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思想史学科的创生和成长
国际关系思想史学科的创生和成长
周 桂 银
国际关系思想史是一门十分年轻的分支学科，隶属于国际关系学。自1919年在英国威尔士大学(今亚伯大学)诞生以来，国际关系学科走过第一个百年历程。对于国际关系思想史来说，这一百年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即孕育期、创生期和成长期。然而，长期以来，由于国际关系学兼具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双重属性，导致人们对国际关系思想史归属产生疑问。学术界大致有两种看法：一是将这门分支学科置于政治思想史框架之下，这是政治理论学者以及部分国际关系理论家的看法；二是认为国际关系思想史是独立的国际关系学科分支，许多欧洲学者和部分美国学者坚持这个观点。在学科名称上也可看出两种不同观点之间的分歧：一派强调政治学(社会科学)属性，称国际政治思想史(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thought)；另一派重视国际关系属性，称国际关系理论史或国际关系思想史(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thought)。与这两种看法不同的是，一些欧美学者尤其英国学派成员走了一条中间道路，称其为国际思想史(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thought)。毫无疑问，这个名称继承了英国学派之父、著名历史学家和国际关系理论家马丁·怀特的遗产，因为正是怀特称国际关系理论或国际政治理论为国际理论(international theory)。实际上，从国际关系思想史的形成和发展历程可以看出，无论在本体论还是方法论上，这门分支学科贯穿了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诸个分支，前者有历史学、语言学、哲学等，后者则包括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等，其中，跨越政治学和历史学的现代政治思想史的影响清晰可见。进入21世纪，国际关系思想史的独立地位及自身特性变得愈益显著。本文主要以中英文世界的研究进展为例，概略性地梳理这门分支学科创立和成长的过程。
一 国际关系思想史学科的孕育
从1919年《凡尔赛和约》缔结到1991年冷战结束，国际关系思想史学科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孕育期。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分水岭，这个孕育期又可划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1919年到二战结束。在这个阶段，随着国际关系学诞生，来自历史学、法学、哲学、政治学等不同领域的理论家对于战争与和平问题进行了不懈探索。最初的努力来自于所谓的行动派，即和平运动的组织者和拥趸[弗朗西斯·欣斯利：《权力与和平之追求》(F.H.Hinsley,Power and the Pursuit of Peace:Theory and Practie in the History of Relations between States)，伦敦：剑桥大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一部分“国际理论史”，第13～149页]。一方面，一些人开始编纂和借鉴近代欧洲思想家提出的各种和平方案，如英国格劳秀斯学会发起、雅各布兄弟编辑出版的《17世纪的和平计划》《18世纪的和平计划》(1921年)两书，收录了苏利公爵、格劳秀斯、威廉·佩恩、圣皮埃尔、卢梭、边沁等人的和平方案文本。另一方面，理论家们纷纷对国际关系进行深入思考，如诺曼·安吉尔、戴维·米特拉尼、艾尔弗雷德·齐默恩，提出了关于贸易和平、集体安全、国际组织等方面的理论。在此基础上，出现了对国际关系理论本身的梳理，产生了两部开创性的国际关系思想史著作。一是英国剑桥大学古典学家梅莲·斯塔维尔《国际思想的成长》(1929年)，梳理了从古代到一战以前的国际关系思想。作者持进步主义历史观和理想主义世界观，认为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必然走向国际主义。二是美国加州大学国际关系教授弗兰克·拉塞尔的《国际关系理论》(1936年)，这是一部煌煌巨著，作者自称受到斯塔维尔一书的“启示”，采取厚今薄古方式，用大部分篇幅讨论20世纪的国际关系理论。这两部通史，一简一繁，对后来包括马丁·怀特、托布约恩·克努成、戴维·鲍彻在内的思想史研究者均有影响。值得指出的是，著名历史学家爱德华·卡尔对上述和平运动、自由国际主义及其理论，作出系统而深入的批判，称其为理想主义或乌托邦主义，他在二战前夕出版的《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1939年)，可视为关于理想主义学派最早的一项专题研究。
第二个阶段，从二战之后到冷战结束。这是一个十分关键的奠基时代，其重要性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一些理论家和思想家开风气之先，率先开设国际关系思想史课程，直接推动了这门分支学科的创生，培养了必要的人才队伍。20世纪50年代，怀特在伦敦经济与政治学院(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欧美学界一般简称之为伦敦经济学院，以下本组笔谈论文均遵从此惯例)开设《国际理论传统》课程并举办一系列思想史讲座，这是后来英国学派及国际关系思想史研究队伍的滥觞。从1986年开始，戴维·鲍彻先后在澳大利亚和英国多所大学开设《国际关系哲学》课程。80年代末和90年代，约翰·文森特在牛津大学开设《国际关系经典理论》课程，克里斯·布朗在肯特大学开设《国际关系理论》课程，托布约恩·克努成在特隆海姆大学(今挪威科技大学)开设《国际关系理论史》课程。以上课程及教学研讨，培养了一大批国际关系思想史研究人才，许多人活跃在今天的欧美学界。其次，出现了少量但并非不重要的思想史著述，昭示了这门分支学科的理论方法和发展方向。怀特通过多次演讲、研讨和多篇论文，呼吁并推动国际思想史研究。但在当时，怀特的呼吁和建议淹没于作为美国社会科学的国际政治研究汪洋大海之中。直到20世纪最后20年，随着怀特作品经由赫德利·布尔、布赖恩·波特、卡斯腾·霍尔布莱德等人整理出版，其关于国际关系思想史研究的论说和思路才引起关注和传播，从而推动了国际关系思想史学科的创生。再次，国际关系理论家发现、提出、创造或论说了几乎所有国际关系重要概念、命题(假说)、理论及范式，并对许多重要概念和命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主要包括无政府状态、安全困境、权力政治、等级体系或等级秩序、国际秩序、主权、民族主义、外交、均势、联盟、正义战争，形成了若干被称为“当代经典”的著作，如约翰·赫兹的《理想主义的国际主义和安全困境》(1950年)、汉斯·科恩的《民族主义的内涵和历史》(1955年)、欣斯利的《主权》(1966年)、爱德华·古利克的《欧洲的经典均势》(1967年)、罗伯特·诺齐克的《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1974年)、布尔的《无政府社会》(1977年)、迈克尔·沃尔泽的《正义与非正义战争》(1977年)。
除怀特以外，一些英美国际关系理论家也做出了相应努力，推动了国际关系思想史研究。一是英国学派的思想史文集，包括：波特的《国际政治亚伯文集(1919—1969)》(1972年)，大体上可视为第一部国际关系学科史著作，主要对狭义的威尔士大学国际关系学科建设历程以及广义的美欧国际关系学科50年发展历程的回顾；迈克尔·唐兰的《国家理由》(1978年)，以“作为永恒对话的政治理论”为主题，围绕康德及其永久和平构想，讨论经典思想家的国际思想；布尔、本尼迪克特·金斯伯里和亚当·罗伯茨合编的《格劳秀斯与国际关系》(1990年)，全面而深入地探讨格劳秀斯的国际思想以及格劳秀斯传统及其当代影响；布鲁斯·米勒和文森特合编的《赫德利·布尔与国际关系》(1990年)，纪念布尔并展现其学术成就和国际思想。二是肯尼思·汤普森的《国际思想大师：20世纪主要理论家和世界危机》(1980年)，按照规范、权力、冲突与危机、世界秩序四个主题，将20世纪国际关系大师分别纳入其中。这是美国国际关系学界第一部当代国际关系思想史作品，采用传统列人头、贴标签结构安排。三是弗兰克·帕金森的《国际关系哲学：思想史研究》(1977年)，致力于探讨国际关系基本假设及其发展变化，也采用了传统贴标签方式，为每个时代都配备了一种主义。四是查尔斯·贝茨的《政治理论与国际关系》(1979年)，将国际关系理论分为三大传统，即自然状态传统、国家道德传统、世界主义传统，并在国际干涉和国际分配正义两大问题上提出了他自己的世界主义主张。该书受到当时英美观念史及其研究路径的影响，在自由主义学术圈有着较广泛的传阅。五是迈克尔·史密斯的《从韦伯到基辛格的现实主义思想》(1986年)，是第一部关于现代现实主义的断代史作品，因其开拓性和前沿性而享有广泛声誉。
此外，这个时期开始出现一些关于伟大思想家的专题著作，如彼得·帕雷特的《克劳塞维茨和国家》(1976年)、雷蒙·阿隆的《战争哲学家克劳塞维茨》(1983年)、沃尔特·加利埃的《战争与和平哲学家：康德、克劳塞维茨、马克思、恩格斯和托尔斯泰》(1979年)、布鲁斯·米勒的《诺曼·安吉尔与战争无益论》(1986年)、施罗莫·艾维纳里的《黑格尔的现代国家理论》(1973年)、保罗·莱克兰的《救国政治学：黑格尔的国家观》(1985年)。无论在主题、叙事方式还是研究方法上，这些著作都属于传统政治思想史研究。
二 国际关系思想史学科的创生
20世纪最后十年，作为学科的国际关系思想史迎来了重要而辉煌的创生时期。最重要的标志是两本通史性著作的出版：一是怀特的《国际理论的三大传统》(1991年)经由其遗孀加布里埃丽和学生波特的整理而终告面世，二是克努成的《国际关系理论史》(1992年)公开出版。这两部著作均以作者所开设课程为基础，主题和逻辑相似，但结构、内容以及写作风格不尽相同。怀特著作主题突出，开篇即旗帜鲜明地提出现实主义(马基雅维利主义)、理性主义(格劳秀斯主义)和革命主义(康德主义)三大传统分类框架，继而在人性、国际社会、文明、国家权力、国家利益、对外政策、均势、外交、战争、国际法以及责任和伦理等议题之下，分别论说三大传统的立场和主张，最后强调三大传统之间相互影响并相辅相成、许多伟大思想家游离在两个甚至多个传统之间。这部国际关系思想史的“创世纪”之作，甫一出版即引起学术界传阅和研究，尤其三大传统分类法，影响广泛而深远，许多专业人士奉之为圭臬。克努成曾负笈英伦，受教于英国学派，其著作当然采纳三大传统分类框架，但在列人头、贴标签之外，还增加了划时段这一传统做法，这是传统政治思想史的治史特点之一。
创生期涌现出许多通史性或通论性著作，大多是思想史或理论课程的结晶，集教材与论著于一身，其中颇有影响者主要有：克里斯·布朗的《国际关系理论：新的规范路径》(1992年)，共三编，分别讨论世界主义和社群主义理论及其思想史、世界主义及社群主义在国际干涉和国际正义两大问题上的立场和主张、批判理论和后现代理论的挑战；汤普森的《国际关系中的思想流派》(1996年)是一部概览性著作，全部围绕当代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反映了十足的美国中心主义；迈克尔·多伊尔的《战争与和平之道：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1997年)，持强烈的自由主义倾向；戴维·鲍彻的《国际关系的政治理论：从修昔底德至当代》(1998年)，涉及国际关系思想几乎所有重要概念。
在这个时期，专题著作纷纷面世，包括思想传统或学派史、断代史、学科史以及关于国际关系重要观念和概念的论著。
1.断代史
伊恩·克拉克和伊弗·纽曼合编的《国际关系经典理论》(1996年)，以文森特在牛津大学开设的同名课程教学大纲为基础，从怀特的思想传统分类法出发，讨论欧洲近代历史上10位思想家的国际思想。这本文集尝试从英国政治思想史大家昆廷·斯金纳提倡的历史语境主义出发，关注思想家的著述文本及时代背景，以实现与伟大心灵之间“文本的、永恒的对话”。汤普森的《国际思想之父：政治理论遗产》(1994年)，用典型的列人头方式，梳理了柏拉图、阿奎那以及近代经典思想家的国际政治观点。
2.学派史
关于现实主义学派，主要有三部著作：前两种是本杰明·弗兰克尔主编的《现实主义的根源》《现实主义的重申和复兴》(1996年)两本文集，将现实主义分为经典现实主义和当代现实主义，后者包括结构现实主义、安全现实主义；后一种是乔纳森·哈斯拉姆的《马基雅维利以来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思想》(2002年)，受英国剑桥学派新政治思想史研究路径的影响，依照现实主义核心理论，即国家利益、均势、贸易平衡和地缘政治，展现近代以来现实主义思想家和国务活动家的思想及主张。关于自由主义学派，有两部著作颇有影响：一是理查德·塔克的《战争与和平的权利：从格劳秀斯到康德的政治思想与国际秩序》(1999年)，采用观念史研究路径，考察近代自由主义国际思想及其人文主义和自然法基础，展现近代思想家在恐惧、自然状态、无主地占领、海洋自由、国际惩罚等议题上的立场和观点；二是尼古拉斯·奥努夫的《国际思想中的共和主义遗产》(1998年)，关注从亚里士多德到18世纪的共和主义传统，讨论其政治、法律、社会含义以及对当代国际社会、主权、干涉、和平、全球经济等议题的启示。
3.学科史
第一部系统的国际关系学科史论著，是布赖恩·史密特的《无政府状态的政治话语：国际关系学科史》(1997年)，考察了从19世纪中叶到二战结束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变迁，是第一部突破“大辩论”叙事的学科史著作。另一部是罗伯特·克劳福德的《国际关系中的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2000年)，力图超越两分法、三分法以及其他传统分类，并破除“大辩论”神话，还原思想史和学科史本来面目。另有两部断代史，即戴维·朗和彼得·威尔逊的《二十年危机的思想家：重评两次大战期间的理想主义》(1995年)和卢西恩·阿什沃思的《创建国际研究：安吉尔、米特拉尼和自由主义传统》(1999年)，旨在破除国际关系学科史上的第一次“大辩论”神话，廓清一些重要的史事和真相，指出理想主义学派对理论建设和学科发展的重要贡献。
4.思想家研究
除哈斯兰姆的爱德华·卡尔思想评传《诚实之恶》(1999年)一书外，由于“历史终结论”“民主和平论”的影响，康德以及相关自由国际主义理论家一度成为研究热点，诸多著作纷纷问世，包括英国籍康德研究权威查尔斯·科维尔(日本筑波大学)的《康德、自由主义和国际秩序之正义诉求》(1995年)、《康德与和平法：国际法与国际关系哲学研究》(1998年)，维也纳大学康德研究专家乔治·卡瓦拉尔的《康德和国际权利的理论与实践》(1999年)。
5.国际关系重要观念和概念史
在剑桥学派新政治思想史影响下，一些学者对于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重要观念和概念以及重大因素进行了深入研究，主要学术成就包括：(1)无政府，如巴里·布赞等的《无政府的逻辑》(1993年)、迈克尔·布朗等的《无政府的危险》(1995年)；(2)主权，由于冷战结束后民族国家及主权地位面临一系列新挑战，尤其国际干涉频仍，主权成为一个研究热点，如奥努夫的《主权概念史简论》(1991年)、简斯·巴特尔森的《主权的谱系》(1995)、丹尼尔·菲尔波特的《主权的革命：观念如何影响现代国际关系》(2001年)；(3)外交，如詹姆斯·德里安的《外交》(1987年)和《反外交》(1992年)，研究传统外交以及颠覆、渗透、心理战等“看不见的”外交；(4)均势，如埃文·卢尔德的《均势：国际关系体系(1648—1815)》是一部全面而深入地探讨均势及相关因素、均势体系如何运转的著作，迈克尔·希恩的《均势：历史和理论》(1992年)探讨了整个近现代历史时期均势观念与历史。
在这个重要历史阶段，中国学者也宣告登场。20世纪90年代初期，时殷弘引领国内国际关系思想史研究风气之先，开设博士研究生学位课程《国际关系理论》，阅读和研讨伟大思想家作品，探索国际关系思想传统的分野、交集和演化，对于推动中国年轻学者开展英国学派相关研究，贡献卓著。王逸舟的《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1998年)和倪世雄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2001年初版，2018年第2版)相继面世，两书填补了当时国内研究的空白，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史研究奠基之作，成为引领众多青年学人走上国际关系理论探索道路的宝贵指南。
三 国际关系思想史学科的成长
进入21世纪，国际关系思想史学科迎来了良好的发展势头。在历史研究的国际史和全球史转向、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概念史转向、国际关系研究的历史学转向多重影响下，这门分支学科也进入了发展迅速、著述丰富、方法多元的成长期。有两个显著标志：一是英国帕尔格拉夫-麦克米伦出版社在2003年发起“国际思想史丛书”项目，致力于出版国际关系思想史、学科史和概念史的专题著作与文集，现已出版图书三十余种，涵盖学科史、学派史、思想家研究、观念史和概念史，大体上展现了当前英语世界的研究现状和主要特征。另外有两套丛书，即剑桥大学出版社“剑桥国际关系研究丛书”和劳特利奇出版社“国际关系与全球政治进展丛书”，也对国际关系思想史表现出浓厚兴趣，已出版的作品中有几种影响颇为显著，如罗伯特·沃克的《内与外：作为政治理论的国际关系》(1992年)、特里·纳丁和戴维·马佩尔合编的《国际伦理传统》(1992年)、斯蒂芬·霍布登的《国际关系与历史社会学》(1998年)。在以上三大丛书的筹划、组织和协调上，英国学派及其骨干成员发挥了重要作用。二是爱德华·基恩的《国际政治思想史导论》(2005年)出版，宣告了一种新国际政治思想史著作的问世，也标志着国际关系思想史学科进入了比较顺利的成长期。基恩是英国学派第三代骨干成员，受剑桥学派新政治思想史和牛津观念史研究的影响，超越了怀特的三大思想传统分类，强调国际关系核心概念、内涵变迁及时代背景。在诠释和呈现国际关系基本观念和概念时，基恩既关注现当代国际体系所涉及的核心概念，如主权、无政府、外交、均势、联盟等，又强调广阔全球范围(而不是欧洲中心主义)和漫长世界历史进程(而不是近代中心主义)内的多样性国际关系的关键要素，包括共同体、文明(及文化)、野蛮、宗教、种族(及民族和部族)、等级。最后，基恩既突出那些耳熟能详的伟大思想家的地位，又兼顾那些鲜为人知的小众思想家。以基恩此书为标志，概念史兴起为一种研究路径，开始形成国际关系思想史研究的“概念史转向”，由此出现了国际关系思想史研究各个领域、各种方法多元发展的局面。
1.通史和断代史
这个时期的通史性著作屈指可数，除基恩的《国际政治思想史导论》外，仅有哈特穆特·贝尔的《国际政治理论史：国际本体论》(2010年)和阿什沃思的《国际思想史：从现代国家起源到国际关系学》(2014年)两书称得上贯古通今。断代史研究则表现出克服近现代中心主义和填补学术研究空白的努力，如戴维·阿米蒂奇的《现代国际思想的根基》(2013年)和威廉·拜恩主编的《国际关系的中世纪基础》(2017年)。两书均为国际关系研究“全球转向”和英国政治思想史“斯金纳式革命”的产物，重视观念的传播以及各个历史时期之间和世界各个地区之间的联系性。中国学者也开始对中国特定历史时期展开研究，如李扬帆的《涌动的天下：中国世界观变迁史论(1500—1911)》(2012年)。
2.学派史和学科史
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两大学派，仍然是这个时期的研究重点，既有学者集中讨论当代现实主义，如杨吉平的《政治现实主义的逻辑》(2019年)，又有研究者考察自由主义的传承与变迁，尤其19世纪下半叶自由国际主义与20世纪上半叶理想主义之间的联系。
在国际关系研究历史学转向的影响下，中外学者对英国学派和新古典现实主义展开研究，出版了多部颇有影响的著作。在学科史方面，由于全球转向的影响，许多西方学者对欧洲中心主义或西方中心论持批评态度，提倡全球考察视角和全球研究议程，并积极探索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推动出版了若干基于“全球南方”历史经验和政治智慧的著述，其中一项杰出研究，是阿米塔夫·阿查亚和巴里·布赞的《全球国际关系学的缔造》(2019年)。一些中国学者积极探索中国传统思想及智慧，如叶自成的《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外交思想》(2003年)，阎学通、徐进的《王霸天下思想及启迪》(2009年)，石之瑜、余帛灿的《后西方国际关系再思考：公孙龙的前现代政治学》(2015年)等。
3.思想家研究
在这个时期，关于现实主义学派前三位经典思想家修昔底德、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在英语世界几乎每年都有新的论著或文集面世，学术期刊论文更是不计其数。如霍布斯及其思想遗产研究，愈益成为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各派学者均试图从各自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出发，作出种种不同的解释，如康德研究权威查尔斯·科维尔的《霍布斯、现实主义和国际法传统》(2004年)、戴维·鲍彻的《霍布斯的政治、法律和国际遗产的适当评判》(2018年)。克劳塞维茨研究保持稳定发展趋势，雷蒙·阿隆研究的热度明显上升，哈尔福特·麦金德、艾尔弗雷德·马汉、尼古拉·斯派克曼等地缘战略思想家也得到较多关注。在自由国际主义思想家当中，康德研究成为最大热点。20世纪上半叶的自由国际主义代表也获得更多关注，包括安吉尔、米特拉尼、齐默恩。
思想家研究是中国学者擅长的一个治学领域，尤其青年学人进入这个领域后，发挥出巨大潜力。中国学者关于现实主义传统的专题研究，涉及面广且著述较多，其中，关于修昔底德研究，陈玉聃的《人性、战争与正义：从国际关系思想史角度对修昔底德的研究》(2012年)、白春晓的《苦难与伟大：修昔底德视野中的人类处境》(2015年)以及一系列论文，在人性、无政府状态及战争根源、道德、正义等方面的探讨，完全达到了与国际同人对话水平。但是，中国学者对西方自由国际主义的关注度却差强人意，已出版的专题著作仅包括威尔逊研究和康德研究等少数几种，关于自由国际主义其他思想家的论述则付诸阙如。
4.观念史和概念史
这是发展势头最好的一个分支领域，出现了令人称道的学者和论著，如前述阿米蒂奇的《现代国际思想的根基》和剑桥大学邓肯·贝尔及其多部著作。理查德·勒博、皮尔·舒腾和菅波英美在《理论家归来：对话伟大的国际关系思想家》(2016年)一书中，试图通过虚拟的历史背景及场所与对话，理解和把握国际思想家及其著述文本的涵义和意图。这个时期涌现出更多关于国际关系重要概念的著作，其研究对象包括但不限于上述基恩所说的国际体系核心概念和全球社会核心概念。在这个领域，如同思想家研究一样，中国学者也积极参与其中，并做出相当重要的贡献，尽管绝大部分著述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观念史和概念史。
四 国际关系思想史研究存在的问题和努力方向
在中外学界，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国际关系思想史形成了多样性的著作类型、理论范式和研究路径，这既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国际关系学科本身是贯穿多个学科的，也展现了国际关系思想史学者的穷通古今志向和兼收并蓄胸怀。
在研究领域方面，国际关系思想史大体上实现了全覆盖，通史、断代史、学派史、思想家研究、重要观念和概念史等领域均产生了优秀的论著、教材或文集。从政治思想史变迁历程的大背景看，创生以来的国际关系思想史著作大致可以分成两类，即传统史和观念史/概念史，因而也就产生了两种研究路径之分野(陈玉聃：《国际关系思想史研究的两种路径：观念史与考古学》，《国际关系研究》2016年第2期，第45～48页)。传统史(history of traditions)是关于国际关系思想传统或学派的历史。传统史受到传统的政治思想史研究路径和写作方法的影响，如萨拜因的《政治学说史》和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史》，一般采取所谓“划时段、列人头、贴标签”的做法。从斯塔维尔和拉塞尔，到怀特和克努成，再到伊恩·霍尔，这种做法可谓一脉相承。概念史(history of concepts/conceptual history)考察政治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概念及其运用和变化(方维规：《概念史研究方法要旨》，黄兴涛主编：《新史学》第3卷，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3～20页)。概念史是一种研究方法或路径，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以来英美两国的观念史(history of ideas)和二战以后欧洲大陆的概念史。观念史和概念史均兼跨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哲学和语言学。在英语世界，以斯金纳和波考克为代表的剑桥学派，借鉴和综合英美观念史与欧陆概念史研究之长，形成了历史语境主义的新政治思想史范式。国际关系思想史领域的概念史研究，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传统史和概念史是互补共存而非排斥不容的，两类著作及两种研究路径，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共同推动国际关系思想史研究向前发展。许多作家和作品直接受惠于剑桥学派，但又承袭了英美观念史学脉，如前述基恩的《国际政治思想史导论》和阿米蒂奇的《近代国际思想的根基》，以及邓肯·贝尔和阿什沃思及其作品。基恩在2005年提出的国际关系重要概念两分法及研究议程，正在引领当今关于国际关系重要观念和概念研究的方向和议程。
在理论范式上，根据怀特分类法而呈现的三大流派范式并非一成不变。20世60年代以来，国际关系研究一日千里，理论流派五彩纷呈，范式方法多种多样，在国际关系思想史研究领域，有人提出四分法、五分法甚至更多分类标签。尽管如此，怀特式的思想传统分类路径极大影响了国际关系学科建设及发展方向，如在中文和英文世界影响广泛的国际关系理论课程与教材，都是以三大思想传统(或主义)中的一种或若干种为框架的。在思想史研究方面，传统史著作都以上述分类为基础，而概念史著作虽然有所突破，但作者本人又往往持有某一种思想或政治倾向。这是当前国际关系思想史研究中存在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明显的西方中心论或欧洲中心主义。在英语世界，无论传统史还是概念史，均聚焦于近现代时期欧美历史经验、欧美观念和概念，以致表现出近现代欧美或西方文明优越感及在此基础上的西方式的普遍主义、进步主义和乐观主义。所以，在已有思想史研究成果中，关于非西方的著作屈指可数；关于近现代以外其他历史时期的研究，也是凤毛麟角。近年来，从英国学派到“全球国际关系学”倡议，许多欧美学者愈益意识到西方中心论或欧洲中心主义的狭隘性与危害性，呼吁和实践国际关系研究的全球转向，关注非西方世界及其历史经验。
第三个问题，是学派史和思想家研究对象的不平衡。现实主义和自由国际主义是两大研究重点。中外学者对现实主义及其代表的研究热度始终未有消减，在英语世界几乎每年都会出版关于修昔底德、马基雅维利、霍布斯三位现实主义经典思想家的著作，论文更是不计其数。自由国际主义学派及其代表也颇受青睐，英语世界关于康德、卢梭、格劳秀斯的专题著述，在出版数量和频次上一如现实主义传统的前三位经典思想家。对于许多西方小众学派以及非西方理论的研究，几乎处于空白状态，只有英国学派及若干代表获得了中外研究者的关注。近年来，一些欧美有识之士和许多非西方学者，筹划和组织了一些研究项目，但研究成果并不令人感到欣慰。
作为一门年轻的分支学科，国际关系思想史研究资源丰富，潜力巨大，前景广阔。在历史学转向、全球转向、概念史转向的背景下，中外学者有着愈益明确的研究方向、系统而开放的研究议题、多元而成熟的研究路径。对中国学者而言，还拥有历史积淀和后发优势。许多学者已然觉醒并初步搭建起一些研究平台，形成了颇具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思想史的概念史研究。当前，在推动国际关系思想史学科向前发展的道路上，需要警戒和克服的，一是避免僵化的思想传统分类法和意识形态范式，尤其怀特式分类法的约束，既要尊重传统和研究传统，又要超越传统，跨越多种学科、多种范式和多种方法，从不同理论来源获得启示而独立地进行创新；二是避免从一种中心主义走入另一种中心主义，既汲取中国历史和思想智慧的营养，又虚心学习欧美及其他地区的研究成果，鉴古知今而又贯通中外，为建构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奠定坚实基础。
收稿日期 2019-10-26
作者周桂银，历史学博士，厦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座教授、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福建，厦门，36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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