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贫富观的百年历史演进、基本特点与当代价值
中国共产党贫富观的百年历史演进、基本特点与当代价值□许洪位
（中国人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100872）
[摘要]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发展史就是一部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奋斗史。作为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理想和最终奋斗目标的使命型政党，对贫穷与富裕、贫富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摆脱贫困落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始终贯穿着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全过程。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来，对贫富问题的理解经历了民主革命时期强调穷富之间的绝对对立；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在理解共同富裕的认识曲折中，变异为实践中的共同贫穷；再到改革开放以后，倡导先富带后富和协调贫富差距三个历史阶段的演变。中国共产党贫富观的这种变化，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发展理念上由革命理想主义向务实理性主义的回归，也凸显了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地位和角色的转换、时代主题和根本任务的变化。中国共产党贫富观的百年历史演变及其基本特点，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协调收入分配差距，实施精准扶贫方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具有十分重要的时代价值。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贫富观；共同富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一、中国共产党贫富观百年历史演进的时空跨越
贫富观是对贫穷与富裕、贫富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摆脱贫困落后、实现生活富裕的总观点和总看法。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来，对贫富问题的理解经历了民主革命时期强调穷富之间的绝对对立；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在理解共同富裕的认识曲折中，变异为实践中的共同贫穷；再到改革开放以后，倡导先富带后富和协调贫富差距三个历史阶段的演变，展现了中国共产党艰辛探索“为国求强、为民求富”的百年时空跨越。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强调社会贫富之间的绝对对立
对待贫富问题的理解是中国共产党建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逻辑起点，也是推动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的重要指导思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贫富观主要包含以下五个方面的基本内容。
一是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揭示了近代中国存在的严重两极分化，突出了旧中国在贫富差别及根本利益上的绝对冲突，从而引起广大穷苦群众对贫富悬殊这一社会现实的强烈不满。
“且看从前旧社会，富人享福穷人死。”（p356）在近代中国，“资本家日趋恣肆淫奢的生活，而工人和农民则日陷于饥寒压迫无智的地位”(p31)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中国贫富现象的最直接体认，也是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贫富观的首要内容。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为使文化知识水平低下的穷苦大众更好地理解近代中国的阶级状况，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将旧中国的复杂阶级构成简约为普通群众能够听得明白的富人和穷人两大社会群体，并揭示了近代中国存在的严重贫富分化的不公平现象。在中国共产党看来，在近代中国，占全国人口极少数的富人占据了大量的社会财富；而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工农劳动群众却“日益贫困化以至大批地破产，他们过着饥寒交迫的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p631)。被毛泽东赞誉为“农民运动大王”的彭湃将资本家和地主视为发财人，将工人和农民视为穷苦人，指出“这两种人究竟哪一种多？是有钱的多还是无钱的多呢？就是无钱的多，有钱的少，无钱的十居九人，有钱的只有一人”，并认为“现在是一个有钱的人欺负九个无钱的人”(p299)。尽管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基于统一战线的现实需要，在限制的前提下允许地主对农民进行一定程度的剥削，但从总体上看，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其贫富观上，始终是把穷人和富人看作是立场尖锐对立和利益根本冲突的两大对立阶级，强调贫富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
二是通过革命宣传，引导广大贫苦人民认识到自己之所以长期贫困并不是因为自己懒惰无能和“命”不好，而是在于帝国主义、地主老财、资本家和官僚军阀的剥削压迫，从而激发穷苦大众对剥削阶级的阶级仇恨。
在中国共产党看来，造成近代中国工农群众绝对贫困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工农群众的懒惰无能，也不在于所谓的“命不好”，而恰恰在于帝国主义、资本家、地主、官僚军阀的剥削压迫。因此，广大贫苦群众要改变自己的贫困境遇，就不能再甘于忍受帝国主义、资本家、地主与官僚军阀的剥削压迫。方志敏在领导吉安、吉水、莲花、安福四县的“减租运动”时，就启发农民说，“我们农民越做越穷，越做越苦，从前，总以为是八字坏，命根苦，现在晓得原因在哪里了——我们没有土地呀，我们租耕地主的土地要亏本呀，这就是我们一天一天穷苦下来的最主要的原因！”(p31)陈独秀则指出了近代中国城市工人阶级贫困的根源，乃是“资本家给雇工的工钱仅够糊口度命，其余大部分利益都归到资本家的荷包，因此资本家一天富似一天，劳动者一天穷似一天”(p169)。彭湃也认为，“我们相信资本家和田主的财富的增加，是榨取工人和农民的剩余价值而来的。社会的财富，一面渐次无限制的集中在资本家和田主的手里；反面，贫困的问题亦无限制的逐渐扩大。”(p31)
三是反对任何改良主义的救民方案，倡导穷人“造反有理”、革命正当，鼓动穷人起来参加革命斗争，打土豪分田地，推翻剥削阶级的统治，为穷苦大众从根本上改变贫困落后面貌和贫富悬殊的不公平现象提供方法指引。
“革命是大多数被压迫民众打倒压迫者的奋斗。”(p473)中国共产党认为，要推翻近代中国剥削阶级的反动统治，使穷苦大众从根本上改变贫困落后面貌和社会贫富悬殊的不公平现象，就必须发动广大贫苦群众起来参加改变旧制度、建立新制度的革命斗争。为此，就需要从理论上构建穷苦群众“造反有理”的革命正当性，使“绝大多数群众认为没收分配地主、富农的土地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合理的”(p37)。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明确肯定了贫民“造反有理”的革命主张，驳斥了认为农民运动破坏了社会秩序的“过火论”和“痞子论”的错误观点，指出农民在运动中表现出来的一些过激行为，是革命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其根源“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自己逼出来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历来凭借势力称霸，践踏农民，农民才有这种很大的反抗”(p17)。瞿秋白认为，“中国的工农如此痛苦，怎样才能解决呢？难道听天由命，等着帝国主义、地主、豪绅、资产阶级来消灭我们穷苦的人吗？从前大多数的人都以为这是前世注定，所以过这样苦的生活。现在不同，都觉得要想一个办法才好。怎样办呢？便是革命”(p188-189)。而恽代英则直接向穷苦群众发出革命呐喊，指出“穷苦的人们起来吧！我们应当不交租，不纳税，不还债！若是没有衣服穿，向那些平日收租收税的人家去设法罢！若是没有法子过年，向那些平日重利盘剥的债主人家设法罢！用群众的力量没收他们的财产，分配给穷苦的人民”(p57)。
要鼓动穷苦群众起来参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还需要回应近代中国存在的种种改良主义思想。中国共产党早在成立初期，就批判了以梁启超和胡适为代表的“阶级虚无论”和“阶级互助论”等反对革命的主张。针对“阶级虚无论”认为近代中国的资本主义不发达，因而并不存在西方国家那样的资产阶级，没有所谓的穷人和富人之分的观点，蔡和森指出，“有人以为中国无阶级，我不承认。只因小工小农不识不知，以穷乏惨苦归之命，一旦阶级觉悟发生，其气焰必不减于西欧东欧”(p59)。针对胡适批评中国共产党倡导贫民暴力革命“无形之中养成一种阶级的仇视心……使社会上本来应该互助而且可以互助的两种大势力，成为两座对垒的敌营，使许多建设的救济方法成为不可能，使历史上演出许多不须有的惨剧”(p217)的观点和寄希望于通过发展实业、富人救济穷人的方法来解决当时中国贫富分化的主张，陈独秀反驳指出，“拥护工农群众的利益，不一定取争斗的形式，而可以仁爱之心感动资产阶级使之尊重工农群众的利益。这简直是欺骗工农群众的鬼话！”(p288)
四是中国共产党旗帜鲜明地将自己和自己领导的革命武装的角色定位为“穷人的队伍”，强调自己的使命就是推翻一切剥削阶级的压迫，为穷苦老百姓谋利益，以发动贫苦大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为穷人做主、为穷人办事、为穷人谋福利”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价值追求，也是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形象写照。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伊始，就自觉地将政治立场放在中国劳苦大众这一边，以推翻国内外一切剥削阶级和为穷苦老百姓求解放、谋幸福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一贯宣传并践行自己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是“穷人的队伍”，其所到之处广泛动员和组织贫苦群众开展打土豪、斗地主、分田地的斗争，通过土地革命使大多数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获得了土地。彭湃在领导海陆丰地区的农民运动时，就明确提出“真正的革命就是要救大多数的穷人，要救大多数的穷人，就要实行土地革命。……我们应唤醒全国的兵士，应为自己穷人的利益而战，穷人不打穷人”(p295)。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在1932年发布的一份布告中，第一条就明确宣布“本军是贫苦工农自己的武装力量”，并指出其任务之一就是“帮助穷苦工农、白军士兵起来分配豪绅地主的食粮财产和土地”(p22)。同时，在与贫苦群众长期接触、共同革命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严格执行群众纪律，关心困难群众生活，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从而使自己与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形成了鲜明对比，赢得了广大穷苦人民的支持。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制定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就鲜明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作为“穷人的队伍”的品格。
五是明确中国共产党进行革命的目标和使命就是要消灭贫富差别，使穷苦群众过上共同富裕的幸福美好生活，为穷苦大众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提供强大的信念支柱和精神支撑。
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和确信，是坚定革命理想信念、坚持革命斗争的重要精神支柱。中国共产党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的，就是要通过革命从根本上解决几千年来少数人不劳而获却占有大量财富而大多数劳动群众付出了艰辛努力却依然绝对贫穷的社会不公现象，进而建构一个没有贫富差别、穷苦群众共同富裕的未来美好新社会。瞿秋白认为，革命成功之后的“新社会之中没有穷人没有富人，大家都做工。工作出来的东西，要由劳动者大家享用，不像现在一样，只归少数富人享用”(p203)。方志敏在《可爱的中国》一书中，勾勒了革命胜利后的社会蓝图，他指出“我相信，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苦，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杀，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悲哀，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p138）李大钊在《社会主义释疑》中也明确提到，未来的“社会主义是使生产品为有计划的增殖，为极公平的分配，要整理生产的方法。这样一来，能够使我们人人都能安逸享福，过那一种很好的精神和物质的生活”(p457)。中国共产党以让广大穷苦群众过上共同富裕生活的目标追求和对未来美好社会蓝图的构建，激励着广大穷苦群众为改变长期的贫困面貌而积极投入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正是在对近代中国贫富绝对对立、矛盾不可调和这一阶级状况进行深刻揭示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学说运用到中国革命中，成功地调动起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穷苦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从而推翻了“三座大山”，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在理解共同富裕的认识曲折中，变异为实践中的共同贫穷
新中国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局部执政到全国执政的转变。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基于旧中国贫穷落后就要挨打和近代中国人民长期生活困苦的历史教训，围绕如何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的路径，进行了艰辛探索，既形成了一系列比较正确的思想认识，也经历了理论和实践上的严重失误。
一是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的唯一正确道路，必须对个体农业、个体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消灭私有和小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
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消灭私有和小私有经济，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的价值信条。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前夕，中国共产党就确定了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既允许存在又限制利用的基本方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通过抗美援朝时期的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合理调整资本主义工商业，“三反”“五反”运动，建立起了工人阶级对资本家的监督，并使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在生产经营上不断依赖于社会主义性质的国有经济，从而最终通过和平赎买的方式将私人资本主义企业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对于个体农业和手工业的小农经济，中国共产党认为土地改革后确立的农民土地所有制，实际上是封建自然经济状态下的小私有制和小农经济，这种“小农经济是不稳固的，时刻向两极分化，有的人因天灾人祸而穷困破产，有的人却利用做投机买卖、放债、雇工的办法来剥削旁人；如果不对它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农村中少数人就会发展成为富农剥削者，而多数人就不得不忍受贫困甚至破产的痛苦”(p511)。为了避免农村中可能出现的两极分化，毛泽东认为，“使农民群众共同富裕起来，穷的要富裕，所有农民都要富裕，并且富裕的程度要大大地超过现在的富裕农民。只要合作化了，全体农村人民会一年一年地富裕起来，商品粮和工业原料就多了”(p308)。他对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建立公有制经济以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有着充足的自信。他指出，“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度，这么一种计划，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些。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p344-345)。
正是在把私人资本主义私有制和个体经济的小私有制视为产生贫富分化的根源这一思想的指导下，通过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p310)，进而从根本上消灭产生资产阶级和贫富分化的条件，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贫富观的基本共识。也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新中国迅速地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使公有制经济成为国民经济的主体，从而为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奠定了根本政治经济前提。
二是认为实现国家工业化，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是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的根本物质基础，为此就需要暂时地牺牲农业和轻工业。
“要富裕就要有工业，一个民族没有工业不可能富裕起来。”(p26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曾多次在公开场合指出，“我们还是一个农业国。在农业国的基础上，是谈不上什么强的，也谈不上什么富的。”(p495)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认为，要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就必须加快实现国家工业化，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鉴于当时发展工业化缺乏资金，中国共产党认为，只能学习苏联工业化的经验，实行“工农剪刀差”的政策，这就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一定时期内要牺牲农业和农民的利益。为此，毛泽东批评了梁漱溟提出的工人生活在九重天而农民生活在九重地的“九天九地”和要求改善农民生活的“施仁政”观点。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只有通过发展工业尤其是重工业，才能巩固国防，并为农业发展提供机械化装备和技术改造，进而增加粮食产量，从根本上改善农民的生活水平；同时，中国共产党尽管认为要暂时牺牲农业，但也反对苏联“剥夺农民”的工业化模式。在这一思想认识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农轻重为序发展”的国民经济建设总方针。然而在具体实践中，仍然出现了片面强调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的倾向，导致人民生活长期处于农副产品供应短缺的较低水平。
三是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和中国人民极端贫穷落后的现实，强调要通过长期的艰苦奋斗才能改变国家和人民的贫困面貌，为此需要实行长期高积累、低工资、低消费的勤俭建国方针。
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新中国贫穷落后的基本国情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毛泽东经常使用“一穷二白”来形容当时中国经济状况和人民生活水平低下的现实。同时，中国共产党对在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中国，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的长期性、艰巨性也有着深刻的认识。毛泽东曾多次指出，“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但又是一个经济落后的穷国，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其中包括执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样一个勤俭建国的方针”(p240)。虽然在“左”倾思想的影响下，为了尽快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也产生过不顾实际国情而急躁冒进的情绪，表现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期间片面强调经济发展的高速度和高指标。但是，从总体上看，对中国长期贫穷落后这一基本国情的把握、对实现人民共同富裕长期性的认识，占据着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贫富观的主流。
在当时中国生产力水平落后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认为，要使全体人民真正过上共同富裕的生活，就只能把有限的资金和资源集中起来，优先用于国家的工业化建设；等到国家工业化发展起来了，国家富强了，人民的生活会逐步得到改善。为此，就需要暂时压抑群众的消费需求。因而，在中国共产党看来，党在这一时期的任务就是要教育人民处理好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告诉群众牺牲当前的物质利益，忍受一段时间的苦日子来支援国家的工业化建设，是为了今后更快地过上富裕的生活。对此，毛泽东指出，“我国人民现在还要像苏联那个时候一样，忍受一点牺牲，但是只要我们能够使农业、轻工业、重工业都同时高速度地向前发展，我们就可以保证在迅速发展重工业的同时，适当改善人民的生活”(p121)。刘少奇也认为，中国不能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掠夺殖民地来积累本国工业化的资金，因而“我们筹集工业资金的办法，也和以前的苏联差不多，就只有由中国人民自己节约这一个办法”(p6)。
在勤俭建国、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强调人民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先苦后甜，积极支援国家建设；提倡牺牲小我、服从社会主义建设大局；注重精神奖励、反对物质刺激；主张在工业化和生产力稳步发展的同时适当地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此，中国共产党从新中国成立以来，长期实行高积累、低工资、低消费和日用消费品计划供应、避免浪费的政策。尽管这一认识和政策在客观上影响了这一时期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但是这一时期人民群众的精神世界却很充实，正是因为他们跟党同甘共苦和始终保持建设社会主义的奉献精神和高度热情，从而使我国在经济物质条件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创造了诸如“两弹一星”等一个又一个伟大的人间奇迹。
四是由于不同程度地教条化理解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导致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出现了平均主义倾向，造成了现实中的共同贫穷。
由于教条化理解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以及受到中国传统“不患寡而患不均”思想的影响，在这一时期对共同富裕的理解，始终存在着一个认识误区，即把共同富裕等同于没有贫富差别的同等同步富裕。注重收入分配上的平均和均等，把社会主义社会实行按劳分配导致的人们在经济收入和生活状况上的贫富差距，视为与革命目的和社会主义性质毫不相容、与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目标背道而驰的“资产阶级权利”，认为这会导致社会的两极分化，从而使中国滑向资本主义道路。排斥市场机制，将企业实行的超产物质奖励上纲上线为“搞物质刺激”，使工业生产变成“吃大锅饭”和搞平均主义现象严重，影响了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和企业的生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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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倡导先富带后富和协调贫富差距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吸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在理解贫富问题上的经验教训，形成了对贫富问题的新看法，提出了对实现共同富裕路径的新观点，从而推动了中国共产党贫富观的与时俱进。
一是打破“文化大革命”时期形成的将贫穷等同于社会主义的思想束缚，把发展生产力作为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物质保障，强调要先把蛋糕做大。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鉴于中国国民经济落后、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都还没完全解决的严峻现实，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果断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邓小平认为，在忽视生产力发展和经济水平落后的情况下，谈所谓的共同富裕是没有意义的，因而，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摆脱贫穷落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物质前提。他明确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p116)。江泽民进一步纠正了把贫富与社会主义对立起来的错误观点，指出“我们不能再搞过去那种越穷越光荣、越穷越革命的东西了”(p343)。胡锦涛突出了生产力发展对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性作用，要求全党必须“坚持发展经济，着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增加社会财富，不断为全体人民逐步过上富裕生活创造物质基础”(p43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习近平总书记也反复强调“我们必须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进一步把‘蛋糕’做大，为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奠定更加坚实物质基础”(p97)。
要发展生产力，把国民收入的“蛋糕”做大，就必须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为此，邓小平提出“一切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方法，包括利用外资和引进先进技术，我们都采用”(p130)。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打破了计划经济时期“吃‘大锅饭’”的僵化经济体制，建立了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废除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国有企业实行放权让利和搞活的方针，推进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造；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允许不同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允许在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基础上，按劳动、资本、土地、管理、科技等要素参与分配，从而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经济的腾飞，为中国在生产力得到巨大发展后逐步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是突破了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形成的把共同富裕等同于同步同等富裕和没有贫富差距的思想误区，从中国生产力水平低和发展不平衡的现实出发，提出“先富带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思想。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吸取了长期以来党在贫富观上把共同富裕等同于平均主义的经验教训，提出共同富裕不等于没有收入上的贫富差距，也不等于同时同步同等富裕的新论断。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肯定了这一认识并将其写进《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共同富裕决不等于也不可能是完全平均，决不等于也不可能是所有社会成员在同一时间以同等速度富裕起来。如果把共同富裕理解为完全平均和同步富裕，不但做不到，而且势必导致共同贫穷”(p578)。
在如何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上，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认识到，由于中国地域幅员辽阔，民族状况复杂，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又不平衡，因此不可能做到同步富裕，而只能走先富带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道路。对此，邓小平指出，“我们提倡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为了激励和带动其他地区也富裕起来，并且使先富裕起来的地区帮助落后的地区更好地发展”(p111)。改革开放40多年来，正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先富带后富”的思想，从而调动了人民群众的劳动积极性，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增强了国家的财政实力，为国家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大力扶持中西部地区、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边疆地区、穷苦山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提供了重要保证。
三是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坚持既要做大“蛋糕”、也要分好“蛋糕”的发展导向，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实现改革发展成果由全民共享。
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公有制作为保证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物质前提。改革开放以来，尽管中国共产党允许、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依法保护公民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获得的个人财产，但却始终没有动摇坚持公有制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对此，邓小平明确指出，“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p149)。同时，考虑到“先富带后富”必然产生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负面效应，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指出，“可以设想，在20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p1343)。在这一思想的指引下，从20世纪末起，中国共产党就开始有意识地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先后推出了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和中部崛起等战略。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最终形成了“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保护合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p28)这一比较完整的收入分配调节理念。
鉴于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收入分配要“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党的十五大提出“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党的十六大提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的思想理念在调动群众生产积极性、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根据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的具体实际，及时调整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改变了过去突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表述，首次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更加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的发展导向，在2020年即将兑现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历史任务的时间节点上，勇担使命、敢于担当，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都不能少；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不能掉队”(p120)，推出了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等一系列重要举措，有力地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迈向全民共同富裕的历史新征程。
二、中国共产党贫富观百年历史演变的基本特点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以来，在看待贫穷与富裕、理解贫富关系、思索如何摆脱贫穷落后、实现共同富裕的问题上，既有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光辉品格，也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立场，同时还有因教条化理解马克思主义和共同富裕所产生的理想主义和激进主义倾向。中国共产党在贫富观上所呈现的正误交织的特点，一方面使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中相继取得了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伟大成就，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实践上的一些失误，留下了十分深刻的经验教训。
（一）中国共产党贫富观的百年历史演变，从整体上遵循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光辉品格，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民立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科学性和革命性的有机统一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中国共产党作为以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先进无产阶级政党，从成立伊始就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立场和方法分析近代中国工农群众生活贫困的原因，探索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的路径。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来，对近代中国社会阶级状况贫富分化和严重对立的揭示，对近代中国人民生活贫困的根源的分析，对中国人民通过革命推翻剥削制度、消灭剥削阶级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政治前提的理解，对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公有制才能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观点，对中国长期贫穷落后、需要经过长时期的艰苦奋斗才能实现共同富裕的认识，对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大力发展生产力才能实现共同富裕的判断，对只有实行“先富带后富”的政策才能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领悟，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贫富问题的本质及规律的准确把握，闪烁着马克思主义反贫困、求富裕的真理光芒。也正是在科学认识贫富问题本质与规律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时期，采取了正确和比较正确的政策与策略，逐步破除了制约人民走向共同富裕的各种制度和思想上的障碍，取得了中国反贫困事业的一个又一个历史性成就。
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从根本上讲又体现为人民谋利益的彻底性。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开始，就公开宣称自己代表中国穷苦大众的利益，把人民解放作为自己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并且与代表反动统治阶级利益、要求贫困大众忍受剥削和贫困的实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改良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等错误思潮划清界限、坚决斗争，旗帜鲜明地站在了最广大贫苦工农群众的立场上，主张通过革命彻底推翻产生贫富分化和一切不平等的制度根源，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强调要从根本上变革生产关系，突破姓“资”姓“社”的思想束缚，大胆采用一切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方式方法，促进经济的发展和民生的改善。纵观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百年奋斗史，尽管在看待和处理贫富问题上曾出现一些偏差和失误，但摆脱贫困落后面貌、追求国家繁荣富强、实现人民共同富裕始终是中国共产党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初心追求与核心主题，它贯穿了中国共产党贫富观百年演变的全过程，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人民立场。
（二）中国共产党的贫富观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特定的时代条件下，也因教条化对待马克思主义、僵化地理解社会主义和过于理想地解读共同富裕而带有比较浓厚的理想主义和激进主义色彩
在民主革命时期形成的中国共产党的贫富观中，曾长期把富人等同于剥削阶级，把穷人等同于被剥削阶级，强调旧中国贫富之间的绝对对立和矛盾的不可调和，从而调动了广大贫苦工农群众起来参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并最终通过革命推翻了剥削制度，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为实现人民共同富裕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然而，也应该能看到，富人并不完全就是剥削阶级，穷人也不绝对等于被剥削阶级。在现实中，造成社会贫富差别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近代中国，剥削阶级固然是通过鱼肉百姓而过上作威作福的富裕日子；但是广泛地存在着这样一些富人群体，他们主要是通过自己的勤俭节约、勤奋劳动和苦心经营，经过一代人甚至几辈人的长期积累而过上富裕或比较富裕的生活。对于这一部分人，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形成的贫富观却长期缺乏顾及，或者即使有所认识，但在“革命必须造势”以最大限度地吸引贫苦大众起来革命的大环境下，也只能从阶级状况和贫富差别是由剥削与被剥削产生的主流角度出发，“宜粗不宜细”地将旧中国的社会阶级简单划分为穷人和富人之间的绝对对立，否则就无法号召革命并取得革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历次土地革命和土地改革中所反复出现的侵犯中农和富农利益的“左”的倾向，以及“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p757)的口号，就是源于其对贫富差别进行简单二分的思想认识。
同时，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形成的贫富观也存在着把共同富裕等同于同等同步富裕和没有贫富差别的倾向，从而带有某种程度的平均主义色彩。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大都生活在积贫积弱、民不聊生的旧中国，对广大工农群众遭受的贫困和苦难有着深刻的体会，对解救贫苦大众于水深火热有着悲天悯人的情怀，同时又深刻地受到中国传统“大同社会”和“不患寡而患不均”思想的影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理想社会的认识存在着一定意义上的理想化。因而，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在勾勒革命胜利后的社会图景中，几乎都把同等同步富裕和没有贫富差别作为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和革命的目标追求，比较理想化地认为革命胜利后，受苦受难的中国人民就会同时过上没有剥削和压迫，也没有收入差距和贫富差别的“共同富裕”生活。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形成的这种贫富观，在为广大贫困群众提供坚持革命斗争的强大精神动力的同时，也因其具有的平均主义和理想主义色彩而对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胜利后按照这种贫富观建设社会主义带来了脱离实际的激进化影响。其突出表现就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时期的以“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著称的“穷过渡”。
（三）中国共产党贫富观的百年历史演变，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发展理念由革命理想主义向务实理性主义的回归，也凸显了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地位和角色的转换、时代形势和根本任务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贫富观上逐渐实现了由革命时期充满革命理想主义向现实理性主义的回归。中国共产党不再将共同富裕等同于同等同步富裕，也不再强调社会贫富之间的绝对对立，而是立足中国生产力落后和发展不平衡的实际国情，采取大力发展生产力、实行“先富带后富”、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政策来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之所以发生这种变化，从根本上说，是由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角色转换以及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时代形势和根本任务的变化所决定的。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要发动革命，号召广大工农贫苦群众参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就必须强化旧中国的不平等状况和社会贫富之间的矛盾对立。唯有如此，才能取得革命胜利。然而，也正是在领导民主革命的过程中，在贫富观的理解上打下了理想主义和平均主义的烙印。实际上，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在跨越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卡夫丁峡谷”而进入社会主义之后，取得政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根本任务就是要领导人民大力发展生产力，从而“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p421)。另外，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所处的时代环境已经由战争与革命转变为和平与发展，世界各国都将主要精力放在发展生产、改善民生上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认识到，共同贫穷不仅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无法体现，而且有可能“亡党亡国”；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如果“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p370)。
正是由于改革开放以来，在对自身的地位和角色、时代形势和根本任务的变化有了深刻的认识和精准的把握，中国共产党才重新恢复了马克思主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突破了在贫富观上形成的平均主义和理想主义束缚，提出了通过“先富带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伟大构想，允许存在一定限度的贫富差距和收入差异以调动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从而实现了中国共产党贫富观的历史性转折和时代性跨越。
三、中国共产党贫富观百年历史演变的当代价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中国共产党确定的“第一个百年目标要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要开篇”。按照中国共产党的战略部署，到2020年将要兑现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庄严承诺。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共产党贫富观的百年历史演变及其基本特点，为当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协调收入分配差距、实施精准扶贫方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启示和时代价值。
（一）立足于党的地位和角色的变化，树立“执政党”的思维，实现由革命时期“强调贫富之间的绝对对立”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有效协调社会贫富差距”的转变；不断增强自己的代表性，实现由革命时期单单是“穷人的队伍”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成为“全体人民的先锋队”的转变
回顾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百年奋斗历史，“我们党已经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一个领导人民掌握着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p282)。党的地位和角色的显著变化，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在理解贫富问题上，在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实施精准扶贫方略的实践过程中，既不能强调社会贫富之间的绝对对立和矛盾的不可调和；也不能将自己单单视为“贫困群体”的利益代表；还不能主张采用革命时期“劫富济贫”的方式，通过没收富人的财产来实现均分；更不能把共同富裕简单等同于同步同等富裕的平均主义。
首先，在如何看待改革开放以来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现实方面，要承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和各种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造成了社会群体之间因资源禀赋、个体能力等方面的差别而出现了较为明显的贫富分化。但是，又不能据此套用革命时期“剥削与被剥削”的范式来解释改革开放以来私营企业主的经济富有和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这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新出现的通过合法经营获取利润的私营企业家阶层并不是旧中国的资产阶级，而是为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党的政策允许下产生的，他们虽然具有剥削工人的一面，但与工农阶级一样都在为社会主义事业做贡献。对此，江泽民明确指出，“如果还用解释资本主义社会和旧中国剥削与被剥削关系的那些概念来解释当今的中国社会，解释在我们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和发展的各种经营投资活动，显然是不适合的。那样，既不利于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也不利于我们事业的发展”(p343)。
其次，在中国共产党自身的代表性上，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不能再像革命时期那样突出自己仅是穷人的利益代表，不能强调社会贫富群体之间的绝对对立和矛盾的不可调和，也不能强化社会贫困群体的仇富心理，更不能号召贫困人口起来“劫富济贫”；但同时，也要批判社会中存在的拜金主义和为富不仁，倡导先富起来的人“饮水思源”和参与慈善事业，使自己成为带领全体中国人民实现共同富裕的先锋队，让富裕程度不同的各阶级、各阶层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共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由于需要发动深受反动统治阶级剥削和压迫的穷人起来革命，因而强调旧中国贫富之间的绝对对立是必要的革命策略。但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就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使社会的穷富群体之间能够在共同理想的感召下团结起来，保持社会的和谐稳定。只有社会和谐稳定，生产力才能得到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恰恰是中国共产党获取充足财政实力并进而解决贫富分化的物质前提。
（二）结合时代主题和根本任务的变化，坚持发展第一要务，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基本分配制度，以调动全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在实现经济持续发展的同时，不断加大收入分配的调节力度，加大对低收入群体和贫困人口的帮扶力度，努力建构更加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p839)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p8)。这表明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人民生活普遍贫困的面貌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而着力解决改革开放以来贫富差距拉大的突出问题，则成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必须担负的迫切而重要的时代课题。
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仍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以奠定实现共同富裕的坚实物质基础。“社会主义是要富的，不是要穷的，是整理生产的，不是破坏生产的。”(p458)为了发展生产力，做大国民收入和财富这块“蛋糕”，就必须彻底摆脱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存在的把共同富裕等同于没有收入差距和贫富差别的思想束缚，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大实际，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允许存在一定限度的收入差距和贫富差别，以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要积极发挥在协调收入分配、促进共同富裕的功能。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要发挥纵览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这就要求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按照“控高、扩中、提低”的要求，充分运用财政、税收等手段有效协调和平衡不同群体的收入与利益，将收入分配差距控制在合理区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贫困人口是短板。中国共产党要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坚持扶持产业和就业发展一批、移民搬迁安置一批、低保政策兜底一批、医疗救助扶持一批、教育资助解困一批的政策取向，努力确保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美好愿景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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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4180/j.cnki.1004-0544.2021.04.002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21）04-0014-11
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2020年度拔尖创新人才培育资助计划项目。
作者简介：许洪位（1993—），男，四川大竹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申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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