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岱年的中国哲学范畴研究
张岱年的中国哲学范畴研究许家星
摘 要：中国哲学范畴研究在张岱年的全部哲学活动中居于中心地位，张岱年认为，哲学是由基本概念范畴构成的系统，厘清概念与命题的解析法为研究哲学的根本方法。张岱年的范畴研究，形成了以《中国哲学大纲》和《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为代表的两个前后相因而又有所变化的时期。张岱年吸收西方哲学的解析方法，经由对中国哲学范畴的多角度诠解，构造出一个体系精密的范畴系统，实现了对传统“字义”学的继承与发展，形成了中国哲学研究的范畴解析派。
关键词：张岱年； 范畴研究； 解析法； 字义学
中国哲学范畴研究是张岱年先生用力甚深、成就卓越的领域。本文试图从四个方面论述他的范畴学，即他对范畴的认识是怎样的？其范畴研究是如何展开的？其研究工作与旨趣是什么？其研究在中国范畴学史上居于怎样的地位，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概言之，张岱年的范畴研究，可谓融哲学观、方法论、范畴解三位为一体。张岱年立足中西哲学的比较视野，基于对哲学方法论的认识，力图通过系统揭示中国哲学范畴的意义，来彰显中国哲学固有特色。张岱年的中国哲学范畴研究贯穿其漫长的学术生涯，形成了以《中国哲学大纲》为代表的确立期和以《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为代表的完善期，在长达半个世纪的跨度内，张岱年的研究体现了稳定性、变化性和回归性的特点。张岱年通过对范畴的诠释、厘清、表彰、创立、统综，形成了一套精密完备的范畴系统，实现了对传统“字义”学的继承与超越。张岱年所开创的问题范畴研究范式主导了40年来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培育了注重范畴辨析和心知其意的学术群体，为中国哲学在新时期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哲学即“基本概念范畴之系统”①
① 张岱年：《天人五论》，《张岱年全集》第３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７页。下引此书，文中夹注卷数及页码。
（一）概念与范畴
张岱年在考察中西概念范畴史的前提下来把握概念与范畴之义。他指出概念、范畴皆西译名词，范畴据《尚书》“洪范九畴”而立名，取原则类别义。他在《论中国古代哲学的范畴体系》（第1卷，第175页）中提出区别概念与范畴的具体标准：一是普遍性，认为局限于被某一学派使用而不具有普遍意义的概念不能当作范畴，如“三表”等；二是长期性，对曾流行一时而后消失的概念如“玄冥”等不能当作范畴；三是公认性，局限于个别思想家自造概念如直、蒙、酋等不能当作范畴。当然，张岱年特别注重根据概念自身的价值来判定，而非完全依据其是否普遍流行，如提出张载的“能”、方以智的“反因”等虽不流行，亦可视为范畴。此外，张岱年还区分观念与概念不同。观念是由观察事物而来的思想，不一定表示事物的类，或只是某个特定事物，如“一”“太一”“太极”是观念而非概念。他说：
凡一家独用的概念或名词，不能算做有普遍意义的范畴。例如墨子所讲“三表”……还有些概念，在一定的历史时期颇为流行，但后来销声匿迹了，例如“玄冥”、“独化”……又有个别的思想家，喜欢自造生词，如扬雄……也有一些思想家提出了一些独创的概念，虽然没有普遍流行，却是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实际的某一方面，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所以仍可称为哲学范畴。例如张载所谓“能”。（第4卷，第456页）
然张岱年充分意识到概念、范畴之间实不易划清界限，故以“概念范畴”统为书名，即《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
（二）范畴与哲学
张岱年对范畴的认识与其对哲学的理解密不可分。他1933年发表《爱智》一文，表达了哲学是爱智之学的看法，认为“爱智，是古希腊文中哲学的本义，然实亦是一切哲学之根本性质”（第1卷，第172页）。爱智的工作，即在于“对事物‘深察不已’……厘清一切科学之根本概念与命题”（第1卷，第172页）。由此深察不已，“就产生了知识论”（第1卷，第172页）。反映他1931年—1935年思想的《人与世界》肯定哲学作为普遍之学，具有最高的指导意义，强调哲学研究不是为了建立个人宏大思想体系，而是深入阐明一项项具体原则。“哲学研究工作，与其说是建立体系，不如说是阐明原则”（第1卷，第359页）。他在《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附识中再次指出“问题的研讨实是根本而重要的，系统的建立原当不必急”（第1卷，第278页）。这与今人强调构造自己的思想体系以成就一代哲学名家的抱负有所不同。他1942年前后写作的《哲学思维论》第1章“哲学之职分”认为哲学是对自然、人类、认识最根本问题的研究之学，而研究这些问题又以范畴研究为主，范畴乃是世界的根本区别、基本类型。哲学家的工作就体现为对概念的创立、诠释、厘清、表彰、统综。范畴研究对学术而言，就具有了根本性的意义，“故基本概念范畴之研究，可谓一切学术之基础”（第3卷，第6页）。哲学实质是一套概念范畴系统，范畴决定了哲学系统的面貌，如所谓唯物、唯心、理性论、生命论、实证论等哲学系统，皆分别以物、心、理、生、经验为基本范畴。他1982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强调了概念范畴层次研究的重要性，“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家的思想，更须精细地考察其中的概念范畴的固有的层次”（第4卷，第159页）。并从哲学体系的逻辑结构角度指出命题之间、概念之间的联系和层次关系，“命题与命题的联系，概念与概念的层次，总起来，也可以称为这个哲学体系的逻辑结构”（第4卷，第159页）。1949年后，张岱年多次引用列宁一个说法来证明概念范畴对于思想史的重要，并将之视为哲学史研究的重要指导原则，即“从逻辑的一般概念和范畴的发展与运用的观点出发的思想史——这才是需要的东西！”（第4卷，第165页）
（三）西洋哲学参照下的中国哲学范畴研究
张岱年初涉中国哲学研究之日，即受以西治中之风的影响。他1942年撰述的《事理论》自序指出当时普遍存在以西学兼治中国哲学，尤其是治宋明理学的情况：“民初以来，时贤论学，于绍述西哲之余亦兼明中国往旨，于程朱、陆王、习斋、东原之学时有阐发。”（第3卷，第114页）张岱年对西洋哲学持借鉴、分析态度。《中国哲学大纲》开篇序论即讨论了“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关系，认为“哲学是研讨宇宙人生之究竟原理及认识此种原理的方法之学问”（第2卷，第1页）。此定义之宇宙、人生、方法，正对应于《中国哲学大纲》划分的宇宙论、人生论、致知论三个部门。尽管中国并无“哲学”之名，但亦有与之相当的学问，如先秦“诸子之学”、魏晋“玄学”、宋代“道学”等。张岱年主张从类型、总名的角度论哲学，视西洋哲学为哲学之特例而非标准。“将哲学看作一个类称，而非专指西洋哲学”（第2卷，第2页）。但张岱年既将西洋哲学当作哲学特例，又仍主张将作为“特例”的西洋哲学视为判定中国哲学的标准，“凡与西洋哲学有相似点，而可归入此类者，都可叫作哲学”（第2卷，第2页）。因此，主张中国古代关于宇宙人生的思想理论，皆可名为哲学。张岱年限定“中国哲学”的具体含义是“中国系的一般哲学”（第2卷，第3页），所谓“中国系”针对西洋系、印度系而言，强调中国本土产生的哲学，如佛学被排斥在外；所谓“一般哲学”，针对各个具体哲学分支而言，如美术哲学等。“中国系”之说法，亦体现了张岱年突出中国哲学固有特色的民族立场。
鉴于中国哲学无形式系统的情况，张岱年提出应参照西洋哲学来处理中国哲学，使之具有条理系统。他批评了给中国哲学加上系统而有伤于中国哲学本来面目的看法，认为表彰中国哲学的系统，使之系统化、条理化是最为重要的工作。这一工作犹如“穿外衣”，不但无伤于中国哲学的实质，反而使之能更好地被理解，它不过是把中国哲学固有的内在条理揭示呈现而已。“在现在来讲中国哲学，最要紧的工作却正在表出其系统。给中国哲学穿上系统的外衣，实际并无伤于其内容”（第2卷，第4页）。《中国哲学大纲》可谓参照西洋哲学给中国哲学作了一次“穿外衣”工作，为了“穿衣得当”，《中国哲学大纲》在问题选择、次序排列、部门分别及命名等方面，反复修改，费尽心力。而其哲学问题的选择标准，仍不得不以西洋哲学为参照来判别之。“如此区别哲学与非哲学，实在是以西洋哲学为表准。在现代知识情形下，这是不得不然的”（第2卷，自序第1—2页）。
在《中国哲学大纲》序论中，张岱年据西洋哲学的标准，认为中国哲学可分为五个部门：宇宙论（天道论）、人生论（人道论）、致知论（方法论）、修养论、政治论，并以前三者为主干，认为“正相当于西洋所谓哲学”（第2卷，第3页）。而将修养论与政治论排斥在一般哲学之外，归属于特殊哲学，显然还是受西洋哲学影响。他强调中国哲学知识论虽不发达却不能说没有，如先秦名辨、宋明知识与方法之争等，主张“我们实在应认为中国哲学中有致知论一部门”（第2卷，第4页）。故他对中国哲学范畴的阐发始终结合中国哲学方法论、知识论。《中国哲学大纲》具体将宇宙论分为本根论和大化论。此本根、大化之名亦显出该书突出中国特色的良苦用心。人生论又分为天人关系论、人性论、人生理想论、人生问题论。致知论包含知论（论知之性质、来源、可能、限度、真知等）和方法论（论一般方法论、名与辩等）。①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主要有两个版本，两种版本在个别地方略有不同。一为195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二为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1958年版《中国哲学大纲》宇宙论第3篇为“法象论”，说：“在本根论与大化论之外，尚有关于一般事物与现象之研究，此部分理论，本无总括的名称，今强名之曰法象论，亦可曰物象论。”宇同（张岱年化名）：《中国哲学大纲》，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年，第159页。而1982年版则取消了法象论。同样，1982年版《中国哲学大纲》中的“人生理想论”在1958年版中为更具传统气息的“人生至道论”。1958年版《中国哲学大纲》说：“人生至道论即是关于人生最高准则，或人生之最高当然规律之理论。”“但‘理想’一词，乃中国过去哲学中所无有。将中国哲学家所讲的人生最高准则，名为理想，固然可以，然非完全恰适”。宇同：《中国哲学大纲》，第265页。因理想含有高悬目标与一定途径相对立之意，不合乎中国哲学“即理想即途径”的一体说，故张岱年以“人生至道论”名之。早晚对比，可见早年《中国哲学大纲》更强调中国特色。 《中国哲学大纲》虽以西洋哲学为参照，却反对以西洋哲学剪裁中国哲学，提出研究中国哲学系统，“又最忌以西洋哲学的模式来套，而应当细心考察中国哲学之固有脉络”（第2卷，自序第3页）认为只有充分把握了中国哲学的特色，才能避免以域外哲学来错误理解中国哲学。“我们必须了解中国哲学的特色，然后方不至于以西洋或印度的观点来误会中国哲学”（第2卷，第5页）。《中国哲学大纲》归纳了中国哲学不同于西洋、印度哲学的合知行、一天人等6个特色。
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具体展示了西方哲学范畴与中国古代哲学概念范畴的异同。一是有无、同异等最一般概念，中西略同；二是“本体”“神”等与西方范畴表面相似，实际意义却有很大区别；三是“气”“诚”等特殊意义无法与西方范畴相应。如气虽近乎物质而又不同于物质。“诚”作为“古代哲学中最难理解的概念”（第4卷，第223页），其含义亦很难与西方范畴完全相应。《中国哲学大纲》在具体分析中还时刻注意与西方范畴的辨析，指出中国哲学讲本体，不同于印度、西洋的“分现象与实在为二”（第2卷，第43页）。
二、“解析即厘清（Clarify）概念与命题的活动”
张岱年的范畴研究建立在对哲学方法的理解运用上。他认为，中国古代哲学的根本特点是三位一体，“就是天道论、伦理学、方法论的密切结合”（第4卷，第125页）。受其兄张申府等影响，张岱年很早即主张把马克思唯物主义、罗素逻辑解析法与孔子思想相结合的三流合一说，倡导唯物、解析、理想的合一。在哲学方法上，特别注重澄清概念的逻辑解析方法，强调对一个概念多层复杂含义的厘清；同时又强调辩证唯物主义，侧重分析概念在时代演变过程中的意义变化。
张岱年1933年10月发表的《科学的哲学与唯物辩证法》已明确提出了逻辑解析法与辩证法相结合的治学方法，主张“逻辑解析也在需要辩证法”（第1卷，第175页），将哲学争论之因主要归于概念不清等，指出解决之道在于“巧妙而精确的应用逻辑解析与唯物辩证法，自当不难消弭”。（第1卷，第176页）他1933年11月发表的《逻辑解析》充分论述了逻辑解析法是最佳、最重要、最有效的哲学方法，“哲学中的科学方法即逻辑解析（Logical analysis），或简称解析。逻辑解析可以说是二十世纪初以来在哲学中最占优势的方法，而也是最有成效的方法……如欲使哲学有真实的进步，更不能不用解析……作哲学功夫，第一要作解析工夫”（第1卷，第177页）。解析法针对玄学方法，其实质就是把概念命题之意义揭示清楚，辨析异同，消除混淆，以求精确。“逻辑解析法在根本上反对玄想（Speculation）”。“解析即厘清（Clarify）概念与命题的活动”（第1卷，第178页）。之所以称为逻辑解析，意在突出所解之对象是逻辑事项（概念命题），然而逻辑解析并非不管经验，它乃是对照经验考察对象。它也非否弃“慧观”，而且极需要慧观。除逻辑解析法外，有成效的哲学方法尚有辩证法。辩证法方面很多，其中之一也是一种解析法，即所谓“辩证的解析”。张岱年既主张一种方法上的多元主义，又坚持解析法乃是一切方法的根本和前提。“无论如何，解析在各方法中总不能不说是最根本、最基础的方法。在用它法之前，应先用解析”（第1卷，第181页）。他1936年发表的《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对哲学方法作了全面清晰的表述。在“三合一”的思想背景下再次强调解析法的贡献和意义。“如欲成立一个精密的哲学，更须重视解析派的贡献，即解析法。今后哲学之一个新路，当是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第1卷，第262页）。他阐发了哲学与解析法的关系，一方面哲学不可脱离解析，解析为哲学之本，另一方面哲学不等于解析，大有超出解析者在。“一，哲学不可离解析，解析是哲学之基本工夫；二，哲学又不可以解析自限，且在解析法之外亦非无其它方法”（第1卷，第259页）。
《中国哲学大纲》自序明确了解析法与辩证法的优长。强调要具体分析一家一字具体含义，注意字同意异情况。所谓析其辞命意谓，就是要以解析法对范畴展开多层含义分析。《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是张岱年研究方法论的总结之作，全面阐明了方法与范畴的关系。张岱年在该书中提出“历史的与逻辑的统一”原则，具体要求是“注意考察中国哲学固有的概念范畴，深入理解其本来的涵义”（第4卷，第168页）。他以本、道、气等范畴意义演变为例，反对以今律古的比附与盲目拒古的颟顸。“对于任何一个概念范畴，把我们所理解的意义加在古人身上，是不对的；由于古人所提出的概念范畴都有其时代的特定意义而拒绝接受历史遗产，也是不对的”（第4卷，第173页）。同时他还强调引进西方哲学的重要性，认为西方哲学具有概念明确，层次显明的特点，对训练思维能力，有不可忽视的长处。此外，张岱年多次以司马迁“好学深思，心知其意”作为研治中国哲学史的宗旨，认为此语“应该是哲学史家的座右铭”（第8卷，第386页）。此亦与其解析方法相一致。
三、范畴研究历程：从《中国哲学大纲》到《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
（一）以《中国哲学大纲》为代表的范畴研究形成期
中国哲学范畴研究贯穿张岱年的一生。如以1933年3月发表的《谭“理”》作为他范畴学研究之发轫，以2000年春发表的《中国哲学中理气事理问题辨析》为收笔，其范畴研究跨度长达67年之久。前者分析了“理”所具有的五种含义，可谓牛刀初试，显示了张岱年对逻辑解析方法的初步运用；后者以分析法和辩证法精密解析道器、理气、理事、共殊四个基本范畴的意义，坚持了“理在事中”的看法，可谓晚年定见。张岱年1937年完成的书稿《中国哲学大纲》标志着以问题、范畴为中心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新范式的出现。① 该书副标题为“中国哲学问题史”。该书自1937年完稿后，曾以讲义形式流传，直至1958年方在商务印书馆以竖排繁体形式出版，作者署名为“宇同”，乃张岱年化名。作者于该书开篇补充一篇题为“对于过去中国哲学研究的自我批判”的新序。新序言：“这部书基本上是1937年写成的，到现在已经二十年了。在这个期间，商务印书馆曾经两次决定付印，但都因为战事的关系没有成为事实。”宇同：《中国哲学大纲》，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年，新序第1页。 正如作者自序所标举的，该书在注重阐明理论体系、理论问题演变的同时，尤注重揭示概念范畴的准确含义。概念范畴作为理论体系与理论问题的基本细胞，是获得真切理解之基础。② 方立天称赞《中国哲学大纲》为“第一部中国哲学范畴史”，是中国哲学范畴研究的开拓之作。方立天：《第一部中国哲学范畴史——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评述》，《人民日报》1983年1月21日第5版。王东认为《中国哲学大纲》“既是中国哲学基本问题史，又是中国哲学基本范畴史”。王东：《张岱年综合创新论求索》，见刘鄂培等编：《张岱年研究》，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62页。 《中国哲学大纲》写作有一前后相因之迹。如第一篇“本根论”，基本采用张岱年1933年8月31日发表于《大公报》的《中国元学之基本倾向——本根概念之解析》而稍加改成。第三部分致知论，亦因袭损益他1934年发表于《清华学报》的《中国知论大要》，《中国哲学大纲》在此文基础上增加了有关荀子、张载、王船山和戴东原等唯物论学者的论述，且有些观点有所变化。如《中国知论大要》引阳明致知格物说，认为近乎德国康德的思想，《中国哲学大纲》则删引文及评语。《中国哲学大纲》改原文王夫之为王船山，以示推崇，并论述其说长达4页，反映出张岱年此时对唯物论认识的加深。《中国知论大要》在关于知之性质与起源问题上，分王船山与张载、二程、朱熹皆属主外派，《中国哲学大纲》则皆划归此数人为“兼重内外”派。
（二）以《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为代表的完善期
完成《中国哲学大纲》之后的30年（1949年—1979年），是张岱年的学术低谷时期，其范畴研究亦陷入低谷。1957年他发表的《中国古代哲学中若干基本概念的起源与演变》（原刊《哲学研究》，“代”为“典”）堪称这一阶段的代表性论文，③ 张岱年曾将该文与《中国哲学大纲》《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并提为自己范畴研究的重要工作。陈来所撰《难忘的记忆》视此文为学习张先生治学方法的入门之作，“我那时最佩服的是张先生1956年写的《中国古代哲学中若干基本概念的起源和演变》、《中国古代哲学的几个特点》，我学习和掌握张先生的治学方法，是从这两篇文章开始的。”陈来主编：《不息集——回忆张岱年先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59页。该文阐发了气、太虚、天 、道（天道）、太极、理、神、体用（质用、本体、实体）八个带有最高存在、根源意义的范畴，推崇以张载为代表的唯物主义哲学家范畴，如置气、太虚为首。此处颇值得注意的是，张岱年对《中国哲学大纲》未论及的“神”范畴加以特别表彰，④ 张岱年1958年版《中国哲学大纲》未论及“神”，1982年版《中国哲学大纲》第189—192页补录了“形神问题简述”，但并未论“神”，且未提及张载之说。这与他对张载哲学的日益重视有关。
恢复学术工作后，张岱年在20世纪80年代发表了大量针对理气、本体、理性等重要范畴的论文。如1982年《关于宋明“理气”学说的演变》一文指出理气是宋明哲学之根本，应注意理气这一宋明根本问题的复杂关系及演变历程。1983年《中国哲学中的本体观念》考察了中国哲学中本体观念的源流，主张可以废除本体观念，保留本原观念（第5卷，第487—495页）。1985年发表的《中国古代本体论的发展规律》辨析了本原、本体、本根说，批评本原与本体对立，本体高于本原的看法，认为“‘本原’观念是一个具有一定科学性的观念，而本体观念却是一个旧玄学的观念”（第5卷，第645页）。强调要保持和弘扬中国哲学固有范畴，主张本根论。“讲述中国古代哲学还是适当地采用中国固有的名词为好。把中国古代关于世界本原的学说，称为本体论，不如称为‘本根论’，这样才能显示出中国古代哲学的特色”（第5卷，第646页）。此时，张岱年对此前未加重视的“理性”范畴给予重视，他1954年整理的《认识》第68条曾有数百字讨论理性。1985年发表的《中国哲学关于理性的学说》指出：“理性是一个认识论的范畴，又是一个伦理学的范畴”（第6卷，第92页）。1987年《中国哲学中的理性观念》突出了中国哲学的实践理性，“中国哲学关于理性的学说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非常重视‘实践理性’”（第6卷，第289—290页）。1992年《中国古典哲学的理性观念》提出中国义理之性的特色在于它既是道德认识力，又包括了道德情感，肯定道德认识与道德情感的联系。坚持中国哲学的理性观念接近于西方哲学所谓实践理性，但反对称为实用理性，因其与中国哲学重道义轻功利宗旨不合。
此时张岱年对范畴研究的意义、方法、目标、演变规律特点等有重要论述。1984年为《中国哲学史主要范畴概念简释》专门写作《论研究范畴的重要意义》，① 《中国哲学史研究》杂志所设“中国哲学史主要哲学概念范畴简释”专栏发表的44篇论44对范畴的文章，由许抗生负责结集为《中国哲学史主要范畴概念简释》一书，1988年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张岱年为该书所写序言应收入《张岱年全集》第5卷（1977—1984），但漏收，当补入。阐发了对范畴的总体认识。指出研究哲学史，须研究哲学范畴的涵义及其发展演变，要注意范畴的发展演变的历史性和学派性。强调了范畴的历史性与体系性，提出对范畴评价应区分“历史的陈迹”与“有一定的生命力”的东西。同年发表《略论中国哲学范畴的演变》（第5卷，第578—587页），② 该文为张岱年在1983年（《张岱年全集》误为1985年）西安中国哲学范畴讨论会上的发言。归纳了中国古代哲学范畴的三个特点：历史性、双重性或两重性、综合性或融贯性，尤指出第三点是中国哲学范畴特有的性质，表现为本体论与伦理学、认识方法与修养方法的密切结合，这使得很多范畴兼具本体与伦理双重意义。
（三）《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的范畴研究
《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写于1981年—1987年，代表了张岱年的范畴学定论。张岱年在此期间所发表的有关范畴之论述，皆与该书关系密切。张岱年1985年发表的《论中国古代哲学的范畴体系》一文被作为全书绪论，集中体现了他对中国古代范畴的系统思考和理论建构，具有提纲挈领的意义。有几点颇值留意：1.界定中国哲学范畴的范围、分析范畴理解的双重性，该书着重论述深奥难解、歧义较多的范畴。根据哲学的概念范畴都有一个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之观点，指出既存在同一范畴在不同思想家、学派那里存在不同理解的情况，亦有着不同学派思想家对于他家所用概念范畴理解不同的情况。强调以“好学深思，心知其意”之方法来相通相喻。肯定中国虽无范畴之名，却实有自己独特的范畴系统。特别表彰韩愈提出的定名、虚位说分指形式范畴与实质范畴。2.重点讨论了范畴体系的层次与演变，指出哲学范畴有两种顺序，形成的历史先后次序和范畴之间的逻辑顺序。范畴体系由众多彼此相关的范畴构成，各范畴体系又有其逻辑层次：或从普遍到特殊，或从简单到深奥。范畴提出与使用具有复杂性，如同畴异义，即采用同一范畴，但赋予不同涵义；旧畴新义，即后来使用者对范畴赋予了其产生时所没有的意义。3.提出中国古典哲学主要范畴，将中国古典哲学主要范畴加以分类，使各归其位，各范畴之间呈现一定逻辑关系。据历史顺序列举先秦至明清各时代之学派、著作、人物主要哲学范畴20类，指出《论语》《老子》《易传》在范畴发展史上影响最大，提出的范畴成为主要范畴。在人物上突出了唯物主义学者，如张载、方以智、王夫之、戴震皆单列之，而程朱、陆王则以学派混之。在时代上突出了先秦、宋明。③ 方立天指出《中国哲学大纲》具有两头重、中间轻的不足，即先秦、宋明内容丰富，汉至唐单薄。刘鄂培等编：《张岱年哲学研究》，北京：昆仑出版社，2010年，第499页。 批评《字义详讲》（即《北溪字义》）、《性理大全》所列概念范畴缺乏逻辑性，但却体现出对方以智的偏爱，并表彰宋明理学范畴形成了一个通贯、综合的范畴体系。指出范畴逻辑层次有两种可能：一是从普遍到特殊，如朱熹《近思录》、亚里士多德等。二是从浅近到高深，即由“简”至“啧”。《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绪论首先考察了范畴总体系的两个方面：从普遍到特殊的逻辑顺序和历史先后顺序。又将范畴分为单一和对偶两大类，并分别列表说明之。78个单一范畴被分为最高、虚位、定名三类。最高范畴指表示世界本原或最高实体的范畴，虚位范畴指各家通用而可以加上不同规定的范畴，定名范畴指具有确定内涵的范畴，三类范畴之间并不构成逻辑关系。10个最高范畴为：天、道、气（元气）、太极、太一、虚（太虚）、玄、太和、无极、理。内含“玄”“虚”而没有“有无”，“有无”被置于定名范畴。张岱年的说明是：何晏、王弼虽倡“以无为本”，实则仍以道为最高范畴。同样，陆王虽倡“心即理”，而仍以理为最高范畴。据此，则“无”与“心”皆非最高范畴。“有无”在《中国哲学大纲》中属大化论范畴，在《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中属自然哲学概念范畴。所列10个虚位范畴为：德、善、美、本（本原、本根）、体（本体、实体）、用、实、元、是（是非）、真（真伪）。据《中国哲学大纲》之解，“本”“体”皆当属最高范畴。《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正文亦将本体、实体、体用列为自然哲学概念范畴。其余58个皆为定名范畴。此虚位与定名实不好定。其次，《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绪论以括号表示范畴的多种含义，如本（本原、本根）。或直接将一个字的两种含义分列两个范畴，如神的形神之神与神化之神；或以组合词来限定范畴多义之特指义，如气（元气）、贵（良贵），这是由范畴多义性与形体单一性矛盾所造成的。又次，提出对偶范畴总表，得48对概念范畴，据内容分为天道、人道、知言三部分，但对偶范畴亦存在一多对应问题。如同既与和对，又与异对。诚与伪、明皆对。有无、形神、神化、命力被划归天道范畴，并增加象数、宇宙等天道范畴。以理势为人道范畴，似亦可视为天道范畴。以知言为沟通天道人道的一类范畴总名，体现了对知言的重视，格物致知被置于知言下。诚伪是人道范畴，真伪则为知言范畴。此皆见出划分之交错复杂，难以精确。4.范畴划分的相对性与暂时性，张岱年选出最重要最具有中国特色的16对范畴：天人、有无、体用、道器、阴阳、动静、常变、理气、形神、心物、力命、仁义、性习、诚明、能所、知行。其中前11条为天道范畴，第12—14条为人道，末两条为知言。尽管对范畴加以多般划分，张岱年明确指出因为范畴体系存在不确定与确定性兼具的复杂性，决定了范畴分类的相对性、模糊性和暂时性，故我们不可拘泥于此类划分。“中国古代哲学范畴体系，既有确定性，又有不确定性……哪些概念范畴是主要的，哪些概念范畴不是主要的，其间有如何的统率、从属的关系，难免人人异说，所见不同……我们虽然可以列出一个范畴总表，不过是一个暂时的总结而已”（第4卷，第465—466页）。5.范畴的循旧与立新，张岱年肯定荀子“若有王者起，必将有循于旧名，有作于新名”原则的正确性（第4卷，第466页）。认为对传统哲学范畴，应采取或继承，或改变，或创作的分别态度。如对“宇宙”“自然”等范畴必须继承沿用，有些则须加以新解和改变后再继承，天人问题如理解为自然与人的关系，则“天人仍可以作为哲学的基本范畴”（第4卷，第466页）。“体用”只能作唯物主义解，指物体与作用。批评“各派唯心主义者所谓体都是思维的虚构，不可沿用”（第4卷，第467页）。“诚”本来具有天道和修养境界双重意义，为避免“赋予自然界以道德的意义”的错误（第4卷，第469页），“诚”只能作为一个道德规范，不能以之为表实有的范畴。张岱年考虑到新旧范畴的衔接、继承，改造、创作，列“新旧概念范畴对比表”。指出哪些为因循旧有概念者，如“精神”“矛盾”等；哪些为新旧虽异名而类似者，如“理性”（德性）、“对立”（对待）等；哪些为以新代旧，表现时代进步者，如“历程”代行、“主体”代内、“客体”代外。并把“有循于旧名，有作于新名”视为“我们新中国的哲学工作者的光荣任务”（第4卷，第470—471页）。
我们亦注意到张岱年范畴划分的不一致性。《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主体内容分自然哲学、人生哲学、知识论三部分，其中自然哲学分为上下两部分，略对应于《中国哲学大纲》的本根论与大化论，分别有15、20组范畴；人生哲学部分为15组范畴，知识论部分为10组范畴，分别对应《中国哲学大纲》人生论、致知论。就名称而言，反不如《中国哲学大纲》更强调中国固有特色，而突出了范畴的普遍性一面。如《中国哲学大纲》极重视的“本根”“真知”皆不见于《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① 钟肇鹏曾指出《中国哲学大纲》“不用认识论、知识论，而用中国哲学里致知一词称致知论……有浓厚的中国哲学味道，给人以亲切感”。钟肇鹏：《综合创新 发展中国哲学》，《哲学研究》1999年第5期。可见学者已经注意到《中国哲学大纲》的“中国”意识。《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采取的划分标准多样，很难彼此对应。如自然哲学部分的上下之分，划分标准并不明晰，若据《中国哲学大纲》宇宙论、大化论之分，则被纳入自然哲学范畴上者皆应为宇宙论范畴，即近乎《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绪论中的最高范畴，然有无、自然、阴阳又未被《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绪论视为最高范畴。
《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绪论与正文之范畴，亦存在所收不同与所分不类的情况，这是比较少见的，尤其是两者写作时间相隔很近，本来绪论作为全书总论，自然是与正文保持一致的。② 如前所述，作为《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的绪论一节，曾单独发表于1985年第2期的《中国社会科学》，《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全书的撰写则是从1981年到1987年，1987年12月初序定。两者的不对应性既与张岱年年事已高、思想变化有关，亦与范畴难以精确划分这一客观因素不可分。 首先，绪论与正文分类不一致者，如绪论强调“诚”只能作为表达道德规范的人道范畴，但正文却将“诚”列入自然哲学概念范畴，突出了“诚”表示客观世界的客观规律性，显示客观实在与客观规律性的统一。批评不能把王夫之的“诚”理解为仅具有客观实在义，而强调了它的规律义。正文又在知识论范畴下将“诚”与“真”并列，认为道家之“真”即儒家之“诚”，表示如实义。又如“理势”“自然”皆被《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绪论列于人道论，正文则纳入自然哲学范畴。《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绪论把自然与有为、自然与名教列入人道对偶范畴，但正文仅置“自然”于自然哲学范畴。在《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绪论中，“理欲”是人道对偶范畴，正文仅列“理”（法则）于自然哲学范畴。其次，所论范畴不一致者。如《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绪论未提及“当然”，而正文列“当然”于人生哲学概念范畴。《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与《中国哲学大纲》的不一致，同样表现为分类不一与范畴不对应。分类不一者，如“诚”在《中国哲学大纲》中属人生论，《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则置“诚”于自然哲学、知识论范畴，相差甚远。《中国哲学大纲》中的“命与非命”为人生问题，《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置“命”“命与力”于自然哲学范畴，“命力”则被视为天道对偶范畴。《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置“和”“太和”于自然哲学范畴，或许划归为人生问题更妥当，“中庸”“中”即被置于人生范畴。《中国哲学大纲》置“动静”于人生问题，《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绪论置于自然哲学范畴。范畴不对应方面，如《中国哲学大纲》人生问题的损益、不朽、践形范畴皆不见于《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中国哲学大纲》曾废除的“法象”却置于《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自然哲学范畴下。《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居然没有“义利”（保留了“仁义”）这一《中国哲学大纲》人生问题之重要范畴，亦未收入《中国哲学大纲》补录的“志功”。《中国哲学大纲》特补录“形神”，《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拆为“形质”“精神”而分别讨论。《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补充诸多《中国哲学大纲》所无范畴，如自然哲学范畴下的“元亨利贞”“生”“生命”，人生哲学范畴下的“当然”“良贵”，知识论下的“心术”“道心”。这种差异显然体现了张岱年20世纪30年代与80年代思想的变化，值得重视。两者相较，《中国哲学大纲》更突出范畴的中国固有特色，《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则强调范畴的普遍性。③ 张岱年1996年专门撰写《论当然》，指出“当然”是人生哲学重要概念，出现较晚，至朱熹才将之作为一个范畴，分别“所当然”与“所以然”实质是一个自然规律与道德准则的关系问题。所论较《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有很大扩充。张岱年：《论当然》，《北京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
（四）范畴研究的枢纽地位
张岱年对范畴的研究贯穿于他哲学探究的各方面，而不仅限于专论范畴之作。他在关于史料考察、理论建构、伦理阐发、人物研究、文化论、价值论等方面的研究中，始终贯彻着对概念范畴的分析。历史事实考辨方面，如他1931年发表的《关于老子年代的一假定》开启了据概念先后来判定年代的做法，通过分析道、天、无为、不言之教的含义判定老子在孔子之后。哲学建构方面，如《事理论》以对概念范畴为中心，讨论了事与理的问题，主张理在事中，批评理在事先说。伦理思想方面，如1957年发表的《中国伦理思想发展规律的初步研究》第五节分析了中国历史上仁义礼智、忠孝、廉耻等基本道德观念。历史人物研究方面，他20世纪80年代发表了大量关于孔子、庄子、王船山、张载、扬雄、管仲等的评价性论文，皆贯穿着以思想范畴分析人物的特点。如《谈孔子评价问题》提出孔子最高的和中心的思想是仁范畴（第5卷，第393—399页）。中国文化方面，他1982年写出的《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概括出中国文化刚健有为、和与中、崇德利用、天人协调四种精神（第5卷，第418—427页）。凡此，皆显示了张岱年治学实以范畴分析为中心。
（五）从范畴研究看张岱年思想的变化与回归
如果将张岱年的范畴研究划分为早（1949年前）、中（1949年—1990年）、晚（1990年后）三个阶段，并对之加以细致比较，则可见出他的思想在保持稳定一致之时，亦体现了一定的变化，晚年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向早期思想的回归。如就以对“合一”的认识来看，他1936年写的《生活理想之四原则》提出“四个合一”，即理生合一（义利、理欲的统一）、与群为一、义命合一、动的天人合一。① 张岱年1993年写作的《分析与综合的统一——新综合哲学要旨》论及此篇论文，指出“这篇论文虽有一定的深度，但是用了一些不通俗的僻涩名词，其文字表达是不恰当的”（第7卷，第393页）。 他1937年完成的《中国哲学大纲》视“一天人”为中国哲学六个固有特色之一，论说了与天为一、与理为一。张岱年在20世纪90年代特别重视“合一”思想，如1990年完成的《儒学奥义论》概括儒学七个特色为：天人合一、仁智合一、知行合一、义命合一、以和为贵、志不可夺、刚健自强，其中包含四个合一（第7卷，第1—12页）。他1993年写作的《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概括中国文化精神的四个特色：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刚健有为、以和为贵，亦是突出了天人合一（第7卷，第378页）。而在张岱年20世纪50—80年代的论著中，则似少见此类“合一”之论。又如，张岱年对中国哲学中唯物与唯心的认识亦存在变化。早期，他并不认为中国哲学是以唯物与唯心之争为主线，而是刚柔与理气之争。如他1934年写成的《中国思想源流》提出中国思想发展是曲折的，西洋哲学“整个历史是唯物与唯心，怀疑与独断之争。在中国则不然，在中国是刚柔、损益、动静、为与无为之争。在宇宙论上则是理气之争”（第1卷，第193页）。且此时他对张载、王夫之之学似乎并未充分认同，说“在中国彻底唯物的只有荀子、韩非子及颜元、李塨”（第1卷，第193页）。② 张岱年《中国思想源流》一文结语云：“中国民族现值生死存亡之机，应付此种危难，必要有一种勇猛安毅能应付危机的哲学。此哲学必不是西洋哲学之追随模仿，而是中国固有的刚毅宏大的积极思想之复活，然又必不采新孔学或新墨学的形态，而是一种新的创造。”（第1卷，第199页） 而他在1958年版《中国哲学大纲》新序中对此作了自我批判，自认该书最大缺点是“没有达到承认‘哲学史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的科学水平”。③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年，新序第1—2页。《中国哲学大纲》1982年再版序言反思该书最大缺陷是没有明确阐发两种基本倾向既相互对立又互相联系的情况。他1992年写成的《中国古代哲学中关于德力、刚柔的论争》则从价值论立场分析了儒道两家对德力、刚柔范畴的理解。比较《中国哲学大纲》与《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在范畴部门的划分，可知最大区别在于《中国哲学大纲》对人生论给予了更多重视，细化为天人、人性、理想、问题四个部分，《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则统为一类。
四、贡献与影响：“有循于旧名，有作于新名”
（一）范畴研究的贡献
张岱年在《哲学之职分》中，把哲学概括为研究概念范畴的工作，“或在创立概念范畴，或在诠释概念范畴，或在厘清概念范畴，或提出若干重要概念范畴而特别表彰之，或统综一切概念范畴而厘定其相互关系”（第3卷，第6页）。并对范畴解析设定了一个深、准、全的标准。张岱年力图把握范畴的准确含义，对一词多义的情况，采取分而论之、“复现”、加限定语等办法，有时甚至显得前后矛盾。如“诚”在《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中分置于自然哲学范畴、知识论范畴下，《中国哲学大纲》则置其于人生理想论下。张岱年加以特别表彰的范畴，为墨家“兼爱”“三表”；名家“指”“名”，理学“理事”“当然”“格物致知”；但尤表彰了唯物主义学者荀子、张载、王夫之、方以智等的概念范畴，如气、太虚、神、太和等。张岱年曾撰文专论的范畴主要有理、理气、事理、神、理性、本体、天人、当然八个，体现了对带有本原意义、决定哲学倾向范畴的重视。当然，他对人生范畴亦颇留意，如表彰孟子“良贵”说。张岱年对某些概念的态度早晚有变化。如《中国哲学大纲》颇重“两一”，但《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则重“两端”，而以“两一”为辅，体现由重对立到重和谐的变化。张岱年在“统综一切概念范畴而厘定其相互关系”上的工作引人注目。他在《中国哲学大纲》《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中参照西洋哲学，给中国哲学范畴设定了一个条理清晰、层次井然的体系，但由于范畴多义的客观存在与分类的绝对单一性存在着无法避免的矛盾，故对范畴体系的划分、归类，不可能做到完美而只能是近似。除了基础性的“循于旧名”工作外，张岱年更期待“作于新名”的工作。张岱年提出以“兼和”替代“中庸”的看法，认为中国哲学最高价值准则应为兼和，其义是“兼赅众异而得其平衡”（第3卷，第220页）。兼和的提出，体现了张岱年重视日新的思想追求，他认为“中庸易致停滞不进之弊，失富有日新之德。今应以兼易和，以兼和易中庸”（第3卷，第220页）。此外，张岱年提出的独到思想还包括：本至之辨、充生达理、物统事理、群己一体等，充生达理说融入人生经历，并对传统义利、理欲之辨加以反思而提出了义利结合、理欲并存的看法。
（二）对字义学的继承发展
张岱年肯定朱子《近思录》编撰体现了从全体到部分的排列逻辑；但却对陈淳《北溪字义》看不上眼，认为杂乱无章，肤浅不堪，简直降低了朱子的理论水准。尽管如此，张岱年的范畴学在一定意义却是对理学字义学的继承与发展。《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所论范畴，理学“字义”类著作大都已有所论述。其与张岱年著作之差异，正反映了关切不同所在。其一，理学字义基本上可视为对朱子《四书集注》字义解的再发挥，它以《四书集注》为诠释中心和标准。而张岱年主要以西方哲学的本体论、宇宙论、认识论为标准来选取中国哲学范畴。其二，传统字义著作，皆以道德修养范畴为中心，《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于此未加特别重视，故多有所未收。如《北溪字义》中的“一贯”“敬”“忠信”“忠恕”“鬼神”“经权”皆未被《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收入。程端蒙等《性理字训》单列“孝”“悌”，亦未为《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收入。陈普《字义》则分别收有153个（今本存138个）字义，认为性命道德五常诚敬等字义是六经《四书》之精华，是进入经书的要领所在。其所列“人”“物”“止”“一”等字义颇为新颖，且以“公私”“理”“诚”等几个具有伦理修身意义的字义作为全部字义核心。其三，即便同样收入者，所论亦有详略之分。如《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虽收入“命”，然所论较略。《北溪字义》则以“命”为全书开端，对之展开长篇论述而极表重视。盖命实为传统哲学极重要范畴，于个人道德成就关系极大。① 这里应提及唐君毅的《中国哲学原论》，该书《导论篇》以400页篇幅仅论述了理、心、名、辨、言、默、致知格物、道、太极、命十个范畴，如论“命”者即有70多页内容。在写作方式上，唐君毅与张岱年有一致之处，皆注重从历史演变的角度分析范畴的具体含义。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导论篇，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其四，传统字义体著作所论字义，有着鲜明的理论针对性和工夫实践意味。如《北溪字义》特立“佛老”“鬼神”加以批判，同时还涉及对陆象山、老庄、魏征等的批判。陈荣捷认为《北溪字义》乃“陈淳人生目的之所托。《北溪字义》乃为人生而作，非为字义而作也”。① 陈荣捷：《朱子新探索》，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00页。故其所论字义皆有深切的人生体会，如对科举的反思，对义利之别的强调等。张岱年的范畴研究特别注重辨析中西概念，突出中国固有范畴的本来意义，饱含着对中国思想文化的热爱，体现了他个人实践修为的境界，表达了刚健而积极的人生观。其五，在范畴分类及范畴关系处理上，传统字义学亦颇有可取之处，体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思维。如程若庸《增广性理字训》列字义183个，将所有范畴分为造化、情性、学力、善恶、成德、治道六大门类，其中造化门24个字义与《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颇多相契，所独特者在“乾坤、造化、鬼神”。性情门之“魂魄”则未被《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中国哲学大纲》收入。学力门则多为传统哲学之工夫修养论，《中国哲学大纲》认为此属于特殊哲学者，未加重视。其实自突出中国哲学固有范畴之立场观之，实有重视的必要。《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置“格物致知”为知识论范畴，《增广性理字训》则置于学力门。学力门值得留意的尚有以下字训：主静、慎独、博文、约礼、尊德性、求放心、知言、养气、克己复礼。善恶门所列过、骄、吝、尤、悔、异端；成德门所列道统、天德皆颇有特色；治道门所列亦有不乏可取处，如新民、时中、絜矩、过化、存神、皇极等。《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之几、良贵、道心，《中国哲学大纲》之践形、理欲见诸于此。陈普《字义》列字138个，安排亦见特色，如以天开头，次为太极，乾坤、元亨利贞随后。于太极、无极外，列皇极；于阴阳后紧随刚柔；于鬼神后为主宰、造化、变化、幽明、屈伸、消息、盈虚等。② 陈普：《字义》，《石堂先生遗集》，见《续修四库全书》第132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其他两部近乎字义的著作，如真德秀《西山读书记》亦列有40门，虽非字义之作，然亦存在以字义统领全书之意味，设元亨利贞一条，所设圣贤气象、天地之心较为新颖。③ 真德秀：《西山读书记》，见《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0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朱公迁《四书通旨》以98个字义重新安排《四书》全文，首置“天”字，同于《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以“天”为首。④ 朱公迁：《四书通旨》，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5年。 所设“名分”亦见于《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所列较为新颖者，如一、耻、文质、节操、过等。
其六，在有关范畴的理论论述上，理学字义体著作亦颇多精彩之论，堪与张岱年范畴思想相参照。首先，在解释宗旨上，字义体自觉定位为以通俗、简明、易懂、准确的方式来传播理学思想，具有范畴教科书和字典的性质。如朱子称赞程端蒙《小学字训》虽短小却广博，堪称“一部大《尔雅》”。⑤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一七，见《朱子全书》第1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676页。 《北溪字义》被称为“东亚最早的哲学辞典”。⑥ 张加才：《〈北溪字义〉与理学范畴体系的诠释和建构》，《厦门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而《中国哲学大纲》，尤其是《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亦具有简明准确的性质和参考便利的功用。其次，陈淳等人皆对字义训释有自觉的理论思考。在如何处理范畴多种义项及相近范畴间关系上，陈淳提出了“玲珑透彻”的原则，反映了古人“两即”的思维模式，而不同于西方的直线思维。他说：“性命而下等字，当随本字各逐渐看，要亲切。又却合做一处看，要得玲珑透彻，不相乱，方是见得明。”⑦ 陈淳：《北溪字义》，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页。提醒读者应注意诸范畴间同中有异、分中有合、相互渗透的特点，做到明而不乱，灵而不滞。元儒陈栎大为赞叹该书玲珑精透的特点，“《字义》一书玲珑精透，最好启发初学性理之子弟”。⑧ 陈栎：《定宇集》，《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四，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5年，第331页。 此一特色体现了陈淳提出的“大凡字义，须是随本文看得透方可”的诠释原则。⑨ 陈淳：《北溪字义》，第41页。陈淳以“道”字为例，指出在不同文本语境中它具有不同含义。陈淳再三提醒应注意字义间的脉络关联，认为各字义间既非无关之物，同时又要注意联系中的分别，会其同而别其异。由此，陈淳提出看字义不可拘泥的要求，体现了处理范畴关系的灵活性原则。鉴于字义的复杂性、丰富性，陈淳在五常的阐释中提出竖观、横观、错综观、过接处观等多角度审查字义的方法。客观而论，张岱年先生对范畴关系的论述，更着眼于哲学视域下的宏观部门之分，在处理具体范畴的方法上，似亦有未及陈淳这般深细之处。
（三）范畴学的学术传承
张岱年的中国哲学范畴研究，可以说主导了大陆四十年来中国哲学史的发展。一方面，张岱年建构了一个完整、全面、深刻、准确的中国哲学范畴体系，实现了对传统字义之学的突破，形成了以问题和范畴为主干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新模式，开辟了中国哲学史抒写的新路径；另一方面，他的范畴学研究以逻辑解析方法与历史考察方法为主，形成了简明、精准、清晰的分析特色，对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产生了重要影响。不仅如此，张岱年还通过教学、著述等工作，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学者，使范畴研究成为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主流模式。
在张岱年的带动下，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了大批直接以范畴研究为题的范畴学论著。1.通论中国哲学范畴之作，有关于范畴体系之论者，如汤一介1981年发表的《论中国传统哲学范畴体系的诸问题》。有关于具体范畴之作者，如葛荣晋1987年出版的《中国哲学范畴通论》论述了28个范畴。2.专论中国哲学范畴的某一部门之作，如张立文分别于1988年、1995年出版的《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之《天道篇》《人道篇》对天道、人道部门范畴加以专门探讨。3.特定范畴论述，如方克立1982年出版《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观》对知行观的研究；张立文1991年—1996年主编出版的《中国哲学范畴精粹丛书》对天、道、性、心等范畴的研究。其中尤以对气范畴的研究成果突出，如程宜山1986年出版《中国古代元气学说》、李存山1990年出版《中国气论探源与发微》等。4.专论某一学派范畴的著作，如蒙培元1989年出版的《理学范畴系统》对理学范畴的专门论述。5.以问题兼范畴的著作，如方立天1990年出版《中国古代哲学问题发展史》，继承了《中国哲学大纲》以问题为纲、范畴为目的研究方式，通过对宇宙生成论等12个哲学问题的深入论述，阐发了众多哲学范畴。应提及的是，张岱年通过著书育人工作，使范畴解析与历史考察相结合的治学方法得到了很好的传承发展。如陈来从方法论上自觉定位为张岱年先生治学方法的正宗传人和心知其意派，① 陈来说：“我自己的学问方法始终信守和实践着张先生的治学方法，并以此指导我的学生……我可以自豪的说，我是张先生治学方法的正宗传人。”“我算是心知其意派”。陈来主编：《不息集——回忆张岱年先生》，第267—268页。其《朱子哲学研究》以对朱子理气、心性、格物问题讨论为主，而融范畴的精密解析于其中。刘笑敢、李存山、王中江等张先生弟子治学皆具此特色。而作为张岱年再传弟子的学者，为文亦颇具“资料详尽、分析透彻”的特长。张岱年所倡导的范畴解析方法，作为实现“心知其意”治学目标的根本路径，极大促进了中国哲学研究的条理化、系统化。它不仅对40年以来中国哲学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这种影响还将继续下去。
总之，范畴分析可谓张岱年治中国哲学的基本方法和根本特色，这与他视哲学为“基本概念范畴之系统”的哲学观，重视逻辑解析方法的方法论，追求“好学深思，心知其意”的研究目标是一致的。范畴分析贯穿张岱年漫长的学术生涯，构成其全部哲学工作的枢纽，比较其前后期范畴研究的代表作《中国哲学大纲》和《中国古典概念范畴要论》，可察觉张岱年范畴研究工作的一以贯之和因革损益。特别有意味的是，尽管张岱年的中国哲学范畴分析是自觉接受西方现代哲学方法的结果，但他的研究事实上与宋代理学兴起的“字义”研究有着实质上的继承与发展关系，故其范畴研究可一言以蔽之：传统字义学的新生面。今日对张岱年的学术纪念，就是传承光大他的范畴研究，在“有循于旧名”的基础上，努力作出“有作于新名”的成绩，实现刘鄂培先生所期望的“岱宗巍立苍松劲，星火传承代有人”的学术兴盛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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