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网络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引领力提升的对策思考
移动网络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引领力提升的对策思考□ 张筱荣 1，2
（1.安徽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9；2.安徽中医药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合肥 230012）
[摘 要]移动终端技术、宽带无线接入技术以及各类智能手机应用的快速发展推动了移动网络时代的到来。适应移动网络时代变化，有效提升主流意识形态引领力，关乎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关乎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水平的提升，关乎国家长治久安的实现。为此，需要采取如下措施：把握移动网络时代特点，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学习，统一马克思主义的“三种形态”；融合移动网络意识形态与现实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实现二者的良性互动；推动主流意识形态与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对话交流，妥善处理“一”和“多”的关系，保持统一性和多样性的动态平衡。
[关键词]移动网络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引领力
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对于执政党来说，保持主流意识形态强大的引领力，直接关涉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习近平总书记2017年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任务，2018年又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进一步将其提升到战略任务的高度。这为新形势下的意识形态工作指明了科学方向，明确了根本任务，提供了价值指引。当前，随着移动终端技术、宽带无线接入技术以及各类智能手机应用的快速发展，移动互联网对当代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020年9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hina Internet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er）发布的第4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6月，中国网民人数已达9.40亿人，其中手机网民人数达9.32亿人，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达99.2%。数据显示，2020年1至6月，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消费已达745亿GB，同比增长34.5%，一个全新的移动网络时代已然来临。在移动网络时代，“受众需求越来越多样，参与意识越来越强，思想观念越来越多元，新闻传播日益呈现人人传播、多向传播、海量传播的特征”(p174)。移动网络时代的到来给人们的生活、生产、学习、交往以及社会发展带来了根本性变革，但与此同时，也使得移动网络空间充斥着各种社会思潮和价值观念，给提升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力带来了巨大的挑战。适应移动网络时代变化，充分发挥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力，切实维护移动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对于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水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一、改进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论研究方法和传播方式
“意识形态是我们生活和生命的一部分，甚至是最重要的一部分。”(p3)随着移动网络时代的来临，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论研究方法和传播方式问题已经引起学界的高度关注。与传统时期相比，移动网络时代意识形态传播的主体和受众角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受众已由过去被动地接受意识形态信息的受传客体，逐渐转变为能够主动选择和生产意识形态信息的独立主体，网民的主体意识空前凸显。这使得移动网络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论研究方法以及传播路径也要作相应的改进。
（一）适应移动阅读习惯变化，深入解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
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生成的基础，承载着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加强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学习研究，是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一直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学习研究，指出：“只有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才能完整准确地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才能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去分析和解决我们面临的实际问题，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从当前研究现状来看，中国学界已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领域取得了一批较为丰硕的成果并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良好势头。但是，仍有一些民众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还停留在“物质决定意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等基础性常识层面。这反映出以往在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过程中存在的简单化和教条化倾向。这种简单化和教条化的理解，存在着不少误读和歧义，甚至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从而使得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魅力大大降低。受移动网络时代“快餐式阅读”的影响，现在很多的学生甚至研究人员，常常会从微博、微信的碎片化阅读中去了解马克思主义，难以沉下心来去系统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这种做法可能会使他们在较短时间内了解马克思主义的某一个概念或者观点，但由于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具体的历史情境，使得他们无法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留下了大量的文章、书信、手稿和笔记，内容十分丰富，既深刻反映了他们在哲学、政治、经济、历史、文学、艺术等领域的精辟见解，又如实记录了他们在各个时期的革命实践活动。如果我们认真阅读这些经典文本，就会发现，他们的思想并非简单、抽象的思辨，他们是从对无数具体的历史和社会现象的分析中提出自己的理论观点的。如《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对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批判，对生产费用和生产要素、地租和土地价值、资本和劳动、利润和利息、机器和工人的分析；《共产党宣言》中对资本主义发展的三个阶段（小手工业和商业阶段、工厂手工业阶段、机器大工业阶段）的分析；《法兰西内战》中对巴黎公社的分析。这些分析都是结合各种具体社会历史事件来阐释意识形态理论的，而不是一味抽象空洞地宣扬意识形态理论。
由此可以看出，在移动网络时代，要想有效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力，应充分关注移动网络环境下网民阅读习惯的变化，因势利导地引导网民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而且，还要注意准确把握经典文本突出的现实性、强烈的开放性、鲜明的时代性和深远的影响性等特征，结合移动网络意识形态工作实际，有效地进行借鉴，以求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真谛，更好地指导中国实践。一方面，要精心打造高校哲学慕课课程。应集中校内外优秀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师资源，打造马克思主义哲学慕课平台，在线上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通论课程教学，及时解答学生的理论困惑。在具体的线上教学过程中，教师应以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为重点，使学生能够在教师的指导下在线下完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的研读，并在此过程中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及其基本原理，实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整体把握。另一方面，要重新修订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导读教材。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导读教材一般包括对经典著作的介绍、阅读建议、精彩片段以及对这些片段的点评等，是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不可或缺的入门读物。为适应移动网络时代数字化阅读习惯的变化，应组织专家重新修订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导读教材，并积极推动教材的数字化，为读者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提供支持和服务。应鼓励高校教师和学术研究人员开通关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微博、微信公众号，通过这些新媒体向读者积极推介马克思主义经典阅读书目，提供阅读建议，引导研究人员以严谨的学术态度重新解读经典文本，认真进行包括翻译在内的对经典文本的整理、校勘、辨伪、注疏、辑佚，“让史料自己说话”，以便“论从史出”，重新发掘经典文本的意义和价值。
（二）运用微观理论研究方法，分析个体微言微语
传统时期的意识形态理论研究往往关注“宏大叙事”，强调普遍性、规律性、必然性、根源性、基础性、统一性以及崇高性，容易忽视人的微观世界和日常生活所体现出来的个体性、多样性、差异性、特殊性。移动网络时代的来临给意识形态理论研究带来了一些新的变化，其明显表征之一就是对宏大叙事的解构——意识形态开始回归生活世界，开始关注普通人甚至是边缘人的生存方式和情感状态，开始通过对微观世界的“深描”来帮助人们理解宏观世界的意义。人们开始对微观政治和微观权力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关注边缘性、微观性、多样性、差异性的微观理论研究方法开始走向自觉，并逐渐成为独立的学术研究领域，成为推动社会思想文化发展的巨大力量。意识形态研究开始“把日常生活世界从背景世界中拉回到理性的地平线上，使理性自觉地向生活世界回归”(p45)。
移动网络时代的到来也使得传统大众传播媒体的话语权向网民拥有的话语权发生转移。移动传播使得普通网民所表达出来的话语能够形成自下而上的强大舆论力量，进而影响整个社会。因此，移动网络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研究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一方面要继续开展宏观理论研究，对经济社会运行的总体状况进行宏观分析，对当代社会及其未来发展进行科学研判；另一方面则要注重运用微观理论研究方法对个体的微言微语展开研究，从各种微言微语中研判主流意识形态能够得到多大程度的认同和支持，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危险，并制定出相应的防控措施。
需要指出的是，移动网络时代强调主流意识形态的微观理论研究方法并非忽视宏观理论研究方法，而是要根据时代的发展变化，合理运用微观理论研究方法，对微观现象展开具体分析，改变过去那种过于注重宏观理论研究的方法，使得主流意识形态研究更加符合移动网络时代的特征。而且，如果我们深入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便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把握离不开对无数社会微观现象的具体分析。
（三）把握时代发展变化，优化意识形态传播方式
主流意识形态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就在于它能够不断地吸收社会共识性的观念和价值，并在强有力的领导下使之成为理论，用以指导实践并在实践中对这些理论进行不断调试和改进(p88-96)。与传统时期相比，移动网络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在传播媒体、传播方式、传播内容上皆有了很大的变化，所以要想使主流意识形态在移动网络时代能够得到更多网民的认同，必须把握时代发展变化，不断优化意识形态传播方式。
其一，移动网络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在传播方式上，应该充分尊重网民的主体性。应弱化强制灌输，强调对话沟通，在互动交流中做好意识形态传播工作。要根据移动互联网传播特点及时完善意识形态工作方法，将党和国家所倡导的主流意识形态与网民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要利用移动互联网不断拓展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范围，主动设置议题，开展对象化、分众化的内涵式引导(p104)，塑造主流意识形态切实关心网民、解决实际问题的良好形象，让主流意识形态在移动网络时代真正入耳、入脑、入心。
其二，移动网络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在内容表达上，应给出日常生活中的有效信息。列宁曾经说过：“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最高限度的通俗和简单明了。”(p467-468)因此应根据移动网络时代尚简崇微的特点，把主流意识形态的深奥理论用简洁通俗的语言表达出来，做到“细处着眼，小处着手，实处着力”；始终坚持以网民的实际需求为出发点，以凝聚思想共识为落脚点，使主流意识形态真正成为人们工作生活的基本遵循。主流意识形态理论的研究者，不能仅仅为自己著书，更要为普通民众立说，不能仅仅躲在书斋里写“阳春白雪”式的高雅论著，更要适应移动传播特点深入民众的日常生活，写“下里巴人”式的通俗读物。
其三，移动网络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在理论形式上，应有机统一马克思主义的“三种形态”。从运行过程来看，移动网络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存在“政治形态”“学术形态”“生活形态”三种基本形式。其中，政治形态表明马克思主义是关涉政治发展和人类解放的“政治学说”，其主体主要是党和国家，根本任务是让马克思主义进路线、进方针、进政策；学术形态表明马克思主义是注重“用学术思想引领时代发展的学说”，其主体是包含高校教师在内的学术研究人员，根本任务是让马克思主义进书本、进学校、进课堂；生活形态表明马克思主义是“生活的学说”，其主体是普通民众，根本任务是让马克思主义进社区、进农村，进入民众的日常生活。就移动网络时代中国实际情况来说，政治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已经取得重要的成就；学术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也已取得一批丰硕成果，但要深入人心依然任重而道远；生活形态的马克思主义虽然不断被强调，但并未完全融入民众日常生活。在移动网络时代背景下，马克思主义要想在中国有所作为，就必须关注网民群体、关心微观政治、关注日常生活，走“政治形态”“学术形态”“生活形态”相统一的创新之路。
二、推动移动网络意识形态和现实主流意识形态协同发展
移动互联网是现实社会发展的产物，移动网络意识形态与现实主流意识形态存在密切的关联。现实主流意识形态是移动网络意识形态的基础，移动网络意识形态是现实主流意识形态在移动网络空间的展开，二者虽然有“虚拟”与“实在”的差异，但在本质上还是一致的(p88)。因此，要有效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力，应该有机融合移动网络意识形态与现实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让网民真切感受到移动网络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在服务现实社会、促进现实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从而增强其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
（一）注意统筹分析，实现“两种意识形态”的良性互动
移动网络意识形态是基于移动互联网技术的使用而产生的新的意识形态领域，目前学界鲜有专门就移动网络意识形态概念进行研究的成果，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网络意识形态概念的界定上。梳理学界的研究成果，能使我们对移动网络意识形态有一个更加清晰的认识。
目前学界关于网络意识形态研究的观点主要如下：一是从技术属性维度出发，认为网络意识形态是在互联网技术的开发、应用与普及基础上产生出来的意识形态的新的表现形式，反映的是网民的行为(p105)。如卢黎歌、岳潇、李英豪等认为，网络意识形态是以网络为载体产生的意识形态新领域(p75-79)。赵惜群、翟中杰、黄蓉等认为，网络意识形态是现实社会意识形态在网络空间的表现方式和传播方式(p40-42)。二是从社会属性维度出发，认为网络意识形态是特定社会群体或集团所主张的思想体系、价值观念在网络空间的反映，是意识形态的一种新范式。如刘波亚认为，网络意识形态是一种关于网民如何看待网络世界的思想体系，它以无知无觉的方式渗透到网民的思想中，指导网民的行动(p30-34)。严耕、陆俊指出，各种网络主体在参与网络信息平台构建和运用的过程中，会把带有自身价值观、理论和政治倾向等的意识形态信息“物化”于网络之上(p14-16)。三是从技术—社会双重维度出发，认为网络意识形态不仅关涉网络技术的工具性问题，也关涉阶级属性的价值问题，实质上是一种兼具技术属性和社会属性的观念形态或思想体系(p12-13)。如杨永志、吴佩芬等认为，网络意识形态的内涵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第一个层面是把网络看作信息载体，在这个信息载体上传播的思想观念，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属性；第二个层面是网民在虚拟网络空间里形成了代表自身利益的思想体系，这种思想体系通过虚拟社会反作用于现实社会(p79)。黄冬霞、吴满意认为，网络意识形态的核心是价值观念。它是一种“网民借助数字化、符号化、信息化中介系统而进行的信息、知识、精神的共生共享活动中形成的有机体系，是网民在网络社会中具有符号意义的信仰和观念表达方式的综合”(p115-121)。综合上述三种论点，我们可以将移动网络意识形态看作传统网络意识形态（PC互联网时期的意识形态）在移动互联网上的延伸和拓展。同传统网络意识形态一样，它也是现实意识形态的客观反映。但与传统网络意识形态不同的是，移动网络意识形态具有明显的碎片化信息传播、裂变化信息扩散、生活化信息分享以及圈群化信息互动的特点，因受众的年龄身份、知识背景、经济地位不同，意识形态的接受度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移动网络意识形态与现实主流意识形态并不一定会出现重合或者接近于重合的状况。移动网络空间所形成的舆论未必会成为现实社会中的主流舆论，甚至可能会与现实社会中的主流舆论存在一定的对立和冲突。因此，应注意统筹分析、全面考虑，以现实主流意识形态引导移动网络意识形态，以移动网络意识形态反映现实主流意识形态，最终实现二者的有效互动。移动网络意识形态与现实主流意识形态的良性互动应该包括三种关系：互不对抗、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其中，互不对抗是两种意识形态都应该恪守的底线，相互促进是两种意识形态都应该努力的方向，共同发展是两种意识形态都应该寻求实现的目标。为了使这种良性互动关系得以形成，必须要做到：其一，绝不能割裂现实主流意识形态与移动网络意识形态之间的联系，将二者视为两种完全不同的意识形态，而应该以现实主流意识形态为基础，利用现实主流意识形态的一般性原则来培育契合移动网络空间发展需求的意识形态。其二，现实社会的既有意识形态要努力吸收移动网络意识形态平等互动、开放共享的理念，借助移动互联网技术充实和完善自身的内容，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同时，还要注意不断提高移动网络意识形态的引导水平，既要让网民全面了解在使用移动智能终端时应该遵守的行为准则，又要让他们深刻认识现实主流意识形态在移动网络空间的意义和价值。
（二）满足网民正当利益诉求，增强主流意识形态认同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对利益的追求是人类社会活动的动力，利益决定思想，并对现实社会中的政治活动起着支配的作用。“‘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p286)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很多理论因为没有看到思想背后的利益因素，所以一直难以对社会现象的本质和人类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进行科学的解释。它们不是把自己的理论鼓吹成抽象的人类普遍利益的唯一代表，就是反复强调自己的理论是纯而又纯的，不受任何利益因素的干扰(p160)。马克思主义理论克服了以往理论的缺陷，将自己的理论建立在对现实利益问题的研究基础之上，揭示了利益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及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大作用，并将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自己的追求目标，从而获得了广泛的群众基础。中国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始终把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但如何在现实社会中有效落实这种理念仍是一个需要深入探索的问题。移动网络时代是一个竞争意识凸显、个体利益受到重视的时代，网民对主流意识形态是否认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体利益是否得到有效保障。个体利益的实现意味着个人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满足、个人身体的健康、个人才能的充分施展。移动网络时代的中国社会面临着诸多问题，如网络安全形势日益严峻，公民个人隐私容易受到侵犯，网络谣言严重扰乱现实社会秩序，政府公信力建设遭遇“塔西佗陷阱”(p156-157)等等。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妥善的解决，即使再好的意识形态，也会难以得到网民的认同，甚至可能会使网民对意识形态产生负面印象。因此，移动网络时代要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除了进行宏观的理论宣传，还要从微观视角去研究并解决社会生活中存在的各种问题，通过现实问题的解决来提高主流意识形态的公信力和感召力。
在移动网络时代，个人利益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得到了客观上的承认，个人利益逐渐成为实现社会公共利益的有效手段。正如18世纪英国著名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所言，在市场体系中，“每一个人竭力尽其所能地把他的资金用于支持国内劳动，并竭力指引那个劳动去生产具有最大价值的产物，每个人必然会尽力使社会的年收入尽可能地增加……他在追求个人的利益时，时常比他真心实意地促进社会利益还更加有效地促进了社会的利益”(p349-350)。正是通过承认个人利益的正当地位，发挥了个人的能动作用，社会经济发展才有充足的动力和持续的活力。从这个意义上说，个人利益是社会利益的基础和起点，只有充分保障个人利益，才能有效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将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对立起来并压制、排斥、漠视个人利益的做法是错误的，极易引发社会动荡。只有改变这种错误的做法，才有可能实现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有机统一。
三、加强主流意识形态与非主流意识形态对话交流
意识形态的核心是价值观问题，不同的价值观形成不同的意识形态体系，在一个社会的意识形态体系中有主流意识形态和非主流意识形态之分。主流意识形态通常为大多数社会成员所认同和遵循，非主流意识形态则为社会成员中的少数群体所接受和认同，对社会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发挥着特定的影响。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加速了这些不同意识形态间的相互接触和渗透。在这种情况下，开展主流意识形态与非主流意识形态之间的交流对话有利于进一步巩固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充分发挥主流意识形态对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和整合作用。
（一）注重开放包容，推动不同意识形态对话交流
移动网络空间是一个自由开放、能够无限扩展的空间。这使得各种意识形态都可以在移动互联网上获得生存空间，主流意识形态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但它并不是普通的一部分，而是在其中处于主导地位、具有引领作用的一部分。非主流意识形态代表了特定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社会思想发展的特定潮流，就其性质来看，有些是对抗性的，有些则是非对抗性的。对抗性非主流意识形态通常以批评或否定主流意识形态的形式出现，矛头直接指向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人民民主专政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非对抗性非主流意识形态则相对温和，其存在不以消解或否定主流意识形态为指向，主要是从不同侧面提出主流意识形态未反映出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在具体的意识形态工作中，对于对抗性非主流意识形态必须旗帜鲜明地进行批判，理直气壮地进行抵制。“对于那些明显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这次就要处理。可能会引起波浪，那也不可怕。”(p196)要弄清对抗性非意识形态的生成背景，讲清对抗性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实际危害。对于非对抗性非主流意识形态，则要以包容整合为主，以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适应能力，使主流意识形态能够更加适应移动网络时代社会发展的实践需要。后殖民主义学派代表人物、巴勒斯坦裔美国学者爱德华·沃第尔·萨义德（Edward Wadie Said）认为，现代文化理论的重大进展之一就是认识到文化是杂生的、多样的，各种文化和文明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p441)。这个判断对做好移动网络时代的意识形态工作有着一定的启示，即意识形态工作者应正视移动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与非对抗性非主流意识形态存在差异的客观事实，增进相互间的信任、理解、包容与沟通，从而使主流意识形态与非主流意识形态和谐相处。
做好移动网络空间的意识形态工作，不能用简单的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简单二元对立思维将主流意识形态与非主流意识形态完全对立起来。苏联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之所以失败，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苏联共产党过分强调意识形态的斗争性，认为社会主义建设只需要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相互合作而无需同资本主义国家交往，从而导致其在实践中走上了一条封闭的自我发展道路(p87)。引领的实质在于整合超越而不是全盘否定或者一味批判，那种简单地以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将主流意识形态与非主流意识形态完全对立起来的做法是不可取的。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升级，信息传播的速度越来越快，范围也越来越为广泛，主流意识形态与非主流意识形态之间的交流也越来越多。主流意识形态不可能通过自我封闭来保持其纯洁性和稳定性，相反，主流意识形态只有以一种开放包容的姿态不断加强与非主流意识形态的交流才能不断得到发展和完善，才能真正彰显其引领力。
（二）推动整合创新，妥善处理“一”和“多”的矛盾关系
移动网络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要不断增强与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对话意识，要充分认识到，非主流意识形态在目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将长期存在的客观现实。这就需要我们把对话双方的意识形态差异放到一个更大的时空范围内去辨别和理解，并在科学借鉴非主流意识形态合理价值观的过程中进行整合创新。英国社会学家赫伯特·斯宾塞在1862年出版的《第一原理》中最早使用了“整合”（integration）这个概念。他认为，整合是由系统整体性及系统核心的统摄、凝聚作用而导致的若干相关部分或因素合成一个新的统一整体的建构过程。后来，博阿兹、埃米尔·迪尔凯姆、塔尔科特·帕森斯、什穆埃尔·艾森斯塔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吉尔伯特·罗兹曼、西摩·马丁·李普赛特等学者也分别从不同角度论述了关于“整合”的思想。国内学者王长江认为，“整合”是“通过一定的方法和手段，使社会各个不同部分在保持各自性质特点的前提下，共同构成一个有机的、完整的整体”的过程和状态(p175)。意识形态的整合则包括对分散而相近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分化、聚合，以及对异质而对立的意识形态的批判、分化和瓦解(p1)。这种整合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兼和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但兼和并不都是兼收并蓄，而是兼采人类社会各种优秀思想文化成果进行综合加工形成新型思想文化成果的过程，包含整合创新之意。移动网络时代开展主流意识形态与非主流意识形态对话交流的目的就在于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主流意识形态，并在这种交流过程中彰显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力，充分发挥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整合作用。这就对我们提出了如下要求：要继续加强对各种对抗性非主流意识形态的批判和对非对抗性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包容整合，在批判和包容整合中发展马克思主义；要保持敏锐的政治意识，及时发现移动网络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新情况、新问题，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方法去分析和解决问题，切实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力；要聚集专家学者力量，发掘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资源，合理借鉴西方文化中的积极因素，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体系，不断提升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在国际网络空间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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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4180/j.cnki.1004-0544.2021.01.009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21）01-0053-08
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66批面上一等资助项目（2019M660147）；安徽省博士后研究人员科研活动经费资助项目（2019B385）；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AHSKF2018D29）；安徽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中青年骨干队伍建设项目（sztsjh2019-8-28）；安徽省社会科学创新发展研究重大课题（2020ZD001）；安徽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科研团队“择优支持”项目（sztsjh2020-7-7）；安徽省高等学校省级质量工程一流课程项目（2020xsxxkc257）。
作者简介：张筱荣（1980—），男，安徽无为人，博士，安徽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安徽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 罗雨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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