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2035年发展目标的潜在增长率
实现2035年发展目标的潜在增长率黄泰岩 张 仲
[提 要]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到2035年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远景目标，因此测算和回答能否和如何如期实现该目标，对于我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和坚持“四个自信”具有重要的意义。为此，本文根据跨越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体的发展经验，对2021—2035年我国潜在增长率变化进行了测算。一是参照跨越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体在我国相同发展阶段时各主要生产要素的变化，模拟设定我国未来各主要生产要素的增长率；二是通过运用附加人力资本的增长核算模型测算基准、乐观和悲观三种不同情境下未来我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验证我国2035年发展目标实现的可能性；三是依据主要要素对潜在增长率的贡献度，提出我国如期实现2035年发展目标的相应政策建议。
[关键词] 2035年发展目标；潜在增长率；国际经验测算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我国到2035年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为我国确立了催人奋进的发展目标。我国如期实现这一目标，对于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和坚持“四个自信”都具有重大意义。因而有必要对我国未来15年潜在增长率的变化进行测算。
一、潜在增长率测算的国际经验视角
经济学研究者对我国潜在增长率进行了众多富有成效的研究。他们大多采用生产函数法估计各要素的投入变化，进而测算潜在增长率。对2021—2035年潜在增长率的测算结果差异相当大。有的研究认为可以保持年均6%左右的增长(郭学能和卢盛荣，2018；易信和郭春丽，2018；宋旭光和何宗樾，2016；张军等，2016；黄志钢和刘霞辉，2014；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课题组，2012；“中国2007年投入产出表分析应用”课题组，2011)；有的研究认为部分年份可以达到7%以上的增长(刘伟和范欣，2019；陆旸和蔡昉，2016；张屹山等，2016；胡鞍钢，2011)；有的研究认为部分年份只有4%左右的增长(盛来运和郑鑫，2017；白重恩和张琼，2016；谭海鸣等，2016)。已有文献的测算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大的差异，主要是对各投入要素及其变化趋势的估计不同。
如何更好地估计未来15年我国各主要投入要素的变化趋势，笔者认为，可以用跨越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体的发展经验作为参照。
一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所有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共同任务。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从1960年到2008年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内，有103个经济体进入中等收入经济体阶段，但只有13个经济体成功跨越；特别是像我国这样的发展中人口大国，目前尚没有成功的先例。因此，我国未来15年经济发展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创造新的发展奇迹。跨越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在与我国处于同样的发展阶段时，由于都面临着赶超发达国家的共同任务，发展条件和环境具有相似性，它们在与我国相同发展阶段的发展经验就可以为我国未来的发展提供经验参考。因此，以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日本、韩国和以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巴西、墨西哥等经济体的要素投入变动经验为参照，估算不同情境下我国的潜在增长率，就可以使我国潜在增长率的测算建立在坚实的国际经验基础上，从而更具有科学性和说服力。基于此，笔者在发展阶段的选择上，选取了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等经济体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前后的要素变化数据作为参照，测算我国内地的潜在增长率；选取巴西、墨西哥和阿根廷等经济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前后的要素变化数据作为参照，测算我国的潜在增长率。
二是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在跨越阶段的发展水平应成为我国实现跨越的基本水准。日本、韩国等经济体之所以能够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就是因为它们在发展中投入的各主要要素呈现出积极有利的变化，支撑了潜在增长率的增长。由于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各个经济体的要素变化表现不同，笔者将这种变化归为两种不同的类型：基本水平和较好水平。基本水平是指支撑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最低水平；较好水平是指支撑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较好水平。我国在未来15年的发展中，如何将各主要要素的变化趋势稳定在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等经济体的最基本水平上，就成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不可跌破的底线。基于此，本文将日本和韩国等经济体各要素变化的基本水平作为基准情景，测算我国的潜在增长率；将它们各要素变化的较好水平作为乐观情景，测算我国的潜在增长率，作为我国努力超越的目标。这样，无论是在基准情景下还是在乐观情景下，我国都将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如期实现2035年发展目标，只是实现的程度不同。
三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体所面临的困境是我国发展中必须规避的情形。巴西和墨西哥等经济体之所以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是因为它们在发展中投入的各主要要素呈现出不利于经济增长的变化。我国在未来15年的发展中，就需要吸取巴西、墨西哥等经济体的深刻教训，防止出现类似的要素变化情景。基于此，本文将巴西、墨西哥和阿根廷等经济体各要素的变化作为悲观情景，测算我国的潜在增长率，作为我国发展中的警示。当然，巴西和墨西哥等经济体在人口就业方面表现出比较乐观的情景，在人口就业要素变化估计时，就将巴西和墨西哥的数据作为乐观情景测算我国的潜在增长率。因为随着我国人口政策的调整以及人工智能技术的迅速发展，人口就业对潜在增长率的影响不会像日本和韩国当年那样悲观。
二、模型设定和数据来源
(一)模型设定
本文沿用经典的附带人力资本的C-D函数作为核算模型，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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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t=Et×Lt
(2)
式中，Yt代表t期总产出；Kt代表t期资本存量；Ht代表t期附加人力资本的劳动力存量；Et代表t期人力资本存量；Lt反映的是t期就业人口数量；At是t期全要素生产率(TFP)；α和β分别是资本产出弹性和附加人力资本的劳动产出弹性，假定生产函数的规模报酬不变，即α+β=1。将资本存量、劳动力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HP滤波处理，求得这些变量的平均增长率，并以此计算未来潜在经济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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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二)数据来源和处理
在对未来潜在增长率进行估计的过程中，生产要素增长率的设定尤为重要。为了保证数据的准确性和一致性，各经济体资本形成总额、就业规模、总和生育率和各层级入学率等多类数据均引自世界银行数据库，全要素生产率数据为经过生产函数模型测算得出。由于部分年份数据缺失，本文均参照各地区当地统计数据进行补充。为了更好地反映变化趋势，减少周期性因素的干扰，本文对数据进行了HP滤波处理。未来人均GDP的预测值，均以2018年美元不变价格表示。
三、主要生产要素变化设定
(一)资本存量增速
1.基准情景。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初期，日本工业化进程接近完成，资本存量保持近10%的快速增长，GDP平均增速接近7%。1973年完成工业化成为高收入经济体后，日本经济虽然受石油危机、汇率波动的强烈冲击，资本存量在20世纪70年代平均增速下降到5.4%，但仍然保持了较快增长，推动日本成为世界经济强国。韩国在重化工业主导时期，资本存量增速达到8%～10%，到了工业化后期，GDP增速降至5%～6%，资本存量增速也降至7%。1991年完成工业化进入高收入经济体后，韩国的资本存量增速开始下滑至5%～6%的区间内；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又逐步滑落至4%的水平。因此，本文参照日本(1967年)和韩国(1988年)进入高收入经济体前后的数据对2021—2035年我国资本存量增速进行基准模拟。
2.悲观情景。20世纪70年代，巴西、阿根廷和墨西哥三个国家的资本存量和GDP保持较高速度增长，到1980年这三个国家的人均GDP仍大幅度高于韩国。但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到90年代，这三个国家的产业升级缓慢，融资结构脆弱，贫富差距扩大，居民负债率居高不下，对大宗商品价格和国际信贷依赖加强。随着美联储实行紧缩货币政策，缩减资产负债表，这三个国家应对不足，诱发债务危机，国内市场失序，经济出现衰退，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之后，这三个国家资本存量增速迅速下降，阿根廷甚至常年新增投资几乎为零。因此，本文参照巴西(1996年)、阿根廷(1990年)和墨西哥(1993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前后的资本存量增速变化趋势，对2021—2035年我国内地资本存量增速进行悲观模拟。
3.乐观情景。20世纪80年代中期，新加坡实现工业化，经济发展步入成熟阶段。面对资源短缺和劳动力成本上升带来的挑战，新加坡积极实施产业集群发展计划，重点培育技术密集型产业，并在原有服务业的基础上发展具有更高附加值的高端服务业，推动新加坡发展成为全球重要的集成电路、芯片生产基地，全球石油化工、金融、贸易中心。因此，新加坡在工业化后期和后工业化时代，产业不断更新迭代，新增投资始终保持活跃，资本存量长期保持6%～7%的平均增长速度。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中国香港的主导产业从转口贸易转向工业，除加工工业外，建筑、房地产、通信和运输业也迅速发展。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中国香港开始把附加值较低的产业向内地转移，重点发展电信、商贸、房地产和金融产业，最终发展为全球航运、贸易、金融中心之一。在产业不断转型过程中，中国香港资本存量持续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直到21世纪初，年均增速保持在4%左右。因此，本文参照新加坡(1977年)和中国香港(1976年)进入高收入经济体前后的数据对2021—2035年我国内地资本存量增速进行乐观模拟。
(二)就业人口增速
1.基准情景。新加坡和韩国的总和生育率(TFR)在完成工业化前就已低于世代更替标准，随后不断下滑，1977年新加坡的TFR下滑至1.82,1988年韩国的TFR下滑至1.55；2017年两国的TFR分别只有1.16和1.05。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和城市化发展，我国的TFR也长期低于世代更替线，尽管二胎政策放开，生育率也很难实现大幅度触底反弹，2017年我国TFR仅有1.68。因此，本文参照新加坡(1977年)和韩国(1988年)进入高收入经济体前后的就业人口变化趋势，对2021—2035年我国就业人口增速进行基准模拟。
2.悲观情景。日本是全球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早在1985年日本的老年人占比就超过10%，2017年甚至达到27.58%。中国香港1995年老年人占比超过10%。这两个经济体的TFR也分别于1975年和1981年开始跌至2以下，并长期保持全球最低水平。当前我国内地总和生育率水平较低，人口老龄化严重，人口规模也会在不久的将来迎来拐点，很可能面临和过去日本、中国香港较为类似的情况。因此，本文参照1990年后日本和1995年后中国香港的就业人口变化趋势，对2021—2035年我国内地就业人口增速进行悲观模拟。
3.乐观情景。拉美地区的生育率一直维持较高水平，人口结构也比东亚经济体更为年轻。未来我国通过进一步改革、完善社保体系、放开计划生育、延长退休年龄等措施，有望使潜在就业人口数量在长时间内维持增长。因此，本文参照巴西(1990年)、阿根廷(1990年)和墨西哥(1990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前后的就业人口变化趋势，对2021—2035年我国就业人口增速进行乐观模拟。
(三)人力资本增速
资本存量、就业人口、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对潜在增长率的贡献度如表2所示。
2.悲观情景。巴西、阿根廷和墨西哥曾经有较好的技术工人队伍，但由于长期忽视普及高等教育和提升科研质量，忽视人力资本对自主创新的重要性，在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乏力，错失了经济驱动模式转变的机会。1980年墨西哥的高校净入学率仍高于韩国，但到2010年却仅为韩国的四分之一；1980年阿根廷的高校净入学率为韩国的两倍，20年后仅为韩国的三分之二；2017年，巴西的高校净入学率仅为51%，且增长速度远远低于同期东亚经济体。因此，本文参照巴西(1996年)、阿根廷(1990年)和墨西哥(1993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前后的人力资本变化趋势，对2021—2035年我国人力资本增速进行悲观模拟。
3.乐观情景。韩国和新加坡长期重视教育，是迅速积累人力资本的典型国家。20世纪90年代后，韩国人均受教育年限超过英国、法国和日本等教育发达国家，人力资本水平也由早期较低水平一举跃居全球前列。韩国高校净入学率在1986年仅有33.43%，但到20世纪90年代末已超过70%，2006年后稳定在94%以上，部分年份达到100%。1990—2010年，韩国高校在校生数量年均增长率达到3.91%，其中专科生、本科生和研究生在校生数量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6.66%，3.51%和4.44%。新加坡在20世纪70年代初，高校入学率与韩国接近，远低于阿根廷，但经过30多年的发展，高校入学率已经超过80%，跻身全球前列，数所高校位居亚洲地区前列。我国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双一流”高校建设成效显著，因此，本文参照新加坡(1977年)和韩国(1988年)进入高收入经济体前后的人力资本变化趋势，对2021—2035年我国人力资本增速进行乐观模拟。
(四)全要素生产率增速
1.基准情景。20世纪60年代，日本实行了“对国外先进技术重点引进消化再创新”战略，迅速推进了产业优化，培育了一大批具有高附加值产品的企业。20世纪70年代，日本开始转向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并将自主创新、产业集约式发展作为提升国际竞争力的核心战略。1980年日本提出“技术立国”长期战略，重点改善技术创新环境、加大研发投入、加强创新人才培养、积极引进国外技术人才、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完善“产学官合作研究体制”，推动日本成为全球少数原创技术发达的国家之一。1984年日本的每万人专利申请量达到21个；1997年日本研发投入占GDP比重达到2.77%，每百万人中的研发人员突破5 000人，每百万人科技论文发表量超过700篇。中国香港2006年每百万人中研发人员达到2 671人，加上中国香港拥有高水平的市场配置效率，因而中国香港的全要素生产率迅速提升。因此，本文参照日本(1967年)和中国香港(1976年)进入高收入经济体前后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化趋势，对2021—2035年我国内地全要素生产率增速进行基准模拟。
2.悲观情景。巴西、墨西哥和阿根廷等国在经历了较高速度增长后，由于缺乏自主创新，技术研发能力薄弱，关键核心技术对外依赖度高，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2016年阿根廷和墨西哥的研发支出占GDP的比重仅为0.5%左右，而且研发支出占比的提升幅度也非常有限。2000—2016年，巴西、阿根廷和墨西哥三国研发支出占比分别增长26.37%，21.39%和58.91%。截至2014年，巴西、阿根廷和墨西哥的每百万人中研发人员分别仅有881人、1 202人和244人；每百万人科技论文发表量分别仅有264篇、209篇和121篇。我国2014年的研发人员仅是巴西的1.2倍，2004—2014年这十年的增长率也仅为55.56%，而同期巴西的增长率尚能达到62.44%，若我国不切实加大研发投入力度，着手培养科研人才，很有可能重蹈拉美国家的覆辙。因此，本文参照巴西(1996年)、阿根廷(1990年)和墨西哥(1993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后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化趋势，对2021—2035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速进行悲观模拟。
3.乐观情景。高度重视自主创新和研发投入是韩国和新加坡长期维持全要素生产率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韩国强调自主创新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并不断加大科技研发投入和创新人才培养力度，显著提高了科研实力。1996年韩国R&D经费占GDP的比重为2.26%，2014年上升到4.29%，位居世界第一；1996年韩国每百万人中研发人员为2 173人，不足同年日本的一半，而到了2017年，则达到了7 514人，是同年日本的1.5倍，增幅超过345%；1993年韩国每万人专利申请量仅为日本同年的1/20，2018年却是同年日本专利申请量的1.55倍；2003年韩国每百万人科技论文发表量为484篇，不足同年日本的2/3,2016年达到1 231篇，是同年日本的1.62倍。1997年新加坡R&D经费占GDP的比重为1.42%，位列全球第十七位，到2007年提高到2.34%，排名上升至全球第十位；1997年每百万人中研发人员为2 659人，接近同年日本的一半，到2007年超过日本增长到5 769人；2007年新加坡每百万人科技论文发表量达到1 789篇，为同年日本的两倍。因此，本文参照新加坡(1977年)和韩国(1988年)进入高收入经济体前后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化趋势，对2021—2035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速进行模拟。
本文根据以上选取的国际经验数据展开模拟，对三种情景下我国2021—2035年资本存量、就业人口数量、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速进行设定，如表1所示。
表1 三种情景下各生产要素的增长速度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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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2021—2035年潜在经济增长率测算
根据对我国2021—2035年资本存量、就业人口数量、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三种情景下的设定，最终求得三种情景下2021—2035年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变化情形。
(一)基准情景下的潜在增长率
1.基准情景。日本和中国香港历来重视对教育的投入，并不断根据发展的需要对现有教育模式进行改革。1965—1975年，日本高校的净入学率从17%上升到38.9%。日本完成工业化后，由于旧有的教育培养模式更多强调知识普及而轻视科学研究，难以有效满足自主创新的需要，因而日本开始实施科研创新教育政策，强调科学研究尤其是基础科学研究的质量。1975—1990年，日本研究生在校人数从4.9万人增长到9万人，年均增长4.14%，到20世纪90年代时，高校净入学率超过50%。1976—2006年，中国香港的中学净入学率增长一倍，高校净入学率增长343.41%，数所高校跻身全球知名大学。当前我国内地教育改革需求与当时的日本、中国香港较为相似，因此，本文参照日本(1967年)和中国香港(1976年)进入高收入经济体前后的人力资本变化趋势，对2021—2035年我国内地人力资本增速进行基准模拟。
(二)悲观情景下的潜在增长率
根据OECD国家的历史经验，随着人均GDP和人均可支配收入不断上升，人们的生育意愿会逐步降低，这将导致TFR的进一步下降。TFR下降加剧了人口结构的老龄化，并从四个方面影响经济发展。一是青壮年人口比例降低，而相比青壮年，老年人口劳动参与率更低，使得整体上全社会劳动参与率降低，从而减少就业人口；二是根据生命周期假说，中青年人比例减少而老年人比例增多，社会储蓄率下降，进而影响资本形成率，最终削弱资本积累速度；三是随着高等教育的不断普及，青年人平均受教育年限高于中老年人，受人口结构的影响，人力资本的积累也极有可能达不到预期水平；四是人口结构老龄化对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积累的影响最终也会影响科技创新和生产效率，最终抑制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主要依靠投资拉动，但随着人均收入不断提升、资本存量规模不断扩大、人口城镇化速度不断降低，劳动者份额和资本—产出比不断上升，将导致资本回报率下降，最终影响资本形成。虽然资本形成自身存在一定的“惯性”，但从长期来看，这种惯性很难一直延续。因此，受劳动者报酬、资本—产出比、惯性和人口结构等因素的影响，未来我国资本积累的速度很有可能达不到预期。
随着我国与发达国家发展差距的不断缩小，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不断减弱，生产效率的提升空间不断压缩，而就业参与率下滑、投资率下降、第三产业比重上升等长期趋势也对TFP产生负向作用。如果新旧动能转换达不到预期效果，TFP很难实现基准情景的增速。
因此，在悲观情景下，我国 2021—2025年、2026—2030年和2031—2035年潜在增长率分别为1.52%，1.82%和2.00%。按此推算，到2035年我国人均GDP仅能达到1.41万美元左右。
(三)乐观情景下的潜在增长率
我国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和新旧动能转换的攻关期，跨越三大关口的强大动力是深化改革与科技创新。我国深化改革的“四梁八柱”制度体系已经确立，并强力加以落实，从而进入新一轮制度创新的“红利”收获期。我国大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因而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研发投入不断加大，2019年全球创新指数排在第14位，连续第四年保持上升势头，较2018年上升3个位次。因此，在乐观情景下，2021—2025年、2026—2030年和2031—2035年潜在增长率分别为6.78%，7.19%和6.67%。按此推算，到2035年我国人均GDP将达到2.23万美元左右。
根据以上三种情景的测算，我国到2035年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值大约在2万美元～2.5万美元之间，这就意味着到2035年我国人均GDP将比2020年至少翻一番。只要我们坚决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确定的各项发展战略和发展举措，充分发挥改革创新的强大动力，就一定能够规避悲观情景下的潜在增长率，如期实现规划的发展目标，甚至创造新的增长奇迹。
从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来看，我国对发展目标的管理已经从点调控转向区间调控，因而将2035年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值设定在2万美元～2.5万美元之间也是科学的，有利于提高国家治理能力。
从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来看，将2035年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值设定在2万美元～2.5万美元之间也是积极可行的，因为我国人均GDP自2011年的5 432美元到2019年达到10 276美元，8年时间增加了约5 000美元。未来15年我国的经济增速虽然会有所下行，但由于经济规模的扩大，人均GDP再增加1万美元以上完全是可能的，因为人均GDP的增长有一个加速过程，如我国人均GDP从2000年的959美元达到2011年的5 432美元，11年时间才增加了不足5 000美元。
五、要素对潜在增长率的贡献度
2020年后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开始进入“5”时代，2021—2025年、2026—2030年年均增长率分别为5.67%和5.44%；2031—2035年间为4.87%，跌破5%。按此推算，到2035年，我国人均GDP将达到2.04万美元左右。
表2 三种情景下各生产要素对潜在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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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投资对经济增长仍具有关键作用
基准情景下，资本存量提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在2021—2025年间为53.07%，在2026—2035年间虽有所下降，但仍然接近50%；悲观情景下，经济增长更加依赖投资，资本存量提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在未来15年间都维持在60%以上，甚至在2021—2025年间达到85.96%；乐观情景下，经济增长对投资的依赖有所下降，资本存量对潜在增长率的贡献度在2021—2025年间为52.79%，在2026—2035年间下降至40%左右。
投资对经济增长之所以仍然具有关键作用，主要是因为，一是我国的工业化还没有完成，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大约仅达到工业化的50%左右，工业化发展的空间仍然巨大；二是我国虽然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但制造业就整体而言仍处在中低端，如2019年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仅有14.4%，因而对传统制造业的改造和升级将引致大规模的投资；三是我国第三产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相对滞后，加快发展也会带来大规模的投资；四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将引发对新基建、新产业、新技术的大规模投资，如5G技术带来的产业规模在未来10年将达到13万亿美元；五是目前我国基础设施人均资本存量只有发达国家的20%～30%，基础设施建设仍然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短板，需要加大建设力度，推进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
未来就业人口数量对潜在增长率的贡献度大致在12%～14%之间，因而提高人口素质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基准情景下，人力资本贡献度都超过10%，最高达到13.64%；悲观情景下，人力资本的贡献度更高，甚至超过30%；乐观情景下，人力资本的贡献度最高也达到13.94%。
人力资本之所以对经济增长发挥着重要作用，主要有以下三点原因。一是我国已经从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和加快新旧动能转换都需要人才的支撑；二是把创新摆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就需要把人才置于第一资源的重要地位；三是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才是关键，而我国与发达国家相比，人才短板仍然相当明显。如2015年我国每百万人口中研发技术人员为1 177人，美国则为4 232人，大学生在人口中的比重也远远落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甚至落后于新兴经济体国家。
(三)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从未来15年来看，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断提高，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基准情景下，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度从2021—2025年的20.97%上升到2031—2035年的26.69%；悲观情景下，2021—2025年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为-36.18%，将严重制约经济增长；乐观情景下，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度提升速度更为明显，到2031—2035年间达到了31.94%。
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之所以会不断提高，主要有以下三点原因。一是把创新作为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而且在创新体系中把技术创新置于核心地位，加快建设科技强国；二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把关键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三是强调基础研究、注重原始创新，要求我国必须尽快实现从技术跟随到并肩再到领跑的技术跃升。
六、政策建议
为了全面提升我国潜在增长率，确保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目标，我国必须以改革创新为强大动力，提高资本存量、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
(一)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促进资本形成
一是坚持和完善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并将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治理能力，为扩大企业投资特别是民营企业的投资提供长期合理预期。二是深化产权制度改革，提升产权保护力度，特别是加大知识产权的保护，优化产权激励机制，为扩大企业投资特别是民营企业的投资提供产权制度保障和激励企业家精神。三是深化要素市场改革，强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形成协调、统一的市场化价格机制，为扩大企业投资特别是民营企业的投资提供合理的利润预期。四是深化金融市场改革，推进利率市场化，大力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构建有效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金融体系，为扩大企业投资特别是民营企业的投资提供有效的金融支持。五是深化“放管服”改革，实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放宽市场准入，增强生产要素的流动性，为扩大企业投资特别是民营企业的投资提供市场空间和条件。
(二)深化教育科技体制改革释放人才红利
一是深化教育体制改革，进一步加大教育投入力度，优化教育资源，推进教育公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多更高质量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合格人才。二是深化高等职业教育体制改革，提升高等职业教育专业化水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多更高质量的技术技能人才。三是深化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推进“双一流”大学建设，在继续扩量的基础上不断提高教育质量，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多更高质量的高层次人才。四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完善的科技体制机制保障。五是深化创新人才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构建充分体现知识、技术等创新要素价值的收入分配机制，完善科研人员职务发明成果权益分享机制，激发人才创新活力，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完善的科技人员激励机制。六是深化人才管理体制改革，健全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的科技人才评价体系，实行更加开放灵活的人才政策，集聚国内外优秀人才，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集聚机制保障。
(三)加快科技创新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一是强化科技的基础理论创新。只有实现科技重大理论的突破，才能站到世界科技前沿。按照世界科技创新的基本经验，从重大理论突破到实现科技的产业化，大约需要20年左右的时间，因而提前布局基础理论研究，是我国到2035年成为世界科技强国的先决条件，这就需要优化研发投入结构，加大基础研究的投入力度，为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提供强大的科学理论支撑。二是突出科技创新在创新体系中的核心地位。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实践创新等一系列创新的成败得失都要以有利于科技创新为评判标准，集聚国内外的一切创新资源，加快掌握关键核心技术，为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撑。三是深化科技的制度创新，通过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激发科技人员创新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激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为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提供强大的制度支撑。四是加大科技的文化创新。通过形成有利于科技创新的思想和文化，使创新真正成为民族进步的灵魂,为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提供强大的软实力支撑。五是推进科技的实践创新，通过构建有利于科技创新的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体制机制，鼓励人们敢于尝试、勇于行动，为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提供强大的实践支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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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OTENTIAL GROWTH RATE TO ACHIEVE THE DEVELOPMENT GOAL OF 2035
HUANG Tai-yan1 ZHANG Zhong2
(1.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2.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The Fif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9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set the long-range goal of reaching the level of moderately developed countries in GDP per capita by 2035. Therefore, measuring and answering whether and how to achieve the goal on schedul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China to achieve the second centenary goal and to adhere to the “four self-confidence”. Based on other economies’ experience of leapfroging or falling into the “middle-income trap”, this paper estimates the change of China’s potential growth rate from 2021 to 2035. First, this paper simulates and sets the growth rate of major production factors in China according to the changes of major production factors of the economies that were in the same development stage of China and have leapfrogged or fallen into the “middle-income trap”. Second, using the growth accounting model of additional human capital to measure the potential growth rate of China’s economy in the future under three different scenarios including baseline, optimism and pessimism, the possibility of China’s 2035 development goal can be verified. Third, according to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main factors to the potential growth rate,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policy recommendations to achieve the 2035 development goal as scheduled.
Key words: 2035 development goal; potential growth rate; estimation of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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