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的声誉：国家威望、美国经验与大国竞争
权力的声誉：国家威望、美国经验与大国竞争葛汉文
【内容提要】国家的“威望”是普遍存在且极其重要的一项国际关系事实，对国际体系演进长期发挥重要影响。威望作为“权力（尤其是军事权力）的声誉”，是其他国家对特定国家行使权力之能力和意愿的认知。威望具有“集体性”“关系性”和“相对性”特征。国家间的威望对比状况，也即国际威望等级，是国际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际体系当中，国家间威望的增减具有“零和”效应，对特定国家的生存与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维持国家威望、尤其是通过展示并“适度”运用武力以支撑和验证“优势性威望”，一向是影响美国对外政策制定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尽管出现调整趋势，但美国在当前国际威望体系中的顶级地位，依然为世界多数国家所承认（或被迫承认）。在国际权力分布状况出现较大幅度调整趋势或事实的背景下，中国与美国在国家威望领域的竞争现已贯穿两国关系的各个方面。与国家间物质权力的竞争相比，威望竞争极其复杂并且影响巨大，一直并将继续构成国际体系演进的内生动力。
【关键词】威望 权力 国际体系 美国 大国竞争 中国
“威望”（prestige）一向是影响国家战略决策乃至治国之术（statecraft）的重要要素之一。近现代以来，包括黎塞留、俾斯麦、斯大林、凯南和艾奇逊等在内，历史上诸多国务家在战略决策过程中均极其重视国家威望对于实现本国战略目标发挥的关键性作用。在学术研究领域，以E.H.卡尔、汉斯·摩根索和罗伯特·吉尔平为代表，国际关系与战略学界更是将“威望”视作具有重大战略性意义的概念，认为其对于国家权力增减和国际地位起伏具有突出甚至决定性的影响。自20世纪初以来，美国在国家实力不断攀升同时，提升国家威望亦成为美国大战略制定的主要出发点之一。尤其是在二战结束后，美国在战争中体现出的优势武力，使得其他国家“对美国的实际权力或是美国希望他国相信本国拥有的权力产生了深刻的印象”（汉斯·摩根索语）Hans Morgenthau,Politics among Nations: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New York:Alfred A.Knopf,1948,p.51.，美国的“国际威望等级”（hierarchy of prestige）因此攀升至顶级地位，并为其在之后半个世纪里争取乃至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全球霸权奠定了非物质基础。然而，当进入到21世纪第三个十年后，主要源自于国际权力分布的较大幅度变动，美国的国家威望及其在国际威望等级中的地位亦出现总体调整趋向。在此背景下，为延缓乃至阻止美国权力相对衰落的预期，威望政策已成为美国对外战略的重点之一：当下的美国显然更倾向于向外界展示其权力（尤其是武力）之“可信度”，以期使世界其他国家延续对美国威望优势地位“不可撼动”之认识，以求继续维持其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性地位”。
一、“权力的声誉”：国家威望的战略含义
尽管因其自身的不可捉摸与微妙使之常常受到忽视，但在国际事务中“威望”是普遍存在且极其重要的一项国际关系事实。Robert Gilpin,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p.31.现代国际关系学科的主要开创者E.H.卡尔早就意识到在军事、经济等所谓“物质权力”之外，国际关系领域还存在所谓“观念的权力”（power over opinion），且其由于能够“扩大己方政治的基础”，因而在国家实现政治目标的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并且与国家的军事和经济权力紧密相关。在卡尔那里，获取“观念的权势”主要为通过宣传，贬低敌方进而强化己方政治权势。见E.H.Carr,The Twenty Years’ Crisis,1919–1939: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New York:Harper Torchbooks,1964,pp.132-133。在汉斯·摩根索那里，早自伯罗奔尼撒战争以来，威望作为国家权力的“非物质方面”，便一直是影响国家间关系的基本因素之一。即所谓“威望政策”（Policy of Prestige）。Hans Morgenthau,Politics among Nations: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New York:Alfred A.Knopf,1948,p.51。而作为国际权力斗争的三种主要形式之一，国家“谋求威望”政策更是一个国家“理性的外交政策不可或缺的要素”。其他两种为“维持现状政策”（Policy of the Status Quo）与“帝国主义”（Imperialism）。见Hans J.Morgenthau,Politics among Nations: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New York:Alfred A.Knopf,1948,pp.21-22。与之相类似，当代著名国际关系学者罗伯特·吉尔平将威望视作“权力（尤其是军事权力）的声誉”，是其他国家对特定国家行使权力的能力、实力和意愿的认知。而威望的战略性作用，在于凭借此“该国家就可以实现自己的目标，而无需使用其力量”。Robert Gilpin,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p.31.
尽管并不存在一个足够精确的定义，但国际关系与战略学界对“威望”的理论思考主要有5 方面理解：1．威望是一种“集体的”（collective）的认知。特定时段的国际社会、特别是多数国家在关于国际行为体的何种特征值得被尊敬和被钦佩上，一般均存在较为普遍性的认识；2．威望是一个“关系型”（relational）的概念。一国威望的存在、增长或削弱，均有赖他者（而非该国自身）的看法；3．威望具有“相对的”（relative）含义。在等级化的国际体系中，国家间威望的竞争存在“零和”（zero sum）效应：一国威望的增加，意味着他国威望的下降；4．尽管有细微区别，但威望与“地位”（status）大体同义；5．威望具有战略意义。作为软权力（soft power）的一种，拥有较强威望的国家可以指望其他国家对己方意志“自愿顺从”。Jonathan Mercer,“The Illusion of International Prestige,”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41,No.4,2017,pp.135-136.
学界大多从“人性”角度出发，通过对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的类比，论证威望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作用。早在公元前432年，雅典人在向斯巴达人解释雅典的对外政策时，便强调其所谓追求“安全、名誉和自身利益”等三种动机，“皆不违背人性”，可谓此类逻辑的最早表述。Williamson Murray,MacGregor Knox,and Alvin Bernstein Murray,eds.,The Making of Strategy:Rulers,States,and War,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p.5.摩根索亦认为提升威望是国家获得安全、财富和权力的重要途径，追求威望是国家天然具有的“本能冲动”。Hans Morgenthau,Politics among Nations: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New York:Alfred A.Knopf,1948,pp.50-51.吉尔平则将威望等同于“权威”（authority）在国内政治中的作用，能够确保特定内容的命令或政策为特定人群所遵从；而在国际关系当中，威望则能确保体系中的较小国家服从大国或主导国家的意志。Robert Gilpin,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p.30.
一般认为，威望是若干主客观变量因素综合组成的产物，这包括：国家的特征；多数国际行为体公认的、构成国家威望的价值或原则。Amitai Etzioni,“ International Prestige,Competition and Peaceful Coexistence,”Europe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3,No.1,1962,p.24.国家的威望首先取决于其主要特征，如政治结构的性质、经济、历史、文化、技术及军事实力等。但鉴于此类特征与国家实际权力（特别是物质实力）的紧密关系，很多学者将威望直接称为“权力的声誉”的缘由。Robert Gilpin,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p.31.与此同时，由于威望的反映性和相对性特征，国际体系内多数行为体对“何为威望”及“威望高低”问题的共识同样关键。当然，共识的形成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很可能落后于特定国家真实权力的增长或衰减，这便造成了国家权力与其所处威望等级的“不匹配”现象。Lilach Gilady,The Price of Prestige:Conspicuous Consump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8,p.7.而一国的“真实”特征与在其他国家行为体眼中所建构出的“形象”落差，在历史上时常构成国际关系突变性演化的直接驱动力。
国家争取威望最为直接和有效的方式，是在战争中（尤其是在大战中）取胜。Youngho Kim,“Does Prestige Matter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Area Studies,Vol.11,No.1,2004,p.42.诸多历史案例均证明：战争对于特定国家威望的影响，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甚至远远超过对该国物质权力产生的实际效应。如美国冷战期间在朝鲜、尤其是越南的失败，对其军事与经济打击或许相对有限，但对其全球威望的冲击几乎具有致命效应。而苏联军事干涉阿富汗所受到的挫败，更对其在20世纪70年代美苏关系“缓和”以来国家威望的大幅跃升构成了直接冲击。
在和平时期，国家间威望的竞争亦是其互动的一般性模式。Robert Gilpin,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p.31.通过军事演练、战争动员甚至较低规模使用武力等方式向其他国家展示自身武力的优势地位，是提升本国威望的有效方式。1946年，美国邀请外国观察员观看其在太平洋进行的两次核武器试验，目的便在于向外界展示其武力优势地位不可撼动。Hans Morgenthau,Politics among Nations: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New York:Alfred A.Knopf,1948,p.54.而上世纪60年代中后期苏联大力发展红海军的基本动机之一，也在于在同美国的“和平竞赛”中提升国家的威望。苏联海军在进行外交活动时，不仅“有助于苏联同一系列发展中的主权国家的国际联系”，更为重要的是，可以为“巩固苏联的国际威信做出贡献”。苏联前海军司令、苏联时期最著名的军事战略家之一谢·格·戈尔什科夫语，见[苏]谢·格·戈尔什科夫著：《国家的海上威力》济司译，北京：三联书店1977年版，第411—412 页。
国家寻求获得威望之目的，旨在和平时期不实际使用权力（尤其是不直接使用或较低限度使用武力）情况下以达成自身战略企图。但威望并不等同于虚张声势。“虚张声势”的国家，其真实权力状况迟早能够被其他国家所认知，进而影响到其国家威望出现报复性下跌。与此同时，一个国家的威望如果长期低于其真实实力，或在较短时期内明显下降（如在关键问题或领域不断向其他国家屈服或做出重大让步），会导致国际体系中的其他成员对该国家的实力及其使用实力的意志形成明显置疑甚至提出直接挑战。因此对国家而言，过高或过低的威望均是一种“可怕的创伤”。此段为吉尔平引用Ralph Hawtrey 的话，见Ralph Hawtrey,Economic Aspects of Sovereignty,London:Longmans,1952,pp.44-65。
国家的威望主要来自于其他国际行为体的反映与评价。鉴于国家存在于一个由主权国家构成的国际体系之中，因此威望与国际体系存在紧密联系。吉尔平便指出，在本质由“无政府状态”支配、但同时亦具有等级化特征的国际体系中，除国家间“权力的分布”外，国家威望之间的“差异”及其表象（即“威望等级”）亦是决定国际体系结构的一个重要因素。Robert Gilpin,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pp.29-30.尤其是在霸权国际体系当中，霸权国家的物质权力在上一场主要战争中得到了有效验证并被充分认识，因此该国通常在体系中占据威望优势地位，足以确保它在不实际使用武力的情况下将其意志强加于其他国家，或以较低的武力成本实现价值更高的目标。当然，为了在不实际发生战争情况下持续自身的优势威望，通过演练、封锁、干涉等方式使其他国家认识到自身的优势物质权力，便成为霸权国家对外行为的日常。在“弥罗斯人的辩论”中，雅典人的讲话极为鲜明地体现出这种倾向：“你们（弥罗斯）对我们（雅典）的敌视对我们的损害少，而我们对你们友好对我们的损害多；因为同你们友好，在我们属民的眼中认为是（雅典）软弱的象征，而你们的仇恨则是我们力量的表现”。见[古希腊]修昔底德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风译，北京：商务出版社1960年版，第467 页。
在国际体系当中，业已形成的威望等级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是现存国家间权力分布状况的反映或投影，但国际社会对特定国家威望的认知一般均落后于该国实际权力的变化。结果就导致国际权力分布的变动往往不能在国际威望等级中得到及时反映，而这种不匹配往往会导致国际体系出现动荡乃至引发较大规模的武装冲突。Robert Gilpin,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p.33.尤其是在霸权国际体系中，威望的竞争是崛起国家同霸权国家最主要的互动模式：崛起国家致力于提升自身在国际威望等级中的地位，以求使之符合国际权力分布的当前实际；而霸权国家出于维持其优势威望目的，不断试图压制崛起国家威望的增长。此类竞争发展至极致，或许导致双方均有意愿使用权力（特别是武力）以求验证实际本国的威望。就此意义而言，国家间的威望竞争是国际体系中战争爆发的重要来源之一，甚至也是推动国际体系出现变革的基本动力。Ibid.,p.33.
二、威望与霸权：美国的政策实践及其战略效应
长期以来，寻求提升国家威望便是影响美国对外政策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尤其是二战结束后，美国在战争中所展示出的雄厚军事实力急剧提升了其国家威望，并为美国实现在国际威望体系中的顶级地位提供了现实证据。而随着冷战的爆发，维持其国家威望、尤其是通过展示并“适度”运用武力以支撑和验证其“优势性威望”，以较小代价实现更高价值的目标，便成为冷战时期美国对外政策的重要考虑之一。
朝鲜战争便是典型的案例。在美国的战略决策过程中，无论是决定大规模武装介入以及最终实现停火停战，有关巩固、提升至少是维持美国威望的考虑一直发挥重要作用。早在1947年美国政府的一份报告便承认美国在朝鲜半岛驻留军事力量“并不具有多少军事利益”；Youngho Kim,“Does Prestige Matter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Area Studies,Vol.11,No.1,2004,p.46.1949年驻日美军司令和“联合国军”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关于构筑一条从菲律宾到琉球、日本到阿留申的“太平洋战略防线”的讲话亦有意未提及朝鲜；1950年美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在定义美国在亚洲的“防御圈”时，同样未将朝鲜纳入其中；Michael Green,By More than Providence:Grand Strategy and American Power in the Asia Pacific since 1783,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7,p.274.但在美国决策层中，有关美国撤出驻军、放弃朝鲜半岛会导致苏联影响增长，进而“对美国的威望与影响构成严重挫败”的看法一向占据重要地位。Michael Green,By More than Providence:Grand Strategy and American Power in the Asia Pacific since 1783,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7,p.267.尤其是1950年6月战争爆发后，威望同样是美国决定大规模军事介入的重要考虑因素。时任国务院政策计划主任的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认为，“放任朝鲜被纳入苏联的卫星国将对美国的威望构成严重的破坏”。国务卿艾奇逊亦主张，美国必须介入战争以挫败斯大林的企图，而“让步将对美国的权力和威望构成严重的损害”。Youngho Kim,“Does Prestige Matter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Area Studies,Vol.11,No.1,2004,p.48.即使在战局严重不利的情况下，美国亦从威望的角度出发评估停战乃至从朝鲜撤出军事力量的可能性。总统杜鲁门坚持认为，美国主动从朝鲜撤出不仅损害其威望，同时亦“极度助长‘共产主义中国’的政治与军事威望，进而对‘非共产主义亚洲’的‘抵抗’均产生损害”。Youngho Kim,“Does Prestige Matter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Area Studies,Vol.11,No.1,2004,p.51.
“维持威望”更是美国越南政策制定和实施极其重要的考虑因素。尽管1966年乔治·凯南在美国会作证时便承认：“即使南越被越共完全控制，……构成的威胁也不值得我们（美国）进行直接军事干涉。”Michael Green,By More than Providence:Grand Strategy and American Power in the Asia Pacific since 1783,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7,p.313.但主要出于维护威望考虑，美国还是决定将全力确保南越政权。时任总统林登·约翰逊（Lyndon B.Johnson）认为，维持一个“自由和独立的越南”不仅关乎美国的国家利益，更直接影响美国的威望。他曾在多个场合宣称：“我决不会当一名坐视东南亚走上中国道路的美国总统。”Michael Green,By More than Providence:Grand Strategy and American Power in the Asia Pacific since 1783,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7,p.313.而通过对南越的直接军事干涉以显示其压倒性军事实力和干涉意志，证明自身不是“一只纸老虎”（a paper tiger）Yuen Foong Khong,“Power as prestige in world politics,”International Affairs,Vol.95,No.1,2019,p.133.，巩固对苏联阵营的威望优势，被广泛认为有助于美国在欧洲等冷战关键地域不需运用武力即可达成自身战略目标。即使在美国战略投入花费高昂、伤害人数持续激增、战局依旧不利的局面下，致力于从越南撤军的亨利·基辛格依旧强调：“虽然‘可信度’（credibility）和‘威望’两个字眼现已饱受嘲弄，但它们却并非是空洞的词汇；否则其他国家将不会调整自身行动以配合美国。”Michael Green,By More than Providence:Grand Strategy and American Power in the Asia Pacific since 1783,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7,p.329.摩根索等诸多学者也批评“美国政府过于担心暂时的挫败对国家威望造成的损失，却忽视了事态延续和升级对美国威望造成的更为严重的损害。”Michael Green,By More than Providence:Grand Strategy and American Power in the Asia Pacific since 1783,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7,p.313.
苏联解体及冷战结束后，美国在国际权力对比中的“一超独强”成为后冷战时代国际体系的主要特征，其时美国的决策者显然也将构建和巩固一个为其所主导的国际霸权体系（即所谓“新世界秩序”）作为当时乃至未来较长时间的国家战略目标。President George Bush,“Toward a New World Order,”Gearóid Ó Tuathail,Simon Dalby,and Paul Routledge,eds.,The Geopolitics Reader,London:Routledge,1998,p.131.在此过程中，通过威胁运用或较小规模运用武力，以显示和验证美国的超强权力（特别是军事权力），进而巩固其在国际威望等级中的顶尖地位，亦是冷战后美国的主要政策考虑之一。为达到此目标，拥有世界历史上最为庞大和全球性军事力量的美国，显然较冷战后期更敢于展示武力或发起武力干涉。Matthew Carr,Sherman’s Ghosts:Soldiers,Civilians,and the American Way of War,New York & London:The New Press,2015,p.224.尤其是在克林顿政府时期，甚至仅在1993—1995年间，美国便进行了不少于25 次的海外军事干涉；乔治·布什任内为14 次；而在里根两个任期内不过17 次。Harvey Sicherman,“The Revenge of Geopolitics,”Orbis,Vol.41,No.1,1997,p.7.尽管存在摩加迪沙的挫败，但随着2001年美军攻陷喀布尔及2003年席卷伊拉克，美国在后冷战时代极其频繁的武力运用及其“辉煌”战果，不仅对美国的现实或潜在“敌手”形成了“有效”威慑，同时也对其他国际行为体在诸多国际事务中主动或被迫“跟随”美国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但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之后，国际观察家一般均承认：与冷战刚结束时相比，美国国家实力正处于缓慢衰落当中。Jacob Shively,Hope,Change,Pragmatism:Analyzing Obama's Grand Strategy,New York:Macmillan,2016,p.5.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事的延绵连同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使得美国在经济上忍受大萧条，在军事上被迫应对过度扩张，其国际权力体系中的地位正从冷战结束之时的高峰时期滑落。Michael Clarke,and Anthony Ricketts,“US Grand Strategy and National Security:The Dilemmas of Primacy,Decline and Denial,”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71,No.5,pp.479-480.然而，与“硬实力”绝对优势面临的侵蚀相比，美国的国家威望及其在国际威望等级中的地位的下降趋势并非如此明显。尽管在奥巴马任内，美国通过运用武力以验证其全球威望的作法已经被实质性放弃，但美国依然通过包括无人机和特种部队行动等方式，以有限度的、目标性强和精确的军事打击，以显示美国的先进军事技术和武力运用的“可信度”和绝对实力优势，以期继续维持其全球“首要地位”。见葛汉文：《超越战术：无人机打击的战略运用、效应及其悖论》，载《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20年第3 期，第120 页。与此同时，奥巴马政府将加大与盟国合作、利用中间人作为战略原则，鼓励盟国和地区伙伴国在国际事务，尤其是热点问题中发挥作用，以适应全球权力体系的大变迁，即所谓“通过外交、施压和武力以塑造世界”Jacob Shively,Hope,Change,Pragmatism:Analyzing Obama's Grand Strategy,New York:Macmillan,2016,p.6.。尤其是在所谓“重返亚洲”（“亚太再平衡”）战略指引下，美国通过“有选择地展示武力”（如在南海展开的“航行自由行动”）和“有活力的外交”（如构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等双重手段，以继续显示美国的权力优势，抵消新兴国家（中国）权力与威望的同步增长，延续美国在国际威望体系中的相对优越地位。
特朗普就任总统以来，美国虽然面临自身军事与经济实力的相对下降，但其在当今国际威望体系中的主导性地位依旧牢固。例如，特朗普政府就任之初，就以“美国优先”为原则，要求盟国增加承担驻海外美军费用的比例（甚至全额承担），否则便以重新考虑美国的安全承诺相威胁,葛汉文：《特朗普时代美国的同盟政策及同盟体系》，载《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9年第1 期，第7—10 页。结果迫使大多数北约盟国同意将国防开支提升至本国国内生产总值（GDP）2%的目标； 经贸方面，美国以单方面提升关税为威胁，要求几乎与所有的主要经贸伙伴重新谈判贸易关系。在美国的强压下，加拿大、墨西哥、中国、欧盟、韩国、日本等美国的几乎所有主要经济伙伴，均被迫与美国展开经贸谈判，并或多或少满足了美国的单方面要求。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尽管大体延续奥巴马政府从阿富汗、伊拉克等“安全泥潭”脱身并审慎对待大规模军事介入（尤其是地面部队介入）政策，但自2017年以来，美国在全球关键性地缘政治地域（如朝鲜半岛、南海、波罗的海和中东）更为激进地展示并威胁使用武力，以求维系美国对全球安全事务“不容撼动的主导性影响”，并部分实现了战略企图。
拜登就任美国总统后，在既定领域内大体延续了特朗普政府的政策思路。2021年初以来，美国联合其盟国或地区伙伴国，在波罗的海、黑海、东海、南海、台湾海峡等地域以极高密度频繁展开军事演训活动，以期向战略竞争对手展示其优势武力与优势威望。因此，尽管美国在国际权力对比中的相对衰落已经成为国际政治事实，而上届特朗普政府的对外政策更将美国的世界形象“成功推至历史最低点”Stephen M.Walt,“How to Ruin a Superpower,”Foreign Policy,Jul.23,2020,https://foreignpolicy.com/2020/07/23/how-to-ruin-a-superpower/.， 但就当下而言，美国仅凭外交施压和军力展示的方式，便在不实际使用权力（尤其是武力）的情况下，能够大体实现一系列国家的政策目标，体现出美国在当前国际威望等级中的顶级地位实际上仍被世界多数国家所承认（或被迫承认）。
三、表象还是实质？中美战略博弈中的威望竞争
作为“权力的声誉”，国家权力的增减和国际权力对比的变化，必然对特定国家威望乃至国际威望等级产生根本性影响。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新兴国家发展速度的加快，当前世界主要国家之间的威望对比亦随之出现缓慢但同时亦是坚定的转移趋势。尤其是当步入21世纪第三个十年之际，在和平发展效应的不断累积下，中国作为新兴国家的代表，其国家实力的巨幅增长显然已经得了国际社会、尤其是亚太国家的普遍承认：中国的国家实力被认为已远超日本、印度、俄罗斯等亚太地区主要国家。在多数关键性指标整体接近美国的情况下，中国甚至被认为已经成为几乎同美国地位相当的“超级大国”。根据澳大利亚罗伊国际政策研究所发布的2018年“亚洲实力指数”（Asia Power Index）显示，根据经济资源（20%）、军事能力（20%）、弹性（7.5%）、发展趋势（7.5%）、外交影响（10%）、经济关系（15%）、防务网络（10%）和文化影响（10%）等8 项主要指标，亚洲权力排名前10 位的国家分别为：美国（85.0）、中国（75.5）、日本（42.1）、印度（41.5）以及俄罗斯（33.3）。Yuen Foong Khong,“Power as prestige in world politics,”International Affairs,Vol.95,No.1,2019,p.127.在该研究所2019年发布的“亚洲实力指数”（Asia Power Index）中，美国权势仍居位亚洲第一（84.5），中国为75.9，接下来为日本（42.5）、印度（41.0）和俄罗斯（35.4）。较2018年指数，中国在国家总体实力保持上升态势同时，尤其是在对外经济关系、外交影响、经济资源等领域中均已上升至首位。Lowy Institute,“Asia Power Index,”https://power.lowyinstitute.org/。不少国际观察家承认，至少在亚太地区，西方约5 个世纪的主宰局面已临近终结。Christopher Layne,“The US–Chinese power shift and the end of Pax Americana,”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94,No.1,2018,p.90.而当下亚太地区的整体地缘政治形势，“……中国已经取代日本成为亚洲均势的核心角色”。Stephen Kotkin,“Realist World:the Players Change,but the Game Remains,”Foreign Affairs,Vol.97,No.4,2018,pp.12–13.
在国际权力对比、尤其是亚太地区主要国家间权力对比发生重大战略性变动的背景下，以美国在2017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无理指责中国“挑战美国的实力、影响和利益”，断言“美国对华接触战略是错误的”、宣称“将重视竞争与博弈以迎接挑战”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17),Washington,DC:The White House,2017,pp.2-3,p.28.为标志和开端，当下美国显然已将中国列为全球范围内主要甚至头号战略敌手（strategic rival）。自特朗普政府开始，美国在过去4年多时间内，在经贸、安全、科技、人文交流、人权、台湾、新疆、疫情等议题上，以“全政府领域”态势，系统、全面地对华进行战略施压，中美两国已经进入到一个较长时期的全面战略博弈阶段。
围绕国家威望的较量，美国对华强化战略博弈也是重要战略出发点和主要竞争领域之一。相当一部分美国政治、知识精英均认为中国“希望进一步扩张国家威望”，“致力于提升在国际威望等级中地位”，并将此视作中国近年来对外政策行为的根源，借此为美国的对华政策巨幅调整辩护。而美国近年来在诸多领域和问题中不断“加罪”（stigmatize）而非“接纳”（accommodate）中国的事实表明，美国实际上是断然拒绝并严格防范中国进一步扩大国家威望，进而提升在国际威望等级中地位的任何可能。Yuen Foong Khong,“Power as prestige in world politics,”International Affairs,Vol.95,No.1,2019,p.121.正是在此类想象、假定、论说引导下，威望竞争已经成为当下乃至未来较长时期内中美两国关系的常态，其结果必然会对冷战结束后延续至今的国际威望等级乃至国际体系产生实质性影响。
中美两国的威望竞争被认为几乎出现于两国关系的各个领域。尤其是在军事安全领域，相当数量的美国学者认为，中国在南海的岛礁建设，使得中国在该极其关键性的海上战略要道上已逐步占据了压倒性优势。此间中国向地区其他国家展示出的强大军事、经济、工程能力及坚定的战略信心，使其国家威望在短期内得到大幅提升。与之相比，尽管奥巴马政府不断努力试图在该问题上做出“有效”回应，但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政策应对“总体上是失败的”。奥巴马政府在中国岛礁建设之初（2013年8月到2015年5月）反应迟缓甚至坐视不理，后期（2015年到2016年底）则举止失措以至收效甚微。Donald K.Emmerson,“South China Sea:US Bargaining Chip or Key Interest?”Jun.1,2017,https://yaleglobal.yale.edu/content/south-china-sea-us-bargaining-chip-or-keyinterest.至少在南海问题上美国在同中国的威望竞争中实质上已经败北。而自2015年10月以来，美国不断派遣主战舰艇穿越中国西沙领海及南沙岛礁濒临水域、军机飞越中国在建岛礁上空、以及在相关海域极其频繁地进行单方或联合军事演训活动，其真实目的之一，正在于向中国及地区其他国家展示美国对地区安全事务的“主导性能力”，以求“缓解”乃至“抵消”中国南海岛礁建设和军事现代化发展所导致的国家威望显著提升的趋势。
中国政府2013年以来提出并推动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也被美国视为是中美威望竞争的重要组成领域。尽管“一带一路”倡议主要致力于推动国家间的互联、互通、互惠与经济合作，中国政府亦反复表示“‘一带一路’倡议是开放的产物，而非地缘政治的工具”《王毅：一带一路不是地缘政治工具，不能用冷战思维看待》，中国日报网,2015年3月8日，http://www.chinadaily.com.cn/hqcj/xfly/2015-03-08/content_13337177.html。，但西方很多学者仍将之视为中国在新世纪里的大战略设计，甚至是变更全球秩序的两大关键手段之一，借此实现国家权力与威望的双重提升。Angela Stanzel,“Grand Designs:Does China Have a ‘Grnad Strategy’?”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Oct.9，2017,https://ecfr.eu/archive/page/-/ECFR_234_-_China_Analysis_Grand_strategy_2.pdf.美国政府在其正式的官方文件中便将之称为是中国“扩大其国家主导的经济模式的势力范围，并以对它有利的方式改写地区秩序”的尝试。The White House,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17),Washington,DC:The White House,2017,p.25.为此，自特朗普政府时期开始，美国便利用外交强制手段，频繁胁迫“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退出和抵制与中国达成的经济、交通和科技合作安排，以阻止中国在既定区域内国家威望的继续提升。最新的案例如美国参议院《2021 战略竞争法案》前所未有地规定，美国必须在四国机制、东盟、G7 及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以及“印太”、东南亚、非洲、中东及北极等异常广宽的地域内强化与中国的竞争，以“反制中国在世界范围内扩张影响力”。S.1169 -Strategic Competition Act of 2021,117th Congress (2021-2022),Apr.15,2021,https://www.congress.gov/bill/117th-congress/senate-bill/1169/text?q=%7B%22search%22%3A%5B%22Strategic+Competition+Act+of+2021%22%5D%7D&r=1&s=3.
甚至在公共卫生等以往被理解为“低级政治”领域，中美两国的不同应对事实上也存在有威望竞争的意味。在应对2020年初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与中国卓有成效的防控及其体现出的制度、经济和社会优势相比，美国的应对乏力、治理体制“失灵”，不仅对其社会基础和经济实力造成冲击，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其在全球权力结构中的优势地位，并对其在国际威望体系中的优势地位构成严重冲击。由于特朗普政府在应对疫情中的无能和失职，“美国的实力、智慧或有效行动的能力现在饱受置疑”。而“国家威望作为美国全球地位的三大支柱之一，已经彻底崩解并且难以修复”。Stephen M.Walt,“The Death of American Competence,”Apr.3,2020,https://www.21cir.com/2020/04/foreign-policy-the-death-of-american-competence/.
国际威望体系之形成与变动，源自于国际体系内主要大国之间相对威望状态的变化。因此，与权力和安全竞争类似，大国间的威望竞争亦存在“零和”效应：特定国家在国际体系中威望的增长，主要建立在其他国家威望损失的基础上；该国在国际威望体系中地位的上升，结果必然导致其他国家相对威望地位的下降。尤其是在霸权国际体系中，霸权国家在国际威望等级中的绝对优势地位，使其可以在不运用武力（或较低限度运用武力）情况下要求体系内其他成员满足己方意志，因而实质上构成了霸权国家主导国际体系的重要基础。而霸权国际体系内威望竞争的激化，及由此引发的国际威望体系的变动，必然对现行霸权国际体系是否得以延续构成直接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由于事关两国在国际威望体系进而在全球权势体系中的相对地位，美国近年来极力阻止“中国威望提升”之举，事实上已经触及到国家间战略竞争的实质。
与国家间物质权力竞争（如军备竞赛、经济竞争等）相比，威望竞争更为复杂。与存在具体指数的军备建设与经济增长不同，威望的“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e）本质，使其尽管与国家真实物质权力（以军事和经济为主要方面）密切相关，但亦具有突出的反映（特别是群体性反映）意义。因此，特定国家在力求推行威望政策时，很难对本国威望的现状及其在国际威望体系中的地位进行精确的指标化分析，对本国威望政策的战略效应则更难以进行准确的把握。在这方面面临的突出问题包括：1.决策者如何评估本国的威望？2.如何评估他国的威望？3.怎样衡量本国与他国（主要对手）间的威望差距？4.如何评估决策者采取的提升本国威望、削弱他国威望政策的效果？
不仅如此，考虑到国家在和平时期获取威望的途径，主要在于通过以武力为核心的国家权力的展示和低限度运用，因此国家间威望的竞争（特别是主要大国间威望的竞争），不仅将直接刺激涉及特定国家采取更为激进的对外政策，加剧大规模军备竞赛出现的可能，并将严重提升竞争双方出现军事摩擦乃至误判的机率。就此意义而言，与军事安全领域、经济领域与意识形态领域的竞争相比，国家间威望的竞争同样甚至更加危险。尤其是在国际权力对比出现较大规模变动的情势下，大国在威望等级领域的竞争，亦有引发彼此爆发武装冲突的可能。Amital Etzioni,“International Prestige,Competition and Peaceful Coexistence,”Europe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3,No.1,p.21.尤其是近年来美国在中国周边热点安全问题上异常激进的军事介入与武力展示，尽管主要以提升本国威望、打击对手威望为目的，但亦严重激化了地区紧张气氛与安全风险，显著抬升了特定国家通过武力方式验证本国实际权力、从而捍卫本国威望的可能性。
结论
西文“威望”一词原型为拉丁语“Praestigiae”，意为“杂耍者的小把戏”。随着历史发展，“威望”一词中的“积极色彩”逐步增多，语义最终演化为“由早先的特质、成就、关系特别是成功所引发的声誉”。Youngho Kim,“Does Prestige Matter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Area Studies,Vol.11,No.1,2004,p.41.艾奇逊就曾将威望相当形象地定义为“权力的投影”。Youngho Kim,“Does Prestige Matter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Area Studies,Vol.11,No.1,2004,p.40.然而，该词早先具有的“欺诈”或“幻象”含义依然为世人所记忆，依旧构成了世人对“威望”本生理解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际事务中，虽然威望对于国家所具有战略性或内在价值已取得了较为广泛的共识，但由于威望概念及实践本身亦存在诸多难以精确界定之处，尤其是国家寻求威望政策之功用，长期以来均为不少国际关系和战略学者所置疑。
在国际政治中，决策者和民众在涉及评估本国及他国威望时，往往均倾向于将自身有关“荣誉”或“耻辱”的感受作为衡量本国威望的标尺；同时存在一个普遍的现象，即本国往往倾向于夸大自身的威望而贬低他国的威望，因此，对特定国家威望的现状、国际对比及演进趋势进行尽量贴近“现实”的估算难度极大。Jonathan Mercer,“The Illusion of International Prestige,”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41,No.4,2017,pp.134-135.基于以上原因，不少学者指出，国家威望因其主要为认知或感觉所主导，因此无法以理性框架、成本/收益方法进行准确的评定和测算，威望更多地体现为一个间接推断的问题。正是基于以上原因，一些学者甚至提出：“国家的威望”过去是、并且未来仍将是一个“幻象”或“错觉”而已。
尽管存在诸多反例，然而仍应当看到，以提升国家威望为目标的政策实践，依然将构成世界历史演进中一种现实存在且影响重大的国际关系事实。尤其是在国际权力分布状况出现较大幅度调整趋势或事实背景下，由于国家威望、尤其是国家在国际威望体系中的地位天然存在的滞后性特质，因此特定国家试图维持国家威望以掩盖权力相对下降事实、或者另一些国家力求较为快速地提升威望以求尽快使之符合权力结构变动实际的努力，不仅不会消弭，甚至依旧构成国际体系演进的内生动力。在当前国际权力对比出现较大程度变动情况下，必然警惕这样一种可能性的存在，即当其时国际体系中的主导性国家自认为其威望的下降趋势已经无法通过展示力量得以挽救时，通过制造冲突甚至战争以求“验证”自身的优势实力，很可能成为此类国家可能的政策选项之一。而其后果则势必对国际关系的总体演进构成战略意义上的冲击，同时也势必加速国际体系较大幅度甚至革命性调整的到来。
【作者简介】葛汉文，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241(2021)04-0066-18
【收稿日期：2021-03-16】
【修回日期：2021-05-09】
( 责任编辑：林浩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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