禀赋不均、信任水平与财富增长
禀赋不均、信任水平与财富增长——来自实验经济学的证据
陈叶烽 林晏清 丁预立 郑浩宇 郑昊力
[提 要] 财富分配的严重不均会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其中容易被忽视却非常重要的一个是社会信任水平的下降，而信任水平的下降不利于社会发展与财富增长。本文运用实验经济学方法，通过在动态的信任博弈实验中引入一个真实努力任务，研究了不同来源和不同程度的禀赋不均对信任水平的影响，进而考察了不同形式的禀赋不均是否通过信任传导机制造成了不同速度的财富增长和新的财富分布。本文的实验结果发现，相比于完全平等的初始禀赋分布，当初始禀赋分布存在较低程度的不平等时，平均信任水平较高且财富增长较快。但初始的禀赋不平等达到一个较高的程度时，平均信任水平和财富增长速度会显著下降。同时，当初始禀赋存在不平等时，基尼系数会自发地降低，当按劳分配的机制造成的初始禀赋差距过大时，就会抑制基尼系数的自发调节。当且仅当初始禀赋差距过高时，禀赋不平等的来源会影响财富差距的调整。
[关键词] 禀赋不均；信任水平；财富集中度；财富增长；实验经济学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多年是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与贫富差距扩大并存的时期。在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中国通过持续的改革不断释放市场红利，部分人在此过程中抓住机遇、迅速积累财富，实现“先富起来”。但是，在此过程中部分领域改革不到位导致的机会不平等、资源分配不合理以及权力寻租等现象拉大了中国的贫富差距。随着收入差距的增大，财富积累速度的差异进一步加剧了中国财富不平等的现状。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较大的社会贫富差距正是不平衡发展的一个集中表现。[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开幕》，《光明日报》，2017-10-19。2015年我国发起了脱贫攻坚战，并在2020年末实现了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面脱贫。扶贫工作体现了我国缩小贫富差距、解决社会矛盾的努力。
财富分配的严重不均会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其中容易被忽视却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是社会信任水平的下降。信任作为一种社会资本，能够有效提高交易效率，被认为是经济发展的润滑剂。社会的信任水平对国家的经济增长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信任水平较高的国家或地区，信任带来的高效率会极大地促进经济增长进而影响社会的繁荣与稳定(Knack & Keefer，1997；Zak & Knack，2001)。
目前国际上普遍认为，财富分配是影响社会信任水平的一个决定性因素。社会的财富差距过大会导致社会成员之间——特别是穷人和富人之间——难以建立相互信任关系。财富不均对信任水平的影响可能是由如下原因造成的：人们更愿意信任与自己社会关系更加紧密的人(Coleman，1994；Fukuyama，1995)；不同阶层的群体长久以来的社会阶级思想使得处于贫困阶级的人群对富有阶级的人群产生厌恶而不愿意与之合作(Fehr & Schmidt，1999；Jordahl，2007；Coffé & Geys，2006)等。局限于有限的现实经济数据，不同程度以及不同来源的财富不均等对信任水平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进而通过信任传导机制是否又造成了不同速度的财富增长和新的财富分布，目前尚未有明确的研究结论。
本文运用实验经济学方法，通过构建一个动态的信任博弈来探究不同程度以及不同来源的禀赋不均对于信任水平的影响，并考察这种影响如何作用于财富增长和财富分布。[注]实验通过给予被试不同的初始禀赋来刻画不同程度的禀赋分布。本文参照Greiner et al.(2012)的动态信任博弈设计，在Berg et al.(1995)的标准信任博弈实验基础上允许初始禀赋值累积以模拟经济总量的增长。在实验过程中，被试重复进行投资和返还，从而造成所在小组不同速度的财富增长和新的财富分布。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做了两个研究维度的扩展。第一，本文引入一个真实努力任务(real-effort task)将禀赋不均分为随机分配的不平等和按劳分配的不平等两种类型，以研究不同来源的禀赋不均对于信任水平及财富增长的影响。第二，本文通过设定不同的初始禀赋集中度，使得实验参数的设置和实验情景的构造更接近真实的社会实际情况，来分析不同程度的禀赋不均对信任水平和财富增长的影响。
本文的实验结果显示，不同程度与不同来源的禀赋不均会影响信任水平，进而对财富增长产生影响。首先，初始禀赋的完全平等会阻碍信任水平，当初始禀赋存在不平等时，被试表现出来的平均信任水平更高，并且初始禀赋不均的程度对于平均信任水平并无显著影响。其次，初始禀赋的不平等对于财富增长的影响并不是线性的：相比于完全平等的初始禀赋，初始禀赋存在较低程度的不平等是有利于财富增长的；但初始的禀赋不平等达到较高的程度时，就会反过来抑制经济的增长，甚至低于禀赋完全平等时的增长水平。再次，当初始禀赋存在不平等时，社会的基尼系数会自发降低。但是当按劳分配机制造成的初始禀赋差距过大时，基尼系数的自发调节就会被抑制。
本文剩余内容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第三部分为实验设计，第四部分为实验结果分析，第五部分为结论和展望。
二、文献回顾
财富或收入的不平等问题(inequity)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大量经验研究已经证实这种不平等不利于社会发展，会导致国民健康状况恶化(Pickett & Wilkinson，2015)、人均寿命下降(Burns et al.，2014)、社会凝聚力分散(Larsen，2013)、犯罪率上升(Neapolitan，1999；Kang，2016)、再分配不平等加剧(Espuelas，2015)等一系列结果。
而其中财富不均又会降低社会的普遍信任感。社会信任感是减少社会交易成本、解决集体行动等社会矛盾的关键因素(Zak & Knack，2001；Uslaner，2002；Rothstein & Uslaner，2005；Uslaner，2008)。目前有大量的实证研究探讨财富或收入的不平等与信任水平之间的关系。Zak & Knack(2001)基于信任水平的调查数据发现收入差距越大的国家表现出显著更低的信任度。他们认为在一个均衡的一般经济增长模型中，信任水平与收入分配的公平性正相关。在收入均值不变但差距增大时，信任程度会降低。同时，个人收入越低，其信任水平对于收入的改变量也更加敏感。Fischer & Torgler(2006)通过问卷形式调查了25个国家的信任水平，其数据分析表明个体的信任水平与其收入状况正相关，他们认为对于高收入者的嫉妒是降低信任水平的重要原因，即嫉妒或攀比的心理会给人们对高收入者的信任带来消极影响。Jordahl(2007)的研究显示，问卷调查的信任水平和不同国家的基尼系数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还有研究表明政府的福利与再分配政策会影响信任水平，一个公正的福利政策能显著提高社会总体的信任水平(Kumlin & Rothstein，2005)。另一些文献对国家内个体层面的信任水平和不平等状况进行了考察。Alesina & La Ferrara(2002)发现，收入差距越大的地区穷人比例越高，而穷人的可信任水平较低，且这种收入差距与信任水平的负相关关系不受种族差异的影响。Gallego(2016)在荷兰的调查结果验证了穷人的社会友善度在很大程度上随着可感知收入分配不公的增加而下降。其中穷人感知收入不平等而引起信任度不成比例的下降是引致社会再分配的一大机理。
信任水平之所以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是因为其与经济增长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Arrow(1972)最早指出许多国家或地区经济上的落后很大一部分可以由信任的缺失来解释。后续一系列研究证实，信任作为社会资本的一个重要变量对国家与地区的GDP增长具有很强的解释力(La Porta et al.，1997；Knack & Keefer，1997；Zak & Knack，2001；Beugelsdijk & Van Schaik，2005)。信任与互惠能够极大地促进经济增长，而非家庭形式的信任会对整个社会的经济绩效起到促进作用(Fukuyama，1995)。大部分文献都认为高的信任水平会提高经济系统的运行效率，促进经济增长。
从上述研究回顾来看，大部分文献都认为不平等对于信任水平有不同程度的抑制作用，而信任水平影响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水平。然而实证研究往往存在一些不足。首先，内生性和遗漏变量等问题使得这些研究很难清楚地得出不平等与信任之间的因果关系(Durlauf，2002)。其次，实证研究中的信任数据均来自问卷调查，这一方式仅能测度受访者的一般信任水平，且通过问卷获取的数据存在真实性的问题。最后，不平等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较为复杂，信任在其中的具体作用很难从实证研究中得出结论。对于财富不均是如何通过改变信任水平进而影响经济增长这个问题，目前鲜有文献把这三者放在同一个框架中进行研究。
实验经济学方法对该问题能够起到重要的补充作用。其中对财富不均与信任之间关系的研究大多基于Berg et al.(1995)的信任博弈框架。实验室实验中一般通过赋予被试不同的初始禀赋来刻画财富不均，大部分研究都报告了初始禀赋不同对被试信任水平的显著影响。Ciriolo(2007)发现出场费的不平等分布会阻碍委托人的信任行为，委托人倾向于保持现有较多的出场费而不承担信任决策带来的风险，最终导致委托人和代理人双方的合作激励都降低，并减少了双方的合作。Anderson et al.(2006)发现，在不同出场费且不公开信息的情况下，信任水平会下降；而在不同出场费且信息公开的情况下信任水平相对于相同出场费情形没有变化。Hargreaves Heap & Zizzo(2009)区别了被试对不平等状态是否知情，发现不平等对信任的负向影响在知情的情境下更强烈。
以上研究并没有系统地研究不平等对于信任水平的影响，尤其是不平等状况的改变是否也会改变信任水平。Greiner et al.(2012)设计了一个关于禀赋不均和信任的动态博弈实验，他们设置了初始禀赋平等和不平等的两个实验局，数据分析结果发现在实验初期，初始禀赋平等实验局中被试的信任水平要高于初始禀赋不平等实验局，但是信任水平在初始禀赋相等实验局中持续显著下降，而在初始禀赋不均实验局中则保持相对平稳。在整个实验过程中，两个实验局中的财富分布程度逐渐逼近。需要说明的是，Greiner et al.(2012)通过一个修正的信任博弈来刻画财富增长，是对现实情境的高度抽象，忽略了现实中的财富增长受到的多种因素的影响。[注]Greiner et al.(2012)在Berg et al.(1995)的基础上主要进行了三方面的修改。第一，为了防止系统中财富增长速度过快，将委托人获得投资的膨胀倍数由3改为1.2，这样使得每轮最高财富增长率不超过10%，更接近现实社会中的增长情况。第二，将代理人的返还额设置为委托人投资额的90%～120%，使委托人的财富值变化被限制在10%以内，小组中财富不易被逆转，减小了实验结果的偶然性，也更加贴近现实。第三，每名被试在一轮实验结束后的财富值将成为下一轮实验的初始财富，使被试在实验中的财富可以累积，从而分析财富增长和财富分布的变化。此外，该研究只设置了初始禀赋平等与初始禀赋不平等两个实验局，并未区分不同程度的禀赋不均对信任水平的影响。最后，文中提到不同来源的禀赋不均会导致被试的信任水平不同进而影响财富增长，但在其实验设计中并未对不平等的来源问题加以区分。本文的实验在Greiner et al.(2012)的基础上进一步改进和拓展，从而更加系统地分析不平等会如何影响个体的信任水平进而影响社会的财富增长水平。
三、实验设计
(一)主体实验博弈
本文旨在研究不同来源和不同程度的禀赋不均对信任水平的影响，以及通过信任传导机制是否又造成了不同速度的财富增长和新的财富分布。本文沿用Greiner et al.(2012)的框架，进行了一个动态的、可积累初始禀赋的信任博弈实验。实验中每名被试被分入一个6人小组，每轮中每名被试将会随机地与小组中某一个成员配对，随机扮演委托人或者代理人两种角色。委托人首先进行决策，此时电脑屏幕上会显示出每名委托人目前的总财富值I1和代理人的总财富值I2。实验中每名委托人可以选择是否信任代理人，若选择“信任”则需选择输入0到I1之间的任意整数进行投资，若选择“不信任”则视为投资额为0。若委托人选择“信任”并且投资X给代理人，代理人收到的投资将会被乘以1.2。此时代理人需要在0.9X到1.2X之间选择任意整数的返还额Y给委托人。实验中代理人被告知自己和相应委托人的现有财富状况，以及委托人给予代理人的投资额。每轮博弈结束后，系统将计算每名被试在当轮的实验收益，该收益将累计计入下一轮的财富值。每一轮委托人可投资的最大额度为其当前财富值。因此，投资额和返还额(信任和可信任水平)将会联合影响小组内的财富增长率及经济不平等的动态变化。实验重复进行20轮，每一轮都随机再分配角色和相应的配对者。
(二)实验局设置
本实验将考察两个维度的禀赋不均的影响：第一，本文引入一个真实努力任务(real-effort task)将禀赋不均分为随机分配的不平等和按劳分配的不平等两种类型，以研究不同来源的禀赋不均对于信任水平及财富增长的影响。第二，本文通过设定不同的初始禀赋集中度，来分析不同程度的禀赋不均对信任水平和财富增长的影响。
相应地，本文根据初始禀赋集中度与初始禀赋分配机制的不同设置了5个实验局，分别为相同初始禀赋实验局、随机低禀赋集中实验局、随机高禀赋集中实验局、真实努力低禀赋集中实验局和真实努力高禀赋集中实验局。每个实验局有24名被试，分为4个小组，每名被试仅能参与一个实验局。
本文通过引入一个真实努力任务刻画不同来源的禀赋不均。在随机分配的实验局中，被试获得初始禀赋的大小是随机给定的；而在真实努力任务的实验局中，被试获得初始禀赋的大小由其在真实努力任务中的表现来给定。[注]在所有实验局中，初始禀赋的分配对所有被试来说是“共同知识”，即被试均了解初始禀赋的分配方式。笔者要求被试在五分钟内尽可能多地准确完成两位数乘法，并根据完成正确题目数量的多少排序来决定自身的初始禀赋。在真实努力低禀赋集中局中，在运算任务中排名前三的被试获得800点禀赋，其余3名被试各获得200点；在真实努力高禀赋集中局中，在运算任务中排名第一的被试获得2 000点禀赋，其余5名被试各获得200点。经历真实努力任务代表按劳分配下的不平等，未经历真实努力任务则代表随机分配下的不平等。
本文通过设置不同的实验初始禀赋考察不同程度的禀赋不均的影响。其中在相同初始禀赋局中，每名被试的初始禀赋均为500点；低禀赋集中局中，3名被试的初始禀赋为800点，另外3名被试的初始禀赋为200点，此时基尼系数为0.3。高禀赋集中局中，1名被试的初始禀赋为2 000点，其余5名被试的初始禀赋为200点，此时基尼系数为0.5。
综上，本文总共设计了5个实验局，实验局之间的具体对照情况如表1所示。
表1 实验局设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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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初始禀赋不均程度用基尼系数表示。
(三)实验过程
本文的实验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经济学院实验教学中心进行。实验被试通过浙江大学校内论坛招募，共有120名学生参加了实验。被试来自不同年级与专业，不具有特异性。实验通过Ztree(Fischbacher，2007)软件进行操作。
被试到达实验室后，会被随机分配座位并获取实验说明。实验员对实验说明进行统一解释。为了确保每名被试理解实验规则和收益计算，他们必须独立回答10道控制性测试题。只有所有被试都通过测试题后，实验才正式开始。在带有真实努力任务的两个实验局中，每名被试在完成测试题后还要完成乘法运算的真实努力任务。在该任务中被试禁止使用手机或其他计算设备。在正式实验结束后，被试需要填写一个调查问卷，问卷内容包括个人背景信息以及决策动机。每场实验大约持续50分钟，被试的平均实验收益约32元。
(四)结论预测
在本文框架下，对于理性参与者来说，无论初始禀赋分布如何，由于博弈进行的轮次有限，委托人一定会选择不信任代理人。因为一旦委托人选择信任，代理人必在收到投资后选择不返还，使委托人的收益受损。但是，由于社会偏好的不同，被试在实验中的行为会产生偏差。自Berg et al.(1995)以来，诸多实验研究表明，被试仍会进行数额可观的投资与返还。以下本文针对禀赋不均对信任水平和财富变化的影响做出理论上的假设。
根据实验局设置的不同，每场实验开始时，被试之间可能存在初始禀赋上的差异。在动态博弈的背景下，被试的财富随着轮次逐渐累积。当所有参与者都以平等的初始禀赋进行交互时，可以根据其财富情况推测对方在过去的投资返还行为中的表现。而在不平等的初始禀赋实验局中，初始禀赋之间的差异使当前财富差异所传递出的信息变得模糊，对参与者可参考的决策信息产生干扰。因此，当获得完全相同的初始禀赋时，委托人能够通过当前的财富信息推测出代理人的历史决策行为，从而影响委托人的信任水平，这也与Greiner et al.(2012)中的结果相同。在此基础上，禀赋不均的程度越高，当前财富差异传递出的信息越模糊，对参与者的决策干扰也越强，因此对委托人信任水平的影响也更微弱。
此外，禀赋不均的来源也会影响被试的决策。人们不仅关注结果，也同样关注产生结果的过程，无偏的过程产生的结果往往比有偏的过程产生的结果更容易让人接受(Bolton et al.，2005；Frey et al.，2004)。因此，在本文实验中，当不平等的来源是由无偏的随机分配机制所带来的，人们会对这一分配机制带来的不平等结果更加宽容。除此之外，人们也更加珍惜通过劳动获得的结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当禀赋不均的来源是随机分配的结果时，博弈双方对该不平等的接受程度会比对真实努力任务分配的初始禀赋的接受程度更高，因此产生更高的信任水平和可信任水平，提高投资效率。本文因此得到假说1：
假说1 相同的初始禀赋下，博弈双方的财富差异是对历史交互行为的反映，进而对信任水平产生负面影响。当初始禀赋不相同时，禀赋不均的程度越高，对信任水平的阻碍作用越小；当考虑禀赋不均的来源时，随机的禀赋分配方式下信任水平更高。
博弈双方的信任水平和可信任水平直接影响了双方的投资和返还行为。随着信任水平和可信任水平的提高，投资率和返还率也相应提升，对整体财富增长有积极的促进效果。因此，结合禀赋不均的程度和来源两个方面，本文得到第二个假说：
假说2 相对于初始禀赋相同的实验局，初始禀赋不均的实验局中财富增长更快。禀赋不均的程度越高，对财富增长的促进效果越强；当考虑禀赋不均的来源时，随机的禀赋分配方式对财富增长的促进效果更强。
除了财富总量的累积增长之外，禀赋不均同样会对财富的分布造成影响。在初始禀赋不相同的实验局中，存在不同程度的贫富差距。当委托人的财富较高时，根据不平等厌恶理论(inequity aversion)，他有可能选择信任；同样，当代理人的财富较高时，也会产生较高的返还率。因此在初始禀赋不相同的实验局中，博弈双方的行为会缩小彼此之间的财富差距，使财富分布更为均匀，且这一效果会随着禀赋不均程度的增加而增强。但是，在初始禀赋相同的实验局中，被试缺少使其产生不平等厌恶的初始行为激励，并且根据第一个假说，相同的初始禀赋会降低投资人的信任水平。因此，随着交易的进行，财富差距反而扩大。当考虑不同的初始禀赋来源时，由于随机分配的方式更容易被接受，博弈双方的投资率和返还率较高，使得在随机禀赋实验局中，财富差距的缩小效果比真实努力实验局中更加明显。
假说3 在相同初始禀赋实验局中，财富差距逐渐增大。而初始禀赋不平等时，财富差距逐渐缩小，不平等程度越高，缩小效果越强。当考虑禀赋不均的来源时，相对于随机的禀赋分配制度，按劳分配制度对财富差距的调节效果有限。
四、实验结果
本文使用平均投资率来衡量信任水平，采用平均返还率来衡量可信任水平。本部分对投资率和返还率的界定依照Greiner et al.(2012)一文中给出的计算标准，用投资额/当期财富来代表投资率；对于返还率，当委托人投资额为X，代理人返还额为Y时，返还额中高于最低要求的部分(Y-0.9X)与返还额变动区间(1.2X-0.9X)的比值即为返还率，即代理人返还额高于最低标准的比率。[注]本文所使用的返还率的定义与Berg et al.(1995)的返还率定义具有单调正相关关系，这一定义的变化并不影响实验结果，反而可以更好地凸显不同实验局和不同主体间的区别。本文的实验结果分析先分别报告禀赋不均的程度和来源对信任水平的影响，接着分析禀赋不均如何通过影响信任水平进一步影响小组整体的财富增长以及财富的重新分布。
(一)禀赋不均对信任水平的影响
本部分拟分析禀赋不均的程度和来源对信任水平的影响。为此，本文先从总体层面上对比各实验局间的投资和返还情况，然后用随机效应模型对影响投资率和返还率的因素进行分析。
1.禀赋不均对信任水平的整体影响。本文对各实验局中的平均投资率和平均返还率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将结果绘制成表2。
由表2可见，各实验局的平均投资率之间存在一定差异，平均返还率却基本一致。其中，相同初始禀赋局的平均投资率在所有实验局中最低，表明在相同初始禀赋的实验局中，被试的信任水平低于所有初始禀赋不平等的实验局，完全平等的初始禀赋分配会损害信任，这也与Greiner et al.(2012)的研究结论相似。进一步地，本文用非参数检验分别分析了不同程度与不同来源的初始禀赋不均对平均投资率的影响。首先，在信任水平与初始禀赋不均关系的层面上，Mann-Whitney检验结果表明，在相同初始禀赋的实验局中被试的信任水平显著低于所有初始禀赋不平等的实验局。其次，与假说1不同的是，相同分配机制下初始禀赋差距对信任水平没有显著影响，禀赋不均程度并未直接影响信任水平。在随机低禀赋集中局与随机高禀赋集中局之间、真实努力低禀赋集中局与真实努力高禀赋集中局之间，尽管投资额具有显著差异，但是投资率的差异并不显著(z=-0.976，p=0.329；z=1.348，p=0.178)。最后，禀赋不均来源对信任水平的影响依赖不同条件：当差距较为悬殊时，禀赋不均来源会影响信任水平。禀赋不均程度相对较小的情形下，随机低禀赋集中局与真实努力低禀赋集中局的绝对投资额(z=0.372，p=0.710)与相对投资率(z=-0.711，p=0.472)都没有显著的差异；而在禀赋不均程度较大时，随机高禀赋集中局与真实努力高禀赋集中局的绝对投资额(z=2.603，p=0.009)与相对投资率(z=1.813，p=0.070)都差异显著。
表2 描述性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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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括号内为标准差。
禀赋不均程度与禀赋不均来源对可信任水平的影响与它们对信任水平的影响是一致的。在相同不平等来源下，不同禀赋不均程度下的绝对返还额有显著差异，但相对返还率却没有显著区别。而在不同不平等来源下，低禀赋集中度时的返还额(z=0.409，p=0.683)与返还率(z=0.239，p=0.811)均无显著差异，但高禀赋集中度时返还额(z=2.667，p=0.008)与返还率(z=1.742，p=0.082)差异显著。总体上看，除了不同不平等来源的高禀赋集中实验局之间，各实验局间的返还率没有显著区别，被试的可信任水平基本稳定。
2.回归分析。本文用随机效应模型分析了禀赋不均的程度和来源对信任水平和可信任水平的影响，结果见表3。本文定义相对财富来区分被试面临的不同财富情况。相对财富为每轮实验开始前被试与其配对者的财富比值，是对博弈双方交互情况的反映。禀赋不均、禀赋不均程度、禀赋不均来源为3个虚拟变量，刻画了5个不同实验局的环境：禀赋不均变量在相同初始禀赋局的取值为0，否则为1；禀赋不均程度在随机高禀赋集中局和真实努力高禀赋努力局中取值为1，否则为0；禀赋不均来源变量在真实努力低禀赋集中局和真实努力高禀赋集中局中取值为1，否则为0。本文使用5个实验局所有数据进行回归，对被试的信任水平(投资率)与可信任水平(返还率)进行了Probit回归，结果见表3。
表3的回归结果显示，个人的信任水平的确受到禀赋不均的影响。对投资率的回归结果表明，被试的投资率与其自身的相对财富以及是否存在初始不平等显著相关，被试的相对财富越高则信任水平越高。而存在初始禀赋不均时，被试的平均投资率高于初始禀赋平等时的水平。在存在禀赋不均的情况下，禀赋不均的程度并不显著影响投资率。禀赋不均来源变量不显著，但交叉变量“相对财富×禀赋不均程度×禀赋不均来源”与信任水平在5%的水平下显著负相关，这表示禀赋不均来源对个人投资行为的影响是有条件的，仅在财富差距较大时才会显著地降低投资率。个人的可信任水平非常稳定，不受禀赋不均水平的显著影响。对返还率的回归结果显示，仅对方投资率对被试的返还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相对财富情况、禀赋不均水平、禀赋不均的来源均没有显著的影响。综上，本文得到第一个结论：
表3 信任水平和可信任水平的随机效应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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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括号内为标准误；***，** 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结论1 完全平等的初始禀赋分配会阻碍信任水平，相同禀赋不均来源下禀赋不均程度对信任水平没有显著影响，而禀赋不均程度较大时随机禀赋分配下的信任水平更高。
(二)禀赋不均对财富增长和财富分布的影响
1.财富增长。在这一部分，本文研究每个实验局中小组平均总财富值的增长情况是否会受到不同的初始禀赋不均和分配机制的影响。[注]由于各实验局的禀赋分配各不相同，投资人的禀赋水平也会影响财富增长速度。但实验在每一轮都随机指定分配者，使得各实验局中投资人的预期禀赋水平相近。尽管这一操作不能完全消除初始禀赋对增长的影响，但也有效地限制了这个因素。因而各实验局的增长情况是可比的。图1描绘了各实验局中的平均总财富增长情况。[注]每个实验局中有4个组，这里的“平均收入”是指同一实验局的4组被试总收入的均值，因此是组平均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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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各实验局平均财富增长情况
在初始阶段，各实验局中每个经济体总财富值都为3 000点，起点相同。在整个实验过程中，相同初始禀赋局的平均总财富从实验开始时的3 000点增长到5 803点，每轮的平均增长率为3.35%；在随机低禀赋集中局和真实努力低禀赋集中实验局中平均总财富值分别从3 000点增长到了7 037点和7 023点，每轮的平均增长率分别为4.35%和4.34%；在随机高禀赋集中局和真实努力高禀赋集中局中，平均总财富值最后增长到了5 528点和4 789点，每轮平均增长率分别为3.10%和2.37%。各实验局各轮平均财富的Mann-Whitney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除了低禀赋集中的两个实验局间的增长率不显著以外，其余各实验局间的平均财富增长率均有显著区别。
上述数据分析结果表明，当考虑初始禀赋不均程度对财富增长的影响时，低禀赋集中的两个实验局财富增长率最高，平均增长速度最快，均大于相同初始禀赋实验局；但是在高禀赋集中的两个实验局中，初始的禀赋差距过大和禀赋过于集中时，财富增长受到了抑制，增速低于相同初始禀赋实验局。也就是说，当禀赋集中度低时，不平等的信息会干扰对代理人历史行为的判断，提高委托人的信任水平进而促进财富的增长。此外，当考虑初始禀赋不均来源的影响时，初始禀赋集中度较低时，通过真实努力任务分配禀赋和随机分配禀赋对于财富增长的影响没有显著差异；而当初始禀赋集中度较高时，随机高禀赋集中局的财富增长水平显著大于真实努力高禀赋集中局。这种情况产生的原因如之前所述，在真实努力高禀赋集中实验局中，初始禀赋高的被试投资意愿降低，而这部分被试的投资对于小组财富增长速度的影响权重又最大，所以导致该实验局中财富增长速度受到抑制。综上，本文认为禀赋不均来源对于财富增长的影响并不是绝对的，只有当初始禀赋集中度较大时，随机形成的禀赋不均比按劳分配形成的禀赋不均更有利于财富增长。由此，本文得到第二个结论：
表4 各实验局平均财富增长状况的Mann-Whitney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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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括号内为p值；***，** 和* 分别代表在1%，5%和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结论2 较低的初始禀赋不均程度有利于财富增长，而初始禀赋不均程度较高时会对财富增长起到抑制作用；禀赋不均来源对财富增长的影响只有当初始禀赋集中度较高时较为显著，此时随机分配对财富增长的促进效果更好。
2.财富分布。除了考察不同实验局经济体财富的总量和财富增长情况之外，本文用基尼系数作为衡量标准来考察不同实验局财富差距变化的情况。基尼系数的经济学含义是在全部居民财富中，用于进行不平均分配的那部分财富占总财富的百分比。本文用下述计算公式计算的基尼系数来衡量每轮实验结束后小组中的财富分布变化情况[注] 基尼系数有直接计算法、拟合曲线法、分组法、分解法等多种算法，本文采用张建华(2007)的分组法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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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G表示每个6人小组的基尼系数；n表示小组中被试的个数。在每轮实验结束后对小组成员的财富从低到高进行排名，排名第一的被试所拥有的财富占六人总财富的比例为W1，排名前两位的被试所拥有的财富总和占六人总财富的比例为W2，以此类推。在相同初始禀赋实验局中，初始基尼系数为0；在低禀赋集中的两个实验局中，初始基尼系数为0.3；在高禀赋集中的两个实验局中，初始基尼系数为0.5。
图2描绘了各实验局平均基尼系数的变化情况。在实验开始阶段，相同初始禀赋实验局的基尼系数从0开始不断上升，同时低禀赋集中的两个实验局从0.3开始不断下降，高禀赋集中的两个实验局从0.5开始不断下降。实验轮次进行过半后，高禀赋集中的两个实验局中的平均基尼系数依然保持着下降趋势，但是低禀赋集中的两个实验局和相同初始禀赋实验局的基尼系数开始保持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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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各实验局平均基尼系数变化情况
从禀赋不均的来源上考虑，随机低禀赋集中局和真实努力低禀赋集中局的平均基尼系数变化不存在显著差异(Mann-Whitney检验，z=-0.558，p=0.577，下同)，但是随机高禀赋集中实验局的平均基尼系数下降程度显著大于真实努力高禀赋集中实验局(z=-5.891，p=0.001)。这说明禀赋不均来源对基尼系数变化的影响是有条件的，当且仅当社会财富差距较大时，真实努力实验局代表的按劳分配机制才会阻碍基尼系数的自我调整。当社会财富差距较小时，无论禀赋的分配方式是怎样的，社会基尼系数都会以相近的速度自发缩小。这和本文前面得到仅在财富差距较大时禀赋不均来源才会显著地降低投资率的结论从内在逻辑上说是一致的。
结论3 初始禀赋存在不平等时，基尼系数会自发地降低并保持相对稳定。当且仅当初始禀赋集中度较高时，按劳分配的分配制度会抑制基尼系数的自发调节并减缓基尼系数的缩小程度。
综上，本文通过对社会整体基尼系数变化的分析，发现社会财富差距存在自发调节机制。本文认为存在一个合理的财富差距区间，初始禀赋完全平等的社会，其财富差距会随着投资返还行为的进行自发拉开，而初始禀赋不均的社会，其财富差距会自发缩小。本文的实验结果表明：首先，刻意地追求禀赋的完全平等对财富增长并不一定有利。其次，基尼系数有内在的自发调节功能，初始禀赋差距越大，下降幅度越大。其次，当初始禀赋差距过高时，禀赋不均的来源会影响财富差距的调整，带来不同的财富增长速度。
五、结论和展望
本文通过一个动态的信任博弈实验，以博弈中的收益积累模拟财富的增长，研究了不同程度和不同来源的初始禀赋不均与信任水平及财富增长之间的相互影响。通过对实验数据的分析，本文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在初始禀赋完全相等时，社会的总体信任水平较低，财富增长速度较慢。在所有人初始状态都完全平等的情况下，人们对于社会中的贫富差距更加敏感，使得经济稳定在一个很低的基尼系数水平上缓慢发展。而在初始状态存在较低程度的不平等时，社会的总体信任水平较高，财富增长速度很快。虽然在这种条件下，低财富被试的可信任水平较低，但是人们在信任行为中对于相对财富的敏感度显著下降，整体小组中的基尼系数会自发地下降。其次，当初始状态存在较高程度的不平等时，社会的总体信任水平依然较高，财富增长速度较慢，基尼系数会自发地呈现一个稳定下降的趋势。最后，当初始禀赋集中度较低时，禀赋的分配机制对于社会信任和财富增长没有显著影响。但在分配制度导致的贫富差距巨大时，按劳分配的分配制度反而会降低社会的平均可信任水平和经济发展速度。
通过以上结论可以看到，相比于完全平等的财富分配制度，政策上允许适度的不平等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在较低程度的不平等条件下，人们的信任水平相对较高，信任投资给人们带来的激励较大，整体经济会以一个较快的速度发展，且基尼系数会自发地向下调节。但是一旦财富不平等程度过高，财富集中度达到一定的高度，高财富者的信任水平会降低，财富增长的速度会受到抑制。因此当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较低程度的财富不平等有助于社会更好地建立信任并促进财富增长。但与此同时还必须控制社会中的财富不平等程度，尤其是在按劳分配的分配制度下，一旦出现程度较高的财富不平等，就会造成信任水平和财富增长的下降并抑制基尼系数的自发调节。
当然，本文的研究仍然存在着一定的不足。本文并没有发现不平等程度与信任水平和经济发展速度之间关系的转折点，即在禀赋不均达到一个怎样的程度时，信任水平和财富增长的速度开始受到抑制，这个问题值得做更多的实验局来进一步研究与讨论。本文还发现，在低不平等程度下，真实努力实验局中的被试投资率高于随机分配实验局，而在高不平等程度下结果发生了逆转，即禀赋获得的方式与禀赋大小都会对人们的行为产生影响。本文尚未明确这两个因素同时作用时的结果与内在机制，这对于禀赋效应的相关研究也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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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EQUALITY, TRUST AND WEALTH GROWTH
——Evidence from Experimental Economics
CHEN Ye-feng1 LIN Yan-qing1 DING Yu-li1 ZHENG Hao-yu1 ZHENG Hao-li2
(1. School of Economics, Zhejiang University; 2. School of Economics, Zhejia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Abstract: Severe inequality in wealth distribution can lead to a series of social problems, among which an easily overlooked but significant one is trust declining, which is unfavorable to social development and wealth growth. By using the method of experimental economics, this paper introduces a real-effort task in a dynamic trust game to examine the impact of different sources and varying degrees of endowment inequality on trust levels, and then investigates whether different forms of endowment inequality have caused different rates of wealth growth and new wealth distribution via the trust transmission mechanism. Our results show that, compared with equal initial endowment distribution, a low degree of inequality in the initial endowment is conducive to average trust level and wealth growth. However, when initial endowment inequality reaches a higher level, both average trust level and wealth growth rate will drop significantly. Meanwhile, when there is inequality in the initial endowment, the Gini coefficient will spontaneously decrease. When the initial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caused by the wealth distribution mechanism based on work is too large, the spontaneous adjustment of the Gini coefficient will be inhibited. Only when the initial endowment gap is too big will the source of endowment inequality affect the adjustment of the wealth gap.
Key words: inequality; trust; wealth concentration; wealth growth; experimental econo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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