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文明属性的基本维度、特征与优势探析
中国共产党文明属性的基本维度、特征与优势探析□刘志礼，白 冰
（大连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 大连116024）
[摘 要]文明是孕育政党的摇篮，政党是塑造文明的方式。中国共产党把中华文明特质与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质有机融合形成了中国共产党文明属性。这种文明属性就其基本维度来看，由文明创造主体、文明形态演进、文明理论表达、文明走向世界构成，分别表现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文明的代表者和先锋队，是引领中华文明从传统走向现代的传承者和重塑者，是实现中华文明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创造者和实践者，是推动中华文明从中国走向世界以及与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传播者和贡献者；就其基本特征来看，是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继承性与创造性相统一、自主性与创新性相统一、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统一；就其优势来看，形成了独特的政治优势、鲜明的发展优势、科学的理论优势和渐显的话语优势。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文明属性；中华文明；文明特质
中国共产党是把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近年来学界对党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质、特征和优势的研究成果丰硕。一方面，从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的原理属性出发，深刻阐释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本质和特征；另一方面，从与国家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相结合、与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相结合的角度，深入探讨中国共产党的特点、特质和优势。随着文化自信的不断增强，学界也开始从中国共产党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角度来积极探讨其贡献、优势和价值，但从中华文明独特性角度深入分析党的特质、特征和优势的成果相对较少。中国共产党是把中华文明特质与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质相结合的具有文明属性的政党，研讨中国共产党的文明属性，是新时代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推进党的系统建设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客观现实需要，也是党领导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过程中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更是我们党在文明演进中扮演什么角色、发挥什么作用必须深入思考的重要课题。
一、文明与政党的关系
文明是特定时空内社会实践主体创造的物质条件、制度体系、文化形态等诸多元素综合作用的过程以及这一过程产生的整体性成果，是构成一个民族不同主体、结构、气质、思维和行为等的客观基础和内核。马克思主义认为，文明本质上“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的素质”(p97)。文明依据不同的内容和元素可以划分为若干不同的文明实体、文明形态、文明道路和发展阶段，也可以表现为同一文明形态内部不同要素和组成部分及其各部分之间的关系。在社会现实中，文明既是有形的，如文明形态、文明要素等；又是无形的，如文明精神、基因、气质、品格等。政党是按照一定纲领、章程、制度、机制等，由特定阶级、阶层或集团内具有共同政治社会理想的积极分子，为实现共同政治理想和目标而组织起来的政治组织。政党是阶级斗争发展到特定阶段的产物，由于其组织方式、地位条件、阶级属性的差异产生了不同的历史作用和实践效果。
（一）文明是孕育政党的摇篮
文明反映着一定条件下人类发展的社会状况，推动文明发展演进的内生动力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基本矛盾运动。马克思曾指出：“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p34)也就是说，由于文明反映社会状况，社会状况的发展程度又受制于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因而，人类文明发展程度的高低归根取决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高低。
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社会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人类文明逐步向更高形态演进，文明的内涵也不断拓展，这就要求文明实体内部不同部分的组成形式及结构必须与之相适应。文明发展的程度越高，文明的内涵就越丰富；社会分工、阶层分化、利益纷争、观念多元越凸显，就越需要社会的组织方式和结构形式与社会政治发展相适应。因此，文明的内在演进及其内部不同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为政党的产生提供了客观基础和前提条件。与此同时，文明演进也伴随着相应的问题，即马克思所讲的文明悖论，“文明每前进一步，不平等也同时前进一步”(p147)，剥削和奴役也就跟进一步。
文明形态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文明程度和水平提升，以机器大工业生产为主的社会生产方式成为主导，生产力快速发展。但是，工业文明内部的矛盾也越来越激化，集中表现在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并导致阶级对立加剧、利益分化严重、社会问题频发，这些矛盾冲突需要通过一定政治组织或组织化的方式予以反映和解决，而资产阶级政党正是西方工业文明社会斗争激烈和矛盾激化的历史产物，正如恩格斯所讲：“这些阶级对立，在它们因大工业而得到充分发展的国家里，因而特别是在英国，又是政党形成的基础，党派斗争的基础。”(p202)由此，政党在具有工业文明物质基础和阶级基础的英国率先诞生，并随后在各资本主义国家相继产生。可见，文明是孕育政党的摇篮，政党的诞生是人类文明发展到现代阶段的产物，并随着工业文明形态内部不断拓展演进而产生不同性质的政党，并不断丰富政党的内涵、形式和作用。
（二）政党是塑造文明的方式
政党是现代文明发展的产物，同时又是塑造现代文明的一种方式。政党对文明的塑造有两种倾向，既有对文明发展变革和深度演进的正向塑造倾向，又有加剧社会撕裂分立和文明变异僵化的反向塑造倾向。
从正向来看，政党出现之后，其通过自身的组织形式、活动方式、利益代表等推动着现代工业文明的进一步发展。政党是不同集团群体、阶级阶层的利益代言人，在政党作用下工业文明获得了充分发展，人类文明逐渐发展到很高的阶段，政党本身也成为工业文明的显著标志和重要组成部分。最早出现的资产阶级政党，一方面它是现代工业文明产生发展并最终取代传统农业文明的重要组织者，对西方文明演进的物质基础具有很强的正向塑造能力，推动了人类生产方式由封建田园式向机器工业式的最终转变，实现了现代工业文明对传统农业文明的替代，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p405)；另一方面它是维护资产阶级和集团利益及其思想体系的代表者，对西方文明演进的制度精神变革也具有重大正向塑造能力，为协调、缓和及解决工业文明产生的社会问题和利益对立提供了有效的政治组织方式和制度途径，资产阶级政党所信奉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体系也对破除中世纪神本主义和重拾人的价值起到了思想解放作用。而无产阶级政党由于其彻底的思想理论、严密的组织方式和先进的阶级属性，使其成为推动工业文明向更高阶段发展和探索建立共产主义文明社会的根本领导力量。无产阶级政党在领导人民与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过程中，既规避了工业文明演进中的各种弊端，又倒逼资本主义社会作出符合文明总体发展趋势的局部调整和适度变革；而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本国人民在短时期内实现了对西方工业文明的追赶甚至超越，并为向未来共产主义文明社会的过渡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和精神基础。比如，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用一百年的时间追赶甚至超越西方工业文明，并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文明之路，这充分展示了无产阶级政党在现时代对文明强烈的正向塑造功能。
从反向来看，政党由于自身组织形式、活动方式、利益代表等的异化和僵化导致或加剧了工业文明内部矛盾的激化和文明悖论的凸显，政党成了推动工业文明变异、衰落和内部撕裂的主要推手。西方政党已成为实现资产阶级利益集团争权夺利的斗争工具，政党之间相互攻讦、利益争夺、零和博弈、对抗冲突的思维观念，加速了西方工业文明的变异衰落、社会分化和内部撕裂，时至今日对文明发展更多起反向塑造作用。而无产阶级政党如果出现异化和僵化，不但难以实现向共产主义文明社会的飞跃，还会导致已有的工业文明成果出现停滞、倒退甚至毁于一旦，比如苏共由于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的僵化以及对人民群众的背离，导致社会主义的成就顷刻瓦解，已取得的物质和精神文明成就出现严重萎缩和倒退，这就警示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必须永葆先进性、纯洁性和战斗性，才能使无产阶级政党充分发挥对文明的正向塑造作用并规避反向塑造作用。
当前，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p66)，即文明悖论尚未解决且资本主义仍占世界主导地位的文明时代。因此，要建立“真正的普遍的文明”(p725)必须以消灭剥削和奴役为前提，以马克思主义政党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国家为基础，正如列宁强调：“只有无产阶级专政，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够达到而且已经达到了高度的文明。”(p203)马克思主义政党只有先成为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核心力量，才能成为实现现代工业文明向新文明形态演变和转化的关键因素，才能发挥对文明演进的正向塑造作用。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中华文明凤凰涅槃的文明转型过程中，是中华文明在近代时空大背景下文明形态演进和内部不同要素综合作用的一个客观结果。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有机结合，既体现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又体现中华文明的特质，根本区别于西方政党，这种政党特质与文明特质有机融合而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文明属性。审视中国共产党的文明属性，是新时代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推进党的系统建设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客观现实需要，也是我们党领导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进程中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要理论问题，更是我们党在文明演进中扮演什么角色、发挥什么作用必须深入思考的重要课题。
二、中国共产党文明属性的基本维度
中国共产党作为扎根于中国大地和深受中华文化熏陶的无产阶级政党，既具有鲜明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质特征，又具有独特的中华文明特质精髓。考察和分析中国共产党文明属性的基本维度，要从文明创造主体、文明形态演进、文明理论表达和文明走向世界等多重维度去把握中国共产党在文明演进中所扮演的角色和身份。
（一）文明创造主体：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文明的代表者和先锋队
文明存在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是人类社会进行的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即物质资料的生产劳动。这一实践活动的本质要求及发展程度与作为文明创造主体的人民及文明内部各种要素的组织化程度紧密相关。文明在时间意义上的产生与发展以及空间意义上的展开与拓展，本质上要求特定时空背景下最大范围内人的参与。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定时空范围内的人的参与意愿、参与程度和参与能力，以及组织、动员、激发人参与生产实践活动的主体能力、参与方式和实现途径等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文明的自身特色与进步程度。
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文明的代表者和先锋队，彰显了中国共产党文明属性的先进本质。中国共产党是唤醒、激发、组织、动员最广大人民群众参与推动中华文明发展的社会生产实践活动的领导力量和先进主体，并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传承和弘扬了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延续至今而不曾中断的独特文明基因。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决定了其从成立之日起就成为中华文明的先锋队，成为中华文明创造主体中的先进代表者和组织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章程》把党的性质规定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p1)一方面，社会生产力的飞速发展是现代文明生成、延续的物质基础，中国工人阶级是联系和推动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并使其发挥促进中华文明现代性延续创新作用的先进文化创造主体。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推动中华文明内生演进的政治领导力量和关键组织力量。早在建党之初，我们党就代表和团结广大工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和革命斗争，培养了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革命意识和民族意识，推动了工人在革命运动中传承和变革中华文明发展的动力和要素；新中国成立以来，工人阶级成为共和国的领导阶级，他们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条战线上勇于攻坚克难、传承创新，实现了我国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换挡升级并为中华文明延续创新提供了坚实的现代化生产力物质基础，形成了具有中国工人阶级鲜明特色的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等文化精神动力。一百年来，党团结带领工人阶级为实现中华文明传承创新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石和精神动力。另一方面，在中华文明发展延续的历史长河中，文明创造的主体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而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要构成力量是广大劳动人民，人民组织力和民族凝聚力的强度反映了一种文明组织化的程度和文明内在发展的强度。历史上的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依靠当时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生产力，依靠中华文化所具有的组织力和凝聚力，创造了中华文明长期辉煌并领先于世界的奇迹，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并深刻影响世人的物质积累、文化传承、制度传统、精神情感、哲学思维等文明内容。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近现代中国带领最广大人民创造中华文明现代内容和形式的关键组织力量和先进代表力量。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努力唤醒广大工农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延续中华文明、实现民族复兴的意识，动员和组织最广大人民抵抗和消灭国内外一切反动势力对中国人民和中华文明的奴役和摧残，并探索和建立符合中国人民根本利益和中华文明发展趋势的新制度和新社会；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依靠和团结广大人民群众，仅用七十多年时间就实现了中华大地翻天覆地的变化和中华文明凤凰涅槃的重塑，创造了我国社会历史发展和中华文明进步的坚实物质力量和深厚精神力量。中国共产党的文明属性有力地转化为政治领导力量、关键组织力量和先进代表力量，使中国共产党内在地成为中华文明的代表者和先锋队。
（二）文明形态演进：中国共产党是引领中华文明从传统走向现代的传承者和重塑者
作为文明存在基础的物质生产实践在文明演进的过程中出现了日益复杂的私有制关系以及不断精细的劳动分工，私有制的出现导致阶级的产生和阶级对抗的不断加剧，劳动分工的精细使得劳动演变成物化劳动。由此，文明在发展演进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个深层悖论，即“文明每前进一步，不平等也同时前进一步”(p147)。这一悖论既可以表现在某一文明内部，也可以表现在不同文明之间。中华文明近代以来的历史遭遇就是这一文明悖论两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和表现。历史和实践已经证明，中国共产党在推动中华文明复兴的过程中，寻找到了解决这一文明悖论的正确道路。
中国共产党是引领中华文明从传统走向现代的传承者和重塑者，凸显了中国共产党文明属性的变革能力。中华文明是拥有五千多年文明嬗变史且不曾中断的灿烂文明。然而，步入近代的中华文明遭到西方工业文明的强势入侵和猛烈冲击，使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在血火洗礼、生死攸关的历史关头，开启了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文明转型历程。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在学习西方器物、制度、文化的进程中，把传统与现代割裂对立的观点及主张、只有西方才代表现代化和现代性的思维曾长期影响国人，但实际上现代化有多种路径和方法，创造现代文明的方式既是多样的，也应该是与本国文明历史演进紧密相连的。这意味着传统与现代的对立不符合文明发展的本质，我们通常所说的传统与现代本质上应该是连续的而不是断裂的，是可以通过文明自身的变革与创新而实现延续和转型的，任何国家的现代文明的创造都是与本国历史传统和现实需求分不开的，都是在既有文明基础上内生演化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后，就自觉承担起了把中华文明传统和现代打通和联系起来的传承和重塑责任。毛泽东曾深刻指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p533-534)同时，“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p707)。这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就科学分析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努力打通中华文明传统与现代的联系，实现对中华文明优秀文化传统的历史传承和现代重塑。中国共产党推进和实现这一进程的方式就是带领中国人民不断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不断推动中国社会的深刻革命与结构变革，不断实现自我革命，从而保持了先进性、创造性和积极性。当前，使中华文明中的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持续引领中华文明的传承和重塑仍是中国共产党的重大使命，正如习近平强调：“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应该而且一定能够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在实践创造中进行文化创造，在历史进步中实现文化进步”，努力把中华文明中“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p104)。只有如此，中国共产党才能真正实现中华文明传统与现代的融通，实现中华文明特质优势与马克思主义政党优势的促进融合，使中国共产党的文明属性在中华文明形态演进中不断得以凸显。
（三）文明理论表达：中国共产党是实现中华文明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创造者和实践者
一种文明的理论思考能力，深刻影响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的理论思维能力和理论建构能力。中华文明在其漫长的发展演进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理论思维方式和深邃的理论思维能力，也沉淀累积了博大精深的思想情怀、思维智慧和价值追求，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建构提供了无比丰厚的理论渊源。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和国家始终坚持的指导思想，是我们认识世界、把握规律、追求真理、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对推动社会进步和实现文明存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把中华文明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既是理论创新的需要，也是实践发展的必然。
中国共产党是实现中华文明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创造者和实践者，形成和展现了中国共产党文明属性的理论体系和理论魅力。中国共产党历来就十分注重思想建党和理论强党，并在自身发展和领导中国社会发展与中华文明复兴的过程中，充分利用中华文明的理论资源，吸收中华文明的思想智慧，彰显中华文明的价值追求，使自身的理论建构植根于独一无二的中华文明沃土之上，并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形成和展现了文明理论表达的理论体系和理论魅力。一是推动中华文明“天下大同”的思想情怀与价值追求和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深度契合，使中国共产党始终占据真理、道义、科学和价值的制高点，也使中国人民更容易接受和选择马克思主义。正如陈旭麓所言：“古有的大同理想成为一种现成的思想基础，沟通了中国人同社会主义学说之间的联系。”(p402)二是中华文明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不断取得重大胜利。毛泽东曾指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p533)只有把中华文明的元素和形式融入马克思主义，用中国语言色彩和作风气派来表达，才能更好地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才能形成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理论武器。当前，中国共产党创造和实践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指引我们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必将顺利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必将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三是中国共产党是在推进中华文明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过程中，最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并成功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而为实现中华文明复兴奠定了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基础，并在实践进程中不断增强“四个自信”。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把中华文明带入具有现代特征和强大生命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进程之中。习近平强调：“中国今天所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与五千年中华文明分不开的，也是中国人民历经艰难困苦奋斗摸索出来的，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与当今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它是历史的必然，人民的选择。”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文明属性的理论表达，就是在中华文明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创造和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四）文明走向世界：中国共产党是推动中华文明从中国走向世界以及与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传播者和贡献者
文明是构成一个民族主体、结构、品性、气质和性格等的客观基础，依据不同的内容和元素可以划分若干不同的文明实体、文明形态、文明发展道路和发展阶段。文明是多元多样的，不同文明在相互接触、碰撞和交流中发生联系和产生影响，文明是多元平等的，各种文明都有其特点和优势，通过学习交流可以共存共生。习近平强调：“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但绝无高低优劣之分。”“应该秉持平等和尊重，摒弃傲慢和偏见，加深对自身文明和其他文明差异性的认知，推动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和谐共生。”以更好地服务特定范围的区域和人民，更好地认识自身特质和世界发展的总体趋势。
中国共产党是推动中华文明从中国走向世界以及与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传播者和贡献者，展示了中国共产党文明属性的强烈世界关怀。中华文明是延续五千余年而未中断的唯一文明形态，历史上曾为世界文明发展和人类社会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正如习近平指出：“中国的造纸术、火药、印刷术、指南针、天文历法、哲学思想、民本理念等在世界上影响深远，有力推动了人类文明发展进程。”文艺复兴时期，中华文明对西方产生过积极影响并备受思想家青睐，比如伏尔泰曾赞扬中国是由哲人统治的，理性使中国摆脱了战乱(p170)。步入近代，伴随国家羸弱困局，中华文明辉煌不再且处处受人责难。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以来，中华文明在其推动下实现重生，并再次以崭新姿态回到世界舞台，为解决人类问题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中国共产党是在推动中华文明与各类文明交流互鉴的过程中走向世界的，主张文明没有好坏优劣之分，只是差异不同而已，不同文明有不同的特点与优势，倡导不同文明在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的前提下，坚持求同存异、开放包容和互学互鉴，实现各文明美美与共和创新发展。“和而不同”是中华民族的处世智慧，“兼容并包”是中华文明的鲜明特征，早在万隆会议时，周恩来就提出在平等尊重的基础上“求同存异”处理国际关系。随着中国不断走向世界舞台中央，我们更加强调文明间的互学互鉴，习近平强调：“文明的繁盛、人类的进步，离不开求同存异、开放包容，离不开文明交流、互学互鉴。”只有各种文明交相辉映、互学互鉴才能实现文明美美与共、创新发展。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在推动中华文明走向世界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为世界文明发展和人类进步作出了新的贡献，中国的发展经验和制度体制越来越被许多发展中国家学习借鉴，这充分展示了中国共产党文明属性的世界关怀、使命担当和实践能力。
三、中国共产党文明属性的基本特征
中国共产党的文明属性在实现中华文明的精髓特质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优势相结合的过程中展现了先进本质、变革能力、理论魅力和世界关怀，并在扮演文明发展各个阶段的不同角色过程中形成了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继承性与创造性相统一、自主性与创新性相统一、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统一的鲜明特征。
（一）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
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文明的代表者和先锋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文明属性是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马克思主义认为，文明的历史也是人类社会生产实践的历史，但由于私有制、劳动异化等的出现，导致“当文明一开始的时候，生产就开始建立在级别、等级和阶级的对抗上”(p104)，因此，解决“级别、等级和阶级的对抗”的矛盾，是文明演进必须解决的根本性问题，而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出路即是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的革命斗争。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率先提出，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无产阶级政党的特性，“一方面，在无产者不同的民族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p413)。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党性既表现为维护无产阶级利益的鲜明阶级属性，也表现为代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以及社会发展方向的整体利益。“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p40)在中华文明演进的历史进程中，阶级对抗在近代中国不但表现在中国人民与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还表现在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成为近代以来中华文明发展面临的根本性问题。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义无反顾地承担起了解决这一根本性问题的使命，并在革命斗争中寻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和办法，最终实现了民族独立，为中华文明进步发展提供了根本政治前提。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华文明的代表者和先锋队，体现了维护无产阶级及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代表中华文明发展走向的党性特征，展现了广大人民对中华文明创造、享有的主体人民性特性，实现了把党对中华文明创新引领的主导作用与人民对中华文明传承共享的主体作用的结合，既集中反映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集中统一性和人民根本利益的整体代表性，又鲜明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之于中华文明的代表性和先进性。故而，只有站在全党的立场上、站在全体人民的立场上，才能真正把握好党性和人民性(p19-22)，实现中国共产党文明属性的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
（二）继承性与创造性的统一
中国共产党是引领中华文明从传统走向现代的传承者和重塑者，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文明属性是继承性与创造性的统一。继承性与创造性的统一实质是文明发展的历史延续性的问题。长期的农耕文明历史为中国的现代化准备了基本的形式要素(p4-25)，为中华文明从传统走向现代奠定了深厚基础。实现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艰难探索，则是中华文明摆脱近代以来的危机，实现浴火重生的根本出路。
在实现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探索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条发展道路既实现了中华文明的内生演化，又实现了文明基因的历史传承，从而保持了中华文明独特的民族身份，没有因为追寻现代化而最终坠入西方化。正如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的伟大胜利，使具有5000 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全面迈向现代化，让中华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华文明走向现代，实现传承和重塑，是中华文明独特基因和历史底蕴的发展延续，这种延续性体现在物质、制度和思想等层面。从物质层面讲，中华文明的物质资源实现了传统外壳与现代价值的融合统一，使物质资源的价值功能得以延续。以历史文物为例，习近平指出：“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深厚滋养”，“要始终把保护放在第一位”，让了解和欣赏文物“成为人们感悟中华文化，增强文化自信的过程”。在保护利用文物的过程中，通过其传统外壳表达符合现代社会要求的价值理念和文化符号，实现了文物价值功能的延续。从制度层面讲，中华文明的制度内容实现了历史扬弃和现代优化的融合统一，使制度内容的特色优势得以延续。比如，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是对中国历史上形成的选贤任能制度体系的发展和创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把现代市场经济和传统民本经济结合起来(p71)的经济制度形式，这些制度内容所延续的优势为中华文明的现代性重塑和对西方文明及发展模式的超越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从思想层面讲，中华文明的思想理念实现了历史传承与现代吸收的融合统一，使思想理念的文化基因得以延续。习近平提出：“中国古代就有崇仁爱、重民本、守诚信、讲辩证、尚和合、求大同等思想，其中就有很多具有永恒价值的内容。”(p138)这些思想理念反映着中华民族的价值追求，延续着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
（三）自主性与创新性的统一
中国共产党是推动中华文明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创造者和实践者，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文明属性是自主性与创新性的统一。不同文明的发展有其自身的特点和途径，只有自主探索、自主选择，才能实现自我更新。中国共产党在推动中华文明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过程中，实现了自主性与创新性的统一。
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选择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实现了自主传承中华文明基因与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有机统一。中华文明中蕴含着独立自主的思维传统，老子曾说：“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道德经·第二十五章》）只有独立自主地治国理政，才能规避问题和威胁。独立自主是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核心气质。中国共产党通过自主继承与创新，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形成了“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的中国发展经验。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自主传承中华文明思想内核与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的有机统一。班固的《汉书》中最早有了“修学好古，实事求是”的表述，指的是治学的态度和方法，毛泽东为了便于广大民众理解马克思主义，给实事求是赋予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内涵和内容，使实事求是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展示了中国共产党文明属性是自主传承中华文明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有机统一。
（四）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
中国共产党是推动中华文明从中国走向世界以及与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传播者和贡献者，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文明属性是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不同文明之间并不必然存在冲突，不同文明的发展需要通过取长补短、交流互鉴，才能实现多种文明相互融合、共同促进、美美与共、和合共生。
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始终强调中华文明的特质，也始终倡导包容与尊重其他文明的开放精神，凸显了中国共产党文明属性是立足中华文明民族性根本与把握多元文明互动性趋势的有机统一。中华文明的基因“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在修齐治平、尊时守位、知常达变、开物成务、建功立业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p12)，这些基因已成为中华文明的特质，蕴含着中华文明的思想精华、思维智慧和价值诉求，只有立足中华文明的民族性根本，才能保持中华文明不忘本来、吸收外来和面向未来的生命活力；在立足自身的前提下，采取相互尊重和包容开放的态度对待其他文明，才能获得彼此文明间的了解和接触，才能为把握多元文明的互动性趋势提供前提条件。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推动中华文明与各种文明的交流、学习和互鉴，实现了中华文明的民族性传播与各种文明的世界性互动的有机统一。中国共产党在借鉴其他文明的有益成果时，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p156)，既把中华文明特色的精神情感、哲学思维、价值理念、制度形式传播出去，又努力实现对各种文明有益成果的汲取和借鉴，以提升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和吸引力，推动构建世界普遍认同的国际话语方式和话语体系。
四、中国共产党文明属性的主要优势
中国共产党文明属性的基本维度和特征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华文明演进中必须发挥积极的领导和建设作用，同时把中国共产党文明属性的政治优势、发展优势、理论优势和话语优势展现出来。这些优势的转化与运用既是中华文明特质和精髓的传承发扬，又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质和优势的充分展示，更是二者相结合的必然产物。
（一）独特的政治优势
中国共产党的文明属性在实践中转化成了独特的政治优势。这种优势通过中国共产党所具有的动员、号召、引领、领导、协调、组织等能力发挥作用，是由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组织特性和中华文明的基因特质所决定的，具体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具有总揽全局的政治领导力。中国共产党是“历史上统一的执政集团的继续和发展”(p60)，为政治领导力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政治文明基因。当今中国，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政治领导力是党的核心政治优势，能够确保党站在国家发展的高度、社会进步的程度、人民利益的广度上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实行对全社会一切工作的全面领导和集中统一领导，实现对社会资源的集中和各方力量的整合，更高效率地办好满足人民需要和文明进步的大事要事。二是具有与时俱进的思想引领力。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成果是时代发展的科学理论和思想精华，也是党拥有思想引领力的理论基石，鼓舞了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坚定信仰、初心不改和无私奉献。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的指导思想，凝聚和反映着中国人民上下求索的信仰理想和价值追求，引领我们不畏牺牲和艰苦奋斗建立新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国人民站起来；指引我们不懈努力和团结创新推进改革开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使中国人民富起来；指导我们继续深化改革和代代接力向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迈进，使中国人民逐步强起来。三是具有植根人民的群众组织力。党的群众组织力是在依靠人民、植根人民、教育人民和服务人民的过程中形成并发挥作用的。早在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意识到只有“唤醒民众”和“组织起来”，革命才有动力和希望。党正是通过与人民群众紧密相连、引导群众、教育群众、提升人民思想觉悟才实现了“唤醒民众”，通过党的组织形式和组织力量克服传统组织的弊端才实现了把群众“组织起来”，最终赢得人民衷心拥护并取得革命胜利。直至今天，党的群众组织力依然是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和密切联系群众的力量保障和政治优势。四是具有凝聚各方的社会号召力。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是中国共产党具有广泛社会号召力的根本原因。中国共产党始终维护人民根本利益和国家发展利益，社会各方需要党的领导。在人民内部利益出现矛盾和分歧时，党善于倾听各方诉求、兼顾各方利益、化解各方矛盾和凝聚各方力量；在国家长远发展利益与人民短期利益发生冲突时，党也能做到在满足人民基本利益的条件下，为实现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团结和凝聚各种力量。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的上述优势已经在实践中转化成了独特的政治优势，其绝不是单纯力量和简单因素的机械组合，而是党永葆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的优势所在。
（二）鲜明的发展优势
中国共产党是在中华文明演进转型的过程中诞生和壮大起来的，党通过汲取中华文明的精髓与特质生成了自身的文明属性，并把其转化为由创业守业精神、自我革命能力和改革创新动力等所组成的鲜明发展优势。
一是形成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创业守业精神。“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中华文明基因是中国共产党形成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创业守业精神的精神根脉和当代精神传承，中华民族是勤劳勇敢的民族，中国共产党来自中国人民、服务于中国人民，其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创业守业精神是保持党群、干群血肉联系的精神优势所在，也是实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完善和发展的精神优势所在。二是具有自我革命的自我调节能力。“吾日三省吾身”和“君子慎其独也”的反省传统，被中国共产党转化为实现组织自我革命的自我调节能力，对于党内出现的各种问题，党坚持问题导向，纠正各种错误和偏差，完善各项制度和规章，坚决从严治党管党，尤其是善于总结经验、纠正错误，勇于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敢于严用壮士断腕和刀刃向内的党内监督机制，深得广大人民的信任和信赖，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具有自我革命的自我调节能力，确保党永葆生机活力和永不褪色变质，始终成为领导国家发展和改革事业的坚强核心。三是实现改革创新的发展动力支撑。中华文明中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和“穷则变、变则通、通则达”的改革创新思维，是中国共产党实现改革创新的发展动力支撑的传统精神源泉和当代表达方式。改革创新是当代中国发展的时代精神和主题，是推进我国各项事业发展的主动力，为中国共产党建设创新型政党和领导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持续的发展动力支撑。可见，中国共产党文明属性已经在实践中转化成了鲜明的发展优势。
（三）科学的理论优势
中国共产党文明属性在实践中形成了科学的理论优势。这种理论优势在于中国共产党能够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原则、方向的前提上，汲取和吸收中华文明的精华思想、理论、制度和文化基因，并与当前中国基本国情和改革实践相结合，形成和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特色理论成果，不断深化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
一是“魂”“源”“本”三者的结合是中国共产党文明属性形成特色理论优势的力量所在。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文明属性的理论之魂，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中华文明中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共产党文明属性的理论之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拥有独特的思想内容和理论形态，蕴含特有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和制度形式，是中国共产党文明属性不断凸显的思想源头和文化根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文明属性的理论之本，建党以来，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次理论飞跃为我国提供了符合中国实际和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魂”“源”“本”三者的结合是中国共产党文明属性形成特色理论优势的力量所在，为中国共产党文明属性坚持社会主义不走样不走邪和坚定共产主义不动摇不放弃提供了根本前提和灵魂准绳，为中国共产党文明属性实现中华文明与马克思主义的融通提供了心灵契合点和文化根脉，为中国共产党文明属性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断与时俱进提供了符合中国实际的基本科学理论。二是更加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地域环境及中华文明历史现实相结合，形成符合中国特点和文明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推动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发展的世界性趋势和时代性特征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推向21 世纪；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与创造和享有中华文明的主体即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一方面要根据中国人民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条件来传播和普及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也要努力提升人民群众的文化知识水平和思想觉悟水平，以提升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主动性与自觉性。可见，中国共产党的文明属性在实践中形成了科学的理论优势。
（四）渐显的话语优势
是否拥有话语优势的关键在于能不能被人认可和能不能解决问题。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共产党必然为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更多全球性问题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必然要担负起一定的世界责任，特别是在国际交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文明属性的话语优势逐步彰显更加符合国际交流大环境和国际交往新关系。
一是更适应和平发展的国际交流大环境。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些西方国家重拾冷战对抗思维、鼓吹丛林法则，使部分地区局势恶化紧张，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蒙上阴霾；相反，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秉承中华文明中“和而不同”“协和万邦”“以和为贵”的和平理念，并在国际交往的不同场合倡导构建普遍安全和共同繁荣的世界，坚定宣传和践行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理念。而对于西方提出的“修昔底德陷阱”“国强必霸”和“中国威胁论”等错误思维和言论，中国在国际上予以回应和回击，比如习近平强调：“中国自古就提出了‘国虽大，好战必亡’的箴言。”并深刻指出：“有着5000 多年历史的中华文明，始终崇尚和平，和平、和睦、和谐的追求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之中，深深溶化在中国人民的血脉之中。”这足以说明和平发展是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和现实追求，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理念是浸透着中国智慧和文明基因的话语表达，是更加适应和平发展国际交流大环境的话语优势。二是更契合合作共赢的国际交往新关系。当前，部分西方国家大行“逆全球化”，大搞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宣传文明冲突和零和博弈等旧观念，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的情况下，他们鼓吹封闭、破坏合作、推卸责任、“甩锅”他国的言行，使国际交往与合作遭到严重破坏。反观中国，在中华文明“天人合一”“天下大同”“天下为公”的理念下，中国共产党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其中，合作共赢理念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方法，也成为实现国际交往的一种新关系。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府和领导人在各个领域深化交流和加强合作，特别是按照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搭建“一带一路”建设新平台，使合作共赢逐渐成为国际交往的新关系，尤其在当前应对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的背景下，加强国际合作是实现各国共同发展和应对人类重大问题的最佳选择，正如习近平提出：“只要国际社会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坚持多边主义、走团结合作之路，世界各国人民就一定能够携手应对各种全球性问题，共建美好地球家园。”可见，合作共赢理念不仅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方法，也是更加契合构建国际交往新关系的话语表达和话语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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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4180/j.cnki.1004-0544.2021.02.002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21）02-0015-12
基金项目：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重点项目“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治理效能研究”（L19WTA032）。
作者简介：刘志礼（1977—），男，辽宁朝阳人，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白冰（1992—），男，山西灵丘人，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申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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