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住意愿、户口身份与我国流动人口的教养观念
居住意愿、户口身份与我国流动人口的教养观念吴玉玲
摘 要：：从解离性与获益性视角，考察了户口身份、居住意愿对已婚流动人口在社区导向型与个体指向型教养观念与具体品质偏好上的影响。研究发现，本地与外地流动人口在教养观念上的差异并不显著，但居住意愿成为影响该群体教养观念的重要因素：流动个体居住意愿越稳定越偏好社区导向型观念，对个体指向型观念的偏好则降低，且这一影响在外地流动人口中更为显著。基于以上发现，增强流动个体的社区认同感有利于其对子女在社区导向型品质的关注与培养，长远来看或有助于子女积极构建社会关系网络及城市社会融入。
关键词：流动人口； 个体指向型教养观念； 社区导向型教养观念； 户口身份； 居住意愿
何为教养观念？培养子女何种品质以应对现在及未来的生活是父母所面临的选择，而父母对此做出选择的标准或基础即是教养观念（childrearing values）。①Alwin D.，Parental Values，Beliefs，and Behavior：A Review and Promulga for Research into the New Century，Advances in Life Course Research，No.6，2001，pp.97-139. 个体倾向于何种教养观念不仅受限于自身的阶层地位，也受到其生活经历及周遭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教导子女礼让、听话、合群等以集体及集体中他人利益为优先考虑的教养观念曾是我国的传统。②Chen X，Hastings P.D，Rubin K.H，Chen H，Cen G，Stewart S.L.，Child-rearing Attitudes and Behavioral Inhibition in Chinese and Canadian Toddlers：Across-Cultural Study，Developmental Psychology，Vol.34，No.4，1998，pp.677-686；Yan Y.，The Chinese Path to Individualization，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Vol.61，No.3，2010，pp.489-512；Zeng R，Greenfield P.M.，Cultural Evolution over the Last 40 Years in China：Using the Google Ngram Viewer to Study Implications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Change for Cultural Value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Vol.50，No.1，2015，pp.47-55. 父母对子女在集体生活的弱势地位以“吃亏是福”来加以抚慰，也侧面体现了我国教养观念中集体导向的传统。伴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国民教育水平的提高、城市化的快速推进，社会日益推崇个人的成功。③Zhou C，Yiu W.Y.V，Wu M.S，Greenfield P.M.，Perception of Cross-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in Child Behavior and Parent Socialization：A Mixed-Method Interview Study with Grandmothers in China，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Vol.49，No.1，2018，pp.62-81；Chen X.，Chen H.，Children's Social Functioning and Adjustment in the Changing Chinese Society，In Silbereisen R.K and Chen X.Eds.，Social Changeand Human Development：Concepts and Results，Sage，Page，2010，pp.209-226.由此，有助于个体目标达成的个体化品质，比如独立、自主、创新等得到大力提倡，而传统集体主义的价值与品质，比如给与、感恩、顺从等则迅速下降。①Zeng R，Greenfield P.M.Cultural Evolution over the Last 40 Years in China：Using the Google Ngram Viewer to Study Implications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Change for Cultural Value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Vol.50，No.1，2015，pp.47-55. 相应地，对子女个体化品质的强烈偏好以及对集体主义价值所倡导的品质重视不足成为父母教养观念的新特征。②Zhou C，Yiu W.Y.V，Wu M.S，Greenfield P.M.，Perception of Cross-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in Child Behavior and Parent Socialization：A Mixed-Method Interview Study with Grandmothers in China，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Vol.49，No.1，2018，pp.62-81.
虽然目前有一部分研究探讨父母教养观念的城乡差异，但是对于流动人口的教养观念却鲜有研究。除了关注教育、职业等影响教养观念的传统因素外，流动人口特殊的流动经历对其教养观念的影响也是值得关注的。比如基于其农村户口身份，流动人口所遭受到的歧视、排斥等破坏性社会体验会否增强其对子女在个体指向型品质方面的关注与培养，以及过客般的角色定位会否弱化他们对子女在社区导向型品质方面的重视等都是值得研究的。需要澄清的是，社区导向型教养观念与建立在集体主义价值观之上的教养观念存在不同之处：前者虽强调指向他人的品质，但更注重有利于团结他人并与之建立密切关系的品质；③Triandis H.，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Boulder，CO：Western Press，1995.而后者虽然也注重团结，但是更强调个体对集体的服从，并以集体利益优先。因此，该研究发现一方面会弥补目前我国对流动人口教养观念的研究不足，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理解城乡流动与流动群体价值观念的关系；另一方面由于父母的教养观念从一定程度上指导着教养实践，从而会对子女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研究发现特别是对社区导向型观念的发现或许能为我们如何积极推动流动人口子女未来更好地建构社会关系网络融入城市社会有所启发。
一、主要理论视角及研究假设
（一）解离性与获益性理论视角
在社会学领域，对于教养观念的传统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自主（autonomy）与顺从（conformity）这组教养观念阶层差异的探讨，④Alwin D.，Parental Values，Beliefs，and Behavior：A Review and Promulga for Research into the New Century，Advances in Life Course Research，No.6，2001，pp.97-139.其理论强调个体职业的影响，因为人们通常会从职业生涯中总结出哪些品质对职业发展是必要且有益的，然后将这些品质传授给子女以使其对未来职业生活有所准备。⑤Kohn M L.，Class and Conformity：AStudy in Values，Homewood，IL：Dorsey Press，1969；Breen R，Goldthorpe JH.，Explaining Educational Differentials：Towards A Formal Rational Action Theory，Rationality and Society，Vol.9，No.3，1997，pp.275-305.根据该理论，有研究开始探讨个体职业经历之外的生活经验对个体更广泛的教养观念的影响。西本（Sieben）在其对教养观念研究中试图从解离性（dissociative thesis）与获益性（beneficiary thesis）两个视角探讨在荷兰社会中社会流动经历对于个体社区导向型与个体指向型教养观念的影响。⑥Sieben I.，Child-rearing Values：The Impact of Intergenerational Class Mobility，International Sociology，Vol.32，No.3，2017，pp.369-390.
所谓解离性视角最初由索罗金（Sorokin）提出，该理论主要指社会流动包括向上或向下流动均会为个体试图融入新阶层时带来负面的或者破坏性的体验，比如不安全感、压力以及挫败感等，这种负面情绪会使得个体很难在流动社会中建立社会关系网络；久而久之，流动的个体就会减弱对所在社区的联系或感情，以致产生社会孤立感、孤独感，这种破坏性的体验最终可能导致犯罪或者自杀。⑦Sorokin P.，Social and Cultural Mobility，New York：The Free Press，1959. 当然，也有学者提出反对观点，认为流动经历是获益性的体验。戈德索普（Goldthorpe）通过对247位受访者生活史的调查发现在其样本中经历过向上或向下流动的个体均很满意他们的生活进展。①Goldthorpe J.，Social Mobility and Class Structure in Modern Britain，Oxford：Clarendon Press，1980.虽然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学者对于该问题的兴趣逐渐减弱，但是近年来渐有学者重拾该议题，并强调社会流动与个体幸福之间的关系。② Chan T W.，Social Mobility and the Well-Being of Individuals：Social Mobility and Well-Being，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Vol.69，No.1，2018，pp.183-206.拉鲁（Lareau）在描述一位在工人阶级家庭长大并成长为一位医生的流动经历时提到，他在为自己的向上流动付出代价，比如他无法融入新阶层并经常感到孤独，同时与过去的方方面面产生疏离感等。③Lareau A.，Cultural Knowledge and Social Inequality，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80，No.1，2015，pp.1-27. 弗里德曼（Friedman）指出经历社会流动的个体可能会经历“双重孤立”（double isolation），既孤立于他们出身阶层，也孤立于他们的目标阶层。④ Friedman S.，Habitus Clivéand the Emotional Imprint of Social Mobility，The Sociological Review，Vol.64，No.1，2016，pp.129-147.
那破坏性体验或者获益性体验如何影响个体的教养观念？在解离性视角下，由于社会流动个体并没有融入新阶层及其社区，而且排斥和歧视会进一步减少他们与当地社区建立关系与互动的意愿，从而易促使其认为做“好市民”并不是必需的。因此，与他人建立良好关系也就不会成为他们首要关注的问题。⑤ Van Deth JW.，Norms of Citizenship.In Dalton R and Klingemann H Eds.，The Oxford Handbook on Political Behavior.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pp.402-417.也因此，他们很有可能会认为所谓尊重、礼貌等社区导向型的品质对子女来讲并不是至关重要的。⑥ Sieben I.，Child-rearing Values：The Impact of Intergenerational Class Mobility，International Sociology，Vol.32，No.3，2017，pp.369-390.而在获益性视角中，现有文献已经证明实现向上流动与个体的勤奋、责任感、独立等品质密切相关，因为个体具有这些品质更易突破阻力，改变现有的生活，实现向上流动。⑦ Lehmann W.，Becoming Middle-class：How Working-Class University Students Draw and Transgress Moral Class Boundaries，Sociology，Vol.43，No.4，2009，pp.631-647；Mallman M.，Not Entirely at Home：Upward Social Mobility and Early Family Life，Journal of Sociology，Vol.53，No.1，2017，pp.18-31. 已经实现了向上社会流动的个体意识到这些品质对于他们的意义，自然希望子女也具备这些品质。即使对于向下流动的个体，他们为防止向更低阶层滑落也会更注重或者渴望子女具备这些品质。⑧ Sieben I.，Child-rearing Values：The Impact of Intergenerational Class Mobility，International Sociology，Vol.32，No.3，2017，pp.369-390.
解离性与获益性理论视角虽然是针对社会流动对教养观念的影响，但笔者认为该视角也可适用于城乡流动对我国流动人口的影响。一方面，城乡流动使得个体离开原来的村庄，投入到陌生的城市中。他们原有的社会关系与互动会由于离开村庄而减少。同时由于歧视和排斥，他们新的社会关系网络也不能迅速建立，所以这种经历与社会流动经历一样会给个体带来焦虑、压力、甚至是双重社会孤立感。⑨ Li Y，Chui E.，China's Policy on Rural-urban Migrants and Urban Social Harmony，Asian Social Science，Vol.7，No.7，2011，pp.12-22.另一方面，城乡流动对于流动群体也是一种获益性的体验，因为这是他们为实现向上流动而做出的积极努力与尝试，他们不仅可以借此改善经济状况，更重要的是他们获得了把控个人生活的机会。⑩Zhong J，Arnett JJ，Hiatt F L.，“I Felt Like there would be a Vast Sky Out there”the Leaving Home Decisions of Chinese Migrant Women Workers，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in Psychology：Research，Practice，Consultation，Vol.7，No.3，2018，pp.121-136.在两种影响兼有的情况下，进城务工流动人口的教养观念会是怎样的呢？下面我们将从解离性与获益性两个视角出发具体探讨流动人口的教养观念。
（二）研究假设
首先，在解离性视角下流动经历作为一种失范性体验与社区导向型教养观念的关系。自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改革开放和户籍制度的松动，我国开始了大规模的从乡村到城市的以务工为目的的人口流动。从最初的“盲流”到“农民工”，再到近年提到的“新工人”，在国家的描述框架中，流动人口从无理性、充满危险及威胁性的群体转变为对国家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贡献的工人群体，官方话语的转变体现了国家正在抛却对流动人口的官方歧视与偏见，① 参见黄典林：《从“盲流”到“新工人阶级”——近三十年《人民日报》新闻话语对农民工群体的意识形态重构》，《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3年第9期。Zhan S.，What Determines Migrant Workers'Life Chances in Contemporary China？Hukou，Social Exclusion and the Market，Modern China，Vol.37，No.3，2011，pp.243-285.但是社会偏见与歧视却并没有因此而消解，并依然是阻碍流动人口融入当地社会的主要因素之一。② Chen J.，Perceived Discrimination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among Rural-to-Urban Migrants in China，The Journal of Sociology&Social Welfare，Vol.40，No.1，2013，pp.131-156；Tse CW.，Urban Residents'Prejudice and Integration of Rural Migrants into Urban China，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Vol.25，No.10，2016，pp.579-595.
以社会关系网络为例，日益多的研究表明，在城市中社会关系网络的建立以户口身份为界：城市居民与城市居民建立社会关系网络，而流动人口则被排斥在城市居民的社会关系网络之外。③ 参见潘泽泉：《社会网排斥与发展困境：基于流动农民工的经验研究——一项弱势群体能否共享社会发展成果问题的研究》，《浙江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Mobrand E.，Politics of Cityward Migration：An Overview of China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Habitat International，Vol.30，No.2，2006，pp.261-274；Zhan S.，What Determines Migrant Workers'Life Chances in Contemporary China？Hukou，Social Exclusion and the Market，Modern China，Vol.37，No.3，2011，pp.243-285.并且这一模式并没有在年轻一代流动人口中有所改善。④ 参见李培林、田丰：《中国农民工社会融入的代际比较》，《社会》2012年第5期。汤兆云与张憬玄在其对新生代流动人口的社会关系网络与社会融入的研究中指出，虽然新生代流动人口在生活与社会环境方面优于第一代流动人口，但是他们的社会关系网络依然以传统乡土网络为主，并被排斥在城市社会关系网络之外，所以他们与第一代流动人口在社会融入方面并没有显著进步。⑤ 参见汤兆云、张憬玄：《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网络和社会融合》，《江苏社会科学》2017年第5期。同时，由于收入较低，很多流动人口居住在工厂提供的宿舍、棚户区，或与家人、老乡居住在城中村、城郊结合部等，与当地市民出现明显的空间隔离。⑥ 参见何炤华、杨菊华：《安居还是寄居？不同户籍身份流动人口居住状况研究》，《人口研究》2013年第6期。社会关系网络排斥与居住隔离时刻地提醒着他们的“外来者”身份，这种身份不仅伴随着歧视，也使他们感到孤立与沮丧，⑦ Li Y，Chui E.，China's Policy on Rural-urban Migrants and Urban Social Harmony，Asian Social Science，Vol.7，No.7，2011，pp.12-22.并将会进一步削弱他们与当地居民建立网络的意愿，进而阻碍他们的社会融入与认同。⑧ 参见杨菊华、朱格：《心仪而行离：流动人口与本地市民居住隔离研究》，《山东社会科学》2016年第1期。
根据西本的理论，越易遭受歧视和孤立的个体会更有可能脱离他们所在的社区，也因此对子女在社区导向型品质上的偏好与引导将会减弱。⑨ Sieben I.，Child-rearing Values：The Impact of Intergenerational Class Mobility，International Sociology，Vol.32，No.3，2017，pp.369-390.在流动人口中，外地流动人口相对于本地流动人口更容易遭受到歧视和排斥。杨菊华、张娇娇与吴敏利用2014年流动人口数据对省内流动者与省外流动者的身份认同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省内流动者相比省外流动者对流入地有更强烈的认同意愿，因为前者遭受到的制度区隔阻碍要小。⑩ 参见杨菊华、张娇娇、吴敏：《此心安处是吾乡——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区域差异研究》，《人口与经济》2016年第4期。 同样，占少华分析了来自赤峰地区的流动人口工作经历，发现在赤峰市工作的赤峰流动人口相比于在北京工作的赤峰流动人口遭受更少的歧视。①这是因为本地流动人口更熟练当地方言与习俗，文化上更适应，因此他们会比较容易得到本地人的接纳。① 参见崔岩：《流动人口心理层面的社会融入和身份认同问题研究》，《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5期；褚荣伟、熊易寒、邹怡：《农民工社会认同的决定因素研究：基于上海的实证分析》，《社会》2014年第4期；朱平利、杨忠宝：《农民工城市归属感影响因素的多维分析》，《华南农业大学学报》2019年第1期。基于此，笔者提出假设1：外地流动人口相对于本地流动人口对社区导向型教养观念的偏好较弱。
第二，流动经历作为一种获益性体验与个体指向型教养观念的关系。城乡流动作为一种获益性体验，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进城务工为流动人口特别是青年人提供了自我决策的锻炼机会。钟娟等人在一项针对流动女工外出务工及自主性的研究中发现年轻的流动女工通过在城务工寻求并发展更多的自主性以及独立性，她们通过外出务工有更多机会为自己的生活做决策并变得更独立。②Zhong J，Arnett JJ，Hiatt F L.，“I Felt Like there would be a Vast Sky Out there”the Leaving Home Decisions of Chinese Migrant Women Workers，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in Psychology：Research，Practice，Consultation，Vol.7，No.3，2018，pp.121-136. 当个体觉得这些品质对其生活带来积极影响时，就很有可能在教养观念上有所偏好，因为他们希望子女具备同样的品质为未来的生活做好准备。相对于本地流动人口，外地流动人口有更多自主决策机会，因为老家与流入地的距离远，加之两地的文化背景差异大，家庭资源对外地流动人口来说其获及性以及有用性均会不及当地流动人口。所以，独立、勤奋、坚毅等个体指向型品质对他们在城市打拼可能更为重要。因此，假设外地比本地流动人口更有可能偏好个体导向的教养观念及品质。其实，这一假设也同样适用从解离性视角。由于外地流动人口相对于本地流动人口更易遭受社会排斥、歧视等，因此他们对成功的渴望可能会更迫切，也就更注重能够助其实现成功的个体化品质，也因此他们更有可能偏好个体指向型教养观念。基于以上两种分析，笔者提出假设2：外地比当地流动人口更偏好个体指向型教养观念。
如前文所述，在解离性视角下当个体在融入当地社会遇到障碍时，会削弱个体与所在社会建立关系的意愿，从而可能导致个体对社区导向型教养观念的弱化。但是，如果个体具有稳定居住的意愿，会否弱化这种破坏性体验对于社区导向型教养观念偏好的影响是我们需要关注的问题。当流动个体将城市只是作为一个暂时打工与谋生的地方，那么他们看重的是在此打工能否改善其经济状况，因此他们可能会比较重视有助于成功与目标达成的个体化品质，其教养观念也更偏好个体指向型。但如果流动个体将自己视为城市的稳定居住者，那么能否融入当地社区就变得重要，社区导向的品质对他们的生活也变得重要起来，他们自然也期望子女能够拥有这些品质，为未来融入当地生活做好准备，因此他们的教养观念可能更倾向于社区导向型。基于此，我们认为长期稳定的居住意愿可能有助于提升流动人口对社区导向型教养观念的偏好。
同时，由于外地流动人口比本地流动人口的流动代价或者成本更高，③ 参见谢桂华：《中国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回报与社会融合》，《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4期。包括社会关系成本以及经济成本等，所以如果他们打算在打工城市定居，那么他们可能会更加努力地融入当地社会或社区，避免自己之前的代价会付诸东流。因此，社区导向型品质对他们来讲或许更为重要，而为了让子女以后能更顺利地融入当地社会，他们也会希望子女具有以上品质。相反，如果只是打算短期居住，在频繁流动中外地流动人经历的挫折与困难可能会更多，也因此，他们更有可能强调独立等个体指向型品质。基于此，笔者提出假设3a：相比短期居住意愿，稳定居住意愿会强化流动人口对社区导向型教养观念的偏好，并会弱化个体导向型教养观念偏好；假设3b：居住意愿在外地流动人口中的影响更为显著。
二、数据、变量与分析方法
（一）数据
本文所采用的数据来自2009年中国乡—城人口流动调查（Rural-Urban Migration in China，RU-MiC）。RUMiC是由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以及德国劳动研究所（IZA）于2008年发起的一项针对流动人口的全国性调查。2009年调查数据涵盖了上海、江苏、浙江、重庆、四川、广东、河南、湖北、安徽等9个省份中的15个城市，共计包含5 242户，9 347个个体。该调查采用面对面访谈的方式采集了个体的基本人口学特征、教育、就业、家庭等信息，并对务工经历、居住意愿等信息作了详细的收集。在调查中，16岁以上的个体均需要回答有关教养观念的问题。考虑到个体在十几岁时价值观念并不成熟，以及未婚群体对于教养观念的理解或许受限，同时，由于女性的育龄期为15岁—49岁之间，而在育龄期的个体其教养观念更能反映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以及流动经历的影响，所以我们最后选取20岁—49岁之间的已婚流动群体作为分析样本。
（二）变量
在该研究中，因变量为个体指向型教养观念与社区导向型教养观念。在RUMiC问卷中，被调查者会被问及“您认为，对于一个孩子来说，除了好好学习以外，具备以下哪些品质更重要”。被访者被要求从以下十个品质中选择最多三项，并按照重要性由高到低排序。这十项品质依次为（1）独立性、（2）勤奋、（3）责任感、（4）有想象力、（5）对别人宽容和尊重、（6）节俭、（7）坚毅、（8）有信仰、（9）不自私、（10）听话。由于该题数据在录入时并没有采用二分编码，这使得笔者不能对以上品质做因子分析。因此，对于社区导向型以及个体指向型品质的划分只能依据西本的研究，将以下品质（5）对别人宽容和尊重（9）不自私（10）听话划归为社区导向型品质，其余7项品质归为个体指向型品质。① Sieben I.Child-rearing Values：The Impact of Intergenerational Class Mobility，International Sociology，2017，32（3），pp.369-390.
具体操作上，以创建“社区导向型观念”变量为例，每个代表社区导向维度的品质均被赋值为1分，而代表个体导向维度的品质则被赋值为0分，因为入选的三个品质在重要性上有高低之分，所以我们对此进行了加权处理。具体来讲，我们对被选为第一重要的品质将其分数乘以3，对被选为第二重要的品质将其分数乘以2，对被选为第三重要的品质将其分数乘以1，然后对这三个位置上的分数相加即得“社区导向型观念”变量的值。“个体指向型观念”的操作类似。这两个变量的取值范围均为0分到6分。数值越大表示个体对某一观念越偏好，但是这并不能说明个体偏好某一观念胜于另一观念。这是因为个体导向型类别中有7个备选品质，而社区导向型类别中仅有3个备选品质，个体选择到个体导向型品质的概率会高于选择到社区导向型品质。但作为独立的品质，每个品质被选中的概率是相同的，所以，我们会根据每个品质被选为重要品质的频次，比较个体在社区导向型与个体指向型观念的偏好。
关键自变量主要包含户口身份、居住意愿等。在城乡流动人口数据中，笔者采用户口身份作为本地与外地人口区分的依据。本市的农业户口身份指代本地流动人口，外市的农业户口指代外地流动人口。被访者会被问及在所在城市的居住打算，我们将会把对于“1年以下”“不知道”“不确定”的回答定义为不稳定居住意愿，而对“长久居住”或者“1年—3年”的回答则定义为稳定居住意愿。通过对户口身份与居住意愿做斯皮尔曼相关性检测，显示两者之间相关系数为0.05（p＝0.0000），表明两者之间相关程度较弱，可将两者放在了同一模型中以检测各自对教养观念的影响。其他控制性变量还包括年龄、性别、子女个数，教育、职业等（见表1）。
表1 流动人口样本变量统计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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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年龄为连续性变量，表中所报告分别为其均值以及标准差。
三、分析结果
（一）描述性分析结果
笔者对流动人口样本的因变量及自变量作了统计描述。根据表1，在3项社区导向型品质中，有一大部分被访者没有选择其中的任一品质（43%）。有关个体指向型品质偏好，没有选择其中任何一项品质的个体仅占1%左右，而有相当一部分被访者选择其中三项品质（36%）。虽然被访者在两个观念上的分值分布区别显著，但是，并不能以此推断流动人口的观念偏好，需要对具体品质的选择进行进一步分析。
在图1中，笔者根据流动人口样本认为对子女重要的品质出现的频次进行了比较。通过图1可见，“独立性”被选作重要的品质达到千余次，且作为第一重要的品质出现的频次也远超过其他品质。总体频次排在第二及第三位的依然是个体指向型品质，分别是“勤奋”与“责任感”。社区导向型品质，即“对别人宽容与尊重”“听话”“不自私”分别排在了第4位、第5位以及第9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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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各品质被期待的频次比较
表2对比了本地vs.外地流动人口以及稳定vs.不稳定居住意愿群体在这十项品质上的选择差异。就社区导向型品质，外地流动人口选择“听话”的比例显著高于本地流动人口。就个体指向型品质，本地流动人口在“独立性”“坚毅”的选择上均超过外地流动人口。具有稳定居住意愿的流动个体选择“对别人宽容和尊敬”与“责任感”的比例显著高于具有不稳定居住意愿的流动个体，但是对“有想象力”的选择则显著低于后者。
表2 具有不同户口身份与居住意愿的个体在十项品质选择上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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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灰色网格中的品质为社区导向型品质；本地与外地流动人口、稳定居住意愿与不稳定居住意愿个体之间在具体品质选择比例上的对比基于F值检测；#p＜0.10*，p＜0.05**，p＜0.01***，p＜0.001。
（二）回归分析
首先，笔者采用序次逻辑（ologit）回归模型分别对个体指向型与社区导向型教养观念做回归，用以考察户口身份、居住意愿等因素的影响。然后，在序次逻辑回归模型的基础上，对户口身份与居住意愿做交互作用分析。
表3是在20岁—49岁之间流动人口样本中对“社区导向型”教养观念所做的有序逻辑回归分析。根据模型Ⅰ，相比于拥有不稳定居住意愿的流动个体，具有稳定居住意愿的流动人口偏好社区导向型教养观念提高0.35（p＜0.05）个单位。外地与本地流动人口在该类型教养观念偏好上无显著型差异。在模型Ⅱ，为考察户口身份的影响是否会因居住意愿而所有差异，笔者加入这两个变量的交互项。根据结果，相比拥有不稳定居住意愿的本地流动个体，具有稳定居住意愿的外地流动人口偏好社区导向型教养观念提高0.48（-0.02+0.13+0.37）（p＜0.05）个单位。
表3 社区导向型教养观念的有序逻辑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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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回归系数（括号内数字为标准误）；#p＜0.10*，p＜0.05**，p＜0.01***，p＜0.001。
表4是对流动人口样本中的“个体指向型”教养观念所做的有序逻辑回归分析。根据模型Ⅰ，相比于拥有不稳定居住意愿的流动个体，具有稳定居住意愿的流动人口偏好个体指向型教养观念弱化0.27（p＜0.05）个单位。外地与本地流动人口在该型教养观念偏好上无显著型差异。模型Ⅱ交互项结果显示，相比拥有不稳定居住意愿的本地流动个体，具有稳定居住意愿的外地流动人口偏好个体指向型教养观念弱化0.35（-0.02+0.01-0.34）（p＜0.10）个单位。根据表3与表4结果，户口身份对流动人口教养观念的影响不显著，假设1与假设2没有得到验证；居住意愿的影响较为显著，且稳定居住意愿会强化流动人口对社区导向型教养观念的偏好，并会弱化个体导向型教养观念偏好，且居住意愿对外地流动人口教养观念的影响更为显著，假设3a与3b得到了印证。
表4 个体指向型教养观念的有序逻辑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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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回归系数（括号内数字为标准误）；#p＜0.10*，p＜0.05**，p＜0.01***，p＜0.001。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涵义
期待子女具备什么样的品质以帮助其适应未来的生活是父母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并结合社会文化环境做出的选择。正式基于这样大的理论前提下，笔者从解离性以及获益性视角出发提出本地与外地流动人口在社区导向型与个体指向型教养观念的假设。但这部分假设并没有得到印证，即外地与本地流动人口均表现出对个体指向型观念及品质的偏好，以及对社区导向型品质期待的不足。这一发现也契合我国目前父母教养观念偏好个体化品质的特征。
虽然户口身份的影响不显著，但是居住意愿成为影响流动群体教养观念的关键因素：流动个体居住意愿越稳定其社区导向型观念越强，其个体指向型观念越弱。这一发现印证了我们的相关假设。流动个体是否将城市看作稳定居住地而非仅仅是打工地影响着他们对在城目标以及子女发展的理解，从而影响到其教养观念。如果流动个体仅将城市看作打工之地，那么改善经济地位成为其首要目标，他们自然对有助于个体成功及目标达成的品质较为重视，并希望子女也具备这些品质以期实现未来的成功。但当流动个体具有稳定居住意愿时，从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所在城市的认同，他们就更有可能期待自己从城市的打工者转变为稳定居住者，因此有助于其融入当地社区的品质对他们来讲就变得重要，他们也就自然期待子女未来也能够适应并融入当地生活，因此他们的教养观念更倾向于社区导向型。譬如“对别人尊重与宽容”是城市社会交往规则中着重强调的一点，打算在城市稳定居住的个体表现出对该品质的强烈偏好，以期子女能够具备该品质以备未来社交之需。
增强社区认同感有利于流动个体发展社区导向型教养观念这一发现或许对于我们如何积极推动流动人口子女未来更好地融入城市社会有所启发。因为父母的教养观念从一定程度上指导着教养实践，从而会对子女未来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增强流动个体的社区认同感不仅能够有助于个体自身的社会融入，而且有助于激发他们对子女在社区导向型品质的关注与培养。由于流动家庭子女在融入城市社会时会因文化、环境等各方面的问题遭遇更多的困难，如果家长能够关注子女在社区导向型品质方面的培养，那么长远来看会或许有助于子女积极构建社会关系网络，促进其社会融入。这也为我国继续加强促进流动人口城市融入及其市民化的政策建设提供了更丰富的实证依据。
近十年来，我国在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方面确实采取了很多举措，包括改革户籍制度建立居民户口登记制度等。居民户口登记制度打破了城—乡的身份界限，有利于消除城市居民对于流动人口的农民身份歧视，有助于加强流动人口的城市身份认同。① 参见杨晓军：《中国户籍制度改革对大城市人口迁入的影响——基于2000—2014年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人口研究》2017年第1期。根据本研究的理论与研究发现，这些政策将会透过影响流动年人口的居住意愿进而对其教养观念产生影响，从而会对流动人口子女未来融入城市社区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其实在居民户口登记制度建立之前，小城镇的户籍基本已经放开。由于大城市户籍身份拥有较高的福利水平，且大城市的就业机会较多，所以大城市依然是流动人口的主要流入地。然而大城市在户籍制度改革上采取的是有条件、有步骤的户籍开放制度，且有些城市如北京等其实依然实行较为严格的户籍管理政策。根据2018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城市规模越大，流动人口的归属感越低，尤其在50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认同自己是所居住城市的“本地人”比例仅为16.8%，比2017年降低近2个百分点。② 参见国家统计局：2018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904/t20190429_1662268.html。 因此，这些政策对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及其教养观念的影响以及对未来子女在城市融入中的意义还有待进一步考察。但毋庸置疑的是，国家与地方在制定与完善相关政策方面需要继续积极投入。
当然，流动人口教养观念的影响机制是复杂的，其成长环境、社会关系网络等均可能会影响到他们对城市社会与儿童发展的认知，从而影响到他们的教养观念。另外，由于该数据是截面数据，且居住意愿与教养观念均为态度类变量，因此本研究很难确定两者之间的绝对因果关系。在未来的研究中，如果能够使用纵向数据对流动人口在流动之前与流动之后的教养观念进行比较研究，就会令我们的假设得到更为准确的验证。亦或在未来研究中采用质性研究作为量化研究的补充，通过纳入更多的考察因素也会有助于我们更全面理解流动与教养观念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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