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雄辞赋观的形成及其文学史意义
扬雄辞赋观的形成及其文学史意义侯文学
摘 要：：扬雄对屈原、司马相如作品的评价贯穿其一生的创作与著述活动。扬雄早期作《蜀都赋》《反离骚》，中年作“四赋”，或拟屈原，或拟相如，以丽辞属文。晚年的扬雄自觉弘扬儒家学说，致力于思想的构建与表达，对包括屈原、相如作品在内的骚、赋提出批评。扬雄以“赋”为屈原作品的文类归属，关注屈作的瑰丽特征。其称“辞”，或指向文辞，或指向文辞的华丽内涵，并以后一指向的“辞”为赋的内在属性，不以为文体。扬雄的辞赋观直接影响班固等东汉以后的学者与赋家。
关键词：扬雄； 辞赋观； 华丽； 班固
扬雄是汉代著名辞赋家，屈原、司马相如作为辞赋之祖，其人其作必然进入扬雄的视阈。扬雄对屈原、司马相如及其作品的模拟与评价贯穿其一生的创作与著述活动。梳理扬雄的相关拟作与评价，可以更准确把握扬雄思想的丰富性与历时性特征。同时，我们以扬雄的述作为入口，藉以阐明扬雄的辞赋观及其文学史意义。
一、扬雄辞赋的学习与创作
人格就是风格。屈原的人格① 周建忠说：“关于屈原的人格，一般有狭义与广义二说。狭义的‘人格’指操守、情操、气节，不屈不挠，至死不渝。”“广义的‘人格’，指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的具体个人所具有的意识倾向性和经常出现的较稳定的心理特征的总和。意识倾向性包括需要、动机、兴趣、理想和世界观；心理特征包括性格、气质和能力。”（周建忠：《楚辞研究热点透视》，《云梦学刊》2000年第3期）我们这里就广义的“人格”讨论。与其作品艺术风格关联密切。屈原情感激越，过于理想化，这也决定了他的作品反复抒发“至情”。其情浓烈，非铺陈不能宣泄殆尽，《离骚》等作品比辞连类的艺术手法也因之而用。形容词性质的连绵词的使用是屈作的突出特点，在抒情方面起到重要作用。李海霞曾比较《诗经》与《楚辞》的连绵词，得出结论：“《诗经》连绵词名词最多，占47.8%，其次是形容词，占30%，再次是动词。《楚辞》则形容词最多，占60.3%，其次是名词，占21.6%，再次是动词。”② 李海霞：《〈诗经〉和〈楚辞〉连绵词的比较》，《浙江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按，此文所讨论的《楚辞》作品虽然不尽是屈作，而是以《楚辞补注》的先秦部分及《文选》中的宋玉赋四篇为统计的文本，但结论也大体上适用于屈原作品。可见，从词语铺陈的角度来看，屈作具有丽彩。其通过汲取神话与历史资源所作的上天入地、驱遣神灵的白日梦般的探索构架与自我抒情形象的塑造，与此相得益彰。相对于屈原作品的丽辞与深情之相得益彰，司马相如的赋作则以侈陈形势、征材聚事、洞入夸艳驰名于世。二人作品同是汉人师范的典则，滋养汉代文学。扬雄学之论之最深，持续一生之久。
扬雄早在居蜀时期就阅读并学习屈原与司马相如作品。《汉书·扬雄传》有如下记载：
顾尝好辞赋。先是时，蜀有司马相如，作赋甚弘丽温雅，雄心壮之，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又怪屈原文过相如，至不容，作《离骚》，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读之未尝不流涕也。以为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乃作书，往往摭《离骚》文而反之，自岷山投诸江流以吊屈原，名曰《反离骚》。又旁《离骚》作重一篇，名曰《广骚》；又旁《惜诵》以下至《怀沙》一卷，名曰《畔牢愁》。①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八七，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514—3515页。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八七，第3516页。
这段话是对扬雄早年为文旨趣的叙述。据此，扬雄较早就接触到司马相如的文辞，又由“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之语可知，扬雄早年曾写作不止一篇赋作，均模仿相如作品，并以此受到成帝的重视。扬雄《答刘歆书》云：“而雄始能草文，先作《县邸铭》《王佴颂》《阶闼铭》，及《成都城四隅铭》。蜀人有杨庄者，为郎，诵之于成帝，成帝好之，以为似相如，雄遂以此得外见。”② 扬雄撰，张震泽校注：《扬雄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264页。《文选》李善注概述此段文字曰：“雄作《成都城四隅铭》，蜀人有杨庄者，为郎，诵之于成帝，以为似相如，雄遂以此得见。”③ 萧统编，李善等注：《六臣注文选》卷七，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40页。径以杨庄所诵之文为《成都城四隅铭》。然李周翰注则曰：“扬雄家贫好学，每制作，慕相如之文，尝作《绵竹颂》。成帝时直宿郎杨庄诵此文，帝曰：‘此似相如之文。’”④ 萧统编，李善等注：《六臣注文选》卷七，第140页。据此数则材料，似乎《成都城四隅铭》与《绵竹颂》曾以赋名篇。目前可以见到的扬雄早期赋作，唯有《古文苑》所录《蜀都赋》，⑤ 扬雄对于此赋的著作权颇受学者质疑，然也有学者将数端疑惑一一消解。参见熊良智：《扬雄〈蜀都赋〉释疑》，《文献》2010年第1期。此赋作于扬雄的青年时期。⑥ 刘跃进系此赋于汉元帝建昭五年（前34），时扬雄20岁。当距事实不远。参见刘跃进：《秦汉文学编年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257页。 《蜀都赋》分类叙景写物，就手法而言，主要是名物与连绵词的堆积，如写蜀地之山，则曰：“尔乃苍山隐天，岎崯回丛，增崭重崒，pagenumber_ebook=132,pagenumber_book=127石pagenumber_ebook=132,pagenumber_book=127崔，pagenumber_ebook=132,pagenumber_book=127pagenumber_ebook=132,pagenumber_book=127pagenumber_ebook=132,pagenumber_book=127嵬，霜雪终夏。叩岩岒嶙，崇隆临柴，诸徼崼pagenumber_ebook=132,pagenumber_book=127，五矹参差。湔山岩岩，观上岑嵓，龙阳累峗，漼粲交倚。pagenumber_ebook=132,pagenumber_book=127崒崛崎，集崄胁施。形精出偈，堪pagenumber_ebook=132,pagenumber_book=127隐倚。彭门嵨pagenumber_ebook=132,pagenumber_book=127pagenumber_ebook=132,pagenumber_book=127嵃嵑pagenumber_ebook=132,pagenumber_book=127。方彼碑池，pagenumber_ebook=132,pagenumber_book=127pagenumber_ebook=132,pagenumber_book=127輵pagenumber_ebook=132,pagenumber_book=127，砾乎岳岳。”⑦ 扬雄撰，张震泽校注：《扬雄集校注》，第9页。五矹、湔山、观上、龙阳，并是山名，岎崯、回丛、增崭、重崒pagenumber_ebook=132,pagenumber_book=127石、pagenumber_ebook=132,pagenumber_book=127崔、pagenumber_ebook=132,pagenumber_book=127pagenumber_ebook=132,pagenumber_book=127、pagenumber_ebook=132,pagenumber_book=127嵬、岒嶙、pagenumber_ebook=132,pagenumber_book=127崒、崛崎、pagenumber_ebook=132,pagenumber_book=127pagenumber_ebook=132,pagenumber_book=127、輵嶰，或数字“联边”，或两字“连绵”，四字一句，写尽蜀山之多，蜀山之险，于炫富耀博之外，表现出汉人特有的山水审美取向。⑧ 参见侯文学：《屈宋作品的山水审美取向及其对汉赋的影响》，《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 与司马相如《上林赋》写上林苑之山笔法极其相似。
在学习相如作品之后，扬雄又接触了屈原作品。在他的视野中，屈原的文采还在司马相如之上，这也引起了他仿作的冲动。由《反离骚》的“汉十世之阳朔兮，招摇纪于周正”⑨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八七，第3516页。之文可知，《反离骚》作于汉成帝阳朔元年（公元前24），当时扬雄30岁，还在蜀地。后面两篇《广骚》《畔牢愁》当作于此后不久。扬雄反复仿屈原作品作文，可见屈原的为文与为人给了他强烈的震撼。扬雄钦佩屈原的文采，同情屈原的不幸遭遇，同时又对他的沉江自杀不理解，故作《反离骚》以抒意。《反离骚》前面两节除介绍自己作此文的资格与时间外，主要是通过穿插《离骚》的相关情节，袭用屈原作品的语词，叙述屈原的高洁人格和不幸遭遇：“惟天轨之不辟兮，何纯絜而离纷！纷累以其淟涊兮，暗累以其缤纷。”⑩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八七，第3516页。赞美他的高贵出身与文采：“图累承彼洪族兮，又览累之昌辞。”①同情他的生不逢时、叹息其不能远害：“带钩矩而佩衡兮，履欃枪以为綦。素初贮厥丽服兮，何文肆而质pagenumber_ebook=132,pagenumber_book=127！资娵娃之珍髢兮，鬻九戎而索赖。凤皇翔于蓬陼兮，岂鴐鹅之能捷！骋骅骝以曲艰兮，驴骡连蹇而齐足。枳棘之榛榛兮，蝯貁拟而不敢下。灵修既信椒、兰之唼佞兮，吾累忽焉而不蚤睹？”①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八七，第3516—3517页。字里行间流露出悲悯之情与埋怨之意。以下八个小节分别就《离骚》之文而反之，结构与这两节文字大同。扬雄所责备屈原之处概有四点：第一，屈原不该自沉；第二，屈原应该相时而动，不该显才于非时；第三，屈原不该拘执于楚国的出路探寻；第四，屈原的文辞有不实之处，主要是立足于其想象夸张的修辞。屈原的人生选择是扬雄此文批评的重点。此时的扬雄对于屈原的人格与文辞基本上是佩服的，这也是此文的基调，埋怨之意在此基础上展开。所谓“摭《离骚》之文而反之”，其实正是扬雄对于屈原文辞的汲取方式。
扬雄中年入京师被荐为待诏，② 扬雄入京时间，一直是学者争议的话题。《汉书·扬雄传》：“孝成帝时，客有荐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祠甘泉泰畤、汾阴后土，以求继嗣，召雄待诏承明之庭。”又：“初，雄年四十余，自蜀来至游京师，大司马车骑将军王音奇其文雅，召以为门下史，荐雄待诏。岁余，奏《羽猎赋》，除为郎。”周寿昌以为“四”为“三”之误。合此观之，似扬雄三十余（王音死于永始二年，即公元前15年，时扬雄39岁）来京师投王氏之门（或以为在永始元年，可从），任门下史数年之后，43岁（元延二年）得为待诏。即以其“文似相如”③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八七，第3522页。而受到成帝的重视。成帝于元延二年（公元前11）、三年先后郊祠甘泉泰畤、汾阴后土、羽猎上林、行幸长杨，扬雄奉诏随行并作《甘泉》《河东》《长杨》《羽猎》四赋，均拟相如作品，《汉书·扬雄传》谓“辞莫丽于相如，作四赋”。④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八七，第3583页。 可见，作此四赋时，扬雄仍以“丽”为赋的价值追求，且以相如赋的极丽为自己创作的终极目标。具体而言，就是广泛运用铺陈、比喻、想象、夸张、联边等修辞手法，四字句、骚体句为主的句法等，“繁类以成艳”。⑤ 刘勰撰，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135页。 如其叙仪仗则控引天地、驱遣神灵：“诏招摇与泰阴兮，伏钩陈使当兵。属堪舆以壁垒兮，捎夔魖而抶獝狂。八神奔而警跸兮，振殷辚而军装。蚩尤之伦带干将而秉玉戚兮，飞蒙茸而走陆梁。”⑥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八七，第3523页。其写甘泉台观之高耸华丽则极尽夸张：“仰挢首以高视兮，目冥眴而亡见。正浏滥以弘惝兮，指东西之漫漫。徒回回以徨徨兮，魂固眇眇而昏乱。据軨轩而周流兮，忽軮轧而亡垠。翠玉树之青葱兮，璧马犀之瞵pagenumber_ebook=133,pagenumber_book=128。金人仡仡其承钟虡兮，嵌岩岩其龙鳞。扬光曜之燎烛兮，乘景炎之炘炘。配帝居之县圃兮，象泰壹之威神。洪台掘其独出兮，pagenumber_ebook=133,pagenumber_book=128北极之嶟嶟。列宿乃施于上荣兮，日月才经于柍桭。雷郁律而岩突兮，电倏忽于墙藩。鬼魅不能自还兮，半长途而下颠。历倒景而绝飞梁兮，浮蔑蠓而撇天。”⑦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八七，第3526—3527页。写出猎车马士卒的盛况则铺陈叠音词、连绵词：“虓虎之陈，从横胶轕，猋泣雷厉，驞駍駖磕，汹汹旭旭，天动地岋。羡漫半散，萧条数千万里外。”⑧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八七，第3546页。这也是司马与相如作品的特色。可以说，“四赋”是扬雄学习司马相如最为成功的作品。
扬雄以创作者的身份学习体味屈、马作品，“放依而驰骋”，⑨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八七，第3583页。其立脚点在二人的文辞形式与艺术手法。从作家文化身位来看，扬雄与相如更为相似。二人同是服务于一统的专制皇权，这也制约其赋作必然以皇权为主题，并导致题材与风格的近似。二人赋作在效果上也高度相似，对于帝王的欲望都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王充《论衡·谴告》特拈出《大人赋》与《甘泉赋》讨论：“孝武皇帝好仙，司马长卿献《大人赋》，上乃仙仙有凌云之气。孝成皇帝好广宫室，扬子云上《甘泉颂》，妙称神怪，若曰非人力所能为，鬼神力乃可成。皇帝不觉，为之不止。”⑩ 王充撰，黄晖校释：《论衡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641—642页。这也令处在京师经学氛围中的扬雄颇为苦恼。
元延三年扬雄奏《羽猎赋》后，“除为郎”。由其《答刘歆书》可知，他“为郎之岁”曾提请成帝“愿不受三岁之奉，且休脱直事之繇，得肆心广意，以自克就”，成帝“令尚书赐笔墨钱六万，得观书于石室”。此后，扬雄一边写应制文字，一边在石室读书、著述，晚年作《法言》。① 《法言》是扬雄晚年的著作，成书时间不早于元始五年（5），亦即在扬雄58岁以后。参见王青：《扬雄评传·法言及其思想学说》，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81—183页。 在《法言》一书中，扬雄明确地以儒家继承人自命。《修身》篇回应“治己”之问曰：“治己以仲尼。”② 扬雄撰，汪荣宝疏：《法言义疏》，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93页。《吾子》篇云：“古者杨墨塞路，孟子辞而辟之，廓如也。后之塞路者有矣，窃自比于孟子。”③ 扬雄撰，汪荣宝疏：《法言义疏》，第81页。老年时期的扬雄自觉弘扬儒家学说，并以儒学作为思考的依据，反思司马相如、屈原以及自己前此拟作的文辞，观念发生转变。《汉书·扬雄传》：“雄以为赋者，将以风也，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闳侈钜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既乃归之于正，然览者已过矣。往时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欲以风，帝反缥缥有陵云之志。繇是言之，赋劝而不止，明矣。又颇似俳优淳于髡、优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贤人君子诗赋之正也，于是辍不复为。”④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八七，第3575页。由后文之“雄之自序云尔”可知这篇传文其实是扬雄的《自序》，《自序》提到《法言》，可见其完成更在《法言》之后，这段话也是扬雄晚年对于赋的准确意见。扬雄站在儒家讽谏立场，认为赋的丽靡之辞起不到讽谏作用，于是不再写作这类作品。而他关于辞赋的观点，则凝固在晚年所作的《法言》与《自序》当中，成为后人品论辞赋的重要参照。
二、扬雄论“辞”与“赋”
屈原作品在后世被称为“辞”，司马相如作品被称为“赋”，学术史上每有辞、赋之别的讨论。⑤ 如费振刚就认为，辞与赋作为两种不同的文学体裁，都兴起于战国楚地，赋晚于辞，到了汉代出现了辞赋不分的情况。见费振刚等：《全汉赋校注·前言》，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6—11页。 一般认为，“辞”作为文体之名，源于汉人编辑的《楚辞》。但是，包括扬雄在内的汉人在何种意义上将屈原及代屈立言类的作品称为“（楚）辞”的，却还有讨论的必要。换言之，扬雄赋予了“辞”“赋”怎样的内涵？明乎此，扬雄的辞赋观也就明了了。
首先我们看扬雄对于屈原作品的文类定性。《法言》有一段佚文如下：
或问：“屈原、相如之赋孰愈？”曰：“原也过以浮，如也过以虚。过浮者蹈云天，过虚者华无根。”⑥ 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卷五〇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李善注引，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702页。按，此段引文之后尚有“然原上援稽古，下引鸟兽，其著意，子云、长卿亮不可及”数句，当为他人的评判，非《法言》的引文，研究者或将此数句视为《法言》原文，误。
扬雄将屈原、司马相如作品并置一处讨论，并以“赋”为称。毫无疑问，扬雄以“赋”为二人作品的共同类属。所谓浮，指屈作升天入地、错综古今的浪漫构思；所谓虚，侧重于夸张手法的使用，两者都与“实”相对。虚和浮，其实是赋的固有手法。扬雄此处从创作手法的角度对屈作提出批评。由此可见，扬雄在创作《法言》的时候，已经部分否定了包括屈作在内的赋的艺术价值。这种态度在扬雄前期创作中已露端倪，如其《反离骚》所云：“既亡鸾车之幽蔼兮，焉驾八龙之委蛇？临江濒而掩涕兮，何有《九招》与《九歌》？”⑦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八七，第3521页。持续至扬雄晚年对其生平著述作出总结之时，《汉书·扬雄传》载：“（雄）实好古而乐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作《法言》；史篇莫善于《仓颉》，作《训纂》；箴莫善于《虞箴》，作《州箴》；赋莫深于《离骚》，反而广之；辞莫丽于相如，作四赋。皆斟酌其本，相与放依而驰骋云。”①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八七，第3583页。在此，班固转述扬雄述作的原因与楷模。“赋莫深于《离骚》”，再次表明扬雄是将屈原作品（至少《离骚》如此）作为赋来看待的。所谓“深”，即其《答刘歆书》② 扬雄《答刘歆书》：“雄为郎之岁，自奏……有诏可不夺奉，令尚书赐笔墨钱六万，得观书于石室。如是后一岁，作《绣补》《灵节》《龙骨》之铭诗三章，成帝好之，遂得尽意。故天下上计孝廉及内郡卫卒会者，雄常把三寸弱翰，赍油素四尺，以问其异语，归即以铅摘次之于椠，二十七岁于今矣。”（扬雄撰，张震泽校注：《扬雄集校注》，第264页）扬雄为郎之岁在元延三年，其时扬雄44岁，下推27年，为王莽天凤四年（17），时扬雄70岁。“雄为郎之岁，自奏少不得学，而心好沈博绝丽之文”中的“沈博”，③ 扬雄撰，张震泽校注：《扬雄集校注》，第264页。但这也是在自悔“少不得学”之列。扬雄显然是着眼于屈原作品上天入地、广泛摄取的艺术手法来讨论，并通过“悔赋”传递出他晚年的批评态度。
既然扬雄视屈原作品为赋，那么扬雄赋论其实也包含了对于屈原作品的评价。《法言·吾子》有扬雄关于赋的认知：
或问：“吾子少而好赋。”曰：“然。童子雕虫篆刻。”俄而曰：“壮夫不为也。”或曰：“赋可以讽乎？”曰：“讽乎！讽则已，不已，吾恐不免于劝也。”或曰：“雾縠之组丽。”曰：“女工之蠹矣。”“《剑客论》曰：剑可以爱身。”曰：“狴犴使人多礼乎？”④ 扬雄撰，汪荣宝疏：《法言义疏》，第45页。
所谓“少而好赋”，落实于今天可以见到的作品，不外是《反离骚》《蜀都赋》《甘泉赋》《河东赋》《长杨赋》《羽猎赋》等文辞铺张的作品。扬雄将它们与童子的雕虫篆刻、女工中过度消耗人力的精美丝织品等同。此处是从功用角度对赋作出批评，根源还在于赋的靡丽属性。
扬雄论赋，每以“辞”为说。当辞与赋并提的时候，辞或泛指文辞，或强调文辞的华丽属性，也就是他所说的“淫辞”（《法言·吾子》）。在扬雄的此类表述中，辞并非一种独立的文体，而是特指靡丽的语言形式，此种语言形式与赋结缘最深。前引《汉书·扬雄传》“赋莫深于《离骚》，反而广之；辞莫丽于相如，作四赋”的表述就是基于此认识而言。此处辞赋并提分论，“赋”是文类，“辞”指文辞，两者构成互文，谓赋的文辞深博与靡丽分别以《离骚》与相如赋为最。《法言·吾子》还有两处涉及辞与赋的关系，都是以此为基础：
或问：“君子尚辞乎？”曰：“君子事之为尚。事胜辞则伉，辞胜事则赋，事、辞称则经。足言足容，德之藻矣！”⑤ 扬雄撰，汪荣宝疏：《法言义疏》，第60页。
辞胜事，指文辞形式超过了内容，呈现为铺张扬厉的风格。扬雄认为，呈现为上述特征的文辞就是“赋”，但此时的扬雄对这种文辞风格并不以为然，故随后提出“事、辞称”的文章理想。由扬雄对于屈作的归类我们知道，扬雄以为，无论是主于抒情的骚赋还是主于写物的大赋都存在“辞胜事”（文辞之美掩盖了事物之实）的问题。
或问：“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赋也，益乎？”曰：“必也淫。”“淫、则奈何？”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如孔氏之门用赋也，则贾谊升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⑥ 扬雄撰，汪荣宝疏：《法言义疏》，第49—50页。
扬雄在这里提出了对后世影响甚巨的概念“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辞人之赋的内涵比较容易理解，指宋玉、枚乘、司马相如等人的赋作。李轨注：“奢侈相胜，靡丽相越，不归于正也。”⑦ 扬雄撰，汪荣宝疏：《法言义疏》，第49—50页。这些赋家以骋辞为务，故称“辞人”。对于与诗人之赋对应的作品，学者们的意见并不统一。或以为指《诗经》为代表的古诗。汪荣宝：“诗人之赋，谓六义之一之赋，即诗也。”① 扬雄撰，汪荣宝疏：《法言义疏》，第50页。“‘诗人之赋丽以则’者，谓古诗之作，以发情止义为美”。② 扬雄撰，汪荣宝疏：《法言义疏》，第51页。 或以为指屈原赋。③ 《汉志·诗赋略》序文颇有此意。挚虞《文章流别论》承之，其论“古诗之赋”径以屈原、贾谊为例，谓“古之作诗者，发乎情，止乎礼义。情之发，因辞以形之……前世为赋者，有孙卿、屈原，尚颇有古诗之义……贾谊之作，则屈原俦也。古诗之赋，以情义为主。”（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晋文》卷七七，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1905页）今人也颇多持此论者。参见冷卫国：《“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论扬雄的赋学批评》，《齐鲁学刊》2013年第3期。 曹虹以为扬雄“诗人之赋”的概念“更多地是作为一种文学理想的意义而存在”。④ 曹虹：《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汉魏六朝赋研究》，《学术月刊》1991年第11期。我们认为曹虹的意见合乎扬雄的本义。正是因为缺少历史与现实的文本，所以后文才有“孔氏之门”“如其不用何”的全部否定。这看似矛盾的话，正是理想与现实冲突的产物。所谓“诗人之赋”，自然是合乎包括《诗》在内的儒家经义的赋作。⑤ 扬雄所以用“诗人之赋”来指代理想赋作，有其特定的《诗》学背景。汉人重《诗》，所谓“诗人”，概指《诗》的作者。参见许结：《中国辞赋理论通史》，南京：凤凰出版社，2016年，第13—14页。 以儒家经义为准绳来评判赋的艺术与功用价值，扬雄认为包括他自己作品在内的所有的赋都是“形容过度”⑥ 扬雄撰，汪荣宝疏：《法言义疏》，第51页。的靡丽之作。说“孔氏之门不用赋”，实际上已经表明已有赋作与儒家价值观存在根本对立。从文学理想的角度看，扬雄提出“诗人之赋”，其实也就是他上文所说的“事、辞称”之赋，合乎“经”之赋。所谓“经”，就是儒家经典所推重的“中正”原则。实际上，扬雄此时是将已有的赋作为音乐中的郑卫之音来看待了。《法言·吾子》在论赋之后随即有如下两段文字：
或问：“交五声、十二律也，或雅或郑，何也？”曰：“中正则雅，多哇则郑。”“请问本”。曰：“黄钟以生之，中正以平之，确乎郑、卫不能入也！”
或曰：“女有色，书亦有色乎？”曰：“有。女恶华丹之乱窈窕也，书恶淫辞之淈法度也。”⑦ 扬雄撰，汪荣宝疏：《法言义疏》，第53—57页。
所谓淫辞，就是前面所说的“辞胜事”的情形。联系到儒家对于人臣教化、讽谏义务的规定，扬雄已经注意到赋徒有美丽的形式，而无益于教化。
既然“诗人之赋”是作为一种文学理想而存在于扬雄的赋学视野中，那么屈原的赋作该置于何处呢？我们认为，扬雄也将其归入“辞人之赋”的行列。在扬雄看来，屈原作品也是“丽以淫”的，前引《法言》佚文说屈赋“过以浮”及《答刘歆书》的“沈博绝丽”都是此意。但屈作的“丽以淫”并非其他赋家面对帝王献赋时“劝百风一”的内容结构的失当，而是以驱遣天地日月等浪漫想象为特征的文辞之华美绝丽，其根本原因在于情感的激越失中。有学者据《汉志·诗赋略》序的文字认定扬雄以“诗人之赋”属屈作，对此需要略作辨析。《诗赋略》序文如下：
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言感物造耑，材知深美，可与图事，故可以为列大夫也。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也。春秋之后，周道浸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其后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是以扬子悔之，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如孔氏之门人用赋也，则贾谊登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⑧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三〇，第1755—1756页。
从这段序文看，论者虽然将屈作称为赋，但同时也区分了屈作与宋玉、司马相如等人的作品，以前者为“贤人失志之赋”，此类赋作“咸有恻隐古诗之义”；后者为“侈丽闳衍之词”，此类赋作以辞藻富丽而“没其风谕之义”。以汉代《诗》学所重视的讽谕之义的有无来划分两类赋作，这就隐然将屈作作为《诗》的续作来看待了。扬雄的“诗人之赋”“辞人之赋”随后引出，这就造成一种错觉：扬雄以为屈作为“诗人之赋”，宋玉、相如等人作品为“辞人之赋”。无独有偶，《汉书·扬雄传》还提出“贤人君子诗赋之正”以为对于“劝百风一”的靡丽之赋的反向参照。粗略观照两者必然加重这种错觉，忽略扬雄对于“正”的强调，简单将刘歆的“贤人失志之赋”与扬雄“贤人君子诗赋之正”等同。我们这里强调的是：第一，《汉书·艺文志》是班固撮刘歆《七略》之要而成，这种理解只是刘歆等人的观点，不能与扬雄混为一谈；第二，贤人失志之赋与贤人君子诗赋之正，还是有所区别的。前者强调的是赋家因不遇的现实境遇而创作的赋作，是对作赋原因的强调；后者是对赋的内容与形式俱“正”的强调。两者并不等同。
屈原作品为赋，固然是汉人的共识，但屈赋的特点与价值何在，在西汉学者的讨论中却形成较大分歧。司马迁评价屈原《离骚》承淮南王刘安而来，谓“其文约，其辞微，其志絜，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絜，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① 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八四，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2994页。 司马迁主要欣赏屈原的志节之高，这种态度也集中体现在《屈原列传》的赞中：“太史公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过屈原所自沈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② 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八四，第3018页。《太史公自序》中对《离骚》的判断则涉及屈原文辞的特点，但也是用以烘托其讽谏的立意：“作辞以讽谏，连类以争义，《离骚》有之。”③ 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一三〇，第3994页。此处的“辞”指文辞，其具体特点则是“连类以争义”，即通过铺陈词语与情节来宣发情志，“连类”而生的文辞之美附属于讽谏争义的志节之下。《屈原列传》概述屈原的经历之后，还有这样一段话：“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其后楚日以削，数十年竟为秦所灭。”④ 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八四，第3004页。司马迁这段话的立意有二：第一，说明宋玉等人不敢如屈原般直言强谏，导致了楚国日渐削弱乃至灭亡的结局，意在托出屈原的正直。第二，说明屈原作品与宋玉等人作品的关系，同时也间接表明他对屈赋艺术的认知。我们这里重在讨论后者。司马迁评价宋玉、唐勒、景差等人的“好辞而以赋见称”，踪凡认为，“这里的‘辞’指文辞，而不是文体名‘楚辞’的简称。这句话是说，宋玉等人都喜爱修饰文辞，并且以赋闻名”，⑤ 踪凡：《汉赋研究史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71页。甚是。进一步看，此处的“辞”有丽辞之义；“而”是表示承接关系的连词，即前项表示条件或原因，后项为结果，先秦文献有这方面的用例，《史记》中这样的文例尤多，如“太戊从之，而祥桑枯死而去”，“水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及孝公卒，太子立，宗室多怨鞅，鞅亡，因以为反，而卒车裂以徇秦国”。⑥ 三个例证分别见于《史记》卷三《殷本纪》、卷四《周本纪》、卷五《秦本纪》，见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第130、180、257页。据李艳统计，《史记》中的“而”用作结果连词（“连接两个动词性词语或分句，表示后一项动作行为是前一项动作行为的结果”）的用例计121次之多。见李艳：《史记连词系统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第158页。这句话的意思是宋玉等人喜欢造作华美的文辞所以以赋著称于世。好辞，往往表明一种喜好丽辞的风格追求。后文“祖屈原之从容辞令”承之，谓上述诸人效仿屈原辩博华丽的文辞。⑦ “从容”有宽裕之义，用以状辞令则指文辞的辩博华丽。需要强调的是，司马迁是将屈原文辞的辩博华丽置于其志节之下来观照，也正是在此意义上，他肯定屈原的文辞。
司马迁稍后的汉宣帝也是承此观念而来，重在发掘辞赋的《诗》学讽谏立意。《汉书·王褒传》：“上令褒与张子侨等并待诏，数从褒等放猎，所幸宫馆，辄为歌颂，第其高下，以差赐帛。议者多以为淫靡不急，上曰：‘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辟如女工有绮縠，音乐有郑、卫，今世俗犹皆以此虞说耳目，辞赋比之，尚有仁义风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于倡优博弈远矣。’”①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六四，第2829页。宣帝采取的是一分为二的态度，俨然已将已有辞赋分为诗人之赋（“大者”）与辞人之赋（“小者”）了。当然，宣帝的目的不过是给自己对于靡丽之辞的雅好寻找一个端庄的借口。由《汉志·诗赋略》序看，与扬雄同时的刘歆也主要承司马迁、宣帝而来，也依《诗》之讽谏的标准，讨论“贤人失志之赋”与“侈丽闳衍之词”，以屈作属前者，相如赋属后者。
扬雄正是在这样的历史与现实的文化语境中表述其辞赋观念的。但他的辞赋观念相对于司马迁、刘歆等人有较大不同。司马迁《史记》合屈原、贾谊为一传，盖在屈原放逐、贾谊贬黜的忠臣遭谤不遇的共同经历，屈原与贾谊作品的共性也是其合传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此大前提之下，又以屈、宋相先后。由前引《史记·屈原列传》“屈原既死之后”的一段文字可知，司马迁既见屈、宋之同，又见其异——从容辞令是其同，有无讽谏是其异。所以将宋玉等人附在屈原传之后，在于其文辞得屈原之体，故寥寥数语而已。司马迁所关注屈原者，以政治伦理道德人格为主，文辞为辅。其关注司马相如者，也在其文辞的讽谏立意。《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谓“无是公言天子上林广大，山谷水泉万物，及子虚言楚云梦所有甚众，侈靡过其实，且非义理所尚，故删取其要，归正道而论之”，② 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一一七，第3665页。“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③ 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一一七，第3698页。 《太史公自序》揭立传之旨：“《子虚》之事，《大人》赋说，靡丽多夸，然其指风谏，归于无为。作《司马相如列传》第五十七。”④ 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一三〇，第3997页。刘歆以同样的《诗》学讽谏标准评屈论马，将屈作置于司马相如等人“侈丽闳衍之词”的对立面，屈原文辞的形式特征被忽略。
同样是站在儒家“讽谏”的诗教立场上观照屈原、相如作品，司马迁等人重在揭示屈原与司马相如作品之讽谏立意，正面评价；刘歆依同样的价值标准抑马扬屈。扬雄与前人不同在于他对二人均有贬抑，其关注点在二人作品的靡丽特征，如前引《法言》佚文，他一方面将屈原与相如并提，认为二人之赋均有“过”（亦即“丽以淫”）的弊端，一方面讨论屈原与相如赋在艺术手法方面的不同，亦即“过”的原因。前引《法言·吾子》的相关文字，扬雄将贾谊与司马相如并提，谓“孔氏之门用赋也，则贾谊升堂，相如入室矣”，也是同样的思致。对此，苏轼曾提出激烈的批评：“屈原作《离骚经》，盖《风》《雅》之再变者，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可以其似赋而谓之雕虫乎？使贾谊见孔子，升堂有余矣，而乃以赋鄙之，至与司马相如同科！”⑤ 苏轼：《与谢民师推官书》，见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四九，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418—1419页。扬雄混同屈、马，为东汉评骚论赋打下伏笔。
三、扬雄辞赋观的文学史意义
依刘向、刘歆父子的意见，包括屈原作品在内的赋作的本质特征是“不歌而诵”。在此基础上，刘歆将屈作视为“贤人失志之赋”，司马相如作品视为“侈丽闳衍之辞”，注意到两者有抒情与写物之别。而在扬雄看来，屈赋以下，包括他自己作品在内的赋作，都是“辞人之赋”，骋辞是其共有特征。换言之，扬雄以“丽以淫”为全部既有赋作定性。扬雄的辞赋观对于后人影响较大，直接继承者则是班固。扬雄于屈作含而未发之意，也因班固的阐扬而得以明确。扬雄辞赋观影响于班固者，概有两点：
第一，对辞人之赋的批评。扬雄强调屈辞的华丽，也在此意义上将屈原、司马相如并提。班固承之，其《汉书·地理志》有如下文字：“寿春、合肥受南北湖皮革、鲍、木之输，亦一都会也。始楚贤臣屈原被谗放流，作《离骚》诸赋以自伤悼。后有宋玉、唐勒之属慕而述之，皆以显名。汉兴，高祖王兄子濞于吴，招致天下之娱游子弟，枚乘、邹阳、严夫子之徒兴于文、景之际。而淮南王安亦都寿春，招宾客著书。而吴有严助、朱买臣，贵显汉朝，文辞并发，故世传《楚辞》。其失巧而少信。”①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二八，第1668页。这段文字重在讨论“楚辞”的创作之盛，并勾勒“楚辞”的发展脉络：由屈原而宋玉、唐勒，而枚乘、邹阳、严夫子，而淮南王及其臣属。然上述诸人的赋作也并不全在《汉志》“屈原赋之属”之列，② 善于诵读“楚辞”的严助、朱买臣等人的创作被《汉书·艺文志》归入“陆贾赋”之属。枚乘的传世作品也不见骚体，可见，此处的“楚辞”并非骚体之谓，而是指创作于楚地的文辞，其外延较骚赋（亦即刘向结集的《楚辞》）为大。班固所关注于“楚辞”者，正是其巧丽特征。前引《汉书·扬雄传》“雄以为赋者，将以风也”一段文字，班固在《汉书·司马相如传赞》中引述并略作修改：“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而风一，犹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不已戏乎！”③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五七，第2609页。将司马相如等人的辞人之赋进一步明确为“靡丽之赋”。
班固《离骚序》评价屈作及其对于汉赋的引领意义：“然其文弘博丽雅，为辞赋宗。后世莫不斟酌其英华，则象其从容，自宋玉、唐勒、景差之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刘向、扬雄，骋极文辞，好而悲之，自谓不能及也。”④ 洪兴祖：《楚辞补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50页。班固强调屈作的“弘博丽雅”，后世赋家如宋玉、枚乘、相如、刘向、扬雄等人，汲取其华丽辩博的文辞，也在此意义上，班固赋予屈原辞赋之宗的地位。《汉书·叙传》又如是评价相如及其赋作：“文艳用寡，子虚乌有，寓言淫丽，讬风终始，多识博物，有可观采，蔚为辞宗，赋颂之首。述《司马相如传》第二十七。”⑤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一〇〇，第4255页。辞宗，即文辞之宗。与《离骚序》对屈原的评价殊无二致。由此可以反观班固对于屈作的关注点在华丽的文辞形式。屈作之“绝丽”，渐受重视。即便是注重发掘屈原忠贞人格的王逸也不例外，其《离骚经章句》云：“故智弥盛者其言博，才益多者其识远。屈原之词，诚博远矣。自终没以来，名儒博达之士著造词赋，莫不拟则其仪表，祖式其模范，取其要妙，窃其华藻，所谓金相玉质，百世无匹，名垂罔极，永不刊灭者矣。”⑥ 洪兴祖：《楚辞补注》，第49页。《文心雕龙·才略》也是承此而论：“相如好书，师范屈宋，洞入夸艳，致名辞宗。然覆取精意，理不胜辞，故扬子以为‘文丽用寡者长卿’，诚哉是言也。”⑦ 刘勰撰，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第698页。
第二，对“诗人之赋”的深入诠解。在刘歆那里，屈赋是“恻隐古诗之义”的，并引扬雄“诗人之赋”这一概念以成己论。⑧ 按，有学者以为，《七略》成书在《法言》之前，“是以扬子悔之”以下数句，当是班固所加（参见俞纪东：《〈汉志·诗赋略〉“扬雄赋”绎释》，《复旦学报》2002年第2期）。本文认同冷卫国的说法，即“刘歆之撰《七略》的时间，大致起自绥和二年四月，至迟终于建平元年冬天，其间应该大概用了一年半多的时间”，“扬雄悔赋的时间至迟在哀帝朝，更具体地说，至迟是在其草《太玄》与写《解难》这段时间之前”，因此“不能排除扬雄就在此前后发表过‘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如孔氏之门用赋也，则贾谊登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的言论。由此可见，扬雄悔赋并发表对赋的看法的时间与刘歆撰写《七略》的时间相距不远，刘歆与扬雄过从甚密”，“刘歆在此录入扬雄的这段话，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参见冷卫国：《刘向、刘歆赋学批评发微》，《文学遗产》2010年第2期。但这并非扬雄的本意，也非班固之意。扬雄一方面将屈赋置于“丽以淫”的“辞人之赋”的视阈中观照，一方面明确提出“诗人之赋”的概念并赋予其“丽以则”的内涵。“则”就扬雄的理解，为中正合经、合乎儒家的法度。但扬雄并没有明确地以此为准则诠衡屈赋并将其排斥在“诗人之赋”之外。这也是后世歧说产生的原因之一。班固对此颇有会心，并从两个方面予以阐发：其一，屈赋的手法不合经义。班固并不否认屈原作品的讽谏立意，如其《离骚赞序》就说：“（屈原）在野又作《九章》赋以风谏。”① 洪兴祖：《楚辞补注》，第51页。 刘勰撰，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第47页。但他否认屈赋与经义相合，其《离骚序》具体批评《离骚》“多称崑崙、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② 洪兴祖：《楚辞补注》，第49—50页。以此为基础否定前人对《离骚》“兼《诗》风雅”③ 洪兴祖：《楚辞补注》，第50页。的评价。其二，屈原为人不合经典范例。扬雄不肯以“智”评价屈原，理由是其不够爱身，隐含了对于屈原为人的批评。《法言·吾子》：“或问：‘屈原智乎？’曰：‘如玉如莹，爰变丹青。如其智！如其智！’”④ 扬雄撰，汪荣宝疏：《法言义疏》，第57页。李轨注：“夫智者达天命，审行废，如玉如莹，磨而不磷。今屈原放逐，感激爰变，虽有文彩，丹青之伦尔。”⑤ 扬雄撰，汪荣宝疏：《法言义疏》，第57页。这段文字主要表达的是对屈原自沉江渊的批评，认为这种自沉的举动属于“初则炳，久则渝”⑥ 扬雄撰，汪荣宝疏：《法言义疏》，第509页。的丹青之类，徒然炫惑一时，与通过天命的圣人行为有很大距离。班固也接受扬雄的观念，认为屈原“非明智之器”，⑦ 洪兴祖：《楚辞补注》，第50页。并引入儒家经典为说：“且君子道穷，命矣。故潜龙不见是而无闷。《关雎》哀周道而不伤。蘧瑗持可怀之智，宁武保如愚之性。咸以全命避害，不受世患。故《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斯为贵矣。今若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沈江而死，亦贬絜狂狷景行之士。”⑧ 洪兴祖：《楚辞补注》，第49页。班固将屈原的为人与为文联系起来，认为其人、其文俱偏离包括《诗》在内的儒家经义。虽然不无否定之义，但也在一定层面把握到屈作情感内容上有别于《诗》的特点。
在扬雄这里，诗人之赋是一种文学理想，辞人之赋才是历史与现实的情形。班固则在创作层面回应了“诗人之赋”。在班固看来，是否为“诗人之赋”不应仅以讽谏的动机为标的，其所关注“诗人”者，在其作品中呈现的情感中和适度、文辞合乎经义。在班固的理解中，文人还是可以写出“诗人之赋”的。其《两都赋》的《西都赋》将华丽的文辞置于“讽”的立意之下，《东都赋》部分引经据典，正面颂扬东汉建武之政、永平之事合乎儒家经学法度。扬雄批评屈原、相如“过以浮”“过以虚”，班固则正面提出“义正”“事实”两个原则。其《东都赋》“义正乎杨雄，事实乎相如”⑨ 范晔撰，李贤注：《后汉书》卷四〇，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371页。之语，实际上是借西都宾之口表明自己的赋作乃“诗人之赋”。这固然是班固的自负，也反映出他对于扬雄“诗人之赋”的创作理想的落实。《答宾戏》则表明在不遇的情况下（“贤人失志”之时），士人应该“慎修所志，守尔天符，委命共己，味道之腴”，⑩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一〇〇，第4231页。而不要感激怨怼的人生态度。两篇作品分别从创作主体的修身与为文的艺术手法两个方面提供了“诗人之赋”的具体样本。
扬雄、班固对屈赋的评价，以经义为价值判断的依据，谓其丽淫，虽不无贬抑之意，但也指明了屈赋在情感与艺术上不同于《诗》的特征，这也被刘勰吸纳，其评屈骚“惊采绝艳，难与并能”，“乃《雅》《颂》之博徒，而词赋之英杰也”，①正是基于此而作的折衷之论。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