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认识和处理供给侧改革与需求侧管理的关系
正确认识和处理供给侧改革与需求侧管理的关系方福前
[提 要] 如何正确认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需求侧管理的关系，实质上是正确认识供给与需求的关系问题。供给与需求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微观和宏观经济变量的均衡值都是由供求均衡决定的。不分长短期，只强调供给重要或只强调需求重要，都是片面的。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以需求为依托，以适度扩大需求为基础。脱离需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会失去方向、失去目标。要完善需求侧管理必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因为需求规模及其增长、需求结构变化归根到底是由制度体制因素决定的。深化改革那些阻碍需求结构优化和需求增长的体制机制正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题中应有之意。
[关键词]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求侧管理；相互依存；体制改革；发展
一、问题的提出
粗看起来，自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的改革和宏观调控似乎在“需求—供给—需求”之间来回切换。1998年为了应对由泰铢大幅贬值引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负向冲击，中国政府首次出台了旨在扩大内需的积极的财政政策。1998年中央财政预算进行大幅度调整：财政赤字由上年的560亿元调整为960亿元，增发1 0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同时配套增加1 000亿元银行贷款，全部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从1998年到2004年，中国政府累计发行了9 1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2008年为了应对由美国次贷危机触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负向冲击，中国政府再度实施了扩大内需的积极的财政政策。那一轮积极的财政政策的主要内容是国务院于2008年11月出台的4万亿元投资扩张计划：从2008年第四季度到2010年底，中央政府通过增加中央基本建设投资、中央政府性基金投资、中央政府其他公共投资和灾后重建投资等，安排1.18万亿元投资，加上地方政府配套和社会投资2.82万亿元，共计形成4万亿元的投资规模。2015年11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11次会议提出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提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由扩大内需转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是中国改革和宏观调控着力点的重大调整。实施了5年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取得明显成效以后，2020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和2020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又提出注重需求侧管理，并且强调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这似乎又回到2015年以前扩大内需的着力点上。这就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如何看待改革和宏观调控着力点由扩大内需转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再转向注重需求侧管理？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如何正确认识需求与供给的关系问题。
二、从理论上看需求与供给的关系
需求与供给关系是经济学中的基本关系。分析经济现象和经济变量及其变化趋势离不开供求分析。阐释这种关系的理论即供求原理是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之一。供求原理既适用于微观经济分析，也适用于宏观经济分析。就微观经济来看，单个产品或要素市场上的价格和产量或雇用量由这种产品或要素的需求和供给相均衡决定。用几何图形来表示，就是均衡价格和均衡数量在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的交叉点决定。离开这个交叉点，单独的需求或单独的供给并不能决定一个产品或要素的均衡价格和均衡数量。这就是经济学中著名的马歇尔交叉(Marshallian cross)或马歇尔剪刀叉(Marshallian scissors)的含义。在实际经济活动中，这表现为需求或供给单独一方的力量无法决定一种产品或要素的成交价格和成交数量。实际的市场交易总是在供求双方的意愿和行动达成一致的情况下完成的。
从宏观经济来看，一个经济体的价格总水平和总产出总是由总需求与总供给相互依存相互影响最终达到均衡决定的。用几何图形来表示，就是总需求曲线和总供给曲线相交决定一定时期一个经济体实际的价格总水平(例如CPI)和实际的或均衡的总产出(例如一定时期实际的GDP)。这就是经济学中著名的凯恩斯交叉(Keynesian cross)。
一个经济体的长期经济增长也是在总需求和总供给相互作用下决定的。总需求是经济增长的拉动力量。总供给是经济增长的推动力量。总产出规模及其增长速度决定于总需求和总供给双方力量的大小以及对比关系。总供给能力(潜在的总供给)决定了经济的长期增长趋势。总需求则决定了经济在一定时期总供给能力的利用或实现程度。
当一个经济体一定时期的总需求小于其潜在总供给时，实际产出就会低于潜在产出，经济中就会出现产能过剩和失业增加，经济增速将会走低。当一定时期的总需求大于潜在总供给时，经济就会出现通货膨胀，也就是经济过热。当一定时期的总需求结构和总供给结构不匹配时，经济就会出现供给短缺和供给过剩并存，这就是经济结构失衡。
因此，总需求和总供给必须在数量上和结构上保持协调匹配，并且要在动态过程中保持平衡，否则就会出现经济不稳定，甚至出现经济衰退或高通货膨胀。
总供给和总需求不存在主次之分，也不能笼统地说供给比需求重要或需求比供给重要。只是从长期来看，一个经济的增长率高低的决定因素在供给一方，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2014)把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四个因素——人力资源、自然资源、资本、技术变革和创新——看作是经济增长的四个轮子。但是在短期，总产出规模和年度经济增长速度的决定因素在需求一方。因为正是有效需求的大小决定了总需求曲线在哪一点与总供给曲线相交，从而决定了凯恩斯(1999)所指出的在现有可用的资源中实际使用量的大小。也就是说，从长期来看，供给决定需求，供给会创造它自身的需求，萨伊定律是成立的。但是在短期，需求决定供给——需求决定潜在的总供给(潜在的GDP)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实现为实际的总供给(实际的GDP)，凯恩斯定律是成立的。因此，萨伊定律不适用于短期，短期的总需求不一定与总供给保持同步，这就存在发生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凯恩斯定律不适用于长期，长期经济增长的物质基础还是生产能力或总供给能力增长，推动长期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还是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2014)所概括的四个轮子，供给方的这四个因素决定了长期经济增长路径或趋势。
因此，不分长短期，只强调供给重要或只强调需求重要，都是片面的。我们既要关注长期经济增长，也要关注短期经济稳定，这样才能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和可持续发展。长期不能脱离短期，因为长期是由若干个短期构成的。我们应该用辩证的、全视角的眼光来看待供给和需求，来看待供给侧改革和需求侧管理的关系。
三、 以需求为依托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国“十四五”时期经济工作的主线，2020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这一点。早在2018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明确提出：我国经济运行主要矛盾仍然是供给侧结构性的，必须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动摇。[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2018-12-22。这表明我国经济长期发展和改革的着力点在供给侧。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仅符合经济的长期发展的决定因素主要在供给侧这个理论和实践逻辑，而且符合我国供给侧结构调整、优化和升级的现实需要，符合我国21世纪中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客观要求。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一次简单的供给结构或经济结构调整，更不是简单的消除供给过剩或产能过剩，而是一场经济体制变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虽然包括供给侧结构调整的内容，但更重要的、实质性的内容是对资源配置体制、生产经营组织体制和生产关系进行变革。
然而，要实施和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必须依托总需求增长和总需求结构优化，必须在指导思想上、改革设计上、政策实践上重视总需求和总需求管理。我们要在稳定总需求的基础上促进总需求的适度增长和总需求结构优化。这既是稳增长、促就业的需要，也是保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顺利推进的需要。没有总需求的适度增长，产能过剩会更加严重。因为过去的投资和现在的投资还在形成资本存量，还在增加生产能力。没有总需求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没有了参照系，就失去了方向。因为我们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的乃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是为了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和福利水平，是为了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要使总供给结构与总需求结构更好地相匹配相适应，供给结构调整必须以适应、匹配需求结构为目标，必须由需求结构来指引。提高总供给能力必须以总需求规模及其增长为导向，提高总供给质量必须以总需求结构为基础。生产能力提高了，需求跟不上，就会形成新的产能过剩。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质量提高了，如果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不匹配，那这个“质量”就不能得到市场承认。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能仅仅从供给一方来孤立地理解为供给改革，要在供给与需求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关系中加以理解并加以实施，要在供给与需求的相互联系中来把握。(1)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客观依据和必要性是2010年以来我国经济出现了日益加重的结构性矛盾，突出表现为总供给和总需求在数量和结构上不匹配、不适应，社会再生产循环不顺畅，宏观经济运行梗阻较多。(2)市场经济是一种需求引导型经济。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消费，生产成果只有进入了消费才能实现其价值，才能真正完成其生产过程。20世纪末以来，我国经济已经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长期的“供给短缺”型经济转型为“需求相对不足”型经济。总需求规模及其增速成为短期制约经济稳定和增长的主要因素。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要通过提高供给质量、优化和升级供给结构，通过高质量发展把需求潜力释放出来，使企业生产需要和居民生活需要更多地转化为有效需求，使供给在总量上和结构上与需求的发展变化相适应，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稳定总需求，优化总需求结构，促进总需求适度增长，使总需求与总供给在动态上保持协调匹配，使总需求在结构上和增速上与长期经济增长目标相适应。(3)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是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目标。以人民为中心，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4)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只有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消除阻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梗阻点，激发微观主体积极性，增强微观主体活力，促进技术变革和创新，不断升级经济发展动力，提高经济发展质量，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才能使我国供给的能力和实际的总供给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习近平同志在2015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财经工作领导小组第11次会议上首次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时就指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注]《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 落实发展理念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人民日报》，2015-11-11。可见，中央在启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伊始就考虑到这场改革必须以适度扩大总需求为依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和完善总需求管理相结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阐释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总需求管理的辩证关系：“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要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全面促进消费，拓展投资空间。”[注]《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在京举行》，《人民日报》，2020-10-30。2020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紧紧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注重需求侧管理，打通堵点，补齐短板，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提升国民经济体系整体效能。”[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2020-12-19。这个改革和发展思路实际上强调了供给和需求的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关系。
四、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需求侧管理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和随后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强调要注重需求侧管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明确提出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这似乎从重视供给又回到重视“三驾马车”宏观调控上来了。
实则不然。本轮的需求侧管理不是指单纯地扩大总需求或扩大内需，不意味着重启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不意味着基建投资又要大干快上。本轮需求侧管理应当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联系在一起来理解，需求侧管理和供给侧改革共同构成“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核心内容，其目的是为了“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提升国民经济体系整体效能”。[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2020-12-19。完善我国的总需求管理需要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不是简单地重复过去驾驭“三驾马车”的做法。要改革和完善总需求管理，就需要对影响总需求增长的体制机制进行改革。“必须在合理引导消费、储蓄、投资等方面进行有效制度安排。”[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2020-12-19。“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注]《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在京举行》，《人民日报》，2020-10-30。
在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五年后又强调要注重和完善需求侧管理，既与供给和需求本当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有关，更是根据中国经济出现内向化趋势这一现实变化做出的发展战略和宏观调控调整。
2007年以来中国经济出现明显的内向化趋势。其特征事实是：(1)中国外贸依存度和出口依存度双双持续下降，内需增长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和拉动作用不断增强。2001年加入WTO以后，中国外贸依存度和出口依存度一度(2006年)分别高达64.2%和35.34%，此后持续走低。2019年分别下降至31.71%和17.33%，不到高峰年份的一半(见图1)。相应地，总需求结构中的“三驾马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发生了变化：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内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增大(见图2)。净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和拉动总体上是负数。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加上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变化，2009—2019年这11年间，中国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和拉动只有4年是正数，7年都是负数(见图3)。(2)2013年以来，在中国经济内需结构中，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的贡献持续超过资本形成。而在2013年以前，最终消费和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大小是交替变化的。可以说，2013年以来，消费取代资本形成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消费增长现在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力马车(见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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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中国外贸依存度和出口依存度(2000—2019年)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国家数据(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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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内需对中国GDP增长的贡献率和拉动
(2000—2019年)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国家数据(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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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中国GDP增长的贡献率和拉动(2000—2019年)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国家数据(2020年)。
内需和消费对中国经济稳定和增长的重要性这些年凸显出来了，但是中国的内需增长和内需结构还不尽如人意：(1)内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是不平稳的，波动幅度过大。图2显示，除了2008—2010年由于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和中央政府实施扩大内需的积极财政政策引起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幅度波动以外，2015—2019年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相当不平稳的，高低起伏过大，高低落差在9.7个百分点到20.1个百分点之间。而内需贡献波动的背后是内需增长的波动(见图5)。进一步分析不难发现，内需增长波动的主要原因是资本形成增长波动过大(见图6)。(2)在中国内需结构中，最终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长期偏低。2004年以来，中国消费率一直低于56%，比同期英美两国大约低27个百分点到30个百分点，相比法、德、意、加、日大约低18个百分点到25个百分点，也大大低于我国的亚洲邻国印度、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和越南(方福前，2020)。2005年以来中国居民消费率一直低于40%，不仅低于发达经济体，也低于在文化和消费观念上与我国接近的绝大多数亚洲邻国，甚至低于人均GDP水平大约只有中国三分之一的菲律宾、四分之一的越南和五分之一的印度。并且国际金融危机后的中国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平均来说低于国际金融危机前(方福前，2020)。(3)最终消费和居民消费增速呈现走低倾向。在2010年以来的经济周期中，按1978年为基期的GDP平减指数计算，我国最终消费和居民消费增长自2012年开始呈现不断走低的趋势。2019年的最终消费增速和居民消费增速比2011年下降了将近一半(见图7)。这个走势很值得我们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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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最终消费和资本形成对中国GDP增长的
贡献率(2000—2019年)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国家数据(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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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中国内需增长(2001—2019年)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国家数据(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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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中国最终消费和资本形成增长(2001—2019年)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国家数据(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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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中国最终消费和居民消费增速(2001—2019年，
按1978年为基期的GDP平减指数计算)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国家数据(2020年)。
在中国消费结构中，居民消费与政府消费大约是7∶3的关系，也就是说，中国消费需求规模和增长主要取决于居民消费。随着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深入，市场与政府关系进一步调整，居民消费在总消费中的占比将会进一步提高。因此，扩大消费需求、促进消费需求增长，主要是看居民消费。
我国居民消费率偏低和增速走低，主要原因有：(1)我国城乡和东中西部居民收入水平差距过大，由此直接导致消费倾向差距过大，农村居民消费和西部地区居民消费水平偏低。近些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大约是2.65∶1，城乡人均消费比大约是2.2∶1。(2)产品和服务的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不协调不匹配，一些产品的质量、档次、性能和一些服务的技术水平或质量与居民的需要不相适应。由此引发诸如坐飞机去国外购买马桶盖、电饭锅、奶粉，赴国外求医寻药等内需外溢现象。(3)居民收入和劳动者报酬在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中占比过低，并且这两个比重还在走低。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为分界点，1993—2008年中国住户部门初次分配总收入占GNI的比重平均为62.27%，而在2009—2018年这个比重平均为59.63%，降低了2.64个百分点。在国民收入再分配结构中，中国住户部门在这两个时期获得的可支配收入占GNI的比重平均分别为62.03%和60.28%，降低了1.75个百分点。在这两个时期，劳动者报酬在GNI中占比分别为50.68%和49.46%，降低了1.22个百分点。由于劳动者报酬在现阶段是我国城乡绝大多数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劳动者报酬偏低，必然会产生大量的低收入人群。据统计，我国目前月均收入不足1 000元的有6亿人，月均收入低于2 000元的有7亿人。这些人群由于缺少支付能力，他们的消费需求不可能达到应有的水平。
因此，要促进居民消费增长，通过优化内需结构来扩大内需，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必须对影响总需求特别是影响内需结构优化、影响居民消费需求增长的体制机制进行改革，通过改革和发展促进居民收入和劳动者报酬增长，通过改革优化收入分配结构。这些改革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容，就是在“三去一降一补”任务基本完成的基础上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到第二步和第三步战略的内容。[注]方福前(2018)认为，要实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预期目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采取“三步走”战略：第一步是对症治疗，主要措施是“三去一降一补”；第二步是巩固治疗，主要方案是经济结构调整、优化和升级；第三步是去根治疗，主要途径是制度改革、建设和创新。
虽然提高工资可以直接增加劳动者报酬和居民收入，但是工资提高是有条件约束的。如果工资上涨快于劳动的边际生产率提高，必然会导致企业生产成本上升过快、净利润率下降甚至亏损。这对企业发展和就业增长是不利的。通过再分配把一部分政府收入转移给低收入居民也可以增加这部分居民收入，优化分配结构，但是其效果是有限的。因为政府收入有限，特别是在大规模减税降费的背景下，政府不可能拿出更多的收入用于转移支付。因此，增加劳动者报酬和居民收入的根本途径是靠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生产力和经济发展，多元化开辟居民就业和增收创收渠道。
我们可以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劳动者和企业家的激励机制，营造宽松、自由的营商环境，从制度上保障个人的合法财产和合法收入，稳定和完善农村家庭承包制，完善城乡社会保障制度。这样可以稳定个人对未来的预期，激发个人进行长期投资和生产的积极性，使个人敢消费能消费，从而在促进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增长的过程中不断提高居民收入。
通过要素市场化改革，提高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性，可以改善要素市场价格扭曲，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在这个过程中，一部分劳动者、企业家、土地承包者和资本持有者的报酬会得到提高。
从法律和政策上维护、保障个人的创业权和自主择业权，开辟更多的劳动、就业、创业、创新渠道，扩大劳动者的自由择业创业机会，法律和政策上允许劳动者合法兼职或拥有第二第三职业(譬如白天正常上班，晚上下班后摆地摊或开出租车获取收入)等途径来增加劳动者报酬。
通过金融体制深化改革和不断发展，扩大居民的资产选择范围和投资渠道，增加居民的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
通过发展各类层次各种形式的教育和在职培训，提高劳动者技能和素质。劳动者的人力资本积累水平提高了，其报酬自然就会提高，而且随着人力资本水平提高，他们的就业机会和职业选择机会就会增加，创新能力就会提高，他们的报酬和收入就会稳定增长。人力资本积累水平提高又是经济稳定可持续增长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之一。
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在初次分配中贯彻按劳分配、按贡献分配原则，在再分配过程中贯彻公平公正原则，同时发挥非政府组织(NGO)和非营利组织(NPO)等第三方在再分配中的调节作用。
企业投资需求是内需的另一个主要构成部分。调动企业投资、创新和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对于扩大内需，对于构建双循环新格局，对于推动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要调动企业积极性，需要做好以下工作：一是完善产权改革和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形成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制度环境和激励机制。二是落实“两个毫不动摇”，形成民营经济和国有经济公平待遇、公平竞争、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良性格局。三是进一步消除制度障碍和各种壁垒，完善国内统一大市场，提高产品和生产要素在不同市场和不同地区的自由流动性，提高市场竞争程度，从而实现资源的有效率配置。四是进一步完善政府改革，例如放管服改革，正确处理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使政府真正成为企业发展的护航者。
上述这些改革措施都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容和目标。这表明需求侧管理和供给侧改革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我们应该在供求互动中推进需求侧管理，不要把需求侧管理和供给侧改革割裂开来，更不能把二者对立起来。只有贯彻落实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同时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加快培育完整的内需体系，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才能构建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才能使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行稳致远，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目标。
参考文献
[美]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 2014:《经济学》第19版(萧琛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方福前, 2018:《中国式供给革命》,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方福前, 2020:《从消费率看中国消费潜力与实现路径》,《经济学家》第8期。
[英]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1999:《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高鸿业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CORRECTLY UNDERSTAND AND HAND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PPLY-SIDE REFORM AND DEMAND-SIDE MANAGEMENT
FANG Fu-qian
(School of Economic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How to correctly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and demand-side management rests with correctly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Supply and demand are interdependent. The equilibrium values of micro and macro economic variables are determined by the equilibrium of supply and demand. It is one-sided to emphasize the importance of supply or demand regardless of the period. To promote the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we must rely on demand and expand aggregate demand moderately. Without demand, the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will lose its direction and goal.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demand-side management, we must deepen the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because the scale of demand and its growth, the change of demand structure are both determined by institutional factors in the final. Deepening the reform of the institutions and mechanisms that hinder the optimization of demand structure and the growth of demand is exactly what the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should mean.
Key words: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demand-side management; interdependence; institution reform;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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