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声音”：1927—1937年北京广播电台与市民生活
北京的“声音”：1927—1937年北京广播电台与市民生活
李 聪
近年来，历史人类学家对中国乡村地区祭祀、祈神、节庆、婚嫁等活动中声音文化的研究已不鲜见，学者们探讨了声音境域、声音表述、声音目的、声音承载内涵等，还原了声音蕴含的历史文化内容[此类活动中的声音以音乐居多，因此一些学者也称之为“音声”，指一切仪式行为中听到的声音，包括一般意义上的音乐。“音声”的说法来自唐代，《新唐书》(卷第二十二志第十二)记载：“唐之盛时，凡乐人、音声人、太常杂户子弟隶太常及鼓吹署，皆番上，总号音声人，至数万人”]。“声音”文化的研究，促进了历史学与文化人类学的深度结合，为历史人类学家开辟了全新的学术研究领域。总体而言，目前史学界关于城市“声音史学”的研究较为薄弱,关于民国时期无线广播电台的研究多集中于传播学范畴之内，大多是对民国广播电台的一般性梳理。对北京广播电台，特别是对其节目内容、功能、对市民生活影响的研究较弱(参见赵玉明：《中国广播电视通史》，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赵玉明：《中国现代广播史料选编》，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陈尔泰：《中国广播发轫史稿》，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年版；陈尔泰：《中国广播史考》，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年版等)。本文以1927—1937年间北京的电台广播“声音”为研究主体，探讨北京“声音”载体、声音类节目的结构功能及其对市民日常生活的影响。
一 “声音”载体：北京广播电台的设立
1927年9月1日，北京广播电台正式设立(1928年6月，北京改称为北平，为了行文方便，本文涉及1928年6月至1937年7月“北平”的称谓时，除文献引用及特殊称谓外，统一称北京)，地址在琉璃厂的北京电话总局，由东北无线电长途电话监督处主办，北京电话局协办。其创办源于奉系军阀张作霖。是年3月，张作霖的“镇威上将军公署”给交通部发电报，要在北京电话局设立东北广播无线电办事处，广播设备由东北无线电长途电话监督处提供。交通部即要求北京电话局认真筹备，协助办理此事。3月18日，东北无线电长途电话监督处给北京电话局发公函，提出设立北京广播无线电办事处的具体要求，北京电话局照办。8月30日，北京广播无线电办事处发出公函，称“敝处放送电台，业经装设就绪，并定于九月一日起，正式放送商情、新闻、音乐、戏曲等项，以资广播”[《广字第三五号公函》(1927年8月)，中国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档案室藏]。
北京无线广播电台，是新技术的产物，设有电机室、播音室、会客厅、天线地网与播音线路等。电机室用于播音时的供电以及对蓄电池充电；播音室一是作为放大器放大由播音室或戏院传来的声音，二是作为调幅器调整波段，三是作为振荡器调整电流；会客厅装有试听用的真空管收音机，专门用来做试验，以检测播音效果，也供来宾收听节目；所设天线是T字形，共有4条，地网线是4条7股，播音线路共有10对，“计自本台至电话南局测量室，架设中继专线两对。南局测量室至第一舞台、开明戏院、中和戏院、华乐园、广德楼、庆乐园、吉祥戏院及增茂洋行各架设收音专线一对。又本台直达哈尔飞戏院、西单游艺商场、豆芽菜胡同沈宅，各设专线一对”(沈宗汉：《北平广播无线电台概况》，《无线电问答汇刊》第19期，1932年10月10日，第341页)。
北京广播电台虽然是“官办”，但工作人员并不多。电台常设工程师1人，负责工程业务和对外接洽事宜。技术员1人，协助工程师维护播音设备。事务员4人，办理文牍、会计、庶务、缮写以及用户注册、用户调查、执照颁发等事项。播音员1人，报告气象、商情、时事新闻、广告等。技工1人，负责开关播音机、修理机件、充电等事项。小工2人，帮助技工开机充电，到各戏院接线收音。差役3人，递送公文函件，收取执照费，做所有的杂活。
北京广播电台成立之初，播音机电力只有20瓦特，是台长沈宗汉利用美国马可尼无线电话改装的。沈宗汉1915年毕业于交通部“交通传习所”开设的“高等电气工程甲班”，是无线电技术专家。1928年1月，北京广播电台改装天津义昌洋行生产的50瓦特播音机，功率有所提高。5月，播音机电力增至100瓦特。随着技术设备的提升，播音效果也越来越好。到1928年6月底，北平市民已经安装收音机的有1950户，市内销售收音机的商行有45家，电台月收入达到了1000银元。当时用户要收听节目，需先向电台注册，缴纳注册费1元，电台派人携收音机上门帮用户安装、调试。用户需申领使用执照并缴纳执照费，矿石式收音机每月5角，真空管式收音机每月1元，“凡未经电台注册，并未请领执照，私自装设收音机者，一经查出，除没收其机器外，并处以十元以上一百元以下之罚金”(沈宗汉：《北平广播无线电台概况》，《无线电问答汇刊》第19期，1932年10月10日，第342页)。
高科技载体下如何发声？广播声音的效果怎样才能达到最好？是当时人们比较关注的问题。一些市民主张提升播音设备，并询问“广播要多少代价”(王亮：《广播要多少代价》，《电友》第4卷第1期，1928年1月，第23页)。语言大师赵元任从播音员发声的角度，提出了一些专业意见。他指出使用麦克风时的注意事项及在播音室发声时需注意的问题，如“声音大小，以对小屋里三五人谈话所需声音为标准”；“说话里着重的字眼，可以在措辞上或在音调上表示它，不宜在单个字上特别捶打”；“声音平均高低，以用本人的低音部为宜”；“声音高低的平均虽要低，但必须常有变动，全部的音程范围要大”；“说什么声音做什么样脸”；“平均速度要比平常说话慢一点”等(赵元任：《广播须知》，《广播周报》第135期。1937年，第32～33页)。赵元任还在语言、讲稿、材料、礼貌方面提出了专业性建议，如在礼貌方面“对听众应该以诚恳坦白的态度说话，不要打官腔”等。赵元任当时生活在北京，是清华大学国学院的导师，又是公认的中国语言学的权威，是在多年来收听了北京广播电台的播音后提出的这些意见，很有针对性。北京广播电台对他的意见比较重视，很快改正了广播发音的不足，提高了广播声音的质量。
北京广播电台创办初期，比较重视播音质量和用户反馈，电台节目丰富，音效良好。从当时北京广播电台的硬件来看，其运用了现代无线电技术，而且根据实际需要进行了自主改造。北京自清末就有了电报、电话，但都是点对点的小范围讯息传送。北京广播电台在全城范围内的播放、接听，则实现了讯息的点对面的交流、传播。总体上看，北京广播电台对现代传媒科技的使用是成功的，这些科技设备成了北京广播电台声音的有力载体。沈宗汉等人应用现代科技改变市民社会生活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北京广播电台的设立和运作是市民生活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 “声音”类型与功能：北京广播电台的节目
1927—1937年，北京广播电台的声音节目涵盖了市民生活的多个方面，有文艺类、生活类、知识类、时事类节目等(《北平广播无线电台报告商业广告简章及播音节目内容审查标准等》，北京市档案馆藏，档号：J070-001-00102)。这些声音节目各有其功能，如愉悦市民身心、传递生活信息、促进民智开发、教化政治思想等。当时北京的报刊，也列有广播电台的节目清单，如1928年4月15日，从下午三点到晚上十点的节目有播放中西唱片，报告广播消息，播放广德楼俞步兰、刘宗杨、王少楼、李万春戏曲，重播中西唱片，天气预报，报告京津商情行市，报告国内新闻暨广播消息，播放开明戏院王又宸、尚小云戏曲等(《北京广播电台本日放送节目》，北京《益世报》，1928年4月15日，第7版)。总的来说，1927—1937年，北京广播电台的“声音”类型及功能可归类如下。
1.文艺节目及其娱情功能
在北京广播电台的各类节目中，文艺广播节目较多。其功能是娱乐市民，吸引酷爱戏曲音乐的北京市民足不出户听“戏匣子”，增加市民听收音机的兴趣，以扩大收听人群。在文艺节目中，传统戏曲最受北京市民欢迎。为最大限度地满足市民需求，北京广播电台的戏曲广播剧种多样，如京剧、昆曲、川剧、秦腔、河北梆子、晋剧等。戏曲广播方式也多种多样，有放唱片、剧场转播，剧社电台演出等。当时戏曲唱片不太多，在各戏院唱戏时，台电就会派专人拿着传音器到戏院收音，再把传音器的线路与此前安好的收音专线连通，传至南局测量室；南局测量室再通过中继专线把戏曲声音传到北京广播电台的播音室，再对外广播。由于这些外在的线路容易受电灯线、电话线影响，难免有杂音，所以从戏院“收来”的戏曲声音，终究不如播音室放唱片的效果好。
当时的普通戏迷票友也可以在广播电台一展“戏喉”，如“票友清唱”，因为普通市民可以参与，就吸引了不少戏迷报名参加。一些戏迷由收听人向广播人转变，加入到与广播电台的互动之中，无形中为北京广播电台做了宣传。曲艺节目也很受听众欢迎。中国传统曲艺以“说、唱”为主，十分适合电台播音。北京广播电台经常播送的曲艺节目有快板、弹词、西河大鼓等。因其内容通俗，富有地方特色，受到了新老北京市民的欢迎。北京广播电台还邀请苏州光裕社弹词家冯子美、评话家金柏孙到电台演奏苏州评弹。听众通过电台节目预告，可以及时调频找到自己喜爱的曲艺节目，持续收听。一些市民认为这些优雅的娱乐文化使人们远离了坏习惯的侵袭与潜化，“更于自己的身体上、精神上、人格上都逐日无限的能向上发展着”(沈一丁：《人人忽视的一个问题》，天津《大公报》，1933年6月12日，第13版)。
北京广播电台还邀请乐团来播音室演奏，现场播音。如，协和国乐研究会的乐团曾来电台演奏《高山流水》《登楼望月》《得胜令》等传统名曲；擅长国乐的志成中学国乐社、北京星社也经常来电台演奏传统曲目；擅长二胡的蒋风云、擅长琵琶的郑曾祜都曾接受电台的邀请，在播音室演奏传统曲目，电台现场对外广播[《北平市儿童年实施委员会为播儿童年开幕讲演及市政府自治事务监理处为播放清毒警告等致北平广播电台的函件》(1929年4月1日—1936年12月31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号：J070-001-00017]。北京电台播送的音乐节目还有西洋音乐，如小提琴、钢琴、六弦琴演奏等(《北平广播电台本日放送节目》，《益世报》，1936年5月9日，第4版)。
北京广播电台的一些时政节目也宣传国内国际形势，呼吁救亡图存，例如请工商界抗日救国联合会宣讲救国消息，唤起市民的爱国心；请反日会总结反日之意义及过去之工作；请市民“济案”外交后援会进行“唤醒民众同仇御侮”的演说，介绍济南惨案的经过；请国民党北平特别市党务指导委员会宣讲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等(《北平广播无线电台报告商业广告简章及播音节目内容审查标准等》，北京市档案馆藏，档号：J070-001-00102)。这些时政广播节目发挥了警醒市民、振奋民心的作用。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侵略军占领北京，广播电台被日军控制，“无线电机在广播着友邦的音乐”(冰心：《默庐试笔》，《冰心全集》第3卷，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171页)。
除了现场演出直播，北京广播电台还播放戏曲、音乐唱片。唱片可以循环播放，节约成本，还能保持较好的播放效果，避免现场演出的不稳定。这些唱片有国乐、军乐、通俗歌曲等，更多的是全国各地的戏曲。至1937年，北京广播电台播放的唱片已有2000余张[《北平广播电台唱片目录》(1927-1949)，北京市档案馆藏，档号：J070-002-00932]。
北京传统文艺底蕴深厚，有群众基础，电台的文艺广播方便快捷，听文艺广播很快就成为市民的新型生活方式，契合了市民的精神文化需求。
2.生活节目及其服务功能
北京广播电台开设了不少生活类栏目，这类节目具有明显的服务功能，切切实实便利了市民的日常生活。如天气预报、节目预告等栏目，虽然时间不长，但有很强的实用性和时效性。北京广播电台与气象台密切联络，以增加天气预报的准确性，使市民能够及时、准确地了解天气情况，安排出行。
除了天气预报节目，北京广播电台的生活类节目涉及公共卫生、交通安全、税收、治安、商品买卖、市场行情、招生就业等方面。北平市政府各部门也愿意和广播电台合作，通报市政消息，宣布新政，扩大宣传。如1936年，北平卫生局为预防霍乱在本市流行，准备召开一次“预防霍乱运动大会”，为扩大宣传，发公函给北京广播电台，要求“贵台广播讲演一星期，时间仍援旧例，定每日下午四时二十分，讲题为‘预防霍乱工作’，相应检同讲演日程一张，连同讲稿一份，函请查照，敬祈赐予协助，并希先期分别公布，俾众周知”(《北平广播无线电台报告商业广告简章及播音节目内容审查标准等》，北京市档案馆藏，档号：J070-001-00102)。社会局为在市场上推行新的度量衡器具，劝止普通市民私藏私用旧器具，也利用广播电台进行宣传。社会局根据度量衡检定所拟定的宣传方案，致函北京广播电台：“查该所呈拟宣传度量衡新制各办法，尚属可行，所有关于无线电之宣传办法，除指令该所派员迳往贵台接洽办理外，相应函请查照，希即予以协助，俾利推行。”(《北平广播无线电台报告商业广告简章及播音节目内容审查标准等》，北京市档案馆藏，档号：J070-001-00102)
民国时期的北京市民关心时事，议论“市事”“国事”“世界事”是其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新闻广播是市民及时了解本地诸事和国内外大事的主要途径，因此北京广播电台十分重视新闻节目的播送。为充实新闻内容，北京广播电台经常派人赶赴各地进行采访，以使新闻内容更加准确、丰富。关于国外新闻的放送，北京广播电台经常借助外国同行的帮助，比如播放美国旧金山电台的华语节目等。
北京广播电台的生活类广播还有遗产税的征收程序、印花税的征缴办法、枪支登记手续、公民证的办理、土地清理登记、开征田赋的通知、铁路交通情况、停水停电通知、防火检查通知等。这些广播节目以及时服务市民生活为目的，以简明实用为风格，在较短的时间内使听众迅速获取有效信息。生活节目中有一类比较特殊，即广告，北京广播电台播送的广告既包括公益广告，也包括商业广告，如辅仁大学招考新生的日期及地点、私立铁路专科学校的复校招生信息、陆军学校招生办事处的招生简章、北京童子军协进会举办游艺大会、北京市梨园公益会筹集冬赈捐款等(《北平广播无线电台报告商业广告简章及播音节目内容审查标准等》，北京市档案馆藏，档号：J070-001-00102)。总的来说，为市民服务的公益广告居多。
3.知识节目及其教育功用
北京广播电台很重视对市民进行文化知识的传播，其知识节目的内容广泛，涉及语言文字、公共卫生、科学技术、历史地理、宗教信仰等，几乎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以“知识讲话”栏目为例，包含了家庭常识、书报选读、历史故事、农林知识、民众教育、科学常识、公民常识等，这些节目都有明显的教育功能。广播电台还邀请北大教授钱玄同讲国语统一与文字改革，请世界语学会讲“世界语五十周年”，请中学国文教师讲注音识字表，请刘淑清、沈葆德女士讲初级、高级英语，请“对于北平失学之平民尤能独具卓识，设计补救”的北平市教育局主讲“北平的社会教育”和“训政时期本市之教育”等[《北平市儿童年实施委员会为播儿童年开幕讲演及市政府自治事务监理处为播放清毒警告等致北平广播电台的函件》(1929年4月1日—1936年12月31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号：J070-001-00017]。
北京广播电台的卫生知识包括疾病防治、环境卫生、个人卫生保健等。电台配合卫生局进行伤寒、霍乱、肺痨、沙眼、流行性感冒等疾病的预防知识讲座；邀请医生专家进行公共卫生事项演讲，进行公共卫生教育，如，“十三日下午三时半至四时半萧景新讲‘关于肺痨之常识’，地点在北平电台，十四日张茂林讲传染病之管理及传染病之概况，十五日王子明讲‘精神病与社会’……十七日王树芳讲‘环境卫生与卫生运动’”等(《广播》，《大公报》，1935年5月12日，第4版)。近代以来，鸦片流入中国，对国民的身心健康造成恶劣影响，因此进行禁毒、清毒教育始终是北京广播电台卫生节目的重要内容。北京市举办禁毒大会时，就经常利用广播电台播放大会实况来警告吸毒者，“使民众咸知烟毒为害猛烈，以期早日禁绝”[《北平市儿童年实施委员会为播儿童年开幕讲演及市政府自治事务监理处为播放清毒警告等致北平广播电台的函件》(1929年4月1日—1936年12月31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号：J070-001-00017]。
北京广播电台还注重科学技术知识的普及，设立了“科学常识”等栏目，如“植物的食料”“黄叶酸”“玻璃工业之展望”“电学浅说”“邮电常识”等都在广播之列。历史知识、地理知识类节目同样受到北京广播电台的重视。历史节目中不仅包括历代民族英雄、世界伟人、科学名人的故事，也有文物知识讲座，如清华大学陈梦家主讲“海外中国铜器的收藏与研究”等。此外，益众法律事务所进行的法律常识讲座、河北高等法院的赵余馨进行的刑法讲座也很受听众欢迎，这类广播节目促进了市民法律知识的普及。为了帮助听众更加系统地学习文化知识，北京广播电台在市立第一图书馆的支持下开设读书指导节目，并对节目的播出进行了细致的安排[《北平市儿童年实施委员会为播儿童年开幕讲演及市政府自治事务监理处为播放清毒警告等致北平广播电台的函件》(1929年4月1日—1936年12月31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号：J070-001-00017]。
4.时政节目及其政治功能
1927—1937年间的北京，政局多变，经历了北洋军阀奉系、国民党阎锡山、东北军张学良、西北军宋哲元等的轮番统治，但广播电台播音未受显著影响，一是因为这种现代生活方式官民都已接受，二是自建台以来时政节目就不占主流。当时的北京人，仍延续着“茶馆议政”的老习惯，报纸也有不少时政要闻(陶亢德：《北平一顾》，上海：宇宙风社1936年印行)。广播电台的时政类节目虽然不占多数，但也渗透着执政当局的政治意图，在意识形态方面对市民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30年代早中期，北京广播电台的时政广播宣传过国民党的党义及政策，例如请“对于党务素有研究”的市党务整理委员会讲“整理党务之真义”“三民主义的认识”，请市新生活促进会介绍新生活运动等(《北平广播无线电台报告商业广告简章及播音节目内容审查标准等》，北京市档案馆藏，档号：J070-001-00102)。在立法委员、参议员等选举的时候，北京广播电台还承担起了宣传的重任。
综上，各种控制方式均有自己的优缺点，具体如何选用取决于客户的实际需求。根据大量的工程实际经验总结分析，针对相对独立的炉排系统，现阶段最适宜的控制方案为“部分纳入DCS”的方式。设置独立的就地ACC控制柜（PLC柜），可以可靠地对现场设备进行操控，再通过数据通讯及少量硬接线的形式与DCS进行数据交换，将设备运行状态和重要信号反馈给DCS，从而整体监控，最终实现统一管理。
总体上看，1927—1937年间北京广播电台播送的时政宣传节目迎合了不同的政治势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民众的政治认知。但广播电台在本质上只是一种科技传媒，它自身不具有政治性，只是被各种政治力量利用罢了。北京广播电台固然宣传过国民党党义，但“九一八事变”后大量的救亡图存广播，对唤起民众的爱国热情也产生过积极影响。因此，全面客观地分析史实，不带偏见地认清广播电台的传媒特质，才能客观地评价时政类节目的政治功能。
北京广播电台台长沈宗汉曾对广播声音的类型与功能进行过精当总结，“诚以广播无线电，可以宣传文化，传播商情，启迪民智，辅助教育，不仅播送音乐戏曲为公众娱乐已也”(沈宗汉：《北平广播无线电台概况》，《无线电问答汇刊》第19期，1932年10月10日，第337页)。但他并未提及广播的政治宣教功能。1927—1937年间的北京广播电台，声音节目的类型以文艺、生活、知识为主，功能以娱乐、服务、教育为主，时政节目与政治功能居其次。北京广播电台声音的这种结构与功能特质说明了这一历史时期的广播电台有自己的公共或商业选择权，是根据市民的实际生活需要进行经营与管理的，与听众和本地环境有着密切的互动联系，并没有内化为国家权力的耳目喉舌，这从电台日常节目表中呈现的各类节目的比重和播放时间长短即可看出。虽然国家公权力有所介入，但并不严密，北京广播电台的政治特性在这一时期并不明显，社会特性、公民特性反而比较突出。无线电台广播为北京城的现代化转型做出了贡献，为社会秩序中的非官方领域即市民社会的形成发挥了一定的功用。
三 “声音”的穿透力：电台广播与市民生活
北京广播电台的各种“声音”节目，不受城墙、城区、高宅大院等空间因素的限制，在全城千家万户中自由传播，使市民生活空间发生了无形的变化，这可视为北京市民生活空间的第二次变动。
第一次变动发生在1912—1927年间。此一时期，由于皇城城墙的拆除，北京内城空间扩大，人口结构发生显著改变，居民生活模式越来越平民化。北京原有紫禁城、皇城、内城、外城四重城市空间格局，皇城位于内城和紫禁城之间，实际上是在内城之中又划出一个特殊的区域，把围绕着紫禁城的一些皇家机构和建筑，如太庙、社稷坛、皇史宬、北海、中海、南海、景山等包围保护起来，形成宫禁，是明清两朝皇家办公、居住区域，普通百姓不能随便出入。皇城空间的这种过时功能，让民国初期的一些北京市民很反感，他们认为，皇帝没了，皇城也失去了作用，其阻碍市民出行的城墙应该被拆除，市民应该享有在皇城空间居住、经商、出行的自由。“北京为政治中心，人文辐辏之地。而因城墙重围，咫尺之间，常绕行数里或十数里始能达到。其阻碍交通、牺牲时间，诚莫此为甚”(《北京交通之福音》，北京《社会日报》，1924年11月18日，第4版)。皇城城墙的拆除，是从在城墙上增开门洞开始的。1915年京都市政公所宣称：“皇城地处宫禁，前清时仅东西华门及地安门三面许人通行，而东西辽远，城阙阻阂，殊感不便。”(京都市政公所编：《京都市政汇览》，北京：京华印书局1919年版，第101页)此为拆皇墙修门洞大开方便之门。到1928年，皇城城墙除一小段南墙外，基本拆除完毕。就是这一小段皇墙，也被粉刷成了青白色，人们认为皇墙的红砖黄瓦是帝制遗物，“有惹起帝王思想之危害”(《华南圭要刷皇墙有这等经费吗？》，《新晨报》，1928年11月9日，第6版)。皇城空间与内城空间融为一体，组合成了新内城，这是北京城市空间发生的第一次革命，是有形的革命。但内城和外城之间，仍有高大城墙阻隔，市民生活的空间藩篱并未完全打破。
北京广播电台设立运营后，各种声音节目通过无线电发送，打破了城墙等隔离元素造成的生活空间的限制。在电台广播中，影响市民生活的声音节目，其场域不是根据地理边界定义的，而是根据信号在给定区域的传播范围定义的。这一场域可以包含不同的社区，甚至可以跨越市境。这就导致北京市民的生活空间发生第二次革命，虽然它是无形的，但改变了市民的城市空间感觉，并影响了他们的日常生活。“距离的销蚀”原本是现代主义文化的主要特征，广播这一技术型科技文化，使北京市民的生活发生了现代变动。有了自己的广播电台，北京市民掌握了发声的主动权和自我话语权，改变了由西方人掌握最重要的发声工具、发“洋声”的局面。市民以此为契机，推进了以北京市民为主体的自我管理、自我建设的进程。
电台声音节目的主体是人，听众是广播的生命线。1935年，沈宗汉告诉《时报》记者，“北平市听户已如期登记者，约四千一百余户，内真空管收音机，约占半数以上。且此系初次统计，实际上听户恐不止此数云”(《北平广播电台将一新面目》，《时报·本埠增刊》，1935年6月24日，第2版)。从档案和报刊材料看，北京听众与广播电台的互动是良性的，广大听众热心主动，积极为广播电台出谋划策，如应增加有关旧道德故事，历代民族英雄小史，科学新闻，儿童教育，无线电常识问答，及国学教授等节目；评剧河南坠子及其他各种戏曲唱片之“跡近诲淫者，一律停止播送”；各台播送商业广告往往插入音乐节目中，音乐节目一经分割间断，每使听众减少兴趣，“嗣后应于每一节目完毕以后，再行连续播送广告”，每一小时内广告时间不得超过十二分钟，且广告内容是否与实际情形相符，并应切实注意，其涉及虚伪者，应商酌更改或拒绝播送；遇有特别广告节目，应先行从严审查，如有不合，即拒绝播送；播送戏院戏剧时，应注意在休息十分钟时间内播送常识故事或简明新闻，以免节目间断；如转播时间已完，而戏剧尚未演毕者，应酌予延长；每个戏剧转播之前，应报告戏剧及演员名称；“遇有本埠发生火警或特别事故时，应随时播音报告”(记者：《最近电政大事记》，《电信效率》第1卷第9期，1936年7月，第34页)。有时候，北京广播电台也能主动配合市政部门，积极引导北京市民注意现代文明，“本台在下午一时至四时，行驶广播车环游市内冲要街道，于唱片中插报车马改靠右行日期及注意事项”[《北平广播电台关于停播佛学讲座和取缔违反三民主义宣传情况及邀请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来台播音的呈以及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的笺函等》，北京市档案馆藏，档号：J070-002-00042]，积极倡导文明交通，为新交规的推广做出了贡献。
北京广播电台的设立和运营，使北京的“声音”实现了现代化，以前老北京的声音多是百姓家常话、街道嘈杂音、市场吆喝声，且多无实据留存以供考证。广播电台的设立改变了北京市民获取公共信息的空间，以往是茶馆、饭堂、戏院、街道，现在主要是遍布全城的市民住宅，这是市民生活的重大变化，使市民的公共信息获取变得及时、简易、准确，足不出户而知国际国内本城诸事。市民的观念不断更新，突破了围绕“知情权”而发生的旧的等级藩篱，阶层与阶层之间旧有的空间信息格局被打破，各阶层的市民都有机会通过广播这一跨空间传媒获取同样的信息。
总的说来，比较同时期的欧美城市，中国城市的无线广播电台利用率还较低，但中国有识之士顺应了“科技改变人类生活”的世界潮流，并做出了一些实绩。北京广播电台的设立及其声音类节目的传播，实质就是北京市民在艰苦条件下努力营建现代文明生活的象征。
收稿日期 2020-01-10
作者李聪，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天津，300350。
【责任编校 张秀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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