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异地同名”现象与地名流动的初步考察
先秦“异地同名”现象与地名流动的初步考察*
赵 庆 淼
[摘 要]“异地同名”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不同地点之间地名完全相同的情况，这种现象在先秦时期非常普遍，其成因也具有多元性。具体而言，除地名用字的偶合外，地名的通名属性、时人的表述习惯及更改地名的构词形式，都有可能导致地名重名问题。此外，古代族群的迁徙活动通常也是造成“异地同名”的重要因素，其具体机制即表现为“地随族迁”。战国中后期至秦汉时期，地名已经成为国家行政区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沿革与演变基本是在政治因素主导下完成的。尽管这一阶段地名的空间流动依然存在，但总的趋势是随着国家疆域的扩张而向外迁移，上述现象当与中央集权王朝推行“大一统”举措密不可分。
[关键词]先秦时期；异地同名；地名流动；地名学
“异地同名”又称“同名异地”或“地名重名”，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地点之间地名相同的现象(1)“异地同名”的表现形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地名用字完全一致，二是地名读音相同。参见华林甫：《中国地名学史考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23页。。早在杜预研治《春秋》经传时，便已对“异地同名”问题抱以关注，具有导夫先路之功(2)杜预：《春秋释例》卷五，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4页。。此后，学者又从枚举和个案考证的角度，相继对“异地同名”现象进行阐释、订误与发明，这在清代地理学研究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如顾炎武(3)顾炎武著，陈垣校注：《日知录校注》卷四，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32～233页。、阎若璩(4)阎若璩：《四书释地》“武城”“南阳”“莘”诸条，《清经解》卷二〇，上海：上海书店1988年版，第77～78页。、顾栋高(5)顾栋高辑，吴树平、李解民点校：《春秋大事表》卷六，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689～700页。、江永(6)如江永考证“费伯城郎”之“费”与费氏之邑有别。参见江永：《春秋地理考实》卷一，《清经解》卷二五二，第238页。、段玉裁(7)如段玉裁云：“凡地，名同实异者不可枚数。如许书，邾非邹国，是其例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卷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298～299页)等，均有精辟之论。
近世以降，研究者不仅致力于“异地同名”的释例与考辨，而且更为注重发掘上述现象所蕴含的史学价值。自罗振玉、王国维以下至于董作宾、陈梦家、岛邦男、钟柏生、吉德炜等学者，都曾围绕甲骨文与文献所见的众多“商”“亳”展开讨论(8)参见董作宾：《殷历谱》下编卷九·日谱三，南京：“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45年版，第62～63页；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49～252、255～264页；岛邦男：《殷虚卜辞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689～695页；钟柏生：《殷商卜辞地理论丛》，台北：艺文印书馆1987年版，第39～50页；吉德炜：《商代晚期国家：何时、何地、何物》(Keightley，“The Late Shang State：When，Where，and What?”)，吉德炜主编：《中国文明的起源》，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32～534页。。郑德坤先生通过整理《山海经》注，爬梳出三十处地名层化的例证，进而结合古代西域与黄河流域地名成组重叠的景观，提出此类现象都是民族迁移的结果(9)郑德坤：《层化的河水流域地名及其解释》，《郑德坤古史论集选》，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09～136页。。陈槃先生作《春秋大事表列国爵姓及存灭表width=15,height=15,dpi=110异》，每论及一国族，则联系相关“异地同名”线索考察其活动轨迹，引证博洽，纤屑无遗(10)陈槃：《春秋大事表列国爵姓及存灭表width=15,height=15,dpi=110异(三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童书业先生敏锐地注意到晋南与淮汉地区的政治联动，指出“汾水流域之国名、地名常出现于江、淮、汉水之间”(11)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校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14页。。近来，于薇女士通过系统梳理晋南与鄂东、豫西地区的地名重名现象，提出人群流动当是形成上述“重名地名群”的主要因素(12)于薇：《晋南与鄂东豫西地区两周时期的地名重名现象》，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古代文明》第12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第169～233页。。
总体来说，关于商周“异地同名”现象与地名流动问题，前贤时彦已做过不少整理和讨论，学术积淀颇为丰富，是我们从事研究的基础。近年，吴良宝先生从分域、分系的角度，对战国古文字资料中的“异地同名”问题加以考察，并就其中涉及的用字习惯、地名省称等因素作了详细阐述(13)吴良宝：《战国文字资料中的“同地异名”与“同名异地”现象考察》，李学勤主编：《出土文献》第5辑，上海：中西书局2014年版，第59～74页。。这种研究路径不仅重视对具体地名资料的分析，同时亦能兼顾复杂地名现象的归纳与总结，无疑是值得借鉴和发扬的。相较而言，战国以前的“异地同名”现象同样非常普遍，彼此虽然存在不少共性，却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有待进一步探究和揭示。茹克科维奇曾指出：“历史分析能使我们对地理名称的词源了解得更加确切，加上地理分析，就能阐明地理名称的起源和出现的原因。”(14)茹克科维奇著，崔志升译：《普通地名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62页。本文即是基于这一考虑，希望借助语文分析、地理考证和历史考察相结合的思路来研究问题。通过传世典籍和出土文献中地名资料的梳理与考辨，试对商周“异地同名”的不同成因进行归纳，并分别选取相关例证加以讨论。其中，部分地名重名现象直接缘于地名的空间流动，同时也是早期方国、部族迁徙往复的必然结果，故可作为探索族群活动与地理空间关系的一个重要视角。至于战国中后期到秦汉时期，尽管地名的空间流动现象依然存在，但无论是在主导因素抑或客观表征方面，都与先前有着显著的差异，其间无不折射出集权政治因素的深刻影响。因此，在综合个案研究的基础上，针对不同阶段地名迁移的特征加以历时性考察，亦可有助于我们深化对早期国家形态演进的认识。
一 商周“异地同名”现象释例
商周时期的“异地同名”现象可谓纷繁复杂，根据笔者的初步整理，目前可以确定的重名地名数量当在150组以上(15)有关“异地同名”之例涉及内容复杂，所占篇幅较大，无法在本文中尽皆展现，敬祈读者谅解。详情参见赵庆淼：《商周族群迁徙与地名变迁》(博士学位论文)，南开大学2016年。，其中以单音节词地名占据主流，部分常见地名如商、亳、唐、京、盂、申、吕、曾、鄂、历、向、郜、瑕、清、稷及犬丘、新城、平阳等，重合频度都达到了三次以上。客观地说，基于现有的史料，欲将上述所有重名地名的成因逐一廓清，条件尚不成熟。不过，倘若透过文献细节详加查察，仍可廓清部分代表性地名的重名原委，从而有助于揭示相关现象背后隐含的历史信息。
1.因地名的通名属性而致重名
商周时期不少“异地同名”现象的产生，实际是由地名本身的泛称色彩决定的。这些地名往往起初用作通名，或在一定时期内具有通名特征，因而采取此类称谓来命名地理客体，其所指对象难免会出现因时、因地、因势而异的问题。
例如，周初“东国”一词所指范围的前后变化，就与周人的领土扩张和“天下观”的转型密切相关。早在文王时期及武王克商之际，周人一直是以“小邦周”自居，并自称为“西土之人”(16)《尚书·牧誓》。参见孔颖达：《尚书正义》卷一一，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388页。；而天亡簋铭(《集成》4261(1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修订增补本)》，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589页。该书文中简称《集成》。)也仅言“王同三方”，意即武王会同东、南、北三方，并不包括周族传统势力范围的西土在内。直到营建东都之际，洛邑依旧被称作“东国洛”(18)《尚书·康诰》：“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东国洛。”(孔颖达：《尚书正义》卷一四，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430页)，说明周人的西土本位意识仍颇为强烈。不过，随着成王迁宅于成周(何尊，《集成》6014)，成周所在的区域被明确定义为“中国”；而在西周金文和《诗经》等文献中，“中国”或“周邦”通常又与“四方”构成相对的政治地理概念(19)赵伯雄：《周代国家形态研究》，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3～19页。。由此可见，在当时周人的空间观念里，周邦俨然已占据“天下”之中的地位。至于“东国”的地理范围，则基本限定在河、济之间的“小东”及以泰沂山脉为中心的“大东”(20)傅斯年：《大东小东说》，《“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本第1分，1930年，第101～109页。，而与中原的伊、洛地区不再相涉。
先秦文献所见“南山”的重名现象，同样也跟该地名的通名属性有关(21)《左传·昭公二十六年》“守阙寨”下服虔注：“南山伊阙是也。”可知成周伊阙亦称“南山”(服虔撰，袁钧辑：《春秋传服氏注》卷一〇，《续修四库全书》第11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55页)。不过，该“南山”之名也许始自东汉定都洛阳，未必可以追溯至东周以前。。如《诗·小雅·天保》乃王臣贵族归美周王之诗，其中“如南山之寿”(22)孔颖达：《毛诗正义》卷九，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881页。的“南山”，应指横亘关中南部的终南山；而《诗·齐风·南山》既言“南山崔崔”，又云“鲁道有荡”，该“南山”与“鲁道”相对为文，显然是指齐国南境的丘陵山地。毛传曰：“南山，齐南山也。”(23)孔颖达：《毛诗正义》卷五，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745页。可谓确诂。清华简《系年》第二十章记载齐人始建长城于济水，“自南山逗(属)之北海”。简文的“南山”与《齐风》“南山”理应是一非二，整理者认为即平阴附近的丘陵(24)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二)》，上海：中西书局2011年版，第188页。，也有学者主张是指齐国南境的泰山或泰山余脉(25)陈民镇：《齐长城新研——从清华简〈系年〉看齐长城的若干问题》，《中国史研究》2013年第3期，第5～19页。，后说似更准确。
“新城”一词，本义为新营建或修葺的城邑，由于具有通名特征，其所指地点往往并不唯一。《左传·僖公四年》的“新城”即曲沃别名，而《春秋·僖公六年》载诸侯伐郑，围攻“新城”，《左传》则作“新密”，可见“新城”实指“新密”。新密为密国故地，郑人东迁之后灭密为邑，新筑城垣以加强守备，故有“新密”或“新城”之谓。又，《战国策·楚策一》：“城浑出周，三人偶行，南游于楚，至于新城。”鲍彪谓“新城”即新密。吴师道补正：“下章言新城、阳人，阳人在汝州，当是与此近者。”(26)《战国策》卷一四《楚策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494页。吴说有理。此“新城”当为楚县，与宜阳、阳人诸地邻近，在今河南伊川西南。此外，同时期重名的“新城”尚有秦、宋、赵地之别(27)《左传·文公四年》晋人围攻秦之“新城”，在今陕西澄城东北。《左传·文公十四年》诸侯同盟的“新城”属宋，在今河南商丘西南。《史记·秦本纪》庄襄王三年秦军所攻赵地“新城”，则在今山西朔州西南。。
东周以降，随着诸侯割据局面的逐渐形成，列国之间的“异地同名”现象更为常见，其中不少都跟地名原先的通名特征有关。如地名“南阳”仅由方位词复合构成，很可能属于通名转化而来的专名(28)殷墟甲骨文中已见地名“南阳”，作为商王对贞选卜的目的地(陈邦怀：《小屯南地甲骨中所发现的重要史料》，《历史研究》1982年第2期，第126～130页)。关于“通名专名化”的概念，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部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地理学》，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0年版，第90页。。东周时期，齐、晋、楚三国并有“南阳”。《公羊传·闵公二年》：“桓公使高子将南阳之甲。”(29)徐彦：《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九，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4873页。此“南阳”属齐，位于泰山南麓、汶水北岸一带，与鲁国的“汶阳田”相邻，其得名应与地处“南山之阳”有关。晋国“南阳”原为周地，《左传·僖公二十五》年载周襄王赐晋文公“晋于是始启南阳”。杜预注：“在晋山南河北，故曰南阳。”(30)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卷一六，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3952页。《水经·清水注》引马融曰：“(晋地)朝歌以南至轵为南阳。”(31)郦道元撰，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九，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23页。其地位于太行—黄河狭带南端，大致包括今焦作、济源及新乡的部分辖境。楚地“南阳”则指方城之内、汉水以北的区域。《释名·释州国》：“南阳，在中国之南而居阳地，故以为名也。”(32)王先谦：《释名疏证补》卷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97页。公元前301年垂沙之役后，韩、魏趁机占领了楚国宛、叶以北的土地，秦昭襄王时又攻取宛、邓诸地，并置南阳郡于此。
相似的例子尚有地名“大(太)原”。从语源推断，“大原”原本是指一片范围较大且地势高平的区域，最初很可能亦为通名而非专名(33)《尚书大传》：“大而高平者，谓之大原。”《公羊传·昭公元年》：“原者何？上平曰原，下平曰隰。”徐彦疏曰：“此地形势高大而广平，故谓之大原。”(参见徐彦：《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二二，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5031页)。如《诗·小雅·六月》言尹吉甫“薄伐猃狁，至于大原”(34)孔颖达：《毛诗正义》卷一〇，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910页。，学界对“大原”地望一直存在“陇右说”与“汾域说”的分歧，迄今胶着难解。考虑到猃狁的活动范围颇为广袤，而上述两说都是采用单纯的文献比对法，缺乏相同史事背景的地名系联作为基础，因此，笔者更倾向于将此“大原”视作通名，即《大雅·公刘》的“溥原”(35)孔颖达：《毛诗正义》卷一七，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168页。，具体是指公刘所迁之豳地附近的一处原地。另据《左传·昭公元年》记载，金天氏的后裔台骀奉命治理汾、洮二水，居于“大原”，继而受封于汾川；《尚书·禹贡》云“既修太原，至于岳阳”(36)孔颖达：《尚书正义》卷六，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308页。，这里的“大(太)原”则在“吴岳”霍山以南的今临汾境内，战国属韩(37)《战国策·赵策四》：“秦举安邑而塞女戟，韩之太原绝。”(《战国策》卷二一《赵策四》，第743页)可知韩国领有“太原”。。而战国赵境亦有“太原”之地。如《史记·秦本纪》载庄襄王二年“使蒙骜攻赵，定太原”，三年“初置太原郡”(38)司马迁：《史记》卷五《秦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19页。。李晓杰先生指出，秦太原郡应是沿袭赵国旧制(39)周振鹤、李晓杰：《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总论·先秦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30页。。赵地“太原”位于霍山以北，辖境大约覆盖今山西太原、晋中及忻州、阳泉等地，其名终因秦人置郡而沿用至今。
2.因时人的表述习惯而致重名
此种类型与前者的区别，主要在于有关地名皆为专名而非通名，它们所指称的地理客体本应是相对固定的，其适用范围之所以会有所扩展，主要是受到时人表述习惯的影响，所以带有一定的主观色彩。谭其骧先生曾指出：“古往今来，相去不远的同名城邑何可胜数？事实上越是在同一地区内，居民的风俗语言习惯相同，同名城邑出现的机会越多。”(40)谭其骧：《再论鄂君启节地理答黄盛璋同志》，《长水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26页。谭先生所揭示的，即是时人惯于采用相同称谓来命名相近地理客体的这一事实。正如鲁国有二郓、二费、二郎、二武城、二平阳及四防，齐国有二清、二棠和二酅，而楚之城父、晋之曲沃、赵之番吾等皆有二地，这些同名地点大多相去不远。如果从命名者的表述习惯这一角度加以观察，上述邻近区域的重名现象便不难理解了。
我们知道，上古部族或早期国家的发展，最初通常是以某个中心邑作为基础，一邑(或者“邑群”)即相当于一国，其地理称谓亦与国族名每每重合。随着人口的增殖和资源的紧张，国族的势力范围逐渐由“点”扩展至“面”(41)王玉哲：《殷商、西周疆域史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点”和“面”的概念》，《古史集林》，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97～203页；林沄：《关于中国早期国家形式的几个问题》，《林沄学术文集》，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85～99页。。那些陆续纳入领土的周边地点，即便已经拥有了专属地名，有时也会被人们借用国族名来加以称呼，以致与中心邑的地理称谓发生重名。比如，地名“夏虚”与“昆吾之虚”“少皞之虚”“祝融之虚”同例，原本都是指某个部族的旧居之地，其空间范围往往相对有限。《左传·定公四年》载叔虞封唐，曰“命以《唐诰》，而封于夏虚”(42)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卷五四，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4637页。。此“夏虚”的位置大致不出“河、汾之东”“汾、浍之间”的今山西临汾地区(43)杜预以汉晋地名“太原”来比附上古“大原”，乃致将“夏虚”北移至汾水上游的今太原境内，显然不足为信。。另据《史记·吴太伯世家》所言，周章之弟虞仲同样也受封于周室之北的“故夏虚”，但其地望却在今山西平陆县张店镇古城村一带(44)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山西分册》，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2006年版，第356页。，与叔虞所封之“夏虚”尚有相当的距离。联系先秦国族“由点及面”的一般发展模式来看，地名“夏虚”适用对象的不固定性，恐怕就与所谓“夏”族的人群分布和势力扩张有关(45)从考古学角度观察，无论是临汾盆地抑或运城盆地的“夏虚”，二者均处于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的分布范围之内。研究者之所以将“夏虚”与姒姓夏人相联系，并认为东下冯类型遗存即夏族势力扩展至晋南的物化表现，很大程度上跟上述原因有关(朱凤瀚：《夏文化考古学探索六十年的启示》，《历史研究》2019年第1期，第22～35页)。当然，也有学者对“夏虚”居民的族属存在不同看法，如沈长云先生认为，晋南“夏虚”并非夏后氏或夏王朝故地，而是唐人所居的“大夏”(沈长云：《夏后氏居于古河济之间考》，《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3期，第113～122页)。。故叔虞、虞仲所封虽分别为唐、虞二地，却均可统称“夏虚”，此即浑言可通而析言有别。
另一种情形属于“以他国之名称呼本国之地”所致的重名。如莒国旧都介根(今山东胶州西南)，春秋以后南迁莒县，长期与齐国为邻。《左传·昭公三年》“齐侯田于莒”，杜预注：“莒，齐东竟。”(46)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卷四二，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4413页。又，《左传·昭公十年》载陈桓子致栾、高二氏财产于公室，同时“请老于莒”，最终齐景公以“莒之旁邑”赏赐桓子。杜预注：“莒，齐邑。”(47)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卷四五，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4471页。考虑到当时莒国犹存，因而上述地点虽以“莒”名，却均在齐国境内无疑，所谓“莒之旁邑”实际也就是近莒之齐邑。此外，《春秋·定公十四年》载鲁国所筑的“莒父”和“霄”二邑，都在今山东莒县附近，亦为鲁人所取莒国之地。地名“莒父”之所以带有“父”字后缀，应是由于鲁语发音所致，犹如“梁父”(48)江永：《春秋地理考实》卷三，《清经解》卷二五四，第255页。。针对这一现象，清人高士奇曾总结道：
盖取地于莒，遂谓之“莒”。如郑取许田，而谓之“许”；楚取沈邑，而谓之“沈”；鲁有薛地，而谓之“薛”耳(49)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卷三，李勇先主编：《中国历史地理文献辑刊》第3编《诗礼春秋四书尔雅文献集成》第3册，第75页。。
众所周知，战国以前各级封建贵族的辖地并非整齐划一，而是往往犬牙相错，甚至“飞地”丛生，故有采用邻邦之名来命名本国鄙远属地的权宜之举，这样势必也会造成不同地理实体之间的重名现象。如《左传·隐公八年》之“许田”，本系鲁侯觐见天子的“朝宿邑”，后为郑伯利用“泰山之祊”与鲁国进行交换，因其地近许，故以“许”名(50)《左传·隐公八年》：“郑伯请释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许田。”杜注：“许田，近许之田。”(参见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卷四，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3762～3763页)。又如《春秋·隐公十年》鲁取宋之“郜”地，实即南郜，原为郜国之地，后相继为宋、鲁二国所取。然而彼时郜国犹存，所都之地则为北郜，与南郜密迩比邻，如《左传·桓公二年》“郜大鼎”下杜预注：“济阴城武县东南有北郜城。”(51)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卷五，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3780页。不难看出，宋取郜地而称之为“郜”，适与齐有“莒”地、郑有“许田”的情形如出一辙。
上古时代各地语音殊异、方言有别，加之使用者的急读、缓读等语言习惯，也会导致记录同一地理实体的词汇出现差异，从而产生新的“异地同名”问题。如《春秋·隐公八年》宋公、卫侯相会之“垂”地，同年《左传》作“犬丘”。“犬丘”与“垂”即为一地二名，急读曰“垂”，缓读则曰“犬丘”，其例同于《尔雅·释器》“不律谓之笔”及《左传·宣公四年》之“谓虎於菟”(52)邢昺：《尔雅注疏》卷五、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卷二一，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5657、4059页。。“垂”既作“犬丘”，便与甘肃礼县、陕西兴平及河南永城等地的“犬丘”发生重名(53)《史记·秦本纪》载秦先祖非子居“犬丘”，一作“西犬丘”或“西垂”，在今甘肃礼县东北。陕西兴平东南之“犬丘”传为周懿王所都。《世本》：“懿王徙犬邱。”宋衷注：“一曰废邱。今槐里是也。”(参见秦嘉谟等辑：《世本八种》，雷学淇校辑本，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69页)。《左传·襄公元年》载郑人侵宋，取“犬丘”。此“犬丘”为宋地，在今河南永城西北。。
根据杨守敬总结的“互受通称”规则，古人通常会以某一水道的部分河段或支流之名来称呼整个干流(54)杨守敬、熊会贞撰，段熙仲点校，陈桥驿复校：《水经注疏·凡例》，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那么，同一水道的干、支流及各流域之间发生的重名现象，也同样属于“异地同名”的范畴。如古代汉水在流经江汉平原时，因与夏水相通，故合流以后的汉水兼得夏水之名。《左传·昭公十三年》载楚灵王由“乾谿”返国，“沿夏，将欲入鄢”。杜预注：“夏，汉别名。顺流为沿，顺汉水南至鄢。”(55)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卷四六，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4494页。清华简《楚居》则称灵王徙居“秦溪之上”，整理者指出，此“秦溪”即《左传》中出现的“乾谿”(56)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一)》，上海：中西书局2010年版，第189页。。赵平安先生认为，“秦溪(乾谿)”一地应与《水经注》所记汝水支流的溱水有关，在今河南确山县境内(57)赵平安：《〈楚居〉“秦溪”考》，清华大学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等编：《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李学勤先生八十寿诞纪念论文集》，上海：中西书局2016年版，第324～327页。。是说较为合理。那么，楚灵王自淮河上游地区返国，欲回到宜城平原的鄢邑，所沿之“夏”则无非是指今襄阳境内的汉水干流河段。这与一般意义上分江水东出的古夏水，可谓名同实异。
相似的例子尚有淮、泗“互受通称”。《春秋·僖公十六年》：“公会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邢侯、曹伯于淮。”杜预注：“临淮郡左右。”杜氏所指“淮”地方位已在淮水下游左近，即今江苏盱眙县境。同年《传》云：“十二月，会于淮，谋鄫，且东略也。”(58)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卷一四，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3924、3925页。可见诸侯举行盟会在于援助鄫国，故下文又说“城鄫”以备淮夷。考虑到鄫国在今山东兰陵县西北，地处泗水上游以东，所以会盟之地恐怕亦在鲁南地区，断不至于远及淮河下游。不过，泗水既为淮河支流之一，则“泗上”之地亦可统称“淮北”。如《史记·楚世家》：“是时越已灭吴而不能正江、淮北，楚东侵，广地至泗上。”(59)司马迁：《史记》卷四〇《楚世家》，第1719页。又，《史记·春申君列传》载黄歇谓楚王曰：“淮北地边齐，其事急，请以为郡便。”(60)司马迁：《史记》卷七八《春申君列传》，第2394页。对比来看，《春秋》经传所言之“淮”若指泗水上游一带，方可切合诸侯“谋鄫”以及“东略”的地理背景。
3.因更改构词形式而致重名
尽管在先秦时期，人们已会采取增减前、后缀或其他成分的办法来更改原有地名的构词形式，以避免不同地点之间的同名现象，如“大梁”与“少梁”、“内黄”与“外黄”、“首垣”与“新垣”等，但同时也可能会导致新的重名问题。
《诗·大雅·公刘》：“笃公刘，逝彼百泉，瞻彼溥原，乃陟南冈，乃觏于京。京师之野，于时处处，于时庐旅。”其下又云“于京斯依”“于豳斯馆”。郑玄笺：“京地乃众民所宜居之野也。”(61)孔颖达：《毛诗正义》卷一七，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168页。据此可知，豳地又名为“京”，而“师”有众义，故连缀而称“京师”，正如洛邑又称为“洛师”(62)《尚书·洛诰》：“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师。”(孔颖达：《尚书正义》卷一五，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455页)，与之同例。西周晚期用作地名专名的“京师”，尚见于多友鼎(《集成》2835)及克钟(《集成》204)、克镈(《集成》209)诸铭。《汉书·地理志》右扶风栒邑县注：“有豳乡。《诗》豳国，公刘所都。”(63)班固：《汉书》卷二八《地理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547页。李学勤先生指出，《公刘》及多友鼎“京师”当为豳地所在的区域名，在今陕西彬县东北(64)李学勤：《论多友鼎的时代及意义》，《新出青铜器研究(增订版)》，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年版，第106～112页。。其说可信。不过，春秋晚期晋公盆铭(《集成》10342)又有“[王]命觞(唐)公，建宅京师，□□晋邦”的记载(65)按，《集成》此行缺拓，今据《铭图》6274补(吴镇烽主编：《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第1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494页)。关于“觞”字释读，参见李春桃：《从斗形爵的称谓谈到三足爵的命名》，《“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89本第1分，2018年，第47～118页。“建”字原拓不甚清晰，据新见晋公盘铭(《铭续》952，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续编》第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308页)可知释“建”当是。。郭沫若先生据以指出“京师”在晋，并联系晋姜鼎(《集成》2826)“鲁覃京师，辥我万民”一语，主张该地即《汉书·地理志》太原郡属县京陵(66)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8册，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84～485、488页。。董珊先生则认为，此“京师”是指晋都鄂(67)董珊：《读清华简〈系年〉》，《简帛文献考释论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02～110页。。揆诸彝铭来看，后一处“京师”既为唐叔虞的始封之地，则其位于晋南故“夏虚”的范围之内，至少当无可疑。考虑到西周史料中尚未出现晋地“京师”的确证(68)春秋初年的晋姜鼎铭(《集成》2826)另有“鲁覃京师，辥我万民”一语。于省吾先生谓“鲁覃京师”即“休美延及京师”之义，其说甚佳(于省吾：《双剑誃吉金文选》，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47～148页)。此“京师”未必为晋地，不妨视作天子之都的通名，文意可理解为晋姜之美德播于周都、达于上闻，遂得治理晋邦之民。，故笔者推测，它很可能是后世晋国之人对唐地的别称。由此来看，泾水流域的“京”地增加后缀而更称“京师”，尽管与同时期并存的其他“京”地有所区分，却难免又跟晋地“京师”同名异地(69)此外，用作地名通名的“京师”亦为人们所熟知。如《公羊传·桓公九年》：“京师者何？天子之居也。”(徐彦：《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五，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4818页)其指称对象一般随着王朝的更迭而有所变化。。
又如殷墟甲骨刻辞中的width=15,height=14,dpi=110地，与“丧”“向”“盂”等商王田猎地存在严格的同版关系，田猎诹日的干支间隔皆在一两日左右(70)参见《合集》33530、《合集》37661(郭沫若主编，胡厚宣总编辑：《甲骨文合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1982年版，第4152、4676页)、蔡哲茂《甲骨缀合集》190(蔡哲茂：《甲骨缀合集》，台北：学生书局1999年版，第221页)诸版卜辞。。通过卜辞地名的系联可知，丧地当在山东章丘东南一带，盂地位于泰山南麓的“龟阴之田”附近，“向”则以《春秋》经传所见鲁、莒之间的向地最为契合，所以width=15,height=14,dpi=110地亦在东土范围之内(71)陈絜、赵庆淼：《“泰山田猎区”与商末东土地理——以田猎卜辞盂、width=10,height=10,dpi=110诸地地望考察为中心》，《历史研究》2015年第5期，第56～75页。。《左传·庄公八年》连称、管至父所戍之“葵丘”即《左传·昭公十一年》之“渠丘”(72)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74页。，当与卜辞width=15,height=14,dpi=110地是一非二。“width=15,height=14,dpi=110”一旦增加“丘”字后缀，则与《左传·僖公九年》“葵丘之会”的地点重名，后者为春秋宋地，在今河南民权县西北。
再如《春秋·隐公元年》郑庄公克段之“鄢”地，在今河南鄢陵县西北，与今湖北宜城东南的楚鄢邑重名，前者后来增加“陵”字后缀，更名“鄢陵”。然而春秋莒地亦有“鄢陵”，见于《左传·文公七年》，为鲁穆伯赴莒莅盟所经，在今山东沂水县西南。又，东周王室所辖之地有“阴”，一名“平阴”，在今河南孟津县北，《左传·昭公二十三年》的“平阴”即此。周地“阴”又名“平阴”，虽可有别于今河南卢氏县东北的晋国“阴”地，却又与今山东长清西南的齐地“平阴”同名。《左传·僖公四年》重耳出奔之“蒲”，在今山西隰县西北。此“蒲”战国属魏，更名“蒲阳”，即《史记·魏世家》襄王七年“秦降我蒲阳”者(73)② 司马迁：《史记》卷四四《魏世家》，第1848、1863页。。但需注意的是，彼时魏地“蒲阳”并不唯一。如《魏世家》载景湣王五年，“秦拔我垣、蒲阳、衍”②，《秦始皇本纪》则作“攻魏垣、蒲阳”(74)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27页。。该“蒲阳”属于河外之地，在今河南长垣县东，乃由春秋卫邑“蒲”更名而来。
二 “地随族迁”：早期“异地同名”现象的重要成因
在前文中，笔者围绕地名重名的不同成因，已对商周时期的“异地同名”现象作了初步揭示。除此之外，当时族群的迁徙活动通常也是造成地名重名的重要因素，与上述若干类型具有平行关系。但相较而言，此种“异地同名”现象直接缘于地名的空间流动，同一地理称谓出现在不同区域各地点的源流关系比较清楚，而根本动力则应归于人群的迁徙居处。更为关键的是，地名空间流动的这一机制不仅在世界文明范围内具有普遍意义，而且随着中国早期国家的发展和转型呈现出新的变化。这非常值得我们关注并深入思考。
众所周知，早期地名普遍具有较强的流动性，它往往会随着人群的分衍、迁徙而发生移徙，如英国的约克公爵占领了北美的曼哈顿岛，便将当地更名为纽约(NewYork)。茹克科维奇对此总结道：“开发者往往根据他原来所知道的地方加以地理类推而给无名土地命名。”(75)茹克科维奇著，崔志升译：《普通地名学》，第29页。倘若观察我国上古时期的族群迁徙活动，不难发现其中同样也蕴含着上述通则。例如，早期商族居地多可统称为“商”，随着盘庚迁都于殷，安阳殷墟及其近地遂得以名“商”；西周以后，地名“商”或“商丘”继而移至宋地，则是微子封宋和殷遗徙居的结果。又如，周代虢、郑二地既在西土，中原地区亦有之；申、吕二地原在周北，后又并见于南阳境内；至于汾域之绛有二，淮域之蔡有三，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古代徙都而不改旧称，亡国余民的集体播迁往往亦然。《左传·哀公七年》载鲁人伐邾，取其君邾子益归，囚于负瑕，且云“负瑕故有绎”(76)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卷五八，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4698页。。竹添光鸿指出：“今以邾子来，囚诸负瑕，则绎民来从者必不少，遂因名为‘绎’。是故后来负瑕邑中有地名‘绎’，犹楚有‘夏州’，志战功也。”(77)竹添光鸿：《左氏会笺》卷二九，台北：新文丰出版社1987年版，第47页。此论甚为精当。诚如谭其骧先生所言：“古代在灭人之国后内迁其遗民，遗民所迁止之地仍以故国邑为名，这是常有的事。”(78)谭其骧：《鄂君启节铭文释地》，《长水集(下)》，第206～207页。总之，正是由于古代族群的迁徙经常会以迁出地之名来命名迁入地，以致二者在称谓上出现重合，所以商周“异地同名”丛生的现象，很大程度上与当时人群的迁徙活动密不可分。我们不妨将这一模式称为“地随族迁”。
早在民国时期，傅斯年、钱穆、胡厚宣、徐中舒、齐思和等学者便极为重视地名遗迹之史料价值的发掘，他们先后立足于“地随族迁”通例，借助“同地名之分布”或“新地名之孳乳”现象探讨古代族群的活动轨迹，一时蔚然成风(79)傅斯年：《大东小东说》，《“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本第1分，第101～109页；钱穆：《周初地理考》，《燕京学报》第10期，1931年，第1955～2008页；胡厚宣：《楚民族源于东方考》，北平：北京大学潜社史学丛书，1934年；徐中舒：《殷周之际史迹之检讨》，《“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本第2分，1936年，第137～164页；齐思和：《西周地理考》，《燕京学报》第30期，1946年，第63～106页。。此后，蒙文通、顾颉刚、王玉哲、徐少华等先生也分别根据“地随族迁”与“异地同名”的内在关联，对涉及古史地理的诸多疑难问题作了深入考察，创获尤多(80)蒙文通：《周秦少数民族研究》，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顾颉刚：《奄和薄姑的南迁》，《文史》第31辑，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16页；顾颉刚：《徐和淮夷的迁、留》，《文史》第32辑，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28页；王玉哲：《商族的来源地望试探》，《历史研究》1984年第1期，第61～77页；徐少华：《周代南土历史地理与文化》，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4～38页。。不过遗憾的是，商周国族迁徙所导致的同名地名流动之例究竟包括哪些，迄今尚未有较为全面的统计与研究。笔者通过初步归纳，现将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例证胪列如次，以期达到见微知著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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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表所示，商周族群迁徙与地名流动的关系极为密切，国族的移徙经常伴随有原居地名的“复制”和“移植”，这样就通过同一地名在不同地点之间的有序播迁，最终产生若干成组的“异地同名”现象。究其缘由，主要是因为当时的国族名号与其所居地名每每相互统一：一方面，封建制度下的“赐土”与“命氏”，实为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各级贵族受封土地后方可另立宗氏，也即“胙之土而命之氏”(81)《左传·隐公八年》。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卷四，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3764页。，故有大批封国和封建主家族的名号来源于地名；另一方面，按照孔子的说法，命名客观事物应当遵循“名从主人”(82)《榖梁传·桓公二年》。杨士勋：《春秋榖梁传注疏》卷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5150页。的原则，地名恐怕也无由例外。诚然，先秦秦汉时期的相当一部分地名，确实是由早先的国族名号转化而来的。如《国语·齐语》载齐桓公北伐山戎，“刜令支、斩孤竹而南归”。韦昭注：“二国，山戎之与也。令支，今为县，属辽西，孤竹之城存焉。”(83)《国语》卷六《齐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43页。《汉书·地理志》辽西郡令支县境内有所谓“孤竹城”，从字面推测，该地得名应与先秦孤竹部族的活动地域有关。1973年，辽宁喀左县北洞村窖藏发现带有“孤竹”族铭的商末周初青铜器，则为上述联系提供了重要佐证(84)李学勤：《试论孤竹》，《新出青铜器研究(增订版)》，第47～51页。。总之，就“异地同名”现象的诸多成因而言，“地随族迁”这一机制的具体运行，是以当时政治组织、血缘集团与地理实体三者名号的合一性作为基础的，所以根植于特定的社会土壤，具有相对稳定性和普遍性，同时也体现出较为鲜明的时代特征。尽管前揭国族迁徙的客观情形不尽一致，但结果都导致了有关地名的空间流动，其迁播轨迹在地理空间上总体呈现复杂交错的景象。
三 “张大一统”：地名空间流动机制的变迁
然而到了春秋晚期，随着宗族组织的解体，地缘因素最终取代血缘关系成为维系社会的主要力量，列国也普遍通过改革建立起地方行政系统，由原先的“族邑林立”状态逐渐过渡到统一的集权国家阶段。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各级血缘组织与其专属领地之间的固有联系趋于瓦解，国族名号与地名的合一性自然也难以为继。战国中后期至秦汉时期，地名已经成为国家行政区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沿革和演变基本是在政治因素主导下完成的，而受到人口迁移的影响相对减弱(85)东晋南朝政府为安置永嘉前后南渡的北方侨民，曾在江南地区按其原籍郡县地名另设州郡县地方政府，并最终有部分地名保留下来，但此种“侨州郡县”属于地方行政系统的移植，与战国以前的“地随族迁”现象有着本质区别。。尽管这一阶段的地名流动现象依然存在，但其根本动力业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总体特征则是随着新兴集权国家或统一中央王朝的疆域扩张而向外迁移，其中尤以“九原”“苍梧”“豫章”“朝鲜”“大夏”“瓜州”“流沙”“三危”“昆吾”等地名较为典型。
1.九原
“九原”本为春秋晋地。《国语·晋语八》云：“赵文子与叔向游于九原。”(86)《国语》卷一四《晋语八》，第471页。《礼记·檀弓下》载赵文子之言曰：“武也得歌于斯，哭于斯，聚国族于斯，是全要领以从先大夫于九京也。”郑玄注：“晋卿大夫之墓地在九原。‘京’盖字之误，当为‘原’。”(87)孔颖达：《礼记正义》卷一〇，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315页。《太平寰宇记》指出“九原”一名“九京”，在今山西新绛县北(88)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记》卷四七，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986页。。战国赵地亦有“九原”。《史记·赵世家》载武灵王二十六年，“复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云中、九原”(89)司马迁：《史记》卷四三《赵世家》，第1811页。。此“九原”在今内蒙古包头市西，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置郡于此，秦末地入匈奴。西汉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复置，更称五原郡。由此可见，“九原”一地在战国中期以后已从汾水下游北移至河套地区。
2.苍梧
“苍梧”原为战国楚地。《战国策·楚策一》苏秦谓楚国“南有洞庭、苍梧”，可知该地当在楚之南境。鲍彪注以“苍梧”为“交州郡”，吴师道补正：“(史记)正义云：‘苍梧山在道州南。’按此乃楚、粤穷边处。交州苍梧，则粤地也。”(90)《战国策》卷一四《楚策一》，第501页。吴氏已意识到楚地苍梧与交州苍梧有别，殊为可贵。《史记·五帝本纪》载帝舜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91)司马迁：《史记》卷一《五帝本纪》，第44页。。这段文字采自《礼记·檀弓上》“舜葬于苍梧之野”(92)孔颖达：《礼记正义》卷七，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774页。，并以汉代语言来解释战国时人的地理认知，指出“苍梧”故地就在西汉零陵县境，即今湘江上游一带。周振鹤先生结合里耶秦简记载，认为秦苍梧郡很可能直接沿袭了楚国建置，并将其方位推定在今湖南东部的湘、资二水流域，南以五岭为限(93)周振鹤：《秦代洞庭、苍梧两郡悬想》，《复旦学报》2005年第5期，第63～67页。。可从。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西汉政府又在新占领的南越之地重置苍梧郡，郡治广信(今广西梧州)，此时苍梧的辖境则基本移至岭南地区。
3.豫章
“豫章”原为春秋楚地。《左传·定公四年》：“冬，蔡侯、吴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与楚夹汉。”杜预注：“吴乘舟从淮来，过蔡而舍之。”(94)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卷五四，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4638页。可见吴师溯淮水而上以伐楚，至蔡国则舍舟登陆组成联军，故“淮汭”当在蔡境无疑。所谓“自豫章与楚夹汉”，意思是说诸侯联军自“豫章”西行，与楚师夹汉水形成对峙，那么“豫章”一地显然应在蔡国以西、汉水以东的淮河上游附近。杜预以“豫章”为“汉东江北地名”，尽管不够确切，但大体方位仍基本合理(95)旧说或谓“豫章”东起霍邱、六安一带，西抵信阳、应山之间，所指范围恐嫌过大。参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本)》，第1280页。石泉先生则认为“豫章”地近汉水，应在南阳盆地南端，所定地望似又相对偏西，难以契合《左传》所见“豫章”与淮域的紧密联系。参见石泉：《从春秋吴师入郢之役看古代荆楚地理》，《古代荆楚地理新探》，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55～416页。。《汉书·地理志》有豫章郡，所辖在今江西省境，治南昌(今江西南昌)。县名“南昌”又见于秦封泥和里耶秦简，秦代属庐江郡(96)晏昌贵：《秦简牍地理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83页；刘瑞：《秦封泥集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963页。，所以地名“豫章”最终移徙至长江以南，很可能始自西汉置郡。
4.朝鲜
《战国策·燕策一》苏秦说燕文侯曰：“燕东有朝鲜、辽东。”(97)《战国策》卷二九《燕策一》，第1039页。就语意来看，彼时的“朝鲜”为燕国东邻，其地与辽东接壤，而苏秦之言所反映的，应是燕国大举东略之前的疆域四至。《史记·朝鲜列传》：“自始全燕时尝略属真番、朝鲜，为置吏，筑鄣塞。秦灭燕，属辽东外徼。汉兴，为其远难守，复修辽东故塞，至width=13,height=14,dpi=110水为界，属燕。”(98)司马迁：《史记》卷一一五《朝鲜列传》，第2985页。此谓燕国全盛之际，曾取真番、朝鲜地以为己属，所筑“鄣塞”即辽东外长城，秦暨汉初因之，其界东抵width=13,height=14,dpi=110水。width=13,height=14,dpi=110水即今朝鲜国北部的清川江(99)width=17,height=14,dpi=110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2册，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第27～28页。，可见战国后期燕取“朝鲜”之地并不在朝鲜半岛境内，而应密迩辽东地区才是(100)林沄：《“燕亳”和“燕亳邦”小议》，《史学集刊》1994年第2期，第56～59页；任伟：《西周封国考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13页。。相应的线索尚见于《史记·匈奴列传》，其中记载燕将秦开“归而袭破走东胡，东胡却千余里”，又云“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101)司马迁：《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第2885、2886页。。对比来看，燕昭王时所攻取的“朝鲜”故地，恐怕也只能位于上述五郡，尤其是辽东郡的辖境之内。此外，《汉书·地理志》玄菟郡颜注引应劭曰：“故真番，朝鲜胡国。”(102)班固：《汉书》卷二八《地理志》，第1627页。这就说明，故“真番”国所在的燕长城以东地区，原先亦统属于广义的“朝鲜”之地。西汉初年，燕人卫满聚党出“鄣塞”，入主朝鲜半岛，役使真番、朝鲜各部及燕、齐亡命者而称王。武帝元封年间，汉廷攻灭卫氏朝鲜，并在辽东长城之外新置四郡，其中的乐浪郡治“朝鲜”则在今平壤附近width=17,height=14,dpi=110。准此，地名“朝鲜”自战国后期至西汉前期同样呈现局部外移之势(103)《史记·朝鲜列传》司马贞索隐引应劭曰：“玄菟本真番国。”(参见司马迁：《史记》卷一一五《朝鲜列传》，第2986页)与《汉志》玄菟郡注引应劭说近同。结合两处注文可知，故“真番”国亦在汉玄菟郡地。然而汉武帝所设之真番郡，辖境在今朝鲜半岛中部的汉江流域，相较旧地同样有所外移。周振鹤先生则认为“真番”原在“朝鲜”以南，汉因其故国而置真番郡。参见周振鹤：《汉武帝朝鲜四郡考》，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历史地理》编辑委员会编：《历史地理》第4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19～130页。。
5.大夏
《史记·郑世家》载子产曰：“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集解》引服虔云：“大夏在汾、浍之间，主祀参星。”(104)司马迁：《史记》卷四二《郑世家》，第1773页。此“大夏”与“夏虚”为一地二名，乃叔虞封唐之地，在今临汾盆地一带。战国以降，地名“大夏”则开始象征着中原王朝的西北边域所至。《逸周书·王会解》：“大夏兹白牛。”孔晁注：“大夏，西北戎。”(105)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撰，黄怀信修订，李学勤审定：《逸周书汇校集注(修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884～885页。此“大夏”即为西北边地异族，有别于华夏集团。秦琅琊刻石云：“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106)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245页。但《正义》引杜预说谓“大夏”在“今并州”，并不准确。《汉书·地理志》陇西郡有属县大夏，治今甘肃广河县西(107)周振鹤编著：《汉书地理志汇释》，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43页。，其地望基本符合时人对“大夏”方位的一般性认知(108)至于张骞通西域出使的“大夏”，则专指汉代葱岭以西的希腊化王国巴克特里亚(Bactria)。姚大力先生最近提出，“大夏”应即“tu-gara”的汉字写音形式，它是由于大月氏西迁而从塔里木被移植到阿姆河南北的一个新“睹货逻”地区，用来指代业已灭亡的巴克特里亚。参见姚大力：《敦煌为什么叫敦煌——兼谈吐鲁番及相关地名的来源》，《文汇报》2018年9月14日，第8版。若然，则地名“大夏”出现在葱岭以西，其中同样不可缺少族群迁移的作用。。
6.瓜州
“瓜州”本为姜戎、允姓之戎的居地。《左传·昭公九年》载晋惠公自秦返国之际，曾诱使“允姓之奸”徙居周畿近地，又称姜戎先祖离开“瓜州”乃出于秦人所迫，说明该地当在秦、晋之间(109)顾颉刚：《史林杂识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46～53页。王玉哲先生认为“瓜州”当在晋国以北，或与今山西介休西北的“瓜衍之县”有关。参见王玉哲：《中华民族早期源流》，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33～243页。，即今晋陕交界地带。《汉书·地理志》“敦煌县”注：“杜林以为古瓜州地。”颜师古云：“即《春秋左氏传》所云‘允姓之戎居于瓜州’者也。”(110)width=17,height=14,dpi=110width=17,height=14,dpi=110 班固：《汉书》卷二八《地理志》，第1614～1615、1613、1610页。旧说以今刻古，虽不确切，但犹可知汉代“瓜州”已移徙至河西走廊的西端。
7.流沙
与“瓜州”情形相近者，尚有“流沙”“三危”“昆吾”等地名。《尚书·禹贡》“导水章”曰：“道弱水至于合黎，余波入于流沙。”下文讲到九州四境所及，又云“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111)width=17,height=14,dpi=110 孔颖达：《尚书正义》卷六，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318、323，316页。。此“流沙”历来争议甚多，推求文意来看，实际是战国时人对西北边域辽远之地的统称(112)顾颉刚、刘起width=11,height=10,dpi=110：《尚书校释译论》，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785页。。如《国语·齐语》就以“流沙”“西吴”并举，韦昭注：“流沙、西吴，雍州之地。”(113)《国语》卷六《齐语》，第243页。“西吴”即陇山支脉吴山，在今陕西千阳县西北；而“流沙”作为当时“天下”西至的象征，大致即相当于《禹贡》雍州的西境，蒙文通先生考证其地应在岷山以北的陇右临洮一带(114)蒙文通：《古地甄微》，成都：巴蜀书社1998年版，第167页。，较为合理。至于汉代“流沙”所在，则较先前向西推移甚远。《汉书·地理志》张掖郡居延县原注：“居延泽在东北，古文以为流沙。”width=17,height=14,dpi=110此“流沙”在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北部。
8.三危
“三危”相传为放逐三苗之地。《尚书·禹贡》：“三危既宅，三苗丕序。”孔传曰：“西裔之山已可居，三苗之族大有次叙。”width=17,height=14,dpi=110是谓“三危”乃西部边陲之山。《史记·夏本纪》索隐：“郑玄引《河图》及《地说》云‘三危山在鸟鼠西南，与岐山相连’。”(115)司马迁：《史记》卷二《夏本纪》，第66页。又，《汉书·地理志》陇西郡首阳县注：“《禹贡》鸟鼠同穴山在西南，渭水所出。”width=17,height=14,dpi=110可见“鸟鼠”即渭水导源之地，在今甘肃渭源县西南。那么，早期的“三危”亦当距此不远，大致就在今甘肃南部的岷山北缘一带。然而汉代以后，“三危”一地又随“瓜州”而移徙至敦煌附近。如《左传·昭公九年》：“先王居梼杌于四裔，以御螭魅，故允姓之奸居于瓜州。”杜预注：“允姓，阴戎之祖，与三苗俱放三危者。瓜州，今敦煌。”(116)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卷四五，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4467页。又，《山海经·西山经》“三危之山”下郭璞注：“今在燉煌郡，《尚书》云‘窜三苗于三危’是也。”(117)郝懿行：《山海经笺疏》卷二，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3年版，第144页。
9.昆吾
“昆吾”为夏方伯昆吾氏所居。《左传·哀公十七年》载卫都帝丘有“昆吾之观”，杜预注：“卫有观，在古昆吾氏之墟，今濮阳城中。”(118)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卷六〇，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4733页。“古”字《阮本》作“于”，今正。战国以后“昆吾”之地有二，《汉书·扬雄传》：武帝广开上林，南至宜春、鼎胡、御宿、昆吾。”晋灼曰：“昆吾，地名也，有亭。”(119)班固：《汉书》卷八七《扬雄传》，第3541页。在今陕西蓝田县境。另一“昆吾”则与西戎发生关联，最终用作西域地名而为世人所知。《列子·汤问》曰：“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献锟鋙之剑，火浣之布。”或以为“昆吾”乃炼石之名，可铸剑；《博物志》引《周书》则称“昆吾”为地名，近西域(120)杨伯峻：《列子集释》卷五，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89页。。《元和郡县志》伊州条云：“《禹贡》九州之外，古戎地。古称昆吾，周穆王伐西戎，昆吾献赤刀。后转为伊吾，周衰，戎狄杂居泾、渭之北伊吾之地。”(121)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卷四〇，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028页。此“昆吾(伊吾)”则在今新疆哈密境内。
上揭“瓜州”“流沙”“三危”“昆吾”等地名先后分别出现在黄河流域和西域周边的现象，对于学界探寻华夏族早期源流的影响至为深远。早在西汉时期，司马迁便提出了“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的著名论断，他说：
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122)司马迁：《史记》卷一五《六国年表》，第686页。。
后世注家多有影从，并由此产生了“夏为羌种”“汤亳在杜”之类的说法，但这实际与上古族群的源流史实扞格不合。近代以来，“中国文明西来说”一度盛行，不少学者即认为中原与西域之间地名和传说的种种关联，正是华夏族起源于西方的重要表征。以今天的学术标准来看，上述观点显然存在不尽合理甚至“本末倒置”之处，况且民国时期已有学人敏锐地指出，中原和西域的地名“层化”可能是西汉武帝时期开通西域、定“昆仑”于于阗南山后，将整套本部地名搬迁过去的结果(123)参见郑德坤：《层化的河水流域地名及其解释》，《郑德坤古史论集选》，第113～115页。近来也有学者提出，自武帝拓边西北以后，中央政府便开始依据《尚书》等儒家经典对新征服地区命名，特别是到了西汉末年，再据古文经学之义系统地将一批《禹贡》山川地名安置到了西北诸地。参见牛敬飞：《论汉代西部边疆上的〈禹贡〉地名》，《学术月刊》2018年第3期，第125～138页。。相较而言，这一解释也许更有理据。
结合“九原”“苍梧”“豫章”“朝鲜”“大夏”等地名的外迁及其时代背景考虑，战国中叶以后至秦汉时期地名的空间流动，确实与早先的“地随族迁”模式存在显著的差异：这一阶段，原来位于传统“华夏”边缘地带的部分地名，相对集中地随着统一集权国家的领土扩张而向外推移，从而在宏观上呈现“外向”的态势。不难看出，这些地名普遍具有一个共同特征，即在时人共同的知识体系中往往象征着边域之地，或与原居四裔的异属族群存在种种关联。那么，在“内诸夏而外夷狄”观念的深刻影响下，中央王朝政府采用过去的边裔地名来命名新取得的领土，实际是借助先前的“天下”观念塑造形成新的边疆。这样，不仅在保持既有圈层格局的基础上，实现了对国家政治版图和空间秩序的重新规划，同时也意味着传统意义上的“华夏”范围得到扩展，域外夷狄或经历了“华夏化”的过程，或被驱逐至“四海”之外。这无疑为超越民族和文化界限的对外扩张提供了理论支持。以是观之，相对于中原王朝核心区而言，前揭若干地名在地理空间上集中呈现由近及远、自内而外的流动现象，其中自然不可缺少人群迁移的影响，但根本动因恐怕还须归于中央集权国家在领土疆域方面推行的“大一统”举措。
四 结 语
综上，我们可将本文所论要点及启示略作小结如下。
第一，“异地同名”现象在先秦时期非常普遍，其成因也具有多元性。具体来说，除地名用字的偶合之外，地名的通名属性、时人的表述习惯以及更改地名的构词形式，都有可能导致不同地名发生重名。至于秦汉以降的“异地同名”，则主要是针对同级政区名称的重复出现而言的(124)地方行政体系内部分属不同层级的地名发生重名，则往往无所谓相互排斥，正如“长安、洛阳代为帝都，而济阴有长安乡，汉有洛阳县，此皆与京师同名者也”(孔颖达：《毛诗正义》卷一〇，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909页)。。这种现象对于中央集权国家的行政治理势必会产生一些不便，故往往需要通过更改或省并地名的方式，以减少同级政区的重名(125)顾炎武指出：“汉时县有同名者，大抵加东、西、南、北、上、下字以为别，盖本于《春秋》之法。”(顾炎武著，陈垣校注：《日知录校注》卷二〇，第1132页)然而钱大昕遍览《汉书·地理志》，检得县级政区重名者仍有不少。参见钱大昕著，杨勇军整理：《十驾斋养新录》卷一一，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版，第221～222页。。围绕历史时期的“异地同名”问题进行断代研究或者对比考察，可为当代地名学研究提供更为丰富的借鉴。
第二，先秦时期的族群迁徙也是造成“异地同名”的重要因素。这种地名重名现象直接缘于地名的空间流动，同一地理称谓出现在不同区域各地点的源流关系比较清楚，而根本动力则应归于方国、部族的迁徙往复。“地随族迁”这一机制的运行，是以当时政治组织、血缘集团与地理实体三者名号的合一性作为基础的，所以它根植于特定的社会土壤，具有相对稳定性和普遍性，同时也体现出较为鲜明的时代特征，可以作为探索早期族群活动与地理空间关系的一个重要视角。一般来说，古代族群的流动越是频繁，地名变迁的问题就愈加复杂，除本文讨论的“异地同名”之外，“同地异名”和“复合地名”等现象往往也与族群迁移的关系颇为密切。因此，深入探讨并揭示特殊地名现象中所蕴含的人群活动史迹，对于探索中华民族的早期源流，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第三，随着中国早期国家的发展和转型，地名的空间流动机制又呈现出新的变化。战国中后期至秦汉时期，地名与血缘组织名号最终实现了彻底分离，并成为国家行政区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阶段，尽管地名的空间流动现象依然存在，但总体特征表现为原先位于“华夏”边缘地带的部分地名，随着统一集权国家的领土扩张而向外推移，其间主要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中原王朝利用原有的“天下”观念塑造新的边疆，不仅实现了国家政治版图和空间秩序的重新规划，同时也促使传统意义上的“华夏”范围得到扩展，从而为超越民族和文化界限的“大一统”举措提供了理论支持。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on the Phenomenon of the Duplication and Migration of Geographical Names in the Pre-Qin Period
Zhao Qingmiao
Abstract：The duplication of geographical names refers to the situation of two or more than two different places having the same name.This phenomenon was very common in the pre-Qin period and its causes were quite pluralistic.Specifically speaking，besides the coincidence of using the same Chinese characters for the name of different places，the general attribute of geographical names，the expression habit of people at the time，and the change of the word formation of geographical names，could all lead to the duplication of geographical names.In addition，the migration of ancient ethnic groups was usually an important factor which caused the duplication of geographical names.Its concrete mechanism was manifested as the migration of geographic names along with the migration of the ethnic groups.From the middle and late Warring States period to the Qin and Han period，the geographical names had become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national administrative division，whose evolution was basically completed under the influence of political factors.Although at this stage the migration of geographical names still existed，the general trend was outward migration with the continuous expansion of dynastic territory.This phenomenon was closely linked to the “Grand Unification” measures carried out by the centralized dynasty.
Keywords:Pre-Qin Period；Duplication of Geographical Names；Migration of Geographical Names；Toponymy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先秦出土文献地名资料的整理与研究”(18ZDA176)，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中图分类号]K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20)10-0005-14
收稿日期 2019-03-10
作者赵庆淼，历史学博士，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讲师。天津，300350。
【责任编校 徐 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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