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乾嘉学风与志怪“小说”
论乾嘉学风与志怪“小说”
——以《阅微草堂笔记》为线索
王 昕
(中国人民大学 文学院， 北京 100872)
摘 要：清代乾嘉学术兴盛之时，以《阅微草堂笔记》为代表的志怪小说创作也颇为繁荣。纪昀以粗陈梗概的叙事，将神怪叙事传统置于考据学风之中，形成了立说、辨证、旁究物理的所谓“著书者之笔”。受乾嘉学风的影响，《阅微草堂笔记》以治学问法而志怪，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以著文的手段写志怪小说。大量寓言的运用，即以议论统摄故事的“著文法”。二是议论兼叙事。笔记突出了小说的个人见闻性质，降低了神怪故事的重要性和艺术价值。三是以神怪故事为事例，辨证立说的“道问学”精神。乾嘉之学重考据和“道问学”之精神，推动了《阅微草堂笔记》志怪与文人笔记的融合，由此产生了一部“子部小说”压卷之作，并为当代笔记小说的创作提供了借鉴。
关键词：《阅微草堂笔记》； 乾嘉学风； 志怪
古代文学史上凡是以复古为名而取得成果的革新，俱是得益于新元素的注入。研究者当以发现、勾勒其新变，作为对其认识和阐释的基础。纪昀《阅微草堂笔记》这样一部推崇复古，以古人“著书者之笔”为标榜的复归传统的“小说”也不例外。这部诞生于乾嘉浓厚学术氛围中的笔记小说，一反以《聊斋志异》为代表的文言小说之文学性虚构的典范，另辟蹊径，以治学问法而志怪，一时风靡而为志怪之绝响。沿着乾嘉学术的影响这条线索，认知和阐释《阅微草堂笔记》的文本特质，对探析古代的“子部小说”观念具有典型意义。
身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总纂官，纪昀曾对传统学术的源流、文体历史以及数量庞大的文献进行了梳理、评价和总结归纳。“自汉以后，簿录之书，无论官撰私著，凡卷第之繁富，门类之允当，考证之精审，议论之公平，莫有过于是编矣”(1)周中孚：《郑堂读书记》，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第487页。，《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成为乾嘉学术成就的突出代表。《阅微草堂笔记》在这种“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前提下，对六朝志怪与宋明笔记作了某种融合与集成。如同《聊斋志异》“一书兼二体”，用传奇法而志怪，为志怪开拓了走向文学虚构小说的一条路径，《阅微草堂笔记》合子部杂家与小说家，以清代学者治学所用的笔记体来进行志怪考据，显示了志怪走向辨证立说的“道问学”趋向。
纪昀以“笔记”命名这部“稗官小说”，背后有着自觉的著书立说意识。《四库全书》将大多数笔记归于“子部杂家”，其性质属于学术性较强的著书立说一类。如宋祁《笔记》、陆游《老学庵笔记》、洪迈《容斋随笔》、顾炎武《日知录》、王士禛《香祖笔记》、阎若璩《潜邱札记》等。按《四库总目提要》所言，杂家乃著书立说之作，包含立说者之“杂学”，辨证者之“杂考”，议论而兼叙述的“杂说”，旁究物理、胪陈纤琐之“杂品”，类辑旧文、涂兼众轨之“杂纂”，合刻诸书、不名一体之“杂编”六类。(2)纪昀、陆锡熊、孙士毅等著，四库全书研究所整理：《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1563页。纪昀以“笔记”名其小说，表明其偏重著书立说的学术性。
在内容和题材上，《阅微草堂笔记》具备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总结的“小说家类”之“叙述杂事”“记录异闻”和“缀辑琐语”三派的特点。一方面，纪昀把宋代以来，像欧阳修《归田录》、叶盛《水东日记》、王士禛《居易录》一类记录个人言行事迹、士大夫诙谐之言的“叙述杂事”，放置到记录异闻的志怪当中，使一部小说有如家传；另一方面，乾嘉之学实事求是、重立言有据的治学方法渗入到神怪故事的叙述之中，针对怪异的考辨成为意见表达和学术探讨的因由。
从清代至今，《阅微草堂笔记》和《聊斋志异》始终处于互相比较和竞争的状态。在清代，《阅微草堂笔记》似乎声名更盛。与《聊斋志异》在蒲松龄死后50年才得以刊行不同，《阅微草堂笔记》还未结集出版就有众多翻刻(3)纪昀《如是我闻序》云：“曩撰《滦阳消夏录》，属草未定，遽为书肆所窃刊，非所愿也。”纪昀：《阅微草堂笔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23页。，在纪昀身后更是“熟在人口，家有其书”(4)梁恭辰辑：《北东园笔录》，《笔记小说大观》第29册，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年，第227页。。 现代学者以文学的标准衡量，认为《阅微草堂笔记》“细碎已甚，太重因果报应之谈，用小说的眼光看是不比《聊斋》”(5)容肇祖：《中国文学史大纲》，北京：朴社，1935年，第333页。。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两部清代文言小说属于不同类型的“小说”，本不应该放置在同一评价体系中，按照同样的标准品骘高低。如果我们沿着乾嘉学术的脉络和立场，从纪昀对“子部小说家类”的认识与判断角度来看，《阅微草堂笔记》就不是一部文学虚构性的小说，而是传统学术体系中的子部之学。它的性质、价值和影响，应当放在乾嘉学术的背景中，进行理解与阐释，才能呈现其背后的文体历史和文化语境。
一、“著书者之笔”与“文”的传统
近年来，研究者开始关注“子部小说”文体渊源的独特性问题。(6)陈文新：《“小说”与子、史——论“子部小说”共识的形成及其理论蕴涵》，《文艺研究》2012年第6期；王齐洲、王丽娟：《学术之小说与文体之小说——中国传统小说观念的两种视角》，《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王昕：《论“国学小说”——以〈四库全书〉所收“小说家类”为例》，《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陈文新：《论子部小说的文类特征》，《文学遗产》2016年第1期。古今人口中的“小说”本是两种文体。一种是从先秦诸子时代就有的“小家珍说”、琐屑言论。历代史志专门将这些数目巨大的“小说”划为“子部小说家类”。另一种是从“小说家言”发展出的文学性虚构叙事，如唐人小说、明清章回体小说等。这两类作品因为长时间地共用“小说”之名，引起很多观念与类属的混乱与纠缠，如清初刘廷玑所说“小说之名虽同，而古今之别则相去天渊”(7)刘廷玑：《在园杂志》，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83页。。
此前的研究者大都将《搜神记》《夷坚志》《阅微草堂笔记》等作品，视为未能进化成熟的文学类虚构“小说”。其实自《汉书·艺文志》以来，“子部小说家类”就是分类和概念相对稳定的著述形式。在“小”与“杂”的面貌下，“子部小说家类”具有一定的学术性、百科全书式的著述体例，以及个人化的叙事立场等特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将《西京杂记》《世说新语》《云溪友议》《归田录》《水东日记》《山海经》《搜神记》《夷坚志》等319部列为“小说家类”及存目小说。宋元时代兴起的白话小说如《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以及文言小说如明代的“剪灯三话”、《聊斋志异》这类文学性的小说都没有被收录。
由纪昀主笔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按照“子部小说”的统序为历代的“小说”做了归类、源流辨析和评价。纪昀所肯定的小说文笔，是符合“简淡”“古雅”的“文”的风格。《四库提要》在评价“小说”文笔时，称“其词旨简淡，无小说家猥琐之习”(《四库全书总目·异苑》)；“其文词亦颇古雅，殊异小说之冗滥”(《四库全书总目·还冤志》)。此“小说”乃“稗官小说”，即归入“子部小说家类”者。(8)在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中有“稗官小说”和“委巷小说”两种，前者指《神异经》《南村辍耕录》等“子部小说”，后者指《西游记》等通俗小说。以“猥琐”“冗滥”形容的小说语言，正是文学性小说叙事之细腻、详尽，曲体人情的优长之处，如纪昀批评蒲松龄“燕昵之词、媟狎之态，细微曲折，摹绘如生”(9)盛时彦：《姑妄听之跋》，纪昀：《阅微草堂笔记》，第472页。 者。
清代学者对《阅微草堂笔记》的肯定，正是建立在“子部小说”概念之上，以“文章”的观念和要求看待其成就的。纪昀门人盛时彦称，这部小说“叙述剪裁，贯穿映带，如云容水态，迥出天机，则文章亦见焉”(10)盛时彦：《姑妄听之跋》，纪昀：《阅微草堂笔记》，第472页。。俞樾赞扬“《阅微草堂笔记》叙事简，说理透，不屑于描头画角，非留仙所及”(11)俞樾：《春在堂随笔》，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13页。。近代刘声木生平最喜《阅微草堂笔记》，推崇为“空前绝后之小说”，称它“辨析名理，妙极精微，引据古义，具有根柢，则学问见焉”，认为“此书剪裁贯穿，文章见焉”，“不当作小说看”。(12)刘声木：《随笔》卷四，《苌楚斋随笔续笔三笔四笔五笔》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75页。 刘声木生活在现当代，他所言之“小说”是文学虚构小说。他认为《阅微草堂笔记》对题材、议论、前后文本的剪裁贯穿，表现的是纪昀出色的谋篇、立意的逻辑。近来的研究者也指出，《阅微草堂笔记》是“一部渊源于子部叙事传统的经典,在叙事文学发展史上,其重要性可与《史记》(史部叙事经典)、《聊斋志异》(偏重集部叙事传统的经典)等相提并论”(13)陈文新：《〈阅微草堂笔记〉与中国叙事传统》，《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
古代的“文”，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李兆洛《骈体文钞序》云：“六经之文，班班具存，自秦迄隋其体递变，而文无异名。”(14)李兆洛：《李兆洛序》，《骈体文钞》，长沙：岳麓书社，1992年，第4页。“文”或者“文章”，常泛指与诗、词、曲等韵文各分疆域的散体文或古文。无论是文学性的小说还是“子部小说”，都被当时的人们作为“文”的一种而进行评价和要求。今天的问题则恰好相反，对文学性的小说和“子部小说”都是以文学性虚构叙事的标准进行评价。我们认为，纪昀提出的“著书者之笔”，就是明确地将《阅微草堂笔记》纳入传统文章学体系内的一种表达。在积累了庞大文献成果的旧学体系中，考据辨伪、正本清源成为乾嘉学术的急务。人们推崇“其识精，其论奇，其语峻，其旨远，断自一心，议定千古”(15)和春：《沧浪诗话跋》，严羽：《沧浪诗话校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第268页。的洞识与判断能力。盛时彦在《阅微草堂笔记序》中强调：“文之大者为六经，固道所寄矣。降而为列朝之史，降而为诸子之书，降而为百氏之集，是又文中之一端，其言皆足以明道。再降而稗官小说，似无与于道矣；然《汉书·艺文志》列为一家，历代书目亦皆著录。”(16)盛时彦：《阅微草堂笔记序》，纪昀：《阅微草堂笔记》，第567页。这应是祖述其师观点，强调这部笔记在“文”的传统与历史上的定位。
《阅微草堂笔记》当中“文”的传统，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以结撰文章的技巧写故事，表达意见。这主要表现在“寓言”的出现和故事重要性的降低。二是注重个人经历与个人视角的书写，这是宋代以来文人笔记的显著特点。三是以故事为“实事”，表达个人意见和学术见解以“求是”的“道问学”。
纪昀将《阅微草堂笔记》混称为“稗官小说”“志怪书”和“笔记”(17)俱见《阅微草堂笔记》。“稗官小说”者，如《滦阳续录》六：“嗟乎！所见异词，所闻异词，所传闻异词，鲁史且然，况稗官小说。” “志怪”者，如《槐西杂志》四“倪媪”故事后，称“念古来潜德，往往藉稗官小说，以发幽光。因撮厥大凡，附诸琐录。虽书原志怪，未免为例不纯。于表章风教之旨，则未始不一耳”。称“笔记”处则不但以“阅微草堂笔记”为书名，而且在书中，亦称“余初作各种笔记，皆未敢载”(《滦阳续录》三)。盛时彦序云：“老而懒于考索，乃采掇异闻，时作笔记，以寄所欲言。”(《阅微草堂笔记序》)又言纪昀“今岁夏秋之间，又笔记四卷，取庄子语题曰《姑妄听之》”(《姑妄言之跋》)。，其实际则是文人笔记与志怪集的合体。唐宋以来，笔记在文人学士之间大兴，其中不乏记录异闻的志怪内容，但笔记体的著书如宋祁《笔记》、陆游《老学庵笔记》、刘昌诗《芦浦笔记》、谢采伯《密斋笔记》等，偏重于个人闻见的记录书写。志怪集如张华《博物志》、干宝《搜神记》、洪迈《夷坚志》等，则是记录怪异，具有某种以类相从的类书性质。无论是志怪还是文人笔记，大多是随笔记录，丛残小语，谈不上很严谨的谋篇。《阅微草堂笔记》的行文则是按照著文的传统来布局谋篇、叙事议论的，其叙事的法度和学问之道的内在逻辑清晰可见。概括来讲，主要表现在将志怪故事寓言化、以议论统摄故事的著文法这两个方面。
首先是志怪故事的寓言化。寓言首见于《庄子·寓言》：“寓言十九，藉外论之。”所谓言出于己，俗多不受，所以需要借助外人的话。《韩非子》的《储说》《说林》，刘向的《说苑》《新序》，刘安《淮南子》等都有大量寓言式的故事。在整部《阅微草堂笔记》中，纪昀有19处将朋友讲述的怪异故事直接称为“寓言”。寓言与文学性的小说不同，其全篇贯穿着一个极为明显的寓意，而且劝诫说理的性质最为重要，故事中的人物和事件本身则是次要的。
从《四库全书总目》对寓言篇什的分类，也可看出纪昀将之视为著文的手段。如“《庄子》寓言”“庄周之寓言”“《庄》、《列》之寓言”“文士之寓言”“战国诸子之寓言”“周末寓言”“寓言俳谐之文”，可见“寓言是中国古代史传、诸子、诗赋文、传奇小说等方面大量存在的一类篇章，是各种文体均可使用的一种写作方式”(18)常森：《中国寓言研究反思及传统寓言视野》，《文学遗产》2011年第1期。。在纪昀以前，无论是六朝的《搜神记》《幽明录》，还是宋代的《夷坚志》，志怪一直延续着实录的写作模式。纪昀则在讲述一个怪异故事之后，声称其为寓言。如“案此事荒诞，殆尊汉学者之寓言”(19)纪昀：《阅微草堂笔记》，第9页。，“案此殆先生之寓言”(20)纪昀：《阅微草堂笔记》，第52页。，“虽语颇荒诞，似出寓言；然神道设教，使人知畏；亦警世之苦心，未可绳以妄语戒也”(21)纪昀：《阅微草堂笔记》，第104页。，等等。这就在某种程度上，将搜神记异变成作“文章”的一种手段。如在《滦阳消夏录》卷二中，朱青雷讲述了一个避仇深山的人遇到鬼的故事。人害怕鬼，鬼则称：“至可畏者莫若人，鬼何畏焉？使君颠沛至此者，人耶鬼耶？”纪昀指出：“余谓此青雷有激之寓言也。”他本人并不相信这个事件的真实性，而把它视作朱青雷出于激愤的一种表达。
以“寓言”来定义鬼神故事，可以看作纪昀对志怪小说“神道设教”的一种认识。他一方面对于鬼神持怀疑态度，在书中不断发出“妖由人兴”的感喟，以及“或一切幻象，由心而造，未可知也”(22)纪昀：《阅微草堂笔记》，第43页。、“鬼神茫昧，究不知其如何也”(23)纪昀：《阅微草堂笔记》，第94页。的疑问。另一方面，又竭力反对无神论或无鬼论，他说：“吾以为人生作恶，特畏人知，不及知之处,即可为所欲为耳。今乃知无鬼之论，竟不足恃。”(24)纪昀：《阅微草堂笔记》，第214页。纪昀对世俗社会中的人情人性有着深刻的洞察，希望功利性地利用民间对鬼神的敬畏。
在《如是我闻》四中，有一篇议论狐妖的文章。在文章的前面，纪昀引《史记·陈涉世家》《西京杂记》《朝野佥载》《太平广记》《列仙传》诸书，考据狐仙历史。后半部分的故事没有情节，只是人狐问答对话，解释世人的疑问，最后又借狐仙的口攻讦宋儒：“自古圣贤，却是心平气和，无一毫做作。洛、闽诸儒，撑眉努目，便生出如许葛藤。”明显是假设为辞的寓言。
不同于洪迈多以《夷坚志》故事进行道德教训，纪昀借助《阅微草堂笔记》中的怪异故事，进行了多方面的意见表达和学术探讨。戴震是乾嘉学术的代表，他与纪昀交谊深厚，纪昀称“东原与昀交二十八年，主昀家前后几十年”(25)纪昀：《与余存吾太史书》，孙致中等校点：《纪晓岚文集》第1册，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274页。。在《阅微草堂笔记》中，戴震提供或者评价的故事有8则，大都是关于学术、史传和文士生活的，他每每以考据征引的手段，探讨故事的价值，如《滦阳消夏录》卷六“鬼隐”的故事、《滦阳续录》三中认为扶乩者的下坛诗实乃江湖游士转相授受的、共有的行骗稿本之议论。
在《槐西杂志》中，朱导江讲了一个书生被女鬼魅惑失踪的故事，这是一个如瞿佑《牡丹灯记》那样的故事。因为瞿佑写得幽艳恐怖，极富文学的想象力和感染性，《牡丹灯记》在日韩文学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瞿佑写场景——女鬼携着书生的手，到灵柩前，“柩忽自开，拥之同入，随即闭矣，生遂死于柩中”；写细节——人们看到书生之衣裾微微露在外面，尸体与女尸俯仰卧于内，女尸样貌如生；写氛围——“自后云阴之昼，月黑之宵，往往见生与女携手同行”。(26)瞿佑：《牡丹灯记》，瞿佑等：《剪灯新话(外二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51页。《阅微草堂笔记》里听故事的那些学者们，则似乎对此等“女子死后诱男子于棺内而杀之事”(27)日本江户时代《奇异怪谈集》翻译的《牡丹灯记》之名称。，缺乏文学性的想象和审美兴趣。这个故事对他们而言，只有“此亦足为少年佻薄者戒也”的训诫意义，他们的兴趣点在对书中的典故和此种境况可能引起的鬼之伦理问题的探讨。在另一则故事里，三位学者围绕着纪昀仆人讲述的二鬼为争鬼妇灵柩发生鬼斗的故事，引经据典，各发己见。在他们看来，即使为鬼也要遵守人间伦常，那些有悖伦常的恶行，该如何定性和惩戒，乃大义所在，不可轻忽。争论无果，戴震乃引《后汉书》中的前例，感叹曰：“纵欲忘患，独此鬼也哉！”(28)纪昀：《阅微草堂笔记》，第275页。三位学者全无瞿佑般的飞花艳想，所关心者无非是地下世界的伦常失序与道德忧戚，听起鬼话来，也不失学者们好学慎思之本分。
《阅微草堂笔记》中的怪异故事，重点不在讲述价值，而在见解和议论的高妙。盛时彦称他的老师“采掇异闻，时作笔记，以寄所欲言”(29)盛时彦：《阅微草堂笔记序》，纪昀：《阅微草堂笔记》，第568页。。寄所欲言，就是表达意见的一类“立说”。鲁迅称为“借狐鬼的话，攻击社会”(30)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鲁迅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44页。。
其次是以议论统摄故事的著文法。我们能从《阅微草堂笔记》的行文中看出其精严的叙事法度。纪昀善于在叙事和议论之间，显示比事属辞的技巧。他遵循儒家的“文以载道”，讲述怪异是为了辨析道理。《阅微草堂笔记》中的很多篇目，故事的篇幅与重要性都大为降低。以集合、排比形式出现的故事，如层层剥笋，依据立意的需要进行安排，成为纪昀评价是非、表达识见的推进线索。《姑妄听之》三中“周景垣前辈言”一篇，讨论的是虐待婢女受到报应的话题。通过四个故事，以层递的逻辑，告诫大户人家不能虐待婢女。在纪昀的安排和编织之下，志怪故事降低了各自的独立性。每一个故事都只是一个例证，由四个故事共同组成了一个在因果上层层递进、没有漏洞和缝隙可乘的逻辑链条。
在著文的传统中，故事只是用来引发议论的，见识的高下才是关注的重点。这种传统运用在《阅微草堂笔记》当中，导致大部分篇目故事性不强，而偏重考据、议论。在每篇小说中，纪昀会引入多人的见解，形成某种意见的交锋。《如是我闻》一，由钱曾《读书敏求记》中后世子孙不能守先人藏书的故事，引出纪昀与他的朋友董元度议论身后事：
(纪昀声言)“我百年后，倘图书器玩，散落人间，使赏鉴家指点摩挲曰：‘此纪晓岚故物。’是亦佳话，何所恨哉！”曲江曰：“君作是言，名心尚在。……何必镌号题名，为后人作计哉！”所见尤洒脱也。(31)纪昀：《阅微草堂笔记》，第133页。
与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异史氏曰”的独断不同，纪昀对旁人见解之高，则再三叹赏，显示出一位学者的谦逊和对智识的推重。鲁迅所称纪昀之“襟怀夷旷”，正是他对“智”与“识”的追求，超越了对自我的关注。
二、个人化的兴趣与视角
《阅微草堂笔记》是以纪昀书房命名的笔记。笔记是随笔记录，内容驳杂。最早以“笔记”命名其著述者是北宋的宋祁，其《笔记》一书分三卷，上卷《释俗》、中卷《考订》、下卷《杂说》，正名物音训，间及文章史实。《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模仿《易林》和《化书》“欲自为子书，造语奇隽”(32)纪昀、陆锡熊、孙士毅等著，四库全书研究所整理：《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第1604页。，将其归入“杂说”类，属于“或抒己意，或订俗讹，或述近闻，或综古义”者。笔记后来逐渐演变成为一种以随笔形式记录见闻杂感的文体的总称。“大抵随意录载，不限卷帙之多寡，不分次第之先后。兴之所至，即可成编。故自宋以来，作者至夥。”(33)纪昀、陆锡熊、孙士毅等著，四库全书研究所整理：《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第1636页。由此可知，笔记因事抒论，包含考据源流、论断得失的立说内容，显示出作者个人化的视角和兴趣。
纪昀将笔记与志怪融合为一，以文人笔记的个人化视角作为各类志怪异闻的连接线索。他有意运用“记一事而自发议论，书一人而旁及琐屑”的“小说”体，将怪异事件置于考据学风之下，以志怪表达个人的学术观点与兴趣，围绕着故事进行考据和说理。
古代文人笔记中，包含记异内容，或事涉神怪，是或多或少都存在的现象，著名者如萧绎《金楼子》、苏轼《东坡志林》等。再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批评的李德裕《次柳氏旧闻》、范镇《东斋记事》、邵伯温《闻见前录》、杨瑀《山居新话》、王士禛《池北偶谈》等，都有旁采异闻、颇涉语怪的内容。这种现象被认为是“小说家言”的题中之义。志怪出现作者个人的居官行迹、亲友见闻等内容，始自洪迈的《夷坚志》。纪昀则把文人笔记中的异闻做了最大的扩充。
笔记乃随笔而录，记录个人经历和闻见是其突出特点。它出自“子部小说”本身“子史”之余的历史定位，与文学性小说的叙事虚构是有区别的。明人何良俊说：
余最喜寻前辈旧事。盖其立身大节，炳如日星，人人能言之。独细小者人之所忽，故或至于遗忘耳。然贤者之一颦一笑，与人自是不同。尝观先儒，如司马文正公《涑水纪闻》，范蜀公《东斋日记》，邵氏《闻见录》，朱弁《曲洧旧闻》，与诸家小说，其所记亦皆一时细事也。故余于前辈之食息言动虽极委琐者，凡遇其子弟亲旧，必细审而详扣之，必欲得其情实。况识其小者。又不贤之责也。(34)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24页。
这段话道出了“子部小说”以个人视角记录生活琐事和历史细节的特点。自宋代文人笔记兴起，在题材选择上的有意“识其小者”，择取个人化、生活化的片段进行记录，就是笔记小说作者的共识。笔记小说著载作者的家族历史和个人履历很是常见。如欧阳修《归田录》记载个人经历，“朝廷之遗事，史官之所不记，与夫士大夫笑谈之余而可录者，录之以备闲居之览也”(35)欧阳修：《归田录自序》，欧阳修等著、韩谷等校：《归田录(外五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7页。，这类个人视角与经历的书写，成为其后笔记重要的内容。
《阅微草堂笔记》延续了“子部小说”的这一传统。纪昀在这部志怪小说中留下了偌多家族记忆和个人经历的痕迹，就显示出作者将这部著述置于传统“子部小说”中的文体定位。
一是纪昀在这部志怪小说中，记录了他的高祖、曾祖、祖父和父亲，叔父们、曾伯祖、族祖、族叔、兄弟、外祖、外舅、表兄、家中佃户、膳夫等男性亲眷的经历见闻；还有他的曾祖母、前房的祖母、祖母，外祖母、母亲，伯母、叔母、姨母、侍姬之母，以及妾氏、女儿、儿媳、儿女亲家、家中仆婢等女性亲眷的故事、传说。家乡风物、地方先贤都入其小说。朋友同僚、先生故旧，也在其小说中保留下音容谈吐。
这种对个人日常生活的映现,显示了宋明以来文人笔记的某种自娱心态，是建构作家自我形象的委曲方式，更包蕴着人生中丰富的生活旨趣、思维理念和价值追求。纪昀充分利用了“子部小说”杂事、异闻、琐语之“著书者之笔”，绾合了文人笔记的个人视角与志怪讲述民间见闻的风物志传统，使笔记和志怪得以扩容，最大化地容纳了雅与俗、个人与时代、家族与地方等内容。
他记述家族中流传的先祖传说：在先祖宠予公与继配张夫人的婚礼上，亡故的前妻陈夫人，为其言“家务得失、婢媪善恶，皆委曲周至”。很久之后，新媳妇才知是前任“虑新人未谙料理，现身指示”。志怪故事多写死生相妒，而纪昀的先祖母们则无间幽明，温情款款。他不禁自问“此何等居心乎？今子孙登科第、历仕宦者，皆陈太夫人所出也”。(36)纪昀：《阅微草堂笔记》，第113页。这样慈爱情深的祖先，是其家族得到上天眷顾的标志。这个故事与《搜神记》中的“辛道度”“谈生”“卢充”等与鬼女结亲而子嗣兴旺的“神奇亲眷”故事略有相似，都是以鬼亲眷来表示家族血统高贵、受神庇佑的一类家族传说。
纪昀带着温情讲述亲人鬼魂的故事，鬼故事成为家族历史的回忆。在《滦阳消夏录》中，他讲幼时曾见四五个小孩称呼他为弟弟，和他玩耍，甚相亲爱，长大后都看不见了。他的父亲告诉他，那是他前房的母亲从庙里抱来的泥孩子，前母死后，泥孩子们被埋在了院子里。前房母亲是他母亲的姐姐、他的姨母。鬼魂对生人的照拂和关切，也是他讲述家族鬼故事的一个关切点：
张太夫人昼寝，梦前母以手推之曰：“三妹太不经事，利刃岂可付儿戏？”愕然惊醒，则余方坐身旁，掣姚安公革带佩刀出鞘矣。始知魂归受祭，确有其事，古人所以事死如生也。(37)纪昀：《阅微草堂笔记》，第94页。
他用怪异故事，显示了家人无间幽明的亲爱与照拂。就如费孝通所说，亲人的鬼魂是某种具体、生动、活着的历史，是同一情景中久长的和反复的互相生活的情感记忆。(38)费孝通：《鬼的消灭》，《费孝通全集》第3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85-487页。通过这些私人化的故事和叙述，纪昀也把粗陈梗概的志怪故事，变成了私人化的追忆和记录。
他阐释高祖的诗歌，《滦阳消夏录》中两次提到其高祖纪坤的《花王阁剩稿》，一是引《哭天士诗》四首，叙“明末诸生，先高祖老友”董天士的生平；一是“先高祖集有《快哉行》一篇”，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中为之笺注诠解。昭梿《啸亭续录》认为《花王阁剩稿》是纪昀伪赝之作，“风格笔意，与之无二”，乃“老翁亦善为狡狯矣”。(39)昭梿：《啸亭杂录》，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478页。如此，则纪昀以《阅微草堂笔记》和伪托的高祖纪坤作品《花王阁剩稿》，相为表里，共作狡狯，更说明了《阅微草堂笔记》之个人化的撰述立场。
《阅微草堂笔记》里，纪昀对他的父亲纪容舒即姚安公的记录尤多，在1 190余条的故事中，有99条关于姚安公的故事，涉及人生阅历、见识经验和教诲等各个方面。这些故事往往由一件事触发，事件只是缘起，记录言行、追忆庭训、表达思慕才是重点。《阅微草堂笔记》中，有5条故事讲纪昀死去的儿子纪汝佶，讲他的生平、才华，临死时的情景，他的遗物，等等，流露着一位父亲的温情和伤感。这使得这部笔记小说，不同于传统的志怪或者“异闻”，而是更具个人笔记的色彩。
二是以小说记录个人经历。这部小说的很多故事，是以纪昀的为官经历为时间线索的。如有“壬申七月，小集宋蒙泉家，偶谈狐事”“乾隆己卯，余典山西乡试”“余督学福建时”“余在翰林”“在余官总时”“余官礼部尚书时”“余官兵部时”“余官兵部尚书时”，等等。他发配新疆的经历，为《阅微草堂笔记》贡献了近百则新疆故事，关于乌鲁木齐的故事就有66则。通常以“余在乌鲁木齐”开始，介绍其风土人情、奇闻异事、风俗地理，如“伊犁城中无井，皆出汲于河”等。
《阅微草堂笔记》中不但有“余撰《四库全书·诗部总叙》”“余校勘《四库》”“余于《四库全书总目》已详论之”等语记录编校《四库全书》经历见闻，而且对《四库全书》的体例和安排进行解释。如《姑妄听之》四，道人潘斑屡次将一位七十多岁的下野巨公呼为“兄”，巨公恼怒，潘斑声言“兄前朝年岁，当与前朝人序齿，不应阑入本朝。若本朝年岁，则仆以顺治二年九月生，兄以顺治元年五月入大清，仅差十余月耳。唐诗曰：‘与兄行年较一岁。’称兄自是古礼，君何过责耶？”称其为兄，乃是讽刺他是降清的贰臣。纪昀举编纂《四库提要》事：
余作《四库全书总目》，明代集部以练子宁至金川门卒龚诩八人列解缙、胡广诸人前，并附案语曰：“谨案练子宁以下八人，皆惠宗旧臣也。考其通籍之年，盖有在解缙等后者。然一则效死于故君，一则邀恩于新主，枭鸾异性，未可同居，故分别编之，使各从其类。至龚诩卒于成化辛丑，更远在缙等后，今亦升列于前，用以昭名教是非。”千秋论定，纡青拖紫之荣，竟不能与荷戟老兵争此一纸之先后也。黄泉易逝，青史难诬。潘生是言，又安可以佻薄废乎？
这里用其作《四库全书总目》以是否忠臣、忠诚程度为标准，排列明代集部之先后，以明千秋论定、青史难诬之道德准则，表明自身的态度和立场。
纪昀的门生也成群地出现在这部小说里。除了作序的盛时彦，还有十五六人。如汪辉祖、吴惠叔、陈渼、邱二田、徐敬儒、耿守愚、李南涧、折遇兰、郝瑷、伊秉绶、吴惠叔、邱人龙、王廷绍，等等。他们大多做到县令一级的地方官，在广阔的内陆和边疆地区为官，或者游历，他们的个人经历以及讲述的故事，丰富了纪昀这部笔记的见闻来源和视角广度。
三是纪昀有意运用“记一事而自发议论，书一人而旁及琐屑”的议论兼叙事的杂说形式，将怪异事件置于考据学风之下，形成以志怪表达个人的学术观点与兴趣、围绕着故事进行考据和说理的笔记作品。
纪昀注重的不是故事生动与否的讲述价值，而是借故事探究认知价值，评判个人识见的高下。《滦阳消夏录》卷一，有士人在岱岳山中进入洞窟，见到“经香阁”和守经的老儒生。因所储宋代以前的十三经注疏，“一字一句，皆发浓香，故题曰经香”。进入洞窟的士人，被老儒引领着“周览阁庑，款以茗果”，以为莫大荣耀。出了洞窟的士人“回顾，惟万峰插天，杳无人迹”。这个老套的道教洞窟故事，可说毫无新意。纪昀也承认“此事荒诞，殆尊汉学者之寓言”。他借用这个寓言，对自己撰写的《四库全书·诗部总叙》做了引申和阐述，发表了篇幅超过怪异本身的评议汉儒和宋儒治学得失的见解，认为“后人之攻宋儒，亦非为说经起见也，特不平宋儒之诋汉儒而已”，故“此种虚构之词，亦非无因而作也”，直接指出故事乃是寓言，虚构之词只是为了发表见解所需。(40)纪昀：《阅微草堂笔记》，第10页。方濬师《蕉轩随录》评价这篇小说胜过毛奇龄、江藩等人的见解，认为“此论出，虽起郑、孔、程、朱于九泉问之，当亦心折也。毛大可专攻考亭，江藩著《汉学师承记》，据除〔干〕窥井，何如借鉴见睛也哉？”(41)方濬师：《蕉轩随录 续录》，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280页。
无论清代还是现代，人们往往将《阅微草堂笔记》看作是劝惩之书。如梁恭辰所言，纪昀写此书似乎只是为了寓劝诫之意：“《如是我闻》《槐西杂志》诸书，其觉梦之清钟、迷津之宝筏乎？按近今小说家有关劝戒诸书，莫善于《阅微草堂笔记》。”(42)梁恭辰：《北东园笔录》，上海：上海进步书局，1902年，第6页。但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当中，不只表达劝诫，更多的是他的学术见解和人生洞见。因而这部小说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一本志怪小说集，而是一部个人著作。徐珂称：“纪文达学究天人，胸罗万象，所谓无书不窥，无技不绝。加以天性旷达，不靳靳然赖雕虫小技见称后世，其精义微言，皆隐见于《阅微草堂笔记》五种。”(43)徐珂：《清稗类钞》第8册，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3764页。
《阅微草堂笔记》议论兼叙事的学术兴趣，也可以从纪昀和洪迈作品的对比中看出。同样是博洽通儒，同样是聚天下之书而遍阅之，洪迈在《夷坚志》中只记录了民间日常所用之书，而将他的考据议论放入《容斋随笔》。洪迈《夷坚志》现存2 646则，引用书目只有150部左右，其中佛教经书咒语就有30余部，如《金刚经》《首楞严经》《法华经》《观世音经》《圆觉经》《孔雀咒》《不增不减经》《大悲咒》《白伞盖咒》等，文人笔记文集只有《酉阳杂俎》《春渚纪闻》《东坡集》《麈史》《邵氏闻见录》等寥寥数种，其余则有《肘后方》《太平圣惠方》等医方，《素门》《秽迹咒》《北斗经》等民间用书。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阅微草堂笔记》1 190条，纪昀引用、讨论的书籍名目就约有500部。内容包含经史子集四部，遍及儒释道以及西学著作，如艾儒略《西学》等。既有儒家经典《易经》《春秋》《论语》《孝经》《孟子》之类，又有史书《越绝书》《国语》《史记》《汉书》《宋史》等；史地类杂著如《山海经》《古今注》《神异经》《博物志》《岭南异物志》等；“子部小说”如《搜神记》《冥祥记》《酉阳杂俎》《宣室志》《灵怪集》《青泥莲花记》等；大型类书如《永乐大典》《昭明文选》《元诗选》《太平广记》等；方志如《献县志》《一统志》等，还有《火珠林》《灵棋经》等杂书和《西游记》《聊斋志异》一类小说。
由此可见纪昀广泛的学术兴趣和考辨精神。如果只是用明清小说惯常的所谓觉梦清钟、迷津宝筏之类的劝讽来概括其寓意，自然不能达其腠理。在各类怪异故事之下，是纪昀对历史、地理、日常物用、气候物产、风俗宗教的考辨议论，鬼神异事则成为“寓言”和手段。
在《阅微草堂笔记》中，纪昀还考辨了经史、磷火、蜣螂作火药、喇嘛教、祆教，讨论西洋器物如望远镜、油画、火枪，西洋的教育、宗教、地理等，体现了广泛的知识兴趣。连小说中的鬼也感叹西洋文明“推步星象，制作器物，实巧不可阶”，担忧天主教“自利玛窦以后，源源续至，不偿其所愿终不止，不亦颠欤？”(44)纪昀：《阅微草堂笔记》，第218页。探讨知识、学术的智识主义替代了对怪异和鬼神的恐惧。
《滦阳消夏录》中有一则寓言，在人狐对话的场景中引经据典，以考据民间的狐仙历史。《姑妄听之》一继续讨论这个话题：“狐所幻化，不知其自视如何，其互相视又如何。尝于《滦阳消夏录》论之。”虽然这种学人兴味难以摆脱传统学术猜测性和模糊性的本质，但志怪中的狐魅故事依靠着他人的言谈、个人的猜测，就变成了一个学术话题。
早期志怪如张华《博物志》、崔豹《古今注》就有很多对古今事物进行诠释考辨的内容。《博物志》所含地理、外国、异兽、物性、人名考、文籍考等，都是古代志怪所具有的博物功能之表现。在宋代之后随着理性主义兴起，文人笔记分流了这部分志怪功能。宋人笔记中这种例子甚多，如苏轼《东坡志林》、陈师道《后山谈丛》、朱彧《萍洲可谈》等。清代文人笔记的类似作品，如王士禛《池北偶谈》、王应奎《柳南随笔》等，更可以开出很长的书单。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以志怪寄托个人的学术兴趣，其新鲜的元素对衰落已久的志怪有花开二度的催发作用。乾嘉学术氛围是志怪小说演化的一大助推力量。
三、神怪与乾嘉“新义理”
在古代的神秘主义知识中，怪异故事具有君权政治、社会道德等多方面的意义。在古人的观念中，志怪并非只是“广异闻”和“资谈助”。在博物和方术等知识价值之外(45)参见王瑶：《小说与方术》，《中古文学史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王昕：《论志怪与古代博物之学——以“土中之怪”为线索》，《文学遗产》2018年第2期。，志怪更受到汉代“天人感应”、阴阳谶纬等政治神学的笼罩，是表达政治意见、道德判断的手段乃至武器。从各种怪异现象中看到了历史动乱的征兆、上天对君主失德的谴责惩罚，是干宝《搜神记》、刘义庆《幽明录》、祖冲之《述异记》等志怪作品所依据的阐释逻辑。志怪小说通常要有“说”，就是作者依据神秘主义知识对怪异做出的解释。因为神秘主义知识在古代社会极为普及，是古人的常识性认知，大多数志怪采取“记异而不说”的方式，神怪灾异所给予的警示和教训大多是人们共有的知识。但从上古至清代，对神怪事物的阐释和意义归纳已经有所变化。
《阅微草堂笔记》对于怪异之事的记录和阐释，具有不同以往的内容和旨趣。正是在乾嘉之学的影响下，纪昀对神怪的阐释既非六朝志怪的政治神学，也非洪迈《夷坚志》单纯的道德劝惩。纪昀虽称“表章风教之旨”“大旨期不乖于风教”，但其因果报应、道德说教之类的立意和议论远不如通俗小说之连篇累牍。即如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也模仿司马迁《史记》的“太史公曰”，在小说篇末缀以“异史氏曰”近二百篇，针砭锢弊、讽刺贪蠹，借以发泄孤愤。纪昀没有托狐鬼以抒己见，来表达对世故人情的洞察与见识，而是把一个个神异奇特的故事，作为探查世情隐曲原委的标本，其意见和思考大多融于故事的叙述与人物的对话中间，而很少于文末归结出道德化的旨归。这一点固然体现了纪昀作为学者的理性超脱，更为根本的则是乾嘉学者形而下的经验领域中的义理学。(46)张丽珠：《清代义理学新貌》，台北：里仁书局，1999年。
纪昀借小说铺排、构撰的场景，大多是为了表达意见。在那些人与妖鬼仙魅清夜晤对的场景中，大多是一场场的道理、知识、问题的探究、叩问和研讨，是借鬼魅之语表达意见。这一点和唐宋以来专讲因果报应、劝善惩恶的志怪是不同的。
乾嘉汉学治训诂考证而少言义理。乾嘉学人推崇的“新义理”，大多出于实证，能够曲尽人情，而非绝对化的大道理。《阅微草堂笔记》从一个个具体故事中，得出的是一些朴素的富于弹性的常理。(47)侯健：《阅微草堂笔记的理性主义》，《中外文学》1979年第1期。主要可概括为三点：一是义理在具体事物中，以超自然视角获得了对人情真伪的深切观察；二是义理的探讨超过了对故事叙述价值的追求，体现重学主智的乾嘉学风(48)张寿安：《以礼代理——凌廷堪与清中叶儒学思想之转变》，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第28页。；三是义理的考据辨证对志怪文体的离析。
首先是从实例中得出的“义理”。狐鬼神怪具有超自然视角，可以将事件人情巨细毕究，本末兼察。通过鬼神的全视角，读者对各个故事中人情的真伪、表象之下的隐曲幽微有了超越现实情境的视角和认知。《阅微草堂笔记》1 190则志怪故事，就如纪昀枚举的各种实例，通过对一个个具体情境的叙述和分析，梳理了情理的是非曲直。这使一个个志怪故事成为作者发挥智识与眼光的透明的试验器皿。因为物无遁情、层层剥笋，人情世故无不达，由此得出的“义理”才是无纤微之憾的。(49)戴震：《与某书》，《戴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88页。纪昀这种对志怪的叙述和阐释，与乾嘉学者的治学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无论是小说里学者们谈论的怪异故事，还是考据经典，旨趣是都在情理与是非的锱铢之较中，获得 “深思自得之义理”(50)戴震：《与姚孝廉姬传书》，《戴震集》，第185页。。怪异故事之中是严肃的说理和议论，其本质是乾嘉之学从形而下的经验领域获得义理之方法在稗官小说中的尝试运用。
《阅微草堂笔记》写道德教训和因果报应，关注点在于能否发出超越常人的见解。神怪故事使得纪昀得到超自然的视角，获得驰骋个人智识的空间，可以尽情表达他对人情世态隐微的洞察，以及高出常人的见解与判断。他对家庭伦理、职业伦理和人与自然的生态伦理都进行了客观、理性的洞察。如对节妇、贤臣“差等”的分较：
冥司重贞妇，而亦有差等：或以儿女之爱，或以田宅之丰，有所系恋而弗去者，下也；不免情欲之萌，而能以礼义自克者，次也；心如枯井，波澜不生，富贵亦不睹，饥寒亦不知，利害亦不计者，斯为上矣。
贤臣亦三等：畏法度者为下；爱名节者为次；乃心王室，但知国计民生，不知祸福毁誉者为上。(51)纪昀：《阅微草堂笔记》，第33页。
这类“差等”，乃是论“心”而非论“迹”，若站在凡人的立场上来指画判断，就容易被视为挟私气狭，缺乏说服力。
神怪的身份具有某种客观和权威的性质，使著书者可以通过他们的口，发表看似客观持中的见解。《姑妄听之》中，清初名臣魏象枢(字环极)读书山寺，受到习儒之狐的敬仰，象枢偶问狐“汝视我能作圣贤乎？”狐乃细述魏象枢所讲之道学，彼此相争不已，实乃门户之见。魏象枢被说到要害，从一派自得自喜到默然遣去狐魅。也只有借助狐鬼超自然的能力，才能有这般察幽烛微、抉摘情伪的议论。
纪昀热衷利用鬼怪故事探求民情民隐。所谓“天下事，情理而已”。鬼怪的超自然性可以将民情民隐发露出来，得出洞见症结之论，正是显示作者高明的见识。《姑妄听之》中，有一正直的道士，驱鬼缚魅之术渐失灵，为鬼魅困辱。原因是他的徒弟贪财好色败坏了道士的道行。道士的师父长叹：“此非魅败尔，尔徒之败尔也；亦非尔徒之败尔，尔不察尔徒，适以自败也。”纪昀指出，故事的讲述者本是用故事讥讽一位县令，但是“此令不悟，故清风两袖，而卒被恶声，其可惜也已”。可见鬼神之口，乃是以实证得出社会相关之义理的手段。这种非道德化、不空泛的义理，在方法论上和戴震等学者建立在精确的训诂字义基础上，强调在道德上具有创造性的义理新说(52)参见张丽珠：《戴震“由词通道”的学术思想体系——以经验取向的新义理学为论述主轴》，《东海中文学报》2010年第22期。，是一致的。
其次是对“义理”的探讨兴趣。纪昀将儒家的大道，理解为“万事当然之理，是即道矣”(53)纪昀：《阅微草堂笔记》，第567页。。乾嘉学者治学大多属于技术理性一派，认为万事可以理求。所谓天地鬼神，各种神异“其中必有理焉，但人不能知耳。宋儒于理不可解者，皆臆断以为无是事。毋乃胶柱鼓瑟乎”(54)纪昀：《滦阳消夏录》，《阅微草堂笔记》，第77页。。《阅微草堂笔记》的故事，往往是以对“理”的推究探求为鹄的。这种“义理”是一事一理的，具有猜测性和模糊性。所谓道不离器，犹影不离形，“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55)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页。。其判断标准是“人之常情”“在天理人情之中”“人情所向”，故而深具弹性。《槐西杂志》中，有少女被人构陷失贞，自己跑到未婚夫家，让未来的婆母验其处女与否，纪昀评议，此“危急存亡之时，有不得不如是者。讲学家动以一死责人，非通论也”(56)纪昀：《阅微草堂笔记》，第294页。，即属此类。
纪昀和他的朋友在讲述怪异故事之后，通常展开的是对义理的探究：如“均有理可执”“事理之常”“可以理推”“理所宜然”“揆之以理，谅亦不过如斯”，等等。这个“理”既不同于宋明理学家所说的“理”，也不同于蒲松龄小说中充满激情的个人义愤。(57)侯健：《阅微草堂笔记的理性主义》，《中外文学》1979年第1期。乾嘉时代的义理，是以学问的理智平和为基调的义理，是“实心励实行，以实学求实用”，不同于宋代理学家那种近乎道德洁癖的圣贤标准，有其圆滑和世故的一面。《阅微草堂笔记》以议论平和、持论公允见长，鲁迅先生称为“襟怀夷旷”“雍容淡雅”。如纪昀引用其父亲的话：“讲学家责人无已时。……沾沾焉而动其喙，以为精义之学，毋乃白骨衔冤，黄泉赍恨乎！孙复作《春秋尊王发微》，二百四十年内，有贬无褒；胡致堂作《读史管见》，三代以下无完人。辨则辨矣，非吾之所欲闻也。”(58)纪昀：《阅微草堂笔记》，第276页。
它与《聊斋志异》爱憎分明的底层义愤也不相同。同为志怪书，两者的分际，一方面在于文学家与学者个人气质的不同。蒲松龄有着伟大的文学家滂沛的才情，纪昀则有学问家清明理性的头脑。另一方面是身份立场的不同。蒲松龄使用的是代表私领域的文艺话语，纪昀以理智平和的议论见长。一个是审美想象，一个则是理性的关照。在乾嘉征实学风与实事求是的考据技艺之下，同时还笼罩着浓厚的谈狐说鬼、扶乩迷信。《阅微草堂笔记》与此前的志怪相比，则是注重探究怪异现象背后的“理”，突出学术的意义和实证。以近人情，揆世事，为理之平者。(59)龚鹏程：《乾嘉年间的鬼狐怪谈》，《中华文史论丛》2007年第2期。《聊斋志异》可以写出《席方平》那种坚强执拗、毫不妥协地与地府对抗的英雄，《阅微草堂笔记》则只有孱弱地恳求生人代为牒诉的女鬼，自称“凡事可已则已，何必定与神道争，反激意外之患”。这种懂事安分、凡事无多求的鬼魅，正是人情常理之下沉默的大众形象。
其三是显示了学术的独立价值。乾嘉学术以“道问学”为宗旨，受其影响，《阅微草堂笔记》被写成了学术性很强的笔记体志怪，几乎每卷之中都有大量有关学术的篇目。纪昀或假鬼神的口吻，或借先哲时贤之言，或者直接现身说法，议论评骘学术与文学的迁演，阐明个人的学术观点。如前所论，此前的文人志怪大多注重其史学价值和劝惩意味。乾嘉的学问是从分析整理的一路发展，被视为最边缘化的学术——“子部小说”的面貌，也因分析与考证，而具有了新的特质。
《阅微草堂笔记》将异闻、神怪纳入考据的范畴，以考据、议论的方法写志怪。不但很多故事中的鬼神是为了讨论学术而出现，同人攀谈的各种狐鬼也是儒狐、才鬼，还有很多条目纯粹是出于学术兴趣而设的考据，基本不具备故事叙事的成分。《阅微草堂笔记》卷二十中，纪昀以17世纪的地理版图为据，对古代神话地理中的“海中三岛十洲，昆仑五城十二楼”等词赋家沿用已久的故事，一一考索。纪昀本人曾见过日本地图，并和朝鲜、琉球使臣打过交道，针对海中三岛十洲这类自汉魏就一直流传的神仙地理故事，他根据自身经历对志怪小说的地理作了严肃的考辨：“日本余见其五京地志及山川全图，疆界袤延数千里，无所谓仙山灵境也。朝鲜、琉球之贡使，则余尝数数与谈，以是询之”，“不闻有白银宫阙，可望而不可即也。然则三岛十洲，岂非纯构虚词乎！”至于古代的第一仙山昆仑山，在清代已经完全纳入大清版图，即使是“深岩穷谷，亦通耕牧”，清廷王化之触角，无远弗届，荒怪顿息，已是无奇可言。故纪昀说“所谓瑶池、悬圃、珠树、芝田，概乎未见，亦概乎未闻。然则五城十二楼，不又荒唐矣乎！”(60)纪昀：《滦阳续录》，《阅微草堂笔记》，第495页。
总之，乾嘉学术思潮的辐射和影响所及，使得志怪小说也发生了新的变化。这些内容的大量出现，正是《阅微草堂笔记》在乾嘉之学的影响下，出现的合学问、异闻与个人闻见于一体的“子部小说”的新变。纪昀敏感地捕捉到了反映新时代的因子，才能创作出这部影响深远的“子部小说”的名著。它的经典性不在于“文采”与“臆想”，而在学术和义理。它对现代笔记小说的影响也当从此着眼。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19YJA751039)
(责任编辑 朱路遥 李昌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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