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泄与净化：近代长三角东部城镇河流污染及治理
宣泄与净化：近代长三角东部城镇河流污染及治理*
吴 俊 范
[摘 要]晚清以后，长三角东部地区城镇河流的水质污染逐渐成为严重的社会和民生问题。三角洲滨海平原水系在潮汐作用下易淤易塞，对城镇河流疏浚治理的要求比乡村地区更高，但近代以来，自来水技术、管道排水技术以及陆路交通技术等率先在城镇地区得到应用，使得城镇河流提供饮水、排水、交通等的传统功能弱化，社会对其疏浚和治理的力度不增反降；一些城镇河道甚至被填没消失，整体水网的畅通性大大降低，水体自净力最终难抵外界污染。恢复长三角水生态环境，重建水网完整性，保持水流宣泄畅通，与减少工业和城市发展引起的水质污染，同等重要。
[关键词]近代长三角；城镇河流；水文污染
长江三角洲东部是近代以来西风东渐的先锋地区，自19世纪中期上海作为口岸城市对西方国家开放以后，上海及其经济腹地长三角地区相继进入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阶段，而三角洲滨海平原地区城镇河流的水体污染和水质下降也逐渐成为严重的社会和民生问题。至20世纪五六十年代，自来水供水网络已在长三角平原东部全面铺开，这表示受到污染的自然河水普遍不再适合作为饮用水。工业化时期的水环境变化及治理机制是备受环境史学者关注的问题，需要对具体区域的地理环境和社会历史进程进行详实的个案研究。
以往对城镇河流污染的历史研究，观察的空间一般局限于城市区域内。已有研究案例多以近现代中外大城市和重要工业城市所普遍面临的水环境退化问题为考察对象，着重从城市本身的人口增长、工业发展、污染物排放、公共卫生管理等方面，解析城市水污染形成的社会机制，并进一步寻求其治理策略(1)我国历史学界对近现代中外大城市水环境问题的研究案例，大致分为两种类型，一是以国别、地区为单位的整体性城市环境问题形成及治理模式的探索，如刘金源：《工业化时期英国城市环境问题及其成因》，《史学月刊》2006年第10期，第50～55页；唐军：《工业化时期英国城市的河流污染及治理探析》，《甘肃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第139～141页；肖晓丹：《法国城市工业污染管制模式溯源(1810—1850)》，《世界历史》2017年第2期，第73～85页；李韶星：《废水之治：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联邦政府治理工业废水污染的努力》，《学术研究》2019年第2期，第131～139页。另一种是对近现代单体城市水环境、城市区域内河流环境演变及治理的个案研究，如牟振宇：《开埠初期上海租界的水环境治理》，《安徽史学》2010年第2期，第11～17页；王婉丽：《近代以来苏州河的污染与治理》(硕士学位论文)上海师范大学2012年；毛利霞：《19世纪伦敦的供水改革与霍乱防治》，《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7年第4期，第141～149页；刘亮：《清代至民国南京内河水环境治理模式演变研究》，《中国地方志》2018年第6期，第66～74页。这些研究多着眼于近代工业化时期城市水环境的转型及社会经济方面的驱动因素，空间尺度一般限于城市区域内，侧重讨论与城市扩展、城市化进程直接相关的人文驱动因素。。而实际上，城市(镇)河流只是区域水系中的一个节点，对城镇河流污染及治理问题的剖析，也不能将非城镇地区和整体区域的水文环境排除在外。1965年，上海市工业生产委员会针对上海城市母亲河黄浦江水质不断恶化的问题，曾经指出：虽然黄浦江水质恶化的直接原因在于污染物排入量的增加，但水文水情之自然变化也是重要原因(2)《上海市工业生产委员会关于坚决制止黄浦江水质继续恶化而努力的报告(修正稿)》(1965年9月13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A38-2-731-30。。由此提出必须重视近代上海城市化以来大量河道被填没以及水网系统被分割阻断所引起的水文变化。综观近代城镇河流的污染问题，工业“三废”和生活污物向河道的粗放式排入确系最直接的因素，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在现代环境科学领域尤其丰富(3)如於方、过孝民、张强：《城市污染型缺水的界定及其经济损失的计算》，《中国环境科学》2003年第1期，第100～104页；廖文杰、胡东滨：《城市水污染治理政策影响研究——以长沙市为例》，《科技进步与对策》2018年第24期，第155～163页。；然而关于区域尺度上河流体系的水文和水情在工业化时期发生的变化以及自然与人文因素相结合对城镇河流生态演变的具体作用等，无论在历史学界还是环境科学界均很少引起讨论。本文即是在城乡一体的区域框架内，本着自然与人文因素相结合的视角，对近代长三角东部城镇河流污染逐渐加剧的历史进程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求长三角城镇河流生态的治理之道。
本文所谓的“城镇河流”，借鉴了民国学者徐逸樵在其论述“市河”问题文章中的定义，系指“都市、城市以及其他人口稠密区域中之河流而言”(4)徐逸樵：《不可忽视的“市河”问题》，《政治评论》第146号，1935年3月21日，第567～570页。。具体到长三角平原地区的聚落特点，不仅包括流经府城、县城等传统治所级城市的河流，亦包括密集分布的大中型市镇中的市河。这类河流的共同特点是服务于稠密的人口和繁忙的交通运输，兼具工商经济价值和民生饮水价值，与非城镇地区的河流相互联通，同属于亚热带三角洲滨海平原水网的组成部分。明清以来长三角东部地区城镇体系和商品经济得到充分发展，市河则是支撑这些城镇发展的最重要的环境基础。近代在上海开埠及城市化的影响和辐射下，长三角东部城镇河流的经济民生功能发生明显转型，河流体系及水文、水情也发生相应变化。因此本文考察的地理空间范围，涵盖长三角东部平原地区以苏州、镇江、松江、嘉兴、杭州、宁波等中心城市为节点的各级城镇及相关乡村地区，并且出于资料分布和城市典型性的关系，对大都市上海及其周边城镇着墨尤多。
一 区域水环境与近代城镇河流的“失浚”
长三角东部地区属亚热带滨海平原地貌，地势平坦，地表水资源丰富，唐宋以来形成了塘浦泾浜与圩田相间的水网格局。据北宋水利书所论，当时吴淞江南北两岸被开发成“七里一纵浦、五里一横塘”的网格状河道网络(5)范成大：《吴郡志》卷19《水利》，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点校本，第269页。，纵浦与横塘作为主干河道，与不计其数的分支泾浜互相联通，共同构成中国范围内水道密度最大的水网带。古代长三角东部地区的水环境治理，一直围绕滨海平原型河流“易淤易塞”的问题而展开，其主旨在于维持干支水流的畅通以及河道湖泊充分的蓄排水功能。造成长三角东部河流易淤的自然因素有二：一为滨海平原河流的感潮性。由于地处滨海平原感潮区，一日两潮，长江口泥沙随潮汐上溯，倒灌干支河流，而平地河水流速缓慢又不利于淤沙的排出，因此造成河流频繁淤塞。随着长江中下游地区经济的发展和江水输沙量的增加，长三角河湖淤塞的问题也日益突出，最为明显的一个变局，就是在明初吴淞江作为区域性排水干道和主航道的地位被黄浦江所替代，主要是由于吴淞江体长期淤塞，排水不畅，连带两岸农田和聚落也备受涝灾之害，行船运输功能大为降低。二为太湖东部平原的地形地貌因素。太湖平原处于一个碟形洼地，中间低四周略高，此种地形本就不利于上游来水下泄，而位居中游的排水走廊——淀泖湖群地带又是一个极易淤积垫高的浅平区域。明清之际，淀泖湖群的淤塞以及蓄水量下降问题愈加凸显，究其原因，这与上源来水不足(吴江长桥等水利设施修建后太湖排水受阻，水流弱小降低冲刷力)、下游排水壅塞(滨海平原地势较高，中游以下排水易壅堵)、黄浦江流路顺直加大潮汐量和泥沙量等因素均有关系，此外，淀泖湖泊水面不断被围垦开发为农田，则是重要的人为因素(6)参见吴俊范：《水乡聚落：太湖以东家园生态史研究》，第四章“积渐所至：前近代的水体淤塞与聚落生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155～170页。。总之，明清以降长三角东部河流一直具有的潮沙沉积和排水不畅问题有所加剧，这对城乡河流的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也就是说，社会需要投入更多的力量来维护整个水系的排水通畅。
对平原型感潮河流淤塞问题的治理，关键在于定期疏浚，及时挖除淤沙等沉积物，加深并拓宽河道。潮汐带来的泥沙固然是造成河道淤塞的主要物质，但潮汐涨落对于促进河流水体循环、更新水体又是十分必要的，潮汐畅通，便也意味着排水畅通。高乡地区甚至需要潮汐来水补充上游来水的不足，以满足灌溉的需求。既然要保持河流良好的通潮性，就不得不频繁疏浚河流。长三角传统社会长期以来形成了按河道层级和受益范围划分疏浚责任的水环境治理体制，并且由于干支相通、水流周洄的水文特点，大小河道皆易潮淤，故需一体浚治，几乎不存在无需疏浚的河流。就流域面积最为广大的吴淞江而言，其整治工程一向被视为江南水利之“大役”。浚治吴淞江时，中央和省级政府一般都要直接派员进行监督，各受益州县征集民工按定额完成上级所派工役，在疏浚资金的筹措方面，则主要由国家帑金、地方库银和民间集资共同支持。跨县河道的疏浚工程，通常由几个受益县份分摊劳力和费用，协调解决，定期展开对整体河道的开挖浚治。基层乡村的支流河道由于受益面较小，疏浚方式灵活，一般采取业食佃力方式，即土地业主出饭米钱，佃农出劳力，年年岁岁利用农闲时间勤加疏浚(7)吴俊范：《近代上海土地利用方式转型初探——以河浜资源为中心》，《中国经济史研究》2010年第3期，第45页。。城市河流的疏浚，则是由地方政府出面组织，由沿河两岸市面的业主和铺户共同集资来进行。总之，各级各类河道的疏浚治理章法有度，以此保障区域水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和谐关系。
那么，传统时期对于河流的疏浚频度究竟达到几年一次，才能保障地方水利和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行?对这一问题应区分河流级别进行探究，并且不适合以最高级别的区域干河如吴淞江作为参照。因吴淞江流经地区广大，跨越诸多府、州、县、镇，很难组织整条大江的疏浚，政府根据河道淤积情况、旱涝灾情分布以及可承担的财力等，不定期对问题比较严重的河段兴工疏浚，即时组织的工役也不少。方志中有关吴淞江治理事件的资料连篇累牍，但多是有关其某一具体河段的疏浚和堤防修筑等，而不是对整条大江同时展开大规模的维护(8)略举两例以说明吴淞江分段疏浚的情况：北宋崇宁二年(1103年)吴淞江的疏浚由提举常平使徐確组织，治理的河段系“自大通浦直徹海口七十四里”，资金出自国库，“以常平钱米十八万三千余充调夫之费”(正德《松江府志》卷三《水中——治策》，《上海府县旧志丛书》松江府卷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51页)；北宋宣和元年(1119年)，两浙提举常平使赵霖组织开浚吴淞江白鹤汇河段，此次共役夫八万三千七百余，属于一次较大规模的修浚(崇祯《松江府志》卷十八《水利下》，《上海府县旧志丛书》松江府卷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369～370页)。。县级干河的疏浚治理频度，线条就比较清晰，此类工程多由主河道流经的县份共同筹措，工役也便于统一组织。以连接吴淞江和黄浦江的蒲汇塘为例，其主干河段在上海县西境和青浦县境内，据县志资料分析，大致以平均每8—15年一次的频率得到浚治，每当疏浚年份，由两县政府动用国库银两，并加上四乡受益农户的捐助作为资金支持，参与疏浚的人夫动辄数万。根据清中叶《法华镇志》记载，清康熙年间对蒲汇塘较大规模的疏浚工程分别在康熙十七年(1678年)、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平均间隔为11年，属于正常的疏浚频度(9)王钟编录，许洪新标点：《法华镇志》卷2《水利》，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12册，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16～17页。。
城镇河流的疏浚则受到城市产业、人口等聚集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毋庸置疑，长三角各级城镇的河流属于区域水网的一部分，同样有着与自然环境相关的易淤易塞问题，需要常加疏浚，以保持排水畅通和水质良好。但与乡村河道主要服务于农田水利相比，城镇河流承载的民生和经济功能更加多元化，担负着为密集人口提供生活饮水、消防、交通运输、商业贸易场所等多种功能。这种多功能角色本就不利于排水通畅和水质清洁，而传统城市的封闭性又加剧了这种不利。传统时期的府城、县城一般有城墙环绕，城内外河段的沟通由水门来控制，一般的商业市镇虽无城墙，但水道的入口处也通常建有隔离性的栅门(10)例如于元代至元年间成镇的枫泾镇，为跨华亭、嘉善两县的大镇，该镇四面水口设有七个水栅，以保障镇区安全，分别为南栅、小南栅、西栅、东栅、北栅、槽坊栅、星桥栅(许光墉：《重辑枫泾小志》卷1《志区域》，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6册，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16页)。。总之，市区内河段的排水性能与水质状况普遍不如城外地区。如此一来，城市河流疏浚及治理的力度和频度理应高于乡村地区，方可维持城市发展与河流生态的协调。这里仅以上海县城内最重要的肇嘉浜河道为例，清中期以后疏浚肇嘉浜的定例为五年一浚，基本能够保障城内交通和用水的正常需求(11)同治《上海县志》卷三《水道上——治绩》，《上海府县旧志丛书》上海县卷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431～1435页。。但近代城市由于人口增长和商业发展较快，对河道治理的要求进一步提高，稍有疏怠，河流疏浚的力度就赶不上其水质变化的速度，其结果则是造成河流生态的不断退化。如上海开埠以后，随着县城人口的快速增长、生活污物的大量排放以及河道空间被挤占，肇嘉浜淤积更快，通潮性能降低，城内河段的水质污秽，几乎需要随时加以疏浚和净化，才能保障水流通畅和水体循环。当局者虽经常“小为挑掘”，但“未及数旬，仍复淤塞”(12)《论开浚城河之利》，《申报》，1887年8月7日，第1版。。在这种情况下，潮汐带来的泥沙只能任其沉淤，河道积累的污秽物质又受阻不能排出，久之则潮汐不能通达，河流因水循环缺失出现死水化。近代长三角城镇河流淤塞加快与水质污秽问题的产生，多循此路径，由疏浚治理的力度与河流生态受到的巨大压力不匹配所造成。
事实上，近代长三角一些大城市的河流治理所面临的困难几乎是一致的：市河两岸商业繁荣，店铺房屋密集，欲行疏浚河道，却难以展拓；居户又经常违规侵占，致使河道宽窄不一，水泄不畅。这些城市发展因素直接影响市河的蓄水量、净化污物的能力以及防涝泄洪的能力，使得本该强化的疏浚机制得不到有效实施。1909年苏州官方浚治城内河流时发布的文告，就集中反映了近代大城市在市河治理上的严重矛盾以及由此引起的河流生态持续性退化：
河道宜开浚也。城河之窄之浊，莫我苏州若矣。最狭之处，仅容一小舟，对面相遇，必退至数十丈外，始得交舷而过。其故由于建造河房，须向水利厅领照，黠者行贿二三十元，即尽其占越而不问，夫立法之初，所以必欲领照者，恐其僭占河道也。乃行之既久，事适相反，积日累年，其弊不革，遂剩一衣带水。而旧时桥洞宽广数丈以□者，今则仅通一□而已。居民又不知卫生，秽浊之物，随意抛掷，往往左则洗米净菜，右则倾弃秽物，习若故常，不以为异。其有开设染坊之处，染色之水，倾潮而出，河水终年作蓝黑色，居民饮料仍多取给于此，无怪疫疠之年年不绝也(13)《论苏垣路政之不修》，《申报》，1909年2月10日，第3版。。
不唯大城市，普通商业市镇的河流亦因工商业的发展而面临疏浚维护的压力增大，此处仅以吴淞江下游的曹家渡镇为例。曹家渡毗邻上海市区，在20世纪20年代发展成为上海西郊的工业区，吴淞江沿岸工厂密布，但镇区段吴淞江河道的状况却渐渐不利于居民生活和交通运输，“沿河居民往往有不顾公德之人，或圈涨滩为私产，或架水阁于河面，或将垃圾任意弃入河内，以致河道日狭，船只往来常常淤滞，渡船不能拢岸，渡口河桥伸出河面，均足以阻碍交通”(14)《吴淞江水利工程局十一年度报告书》(1922年)，苏州市档案馆藏，档号：I14-001-0524-020。。
近代以来城镇河流淤塞加快加重以及水质退化的另一重要因素，与科学技术对传统河流实用功能的替代有关。陆上交通技术(汽车、火车)、自来水技术及管道排水技术等率先在城镇地区得到应用和推行，使得城镇河流的行船运输、供给饮用水以及排水防涝的传统功能受到冲击，出于实用性考虑，人们对河流的疏浚周期自觉或不自觉地延长，进而不断降低乃至破坏了河流的自净能力。由于河道浚治受到忽略，原本通过水流交换而维持水质循环和自净的河道，或因下游某些河段严重淤塞而潮汐不能上溯流通，或因中游壅堵而污物不能随水流而下泄，最终失去水体自净能力，成为一潭潭死水。失去自然通潮性和自净性能的河流，最终的结果一般是在水质污秽严重影响城市公共卫生的情况下被填没，人们很少花大力气再进行沟通水系和重建流通的工作。这一现象最早发生在清末民初的上海，随着城市马路网络的完善和自来水管网的延伸，租界城区和老县城的河道从少疏浚到无疏浚，最终大部分因水质严重恶化而被填没，改造成马路或建筑用地；而填浜后形成的一段段残浜断河，因失去自然河道的通流性，水体污秽愈加严重，又成为下一轮填浜的目标(15)关于上海市区及周边河道体系在近代之生态变化，参见吴俊范：《从水乡到都市：近代上海城市道路系统演变与环境(1843—1949)》(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08年，其中对近代上海城市马路空间扩展的主要方式之一——填浜筑路的过程和驱动因素做了详细分析。。
城镇河道自然性能的弱化与体系的改变，很快会影响乡村地区河道的通达性和水质。长三角平原方格状水网的重要特征，即是干支河流相互连通，水体交换环环相扣，当市区河段淤塞或被填没积累到一定程度，郊区与乡村的河道亦因水流阻滞和缺乏水循环而开始发生类似的死水化和污秽化。跨越青浦县和上海县西部的排水干河蒲汇塘，其下游正处于租界城区边缘，与市区内河道相通，在20世纪20年代其郊区段水质污染已相当严重。根据1929年官方组织疏浚蒲汇塘的报告，可知这条重要的地区干河在城市化等因素的影响下，非城市河段的水质也已严重下降：“窃查蒲肇一河，毗连松上青三邑，为松沪内地交通要道。向例十年一浚，现自民国纪元前一年疏浚以来，已近二十年，河道淤塞达于极点，河内水分尽是泥浆，不特沿河居民饮水污秽，妨碍公众卫生，尤感不便者，船只难行，交通阻滞，行旅不能出入，商货无从运输，凡该河流域附近各镇，莫不怨声载道。”(16)《函询疏浚蒲肇河消息》，《申报》，1929年11月23日，第14版。
河流疏浚间隔拉长，在晚清民国时期长三角东部的广大城镇地区是比较普遍的现象，而这与城镇河流需要更高疏浚频度的要求恰好背道而驰，究其原因，现代技术带来的种种便利，确实使河流的自然属性及生态功能没有那么重视了。宁波作为与上海同期开埠的口岸城市，市区马路网络、自来水管网均建设较早，随之而来的也是河流疏浚懈怠以及相应的水质下降。据1878年7月《申报》载：“(宁波)郡城城河及环城河道，曾于咸丰年间经前任道府各宪劝捐修浚，颇费工资，近因年久失修，淤泞浅隘，有十日不雨，河水即涸之处。每遇火灾，水龙所取之水桶内尽是泥浆，甚至无水可取。”(17)《疏浚城河示》，《申报》，1878年7月2日，第2版。据此推算，宁波城河已有近30年未曾浚治。宁波作为近代开埠通商的商业都市，维持河道畅通的疏浚频度本应相当之高，但与前文所述上海城内肇嘉浜河道定例五年一浚的需求相比，宁波城河实际疏浚的频度(近30年)是远远落后的。
以下再对近代长三角一些县级城市河流疏浚情况的变化及相关陆上交通发展的状况做一检讨。如永嘉县的城河，其疏浚次数的减少是显而易见的：“在前清时，约每六七年挑挖一次，大部由绿营军士为之，不另给费。民国以来(至1934年)，仅浚一次，亦未普遍，今已十余年矣。加以现时居民益密，所以淤污不堪也”(18)《改善永嘉城河计划》，《浙江省建设月刊》第7卷第10期，1934年4月，第12页。。1923年，嘉定县城河因“年久失浚”，日就淤垫，以至于冬季舟楫无法经过，市民饮水大受影响(19)《嘉定开浚城河竣工》，《申报》，1923年3月31日，第10版。。而在此时，嘉定与外界的陆路交通已得到极大改善，铁路与公路联结的交通网络已经形成(如1905年沪宁铁路上海至南翔段通车)。城区内河流作为交通要道的作用不再重要，县城与外界的沟通，由衔接小火轮与火车轨道的外向型水道以及公路来承担(20)彭后扆：《近百年来沪嘉之间交通演变》，《嘉定文史》第12辑，上海：上海市嘉定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96年编印，第145页。。同样严重的城河失浚与水质退化情况，也发生在铁路线经过的其他县城。如沪宁铁路所经的昆山城，其城区的交通水道许坟塘河，在30年代末因年久失浚，“每遇水位低落时，河水臭浊，于公众卫生关系更大”(21)《昆山筹浚许坟塘河》，《申报》，1937年3月31日，第9版。。同在沪宁铁路线上的镇江城，其城区河流在1920年时已发生很大变化，“城南河流污浊，非特易酿疫疠，且于消防政策有碍”(22)《镇江疏浚城河之初步》，《申报》，1920年2月1日，第7版。。
在长三角地区，明清时期兴起大量工商业繁荣的市镇，市河可谓其赖以发展的交通命脉。但在20世纪初期，由于铁路和公路的兴办，社会对市河的重视程度和整治投入均不能与以前相比。莘庄镇是松江东部大镇，位居1909年开通的沪杭铁路线上，其中心市河春申塘在铁路通车后就再未疏浚过(至1931年)，与上次疏浚的时间间隔达到22年(23)问富曾、汤成：《上海特别市各区农村概况:莘庄区》，上海《社会月刊》第2卷第11期，1931年5月，第2页。其中提到，春申塘“自前清光绪元年开掘后，迄未疏浚”，“而横沥河亦久未修治”。。沪西北新泾镇的市河新泾港，直通吴淞江，南端又联结漕河泾镇，但随着北新泾被并入上海大都市的郊区，从上海中心区延伸出来的马路网络将该镇包围，新泾港长期得不到治理，竟然在20世纪上半期一直未得到疏浚。至40年代，“船只已完全无法航行”(24)《疏浚新泾四月完工》，上海《大风报》，1948年5月22日，第1版。。经考证，北新泾、漕河泾两个市镇的市河距离上一次疏浚的时间间隔均已达到50年。
综合上述，长三角东部各级城市和大中型市镇的河流，在近代面临更大的资源压力，需要在传统治理机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疏浚和治理，但科学技术、城市发展等原因造成的疏浚治理不力，却难以维持河流自然生态的正常运行。在传统社会，治理城市河流的策略与乡村河流并无二致，均以勤加疏浚为要；但近代以来，城市河流的治理逐渐停滞，或者疏浚周期拉长，本应加强疏浚治理的力度以保障城市河流的畅通和生态功能，事实上却反其道而行之。总体上，城镇河流治理的频度和力度不增反降。在长三角滨海平原方格状水网格局下，水流畅通与潮汐的流通互相作用，是保障城市河流生态稳定持续的基本自然条件。近代河流交通、直接供给饮用水等实用功能被替代，并不意味着其自然属性不再发生作用。通过疏浚治理保持水流畅通和洁净，在近现代城市时期仍然十分适用，并且应得到强化。其中道理，也可以说是自然制约性的体现，正如1899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在总结城市河流治理经验时所说：“通过潮汐冲刷的方式排水，不仅有益于租界居民的健康，而且可节约许多人工排水道的建设费用。如果善加维持，河浜将是一种相当合理与卫生的排水渠道。我们应维持潮汐河道的敞开、清洁和畅通”(25)《公共租界工部局卫生处年报(1898—1906)》(1899年)，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U1-16-4650。。但事实上，长三角东部城镇的河流自然生态在20世纪上半期普遍出现严重退化，首要的原因就在于河流水系的通潮性能与水体自净系统由于社会治理态度的变化而严重降低。
二 轻工业污染与城镇河流生态的维持
如果说长三角城镇河流水系的畅通度和通潮性能在城市化初期已受到科学技术等因素的冲击影响，因疏于浚治等原因，水体自净能力的下降已初步显现，那么随着近代工业的兴起和发展，不同于传统形式的污染物大量排放，则加速了城镇河流生态退化的进程。尤其是在重工业发展格局下，污染物由于水流的潮汐作用和周洄流动而不断扩大范围，使城乡地区普遍受到工业污染的影响。一些河段因影响社会生活而被填没消失，反而使区域水网内部出现许多盲点，引起更大范围的死水化和水质恶化。水网地区水流循环的双面效应开始显现。
论及工业污染对河流生态的影响，大致可以20世纪中期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轻、重工业对整体水生态的影响程度有所不同。20世纪50年代以前，长三角东部城镇河流的污染源主要来自轻工业及生活废物，其主要效应，是使得水质不洁河道的分布范围进一步扩大，但这种自古延续下来的污染形式也并未从根本上改变方格状水系的网络结构和水流的周洄循环，通过强化性的疏浚治理和排污控制，尚且有望恢复河流的自净能力。该时期城镇河道的治理虽有疏懈，但仍然以疏浚为主要手段，以维护河网畅通和水质洁净为主要目标。
明清以后江南城镇河流受到的工业污染来源，主要是城镇内部及近郊的染坊、皮革作、造纸作坊等，这些产业属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轻工业，其排放的废水、废渣、废料等物质，与城镇居民生活污物一起成为河流的主要污染源。大城市尤其成为棉、丝加工业和染色业的集中地，也是河流污染严重的区域，苏州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在织染业生产最为繁荣的清代中期，苏州染工人数多达万人。雍正时，踹染业的主体在阊门外的上、下塘一带(26)乾隆《元和县志》卷十六《风俗》，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第14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第110页。，由于染坊众多，染色后的污水大量流入塘河，使得阊门外塘河至虎丘的河流受到严重污染，“满河青红黑紫”。当地居民的生活也受到严重影响，乃至120余户居民联名诉诸官府。官府在调查核实之后，于乾隆二年(1737年)由吴县、长洲、元和三县共同“出示严禁，并饬将置备染作器物，迁移他处开张”(27)《苏州府永禁虎丘开设染坊污染河道碑》，苏州历史博物馆编：《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2页。。类似这样的污染事件，在传统时期的大城市时有发生，但能够及时得到官方处理，城市河流经过疏浚整治和减少污染的措施，继续担负着交通、供水等经济民生功能。也就是说，对河流畅通和自净功能的维持，始终是传统时期治河的基本目标。
清末民初，在传统织染业基础上，长三角各地城镇普遍兴起毛巾、袜子、花边等新型纺织工业，小型纺织和编织作坊遍地开花(28)王定一主编：《上海二轻工业志》，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4页。，市镇河流承受的排污量进一步增加。从《申报》相关报道来看，20世纪初松江城内市河被织袜等业污染的情况已十分严重，频繁遭到民众投诉，并被媒体追踪报道。1914年《申报》载文指出：松江城市中心有履和袜厂，不断向市河洗袜，致使河水泛作五色，两岸居民多次联名禀请警局取缔，但却毫无结果。后来发现河中出现一种红色小虫，盈千累万，水亦奇臭，居民遂不敢饮用这种臭水，被迫到城外黄浦江取水饮用。后来连政府人员也遭遇饮水困难，这才引起官方重视(29)《松江：勿视此为小事》，《申报》，1914年6月11日，第7版。。但官方治理成效并非一蹴而就。据《申报》后续报道，三年之后(1917年)，织袜等业污染河流的状况并未见好转，污物排放反见加重，不仅将颜料排入河内，而且“将漂白粉内所含氯气毒质流入河内”。潮水盛时污物尚可随潮水冲走，涨潮时河水权可饮用，然而当天旱河水浅涸或潮水略小时，“漂白毒质留滞不去，致河水尽变黑色，于公众卫生极有妨碍”(30)《松江：开浚城河之预备》，《申报》，1917年5月18日，第7版。。在市河污染不断加重的情况下，社会各界强烈呼吁官方尽快将市河开浚挖深，通过加大蓄水量和进潮量的办法，来恢复河流自净能力。频见报端的民众投诉事件，正是社会各界希望改善及恢复河流生态的表达。当时地方社会上极少有填废河道的声音，即使有，反对的力量还是占上风，这也说明在人们意识中河道生态尚且可以恢复。
从20世纪前半期长三角各地城镇对河流的治理策略来看，社会精英乃至普通民众普遍倾向于沿用传统办法对河流进行挖深和疏浚，沟通上源水流和潮汐流路，增加蓄水量，这样便可达到自然水流冲刷污物的效果。除上海城市因租界地产业高度发展对河流体系较早造成结构性改变之外，长三角其他城镇几乎没有因污染和不卫生而将河流填废之举。1928年上海西郊北新泾镇民众因河流失于疏浚，联合致书当局请求加紧疏浚市河一案，就典型地反映了社会经济转型期民众对于河流功能的认知仍具传统性以及继续支持疏浚维护的态度：
沪西北新泾镇及迤南一带居民，专恃新泾港水为饮料，此水北通吴淞江，南接蒲汇塘河。本为舟楫往来要道，自外人越界筑路后，人民载物往来，改行陆道，此港逐渐淤塞，不加修葺,港面之阔，不及丈余。居民汲取饮料，已觉艰难，不料东边之曹家渡、周家桥等处，各工厂所积污水，因外人不许东泄，必候潮来放出，故现在新泾港潮落时，港水干涸，无水可汲；潮涨水发黑色，臭不可闻。居民汲至家中，虽用种种方法滤清，终不能去其臭气。兹因天时渐热，饮此臭水，易生疫疠，居民大起恐慌。该镇各法团，以事关民命，一再集议，主张一面呈请上海市政府拨款疏浚，为治本之计；一面请求卫生局禁止各工厂滥放污水入河，为治标之策云(31)《北新泾镇河水断绝之恐慌》，《申报》，1928年4月1日，第15版。。
由上看出，民众视“疏浚”为治本之计，减少污染为治标之策，这也说明社会对河流自然水文特征的固有认知和尽力复原其自然生态的信心。加强疏浚、恢复排水和潮水的畅通，保持完整的水网格局，在社会意识中仍然是占主流的治河理念。
三 重工业污染下的污水周洄扩散及其影响
直至20世纪40年代末，江南地区工业基本上仍属于社会生产中的消费资料生产部类，即现代所谓的轻工业类型，而煤铁、采矿业、机电、仪器仪表等属于重工业的部门极少。对于河流污染加剧和自来水取代河水的进程而言，20世纪四五十年代是一个转折点。1948年上海市公用局曾对沪西工商业废水排入河流的来源进行统计，同时也对在沪西地区普及自来水的必要性进行评估，如下表：
表1 1948年沪西地区主要工业门类的日废水排放量(32)资料来源：《上海市公用局沪西自来水设计处关于沪西给水工程、上海自来水供给及排污计划、大上海给水等计划》(1948年)，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Q406-1-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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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数据来看，其时上海虽已开埠百年有余，成为国内第一大工业城市，但位于其城乡交错带(也是工业企业集中的地区)的工业门类仍以轻工业为主，只不过是在传统染织业的基础上，为纺织业提供原料的缫丝业得到长足发展，但仍属于纺织产业链条上的环节企业。这几类企业排放的废水污水成为河流的最大污染源。城市服务行业也加重河流污染，且与城市居民生活关系更为密切，按今天的划分属于第三产业，如洗衣作和屠宰场排出的废水。能源生产工业只占极少数，如煤气厂，其排出的废水在当时沪西的工业污染量中只占千分之五，几可忽略不计。上海的工业格局或可代表工业化前期中国城市工业的某些共性特点，即以轻工业为主导，重工业微乎其微。
但仅是轻工业就已经对河流造成了较大范围的污染，而污染物的扩散正是与网格状河流的周洄流动性及潮汐的往复涨落有关，其对河流水质造成的损害渐趋凸显。上海市公用局在此次调查后提出了与区域水网自然属性有关的两个担忧：其一，排入河流的污染物将近超出河流潮汐涨落所具有的自净能力，“上海市之玷污物质并非尽能为潮水一次带至海中”(33)《上海市公用局沪西自来水设计处关于沪西给水工程、上海自来水供给及排污计划、大上海给水等计划》(1948年)，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Q406-1-63-1。，这是工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矛盾；其二，上海地区的河流是干支相互连通的，构成方格状水网，河水与潮汐洄还往复流动，一条河流的污水极易扩散到其他河流，致使污染面扩大。在污染不严重的情况下，清水循环流动有利于水体交换和水质净化，干支相通便于水流排泄，但当污染排放量达到一定程度，河水周洄流动的特性反而使污水易于扩散。河流的这一自然特性，此时成为一把双刃剑。上海市公用局提出的污水周洄问题，在后来重工业快速发展的时期，成为压垮大面积河流生态的重要因素。
番茄疮痂病与番茄溃疡病症状相似，溃疡病为系统侵染的维管束病害，在果实上呈现“鸡眼状”，叶片上出现白色小枯死斑，引起植株萎焉枯死。据此可区分上述两种病害，防止出现误诊。
在五六十年代长三角东部以各大城市、县城、市镇为中心的广大地区，由于小工业企业和社办企业的大量兴办，普遍出现了化学或者有毒质的废水严重污染河流并随水流循洄扩散的情况，寻求新的饮用水源成为事关城乡民众生活的大事。例如嘉定县城厢镇在1960年建成了简易自来水厂，以解决市河污染严重不能提供饮用水的困难(35)张祖苓：《嘉定县自来水公司发展的历程》，《嘉定文史资料》第7辑，上海：上海市嘉定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92年编印，第16页。。据老人们回忆，当时的情况是自来水不得不建，“嘉定城被列为上海科学卫星城，一批科研单位、大专院校和工厂相继迁入，居民住宅亦大量增加，市河及其支流受废水废物的污染日益严重”(36)《全市第一个采用引清排污治理市河黑臭的城镇》，张振德主编：《嘉定春秋》，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第242页。。在重工业大发展的这一阶段，长三角东部许多城乡陆续完成了小型自来水厂的建设，居民用水改由自来水供应，正是自然河流水质大面积快速退化的结果。
四 城镇河流的消失与区域水网的盲点化
20世纪前半期，长三角东部城镇河流已在其自然特性与城市化影响的交互作用下，出现较为严重的水环境问题，但治理方略仍以疏浚为主，以维持河流畅通、水质清洁、抵御洪涝灾害为要(37)1934年在整治苏州城市河道污染和淤塞有关策略的争论中，反对填没河流者明确提出，河流的有用性很大程度上在其对于水旱灾害的调蓄功能，不是自来水和地下排水系统可以取代的。云：“天下安有无用之水？苟不善用之，虽三江之流，未尝不可淤也。泰西水学，其测量之术固胜中土，然其弊焉，一在好裁弯以取直，而不知水道有时而宜曲，一在使河流宽度上下游一致平均，过宽者必填以土，而不知愈填则愈不平均……夫水之为证，蓄泄两端耳，苟夏秋不得泄，冬春不得蓄，浅不得浚，仄不得拓，是绝流断港而成死海也。”这种对河流蓄泄功能的认知和坚持，一度抵制了填没淤塞污秽河流的动议(金天翮：《整理苏城河道之商榷》，《苏州市政月刊》第1卷第4-6号合刊，1929年7月，第8页)。。而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重工业发展阶段，社会治理河道的方式为之一变，上海周边许多城镇相继加入填河筑路的行列，将其作为改善卫生环境和优化城市空间的一种措施。当然，这种措施多以兴建自来水为基本前提。例如沪西地区的法华镇，其主要河流法华浜及其支流，由于失浚等原因，在20世纪初已演变成污染严重的臭水沟浜，20世纪40年代的法华浜，“水的颜色，已发黑，臭味非常浓厚”(38)铨公：《法华的河浜》，上海《前线日报》，1946年5月12日，第8版。。但直到1958年3月，上海市人民委员会第七次行政会议与市政协联席扩大会议决定，“苦战一年，基本消灭七害和全市的臭水沟浜”(39)姚海康：《苦战一年半，根治法华浜》，《长宁区文史资料》第10辑，上海：上海市长宁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94年编印，第78页。，这时法华浜才被填筑成法华镇路。那么，何以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社会开始放弃对城镇河流进行疏浚和恢复生态的努力，转而将不卫生的河流填没消灭呢？这其中除了重工业大发展带来的短时间内污染加重，河水不再适合作为饮用水源外，也可以说是城市化以来城镇河流在各种现代因素的冲击下长期疏于浚治的累积性效应的集中爆发。这时再通过传统的疏浚方式扭转河流淤塞的状况，需要付出的社会经济成本过于高昂。该时期随着城镇小自来水厂的普遍兴建，局部块状的河流消失呈扩散之势，区域水网盲点化的问题开始显现。以下简要列出50年代以后上文未提及的上海周边城镇的市河填没情况以及与当地自来水兴建的关系。
表2 20世纪中期上海周边部分城镇河道填没情况及自来水兴建时间(40)资料来源：根据1980年以后上海地区新编各地方志和政协编印文史资料统计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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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可以看出，饮水功能是近代各城市河流实体得以存续的最后一道屏障，饮水于民生最为直接关切。传统时期城镇居民的饮用水直接取自河流(以井水为补充)，当时河水也已受到染坊、牛皮作、酿酒厂等传统工业的污染，但尚且保持自净能力，河流涨潮时段成为居民取水的最佳时间，退潮时河内大部分污物能够随潮汐冲刷下泄(41)具体案例，如1988年编《江湾镇志》(未刊稿第76页)对该地方居民饮水变迁的概述。。20世纪50年代以后各地兴办现代工业，大量有毒废水和化学物质直排河道，加上公路、铁路的大量兴修，干扰了河流体系的水循环，再加上传统疏浚制度的逐渐瓦解，河水滞淤变质不断加剧，不仅不适合饮用，就连农田灌溉和渔副业等也受到影响。填浜筑路渐渐成为一种治理污秽河流的便捷手段。有些淤塞污染严重的小支流，在自来水建成之前就已经被填没了。而河流大量填没所产生的水网盲点化，其后续效应很快显现出来，对区域整体排水系统的畅通有害而无利。城区河道被排水管道替代以后，仍然与外部乡村地区的河流相互衔接，在洪涝发生时，若外部河流排水不及，而城市管道口径又不及河道容水量大，这不仅使城市涝水下泄不畅，发生城市内涝，而且外围农业区的排水也会发生壅塞，使农田内涝加重。1959年上海市城建局对吴淞蕰藻浜工业区填没河道后的效果进行调查后指出：“工厂场地的填高和一些小河浜的填没，使得农业排灌不利，在大雨后有可能引起内涝；另肇嘉浜旁400亩土地因水源堵塞影响灌溉，而工厂的排水与农地的蓄水亦有矛盾，使农田用水困难。如卲家宅有菱白地120亩需要蓄水，而一厂则要求排水，在同一水道内形成农民要放水进来而工厂要排水出去的不调和矛盾。同时还有可能发生大潮时潮水倒灌农田和洪灾时涝水倒灌的情况。”(42)《上海市城建局关于检送吴淞蕰藻浜工业区用地情况和存在问题的处理意见报告一份请予核示的报告》(1959年)，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A54-2-739-68。该报告建议的解决途径是：凡是影响耕种的河浜，应速开通；不可能开通的也应从速改为排口径较大的管道，其材料、费用请厂方负责。
由上，结合当前长三角城市正在进行的沟通自然水系的生态建设措施，可见保持自然蓄排水道的应有数量和功能，尊重自然水系的生态属性，在现代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仍然是十分重要的。填没河道显然有悖于区域排水应通达顺畅的自然规律。
四 结 语
一般认为，工业化与各种化学污染是造成城市化时期水环境剧烈变化的根本因素，恢复良好的水生态环境首先应遏制工业污染、净化水质。但是这一看法很难解释为何当今社会在减少工业和化学污染物排放的同时，河道清淤、疏浚和沟通水系的工作仍然十分重要？为何江南农村水网与城市河道的治理要一体进行？为何要恢复大量曾经失去的河湖水面，保持区域自然排水系统的宣泄畅通？
研究发现，三角洲滨海平原河流易淤易塞的系统性特点，在城镇地区水环境治理中应受到充分重视。城镇河流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多功能及其承受的多重压力，要求对城镇河流疏浚治理的频度和力度高于乡村地区。但现实往往事与愿违。尤其是在近代社会转型期和科学技术发展的时代，城镇河流的疏浚不仅没有得到强化，反而在自来水、管道排水技术以及陆路交通技术的冲击下持续减弱。城镇河流在人们有意无意地减少疏浚和清淤的情况下，水体自净能力得不到恢复，水流排泄受阻，这时工业污染但凡增加，即很容易对河流水质造成难以逆转的改变。在泥沙沉积严重淤塞河道，潮汐不通、水流下泄不畅的情况下，即使没有增加的工业污染与不断增加的城市人口排放的生活污物，也可能同样造成河流死水化与自净力严重降低的后果。因此，保持地表河湖水面的容水量和水系畅通，在长三角历史上的任何时期，亦无论城镇或是乡村，都是自然地理环境制约性的基本体现。
另外，从自来水替代直饮河水的过程及其中显现的人地矛盾，我们也可看到工业化时期科学技术对自然环境造成的冲击以及自然环境快速演变给人们健康生活所带来的困境。科学技术并不能替代自然河流的所有功能。传统城市河流靠潮汐和水流的周洄流动来实现的水体交换和自净效应，在近代自来水和管道排水的替代下，逐渐弱化乃至丧失，不仅河流生态环境快速退化，人工化的饮水和排水也依然面临潜存问题。自来水虽然暂时解决了民生饮用水的需求，但毕竟还是用技术对自然之水进行净化处理使其达到饮用水的卫生标准，其取水来源仍然是自然地表水或地下水。若地表自然水循环继续阻滞不畅，健康合格的自来水取水源地将成为未来社会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近代以来管道排水在城镇地区的全面实施和铺开，亦未能很好解决城市内涝和农业区内涝等问题，自然河道的蓄排功能重新得到科学研讨。传统时期长三角地区“活水周流”“蓄排有序”的水网环境及相关治水经验，已为当今社会所重新认识，恢复良好自然水生态的好处涉及经济和民生的各个方面。因此从区域水环境的长时段演变规律来看，今后在恢复长三角水生态环境的过程中，重建水网完整性，保持水流宣泄畅通，与减少工业和城市发展引起的水质污染，是同等重要的两种举措。城市河流的现代治理并不只是城市的问题，也是区域人地关系领域的综合课题。
Drainage and Purification：Pollution and Management of Urban Rivers in the Eastern Yangtze River Delta in Modern Times
Wu Junfan
Abstract：Since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 pollution of urban rivers in the eastern part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has gradually become a serious social and livelihood problem. The water system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is prone to siltation and blockage under the action of tides, so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management of urban rivers are higher than those in rural areas. However, in modern times, tap water technology, pipeline drainage technology, and land transportation technology have been applied in urban areas, which weakens the traditional functions of urban rivers in providing drinking water, drainage, and transportation. As a result, the ability of society in dredging and managing urban rivers have not increased but declined. Some urban rivers have even been filled up and disappeared, the unobstructedness of the overall water network is greatly reduced, and it is finally difficult for the self-purification of water to withstand external pollution. Therefore, restoring the water ecological environment, rebuilding the integrity of the water network, and keeping the water flowing unobstructed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are as important as reducing water pollution which is caused by industrial and urban development.
Keywords:Modern 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Rivers; Hydrological Pollution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9—20世纪长江中下游地区水文环境对运河及圩田体系的影响”(18ZDA178)。
[中图分类号]K25；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20)10-0105-11
收稿日期 2019-03-25
作者吴俊范，历史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200234。
【责任编校 张秀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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