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弱相关性与因果确定性和机遇
强弱相关性与因果确定性和机遇
王中江
摘 要：因果确定性、决定与不确定性、机遇和非决定，是完整世界的两个地带，单一的描述都不能呈现出世界的全貌。从世界的关系性和普遍相关性来看，因果确定性、决定以及与之相反的不确定性、机遇和非决定，则是世界关系性和普遍相关性的不同类型。因果确定性属于强相关性，其强度有大小、多少之别，但它至少要强到影响了结果的出现；不确定性和机遇则属于弱相关性，其弱的下限是它同结果不能毫无关系，即使它微乎其微。意志自由不仅同不确定性是相容的，它同因果确定性也是相容的。一切都可选择，决定的只是人要承担选择的结果。德福一致的天命论和德福不一致的运气论，是因果确定性和不确定性在人类事务中的一种特殊表现。
关键词：因果确定性； 不确定性； 非决定； 因果决定
已经有一个时期了，人们更倾向于谈论非决定、不确定（uncertainty）、偶然和机遇概念，谈论非性线、不可逆、混沌和复杂性概念，并发展出了概率论、混沌科学和复杂性科学等。同这些概念具有相对性的诸如决定、确定（certainty）、因果、可逆等在很长时期中具有支配性的概念，受到了尖锐的质疑、批判乃至否定，其影响力被大大消弱了。促成这种转变的力量主要来自量子力学和生命科学等的发展，其次来自哲学上的生命主义、非理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对启蒙理性主义、历史决定论等的批判）的反叛。① 有关量子力学和生命科学发展引起的转变，见W.海森伯（Werner Heisenberg）:《物理学和哲学》，范岱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W.海森伯:《物理学家的自然观》，吴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埃尔温·薛定谔（Erwin Schrödinger）:《生命是什么？——活细胞的物理观》，张卜天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有关对历史决定论的批判，见卡尔·波普（Karl Raimund Popper）:《历史决定论的贫穷》，杜汝楫、邱仁宗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客观上说，世界充满着变化、多样性、差异性，充满着新奇性、新颖性和创造力，而决定论的单一描述和塑造的世界齐一故事遮蔽了世界的其他维度，这确实是需要改变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确定性、因果决定等概念就完全失效、没有用武之地了。世界的面貌是整体性的。正如确定性不是唯一的、不能驱除一些不确定性那样，不确定性也无法赶走大量的确定性。至少在肯定“不确定性”的一个说法——最大的确定性就是不确定性上也是如此。② 玻恩（Max Born）指出:“如果否认有任何可能性回到决定论，这会是愚蠢和粗暴的，因为任何物理理论都不是最后的理论；新的经验也许迫使我们要作修改，甚至于一反过去的情况。”见M.玻恩:《关于因果和机遇的自然哲学》，侯德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113页。要完整地认识和解释我们面对的复杂世界，两者都是需要的，它们的结合才能更好地呈现出这个世界的面貌。探索复杂性科学的尼科里斯和普利高津也承认这一点:“今天，只要我们放眼一望，就会发现演变、多样化和不稳定性。长久以来，我们就知道我们生活在一个复杂的世界上，我们可以在其中找到决定性的、也可以找到随机性的现象；既可以发现可逆性的、也可以发现不可逆性的事物……现在我们已处在世纪之末，越来越多的人思索着，那许许多多塑造着自然之形的基本过程本来是不可逆的和随机的，而那些描述基本相互作用的决定性和可逆性的定律不可能告诉人们自然界的全部真情。”① 尼科里斯（GrégoireNicolis）、普利高津（Ilya Prigogine）:《序·转变年代的科学》，《探索复杂性》，罗久里、陈奎宁译，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86年。偶然性不等于就是完全不可捉摸性，不完全确定也不是完全没有任何相对的某种确定。如果到处都不确定这一点是确定的，它至少也是一种确定性。从这里出发，我们既要探讨确定性、决定性和因果这一系列上的概念，也要考察与之相对的不确定性、非决定论、偶然和机遇等概念。
显然，对于两者我们已有许多研究，② 张志林:《因果观念与休谟问题》，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王天思:《大数据中的因果关系及其哲学内涵》，《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5期，第22—42页。这里我想从个体和事物的广泛的“相关性”及其强弱意义上去观察它们、区分它们和界定它们。在关系哲学中，世界是关系的世界，世界的整体又是关系的整体。关系是在一切个体和事物之中和之间存在并发生的。一切个体和事物的相互关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状态同世界的整体关系状态是等值的。因此，探讨世界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探讨因果和偶然，就是探讨关系世界中个体和事物之中及之间的相互关系和普遍相关性，探讨个体和事物之间施加作用和影响的程度、大小、强弱及其效应。我倾向于由此来解释事件和事态中的确定性关系和不确定性关系。
一、从普遍的相关性到强相关性和因果确定性
将确定性、决定和因果概念带入到关系世界和普遍相关性中去认识，这是从“本质主义”转向“关系主义”的一个自然结果。这一转变非同寻常。在这种转变中，“关系”和“普遍相关性”概念来到了哲学舞台的中心。③ 有关因果和关系，见张小天:《因果关系与相关关系:它们的关系及它们的差异》，《社会学研究》1992年第3期，第97—101页；王天恩:《大数据相关关系及其深层因果关系意蕴》，《社会科学》2017年第10期，第115—122页。个体和事物之间的确定性、决定性和因果，说到底它们首先是个体和事物之间的关系和相关性。个体和事物都是关系体。个体和事物是无限的，由它们自组织起来的世界也是无限的。个体和事物的关系都是动态性的，所谓一切皆变，既是说世界整体上是变化的，也是说个体和事物的关系都处在变化之中。如果世界一成不变，那就很难有不同的可能了。幸好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那就一切皆有可能。变化不是平白无故发生的。促成变化的是事物的相互关系、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关系的变化是一个过程，在前后的变化过程中，关系世界就成了一个无穷关系的无穷链条。一切确定性和因果都处在世界的这种无穷关系链条上。布拉德雷（F.H.Bradley）将世界的这种整体关系叫做“内在关系”，怀特海则叫做整体的有机关系。这是最广泛和最高意义上的关系层次，这种意义上所说的因果相关性是最普遍的，也是最抽象的，可以将之称做世界的“元关系”。
寻找关系世界的这种确定性和因果决定性，就是问关系世界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它的最高根据和原因是什么。不同文明传统中的宇宙诞生神话、创世论宗教和宇宙创生哲学，分别为宇宙和万物的起源寻找了自然的或超自然的原因和根据。如有关宇宙起源的哲学解释，按照《老子》的说法，万物是由道创造的（“道生之”——《老子》第51章）；“物物而不物于物”——《庄子·山木》）。道是因，万物是果。更为彻底的自然主义立场认为，一切事物和现象都可以用“自然”的原因来解释，既没有超自然的原因和力量，也无须假定其他终极原因或根据。世界和宇宙都是自身自然而然的结果。整体上，神话、宗教和哲学主要是用绝对的因去解释无限的果。宇宙爆炸说是为宇宙之果提供的物理学解释，它同哲学上的宇宙生成论具有某种可比性。如果说宇宙的创造者和被创造者这种关系和相关性是“一”与“多”的关系，那么，个体和万物中的一切关系、一切相关性都是从“一”（绝对因）到“多”（无限果）的结果。
关系哲学探讨的关系和相关性，正如上述主要是指现实世界中的各种关系和相关性，因此，其确定性和因果关系也限于这一层次上。对关系哲学来说，这一层次的世界关系是最普遍的也是第一层次上的相关性。在这一层次上，世界的整体关系之果就是它的整体关系之因。这是无限的多之因与无限的多之果的关系层次。这是一般所说的自然哲学关注的领域。分门别类的各门学术都是在各种不同范围中探讨世界的各种关系、相关性及其确定性和因果。这种意义上的事物之间的确定性和因果关系，仍只是世界一切关系和普遍相关性中的一部分关系。这就是说，有确定性和因果关系的事物一定有关系，一定相关，但有关系和相关则不一定是事物的确定性和因果关系。这同时表明（逻辑上），事物之间存在的一切关系、普遍相关性则是确定性和因果关系的前提，也是各门科学能够成立的前提。在宏观和大尺度的自然世界，事物变化中的有序和相对稳定的秩序（或所说的自然的齐一性），一般被认为是科学认知的基础。从关系哲学来说，自然中存在的相对确定的相关性和相互关系，是科学认知的出发点。正如彭加勒（Jules Henri Poincaré）所说:“凡是客观的东西都缺乏一切质，仅仅是纯粹的关系……科学是一种关系的体系……惟有在关系中才能找到客观性。”① 昂利·彭加勒:《科学的价值》，李醒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163—164页。赖欣巴哈（Hans Reichenbach）也指出:“发现的艺术就是正确概括的艺术……‘关系’这个名词的意义可以这样来定义:为求概括有效而必需提及的，那就是有关系的。把有关系的因素从无关系的因素中分离出来，即是知识的开始。”②H.赖欣巴哈:《科学哲学的兴起》，伯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9页。如果说任何事物都有故、有原因，正如玻姆所说的那样——“毫无前兆而无中生有的事物是不存在的，同样，从来也没有什么事物会毫无痕迹地消失掉——即在它消失之后根本不引起任何事物”，③D.玻姆（David Bohm）:《现代物理学中的因果性与机遇》，秦克诚、洪定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7页。那么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就是世界普遍相关性的一部分。
在世界整体关系和普遍相关性前提之下考察其中存在的确定性和因果关系，就是从中发现、探寻哪些关系和相关性是确定性关系和因果关系。按照内在关系说，所有的关系都具有内在性（改变关系就是改变事物的性质），事物之间没有相对的独立性，不能将它们分开来认识。但在分析哲学来看，事情如果真是这样的话，知识就变得不可能。事实上，我们通过认识世界的某些关系确实获得了可靠的知识。在这一点上，分析哲学是对的。事物有内在关系，也有外在关系；事物之间有一定的独立性，认识某种关系能够获得某种知识，不同程度上的分析能够获得真理，不是认识一切事物才有可能。同样，认识关系世界中的某种确定性和因果关系，也不需要认识世界中的一切确定性和因果关系。彭加勒提问道:“我们真有权利谈论一个现象的原因吗？如果宇宙的所有部分在某种程度上相互连锁，那么任何一个现象将不可能是单一原因的结果，而是不可胜数的原因的结果；人们常说，一个现象是在某一时刻之前整个宇宙状态的结果。”④ 昂利·彭加勒:《科学的价值》，第33页。从关系的相对独立性来说，我们完全可以探讨许多确定性和因果关系中的某一种确定性和因果关系。事实上，人类已有的确定性和因果性知识实际上都是在一定范围内和边界条件下的东西。正如彭加勒指出的那样，任何具体的因果相关性都是不同层次上的，也是不同范围内的，它们都有一定的边界性。因此，探讨确定性的相关性，就是从世界普遍相关性整体中将相关性缩小到某一具体的范围内和边界中，即使扩大范围，也不需要从世界的整体上来看某一具体关系和现象的确定性。
这样，探讨确定性和因果关系，首先就要对相关者进行划界。实际上，所有的探讨都要划界:划分不同的对象，划分同一对象的不同方面（对人的研究，界限和范围最多）。确定它们是什么范围和领域中的事件和现象，也就是确定事物的不同层次、范围和边界，将与此无关的东西排除出去和隔离开。寻找事物具有确定性和因果意义上的相关性，则是为不同的相关性划界，划定它的范围和边界。现实世界的关系，又是一定位置和时段上的空间关系和时间关系，因此，相关性范围和边界的划定，一是确定它们的空间关系，二是确定它们的时间关系。空间和背景可以很广，也可以很小，但它们都是有限的。如全球变暖的原因和结果涉及的相关性空间和背景非常大，一个局部的生态失衡，涉及的相关性空间则较小。事件发生的时间和过程可以很长久，也可以很短暂。有一些事物和结果是长期演变的结果，地球上生命和人类的出现都经历了漫长的时间。“美成在久”（《庄子·人间世》），“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易经·坤卦·文言》），都强调一些事态、事情的发生，不是一时造成的，而是较长时间的结果。但也有些事件和事态是瞬间发生的，促成它的原因和关系是在很短时间内出现的。
从人类探讨时空中不同对象的因果来看，它们的相关性也有不同的类型。一种是探讨时空中的具体事物——一些“个体”形成的相关性，这些个体是用专名表示的事物。科学中有的相关性探讨，围绕的就是自然中的一些个体进行。地质学、地理学主要研究地球上不同的地质和地理，探寻某一山脉（如喜马拉雅山）、某一地理环境（如黄土高原）形成的原因和演变。它们面对的都是一些具体的自然个体的因果关系。这些关系都有它们的时空范围。人文学中的历史学也是如此。虽说历史有惊人的相似性，但历史事件都发生在一定的时空中，都是一次性的，都有确定的范围。探寻其中的因果关系，是回过头去考察这些事件何以发生，找出促使它发生的各种相关因素。其有效性也限于某一历史事件本身。对现实社会生活中发生的某一事件和各种刑事案件因果关系的确认也是如此。与此不同，科学探讨更多的是探讨各类事实的普遍性关系和确定性，这是事物和现象可以重复发生的因果相关性，是严格条件下的确定性，即一般所说的自然法则或秩序。设想一下，如果现象和事实之间没有稳定性的关系可以研究，如果我们研究的都只能是专名之下的某一个体和某一事件，科学知识的普遍性（解释功能和运用功能）就不存在了。
在任何范围内考察事物的确定性关系，整体上都可以说是考察它们的引起和被引起、促成和被促成的相互关系。限定了某一范围内的确定性，同时也就相应地限定了相关性的范围，限定了这一范围内现象和事件之间引起和被引起、促成和被促成的关系。只是这样的关系和相关性才是事物之间的确定性和因果关系，也只有这种相关性才是强相关性。反之，事物之中没有引起和被引起的关系，它们就没有强相关性，它们之间也没有确定性和因果关系。影响事件发生的相关性有大有小，有多有少；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有主要的，也有次要的。但不管如何，这些相关性都参与到了事件和事态之中，都是事件、事态的造就者和促成者。如一道美味的烹制就涉及许多相关性。晏婴谈到和与同的差别，说一位高明的厨师要烹制出美味的和羹，他既需要各种相关性的东西: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pagenumber_ebook=153,pagenumber_book=148之以薪，还需要使它们达到最好的搭配: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创造出美妙的音乐亦是如此: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清浊、小大、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一常识性说法中表达的确定性，只是强调了种子这一相关性的重要，省略了其他一些相关性，如合适的土壤和温度、避免病虫害、施肥和浇水等等。只有这些相关性的综合作用，才会有得瓜、得豆的结果。无疑，收成好是许多强相关性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起作用的关系都是强相关性，只是程度上有所不同而已。人的不少疾病往往不是单一相关性造成的，对它们的预防也需要从很多方面入手。墨子生病了，他的弟子感到奇怪:“子墨子有疾，跌鼻进而问曰:‘先生以鬼神为明，能为祸福。为善者赏之，为不善者罚之。今先生圣人也，何故有疾？意者先生之言有不善乎？鬼神不明知乎？’”（《墨子·公孟》）墨子向他解释说:“虽使我有病，何遽不明？人之所得于病者多方。有得之寒暑，有得之劳苦，百门而闭一门焉，则盗何遽无从入。’”（《墨子·公孟》）同样，产生疾病的相关性的程度也有大有小，但只要它对病症产生了影响，它就是强相关性。
因此，在多重关系产生的结果中，即使一个关系相比于其他相关性没那么大，没那么强，但它至少也要强到对事件的发生起到了作用。如果一个关系没有达到这种程度它就不是强相关性，它就是无关的。寻找自然现象的因果关系，找出事物和现象之间存在着的许多强相关性，同时也是完全排除和过滤掉一些无关者。事物越复杂，特别是在生命、人的意识和精神领域，其活动和结果之间的相关性就越多，准确地确定促成结果的各种强作用关系并不容易。看似人的一个小小的动作，看似人不经意间说的一句话，它们就不单纯是手动、口言的结果，它就有人的心理、意识等作用。在人事领域中，人与人之间如果有错综复杂的关系，那么，发生一件事情它就有许多强相关性。复杂的刑事案件也是如此。它的发生有各种强相关性，要找出真实存在的关系和各种相关者，本身就不容易。罪犯如果为了掩盖真相而制造许多假相，那就更难识别和辨别。破案者误将不相关者变成了强相关者，就会制造冤案。
世界上可能没有所谓完美的东西，但事物的结果不管是自然造就的，还是人创造的，往往都有等级和品质上的差异。其等级和品质不仅取决于各种因素和条件的齐全，而且取决于这些因素和条件的完善程度。残缺不全的材料造就不出高等级的物品。良好人格的造就更需要各种良好因素的共同作用。按照老子说的“大器晚成”，假定在其他因素（目标的可及性和方法的合理性）得到保证的同时，时间的连续性就成了关键的强相关性。
事物确实因强相关性而有一定的确定性，这是一切普遍知识的基础，也是人类活动和可预期、可预知的基础。未来虽还没有来，但它有某种可预知性。但墨子弟子的彭轻生则说过去可知，未来不可知。墨子告诉他说，未来也是可知的。在百里之外，如果你的父母遇到了危难，时间紧急，只有一天的时间，你能赶到他们就能活下来，否则他们就要死去。现在既有牢固的车子和骏马，也有破车劣马，你将选择何者回去救你的父母。彭轻生不假思索地就说，当然要选择牢固的车子和骏马，它们可以使我迅速到达目的地。于是，墨子反问他你怎么可以断言未来不可知。这是《墨子·鲁问》中记载的一个故事。《墨子·耕柱》中记载的另一个故事与此也有类似之处。
二、弱相关性和不确定性、偶然及机遇
很巧，正如事物不是只有简单性、统一性和对称性那样，它同时又有多样性和非对称性等。单纯性、对称性有它的美，多样性、非对称性也有它的诱人之处。根据上面的考察，世界确实存在着强相关性以及由此带来的确定性和对称性等意义上的因果论，只是过去我们太注重这一可能了，而忽视甚至不承认其他可能。爱因斯坦太喜爱秩序和齐一性，为此而诉诸于上帝，说它不投骰子。但海森伯的回答很巧妙，不要设想上帝应该做什么。联系“修女也疯狂”这部电影，谁能保证上帝兴致来了而不想体验一下投骰子的乐趣。厌恶不确定性的不是只有爱因斯坦，据说一个人因不能忍受因果律失效而不愿再做物理学家。① 伊利亚·普里戈金（Ilya Prigogine）:《确定性的终结——时间、混沌与新自然法则》，湛敏译，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144—145页。这也说明经典物理学的因果决定论世界观影响太大了。对巧合提出经典性解释的库尔诺（Antoine Augustin Cournot）关注如何缩小巧合的余地，认为人类未来的认知能力足以强大到使历史学成为只是陈述必然的事实，还可以给人事先写好“简易的年谱”。不管我们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选择什么，放弃什么，世界都有它“无情而不以人的意为转移的事实”。② 怀特海:《科学与近代世界》，何钦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第3页。同样，不管是自然方面的还是什么方面的，偶然和不确定性都不会因人的自信或好恶而销声匿迹。
因果决定论者常常将偶然性和不确定性看成是人类认知、方法和操作上的有限性和缺失的产物，看成是我们知识不完备和无知的结果，说偶然性和随机性所在之处就是人类认知的不及之处。① 有关无知与偶然和随机，见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论概率》，杨美玲译，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7年，第245—247页。波普尔把它作为一种偶然事件，见卡尔·波普尔:《开放的宇宙》，李本正译，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9年，第112—113页。但卡尔·波普尔还是倾向将这种偶然性看成是“无知”的产物。要是有一个全知的神，那就没有偶然性了。或者像拉普拉斯承诺的那样，我们知道了过去和现在发生的一切，我们就能预知和确定未来的一切（过去和现在决定未来），也不会再遇到什么偶然性和不确定性了。但正如海森伯提醒的那样:“因果律告诉我们，知道现在就能预言未来。但要警惕的是，这句话的错误不在结论，而在于前提。因为我们原则上不可能知晓反映现在特征的所有因素。”② 阿尔夫莱多·佩纳-维嘉（Alfredo Pena-Vega）:《不确定性的考验——在趋同与趋异之间》，祁瀛译，《国际社会科学杂志》2017年第2期，第36页。一个有限的人类面对一个无穷无尽的世界，他的认知和知识从来就是有限的。“计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庄子·秋水》）。人无法摆脱他的有限性。即便人类（包括个体）的生命能充分地延长，对于无穷无尽的世界来说，这仍然是非常有限的。一个基本的事实是，人类在地球上是很久很久之后才出现的。生命和人类降临到地球上，这本身就是一个偶然和随机的独特事件。一个人来到世间不是确定性的，他什么时候离开这个世界也是不确定的。两者都是概率性事件。保险公司不知道这一点也不需要知道这一点。
情况的变化是在很长时间之后发生的，但变化很迅速。波普尔描述说:“决定论的大厦倒坍了——主要是由于概率陈述被表达为形式上单称的陈述。在决定论的废墟上，非决定论起来了，得到了海森堡测不准原理的支持。”③ 卡尔·波普尔:《科学发现的逻辑》，查汝强、邱仁宗、万木春译，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8年，第224页。不确定性、非决定论、混沌、模糊、偶然、或然、概率、机遇等概念现在已遍布到自然和社会认知的众多领域中，这是不可否认的。在这一点上，我很赞成玻姆的看法，他说一切事物都互逆地存在着，并都参与到了事物的变化过程中。在这一过程中，有着相互独立又相互矛盾的运动。④D.玻姆:《现代物理学中的因果性与机遇》，第170—176页。量子力学上的“互补原理”在哲学上同样成立。事物到处都存在着互斥、互逆，同时又存在着相互依存的另一面。因果决定论忽视了事物的复杂性，忘记了任一阶段上的科学的有限性，想用它一劳永逸地解释一切太乐观了。个体和事物关系中的不确定、偶然性和机遇，同确定性、因果必然性恰恰是“互补”和两立的，从它们的并存中我们可以更完整地认识这个世界并在行动中作出选择。
变化是世界的多样性之一，它更是多样性的源泉。人类不能全知全能同宇宙和事物都在变化这一确定性相一致。变化是一种确定性，而变化本身恰恰成了不确定性的源泉，它使一看似不可能的成为可能。柯南道尔推论说:“你把不可能的情况排除后，不管剩下的是什么，也不管那是如何的让人难以置信，那都是实情。”⑤ 柯南道尔（Arthur Conan Doyle）:《四签名》，见《福尔摩斯探案集》（1），丁海雁等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0年，第126页。相信因果决定论，认为未来都在过去和现在之中，同时就是相信一个不变的世界，就是排除了未来的各种可能性、突变和创造。确定性和决定论不能改变世界变化的事实，也不能决定未来的世界不变化。
理论上如何与实际上如何的不统一至少有两个所指，一是说现实总是复杂和多变的，而概念总是简化和稳定的；二是说理论总是理想化的存在，而现实的条件总达不到理想的标准。两者同偶然和不确定都有关系。柏拉图的完美理念与现实的残缺不全是这种不统一的一个典型表达；技术上的标准值和实际上的误差无法避免，这是技术领域中的一个常识。金岳霖有一个“理有固然，势无必至”的论断，这是他在哲学（知识论）上的重要论断之一。依照他的这个论断，自然世界有其自身固有的普遍性的“理”（或自然法则、共相），这是它的“固然”（它不同于逻辑学上穷尽了一切可能的“必然”和形而上学上可能现实化了的“本然”）。从“理”的固然性和普遍性上说，它是可靠的和确定的。只要现实条件满足，它就会起作用。但现实条件是否满足，又是不确定的。因为现实世界是一个不断变化着的“殊相”世界，是一个“势”的生生灭灭的世界。“固然的理”决定不了“势”，因此它没有“必至”的一定性，结果如何就有不同的可能。如从理上说，人吃了剧毒的砒霜就会死，这是“理有固然”，但实际上他最后死了没有，则有不同的可能。如果没有干预，没有其他条件的介入，他就会死。但如果他吃了解药他就可能不死。按照金岳霖的“理势二元论”，现实世界总有不同的可能，它伴随着偶然性和随机性。
确定性、因果必然性是源于事物普遍相关性中的强相关性，是关系事态中引起和被引起的稳定的、常态的对称性关系，同它互逆的不确定性、偶然和机遇是不是源于一种弱相关性的关系，是不是事态之间几乎没有相关性、甚至是不相干事物之间发生的一种非稳定、非对称性的关系呢？正是这样。这也是我对不确定性、偶然性或机遇给予的解释。容易引起的疑问首先是如何界定“弱”。对什么是“强”我们上述已给出了界定。相对于它的“弱”有一个下限。它的下限是事态之间不会“完全”没有关系。它仍然有相关性；否则，它就不符合或者有悖于万物普遍相关性原理。只不过它是弱相关性，其相关性非常微小，微乎其微；非常少，少到几乎没有，快到了不相干的程度。俗语说的“井水不犯河水”是说明弱相关性的一个很好的例子。两者都有自己的独立性，处于不同的空间中，彼此的相关性很少，河水不会同井水混合，它们不会发生“交流”，但在洪水泛滥、河水暴涨淹没村庄而井口又不高的情况下，河水就会进入井水使两者混合。
弱相关性中的不确定性、偶然性和机遇，广泛存在于世界中。量子力学的微观世界体现了不确定性。但不能说偶然或随机事态只限于微观世界，事实上，它也存在于宏观世界中。人们将投骰子、轮盘和天气等都看成是宏观世界中偶然和随机起作用的例子。有意或无意将确定与不确定分别对应于微观和宏观的做法没有根据。开放系统——不管是自然的还是社会的，同系统外有各种能量和信息交流，它就容易远离平衡，带来新颖性、偶然性和随机性。不同的开放系统都存在着不确定性。偶然性和随机性越大的地方，也是远离平衡和相关性越弱的地方，在这些地方也更容易产生新颖性和独特性。相反，同外界交流程度很低的封闭系统，虽然它不是完全的确定性和绝对平衡，但它出现偶然性和随机性的机会减少了。波普尔批判封闭社会—开放社会的敌人，① 卡尔·波普:《历史决定论的贫穷》，1987年。同他批判宇宙观和历史观上的决定论相一致。他主张非决定论，相信一个充分开放的宇宙，认为单一的决定论不能充分反映世界的真实，认为世界1对世界2开放，世界2对世界3开放。一个开放的宇宙和一个开放的社会都具有非决定性，也是创新和突现的源泉。② 卡尔·波普尔:《开放的宇宙》，第101—118页。
不确定、偶然和机遇，有一些不同的表现和类型。它的一种样态和形态是一般所说的系统平衡的脆弱性和对微小初始条件的敏感性。一个远离平衡或不稳定的系统，只要有微小的干扰，就会引起系统的变化。一般所说的热力学系统是这样，社会中的骚乱也是这样。有的平衡非常脆弱，如硬币的站立、多米诺骨牌、棍木搭建等，稍微施加一点影响和干扰它们就会失去平衡，导致无序。高速路上一个驾驭者一个不慎的小动作也会引发许多车辆的相撞。这种弱相关性产生的不确定，更多地同系统本身的脆弱性有关，它的稳定性本来就很低，它有更强的随机性。有一些偶然性或随机事件，它的直接相关性也很弱，但它的系统并不是脆弱的。如作为人的创造性活动和思维突现的灵感，在何时何处降临，往往不确定，也不好预知，它属于随机和机遇性事件。触发人们灵感降临的因素很微小，几乎是不相干的。浴缸泡澡也好，树上掉下一个苹果也好，在洗手间方便也好，它们都触发过人的灵感的降临。这些因素怎么会是人的灵感降临的相关性呢？人们冥思苦想，苦苦寻找答案，反而找不到答案，而答案却在漫不经心中降临了，在不经意间和无意识中出现了（此外科学探索中还有不少预期之外的发现，这也属于随机事件）。正是那些微弱的相关性诱发了灵感，并使灵感的降临成为偶然和随机事件。
这类偶然和随机事件的出现，要以系统能量的充分积累为基础，它是促成人的灵感的内在力量。人如果没有持续的苦思冥想，没有艰苦的探索，只是那些微弱因素诱发不出灵感。微弱相关性碰巧同系统的内在能量偶然地产生了连接。这是很奇妙的故事，是对人苦苦思索的补偿，也是探索的乐趣之一。按照《管子·内业》的说法（“思之，思之，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将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气之极也”），人反复地苦思冥想，最终越过了临界点而豁然贯通。南宋诗人夏元鼎的《绝句》很好地描述了艰苦探索和灵感降临的关系:“崆峒访道至湘湖，万卷诗书看转愚。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晏殊：《蝶恋花·槛菊愁烟兰泣露》）王国维借用三句诗描述人成就大事业、大学问的三重境界也很适合用来说明人的苦寻和灵感降临的关系。“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柳永：《蝶恋花·伫倚危楼风细细》），这是一开始在第一境中空空如也的状态；“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是第二境苦求不得的状态；“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辛弃疾：《青玉案·元夕》），这是第三境随机灵感的获得。
现实中发生的属于破坏性的重大事件和事态，有的诱引是非常微弱的，怎么一个弱相关性就会造成那么大的破坏。从微弱的诱因来说，巨大结果的产生就具有偶然性，两者是非常不对称的。千里之堤、毁于蚁穴是一个例子。从对称来说，小的不能决定大的，它对大的影响很有限，似乎可以忽略不计。但部分大结果的出现就始于弱相关性，这也是细节决定成败这一说法要表达的真理。历史上由于弱相关性而产生巨大偶然结果的事情不乏其例。秦帝国的覆灭其实有着有很大的偶然性，是秦始皇突然病故这一微小关系而产生的随机重大事件。中间发生的许多事情都是由于他的死连带而来的。人们对秦帝国的瓦解寻找了许多原因，认为秦国的灭亡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从结果而逆推它的决定性原因。其实它有偶然性。我们完全可以设想，如果不是秦始皇突然病故，或者如果没有权臣赵高的背叛，秦国的历史很可能就会改写了。项羽的性格这一微小原因让他同刘邦的大争夺中败北。改变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在不少时候是偶然的。按照彭加勒的分析，伟大人物的出现首先就是偶然的，因为两个不同性别的人相遇，两个生殖细胞的相遇，都是出于偶然性。如果两个人一下错过，如果输送精子的路线稍微偏斜，一位伟大人物就不会出现，拿破仑就不会出现，由此欧洲大陆的命运也会改观。
上述弱相关性引起的偶然性例子，从它们都是微小因素上说它们可以相提并论，但从它们是否由自身内部力量的积累上最终造成又是不同的。还有一类偶然和随机事件，被认为是两组没有联系的原因的相遇。① 雅克·莫诺（Jacques Monod）这种解释，见雅克·莫诺:《偶然性和必然性——略论现代生物学的自然哲学》，上海外国自然科学哲学著作编译组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85页。但彭加勒指出，这种偶然性原则上也可归入到微小初始条件引起大的结果上。如果路人早一秒路过，或砖瓦匠晚一秒掉下瓦片，只要稍微改变一下初始条件情况就完全改变了。见彭加勒:《科学与方法》，李醒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55页。一些人接受了这一解释，认为这种偶然是发生在两个不同因果链之间的事。如砖瓦匠在屋顶上干活一不小心将砖瓦掉到了屋下，这时碰巧有一个过路人路过，他被砸住了。《庄子·达生》篇就举出过“飘瓦”落在路人身上的例子。作者强调飘瓦没有故意性，因此，路人也不会有怨心，“虽有忮心者，不怨飘瓦”。飘瓦同风有关，碰巧房子上的一个瓦片松动了，碰巧这时有一个人路过。这类例子很多。在守株待兔（还有歪打正着、瞎猫碰到死耗子等）这一故事中，兔子同地面上的树根原本没有什么关系，后者成为前者死去的原因是偶然的。正在近处干活的农夫，很高兴得到一只兔子，也是意外和偶然。农夫的愚蠢就在于他不知道兔子触株而死只是一个十分偶然的事件。
固然可以说这类例子都是不同的因果链之间发生了相遇，但它们都是一种弱相关性事件，是同一个事态无关的作为前提存在的背景偶然参与到了事态中而出现的。很多因果关系和确定性都是一些条件限制的结果，它的发生都有一定的背景，这些背景一方面作为因果关系范围外的存在而被排除，一方面又是作为因果关系的前提条件而被事先承认或默认。这些背景空间可以很大，也可以很小，它的稳定为其间的因果关系提供了基础。但这些背景“万一”发生了变化，就会对其中的事情发生干扰，并产生偶然事件。路上的行人假定了路上的安全而行走，不管是出现了飘瓦还是什么情况，都是背景发生了异常。从这种异常出现的可能性很小来说，它是微相关性。但既然是弱相关性，它就不是完全不相干的关系。正如所说的良好的秩序是一切事物的基础那样，人的各种活动有赖于社会的安全和秩序，有赖于法治，它是人的各种具体行为和结果的相关背景、前提条件，而不是一个具体因果链中的因果关系。但如果这一前提条件突然发生问题，比如，出现骚乱就会干扰其间的因果链，使它不能正常发生作用，产生出偶然和随机事件。多发事故的路段容易出现偶然干扰，驾驶者在这些路段行驶要谨慎，就是为了避免这种偶然性的干扰。不可控的突发性灾害地震、洪水等都是自然空间中的偶然性干扰，它不仅会影响人类的事务，也会对那个空间的自然事物造成偶然性的干扰。这种弱相关性，不参与到各种具体的因果事态中，一般被排除在外，但它们的出现就会造成偶然事件。
尽管出现变异、突变、新颖性的机制非常复杂和微妙，但关系和相关性一旦发生非常规变化，弱相关性一旦起作用，就会出现独特事件和新鲜事。不确定性、偶然性和机遇的来临，就是变化和改变的时刻。如果说因果和确定性保证了事物关系的持续性、稳定性和常态，使事物及关系保持同一、协同和一致，那么，偶然性和不确定性则使事物的关系出现未曾有的新组织和新形态。
三、人的活动:确定对自由、命运对运气
人类同自然和社会中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有双重关系。作为自然的一部分，人存在和活动于自然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之中；作为社会性的存在，人生活在社会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之中。但人能够认知和运用确定性及不确定性。人是自然中的活动者和参与者，又是自然的观察者、思考者和解释者。相比人与自然的关系，社会主要是由人塑造的，同时，人又被社会所塑造；同样，社会中的确定和不确定本身，既源于人的活动，又影响着人的活动。在这种复杂关系中人们提出的决定论与人的意志自由的关系以及围绕两者是否相容而展开的争论很难有唯一的答案，它首先涉及如何界定决定论和意志自由，将决定论的一些古老形态诸如宿命论、先定论、命运论、因果报应论等考虑进来问题就更为复杂，与之相应的意志自由同样如此。将问题从决定论转到非决定论、偶然、时运、运气上，它们同自由意志是否相容，同样很难有一致的看法。
本文作者倾向于它们之间的“相容论”，即意志自由不仅同非决定论和不确定性是相容的，而且它同决定论、确定性也是相容的。① R.E.霍巴特（R.E.Hobart即Dickinson S.Miller）:《不包含决定的自由意志是不可设想的》、哈里·法兰克福（Harry G.Frankfurt）:《意志的自由与人的概念》，见徐向东编:《自由意志与道德责任》，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69—90、229—241页）。有关不相容论与相容论的讨论，参见徐向东:《理解意志自由》，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人们很可能在什么地方弄错了，确定性、决定论怎么会同意志自由是矛盾和对立的，怎么会只有非确定性、非决定论才是它的舞台。有关确定性、决定论与非确定性、非决定论上述已讨论了。这里的关键是如何界定意志自由。人的意志自由从积极方面看，是指人自愿、自主的选择和行动；从消极方面说是指人免于约束和强制。从人的自愿、自主或免于强制来说，他可以做出各种各样的选择，可以从事各种活动，可以想所欲想，愿所欲愿，行所欲行，这里没有什么决定和不允许，也没有什么非决定、非确定的允许。就像萨特所说的那样，上帝死了，人是自由的，一切都变得可能。但同样如萨特所说，因为人是充分自由的，所以，他就要承担这种自由之下的所有责任和后果。这种自由论者也是后果论者。
人们批评说确定使人没有意志自由，他自然不能承担行为的责任和后果。但这个说法不准确。如果说在意志自由的自愿和自主之上还有一个客观上的决定，那么，这个决定决不是不让人自愿、自主，它只是让人承担责任和后果。难道这是错的吗？再次提醒一下，自然没有决定让人做什么，不做什么，更没有强迫、强制人做什么，不做什么。比如，水和火对人有用，人们可以使用它们，但它们也有危险。如果他不管，他要自愿、自主地下火海、跳深渊，自然也不会不允许，他只是决定了人要承担他这样做的后果。如果人不想遵循各种自然法则，又不想受到惩罚，就如同他自愿地违背法律，做非法活动，伤害他人，又想不承担责任那样。借用“基督行公正，上帝管结果”的说法，这是幻想一种无限的意志自由。谁都知道天底下没有这样的意志自由。人若追求无限能力的意志自由，如像鸟一样在空中飞翔，像鱼一样在水中生活，想活下来而又不需要呼吸空气和吃饭，想有钱而又不工作，天底下没有这样的意志自由。人可以想象自由地生活在真空中，去当超人，就像庄子想象的真人、神人那样，但现实只是决定了他不能实现这样的理想。
这样问题就变了，不是决定性和确定性限制、控制了人的意志自由，而是人的什么样的意志自由才是能被选择的。决定性只是决定人必须承担自愿、自主选择和行动的结果。不管它是什么结果，只要他选择了，他就必须承担和接受。如果人们承诺的自主的意志自由是同承担结果和责任不能分开的，是同他所期望的好的结果不能分开的，那么自然和社会的因果确定性关系恰恰为人提供了实现自己愿望的广泛空间和舞台。正是因为自然和社会有一定的确定性和决定性，它才为预知提供了可能，它才为人们选择取舍提供了可能。如果整个世界没有任何确定性的东西，没有任何可预知，我们将寸步难行。自然因果律使我们知道，我们如果想要什么样的结果，就需要造就能够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条件和关系；不想要什么结果，就要想办法不要使产生那种结果的原因出现。如金岳霖说:“所谓征服自然，实在就是利用固然的理去阻止另外的固然的理底现实，医病就是利用固然的理去阻止另外的固然的理底现实。”① 金岳霖:《知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507页。因此，说因果确定性让人失去意志自由，说两者不相容，其实是错觉。人们认为只有不确定和非决定才同意志自由相容，这也是错觉。由于不确定，我什么都可以选择，这是意志自由；但由于存在着不确定、偶然，他又不能要他总是想要的，不能摆脱他总是想摆脱的。他会遇到佛教说的“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和《国语·周语中》说的“以怨报德”等一些苦恼。
人的必然的命运和偶然的运气是广义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在人类生活中的一个特殊表达。广义的命运论和运气说都相信有一种人力无法左右的超自然力量对人的行为的结果起作用。但两者起的作用不同，在命运论中它表现为必然和决定，在运气论中它则表现为偶然和随机。作为命运力量的“神正论”“天义论”，相信神或天都是正义的化身，它必然能够保证人间的正义，使人的善行一定受到天的肯定和护佑，得到相应的好的结果和回报；使人的恶行一定受到天的厌恶和惩罚，遭受恶果。儒家的上天“福善祸淫论”是其中的一种。它的起源很早，在《尚书·汤诰》的“天道福善祸淫，降灾于夏”和《伊训》中的“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中就表现出了这种思想。按照《荀子·宥坐》记载的孔子的话:“为善者，天报之以福；为不善者，天报之以祸”，天对于人的行为的善恶分别以“祸福”来加以回报。《礼记·中庸》将天做出的这种回报也看成是必然的:“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笃焉……受禄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天回报人的行为的好坏、善恶而必然降下祸福，包括了人间有利有害的一些主要东西。《中庸》列出的价值有权位、美名和长寿等。“回馈”（或“回报论”）虽然有高和低的问题，但“大德”恐怕也不能期望各个方面的回报。单是受人称赞和青史留名就是很大的回报。
天义命运论作为人的一种虔诚信仰，广泛存在于不同文明的宗教传统中，它具有引导和激励人们追求善和正义的作用。在良好的社会中，人的好的行为（合德、合理、合法等）在大部分情况下都会有好的结果，两者之间具有强相关性和确定性。在德性与幸福的因果关系上，麦金太尔强调人们遵循一些基本规则对实现两者的连接的重要性，认为有一些规则，像说真话、遵守诺言和起码的公正，如果失去了它们，人类文明甚至不能以最低限度的文明方式存在下去。①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伦理学简史》，龚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48—151页。不相信天义命运论的人，大都会相信行为的好坏与结果的好坏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易·坤·文言》作者说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韩非子·解老》说的“行端直，则无祸害”，马克斯·韦伯在《以政治为业》中说的“善果者，惟善出之；恶果者，惟恶出之”，② 韦伯（Max Weber）:《学术与政治:韦伯的两篇演说》，冯克利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110页。都是将好坏不同的结果对应于人的不同行为。这也是亚里士多德为什么根本上认为人的德性（原因）同人的幸福（结果）具有确定关系，为什么认为幸福和好的生活是基于现实美德的活动，为什么说“只有那些行为高尚的人，才能赢得生活中的桂冠和好的东西”，完全不接受称“最伟大、最美好的东西是出于机遇”。③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苗力田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14、16页。佛教主张的因果报应论，主要以人的造业为根据，是一种很强的善恶决定论模式。
对于人间的罪恶和非正义，对于德福的非对称，对于好人未遇好报的一些事实，神正论或天义命运论不管如何去补充和追加条件，合理主义的理性论不管如何充满信心，都不能让人心安理得。于是就产生了与之相反的人的行为与结果之间的不确定性、偶然和随机的运气论（或机遇论）。运气论有不同的思想基础。在儒家那里，“运气”也是一种“命”，但它是碰巧和随机性的“命”。“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孟子·万章上》）等说法就是运气意义上的天命。孟子将运气意义上的不确定性与确定性区分开，认为追求就能实现，不追求就不能实现，这是确定能够得到的追求，因为这是追求我自身固有东西（道德能力）的实现。但“求之有道，得之有命”这样的追求，这是不确定能够得到的追求，因为这种追求的东西是在我自身之外的。满足人的物质生活需求的东西是属于外的东西，满足人的道德愿望的仁义是属于内的东西。《穷达以时》将人的好的行为将得到什么结果（穷达）归结到“时”（遇不遇，时也）和“天”的不确定性上。这也是人们常说的“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所指的偶然性。《列子·力命》篇以“力”与“命”的对话，讨论人的德福关系的确定与不确定。“力”声称能够决定人的寿夭、贵贱和贫富等，但“命”举了德福不一致的例子反驳它，认为这都是因为人的运气不同。有德的北宫子处处比不上运气好的西门子，西门子有喜色而不知其故，北宫子有愧色并感到困惑。东郭对他们解释说:“夫北宫子厚于德，薄于命，汝厚于命，而薄于德。汝之达，非智得也；北宫子之穷，非愚失也。皆天也，非人也。”④ 《列子·文子》，贾二强校点，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6页。《淮南子·缪称训》对“人为”与“命运”的界限有一个很好的说明:“人无能作也，有能为也；有能为也，而无能成也。人之为，天成之。终身为善，非天不行；终身为不善，非天不亡。故善否，我也；祸福，非我也。故君子顺其在己者而已矣。性者，所受于天也；命者，所遭于时也。有其材，不遇其世，天也。太公何力，比干何罪，循性而行指，或害或利。求之有道，得之在命。故君子能为善，而不能必其得福；不忍为非，而未能必免其祸。”这既是对人类活动反常结果的解释，也是对人的一种安慰。
按照这种运气论，人的行为怎么样同它的结果（福祸）之间具有弱相关性关系和非对称的不确定性关系。从人类的道德理性来说，虽然这不应该，但我们又无法避免它。既然人的运气有好有坏，是人力所无法左右的盲目力量的干扰。“求真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极者，命也夫。”（《庄子·大宗师》），那人就要坦然面对了。儒家承认运气的存在，但从不认为人生基于运气，相反，他们认为不管一个人的运气如何（如孔子说“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论语·雍也》），他都要始终如一地的追求美德和德行，就像《穷达以时》说的“穷达以时，德行一也”那样。
现在人们不轻易诉诸天命来说运气了，但运气仍然存在。托马斯·内格尔（Thomas Nagel）和伯纳德·威廉斯（Bernard Williams）所称的“道德运气”，① 伯纳德·威廉斯:《道德运气》，徐向东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玛莎·C.纳斯鲍姆（Martha C.Nussbaum）所称的“善的脆弱性”（好生活的运气）都是对这一问题的不同说法和讨论。好人不能受到伤害而实际上受到了伤害，好人应该过上好的生活而实际上生活并不好，善行应有善果而实际上是恶果，这些都是源于自然和社会中弱相关性的不好的运气。肯定美德与幸福和好生活之间具有强相关性的亚里士多德同样为机遇留下了空间，虽然他认为在机遇中没有善恶，它只是生活的伴随物，但人的一生变化多端，总会遇到大小不同的各种机遇。② 有关亚里士多德的“机遇”概念，见玛莎·C.纳斯鲍姆:《善的脆弱性:古希腊悲剧与哲学中的运气与伦理》，徐向东、陆萌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8年，第493—584页。大的好的机遇使人得到至福，大的坏的机遇（灾难）则使人遭受痛苦。这都是人力所不可左右的东西，也不是道德上的应得。
为了减少德福不一致的压抑性，一种做法是将坏运气转化为一种动力，认为这正是考验人的难得的机会。《说苑·杂言》记载孔子评论陈蔡之厄的意义说:“故居不幽则思不远，身不约则智不广……语不云乎？三折肱而成良医……吾闻人君不困不成王，列士不困不成行……夫困之为道，从寒之及暖，暖之及寒也，唯贤者独知而难言之也。”③ 刘向:《说苑校证》，向宗鲁校正，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421页。司马迁列举了一些遭受过不幸的人，说他们遭受的不幸反而造就了他们的人格，激发了他们的创造性。但这可能是概然性事件。按照克尔凯戈尔的看法，尼采也表达了类似的立场，一个人对真理的认识和把握的程度总是同他们对生活的感受和所遭受的痛苦程度相对应。主张反脆弱的塔勒布（Nassim Nicholas Taleb）认为，不确定、偶然和风险挑战等都是机会，否则只能让人变得脆弱和不适应。④ 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反脆弱》，雨珂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在复杂的不对称关系中，事物存在着“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或老子说的“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老子》第42章）、“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老子》第58章）的情形，虽然这种结果具有补偿作用，但其最初的不幸结果本身仍不是人自主选择的，它同样是不确定的偶然性事件，是弱相关性事件。不管如何，德福不一致、不对称是所不期望的偶然事件，它总会给人生增加或多或少的阴郁色彩和感叹之情。
作者简介：王中江，北京大学哲学系（北京 100871）
（责任编辑：王丰年）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