜的环境之中彼此陌生所致。而当今时代，不同文化之间由于多多少少都存在着交流，并不陌生。因此，文化的交流应该从对彼此文化的体验开始。我们可说是被动浸染在自己的文化之中，而跨文化交流必须主动去体验和更深入地理解对方的文化。不知其“美”在何处，就无法实现“美美与共”，弄不好很有可能是“劣美与共”，即把对方的文化糟粕拿来与中国的文化精华融合，这就有可能危及自己的文化安全。“美美与共”是指不同的“优质”文化元素进行对话、交流，并使之融合成为更具有生命力的文化。梁漱溟先生曾经指出：“中国能以其自创之文化绵永其独立之民族生命，至于今日岿然独存。”(64)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页。但是，中国文化绵延五千年不衰，并不是依靠华夏大地土生土长的文化要素延续到今天的，而是正如梁漱溟先生所说，“对于外来文化，亦能包容吸收，而初不为其动摇变更”，因而“中国文化放射于四周之影响，既远且大”(65)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8页。。换言之，一个国家软实力的提升并非仅靠自己的文化(符号)“走出去”，文化在吸纳外族文化(符号)之后所产生的影响力、辐射力，更加能提升本国的软实力。而且，这种情形更能体现民心相通的客观实际。所以说，只有跨文化交流才能助推“一带一路”的深远发展。
结 语
“一带一路”首先是一种理念，这种理念因强调“共商、共建、共享”而超越了过去国际关系的其他理念。欧洲“永久和平”的理想到威尔逊主义，都因缺乏操作性而陷入空想的泥沼，而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是非常务实的理念，并因其务实性、操作性被世界各国所接受。因此，“一带一路”的提出，体现了中国在理念上自我革新、奉献世界的勇气，而且作为中国的理念创新成果得到广泛关注与传播，表明中国软实力内容在不断丰富。“一带一路”虽然是一种理念，但更重要的是它也是一种实践，一种以文化灵魂、利益共赢为支撑的经济发展实践。它必然会通过经济的方式和平重塑国际经济秩序，这是对以战争和武力的方式重塑国际秩序的西方国际关系史的超越。
理念、价值、制度、秩序等都可以成为国际公共产品，关键的是这些成为国际公共产品后会不会被提供者“私有化”。从二战结束以来国际公共产品的演变过程来看，国际公共产品总是难免被美国等主导国家以其国家利益的目的“私有化”。“一带一路”是中国主动提供的关于国际社会经济发展的公共产品，无论是其理念、价值还是塑造的制度和秩序，都表明了中国从来以人类的共同利益为目标诉求。因此，国际社会包括联合国都乐意接受它。从这个方面来看，“一带一路”本身就已经转化为中国软实力并在世界各国广为传播。
“一带一路”是中国提出的倡议，又是中国在沿线各国推进的经济实践。 作为中国的“原创性”理念，“一带一路”被世界各国所接受，既意味着中国理念的世界扩散，也意味着中国软实力的世界性扩散。从这一方面来看，“一带一路”是提升中国软实力的重要工具和手段。但是，“一带一路”作为中国的战略性倡议，更具有目标意义。因为“一带一路”的成功与否，关乎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和现代化使命的完成，也关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因此，为了推进“一带一路”走得更实和走得更远，必须通过跨文化交流来提升中国软实力的世界认可度，以夯实民心相通的基础。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the Promotion of China’s Soft Power
Hu Jian
Abstract: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conducive to the radiation of China’s soft power to countries along the line. The rise of China’s soft power is also conducive to the further spread of the “Belt and Road” concept around the world, and to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Belt and Road” practice. This is a two-way interactive process. However, the premise of positiv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China’s soft power is that through them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has produced positive feedback to China’s role and positive interaction of the Chinese symbol. In this context, the “Belt and Road” has spread the new concept of China’s contribution to the world, expanded the scope of China’s soft power, and enhanced the soft power的s external radiation. It also strengthened China’s ability to shap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rules and enhanced China’s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ability. On the other hand, the promotion of China’s soft power in the context of the “Belt and Road” is mainly by means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so the promotion of China’s soft power will help other countries better understand and appreciate the brand new symbol of the “Belt and Road”, which will not only strengthen the basis of people’s understanding, but also help to promote the practice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Keywords: the “Belt and Road”; China’s Soft Power; International Public Goods; Goal Ori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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