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地方共建国家队的模式研究
国家与地方共建国家队的模式研究——基于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国家队共建语境的解释
邵 凯，董传升*
（沈阳体育学院 管理与新闻传播学院，辽宁 沈阳 110102）
摘 要：随着2017年以来国家体育总局机构改革的不断深入，对国家队的建设开始逐步出现了与地方政府或者地方体育局共建的模式创新。通过文献资料调研、历史分析、访谈对国家与地方共建国家队模式问题进行深入讨论。在回溯历史的基础上认为：我国国家队建设存在自发阶段（1978－1995年）、合作探索阶段（1995－2017年）以及共赢合作阶段（2017年至今）。研究发现，国家队共建模式存在共建模式不清晰、共建机制不顺畅、共建共赢难以实现、共建共治难题显现的困境。结合沈阳体育学院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队建队30年的经验，研究建议，国家与地方在共建国家队的过程中要形成内外协同机制、系统协调机制、目标协同机制、治理协同机制与示范应用机制全面应对体育强国建设背景下的共建不顺畅的问题。
关键词：国家队；共建；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体教融合
作为我国竞技体育管理体制改革的产物，国家体育总局推动了国家与地方共建国家队活动。2017年9月，国家体育总局与浙江省人民政府正式签署协议共建的中国（浙江）国家游泳队，成为我国首支由国家体育总局与地方共建的国家队。2018年5月，国家体育总局与云南省体育局签约共建国家马拉松队；2019年1月，国家体育总局和北京市体育局就备战北京冬奥会达成合作协议，围绕花样滑冰、短道速滑、冰球等9个项目共建国家队。截止至2019年7月，我国冬奥项目共建国家队21支。
经过几年的建设和发展，国家与地方共建国家队取得了一些成绩和经验，但也涌现出一些突出的问题，如共建活动是否达成预期目标、共建共享机制是否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哪些因素制约着共建活动、共建模式与传统模式的融合是否顺利等。为全面总结经验和解答上述问题，本研究以国家与地方共建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队为案例，回顾从初级摸索形态逐步走向高级成熟形态的30多年的共建历程，探索共建国家队模式与机制优化方案。
1 国内外研究回溯
国外研究中通过社会力量参与国家竞技体育发展的研究较为普遍，最早对国家队组建模式进行的研究是Rowan，他立足于美国的学校体育发展实际论述了高校如何融合作用于美国的国家队精英体育人才的培养（Victor，1952）；Barzel（1994）从社会资本与权力角度论述了国家队人才培养模式的多元能够带给国家竞技体育全面发展的综合收益；Tonts（2005）从高校角度论述了澳大利亚的国家队组建与市场机制融合模式；Clancy等（2016）从发展动机角度回溯了20年间（1995—2016年）西方竞技体育（特别是国家队建设）的发展过程，认为社会是参与国家精英体育发展的主要载体。
相比西方发达国家较为成熟的社会力量参与竞技体育的国家队组建模式，我国对竞技体育国家队组建模式的研究起步较晚。最早以“国家队组建”作为学术关键词进行研究的是尹洪满等（1994）对1976—1990年我国篮球、排球、足球国家队运动员队伍组建方式、队伍结构、发展及更新特点等进行了研究。回顾近30年来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体现以下3个方面：
1）沈阳体育学院与国家体育总局共建的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国家板球队的组建与治理模式研究。国家体育总局原所属的上海、武汉、成都、西安、沈阳等5所体院划转地方，实行“共建共管”体制和体育与教育共管的合作机制；2010年全面推进中央与地方共建模式。中国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国家队是以沈阳体育学院培养的学生运动员为主体建立，常年在沈阳体育学院集中训练学习，共建模式深刻影响着这只中国雪上冠军团队的管理。围绕沈阳体育学院组建的国家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队与国家板球队的治理问题，刘刚等（2014）、董传升等（2015，2019，2020）、石继章等（2016）、邵凯（2017）、邵凯等（2016）、刘平（2018）等针对团队的组建过程，对团队结构与功能、团队治理阶段、管理过程中存在的二元领导、冲突管理等一系列我国国家队的自治管理模式进行了深入研究。研究认为，我国情境下竞技体育运动队存在着以领队为代表的行政结构、以教练员为代表的技术结构和以运动员为代表的执行结构，由于结构而产生的国家队的治理过程复杂性、治理机制繁琐，国家队共建模式下的组建与科学治理过程是创造优异绩效的模式前提。
2）国家体育总局与地方共建的国家队组建模式改革研究。赵吉峰等（2019a）基于社会化视角分析探讨了中国竞技体育国家队在不同背景下的组建模式社会化演进轴线：初级社会化阶段从一个组建中心向多个共建中心的纵向推进中形成的“体育总局＋地方”“体育总局＋协会”等组建模式；成熟社会化阶段在纵横两轴上社会组建中心的互联互通，创新出“社会＋”的国家队组建模式。刘筱霞（2009）创新总结了国家队多元化组织类型：集中型、集中与分散结合型以及分散型。赵吉峰等（2019b）以由国家体育总局与地方签署共建的国家队——中国（浙江）国家游泳队为例，系统研究了共建模式的特点：在管理上，实施扁平化管理模式；在运动员选拔与培养上，实行“浙江省＋全国选拔”的方式；在梯队建设上，建立具有国际视野的复合型团队；在成绩考核上，实行年度评价与周期总评相结合的办法。
3）普通高校办高水平运动队的“体教结合”模式研究。冯建中（2005）、虞重干等（2006）、于晓光（2008）、于晓光等（2013）、王凯珍等（2009）、钟秉枢（2009）、张文天等（2013）、杨国庆（2017，2019）、杨国庆等（2018）立足高校参与国家队组建过程验证了体教结合模式在我国竞技体育发展过程中的成功经验，并依托举国体制从高校的全链条参与角度梳理了体教结合对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战略意义。
纵观上述研究成果，国外有关社会力量参与竞技体育国家队组建模式研究较为成熟，基于西方经济体制与市场运行机制下的多元参与国家精英体育的发展模式研究值得借鉴。国内学者前期对国家队组建模式效果、运行体系、实施困境等问题进行了多维研究，为后续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体系化的理论观点。
同时，前期研究也存在以下4个方面的问题：1）研究范式上仅仅关注宏观方面的共建、共治问题，对共建体制机制下的国家队自治问题关注不足，这对如何提升团队绩效治理水平不利；2）研究视角多集中在以国家主导下的运动队组建融合状态讨论，而从社会发展视角对社会系统如何对组建模式产生影响等问题关注较少；3）研究内容上从以国家体育总局参与国家队组建过程的运行机制以及运行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研究较多，缺少对组建模式社会生态链条以及与国家队建设需求相结合的研究成果；4）研究思路上多集中于国家主导下的国家队建队模式、运行及效果研究，较少对共建生成机制与社会融合的探索，这不利于产生系统解决共建困境的方案。
2 国家与地方共建国家队的历史回溯
2.1 自发阶段（1978—1995年）
我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79年重回国际奥委会以后，体育领域开始与国际社会进行全方位的交往，并逐步融入国际体育体系中。在这一历史阶段，我国竞技体育国家队建设重新走上正轨：以参加国际赛事为主要任务，以顽强拼搏、为国争光为精神内涵，以展示我国改革开放成就为表现特征。
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1995年的《奥运争光计划》颁布期间，在举国体制下明确提出“建立国家和省市两级优秀运动队”，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运动训练体系。地方队满足国家队建设，国家对地方队进行必要的支持，是这个时期国家与地方合作建设国家队的基本模式，也是国家队共建模式的雏形。这一时期内，我国经历了3届夏奥会、4届冬奥会，均有奖牌的突破。
改革开放初期的国家队建设尽管几乎全部由原国家体委（1998年改组为国家体育总局）负责，但是各省份通过向国家队输送优秀运动员等方式不仅间接参与了国家队的建设工作，且在国家队不断取得优异运动成绩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王凯珍等，2009）。应该说，此时的国家队建设表现出国家主抓、地方配合的特点，但因缺乏清晰的共建思路和方案设计，国家与地方共建国家队表现出了鲜明的自发性特征。
2.2 双向探索：合作探索阶段（1995－2016年）
1995年颁布执行的《奥运争光计划》将我国竞技体育发展提高到国家战略高度。一方面，国家开始探索充分利用地方力量加强国家队建设的新途径，力图通过资源优势互补有效支持国家队建设绩效的提升；另一方面，国家对竞技体育发展的高度重视促进了地方建设高水平专业队的热情，尝试与国家共建国家队逐渐成为地方政府的一种选择，由此产生了地方主动探索承担国家队建设任务的行动。这种双向探索的努力，在备战2008年北京奥运会周期内有力推动了国家与地方合作建设国家队的活动。
2005年1月，为更好地备战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国女子沙滩排球队开始逐步与省市进行试点共建；2006年8月，国家体育总局与甘肃省试点共建国家男子曲棍球队（甘肃日报，2006）。与此同时，在国家支持高校建设高水平运动队等相关政策的鼓励下，一批高校开始主动承担国家队建设任务，如北京体育大学跆拳道队、清华大学跳水队；而另一些高校则通过自主培养运动员的方式大力推进高水平运动队建设，并发展成为国家队，如沈阳体育学院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队。
在这一阶段，国家队的建设既存在着国家体育总局主导、地方政府主动承担的合作共建模式，也存在着部分高校自主创办高水平运动队并发展成为国家队的共建模式。就前者而言，共建国家队模式是由国家力量主导、地方力量主动参与形成，表现出国家与地方政府间的一种合作状态，展现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融合特征；就后者而言，则是体育院校出于对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责任或探索院校竞技体育发展转型而形成的一种特殊的共建模式。
由于这两种模式极大地动员了共建双方的资源优势和积极性，因此都较为成功。从整体成绩上来看，亚运会成绩稳定、夏季奥运取得历史性进步（创造单届奥运会上取得金牌总数最多的纪录）、冬季奥运不断取得突破性成绩（特别是雪上项目取得历史首枚金牌）；从共建项目团队来看，清华跳水队保持着更加强劲的梦之队形象，而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队则相继取得了我国参加冬奥会雪上项目的奖牌和金牌的历史性突破。
2.3 共建共赢：合作共赢阶段（2017年至今）
鉴于共建国家队探索取得的巨大成功，国家体育总局开始全面推广国家与地方、国家与高校共建模式。以2017年9月国家体育总局与浙江省人民政府签署协议共建中国（浙江）国家游泳队时间为标志，开始了大规模共建国家队的工程。为了更好的备战2022年北京冬奥会，国家体育总局与地方政府（体育局）、与高校共建冬季项目国家队21支（表1）。
表1 我国冬季项目国家与地方共建情况统计（截至2019年7月）
Table 1 National and Local Common Construction of Winter Project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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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数据来源于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
这一时期，以体育总局陆续与多个地方政府（或地方体育局）或高校签订一批共建国家队协议为标志，我国国家与地方共建国家队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基本模式。这种模式具有3个特征：1）从管理制度来看，赋予地方共建政府更大的管理权限；2）从国家队运动员选拔来看，地方政府具有更多的决策参与权；3）从国家队绩效考核来看，采用以结果为导向的周期考核与年度考核相结合的办法，更加注重对共建效果的评估。
由此可见，国家与地方共建国家队是我国竞技体育治理模式的一次积极的转变（董传升，2013）。一方面，在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深入推进的背景下，社会体育治理的多元主体逐渐向竞技体育领域迁移，社会力量逐渐通过各种方式参与到国家队建设任务中来，丰富了国家队建设的资源供给；另一方面，随着体育强国战略的推进，在坚持开放办体育思路的引导下，有效促进了举国体制与市场机制的快速融合，优化了竞技体育发展模式，市场力量在共建国家队工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总的来说，随着共建国家队成效日益显现，国家队的共建模式逐渐由国家主抓向国家主导转移，而地方政府、社会机构和市场机构越来越积极参与国家队建设，甚至是独立完成国家队建设任务的特征也越来越鲜明。
3 国家与地方共建国家队的主要模式
“国家体育总局＋地方政府（体育局）”是国家队共建的主要模式。这种模式以地方承办、国家引领为主要特征，基于体育系统内部资源优化整合而展开，通过国家与地方政府（体育局）资源的科学统筹、优势互补来实现国家队建设获得优质资源保障的目标。产生这种模式的原因一方面是，我国体育“放管服”改革明确要求国家体育治理从具体的体育事务中摆脱出来，回归政府宏观调控角色，从政策制定和执行监管的角度对国家队进行管理（王凯，2019）；另一方面，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活动中，推动我国体育的多元共治逐渐成为共识，如何既能发挥地方体育局在人才培养、社会资源整合等方面的优势和积极性，又能确保国家队建设水平不下滑，完成体育强国建设任务，减轻国家体育总局的压力，成为推动国家与地方体育局共建活动重要原因。
“国家体育总局＋高校”是典型的政府与社会组织共建的模式。高校是人才集聚地，具有明显的教学、训练、科研和人才培养等方面的优势，如何将这些优势转化成为高水平运动队特别是国家队的建设优势，一直是众多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彭国强等，2021）。1995年，国家体育总局与北京体育大学共建国家跆拳道队是国家体育总局与高校最早的共建国家队案例。共建初期，多从篮球队跨项选材，如河南焦作篮球队的陈中；训练经费由国家体育总局保障，训练场地由北京体育大学提供；学生的义务教育由北京体育大学竞技体校承担。通过这种共建模式，国家跆拳道建队4年获得世锦赛冠军、建队5年取得奥运冠军，并取得了连续3届奥运会均获金牌的历史成就。此外，国家体育总局与清华大学共建跳水队、与沈阳体育学院共建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队等众多成功案例表明：高校多种优质资源与国家队建设需求存在着高度契合的关系，如何进一步扩大国家与高校共建国家队的范围，成为值得深度思考的基本问题。特别是2020年体教融合的提出，如何通过体教融合的方式推进体育强国建设成为一个关键性问题。
“竞技体育项目协会＋地方政府”是在项目协会改革背景下推进的共建模式之一。根据国家队项目协议改革的基本精神提出的政社分开、管办分离的基本要求，项目协会正在与国家体育总局脱钩，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由于项目协会进入市场较早，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市场运作经验，出于对地方资源整合的基本需要，项目协会推动国家队共建时，易于形成项目协会与地方政府协同共建国家队的模式，如2018年11月中国足协与武汉市政府签署共建U13青少年男女国家足球队的框架协议（周飞，2018）。在竞技体育改革不断深入的前提下，项目协会拥有了更加完整的国家队建设权力，在这种权力的基础上，项目协会才可能与地方政府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通过地方政府购买服务、鼓励地方社会力量参与、激励市场力量发挥重要作用、保证体教融合等方式，搭起国家队共建体系。
4 国家与地方共建国家队的现实困境
4.1 共建模式不清晰
由于共建国家队需要共建双方协同对国家队进行管理，因此必须要解决共建管理模式与原管理模式的适应性问题。从现有的共建过程来看，这一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回顾国家队建设历程，存在8种主要的管理模式（表2）。现有国家队管理模式主要以业务部领导下的领队主教练分工负责制，业务部是主管部门，领队负责国家队的行政、运动员日常等方面的管理，主教练主要抓训练和比赛。
表2 我国国家队管理模式汇总（王凯珍等，2006）
Table 2 Management Mode of Chinese National T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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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国家队后，存在两方面的融合问题：1）国家体育总局业务部的职责仍然存在，但由于增加了共建单位的参与而存在明显的分权现象，独立管理国家队的职责被分给了共建单位一部分，独立职责与职能的弱化客观上导致了管理效率的降低；2）领队往往构成更加复杂的结构，即形成了业务部门派出的领队和共建部门派出的领队二元结构，与原来领队由业务部门独立领导的模式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业务部领队与共建单位领队如何协同工作的问题客观浮现出来。虽然在共建过程中明确规定了双方的责任与义务，但是在具体的管理任务分工与基本职责等方面落实上仍然不顺畅。尽管地方政府（体育局）在队伍管理、竞赛训练、人才选拔、后备人才培养等方面也具有先进、成功的经验，具有发挥主导作用的基本能力，但是共建国家队仍然是以国家层面主导为主，地方政府（体育局）主要扮演了参与性的角色，这难免会对全面提升地方政府（体育局）的积极性、发挥其主观能动性产生消极影响。
从共建角度来看，国家与地方在国家队建设方面需要形成命运与共、合作共赢的合作模式。在这样的框架下，国家需要将国家队建设与管理的主导权逐步让权给地方，充分发挥地方在人才选拔、训练管理体系上的成功经验，同时，地方应紧密结合国家给予的制度供给优势，充分发挥地方在组建过程中的实体作用，将国家队的建设过程紧密结合地方优势特点，在队伍组建过程中既要依托现有的国家队管理模式特征，又要创新形成具有区域特征与项目特点的国家队组建模式（陈云开等，2002）。因此，在国家尚未形成竞技体育国家队联合组建管理办法的情况下，组建模式较为模糊，而这种模式运行上的不清晰状态将给国家队后续管理工作带来极大的难度，包括管理主体模糊与责任主体的模糊，将为国家队创造优异绩效以及组建队伍的科学发展带来破坏性的影响。
4.2 共建机制不顺畅
为确保国家与地方共建国家队管理工作的高效运行，需要构建顺畅的共建机制。事实上，共建国家队的运行客观存在着一些问题需要解决。一方面，国家队共建过程存在链条不顺的运行机制困境，主要表现在虽然国家与地方对共建工作中各自的责任进行了相对明确的规定，但是国家队项目差异以及地方处理问题方式的差异，导致对解决相关问题的可行性和有效性缺乏顺畅的反馈机制，影响了共建工作的高效运行；另一方面，国家队共建理应是国家体育总局统领、地方政府（体育局）负责、社会协同、法律法规保障的综合运行体制，但是在实际运行过程中，项目协会尤其是地方项目协会很难参与国家队的各项工作，地方政府（体育局）除了承担国家队的保障任务外，难有其他事项处理，从而明显削弱了地方政府（体育局）或行业协会的积极性（杨桦，2019）。这对共建国家队实现可持续的、高效率的和共建共赢等目标十分不利。
4.3 共赢目标难以实现
共建国家队本着共建共赢的原则进行，国家队取得的成果应由共建单位共享，但是共赢局面很难形成：一方面由于地方政府（体育局）在共建国家队过程中往往是资源保障者，而不是共建活动的参与者，成果的获得感和国家队属地的归属感不强；另一方面，由于共建成果很难给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明显的收益，因此地方政府（体育局）很少将成果归属给具体承办国家队建设任务的单位。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政府制定了激励政策，激励相关高校积极承接共建国家队任务，但未将共建国家队成果列入对大学绩效考核的指标体系中，导致高校对承接国家队共建任务的积极性受挫明显。
4.4 共治难题显现
共建共治是共建国家队的突出特点之一，但是现实中仍然客观存在着治理困境：一方面，由于国家队的管理仍然是近乎封闭的状态，外来力量难以进入到国家队内部活动范围，尽管地方政府（体育局）可以委派领队参与国家队的一些活动，但是这些活动往往局限于外部的资源保障方面，很少也很难参与共建国家队各项具体事务的管理活动，因此鲜有承担国家队治理任务的规划、方案制定和具体行动；另一方面，由于国家队往往承担巨大的竞赛目标的压力，在未细致地明确共治各方十分详尽的具体事项分工之前，出于对参与共治可能干扰国家队成绩的担忧，地方政府（体育局）也往往主动放弃一些参与共建国家队的具体管理活动，这导致国家对治理活动难以形成合力。例如，根据双方签订的共建协议，中国（浙江）国家游泳队采取共同培养、双积分的形式，在全国范围内招收运动员、科研人员以及管理人员，但实际工作中浙江省政府（体育局）在国家队管理问题上仍然难以发挥主导性作用。
5 国家与地方共建国家队模式优化——以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队为例
回溯历史并审视国内外成功的国家队建设模式不难发现，共建效果与国家队形成过程的外部环境、内部结构以及具体实施路径等方面息息相关。为深入探讨国家队共建面临的诸多问题，寻找解决之道，本文对我国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团队近30年共建案例进行了深度解析，并于2019年9月，与时任沈阳体育学院竞技体校校长郭亦农、时任沈阳体育学院院长王揖涛（后调入国家体育总局冰上运动管理中心）进行针对性的半结构式访谈，两位访谈对象是我国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过国家队共建的重要亲历者。通过跟踪调研以及与重要管理者的访谈，以期在全方位总结国家队共建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优化国家队共建模式与机制的基本思路和具体方案。
5.1 国家与地方共建国家队的环境要素
共建国家队离不开国家与地方环境制约性因素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政治环境、经济环境、价值取向环境与社会生态环境等方面。
以我国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项目团队为例，该运动队在1989年国家体育总局建议下，由沈阳体育学院结合自身优势创建的。从1989年建队到1998年长野冬奥会获得我国雪上项目的首枚冬奥会银牌，再到2006年获得我国雪上项目冬奥会的首枚金牌，一系列成绩的取得均与改革开放后我国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的巨大变化密切相关（郭鹏 等，2020）。
1）创建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队不仅与国家改革开放释放高校、社会等各个领域自主活力分不开，而且与国家体育领域探索鼓励国家以外力量办队的思路也是分不开的，即高校办学自主权的逐渐释放、国家体育总局（原国家体委）对沈阳体育学院办队的引导和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项目小众化、投入低、见效快、适合中国人以及技巧运动员快速转向等因素，成为决定创立该项目运动队的主要诱因。
沈阳体育学院在1989年通过一系列复杂的决策来发展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这个项目，就是看中了项目既有体操又有滑雪这样的技术特点，比较符合我们东方人。历史证明，我们通过奋斗：建队7年获得了亚运金牌，建队9年获得奥运银牌，建队17年获得奥运金牌。这足以说明国家体育总局与沈阳体育学院在共建国家队上的成功，模式既发挥了地方高校的资源优势，国家体育总局又结合着历史发展的环境要素推动了项目在我国的快速发展（郭亦农）。
2）在举国体制实现为国争光政治目标的激励下，队伍在建设过程中逐渐得到了国家体育总局在政策、资金和人力等方面的支持，尽管尚未明确提出共建国家队的概念，但在1996年将之转化为国家队并代表国家参加亚冬会则是实际上的一种共建活动。
3）随着2001年沈阳体育学院以地方共建的方式由国家体育总局划归为辽宁省政府管理，2010年国家体育总局与辽宁省人民政府正式签订沈阳体育学院共建协议，形成了国家体育总局主导、辽宁省人民政府协助和沈阳体育学院主办的新型管理模式，而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恰恰是共建的重要内容之一，因此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国家体育总局＋高校”的共建模式。
4）这支队伍能够从建队到快速成为国际一流并具有持续竞争力优势的团队，是中华体育顽强拼搏、为国争光精神与几代沈体人响应国家号召、坚守命运与共同船精神形成的价值观融合成为团队文化基因的结果。
5）该团队建设过程中不仅获得了国家和地方政府资金的大力支持，允许该团队代表其他省市参加国内赛事的体制也保证了获得辽宁省政府之外的地方政府或社会资金的大力支持。
6）团队的建设也离不开社会生态的支持，如运动员注册归属权保障、国家与地方的奥运会及亚运会成绩的利益分配保障、运动员的综合利益（学历、晋级、退役等）保障等。
由此可见，国家、地方政府、高校、社会等多元主体的协同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要素的融合，成为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队共建模式的重要特征。因此，在体育强国建设需求下，需要全面总结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国家队共建经验，根据举国体制创新和制度变迁规律的内在要求，从新时代共建国家队基本需求出发，构建有效整合政治、经济、价值取向与社会生态环境的共建环境体系，形成四位一体的支撑环境闭环，为共建国家队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支持。
5.2 国家与地方共建国家队的模式与结构
深刻认识国家与地方共建国家队模式，必须深刻分析共建国家队模式的基本结构。由于共建活动是由国家和地方两层组织协同性的行动，因此共建活动需要具有相对稳定的内部结构（可以从物质结构、组织结构、人才结构、价值结构4种结构所形成的多元互动过程获得所要的观察信息）来支撑。
一般说来，物质结构是指共建双方在经费、场地、设施、设备、物资、饮食等方面合作而形成的物质性保障结构。一方面国家为共建提供了必要的物质保障，如共建经费、设备、设施等；另一方面，在办学经费紧张的情况下，沈阳体育学院仍然通过学校筹集＋全校员工集资的方式举全院之力于1997年初建成了一、二、三周台齐全、占地约3亩的我国第一个夏训水池跳台，为该团队长期保持竞争优势并总计获得11枚冬奥会奖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邵凯等，2020）。从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国家队的共建经验来看，良好的物质结构与保障体系是共建团队获得优异竞赛成绩的根本保障。
1997年我主持了学校的党委会，最终通过会议决定占用1个足球场地来建设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的夏训跳台。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学院在正常保障教学的前提下是拿不出充足的经费来建设一、二、三周齐全的夏训跳台的。当时，沈阳体育学院的全体师生通过自愿捐款参与建设跳台，可以说，举全校之力从物质保障上来支持我国雪上项目的开展（王揖涛）。
组织结构是指共建双方通过共识形成的一整套明确的组织制度、组织规范、组织关系与组织文化。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国家队自共建以来，始终坚持教练员与运动员均以沈阳体育学院选派为主、领队以国家选派为主的共建组织结构，表现出团队结构完整，共建因素融合充分的特点。从共建过程来看，团队结构的合理性、共生性、协同性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表现在：教练员、领队、运动员和队医等构成了复合型团队结构，一方面发挥了国家引领性、保障性优势，另一方面则发挥了共建单位的积极性，为高质量完成各项竞赛任务提供了支持。
人才结构是指共建双方为了完成共建任务而建构起来的团队结构、领导模型、运动员管理、人才培养等方面的结构及关系。从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国家队发展历程来看，该团队可持续的具有国际优势：运动员梯队建设合理，人才储备丰富；教练员国际与国内交替执教思路清晰，体能教练配合默契；领导传承性好，运动员管理水平较高。
价值结构是指由国家体育文化引领的、充分融合地方体育文化的价值体系。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能不断创造优异成绩，且稳居世界一流水平，其内在原因是长期持有顽强拼搏、为国争光的中华体育精神和不断追求卓越的沈阳体育学院同船精神。可以说，团队共建的价值一惯性确保了该团队能够不忘初心、始终如一稳定发展。
从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国家队的共建经验来看，在新时代体育强国建设的过程中，要重点发挥地方在物质、组织、人才与价值上的积极性，明晰共建过程中各结构存在的基本要素，特别是由要素而形成的物质链、组织链、人才链与价值链的关系，通过各种要素之间的行为运作模式，有效突破现有模式下所形成的共建共治困境，切实找到消除共建国家队自治行为痛点的方案，不断从内环境方面持续对共建模式进行优化。
5.3 国家与地方共建国家队的基本路径
从国家体育总局与沈阳体育学院共建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国家队的经验分析，要取得突出的共建绩效，需要在体制机制、政策保障和技术操作等方面构建有效的路径。
1）共建国家队需要不断创新体制机制路径，使其能满足国家队共建的基本需要。从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队发展历程来看，在该队建设过程中体制机制始终处于创新状态。从国家引导到国家与地方共建、从国家宏观调控到高校自主管理、从利益分配的国家主体到高校主体再到地方社会主体、从传统团队模型到复合型模型、从跟随经验建设到科技攻关全覆盖服务等，尽管是在举国体制主导作用进行，但地方、高校、社会的自主性或者是参与性、利益分配的获得性等方面都突破了原本框架的束缚，表现出更加灵活的、地方和高校具有更高自主权的体制机制运行特征。
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国家队，在建队30多年来始终采用的是国家体育总局＋高校共建的模式，使沈阳体育学院能够积极主动地全面参与到队伍的建设中来。队伍中的教练员（主教练、分管教练、体能教练、心理教练等）、运动员都由沈阳体育学院师生主要构成，这极大的激发了学校在后备人才选拔与培养、训练的软硬件投入等实际问题的积极性。从结果上看，这支队伍的共建模式是成功的，也是可以复制的，尤其是新时代的竞技体育国家队的共建模式可以参考（王揖涛）。
2）共建政策的有效供给和路径构建，推动着团队高水平建设的持续进行。在共建过程中，通过创新政策供给，一是将沈阳体育学院队伍转化成为国家队，二是有效支持沈阳体育学院自主选派教练员、运动员、科研人员、队医等团队建设工作，三是允许团队与其他地方政府合作解决团队建设经费短缺的困境。通过一系列政策创新供给，共建团队不仅有效解决了困扰团队建设的许多问题如经费不足、人才选拔等，且长期保持了团队发展充沛的动力和竞争力。
3）共建国家队具有切实可行高效率合作的技术路径。由于共建国家队是以多方合作为基础运行，因此对多方合作的工作机制与路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队共建来看，一方面，国家启发、国家支持与地方主动探索、地方倾力付出有机融合，表现出自上而下的发展路径；另一方面，该团队的创建也是沈阳体育学院主动转型寻找新的增长点的必然结果，为拓展团队成长空间向国家机构寻求密切合作，表现出自下而上的团队建设技术路径。换言之，共建双方的共识和具体可操作技术路径的构建推动了队伍不断走向竞技体育的巅峰。
6 破解之道：基于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队启发的国家与地方共建国家队机制创新
从现有国家队共建模式存在的困境来看，理顺国家队运行机制是破解这一问题的关键。在剖析国家体育总局与沈阳体育学院共建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队30年经验后发现，国家与地方在共建国家队的过程中要形成内外协同机制、系统协调机制、目标协同机制、治理协同机制与示范应用机制才能实现共建目标，打造高质量发展国家队。
6.1 内外协同机制
由于共建是国家与地方形成的多元主体的一种共治行为，因此共建国家队不仅要处理好自身运行问题，还要处理好与外部环境互动关系问题。一般说来，共建国家队绩效水平如何，首先与团队自身运行状态有关，如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队的文化传承、团队协作等，通过团队结构优化、模式完善、人才培养提升等措施，积极推动物质链、组织链、人才链和价值链的全链贯通，形成内部结构全链条的和谐运行状态。其次与团队与环境之间关系状态密切相关，充分理解和善于借势环境因素，如政治环境、经济环境、价值取向环境与社会生态要素环境，往往可以产生巨大的发展动力，如体制机制创新、团队建设自主性等都对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国家队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积极促进作用。
因此，一方面要不断优化国家队的内部治理生态，在深刻理解中国情境下国家队存在着与西方情境明显不同的三元结构内涵的基础上，依据全链贯通的原则，充分协同以领队为代表的行政结构、以教练员为代表的技术结构和以运动员为代表的执行结构之间的关系（易剑东，2020），优化领队与教练员的领导协同、教练员与运动员的技术协同、领队与运动员之间的行政协同关系模式；另一方面则要不断优化外部环境，形成体制、政策、制度方面的共建环境优势，为共建国家队提供环境更加丰富、自主更加充分、整合更加有效的社会生态支撑体系。
内外协同的运行机制主要是在共建国家队明晰国家与地方共建责任的基础上，由国家持续优化模式运行的外生态系统，由地方集中提升团队治理能力来确保国家队内部结构的稳定性，推进“外生态＋内生态”的机制耦合来构建国家队建设良好的社会生态体系，通过国家与地方在治理角色合理分工来保证共建模式全链条的高效运行。
6.2 系统协同机制
在国家与地方双方基于共建责任而构建起生态体系之后，更应注重以促进团队更加高效运行的系统协同机制的优化问题，主要包括：共建双方主体责任、共建社会要素、共建人才培养、共建政策保障等问题。
1）对于共建国家队的主体责任来说，国家要积极推进“放管服”改革，扮演“掌舵者”与“服务者”的双重角色，下放治权给地方，发挥地方在项目发展和团队治理方面积累的经验和优势；地方要在具体建设与管理事务中积极肩负起管理主体责任，一方面要主动行使治理权，另一方面要积极参与到共建国家队相关决策事项上来。
2）由完成主体责任所连带产生对基于社会结构要素构建的共建支撑体系，要有针对性的解决共建国家队的保障问题，如训练场地、设备设施、资金、人力资源、交通、对外交流保障等。
3）对于人才培养问题要始终保持地方支援国家、国家反哺地方的工作原则，发挥地方在人才（运动员、教练员、科研人员等）培养方面的优势，通过共建机制推动和完善竞技体育人才链，加大人才梯队培养力度，不断夯实后备人才储备，为共建国家队不断积蓄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源。
4）要注重政策对参与共建国家队地方的支持和激励效应，建立合作共赢机制，认同和尊重地方政府在共建国家队利益分配上的话语权、参与权和享有权，通过积极政策调动地方政府（体育局）的积极性，不断突破阻碍共建模式高效运行的症结，实现共建目标。
6.3 目标协同机制
国家与地方在竞技体育发展上所肩负的目标任务不同。一般说来，目标越有价值，人们就会越努力实现目标，正如弗洛姆提出的期望理论：某一活动对于调动某一人的积极性，激发出人内部潜力的激励强度，取决于达成目标后对于满足个人需要的价值大小（效价）与他根据以往经验进行判断能导致该结果的概率（期望值）（杨韵，2013）。所以说，目标越有实现的可能，人们就会更努力实现目标，因此共建目标的价值性与实现性深刻影响着共建双方的努力程度。对共建双方来说，目标的价值性和实现性客观存在一个前提，即共建目标的一致性认同深刻影响着共建双方的行为。对共建国家队而言，共建双方的主要目标仍然是围绕国家队在竞技体育竞赛中不断获得优异运动成绩，形成持续性的国际竞争力，在全世界范围内展示中国文化软实力，但是对共建地方来说可能并非如此简单。
从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国家队共建案例来分析，沈阳体育学院的核心目标是体育人才培养，而国家体育总局在竞技体育领域中的核心目标是在国际大赛上获得金牌。因此在共建国家队过程中客观存在着以体育人才培养为导向的教育驱动和以获取金牌为导向的竞技驱动之间的明显差异。这就客观要求：一方面高校将人才培养与竞技获胜目标协同，通过激励学生运动员不断提升竞技能力并建立与学业相融合的人才成长模式与机制，并从优胜成绩中获得有助于学校快速发展和提升的利益分配；另一方面，国家要建构基于人才培养的夺取金牌的任务目标，并将这一目标的实现程度与高校发展相融合，使之成为助力学校发展的重要动力源。
6.4 治理协同机制
共建国家队模式需要建构由多元主体进行协同治理的体系。在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队3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背景下，由国家与高校联合管理，逐步转移到国家、高校、地方和市场等多元主体的协同共治。国家引导、学校创办→国家与学校联合建设→国家与学校共建→国家与地方和学校共建，这一系列变化，一方面国家通过宏观调控方式从繁琐的具体事务中解放出来，专注国家队方向性发展和服务职能使得团队建设富有成效；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和高校对共建活动的高度认同和积极主动治理行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应该说，国家队共建需要充分重视地方在治理活动中积极性和主动性的激发，鼓励地方构建国家队建设平台，充分融合物质、组织和人才等多种资源，调动高校、社会和市场以多种形式积极参与，通过建立多种动力机制有效支撑国家队建设。从理论上来讲，国家队共建是以平台运行的方式进行，支撑和推动这个平台的高效运转，客观需要目标明确、主体协同、资源整合和机制顺畅。
7 共建国家队对备战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启示
作为新时代我国体育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的国家与地方共建国家队，数十年发展历程客观展现了共建背景变迁下的共建困境与共建经验，总结经验，寻找困境的解决方案，不仅为今后进一步深化共建国家队改革提供了更加坚实的基础，也对备战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共建国家队建设来说具有突出的价值和意义。
7.1 共建国家队是一种内外协同的系统工程
推动共建国家队高质量发展，需要从备战训练实际出发，全面融合举国体制的独特优势（钟秉枢，2019），通过协同机制创新形成动力源泉，从体制、政策、制度、组织、人才、价值、科技等多维度的深度融合有效提升冬奥会备战国家队的训练水平，为取得优异的运动成绩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1）积极面向体育强国和冬奥会备战需求，共建国家队要建立清晰且具有较高共识性的冬奥会备战目标，并通过目标的分解形成明确的任务分工结构和具体目标，在冰雪团队运行、竞赛保障、技术与体能训练、教育投入等关键问题上进行针对性的系统协同，将不同治理主体的行动协同起来。换言之，要通过共识性目标，将治理的结构体系、内容体系、文化体系与保障体系协同起来，真正实现政府主导有力、社会规范有序、高校动力充沛、市场活力释放的共建目标。
2）继续发挥举国体制的优势，创新体制机制，建构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和左右沟通的治理模式与机制，通过不断的政策创新，发挥政策的积极引导作用，构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政策框架，一方面国家要完成从具体事务管理到“掌舵”和“服务”新型治理角色的主动转变，另一方面则全面发挥地方政府、高校、社会和市场机构的积极性，形成高效的协同共治。
3）从体制、政策、制度、组织、人才、价值、科技等多维度的深度融合有效提升冬奥会备战效果。从共建案例分析，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国家队的成功并不是单一要素独立作用而形成的，而是众多要素的高度协同和融合形成的。冬奥会备战，必须要充分融合举国体制的优势、政策激励措施、制度的有力保障、组织结构优化、不断集聚的人才梯队、价值体系的引导和科技攻关服务等关键要素，并根据团队的特点进行必要的调整。例如，该团队从创建之初就得到了沈阳体育学院科技攻关服务的大力支持，在动作分析、体能诊断、心理调整等方面科技服务与运动员训练和比赛融为一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有针对性的科技攻关服务是该团队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
7.2 充分释放地方办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备战2022年北京冬奥会，国家体育总局已经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制度、政策和人才等方面的保障，为特征建设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蒋志学，2010）。但仅改善外部环境还不够，必须全面调动共建地方在办队和治队方面的自主性，不断提高共建地方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充分发挥地方政府、高校、社会和市场积累的技术优势、运转优势、参与优势与治理优势，全面激活团队构建、人才选拔、体教融合等内生环境的动力，促进国家队结构、功能和机制的不断优化。因此，需要不断推动国家队治权下移给地方，赋予地方在国家队建设、团队管理、团队发展规划等方面更大的自主权，使地方政府、高校、社会或市场从旁观者、支持者逐步转移到参与者、决策者和规划者角色上来，不断赋予地方的参与、决策、治理、服务、规划等职能，从而不断提升共建国家队的绩效。
7.3 完善共建主体的利益分配体系
对积极面向2022年北京冬奥会进行备战的共建国家队来说，存在4个层次的目标：1）获得优胜，即获得奖牌、金牌；2）竞赛行为表现优异，全方位展现民族精神；3）竞赛过程全面展示中华文化文明，不断丰富世界文明内涵；4）传承奥林匹克精神，贡献人类命运共同体。可以说，尽管获得优胜仍然是首要任务，但是系统性完成各个目标仍然是共建国家队备战的基本内容。因此，无论是从哪个视角出发，都必须发挥国家在整个备战冬奥会系统工程中的绝对主导性作用，但是这并不是说忽视共建地方政府、高校、社会或市场主体的利益述求，恰恰相反，更应该通过治权下放的方式，依托目标明确共建主体的利益构成及获取方式、路径和标志性成果（李荣等，2020）。
完善共建主体的利益分配体系，一是明确优胜成绩的分配方案。这一点已经有了明确的规定，如冬奥会奖牌数带回地方成为冬运会奖牌的积数，但仍缺少如金牌运动员的商业价值开发分成机制、奖牌数与招生名额分配的激励方案等更能够激发地方积极性的政策和操作性方案。因此要深化利益分配方案，切实充分重视共建地方的全面性利益获取。
二是竞赛行为与共建地方文化文明的融合问题仍需要有效解决，如在媒体报道运动员的新闻中，难有对国家队共建地方文化的归属性报道，在报道中常常忽视共建地方的文化价值传播述求，必然会伤害共建地方的心理与情感，在削弱归属感的同时降低共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因此，要加强共建文化归属感问题的研究，形成结构清晰的利益分配制度。
三是加强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观的属地化设计与推进，切实将共建国家队所承载的人类命运生动展现的使命有效分配给共建地方，形成使命共担，荣誉共享的模式。
总之，在系统回顾数十年共建国家队发展历史的基础上，全面总结共建的经验、困境和成因，通过剖析成功的共建案例寻找困境破解之道，形成共建国家队模式与机制的优化方案，不仅可以促进共建国家队更大范围内推进和高质量发展，而且能够为2022年北京冬奥会备战国家队的高效率治理提供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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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O Kai，DONG Chuansheng*
School of Management and Journalism,Shenyang Sport University,Shenyang 110102,China
Abstract:The National Sports General Administration has gradually started to innovate the mode of cooperation with local governments or local sports bureaus since 2017.The study uses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view,historical analysis and interview to discuss the mode of national and local joint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team.Based on the retrospective history,the study believes that there are three stag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national team:spontaneous stage(1978—1995),cooperative exploration stage(1995—2017)and win-win cooperation stage(2017 to now).It is found that the mode of national team common construction is not clear,the mechanism is not smooth,win-win is difficult to achieve,and the problem of co-governance is prominent.Combining with the 30 years’experience of the freestyle skiing aerial skills team of Shenyang Institute of Physical Education,the research suggests that the state and locality should form internal and external coordination mechanisms,system coordination mechanisms,target coordination mechanisms,governance coordination mechanisms and demonstrations in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the national team to comprehensively deal with the problem of unsmooth co-construc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building a sports power.
Keywords:national team;joint construction;aerial;integration of sports and education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77X(2021)04-0049-11
DOI:10.16469/j.css.202104006
收稿日期：2020-10-14；修订日期：2021-02-09
基金项目：辽宁省自然科学基金博士启动项目（2020-BS-273）；辽宁省教育厅科学研究经费项目（WZK2019ST02）。
第一作者简介：邵凯（1984-），男，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体育团队行为与文化，E-mail:shaokai-14@163.com。
*通信作者简介：董传升（1969-），男，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体育健康管理、公共体育治理，E-mail：bestshinner@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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