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一带一路”文化共同体的基础条件与现实路径
构建“一带一路”文化共同体的基础条件与现实路径李 丹
[摘要] “一带一路”既是一条经济开放合作、互惠互利之路，也是一条文明交流融合、互学互鉴之路。构建“一带一路”文化共同体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内容，既有客观的物质基础、深远的历史传承，也有厚重的人文底蕴、现实的外交优势。在“一带一路”共建实践中，加强语言互通是前提，拓展人文交流是纽带，培育文化共性是支点，增进文明互鉴是关键。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共商共建共享进程中，坚持以义为利，以文化人，不断推动民心相通，文化共同体建设终能结出硕果。
[关键词] “一带一路”；文化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交流合作
“一带一路”是促进和平发展、实现共同繁荣的合作共赢之路，是增进理解信任、加强人文交流的和平友谊之路。作为古丝绸之路的延续、继承和发展，“一带一路”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传承着“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绸精神，充分体现了“一带一路”建设的文化内涵，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了文化滋养，为文化共同体构建创造了现实条件。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文化的位置在哪里？文化扮演着什么角色？发挥着什么作用？“一带一路”是文明之路，它承载着丝路文化传统，传递着共同人文精神，“一带一路”建设是文化建设；“一带一路”建设要靠文化建设，文化是纽带，是桥梁，是连接沿线国家历史记忆和民众现实情感的内在黏合剂；“一带一路”建设的成效要靠文化来检验，民心相通是试金石，人文联通是最高层次的互联互通，“一带一路”最终赢在文化认同和文明共享；“一带一路”建设的目标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体需要共同利益的基石、共同责任的支撑，更需要共同文化的凝结。因此，文化既是基础、条件，也是保障、归宿。如果说经济活动决定“一带一路”建设的速度规模，那么文化作为则决定“一带一路”建设能否行稳致远。“一带一路”共建在一定程度上是文化共建，或者说要通过文化共建、借助文化共建来实现。共建的结果则意味着某种共同文化乃至文化共同体的生成。
本文针对“一带一路”文化共同体何以可能、如何构建问题进行探讨，以抛砖引玉，将如何发挥文化在“一带一路”合作共建中的作用这一论题引向深入。
一、“文化共同体”问题的提出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文化界定为是“由一个社会或社会集团的精神、物质、理智和感情等方面显著特点所构成的综合的整体，它不仅包括艺术和文学，也包括生活方式、人类的基本权利、价值体系、传统和信仰”，并认为文化之间比任何时候联系更为紧密，各国应同心协力，建设一个以文化间的沟通、信息交流和相互理解为时尚的世界。(1)《政府间文化政策促进发展会议最后报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网站，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113935_chi。
关于文化的概念通常可追溯到《易经》：“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句话将人文与天文相对，天文是指天道自然，人文是指社会人伦，“化成天下”的过程和结果则是文化。文化之义极为复杂，古今中外有近千种解释，有学者曾这样归总：文化是指人的生存、生活方式及其所追求的价值，表现于人们实际“所思、所言、所为”之中。放在实践意义上使用时，“文化”“人文”“文明”三词串用、连用、混用的情况十分常见。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这样表述：“加强中外人文交流，以我为主、兼收并蓄。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2)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人民日报》，2017-10-28。习近平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讲话中将“文化文明”连用：“应对共同挑战、迈向美好未来，既需要经济科技力量，也需要文化文明力量。”(3) 习近平：《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载《人民日报》，2019-05-16。演讲中“人文交流”“文化交流互鉴”“文化交往”“文明交流互鉴”“文明对话”等“花式搭配”体现了“文化”“人文”“文明”之间的内在关联。鉴于此，本文在论述“文化共同体”时，交替使用了这些词汇，在某种程度上还与“人文共同体”互用。
文化理念像一条红线醒目贯穿于“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和共建的整个过程。2013年9月，习近平访问哈萨克斯坦时指出：“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搞好上述领域合作，必须得到各国人民支持，必须加强人民友好往来，增进相互了解和传统友谊，为开展区域合作奠定坚实民意基础和社会基础。”(4)习近平：《弘扬人民友谊 共创美好未来——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的演讲》，载《人民日报》，2013-09-08。
2014年5月，习近平在中国国际友好大会上讲述了中国在古代丝绸之路上同沿途人民友好交流的故事：“2100多年前，中国人就开通了丝绸之路，推动东西方平等开展文明交流，留下了互利合作的足迹，沿路各国人民均受益匪浅。600多年前，中国的郑和率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船队7次远航太平洋和西印度洋，到访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没有占领一寸土地，播撒了和平友谊的种子，留下的是同沿途人民友好交往和文明传播的佳话。”(5)习近平：《在中国国际友好大会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60周年纪念活动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4-05-16。2014年9月，在纪念孔子诞辰2 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习近平再次如数家珍列出了丝路上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案例。“在长期演化过程中，中华文明从与其他文明的交流中获得了丰富营养，也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丝绸之路的开辟，遣隋遣唐使大批来华，法显、玄奘西行取经，郑和七下远洋，等等，都是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生动事例。”(6)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4-09-25。2017年5月，在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桌峰会上，习近平重申“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国际合作的重要内容。我们要深入开展人文领域交流合作，让合作更加包容，让合作基础更加坚实，让广大民众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主力军和受益者。”(7)习近平：《开辟合作新起点 谋求发展新动力——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桌峰会上的开幕辞》，载《人民日报》，2017-05-16。2019年4月，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桌峰会通过的《联合公报》写明：“互联互通让不同国家、人民和社会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我们相信‘一带一路’合作有利于促进各国人民以及不同文化和文明间的对话交流、互学互鉴。”(8) 《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桌峰会联合公报》，载《人民日报》，2019-04-28。2020年11月，习近平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上将“构建人文共同体”与构建卫生健康共同体、安全共同体、发展共同体相提并论，把促进文明互学互鉴、增进各国睦邻友好、夯实民意基础提升到构建人文共同体的高度。(9) 习近平：《弘扬“上海精神” 深化团结协作 构建更加紧密的命运共同体——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20-11-11。
近年来，学术界围绕着“一带一路”民心相通、人文交流、文化合作、文明互鉴等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论述与研究，已有学者提出“一带一路”文化共同体的命题，并对其内涵、要素进行了界定，认为“一带一路”文化共同体由共同的历史记忆、文化生活和文化精神构成，是指“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以古代丝绸之路记忆为基础，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形成的以丝路精神为核心的文化有机体。(10) 徐琴、孙绍勇：《“一带一路”文化共同体的生成逻辑探析》，载《广西社会科学》，2019(11)。有的学者将构建文化共同体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一带一路”的前提条件，“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应是人类文化共同体。‘一带一路’本来就是一条文化‘带’，一条文化‘路’。只有实现文化上的互知、互通、互信、互补、互融，即构建文化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才能真正落到实处。”(11) 谭文富：《构建“一带一路”文化共同体》，载《理论观察》，2018(6)。有的学者论证，文化建设是手段，文化共同体是目标，“通过文化软实力项目的投入与建设，争取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家建成命运共同体、安全共同体、利益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和价值共同体”(12) 李希光：《一带一路文化建设与丝绸之路文化复兴》，载《当代传播》，2015(6)。。有的学者指出，通过文明对话、文化合作，可以找到不同文明的共同出发点与共同理想。中华文明具有支撑这种深度文明对话的品质，今天提出的“一带一路”用和平友善的手段，用合作沟通的方式，建立人类文化的桥梁，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更佳途径与方法。(13) 成中英：《文明对话、文化合作与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哲学反思》，载《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5)。这种共同理想其实就是文化或文明共同体。有的学者指出超越冲突、包容多样文化的共同价值是人类共同价值的基础，蕴含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丝路精神是对其的完美诠释。这种共同价值承载了人类对历史的共同思考，构成人类共同价值的思想基础。(14) 秦宣、刘鑫鑫：《共同价值：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基础》，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7(4)。可见“一带一路”文化共通性对价值共同性的影响。有的专家聚焦“对话式文明”，认为“新型全球化正在以‘一带一路’为平台，在全球范围内全方位推动文明间的深度交流互鉴，构建世界范围内对话机制和对话式文明，锻造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本体的新型世界秩序”(15) 贾文山、江灏锋、赵立敏：《跨文明交流、对话式文明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7(5)。。在由文明锻造出的新秩序中，文化共同体是其中的应有之义。
“一带一路”人文交流、文化纽带、文明对话等问题同样是国外文献的关注对象。有的学者指出，“一带一路”绝非仅仅是经济意义上的倡议，还反映了中国的战略文化，这是理解中国人的观念、行为和行动的独特视角。“一带一路”表明中国以自身发展在实现“中国梦”的同时实现“世界梦”。(16) Ume Farwa.“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China’s Strategic Culture”.Strategic Studies,2018,38(3):40-56.有的学者认为，“一带一路”倡议不仅为货物和其他材料运输提供资源，也会将社会习俗、语言、信仰等传递到其他国家。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可作为精神指南在“一带一路”联通中发挥重要作用。(17) Muhammad Asif,and Bo Ling Yang.“Belt and Road Initiative:A Spirit of Chinese Cultural Thought”.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Management,2018,13(12):9-17.有的学者指出，中国通过重建丝绸之路已经跨入文化外交的新时代，“通过使用软力量提升自己的形象，通过建立战略驱动力发展关系，似乎中国注定要通过这一重大举措连接全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能以一种足智多谋的手段实现其国家和国际利益。”(18) Dahlia Patricia Sterling.“A New Era in Cultural Diplomacy:Promoting the Image of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n Asia”.Ope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2018(6):102-116.有的学者则通过实证数据表明，随着文化距离的增加，投资者对东道国的环境感知和隐性障碍将增加，因此要立足多样性和差异性，加强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与互动，促进人与人的接触。(19) A.K.M.Mohsina ,Hongzhen Lei,and Hasanuzzaman Tushar,et al.“Cultural and Institutional Distance of China'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oward the ‘Belt and Road’ Countries”.Chinese Economy,2020,53(7):1-20.这些学者充分注意到了“一带一路”的文化属性，将文化视为连接沿线国家、通向一体互通的内在方式。
随着“一带一路”不断推进，文化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将会进一步突显，对此的研究也将更加深入细致。
二、“一带一路”文化共同体何以可能
对文化共同体的关注与对共同体的关注一样久远。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认为共同体是建立在自然基础上的历史和思想的联合体，是有关人员共同的本能习惯，或与思想有关的共同记忆。(20)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前言2-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美国学者安德森指出：民族是一种现代的“文化的人造物(cultural artefacts)”“想象的共同体”，其形成与历史文化变迁相关，最初而且最主要是通过文字(阅读)来想象的。(21)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4-12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英国的巴里·布赞等认为，国际共同体与社会的区别在于，共同体是一个更具感染力的术语，它意味着一种共同的价值观，达到认同的程度，它建立在各成员之间权利、义务和责任的相互关系基础之上。(22)巴里·布赞、安娜·冈萨雷斯·佩莱兹、任东波：《“国际共同体”意味着什么？》，载《史学集刊》，2005(2)。建构主义强调共同体是建构出来的，其中文化发挥着独特的基础性作用，情感认同、文化认同、价值认同是形成共同体的关键。有些学者将共同体的形成过程视为国家间互动、对话与合作的过程，国家间相互信任和集体身份认同是共同体产生的必要条件。(23)伊曼纽尔·阿德勒、迈克尔·巴涅特：《安全共同体》，41-44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5。因此，在深层意义上，共同体的本质是文化共同体。“一带一路”作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路径和平台，推动构建文化共同体也是其中的应有之义。那么“一带一路”文化共同体何以形成？
(一)客观基础：全球一体现实
“一带一路”文化共同体的话语是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话题下展开的，其基本语境是全球化。2013年3月，习近平第一次正式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命题时就是以全球化作为立论背景的，“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24)习近平：《顺应时代前进潮流 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载《人民日报》，2013-03-24。。全球化不可避免地包括文化全球化，文化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外溢，也是支撑经济政治全球化的观念所系、底蕴所在、价值所向，是全球化的精神内核。同时，全球性问题日益突出，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单独应对，这就催生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要求各国发扬同舟共济精神。习近平提出要共同应对挑战，寻求人类利益最大公约数，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新冠肺炎疫情再次提醒人类，“各国紧密相连，人类命运与共”，“我们要树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意识，跳出小圈子和零和博弈思维，树立大家庭和合作共赢理念，摒弃意识形态争论，跨越文明冲突陷阱，相互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模式，让世界多样性成为人类社会进步的不竭动力、人类文明多姿多彩的天然形态。”(25) 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20-09-23。
“一带一路”是中国倡导引领全球化的新型形态，旨在打造共商共建共享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源自利益又超越利益，是共同体的最高级形式，本质上是高度认同的文化共同体，是一种安危与共、同舟共济的依存意识，一种“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道义精神，一种天下一家、四海归心的理想情怀。“一带一路”本身就是一项具有深厚历史文化记忆的国际合作倡议，带有强烈的文化烙印，文化共性的背景不容抹杀，文明差异的现实不容忽视。我们要树立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将“一带一路”建成文明之路，推动各国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欣赏、相互信任，形成多元互动、百花齐放的人文交流格局。“古丝绸之路打开了各国各民族交往的窗口，书写了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篇章。共建‘一带一路’深厚的文明底蕴、包容的文化理念，为沿线国家相向而行、互学互鉴提供了平台，促进了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不同历史背景人群的深入交流，使人类超越民族、文化、制度、宗教，在新的高度上感应、融合、相通，共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6)《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进展、贡献与展望》，载《人民日报》，2019-04-23。这个新的高度不妨理解为文化共同体。“一带一路”共建将为多元文明交汇融合提供更多机遇空间，奠定雄厚物质基础，文化密切互动、融会贯通将推动新型全球化朝着互尊互鉴、共兴共荣的方向迈进，这一方向最终指向多元文明融为一体的文化共同体。
(二)历史基础：共同文化传统
历史文化传统是构成共同文化记忆的重要元素，是形成文化身份认同的物质基础。“作为文化传承的‘精神链条’，文化传统是文化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完善的信仰、规范、秩序和理念的核心要素，凝结了文化给予人们的生活方式与生存智慧，影响着文化中长期的、普遍起作用的生活方式、观念体系和心理模式等。”(27) 孙英春：《东北亚文化传统的同质性与“文化共同体”远景》，载《浙江学刊》，2009(4)。“一带一路”的历史文化传统有物质遗产与非物质遗产。“一带一路”物质文化遗产是丝路贸易往来、文化交流、宗教传播和技术推广的实物见证，是丝绸之路精神和民心相通的历史见证，是实现“一带一路”命运与共的文化基石。2014年6月，我国和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三国跨国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项目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共同申遗增进了中国和中亚国家的传统友谊，成为新时期“一带一路”沿线文化认同合作的纽带和象征。丝路精神是丝绸之路非物质文化的集中体现。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习近平专门以“丝路精神”为主题发表演讲指出：弘扬丝路精神，就是要促进文明互鉴；弘扬丝路精神，就是要尊重道路选择；弘扬丝路精神，就是要坚持合作共赢；弘扬丝路精神，就是要倡导对话和平。(28) 习近平：《弘扬丝路精神 深化中阿合作——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4-06-06。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习近平将“丝路精神”提炼为“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称之为人类文明的宝贵遗产。“一带一路”积淀了深厚的中华文化，汇聚了沿路各国文化交融之果，承载着人们对古丝绸之路灿烂文化的历史记忆，奠定着构建文化共同体的文化资源和文化基础。古代“丝绸之路”将分散的人类文明连接成统一的共同体，“一带一路”更是对人类共同体历史演进的传承和升华。(29)许亮：《从“丝绸之路”到“一带一路”：一部人类共同体的演进史》，载《学术探讨》，2019(3)。有的学者将环中国海文化圈视为一个文化共同体，“人种同类，文化同宗，地缘相连，血缘相亲，经济互补互动性强，联系紧密”，这些“共同的拥有”，使之具有作为一个文化共同体的基本条件、要素。环中国海汉文化圈这一文化共同体，至今仍然拥有共同的传统文化认同感、共同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共同的传统主流文化的社会主体民众基础。(30) 曲金良：《环中国海文化共同体重建大战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精义》，载《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4(24)。丝绸之路作为联结人类主要文明体系的桥梁和通道，将中国文明、印度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埃及文明、希腊文明等世界重要文明资源融会贯通在一起，几大文明之间相互借鉴、吸收、碰撞、糅合，历经千年“大漠孤烟、云帆沧海”的陈酿，在特定的时空长廊中发酵成为沿线国家和民族共享的文化醇醪，渗透到今天的现实生活之中。如东南亚国家广泛存在着郑和遗迹，马来西亚有三宝山、三宝井，印度尼西亚有三宝庙、三宝垄，泰国有三宝港，菲律宾有三宝颜，这些均源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对郑和造福当地功绩的旌表纪念，人们将有关他的故事传说加以神话，进而发展成为一种膜拜的民俗。相同文化资源和传承是拉近中外民众心理距离的纽带，成为构建“一带一路”文化共同体的基础元素。“处于同一文化体系和文化传统中的人们之间由于在生产、生活、思维、情感方式等方面的共同性和相似性，而比较容易在一定的共通层面上达到相互理解和相互沟通，并由此而产生出一定的趋同性、内聚性，形成一定的向心力、凝聚力。”(31) 欧阳康：《跨文化理解与交往》，载《社会科学战线》，1997(6)。“一带一路”文化共同体源于文化血脉的相袭相承，其内源一体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信仰认同、风俗习惯、哲学宗教、文学艺术、教育理念、话语体系，构成了“一带一路”文化共同体的主要内容。
(三)人文基础：友好交往底蕴
如果说全球一体是形成文化共同体的“大气候”，共同文脉是构建文化共同体的“聚宝盆”，那么友好交往则是培育文化共同体的“活水源”。中外文明交流互鉴频繁展开，其中有冲突、矛盾、疑惑、拒绝，但更多是学习、消化、融合、创新。跨越时空的友好交往为文化博采众长、兼收并蓄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滋养。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城市，是千年丝路友好交往的缩影，敦煌艺术是中华文化同化和吸收其他民族文化艺术的产物，也是全球交往和东西方文化艺术交融的典范。敦煌的石窟雕塑、壁画、建筑，深深烙有多国、多民族文化影响的印记，以及中外文化碰撞、交融的痕迹。在壁画方面，敦煌壁画既有中国传统题材的神怪画作，又体现了受印度佛教艺术影响的艺术风格，也有传自希腊的日神、月神故事，还有受古波斯、龟兹文化影响的服饰、器具、装饰等。(32) 王旭东：《敦煌，丝路流韵袅千年》，载《人民日报》，2017-05-21。几大文明在敦煌交流融合，成就了敦煌艺术的瑰宝，见证了多元文化交相辉映、美美与共的魅力，为今天中国及沿线国家民族加强文化交流融合、共建文化共同体提供了良好借鉴。
一个城市无意间成为丝路沿线文化相遇相融的记录者、传承者，遍布“一带一路”沿线国的数千万华人华侨更是丝路友好交流的亲历者、推动者。许多来往于丝绸之路的华人，沿着丝绸之路落地生根，成为最早走向世界的华人移民，他们如星星之火，带动了更多后来者，也将携带的中华文化撒播四方。以中国著名侨乡福建为例，福建早期迁移到海外尤其是东盟十国的华侨华人，大都是沿着海上丝绸之路“下南洋”的。目前仅聚居在东南亚的福建籍华人就有1 000多万，基于此，福建提出建设海上丝绸之路要充分发挥华侨华人作用，建设“海外福建”，将“侨牌”当作是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建设的特色优势。华侨华人移民历史悠久，已深度融入当地社会，不少人已经成为政界要人、富豪精英、社会名流，他们血脉植根华夏，心系母国文化，热心推动所在国与中国发展友好关系、拓展人文交流。如菲律宾侨领陈永栽自2001年以来，每年出资组织一批菲律宾华裔学生到福建厦门、泉州等地学习中文、书法、国画、舞蹈和武术，参观民俗名胜等，培养包括他儿子在内的新生代华裔对中华文化的热爱和传承，以此“把根留住”。“一带一路”沿线居住着4 000多万华侨华人，他们掌握多种语言，游走中西文化，通达中外文明，富有家国情怀，具备融汇各方的天然优势，是促进沿线文化交流、实现民心相通的有力纽带。调动好华侨华人的积极性，凝聚他们的智慧和力量，对于打造“一带一路”沿线命运共同体、营造文化共同体意义重大。
(四)现实基础：伙伴关系网络
培育文化共同体，不仅需要“适宜气候”“肥沃土壤”“丰沛水源”，更需要事在人为的辛勤耕耘。伙伴关系是中国与沿线国家共同努力构建的结果。伙伴关系是国际行为体间基于共同利益、通过共同行动、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建立的一种比一般合作关系更为密切、更加成熟的关系，不仅意味着政治上相互协调，经济上相互合作，安全上相互支持，还意味着文化上相互理解。(33)门洪华、刘笑阳：《中国伙伴关系战略评估与展望》，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2)。伙伴关系表面上以共同利益为基础，以平等协商为特点，深层上则以身份认同、文化观念为纽带，否则难以实现求同存异、聚同化异。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了广泛多样的伙伴关系，通过领导人经常性或年度的定期会晤与热线联系、政府部门间高级官员的定期磋商及文教科卫体等多领域多渠道多形式合作建立机制化联系。伙伴关系的建立及其内涵的不断拓展，增强了沿线各国增强相互依存的程度，加强了对彼此伙伴身份的认同。“一带一路”已经从中国倡议变成了合作伙伴们共同建设的事业，沿线国家伙伴关系在共商共建共享中不断密切与加强，成为“一带一路”合作的重要依托。“伙伴关系依据内涵可划分为合作伙伴、建设性合作伙伴、全面合作伙伴、战略伙伴、战略合作伙伴、全面战略合作伙伴等不同类型。‘一带一路’的布局得益于直接中国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34) 曲鹏飞：《“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海外经济利益拓展及风险规避》，载《行政管理改革》，2019(2)。中国目前共建立了100多个战略性伙伴关系，其中有一半是2013年以后建立的，基本覆盖了“一带一路”沿线重要国家，大大提高了“一带一路”合作的“含金量”。(35) 王晨光：《中国的伙伴关系外交与“一带一路”建设》，载《当代世界》，2020(1)。伙伴关系的建立，增强了沿线国家在命运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建设中的积极主动性，既可以提升参与国对与华伙伴关系的认同，也可以加强其对“一带一路”集体身份的认同。
总之，“一带一路”文化共同体植根于深厚的历史传统与现实实践，构建“一带一路”文化共同体是基于沿线文化交往实践与文化共性发展走向的判断，“一带一路”所置身的时代背景、所借助的历史基础、所蕴含的人文底色、所依托的现实力量，乃至所指向的归宿目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无不彰显着“一带一路”文化共同体的发展脉络，其必要性有据可依，其可行性有迹可循，绝非空穴来风，更非子虚乌有。随着沿线各国联系不断加强，文化、文明之间交往、交流、交汇或交锋日益增多，文化共同体的趋向将更加凸显。
三、“一带一路”文化共同体的实现路径
构建文化共同体意义重大，既有利于提升“一带一路”倡议的吸引力，“以文化人”“以理服人”“以软动人”，让更多国家更加心悦诚服地参与进来，让更多项目更好落地造福沿线，又有利于促进“一带一路”共商共建的有效性，文化的柔性协调功能可以通过绵绵用力久久为功对差异、矛盾、冲突进行弥合、疏导和化解，同时也有利于增强“一带一路”合作的持续性。仅仅由共同利益联结而成的共同体，只能解决实际的收益问题，彼此间仍旧可能貌合神离，由文化凝聚而成的共同体才是精神相依、民心相通、志同道合的共同体。如果说经济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起步阶段，政治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较高阶段，那么文化共同体则贯穿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程全域。文化共同体建设如此重要，那么在沿线合作中，应怎样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文化共同体？文化共同体是拥有共同文化记忆、共同文化认同以及共同文化精神的共同体，文化共同体的建构要通过文化互动和整合，在相互理解、相互认同的基础上形成。这既是一个长期的水到渠成的发展过程，也是一个短期可有所为的构建过程。
(一)实现语言互通是前提
文化事业是一项心灵工程，共建“一带一路”文化共同体首先要加强沟通。语言是沟通的中介，语言相通是“五通”的基础。作为文化载体和交流工具，语言是不同国家和民众之间进行沟通的桥梁、达成理解的纽带。“一带一路”建设需要语言铺路，“命运与共，需要语言互通”，“不管在历史上还是今天，都有不同层级的共同体存在。这些共同体的形成与存在，都需语言作沟通纽带，都与语言传播相关。”(36)李宇明：《语言与人类文明》，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02-09。汉字及汉语书面语在东方的传播，构建了“汉字文化圈”这样一个文化共同体，这是“一带一路”文化共同体构建的语言基础。目前“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分别属于九大语系，官方语言就有54种，加上数百个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各民族语言高达2 400余种。2017年“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仅现场同传的工作语言就有18种。(37)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的18种工作语言是：中文、英语、法语、俄语、西班牙语、柬埔寨语、捷克语、匈牙利语、印度尼西亚语、哈萨克语、老挝语、蒙古语、波兰语、塞尔维亚语、土耳其语、越南语、日语和韩语。参见张鹏飞：《人心相通 语言先行》，载《光明日报》，2017-08-03。“一带一路”通用语中，除英、俄、阿拉伯语等语种使用人口较多外，日常生活中普通民众使用更多的是民族语言、地方方言，大多是不常见的小语种，彼此之间沟通困难。有些语言因政治经济环境变迁，本来是同语同文的，如今已经“相对无语”或同语不同文了。如蒙古国与中国蒙古族现在只听得懂对方的话，却看不懂对方的文字，因为独立后蒙古国受苏联影响使用西里尔蒙文已有半个多世纪。以西里尔字母作为蒙古语标记的文字与我国蒙古族使用的传统蒙文，即回鹘式蒙文有很大不同。蒙古国政府已通过相关法律文件决定恢复使用传统文字，以利于传承蒙古历史文化，方便沟通交流。如果说蒙古国的语言尚可以通过回归重建实现历史和现实的对话，而其他语言却没有这么幸运，既“回不去”，也“出不来”，只能借助翻译进行互通。中国是“一带一路”的倡导者，也是主要建设者，中文是丝绸之路上使用最多、影响最大、传播最广、积淀最深的语言，汉字文化圈在一定意义上标识着文化共同体的存在，中文在沿线地带的语言高位是毋庸讳言的。对一些丝路国家而言，学习中文是自然而然的选择，从历史上、现实上、技术上、成本上考虑都是如此。因此，应该抓住“一带一路”建设机遇，促进中文国际教育。当然语言互联互通也意味着中国对其他国家语言文化的学习及沿线国家彼此之间的互学互鉴。
习近平曾指出，人与人沟通很重要，国与国合作很必要。沟通交流的重要工具就是语言。一个国家文化的魅力、一个民族的凝聚力主要通过语言表达和传递。掌握一种语言就是掌握了通往一国文化的钥匙。学会不同语言，才能了解不同文化的差异性，进而客观理性看待世界，包容友善相处。(38) 《习近平同德国汉学家、孔子学院教师代表和学习汉语的学生代表座谈》，载《人民日报》，2014-03-29。语言互通，就是中外语言交流合作，既要推广中国语言，也要学习当地语言。2017年审议通过的《关于加强和改进中外人文交流工作的若干意见》指出，要构建语言互通工作机制，推动我国与世界各国语言互通，开辟多种层次语言文化交流渠道。(39)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中外人文交流工作的若干意见〉》，载《人民日报》，2017-12-22。2020年7月，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成立，该中心旨在为中外语言双向交流合作、世界多元文化互学互鉴搭建协作平台。“一带一路”沿线语言大多是非通用语种，因此，加大非通用语言教育，培养小语种语言人才，加强区域通用语教育，优化提升机器翻译能力，正在成为提升语言互联互通能力的重要举措，通过语言学习内外并举、人才培养专通结合、语言沟通人机并重，最大限度地提供文化互通服务，为“一带一路”文化共同体构建提供基础性支撑。
(二)促进人文交流是纽带
人文交流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安全以外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媒体等方面的各种合作，是国家间建立长期稳定良好关系、赢得人心并增进互信的基础手段和人文途径。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将人文交流视为与互联互通、产能合作并列的“一带一路”建设三大支柱。(40)王毅：《发展中的中国和中国外交——在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演讲》，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6-02/26/c_1118171527.htm。习近平强调人文交流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民心相通是人文基础。要坚持经济合作和人文交流共同推进，注重在人文领域精耕细作，尊重各国人民文化历史、风俗习惯，加强同沿线国家人民的友好往来，为“一带一路”建设打下广泛社会基础。(41) 习近平：《借鉴历史经验创新合作理念 让“一带一路”建设推动各国共同发展》，载《人民日报》，2016-05-01。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上，习近平再次表明“深化人文交流互鉴是消除隔阂和误解、促进民心相知相通的重要途径”(42)习近平：《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载《人民日报》，2019-05-16。，直至提出“促进民心相通，构建人文共同体”的重大倡议。人文共同体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文化共同体，或者说人文共同体包括文化共同体，因为广义上的文化就是人文，狭义上的文化与科技、教育等一起构成人文体系。文化总是与人相关，文化，其实就是“人化”和“化人”。因此，文化共同体建设属于人文共同体建设的一个方面，促进民心相通，支持教育、文化、旅游、体育、媒体、妇女等领域交流合作，形成全方位、深层次、多渠道合作架构，成为通向文化共同体的现实之路。
文化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根基与灵魂(43)《人文交流合作：“一带一路”倡议的根基与灵魂——访国家文化软实力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张国祚》，载《光明日报》，2016-09-22。，人文交流是“一带一路”大厦的社会基础。现有的不良舆论和工程搁浅等问题，多与人文交流不够充分相关；而“一带一路”率先取得成果、合作进行得顺利的地方，都有人文交流多、民众基础好的特点。因此，要充分发挥好人文交流、文化合作润滑剂和黏合剂的功能，为共建“一带一路”提供驱动力和向心力。旅游是最直接、最大众的人文交流方式。跨越亚欧非东西方的文化文明、纵贯寒带温带热带的气温气候、山海林沙盆地高原齐全的地形地貌，为“一带一路”旅游提供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和自然资源。“一带一路”连接了全球主要旅游客源地与目的地，沿线国家的国际旅游规模占到全球旅游的70%左右。近年来“一带一路”沿线旅游成为热点，也成为中外人文交流的一道亮丽风景。人文交流贯穿“一带一路”的整个过程和各个领域，是检验“一带一路”建设最终成效的试金石。在此意义上，不断拓展、夯实、加固人文交流合作的宽度、厚度、深度是构建“一带一路”文化共同体的根本之路、长远之路。
(三)培育文化共识为支点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政治体制、经济发展、价值观念与风俗习惯差异较大，沿线各国进行交流合作时，若没有一定的文化共识作为支点，很难进行有效的文化沟通，产生思想和情感上的共鸣。“构建一带一路文化交流机制，必须要找到文化共同点，在不同文化体系的异质文化中探索各国文化的交叉地带，例如宗教文化、古丝绸之路的商道文化，等等。”(44)郑士鹏：《“一带一路”建设中文化交流机制的构建》，载《学术交流》，2015(12)。也有的学者主张将佛教文化传统、中华医学魅力作为发展文化共性、探索文化交流交叉地带的两个切入点，以此推进文化资源共享，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情感共鸣。(45)赵立庆：《“一带一路”战略下文化交流的实现路径研究》，载《学术论坛》，2016(5)。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中，中国的抗疫经验得到沿线国家的赞赏与借鉴，其中透出的东方文化价值观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也成为亚洲国家、沿线国家引以为自豪的共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抗疫斗争伟大实践再次证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具有的强大精神动力，是凝聚人心、汇聚民力的强大力量。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向上向善的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休戚与共、血脉相连的重要纽带。”(46) 习近平：《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20-09-09。儒家文化圈的集体主义、克己自律、信奉科学、服从权威的精神，是亚洲国家在疫情防控中应对较为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与东盟、日本、韩国等在抗疫中突显的文化共性为其开展官方政策协调、进行民间温馨互动、恢复区域经济联动功不可没。
“一带一路”文化共同体建设要发掘共同文化价值，培育文化共识，以此提升沿线国家文化的亲密感、认同感与归属感。中国提出的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越来越被沿线国家和人民所认同，成为“一带一路”文化共识的基础。在和沿线国家共商共建共享进程中，中国的一些官方话语、理念原则也日益得到沿线国家人民的青睐和认同。如“要想富先修路”的思维、公平与效率兼顾的思想、民生先于民主的理念、发展是解决问题总出路的认识、以发展根除恐怖主义的思路、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观念、以义为先的义利观、对民心相通的重视、对多元文明互鉴的理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等，这些中国特色话语、中国人推崇的价值观念已经在“一带一路”深入人心。“丝路共同体建设的内在支撑就是沿线发展中国家在发展道路、社会制度、国家治理、文化理念方面的共识。”(47) 李丹：《丝路共同体：中国推动全球治理转型重构的现实方案》，载《理论月刊》，2021(6)。这些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治理之道，萃取于共同文化传统和发展实践，是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共性，是构建文化共同体的重要支点。欧洲的联合起步于欧洲共识的培育——1948年，海牙大会就强调培养欧洲统一的文化意识；1949年，欧洲学院基金会在布鲁日成立，目标是培养具有欧洲观念的未来人才；1950年，欧洲文化中心在日内瓦落成，致力于欧洲统一思想的交流；同年欧洲广播联盟成立，旨在欧洲范围内实现重大事件即时直播传送；1954年，欧洲电视联播成立，推动欧洲各国电视节目交流；同年，欧洲足球协会联合会成立，为欧洲人共享体育盛事提供了平台。这些机制为欧洲各国超越国界、民族、地方进行文化交流创造了条件，为培育欧洲共识夯实了基础。法布里斯·拉哈认为，“正是得益于这一类的创举，欧洲在许多公民眼里成了实实在在、可感可知的现实。在共同的盛大集会中，欧洲公民才能够意识到一个共同空间的存在。”(48)法布里斯·拉哈：《欧洲一体化史(1945—2004)》，57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这对“一带一路”培育和扩展共识有启发借鉴意义。
(四)促进文明互鉴是导航
文明是文化的集成，“文明是放大了的文化”，“文明是对人最高的文化归类，是人们文化认同的最广范围”(49)，“文明是最大的‘我们’，在其中我们在文化上感到安适”(50)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20、22页，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文明互鉴是高层次的文化互动。共建“一带一路”以尊重差异、包容多样为原则，主张文明互鉴、和而不同。习近平指出：“‘一带一路’建设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推动各国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信任。”(51)习近平：《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载《人民日报》，2017-05-15。这是“一带一路”文化共同体构建的指南。习近平特别强调文化包容性、文明互鉴性对人类发展的重要意义，指出：“文明的繁盛、人类的进步，离不开求同存异、开放包容，离不开文明交流、互学互鉴。历史呼唤着人类文明同放异彩，不同文明应该和谐共生、相得益彰，共同为人类发展提供精神力量。我们应该坚持世界是丰富多彩的、文明是多样的理念，让人类创造的各种文明交相辉映，编织出斑斓绚丽的图画，共同消除现实生活中的文化壁垒，共同抵制妨碍人类心灵互动的观念纰缪，共同打破阻碍人类交往的精神隔阂，让各种文明和谐共存，让人人享有文化滋养。”(52) 习近平：《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载《人民日报》，2017-12-02。
“人类的历史是文明的历史。”亨廷顿在解释文明对国家利益影响时说：“国家根据其他国家的意图来确定威胁，而这些意图以及看待它们的方式受到文化考虑的强大影响。公众和政治家不太可能认为威胁会产生于他们感到能够理解和可信任的民族，因为他们具有共同的语言、宗教、价值观、体制和文化。他们更可能认为威胁会来自那样一些国家，它们的社会具有不同的文化，因此他们对之不理解和感到不可信任。”(53)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13页，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一带一路”沿线是四大文明的发祥地、五大宗教的起源地、九大语系的汇聚地、多元文化的衍生地，面对来自新兴大国的新型倡议，一些人本能地视为威胁，发出了“新马歇尔计划”“地缘政治工程”“新重商主义”“中国模式输出论”“新殖民主义”“资源掠夺论”“债务陷阱论”等质疑之声，这里面固然有利益博弈、政治借口等因素，但文化隔阂才是深层原因。要破除这些负面舆论，没有捷径可走，加强文化交流、文明互鉴是治本途径，也是中国走出去的必修功课。构建文化共同体不是要凭空打造一种新的文化价值规范，而是通过在文明之间进行对话沟通、交流互鉴的方式，促使不同文化主体持续互动，推动形成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局面，促进文化共在共生、生生不息，文明互尊互鉴、共存共荣。“共在、共生、共商、共建、共责和共享这一逻辑序列既表明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和谐共生的价值指向，也展现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性与理想性特质”(54)邵发军：《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视阈下共享发展的人学意蕴》，载《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4)。。文明互鉴体现了“一带一路”文化共同体的本质，即通过文化多元互动，激发文化创造力，形成一种文明相互观照、文化交融共生的开放包容结构。
总之，全球一体化趋势是“一带一路”文化共同体命题产生的时代背景，深远文化渊源是其形成的前提条件，千年友好往来是“一带一路”联通沿线各国的人文纽带，伙伴关系网络则是“一带一路”文化共同体的外交保障。共建“一带一路”文化共同体意义重大，且贯穿沿线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始终，既是各方合作的思想基础，也是决定“一带一路”成败的重要标志。它能促进利益共同体建设，保障安全共同体建设，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不可或缺的人文基础，对于夯实沿线命运共同体的可靠性、稳定性，提升“一带一路”合作的协调性、持续性都大有助益。因此，要充分发挥文化的引领化成作用，从加强语言互通、促进人文交流、培育文化共识、增进文明互鉴等方面着手展开行动，切实推进“一带一路”文化共同体建设，丰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维度。
On the Basic Conditions and Realistic Approaches to Build the Belt and Road Cultural Community
LI Dan
(School of Public Affairs, Xiamen University)
Abstract: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cultural community is important for the shared future of mankind.The task not only has its material basis and historical heritage, but also shows deep humanistic connotation and visible diplomatic advantages.We can jointly promote the Belt and Road cultural community by strengthening language communication, cultural exchange, and cultural consensus.This is a community in which people with different backgrounds would peacefully share their cultures and achieve their prosperity together.
Key words: The Belt and Road; Cultural Community;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Cultural Ex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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