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劳动范畴的学理反思
关于劳动范畴的学理反思——基于政治经济学的劳动分析法
钱 津
〔摘要〕 提升人类对于自身和自身历史的认识，需要从科学的劳动范畴出发，正确地认识人类带有动物性的常态劳动的起源、发展及其对常态人类和人类常态社会起源与发展所起的决定性作用；明确善恶强弱的区分与强者的作用，以及常态人类和人类常态社会为何在依靠正态劳动生存、发展根基上也需要依靠变态劳动并对其既保护又遏制；正确地对待由军事变态劳动存在决定的暴力斗争和由剥削变态劳动存在决定的阶级斗争，运用劳动分析法，根据劳动内部矛盾的发展，内在地分析人类常态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和未来社会的发展趋势。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随着地球有限生存空间的封闭性被打破，人类对自身和自身历史的认识得到提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也由此获得了新生。为了生存延续，人类需要合为一体，共同努力，自觉地、主动地开启人类的常态劳动走向完善化之路。
〔关键词〕 人类；常态人类；常态劳动；变态劳动；动物性；劳动内部矛盾；劳动完善化；常态社会
一、问题的提出
马克思认为劳动是社会围绕其旋转的太阳。①“在社会主义的人看来，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②，认识人类和人类历史所需的基本前提是，首先认识人类自身的劳动和自身的劳动历史。人类劳动是人类的本质存在，人类社会以人类劳动为基本的生存需要，人类劳动的历史是最核心的人类历史和人类社会历史。科学地认识历史上与现实中的人类社会，需要深入而确切地研究人类的劳动起源和劳动的发展历程。如果人类能够脱离劳动生存，就像社会可以脱离太阳存在一样，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研究劳动和劳动的历史，是研究人类自身和自身历史的一条科学途径；而对人类劳动和劳动发展历程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是社会科学关于人类和人类历史的最基础性研究。
劳动是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一个基点范畴，整个学科体系皆是建立在劳动范畴这一基点之上的。不论历史的和现实的人类经济活动多么复杂，实质上都是由各式各样的劳动所构成的。劳动决定了人类的生存，这是所有经济学派必须承认的事实，尽管不同经济学派之间的认识存在很大分歧，但在这一点上的认识应是完全一致的。因而，关于劳动的研究是经济学不可回避的内容，而对劳动的基础理论的研究是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最重要的基础理论内容。作为经济学基础学科的政治经济学，其中的劳动理论和劳动分析方法，既是经济学相关学科不可缺失的基础，也是人类认识自身及自身历史不可缺少的基础。一旦缺少对于这一“太阳”的科学研究，一切对于人类自身和自身历史的认识都是暗淡的、非透彻的，都是难以抵达科学认知彼岸的。而要科学地研究人类的劳动和劳动历史，必须根据马克思科学定义的劳动范畴，先确定劳动所具有的整体性，明确凡是劳动都必定体现为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③，即作为劳动主体的人与作为劳动客体的自然的统一整体这一前提。本文将依据政治经济学的劳动分析法，从学术性、理论性的维度对此做一个初步的探讨。
二、由常态劳动存在决定的常态人类与常态社会
历史地看，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具有态势不同的划分。正态劳动是人性的劳动，变态劳动是带有一定动物性的劳动，常态劳动是正态劳动与变态劳动的统一。④所谓动物性是指动物的生存方式在人类社会的延续。带有一定动物性的变态劳动包括自起源时便存在的暴力性的军事变态劳动和自奴隶社会开始产生的寄生性的剥削变态劳动。由于人类劳动的最初产生，即起源，在客观上表现为并非完全的人性的正态劳动的生成，而是带有一定的动物性的变态劳动与正态劳动相统一的常态劳动出现，而且自常态劳动起源以来，至今的人类劳动始终保持着常态劳动的性质未变，由此便决定了人类的起源是常态人类的起源，人类起源后的发展是常态人类的发展；而人类社会的起源是常态社会的起源，人类社会起源后的存在与发展过程则是常态社会的存在历史。逻辑上，人类的劳动状态决定人类的存在状况，劳动是人的本质，人类与人类社会的起源和起源后所产生的劳动不是完全正态的而是常态性的，是正态与变态的统一存在；历史与现实的人类和人类社会也必然是常态性的，是正态与变态的统一存在。
进一步地，历史与现实的人类是常态人类，是由劳动的常态性所决定的不完善的人类，即不是完全正态的人类，而是带有一定动物性的人类。常态社会是由常态劳动存在决定的不完善的人类社会，即不是完全正态的人类社会而是带有一定动物性的人类社会。
因为自人类常态劳动起源后，猿人打仗便是迫不得已的。不打仗得不到可以采食野果或狩猎的山林，甚至即便打仗也可能得不到，所以，打仗对于原始人类是必需的，他们本属于原始的常态人类，不得不像动物一样地抢夺山林作为自己生存的地盘。更何况，打仗可以直接地抢夺对方的肉体，以做食物。于是为了自己一方的生存延续，原始的常态人类必须要经常打仗，相互之间进行惨烈的原始战争。这种状况从原始的常态社会一直延续到现代的常态社会，常态人类因此越来越能打仗，无论是武器的先进性，还是战争的疯狂程度，均早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换言之，即暴力性的军事变态劳动的存在自古至今一直是常态人类生存的实际需要。著名电影《魂断蓝桥》中有一句经典台词：“难道人类非得用战争才能保持生存的活力吗？”然而人类的常态社会历史已经对此做出了肯定的回答。如果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一个国家落后就要挨打是必然的，是人类常态社会通行的社会准则，那么，保持暴力性的军事变态劳动的存在便是必要的，也是各个国家直至今日在社会分工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最起码，不落后的国家要打落后的国家，而落后的国家不甘于灭亡……似乎只有如此才能激发各方面的生存活力，这便是常态人类和人类常态社会的历史真实写照。直至人类常态社会发展到今天，保持足够的暴力性的军事变态劳动实力的存在，对于各个国家而言仍是必不可少的。无须理论的证明，这是一个最普通的以事实便可以充分证明的问题，任何人对于这一点的认识都是不会有异议的。学界有关暴力性的军事变态劳动的研究早已形成了专门的军事学，只不过在以前没有关于常态劳动的界定，也没有认识到这是一种带有动物性的变态劳动，即一种动物的生存方式在人类常态社会的留存。
在原始常态社会之后产生的寄生性剥削变态劳动及其发展也是适应常态人类和人类常态社会需要的产物。以被剥削者的痛苦甚至性命为代价保持常态人类和人类常态社会的生存延续的剥削变态劳动在奴隶社会时期表现得最为明显。奴隶主不杀战俘而是对其奴役，进行残酷剥削的方式，便是一种建立在奴隶必须忍受非人待遇基础上的对于社会生产能力的保护，这种通过不杀战俘进行剥削而实现的对于常态人类劳动生存条件的保护，相对而言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性。⑤而在奴隶主剥削消亡之后出现的封建社会的地主剥削和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家剥削，便不再有对受剥削者人身的奴役，更多地体现为剥削是一种经济机制，是通过给予剥削者在社会生产中占有生产资料的收益权从而对社会生产中必不可少的生产资料所实施的一项保护。由于依靠劳动生存必须要有生产资料，即劳动客体条件，所以，在一定的历史时期赋予生产资料收益权便是对生产资料的保护，以及对常态人类和人类常态社会生存延续的保护。这表明，在私有制、阶级、剥削产生之后直至今日，承认其存在并进一步使其发挥历史性作用仍然有着不容忽视的客观必然性。
总之，社会科学考察人类历史和人类社会历史，不可不基于人类常态劳动的起源，不可脱离人类常态劳动所带有的动物性，不可只看到在阶级社会中人类所带有的阶级性；同时还必须认识到，尽管历史上与现实中的人类一直带有动物性，但历史与现实的人类始终是常态人类，具有四百多万年历史的人类社会始终是一种常态社会的存在形式。所以，关于物质生产，必须区分是由正态劳动所决定的正态的物质生产还是由变态劳动所决定的变态的物质生产，以及二者作用的不同；必须明确在常态社会历史中，自始至今每一代人都是自愿地接受动物性劳动的，带有一定动物性的变态劳动与人性的正态劳动因并存而形成的常态劳动的存在与发展是不可改变的客观事实。回溯历史，暴力性活动的军事变态劳动是自起源直到如今现代人类生存过程中实际面对的一种最基本的需要，四百多万年以来没有人否认使用暴力的必要性，以至于人类直到现在也不知道还要将这种最早产生的最野蛮的变态劳动保持到何时。动物寄生性的剥削变态劳动是自奴隶社会产生后至今一直存在的另一种变态劳动，这种变态劳动在历史发展中始终推动着人类生产劳动的进步，“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⑥甚至到目前为止，依然是世界上发达国家保持经济繁荣不可缺少的社会劳动的构成内容。
辩证地认识人类的常态劳动，其中的正态劳动无疑代表着人类的善性，但是，不论暴力性的还是寄生性的变态劳动则都代表的是动物性的恶。在动物社会，没有善恶区分，因为只有动物性。在真正的人类社会，也没有善恶之分，因为都是人性。只有在人类常态社会，正态劳动与变态劳动并存，正态的物质生产与变态的物质生产并存，人性与动物性并存，所以才有善恶之分，才有人类劳动、人类及人类社会自起源至今的不完善之说。在种种不完善之中，正态劳动是社会一切善的根源，变态劳动是社会一切恶的根源。而且，更进一步地，由于带有动物性的变态劳动的存在和变态的物质生产的存在，以及恶的存在，人类常态社会必然存在一定自然界的丛林法则——“弱肉强食，适者生存。”所谓的“适者生存”，从社会的意义上其实就是强者生存。选择善或恶，在社会允许的范围内都是可以的，关键是要“强”。能够依靠相对水平高的正态劳动生存并推动正态劳动发展的是强者，拥有一定的变态劳动能力并依此保持自身生存的也是强者。强者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弱者是实现社会进步的代价。在人类常态社会，需要有善恶的区分，更需要有强弱的归纳。人类常态社会的发展需要在“善、恶、强、弱”中保持平衡，但最重要的是必须“强”，因为只有依靠“强”，才能实现常态人类的生存延续。所以，人类常态社会发展中需要讲求“善、恶、强、弱”四点平衡，而不能仅仅追求“善、恶”两点平衡，既突出动物性的存在，又表明强者的作用；既不同于抽象的英雄史观，也不同于笼统的群众史观，而是对常态人类和人类常态社会发展史整体做出更深刻更准确的客观的认识。我们有充足的理由认为，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人类对自身和自身历史认识的提升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三、常态社会对于变态劳动的依靠、保护与遏制
为了生存的延续，人类常态社会除去依靠正态劳动的存在与发展并切实地对正态劳动进行强有力的保护外，客观上还需要依靠暴力性的和寄生性的变态劳动的作用，甚至给予变态劳动以一定的保护，只不过在保护变态劳动的同时，也需要对变态劳动的存在与发展实施一定的遏制。依靠常态劳动的历史是人类常态社会的基本面，是常态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表现，更是人类社会历史上和现实中任何国家或地区的存在与发展均需要遵守的客观要求。只要人类劳动是常态劳动，那么，在此状态中，凡是未能沿着常态社会既定道路发展的国家或地区，必然无法实现自身社会发展的和谐与强盛，必然无可避免地回归常态社会运行轨道，因此，必须要在依赖正态劳动生存和对正态劳动做出社会性的保护之下，客观地需要、保护及遏制变态劳动的存在与发展。
关于人类常态社会为什么必须依靠、保护与遏制变态劳动的存在与发展，其机理追溯无须从远古进行考证，只需依据现实即可做出确定无疑的认识和研判。历史长河中自起源发展至今始终存在的暴力性的军事变态劳动，一直都是各个国家高度重视的军事劳动。几乎没有哪一个国家不存在对军事劳动的依靠，而且，在国家的保护之下，现代军事劳动的发展趋势是突飞猛进的，连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也早就用在了装备军事劳动之上。现代战争不仅需要飞机、大炮、坦克、火箭、导弹，而且需要卫星、网络、计算机技术。对于军人，即军事劳动者的要求也不再是仅仅有强壮的体魄和会打枪，而是要具备相当高的军事科技应用能力和相当高的人文社会科学素质。军费支出则基本稳占各个国家财政支出的一定比例。与古代不同的只是在激烈的军备竞争中，各个国家均需要对军事劳动的存在与发展采取一定程度的遏制，比如对军队的数量各个国家都有一些限制，都在某个时刻有过一定的裁军措施。再比如对原子弹的制造和使用，国际社会大体上已达成某些限制性的共识，所以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实际使用过一次，之后再也没有实际使用过这种破坏力极大的核武器。但由于各个国家的军队原本现实地存在，所以，人类常态社会对这种军事变态劳动的依靠与保护是毋容置疑的；同样的，针对军事变态劳动在现代的蓬勃发展各国相应做了某种程度上的遏制，这一点也能得到人们的普遍确认。
相对比较难以认识的在于，自原始社会解体至今，人类常态社会为何必须依靠和保护剥削变态劳动的存在与发展，以及为何又要在一定程度上给予遏制？关于这一问题，其实也不需要追溯到远古，就现实情况进行深入分析也可以确定无疑地做出理性的认识，因为社会实践已经对此给出了清晰的无可辩驳的回答。寄生性的剥削变态劳动的存在便是私有制、阶级、剥削的存在，在20世纪中期之后，即新技术革命之后，人们已经更加清楚地看到，世界上的发达国家都是保留和发展私有制、阶级、剥削的国家，而消灭了私有制、阶级、剥削的国家无一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甚至有的还陷入了经济困难的境地。尤其在人类常态社会发展进入21世纪后，几乎所有的国家都保留和发展了私有制、阶级、剥削，即依靠法律保护寄生性的剥削变态劳动，包括以前消灭了私有制、阶级、剥削的国家也通过社会变革或改革开放恢复了私有制、阶级、剥削的存在与发展。作为过去曾经消灭了私有制、阶级、剥削的国家，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在依然坚持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的同时，近40余年来一直在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由此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年GDP由改革开放前的几百美元到2019年已跃升为1万多美元。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究竟应该如何从理论上认识人类常态社会对带有动物性的寄生性剥削变态劳动的依靠、保护和遏制？
客观上，人类正态劳动的发展是保持常态人类生存延续的根基，而人类常态社会之所以需要依靠和保护寄生性的剥削变态劳动，是由人类常态劳动的整体发展水平决定的。在经历了原始社会的采集经济、奴隶社会的游牧经济、封建社会的农业经济发展过程之后，常态人类所生存的现实社会已经抵达资本主义的工业经济社会，在这一高度发展阶段，人类的正态劳动已经表现为高度的复杂化，但即使这样，距离人类能够摆脱动物性的生存方式、完全依靠正态劳动生存依然需要克服很大的阻力。历史与现实表明，要使人类常态社会发展到没有私有制、阶级、剥削的完全正态社会，只能既依靠人类正态劳动的更进一步发展，同时也依靠和保护寄生性的剥削变态劳动的发展，从而更进一步地推动已经高度发达的工业经济时代继续向知识经济时代跃迁。就现代人类的正态劳动发展水平而言，还处于需要继续保留和发展私有制、阶级、剥削的历史阶段。对此，马克思曾明确地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⑦
根据常态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寄生性的剥削变态劳动的存在意味着在社会化的生产中存在着一定的私人对作为劳动客体的生产资料的占有，由于生产资料依然是现阶段常态人类所依靠的最重要的生存资料，而常态人类只有对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进行最好的保护并最有效地发挥其生产作用，才能最大限度地保证常态人类充满活力地推动常态社会的持续发展。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阶段，允许私人占有生产资料，允许阶级对立的存在，并且给予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者一定的资产收益权，使其能够在经济基础层面最好地保护生产资料和最有效地发挥生产资料的作用，这一切都是由客观现实决定的。由于奴隶社会之后，所谓剥削的存在便是指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者仅凭其投入生产的资料获取部分劳动成果，因而，对寄生性的剥削变态劳动的依靠和保护实质上成了对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某种经济机制的依靠和保护。当然对这种变态劳动的依靠和保护是需要适可而止的，即不能剥削过度，社会必须对剥削给予一定的遏制，不至于使这种劳动变态达到疯狂以至于被剥削者活不下去的程度。而对剥削变态劳动的遏制需要依靠法律。在常态社会发展阶段尤其是在现阶段，各国都已相对重视这方面的立法和执法。仍需要明确的是，由于剥削是私有制社会发展阶段存在的一种经济机制，所以使用暴力是消灭不了剥削的，暴力的作用只能直接地杀死或剥夺剥削者，而无法在市场化的经济机制上消灭剥削。
四、变态劳动存在决定的暴力斗争与阶级斗争
暴力斗争主要是指暴力性军事变态劳动中的各种活动，这是直接从动物劳动继承和发展而来的常态人类之间你死我活的生存斗争，是常态人类使用暴力实施的斗争。暴力斗争主要表现为战争，所以，一部常态人类的暴力斗争史便是一部常态人类的战争史。而阶级斗争是指由于寄生性剥削变态劳动的存在所决定的阶级社会中对立阶级之间的斗争，是由阶级矛盾的存在而产生的斗争，主要由经济矛盾引发，各派均采取一定的暴力斗争方式，但并不一定都是以暴力斗争形式表现的。因此，暴力斗争与阶级斗争是既有区别也有联系的，采用暴力斗争方式进行的阶级斗争，其实质表现为暴力斗争。
人类常态社会是充满着暴力斗争的社会。原始社会战争频仍，常态人类相互抢夺山林和战俘。奴隶社会战争频仍，常态人类相互抢夺奴隶。封建社会国家与国家之间爆发战争，主要是抢夺土地或保卫国土。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阶段，战争随着武器的升级而升级，两次世界大战都发生在这一历史阶段，常态社会由此遭到空前浩劫，常态人类因此遇到前所未有的生存威胁，若再打下去，谁都知道先进的武器可以毁灭全人类，所以，面对由高科技装备起来的世界各国军事力量，我们可以断言，不是暴力斗争走向终点，就是常态人类的生存走向终点。事实上，现实的人类常态社会已经经不起全球化暴力斗争的冲击与胁迫，而未来的常态人类不能时时生活在暴力斗争的恐怖之中。之所以认为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人类对自身和自身历史的认识有所提升，表现在首先是明确了常态社会暴力斗争产生的历史渊源和当今暴力斗争的恐怖仍然存在这一事实，并且明确了只有消灭暴力性的军事变态劳动，即消灭战争，才能保持人类的生存延续。
在人类常态社会历史中，阶级斗争是存在寄生性剥削变态劳动的阶级社会中所产生的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斗争，是针对剥削变态劳动的存在而出现的斗争。对于被统治阶级而言，进行阶级斗争就是进行反抗统治阶级残暴剥削的斗争，而若没有寄生性的剥削变态劳动存在，即没有私有制、阶级、剥削的存在，便没有阶级斗争。然而，最初随着人类劳动的起源而产生的暴力性军事变态劳动，经过原始社会的漫长历史进入奴隶社会后，又出现了动物性的寄生性剥削变态劳动，因而奴隶社会的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是必然地和历史性地存在的。迄今为止，人类常态社会历史中的阶级斗争表现为：奴隶社会的奴隶阶级与奴隶主阶级之间的斗争，封建社会的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之间的斗争，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阶段中各个国家的工人劳动者即无产阶级与资本家所代表的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的斗争。面对阶级社会存在的由剥削所决定的斗争，需要明确两点：第一寄生性的剥削变态劳动的存在即阶级斗争的存在是由人类常态劳动发展水平决定的，相对于暴力性的军事变态劳动，寄生性的剥削变态劳动的存在是一种经济机制。奴隶社会的奴隶主、封建社会的地主和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家，都是依靠占有生产要素对劳动者实施剥削和压迫。被剥削者均是以接受剥削为前提从而成为与剥削阶级相对立的被剥削阶级，即阶级斗争是以被剥削阶级接受剥削为前提而存在的。因此，客观上阶级斗争属于经济斗争或政治斗争。第二，阶级斗争不是暴力斗争的形式，更不是可以依靠暴力斗争消灭对立阶级的斗争，尽管阶级斗争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形成暴力斗争，即尽管有时阶级斗争表现为或转化为暴力斗争，但阶级斗争并不是消灭阶级对立的一种斗争。考察人类常态社会的全部历史，并不是因为阶级斗争的激化引发了暴力斗争，而是暴力斗争早已历史性地出现和存在。在人类常态社会的历史中，作为剥削阶级存在的统治力量，不能消灭与之相对立的被剥削阶级，因为剥削阶级一定要有被剥削阶级的存在才能成为剥削阶级，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之间的斗争不能以消灭被剥削阶级为目的；被剥削阶级也不会消灭剥削阶级，因为被剥削阶级没有力量消灭作为统治阶级的剥削阶级，若有力量就不会成为被剥削阶级，即使有些被剥削者借助暴力能够消灭一定数量的剥削者，也不代表被剥削阶级能够取得推翻剥削阶级的胜利，而只会导致使用暴力的强者成为社会新的统治集团的成员。
人类的真实历史正是，奴隶主阶级不是被奴隶阶级消灭的，而是被新兴的地主阶级取代统治阶级地位的；地主阶级不是被农民阶级消灭的，而是被新兴的资产阶级取代统治阶级地位的。同样，以后的社会实践定可证明，将来资产阶级也不是被工人阶级消灭的，而是将被未来新兴知识经济时代拥有或运作知识产权的劳动主体力量取代其推进社会发展作用的。⑧中国在约两千年的封建社会历史中发生过大大小小的无数次农民起义，这些依靠暴力斗争展现的农民斗争从来没有推翻过地主阶级的统治，封建社会始终还是封建社会。古往今来，尽管阶级斗争不同于暴力斗争，然采用暴力斗争方式进行的阶级斗争注定会领受暴力斗争的后果，并且无论是否采用暴力斗争的方式，阶级斗争都是随着寄生性的剥削变态劳动的存在而存在的。待到未来的未来，当消灭了寄生性的剥削变态劳动，阶级斗争也消失了。
五、劳动内部矛盾的发展决定社会的发展
进一步提升人类对于自身和自身历史的认识需要使用政治经济学中的劳动分析法分析劳动内部矛盾的发展，从而对人类社会发展做出新的内在性的认识。劳动分析法确定了劳动具有整体性，是劳动主体与劳动客体的统一，而劳动主体与劳动客体之间的矛盾是劳动内部矛盾。更进一步地，劳动整体中的劳动主体的作用又分为劳动主体的智力因素作用和劳动主体的体力因素作用，而劳动整体中的劳动客体作用又分为劳动客体的自然条件作用和劳动客体的资产条件作用。⑨人类任何具体的劳动都必然内在地包含着劳动主客体的这四种作用，不可缺少其中的任何一种作用。在劳动内部存在的四种不同作用中，只有智力因素作用是劳动整体中的主导作用，是能够决定性地引导和推动劳动整体发展的作用。人类劳动的整体发展只能依靠作为主导作用的劳动主体的智力因素作用的不断提升，而主导作用的不断提升将引起劳动整体中的主要作用的变化。这一矛盾的发展将决定社会的发展。但劳动整体中的主要作用与主导作用是不同的，主导作用是决定性作用，而主要作用则是指劳动整体中的四种作用各自在其中所占有的比例及具有的支配性力量。
根据对劳动内部矛盾发展的认识，即通过分析劳动内部四种作用的发展变化认识人类社会的发展变迁，是一种全新的对社会发展的内在认识，完全不同于传统的外在的对于社会发展进程的解释。而我们依据劳动分析法得到的历史认识是：在人类常态劳动起源和起源后的一定时期的一定发展阶段，劳动主客体四种作用中的所谓主导作用与主要作用是合一的，智力因素既起着劳动内部的主导作用又起劳动内部的主要作用，此时的劳动整体发展水平决定了人类常态社会尚处于原始社会发展阶段，这一阶段大约经历了四百多万年的历史时期，而后在劳动实践的基础上，劳动内部的智力因素作用有了初步提高，由此决定劳动内部的主要作用由智力因素作用转为体力因素作用，即智力因素作用只起主导作用不再起主要作用，劳动整体发展水平因此实现了初步的提高，此时社会的发展处于奴隶社会发展阶段。此后又渡过了大约三千年，劳动内部的主导作用即智力因素作用又有了新的提升，使得人类劳动整体能力也有了新的发展，促使主要作用由劳动主体作用转为劳动客体作用，即由体力因素作用转为自然条件作用，这时在劳动内部，土地作为劳动客体的自然条件已经能够发挥最重要的主要作用，社会的发展上升到封建社会发展阶段。再经过大约两千年的发展，劳动内部的主导作用即智力因素作用进一步有了新的提升，劳动整体能力也进一步有了新的提高，这时劳动内部起主要作用的因素转为资产条件作用，由此开启了工业革命后的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社会发展步入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时期，这即是人类常态社会的现时代发展阶段。中国的改革开放正是在这一历史时期开创的旨在推动时代进步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实践，是代表全人类进行的建立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新的社会制度的初步探索。经过这一阶段之后，未来劳动内部的主导作用会出现更高水平的提高，并促使人类劳动在整体上实现智能化的更高水平的发展，而劳动整体中的主要作用将再次回归智力因素作用，即重新实现主导作用与主要作用在劳动内部的合一，社会的发展将由此形成由高度发达的劳动整体支撑的知识经济形态，进而进入消灭了所有变态劳动的人类共产主义社会发展阶段。进入这一社会发展阶段意味着实现了不再存在变态劳动的完善化的人类劳动，即人类常态社会历史结束，并在劳动完全是正态劳动的基础上实现人类不再带有动物性的真正的人的生存延续。在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劳动的基础上消灭一切变态劳动，是走向真正的人类社会的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也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之前的质变过程，因此，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人类劳动的完善化。⑩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之前的社会主义质变过程，是一个人类社会消灭动物性、使劳动实现完善化的实践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将消灭一切变态劳动的存在，这是根据劳动分析法展开的对于劳动内部矛盾历史发展的内在分析所得出的结论。同时这一分析也合乎逻辑地表明，人类劳动的发展决定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劳动的内部矛盾发展推动人类劳动的发展，人类劳动内部主体智力因素的主导作用提升、推动了人类劳动内部的矛盾发展。
由于劳动具有整体性，是作为劳动主体的人和作为劳动客体的自然之间的统一整体，因此，通过运用劳动分析法展开的对于决定人类常态社会历史和未来发展的劳动内部矛盾发展的分析，表明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发展，即社会的发展是由劳动蕴含的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发展决定的。这是当代社会科学对人类和人类历史发展的新的概括性认识。其认识的推进表明：劳动蕴含的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发展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力量，单纯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发展不论是采用暴力斗争的形式还是采用非暴力斗争的形式，都不可能推进社会的发展， 只有劳动内部矛盾发展过程中对劳动整体的发展起主导作用的劳动主体——智力因素作用的不断提升，才能对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发展起到决定性作用。
六、人类劳动的完善化与人类的生存延续
在19世纪以前，自然科学的发展还不足以支撑社会科学的发展以及对未来人类社会做出准确的认识，所以，那时的社会科学理论对于走向未来的人类自身的认识存在明显的缺陷。事实上，19世纪的地球是一个封闭的有限生存空间。在这样的状态下，即使将人类的生产资料完全归于全社会所有，取消生产资料私有制，也不可能让人类美好地生存下去。而且由于生存空间是封闭的，生存条件因而是有限的。在这种有限之中是无法满足人类美好地生存下去的要求的。因此，关于未来社会的理论设想与地球封闭的有限生存空间存在无可争辩的矛盾。直至20世纪末以前，社会科学理论研究者仍然没有认识到走向未来社会的人类需要开放的地球生存空间。所以，19世纪的理论认为，只要通过一定的手段建立起公有制社会，人类便可在地球上享受人人自由美好的生活，不再受剥削，不再受压迫，换言之，19世纪的理论研究没有认识到当时的地球是封闭的，在地球封闭的有限生存空间是无法实现人类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无法实现人类的生存延续需求的，更没有认识到地球的封闭性是可以打破的，人类的生存压力可以在人类奔向无限宇宙空间的过程中得到缓释。在今天我们已经很确定19世纪的地球封闭是既定事实，所以，不管是否意识到当时的地球是一个封闭性的有限的生存空间，仅仅从现实出发也能够明确那时的人类所追求的未来社会的美好生活其实还缺乏一定的现实条件。在这一点上，当时的有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得相对清楚，他们认为不能消灭私有制，人类之间必然会存在你死我活的生存斗争，抛开这些条件约束讨论走向世界大同的美好社会是不现实的。但这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同样没有认识到当时的地球是封闭的，也没有认识到这种封闭性是可以打破的，他们只是从现实出发作出了要维护私有制和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认识。现在，这一问题已经取得了确切的认识。随着20世纪中期自然科学的突破性发展，人类终于打破了地球的封闭性，人造卫星和宇宙飞船上天更代表了人类劳动的能力可以抵达宇宙外层空间，人类生活的地球再也不是一个有限的封闭的生存空间，人类的生存压力为此获得了极大的缓释，人类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也不再是空想，而是可以按照既定的目标努力实现的。所以打破地球有限生存空间的封闭性之后，原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认识彻底破产，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求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社会的理论获得新生。社会科学的理论因此不能再继续保持以前的封闭性认识，而且当前被创新推进后的认识已经更深刻地表明，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定能够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
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得以创新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已经根据人类社会发展的现实，并基于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的时代背景，在理论的创新上明确提出了三个不同于传统理论的观点，阐明了实现共产主义必须经过社会主义质变过程的基本条件：首先是必须依靠自然科学技术的发展打破人类生存的地球封闭性，拓展人类生存通向无限宇宙的空间。其次是推动人类常态劳动发展达到劳动内部的主导作用与主要作用合一的劳动整体发展阶段，逐步地实现由高度发达的工业经济形态向更加高度发达的知识经济形态的转化。再次是切实地开启消灭所有暴力性军事变态劳动和所有寄生性剥削变态劳动的过程，促使人类劳动走向完全的正态化，最终使人类成为真正的人，使社会成为真正的人类社会。其中的第一个基本条件是前提条件，表明共产主义不可能建立在封闭的地球有限生存空间。第二个基本条件是对社会主义质变过程的终极要求，表明社会的发展是由劳动的发展决定的。第三个基本条件是阐明社会主义质变过程的实质内容，即必须在这一过程中去掉人类常态劳动带有的所有动物性，实现劳动的完善化，而不仅是消灭私有制，更重要的是必须消灭战争。事实表明，以前的社会科学理论研究没有认识到在劳动客体的资产条件起着主要作用的工业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不具备消灭剥削的客观性，并且不具备实现共产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即经济基础和劳动主体力量还不具备条件。实现共产主义需要依据劳动的发展，由高度发达的工业经济形态走向更加高度发达的由劳动主体中的智力因素起主要作用的知识经济形态。而且，以前的理论也没有认识到，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即在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前的质变阶段，必须彻底地消灭暴力性的军事变态劳动，终止一切暴力斗争。
并且，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创新性的社会科学理论研究成果更为强调的是必须实现共产主义，认为唯此才能使人类恒久地保持生存延续。纵观人类常态社会历史，只有尚未完善的人，即带有动物性的常态人(存在暴力需求意识以及认可寄生或被寄生的人)。由于劳动的起源带有动物性，所以，自起源至今，人类都是带有一定动物性的人，即都是不完善的人。社会制度是一种常态社会的制度，常态社会的制度是不完善社会的制度，但却是一种可依托常态劳动保持常态人类在常态社会条件下得以生存延续的制度。社会主义是常态人向正态人转化的质变过程，未来的人类必然要求完善自身。而未来完善的人将不会要求盛世大同，而是要求生存延续。2020年以来至今新冠病毒疫情全球猖獗已使许多普通人认识到一个最基本的道理：人类是在自然的允许下生存的。病毒是人类在自然界的天敌，在病毒的威胁下，每一个能够活着的人都是幸运的。是的，人类的生存延续是很不容易的！威胁人类生存的远远不止是病毒！地球表面的温度再高一点或是再低一点，地球上的氧气再多一点或是再少一点，人类都是难以存活的。还有来自宇宙的威胁，等等。所以，生存是第一位的。常态人类因为带有一定的动物性，依靠常态劳动生存实属无奈，否则便难以保持生存延续。但当常态人类走向完善化，成为完善的、完全正态的人类之后，依靠完全的正态劳动生存将不再保留动物的生存方式，而是为了应对更大的生存压力保持自身的生存延续。劳动的发展决定社会的发展，也决定人类的生存。在大自然的允许之下，人类的生存依赖劳动的发展。毫无疑问在未来人类面对的生存压力将更大，人类劳动的发展也因此将更加复杂化。为了人类的生存延续，需要人类合为一体共同奋斗，而能不能做和能不能做好，首先取决于现时代的社会科学研究对于人类和人类历史的认识水平。如果现时代的社会科学研究对于人类和人类历史的认识依然停留在20世纪之前，认识不到常态人类自身带有的动物性，继续强化和推崇暴力斗争，认识不到和平比富裕更重要，生存比美好更重要，不消灭战争，战争就要灭亡人类；认识不到是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发展决定社会的发展，继续强调人与人之间的斗争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依靠暴力斗争解决社会矛盾，以为依靠工业经济高度发达便能建成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必然会使历经新技术革命洗礼且活在已经打破了地球有限生存空间封闭性的21世纪的人民陷入迷惘，无法自觉地有效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无法自觉地积极地做好各个方面的保持人类生存延续的工作，无法自觉地主动地开启人类的常态劳动走向完善化之路。
七、结束语
思想的进步是比物质生活提高更重要的社会进步标志。没有思想的进步便没有社会真正的进步。最重要的思想进步是人类对于自身和自身历史认识的提升。更自觉更客观地认识人类自己和自己的历史是一个映现人类思想进步的最根本性的问题。无论如何，20世纪新技术革命之后网络化智能化的发展已决定了人类对自身和自身历史的认识不能再停留于19世纪之前，也不能停留在19世纪。事实上20世纪自然科学的突破性发展，打破了地球有限生存空间的封闭性和人类思维方式的封闭性，引发了人类的基础自然观的转换，但人类对于自身和自身历史的认识仍需要有新的提升，以不负时代的使命，更为理性地引领社会进步。为此，需要以科学的劳动范畴为研究基点，从人类全部历史的实际出发，与时俱进，审慎地进行深刻的学理性反思，不再仅以阶级社会的历史做出人类社会历史观的概括width=17,height=14,dpi=110，切实地提升人类对自身和自身历史的进一步认识。
人类的常态劳动起源、发展与完善之路决定常态人类和人类常态社会的起源、发展与完善必然是历史自然发展和历史辩证发展相统一的过程。在人类的历史自然发展过程中，由劳动主体——智力因素作用不断提升推动劳动整体不断复杂化发展的逻辑决定了社会的发展轨迹。人类历史的辩证发展过程体现了常态人类由带有一定动物性的生存方式生存于世到不再依靠动物性生存方式的渐进过程和质变过程。这一认识的提升得益于我们认识到历史与现实的人类劳动是带有一定动物性的变态劳动与人性的正态劳动相统一的常态劳动，因而自起源至今的人类是常态的、自起源至今的人类社会也是常态的。在常态社会，不仅要区分善恶，更要认识强者与弱者的不同，而且不能再笼统地不分正态与变态地提所谓起决定作用的物质生产。是人类常态劳动的发展决定人类常态社会的发展，是常态劳动的内部矛盾发展决定人类常态劳动的发展。为了生存，在常态社会发展阶段，需要客观地依靠一定的变态劳动；而为了能够成为完全正态的人，即不再带有动物性的人，以便更好地保持生存的延续，在由常态转向正态的变革过程中，需要在世界范围内将所有的变态劳动全部消灭：即必须消灭自人类社会起源时便存在的动物性的暴力性军事变态劳动，终止一切暴力斗争；必须消灭自奴隶社会时便产生并发展至今的动物性的寄生性剥削变态劳动，终止一切阶级斗争。尤其重要的是，当前需要切实地认识到私有制、阶级、剥削产生的历史进步性和私有制、阶级、剥削发展至今并且还需要继续发展的历史必要性，以及在未来人类终将消灭私有制、阶级、剥削的历史必然性；同时也需要切实地认识没有战争就没有人类的今天，不消灭战争就没有人类的明天；需要切实地认识到实现共产主义必须去掉人类、人类劳动和人类社会的一切动物性。
19世纪的思想家对于人类自身和自身历史认识的开拓是难能可贵的，并已成为现时代社会科学对人类和人类历史进行创新性研究的基本前提条件。历史是不可改变的，社会依然需要发展。新的时代需要新的思想，新的思想需要超越历史的沉积。思想是社会的灵魂，信仰是人类的精神支柱。思想的涣散是社会的悲楚，信仰的失落是人类精神世界的坍塌。某些国家民众原有信仰之所以破灭，更多的并不是来自物质的诱惑，而是思想的困惑。解决思想困惑问题是当代社会经济高度发达之后面对的最重要的现实问题，必须实事求是地对待，竭尽全力地解决，不能视而不见或若无其事，更不能因循守旧自欺欺人。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人类对自身和自身历史认识的提升已经不仅为保持社会的稳定和坚定人类的信仰提供了必要的基础和支撑，更重要的是为保持人类生存延续提供了必要的思想保障，未来必将为人类常态社会的发展带来新的活力和自觉性。这一历史性超越也表明自起源至今，人类是常态发展的，人类社会也是常态发展的，而推动人类和人类社会常态发展的是带有动物性的常态劳动的内部矛盾，这是客观的历史与现实，是人类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所获得的理性自觉认识。而未来的未来，由高度发达的工业经济形态走向更加高度发达的知识经济形态的过程中，依然将缘于常态劳动发展的推动，并且人类将最终去掉自身带有的动物性，结束人类常态社会的历史，实现人类常态劳动向完全正态的人类劳动的转化，即经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质变过程，使人类劳动成为完善化的劳动，使人类成为完善化的人类，使人类社会成为完善化的人类社会，这便是共产主义社会，从而更好地应对外部生存压力，保持人类自身的生存延续。
历经20世纪的世事沧桑进入21世纪的人类，能够更加坚定地确信，在自然的允许下，社会主义是人类的根本出路！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62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31页。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201页。
④ 钱津：《劳动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52页。
⑤ 钱津：《论私有制、阶级、剥削产生的历史进步性》，《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9年第4期。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28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83页。
⑧ 钱津：《知识经济的社会分工变化及其历史作用》，《黑龙江社会科学》2019年第2期。
⑨ 钱津：《人类劳动的起源、转化与完善进路——一个关于社会主义的定义》，《社会科学动态》2019年第4期。
⑩ 钱津：《生存的选择——人类的历史与未来》，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96页。
width=17,height=14,dpi=110 钱津：《当代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需要的基本反思》，《社会科学动态》2017年第1期。
〔中图分类号〕F01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21)04-0082-09
〔作者简介〕钱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836。
(责任编辑：张 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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