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的政治：以新中国巡回医疗实践为例
信任的政治：以新中国巡回医疗实践为例——基于《人民日报》的考察
胡天娇
[摘要]在政治共同体中，形成具有凝聚力的信任感是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关键步骤。回首中华人民共和国峥嵘历史，巡回医疗不仅为缺医少药的地方提供了及时救助，还潜在地勾连起不同区域尤其是城乡间人民的情感与认知，亦巩固着民众对于国家、集体的“信任政治”。巡回医疗的背后是中国共产党与国家的信誉担保和直接支持，指向社会主义的根本价值。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只有明确了为人民服务的基本准则，对广大人民怀有同情与共感，才能更好探索以服务于人民为价值导向的发展道路。
[关键词]巡回医疗；现代化；乡村发展；信任政治
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的暴发往往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构成一次巨大考验。在此次与新冠肺炎疫情的抗争中，中国作为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显示出了高度的组织力，在全体人民的共同努力支援下，卫生、行政资源顺利全面下沉，渗入祖国的每一个偏远角落。群众性的“联防联控”是阻断、平抑疫情的重要屏障，助益中国在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内控制住疫情，重振生产。于中国而言，“联防联控”之所以能够奏效，根本原因是其包含着一种信任政治，即民众对于防疫技术、基层工作人员以及国家指令有基本共识与认同，能展现出与之相合的行动力信任。
在政治共同体中，形成具有凝聚力的信任感是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关键步骤，信任是合作的前提，而对当下与未来的信任则来自历史点滴的积累与形塑。回首历史，巡回医疗作为深入基层的医疗实践，与其他行动、事件一起，共同熔铸了信任政治的诞生。这一实践不仅为缺医少药的地方提供了及时救助，而且潜在地勾连起不同区域人民的情感与认知，亦巩固着民众对于国家、集体的信任政治。因此，本文以新中国巡回医疗为切入点，结合《人民日报》上刊载的报道文章、通信等，探查其对信任政治建构的历史作用。
一、早期巡回医疗的特质与不足
随着生物—心理—社会医学的深入发展，疾病不再被视为一种实体，而是“联结身体、自我和社会的无形网络的具体体现”。(p.4)因此，理解疾病就不能仅依据生物学观点，而需要结合文化、习俗、社会发展情况等因素具体加以分析。在这一意义上，医者面对的不是均质的诊疗空间，而是异质、地方性的。这种异质表现为在不同地域，各类疾病发生频次是不同的，所造成的疾痛影响是不同的，能够现实采取的治疗手段是相异的，等等。因此，深入异质诊疗空间的医者面临两个具体任务：第一，在医疗效果上使得疾病高发、治愈率较低地区的健康卫生水平趋于好转。第二，为实现这一目的，在医治手段上需要包容地方性知识，了解当地风俗与居民习惯，在这一过程中，信任与情感的链接悄然建立。
新中国巡回医疗实践是指在国家支持下，医疗队伍于一定范围内，沿具体路线进行往返的诊治活动。这一实践旨在推广公共卫生事业，平衡区域间医疗资源的差异，关注并覆盖更广泛民众的健康需求。可见，巡回医疗是一项跨区域的实践，要求行动者从熟悉固定的医疗场所走出来，去陌生的场域进行巡回，并在一定时间内嵌入这一区域，建立信任的链接，由此完成从陌生空间到熟悉场域的转换。需要注意的是，“从陌生到熟悉”不仅描绘了医者对巡回空间的心理变化，而且对于巡回地居民而言，借助医疗这一媒介，他们接触到了外来医生身上所蕴藉的现代知识，由此初步触碰了“公共性的世界”，这一行动助益突破地域限制，使各区域的民众对国家形成一种共同的感知与想象。
这一实践的发端可追溯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解放战争中，兵戈之事时常伴随着疫病，这对贫苦农民而言无疑为雪上加霜。解放军部队在行军过程中格外注重深入村庄，团结人民，其野战医院也时常组织巡回医疗队在乡村进行卫生宣传，救治病患。1947 年的《中国人民爱国自卫战争华东战场第一年画刊》就以“人民有疾苦，亦就是人民军队的疾苦”为题，刊载了解放军医务人员在乡间巡回医疗时给老百姓治病喂饭等画面，彰显了军民一体的鱼水之情。随着人民军队在战场上节节获胜，管理、运行与农村生产逻辑全然不同的大城市日益成为亟待解决的新问题。
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移到城市，城市工作必须以生产建设为中心。”(p.521)城乡二元格局形成之后，城市的医疗卫生系统亦随之与乡村相分离，构成了两个运转机制相异的诊疗空间。①例如在医疗费用上，“城镇职工、干部、教师和高等院校学生等，只需个人缴纳挂号费、出诊费，其他医疗费用基本由企业或国家负担。同时，企业还为职工的直系亲属负担医疗费用的1/2，享受公费医疗职工的子女也有相应的医疗保障措施。与此相比，由于国家经济条件和农村实际情况的限制，在短期内国家还不可能将上述医疗保障制度扩展到农村。尽管政府也对农村采取了很多医疗卫生优惠政策，实行了对一些流行性疾病的免费治疗和对贫困户的医疗救助等，但农村基本上还是农民自费医疗的制度”。参见姚力：《“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毛泽东“六·二六”指示的历史考察》，《当代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3期。而在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建设的新中国以促进人民福祉为导向。1950 年第一次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即确立了医疗要面向“工农兵”的工作方针，其后在农村合作化运动中形成了县、乡（镇）、村三级卫生组织网，使得广大农村的健康条件得到改善。同时，在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代背景下，国家能够统筹协调人力物力，定点、定时缓解区域卫生事业发展不均衡。因此，自新中国成立开始，巡回医疗就成为连接城乡地区的潜在暖流。例如，1953 年秋收时节，考虑到气候炎热，农民收割繁忙易被疾病侵袭，“各地在收割期中都纷纷组织卫生院、卫生所的卫生干部，及大批中西医生，携带药品下乡，进行田间巡回医救工作。如安乡各区卫生所发动中西医生深入田间，组织医疗组巡回替农民诊病。桃源抽出县区卫生干部二十五人，携带救急水等药品，配合一千零九个医生分赴田间进行医治，保护了群众的身体健康，有力地支持了秋收工作”。②《在秋收的季节里》，参见《人民日报》1953年9月3日。新中国早期的巡回小组如同纵横于中国大地上涓涓流淌的细流，润泽着卫生资源贫乏的区域，为亟待救治的村民带来一线现代医疗的曙光，也为中国医疗事业奠定了“团结于人民，服务于人民”的基本方向。
溯源新中国早期的巡回医疗，其实践具有以下三点特质：第一，医疗队伍，从城市、县镇巡回至乡村等地，呈现出跨越异质空间的特点。第二，早期的巡回医疗具有季节性特征。医疗小组大多在流行病易发时节，如在秋收时期、洪水暴发期、开垦田地打机井③1959年江西全面开垦湖田洲地，1960年河南打机井等建设运动中，都能见到巡回医疗队的身影。参见《人民日报》1959年11月23日、《人民日报》1960年4月10日。等关键点进行防疫宣传、诊病看伤等工作，有效保障了民众的健康安全，并辅助人民生产事业顺利进行，以匹配当时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运动。第三，新中国早期的巡回医疗尚有辐射广度、深度有限的缺憾。这一阶段巡回队伍下乡的频率相对较低，巡回时间有限，季节性地定点到访的确能够一解民众伤病的燃眉之急，但医疗队亦无暇他顾，未能帮助乡村等地区培育扎根于此的医疗种子，且巡回队伍去而复返，对群众的日常诊疗需求则鞭长莫及。此外，医疗队伍在巡回地时间有限，医务人员大多依照固定流程治疗简单病症，并进行卫生宣传工作，因此可以说此时巡回医疗队伍虽然从城市、县城来到了乡村等不同的地区，但是其工作方法、工作理念却与在城市时相近。虽然此时的巡回医疗队伍呈现出了跨越空间的特征，但是他们与所到之地依然是有隔膜的。同样，对于巡回地居民来说，外来的医生依然是远方的专家，他们所使用的医学方法亦难以在本地再生。这种并不彻底的空间转换也说明了此时的巡回工作所带来的平衡地域间差异的作用是有限的。那么，改善方向何在呢？其答案已然蕴含于历史的具体实践。中国共产党人所谓“人民有疾苦，亦就是人民军队的疾苦”的口号，意味着解放军的自我定位并非置身于苦难之外的拯救者，与此相反，是将自身的使命、情感与人民合二为一，以一种深度同情、与人民成为一体的方式提供医疗援助。因此，只有当巡回医疗队伍将陌生异质的空间转换为熟悉的领域，与之成为一体，“巡回”才真正完成。这一转化不仅是巡回地民众健康状况逐渐改善的过程，而且要求巡回者在情感、认知与行动上都逐渐与巡回地人群的心灵与习惯相靠拢，建立信任的链接。
综上，巡回医疗的主旨既包括直接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平衡区域间医疗资源差异，又间接包含促进生产事业顺利推进，以两者并进的方式共同提升人民福祉，指向社会主义的根本价值。因此，巡回医疗不仅是一项纯粹的医疗事业，更是内嵌于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事业整体蓝图的一个环节，这也直接决定了新中国巡回医疗实践的基调。20 世纪六七十年代是中国的巡回医疗蓬勃发展的阶段。这一实践的开展，使广袤的乡村诞生了属于自己的大夫——赤脚医生，灌溉了城乡民众之间的深切情谊，从而部分打通了横亘的区域限制。
二、化陌生空间为熟悉畛域的医疗行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注重改善整体的医疗条件，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总的来说，一方面，十余年间中国的卫生事业取得了可喜的进展。①第一，在防治流行性疾病和保护母婴健康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第二，建立医疗保健制度，城乡卫生医疗网基本形成。第三，医学科研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第四，医药学教育的发展，为国家培养了大批卫生医药技术人才。第五，药品和医疗器械生产的大发展。第六，中医工作取得了突出成绩。参见《当代中国的卫生事业》（上），当代中国出版社2009年版，第8—13页。另一方面，城乡医疗资源分布不均的问题也日益凸显：在卫生技术人员分布上，高级卫生技术人员百分之六十九在城市，百分之三十一在农村（县和县以下，下同），其中县以下仅占百分之十……在经费使用上，全国卫生事业费九亿三千余万元中，用于公费医疗的二亿八千余万元，占百分之三十，用于农村的二亿五千余万元，占百分之二十七，其中用于县以下的仅占百分之十六。这就是说，用于八百三十万享受公费医疗的人员的经费，比用于五亿农民的还多。(p.527)
为缩小城乡医疗资源之间的显著差异，1961年中央批转《卫生部党组关于城市组织巡回医疗队下农村配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防病治病工作的报告》。1965 年6 月26 日，毛泽东在与医务人员谈话时亦指出中国农村人口长期处于缺医少药的窘境，同时，医卫人员的工作方法也出现了与农村实际不相符的情况，“现在医院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适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只是为了城市……那种做法脱离群众，中国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口在农村，不为农村服务，还叫什么为人民服务”。(p.505)基于此，毛泽东向卫生部作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p.387)史称“六·二六”指示。根据这些政策指示，卫生部对全国卫生工作做出调整，包括“组织城市医药卫生人员到农村去，为农民服务……继续组织巡回医疗队或其他形式的临时医疗组织，到农村工作，特别是到山区和偏僻的地方去……为生产队和生产大队培养素质量好的不脱产的卫生人员，为公社卫生机构一般配备四、五名质量较好的医生”。(p.529)可见，巡回医疗被视为平衡地区间医疗发展差异的最重要方式之一而加以推行。
与早期巡回医疗实践相区别的是，此时巡回医疗的规模与频率增长，时间也相应延长至数月。此外，在巡回医疗的目的设置上，医者将不仅提供救治援助，而且致力于培育巡回地自身的医疗人才，这一切都要求工作方法的本土化转变。而工作方法的改变则根源于医者对一个地方的风俗、人们的生活节奏和习性有足够的认知与同情。由此可以发现，巡回医疗这一实践在历史的展开中，同时涉及多层次领域，含括表层的地理位置上的跨越，工作方法等专业领域的跨越与深层的心理认知上的跨越等。在这些跨越中，陌生的他者成为“自己人”，异质的环境转化为熟悉的生活劳作场所，由此也在更广阔的空间中成就、巩固了共同体的信任政治。
（一）共性情感：医疗下乡的先在信任
作为熟人社会，乡村的亲人邻里构成最重要的人际关系网，一般对于外来者怀有警惕甚至抵触的心理。然而，巡回医疗队伍的医生护士下乡送医，与在地农民相遇时往往能受到热忱的欢迎，乡民将巡回医疗队亲切地称呼为“毛主席派来的医疗队”，这为医疗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良好前提。以双方个人关系视之，巡回医生与农民的确是并不相识的陌生人，那么为什么农民对外来的医务人员怀有先在的基本信任呢？原因在于，医疗团队有中国共产党与领导人的“信誉背书”，出于这种信任，也出于对医疗资源的需求，乡村居民对巡回医疗队的到来充满期待。从上述相遇场景的白描可以看出，巡回医疗实践并非新中国信任政治产生的序幕，而是一段中途的推助器，承继着过往历史实践中积累起来的信任资本：农民之所以相信共产党，是因为过往社会主义革命建设进程切实改善了他们的生活状况与劳作环境。巡回医生送医时便常听到乡间的故事，例如“在湘阴湖区，解放前几乎年年溃堤，使他们流离失所，四出逃荒，而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组织他们有计划地分年分段修堤，涨水的季节更是干部和农民一道日夜防守，垫高补缺……这就使农民能在湖区安居乐业”。①《医生要下农村，医疗卫生工作要面向农村！》，参见《人民日报》1965年8月4日。因此，对于同样是国家与共产党安排下乡的巡回队伍，农民自然相信他们是可靠的。另一方面，下乡医生之所以能够对救治素昧平生者格外尽心竭力，除医生本职精神外，是因为他们同样在一脉相承的历史叙事中获得了力量。医生外出送医，有时遇到恶劣气候仍坚持前往病患家中探视，在风雨交加的路上，他们会以红军长征的故事激励彼此：“前面又没有雪山，后面又没有敌人的炮火，顶这点风，又算得了什么。”②《在巡回医疗实践中改造自己——天津巡回医疗队第二队队长俞霭峰的来信》，参见《人民日报》1965年7月1日。可见，在巡回医疗实践中相互接触的两类主体——医务人员与农民，对第三方公共资源调配者——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有先在的信任，因而顺利地规避了陌生个体相遇期可能存在的猜疑。先在的信任为双方提供了最初的默契，但是随着实践的展开，双方对医疗方法的预期、生活习惯上的差别则日益凸显，而这需要采取更为细致的工作方法。
（二）遭遇矛盾：在差异中体认农村农民
秉持着“为人民服务”的热忱信念，巡回医疗队伍的工作人员从城市走向农村。然而，随着场景空间的跨越，他们却常常感到“不是一下子就能适应农村工作的”。③《医生要下农村，医疗卫生工作要面向农村！》，参见《人民日报》1965年8月4日。例如，在城市中，医院的就诊时间是固定的，病人一般自行前往医院挂号咨询。而在农村，农民大多要在田间劳动结束之后才有时间就医，对于一些远道而来的患者，更不能预计他们到访的钟点，单纯的城市坐班制度无法满足农民的就诊时间。同时，农民也习惯于请医生到家里看病，这个时候，负责专科治疗的医生就需要面对各种类型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在城市，手术治疗有正规的手术室，运用的亦是符合医学规范的辅助器械，而这些都是乡村严重缺乏的资源，“没有敷料，没有消毒单子，没有洗手池，没有吸吮器，没有手术台，更没有暗室，器械也只带着五件，这怎么成呢？”①《一事当前，先替谁打算》，参见《人民日报》1965年7月1日。此外，在医学生的培育方面，城市办学要求学生水平划一，便于教学，但在农村开办医学班，公社送来的贫下中农子弟“有的初中没有毕业，有的没有进过初中”。②《医生要下农村，医疗卫生工作要面向农村！》，参见《人民日报》1965年8月4日。总而言之，城市与乡村两种医疗风格存在“正规”与“非正规”的矛盾。“正规”的医疗制度源自现代医学的体系化发展，其工作节奏和治疗方式亦与工业化进程若合符节，在医疗资源相对充沛的条件下，“正规”的就医流程、治疗方案自然能够更有效率，更加安全地为病患提供治疗。与城市权责清晰、流程明确的规范治疗相比，乡村所习惯的与医生的往来方式就显得十分“不正规”。然而，“正规与否”只是在特定环境下才能评判，城市所谓“正规”医疗是在工业化大环境中经由历史研究与实践而生成的，将此原封不动地运用于以农耕为主的生活畛域，由于经济环境与生活作息等存在巨大差异，就容易出现严重“水土不服”的症状：若条件不能严格满足，即不能办，不能治，不能教，那么巡回队伍的初衷也就难以实现，在医疗方式层面上，城市的“正规”反而成了农村中的“不正规”。
差异、问题的暴露实质上预示着巡回医务人员在认知上开始逐渐熟悉了解农民，即农民走出抽象的“阶级兄弟”概念，以真实的劳动者形象来到巡回队伍面前。他们的生活以农业劳作为中心，在集体公社的统筹下进行耕种、兴修水利，完成统购统销的任务，为国家的工业化建设做出大量的积累。在农民眼里，为保障收成，维系家庭基本收支甚至比长久的健康更为重要。例如，巡回医生建议农民患者前往城里做手术时，农民往往会为难地说：“同志，不行，得花多少钱呀！”③《在巡回医疗实践中改造自己——天津巡回医疗队第二队队长俞霭峰的来信》，参见《人民日报》1965年7月1日。也有的社员说：“阳泉我去过呀！医生说要等消了炎才能动手术，手术后还得住院，劳动这么紧张，咱耽误不起这工夫。”④《一事当前，先替谁打算》，参见《人民日报》1965年7月1日。农民的勤恳、生活中的难处与病痛都坦白地展露出来，他们在两难中又对下乡的巡回医生满怀信任：“有的拖了几十年的‘病疙瘩’，本想一辈子就‘让它去吧’，从不声张，这次，也悄悄地告诉了我们。群众的真情实感一一打动了我们的心弦”，⑤《在巡回医疗实践中改造自己——天津巡回医疗队第二队队长俞霭峰的来信》，参见《人民日报》1965年7月1日。为了实实在在地为农民服务，消解他们的疑虑与病痛，巡回医疗队伍突破了城市医疗方式的条条框框，主动探索符合农村医疗实际的“正规”医疗之路，从巡回路线、人员构成、合作模式、手术方式、教学方法上都做出了与乡村生活方式相匹配的改变。
三、弥合差异：农村医疗道路的探索
针对矛盾和差异，党和政府以及巡回医疗队主要在四方面进行了探索，逐步弥合了城乡差异，为新中国探索出一条农村医疗道路。
第一，针对农村区域交通不便的地理条件，在设置医疗巡回点上，采取以固定巡回点门诊与送医上门相结合的方法，后者用以便利重病或不能出门的病人。但是，在何处设置巡回医疗点时，下乡队伍尚有争论：到底是选择更为扎实稳妥的小区域巡回，还是深入交通不便之处，覆盖更广泛农民的就医需求？以北京医学院通县巡回医疗队宋庄分队为例，⑥《巡回医疗队必须突出政治》，参见《人民日报》1965年8月24日。一开始，队伍以宋庄卫生站为中心，在附近进行送医工作，之后在短期巡回中发现，距离宋庄二十多里的高各庄大队周围有六七个村子，由于离卫生院远，这里的农民为常见疾病如支气管炎、胃病、腰背四肢疼痛等病症所累，得不到及时治疗。经过实地调研，医疗小队将便利劳动群众放在首位，明确了扩大巡回医疗点的必要性。为补充人员不足，医疗队把当地卫生院的力量也组织起来，在新增的医疗点共同展开巡回医疗，既纾解了农民的病痛，也潜在提高了当地卫生院应对疾病诊疗的能力。
第二，针对农村医疗情况复杂的特点，医疗队伍在专业构成上力求做到彼此补益。巡回医疗队伍登门送医，需要同时面对各种类型的疾病，也就无法如城市医院一般分科诊疗，因而在团队设置上“有中医，有西医，有老年，有青年，有临床各科的人员，也有非临床科室的人员……病人多，病种多，就打破专业界限，互相学习，外科学内科，内科学针灸，医生兼做护士的事，护士学习做医生的事，该中西医配合治疗的病，主动商量，各献所长”。①《在巡回医疗实践中改造自己——天津巡回医疗队第二队队长俞霭峰的来信》，参见《人民日报》1965年7月1日。除进行内部学习外，来自乡村本土的医疗经验也为城里大夫提供了帮助，例如，在接生时，大夫手头没有现成的脐带线，是同去的农村接生员提醒可以撕条纱布来替代。“有个孩子被蝎子蛰了，大夫不知如何处理，去请教老乡，才知道涂上点汽油就不痛了。”②《在巡回医疗实践中改造自己——天津巡回医疗队第二队队长俞霭峰的来信》，参见《人民日报》1965年7月1日。在这一过程中，巡回队员不仅跨越了不同诊疗习俗的地域空间，还打破了医学专业间的壁垒，中西互补、医护结合、城乡融贯，以开放的心态与多面手的经验储备共同为农民服务。
第三，针对农村医疗资源不足的特点，医疗队伍尽量做到保障生命健康与生产活动相统一，尽可能因地制宜、因人而异地为农村农民提供医疗资源。例如，在面对是否要手术、如何进行手术的问题时，大多数医疗人员一开始有顾虑，然而，“从病人痛苦着想，面对‘只是你们来了，我才想治’的恳切期望”，帮助农民在地做手术成为一种将心比心的责任。根据环境条件，巡回医疗队动脑动手建立了乡村手术室：在民房里裱上顶棚窗户，架上木板桌消毒当手术台，用木棍自钉输液架，动手垒砌消毒锅，延长蒸煮时间达到除菌要求，以高度的责任心弥补了物质条件的不足。以天津巡回医疗队第二队为例，在土手术室中，他们做了一百五十多次手术，经随访，未发现有术后感染的现象，③《在巡回医疗实践中改造自己——天津巡回医疗队第二队队长俞霭峰的来信》，参见《人民日报》1965年7月1日。最大程度保障了患者的生命健康。在设计手术流程之际，医护不仅思虑如何提高术中安全，还依据农民的生活状况来尽量降低收费与节约劳动时间，“以阑尾炎为例，在城市做需四五十元，在农村做只要七八元就行了……在南宁做两侧眼的白内障手术，需要八九十元，在这里做同样两侧眼的白内障手术，只要八九元”。④《医药费用是能够降低的》，参见《人民日报》1965年8月4日。以“计较”一分一厘、争取每分每秒的精神，巡回队员为农民节省下可观的治疗费用与劳动时间，使得农民心情舒畅，更增添了对巡回医生的信赖。这些精心的治疗安排早已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医疗范畴，而将患者的生产劳作与幸福生活纳入考量。对医疗工作人员而言，这不仅是单纯的医疗实践，更是通过设身处地为农民着想，建立情感链接的过程。
第四，针对农村缺乏医疗人员的情况，医疗队伍积极探索培育乡村医生的教育道路。培养属于乡村自己的基层医疗人员，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持续推进的事业，从农村中选拔培育卫生医疗人员，使之来自农村、扎根农村、服务农村，构成了乡村医疗不断再生的有机循环。在这一循环中，最关键的节点无疑是在乡村播撒卫生医疗的种子，这也是巡回医疗队下乡所承担的最重要使命之一。培养农村不脱产的卫生员，其先决条件与城市相较而言弱势有二，一是农村医生候选人往往同样是在地农民，农忙时间压缩了学医的时长。二是农村中拥有初中学历的社员都属于少数，因而他们的医学理论储备相当欠缺。好在乡村医生与卫生员的职责不是为了钻研高精尖的医疗难题，而是解决困扰农民的常见病、多发病，贯彻以“预防为主”的路线，促进农民养成卫生生活的习惯。正如毛泽东所言，“在目前条件下，普及工作的任务更为迫切。轻视和忽视普及工作的态度是错误的”。(p.861)据此，巡回医疗队伍制定了符合农村医疗道路的教学安排，针对农业季节性的特征建立半农半读的医学班，开办专题讲座，农忙时节学生回社队生产，农闲则来校学习，既保证生产也促进医学知识的累积。在教材设计上，巡回医生摒弃了一开始只谈书本知识不结合实际的“书生气”，“认真研究当地的常见疾病，向基层卫生人员和卫生积极分子学习除‘四害’的经验”，①《巡回医疗队必须突出政治》，参见《人民日报》1965年8月24日。总结出一套日常处理病症的方法，“纱布绷带用完了，找普通的布条，消毒代用；遇到骨折，如果找不到合乎规定的夹板，可以找普通木板、木棍、硬纸代用”。②《把医疗技术送到农村——山东省巡回医疗队海阳第一小队下乡传经记》，参见《人民日报》1965年7月1日。可见，这一教学过程并非城市向乡村传授知识的单向度输出，而形成了两者的互动：乡村本土的医疗卫生实践能够为巡回队伍提供地方智慧与经验，而巡回医生则通过科学的提炼总结，将典型的方法推广到更普遍的场域。除编纂简洁易懂的教材之外，城市医疗人员还带领农民学生参加巡回医疗，“看到什么病讲什么课的方法，使理论密切联系实际”，③《医生要下农村，医疗卫生工作要面向农村！》，参见《人民日报》1965年8月4日。帮助文化底子较为薄弱的贫下中农子弟更生动地理解具体病症的治疗方法，在实践中巩固知识与习得上手技巧。经过几个月的培训，效果十分显著，学生已经能够诊疗小伤小病，运用针灸为村民解除劳动后的肢体酸痛，甚至独立操刀一些手术，农民们因而满怀喜悦地说：“这些年轻人既是我们的社员，又是我们的医生；他们是土生土长的，不会离开我们，有了他们，我们就有依靠了。”④《医生要下农村，医疗卫生工作要面向农村！》，参见《人民日报》1965年8月4日。仅1965年上半年，“全国各地农村巡回医疗队已经为农村培养了二十二万不脱离生产的卫生员，还培养了一批半农半医的医生”，⑤《普及农村医疗卫生工作的重要途径》，参见《人民日报》1965年8月24日。而这些“不走的医疗队”也就是为中国农村医疗事业作出举世瞩目贡献的“赤脚医生”。在农村生机勃勃的医疗实践背后，以巡回医疗队伍为媒介，农村与城市紧密相连。
四、融入农村：生活与心理的整体感知
除专业性的医疗工作外，巡回医疗队伍还尽最大可能削弱治疗流程对患者生产工作与家庭生活造成的影响，这种超越纯粹医学范畴的考虑，证明除了在专业领域的观念转变外，实质上也产生了心理情感的深刻变化。巡回医疗队伍在乡间送医送药，培养乡村医生，停留时间往往长达数月，在这一过程中，乡村不仅是巡回医疗人员的工作空间，还是他们日常生活的场域，不少医生直接住在公社社员家中，实行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三同”，与社员们产生了深切的友谊，也对农民的生活条件、起居作息、劳动环境有了真切的了解与体会。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黄家驷在湖南农村开诊时，便住在一位社员家中，“里间是他们一家人住，我住在外间，那是厨房。我和一位年轻的同志合住一床……床是硬板床，虽然铺有稻草，但毕竟和家里的弹簧垫不一样”。这一坦诚的对比表达既呈现了农村生活条件的简朴，更衬托出长久居住于此的农民们的坚韧与淳厚。在并不宽裕的物质环境中，“农民们起早摸黑，终日坚持劳动，为国家创造了不少财富，可是他们自己却艰苦朴素……农忙的季节，男女老幼全家出工。有些农民头一天还在发烧吃药，第二天烧一退又在田间劳动了”，⑥该段前述引文参见《医生要下农村，医疗卫生工作要面向农村！》，《人民日报》1965年8月4日。“有的你免费给他治病，第二次就不来了，怕因此增加国家的负担”。⑦《在巡回医疗实践中改造自己——天津巡回医疗队第二队队长俞霭峰的来信》，参见《人民日报》1965年7月1日。这些真切发生在身边的事显然震撼了医者的心灵，希望为同胞们消除病痛，帮助他们顺利生产劳动的想法，由此不再是单纯外在的政策要求与理性考量，而成为融入情感与关怀的自主愿望。深度体验了解农民的作息习惯与生活环境，亦有利于巡回医生引导卫生防疫的乡村新风，从根源处形成保护农民健康的屏障。例如，医疗队前往西北农村巡回时发现一个地区肠胃疾病高发，经调查后发现原因在于该地地下水盐碱化，“群众吃的是水塘里储存的雨水和雪水，人畜共饮，很不卫生”。巡回队员并没将自己限定于提供纯粹的医疗援助，而是深入源头，从民众日常生活饮水的改善来预防疾病。“在群众帮助下，他们在水塘旁边动手打井，很快就砌成了水源充足的渗透井。社员们吃上了清洁的甜水，十分感激，亲切地称医疗队是‘打井医疗队’。”①《北京医疗队到西北农村巡回医疗 把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关怀送到贫下中农心坎上》，参见《人民日报》1971年3月26日。可见，在深入贴近生活的前提下，巡回医疗队队员不仅是医者，还成了乡村社会革命建设的共同参与者。
对于农民朋友们性情习惯的了解，还体现在生活、送医过程中的种种细节。例如黄家驷一次为患肺结核的贫农看病时，为其开了三十片异烟肼治疗，但病人因为担负不起药品费用而不愿接受。黄家驷因而劝慰道：“治病要紧，药先拿去吃，钱以后再说。”但是对方依然不肯受药，因为他不能劳动，以后还是拿不出钱，经再三劝说后才收下。此处发生了话语理解上的歧义，当城市医生安抚手头拮据的病人“钱以后再说”时，意思是“之后可以不需要还钱了”，而乡村的病人则从字面上理解话语，担心未来依然无法还款，辜负与医生的诺言，黄家驷由此感动于农民的心口如一，并省思自己“还没有学会农民的语言”。②《医生要下农村，医疗卫生工作要面向农村！》，参见《人民日报》1965年8月4日。可以看到，在巡回队员与农民之间依然存在诸多生活习惯乃至用语偏好等细微之处的差异，这种差异源于不同历史传统与生产经济背景，并非能在朝夕之间改变。但是，只要怀有为对方着想的真诚心愿，那么这种差异就不是沟通的障碍，相反，在交流中理解具体差异生成的原因与性情，则将通向更深层次的理解。这一意义上理解医疗队伍在巡回时所实现的情感、认知等跨越，其内涵不是指医者与农民的完全趋同，而是指双方能在彼此理解中获得情感共振。
在巡回医疗队伍的乡村医疗实践图景中可以看到，在先在信任的统摄下，巡回医疗队伍通过体察所到之地的地理特质、经济生产条件与民众对于治病就医的习惯心理，结合当地现有物质条件与社员的文化水平，探索出一整套符合农村发展实情的医疗道路，实现了专业领域的认知跨越。这不仅意指巡回医疗队伍调试了诞生于城市空间的所谓“正规”医疗，使之适应乡村与偏远地区，还指向在医学专业上对乡村的重新认识：乡村并不完全是医疗的荒芜之地，它拥有历史积累的地方性知识、可资使用的本土物资，以及具有极大可塑性的医疗人才。在认识观的转换下，对远道而来的医者来说，乡村也就不再是陌生的令人手足无措的场域，而是可以上手的熟悉空间。在长达数月的巡回过程中，农村成为工作与生活并行的场域，在真实的生活场景中，熟悉乡村意味着更进一步对农民的心理、习俗与生活有全面的感知与同情，这就是在巡回人员进行专业性转换之际同时进行情感心灵的跨越。
五、共同体中社会想象的形成与信任政治的推进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巡回医疗在全国范围内深度推进，无疑在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从直接目的上说，巡回医疗队伍送医下乡，平衡了地域间医疗资源的差异，尤其是帮助乡村、偏远区域培育了本土的“赤脚医生”、卫生员，使地方民众有了依靠，能够足不出村，花少量的钱就看上病，缓解了广大地区人民的疾痛，亦减少了伤病对劳动的影响。因此，这一医疗事业不仅助益群众性的生产运动和新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更符合社会主义提升人民福祉的价值理念。
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一个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的国家，其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关键环节，包括不同地域的人民跨越地理、风俗乃至性情差异，感知与认同国家和社会主义的价值理念。巡回医疗这一跨空间的实践就切实促进了城乡、区域间人们的相互理解与情感纽带，形成了一种共有的社会想象，巩固了共同体的信任。与学术团体中的“社会理论”相较，“社会想象”具有三种特质：第一，社会想象不是利用理论术语加以表述，而是普通人通过具体的形象、故事等对环境加以把握。第二，理论通常只在少数精英团体中分享，而想象则为社会中大多数人所共同拥有。第三，由第二点特质引申而来的是，“社会想象是使人们的实践和广泛认同的合法性成为可能的一种共识”。(p.19)而由中国共产党领导支持的巡回医疗实践，在医者与农民等群体的共同探索与推进之下，形成了各主体间相互的社会想象。
（一）从城市视角观察农村农民
作为城乡空间的直接跨越者，巡回医疗队伍对乡村的认识与农民的感情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城市，虽然同样有阶级情感的教育，但是停留在理论上的认识使得医生“总觉得空空洞洞”，这一情感对象是抽象模糊的，心中也就无法感到与农村、农民的真切联系。而巡回至乡村后，“生活和工作在贫下中农身边，有时睡同一个炕，吃同一锅饭，在一块地里劳动”，此时农业生产从嘴边吃的大米饭变成了在田地里插下的每一株秧苗、挥出的每一次锄头，抽象的阶级兄弟成了眼前具体的同甘共苦的朋友，“他们为你服务，可以不惜血汗，毫不计较；而当你为他们做一点好事时，他们就会情不自禁，恨不得掏出心来”。①该段前述引文参见《巡回医疗队必须突出政治》，《人民日报》1965年8月24日；《在巡回医疗实践中改造自己——天津巡回医疗队第二队队长俞霭峰的来信》，《人民日报》1965年7月1日。情感与认知的转变带来了想象图景的变化，陌生的农村空间相应从头脑中模糊的边缘地带浮现，成为与自身生活紧密相关的组成部分。支援农业，为农民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亦成为巡回医生们的真实心愿。如上文所言，巡回医生针对农村、农民的特质，在治疗与教学等专业领域都做出了符合乡村实际情况的改变。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变动不仅发生在身处乡村的巡回医生身上，也在城市医院引起了广泛的共振。例如，广州某部队医院的医疗队在巡回时发现，公社卫生院缺乏蒸馏器与蒸馏水，对此，医院悉心研制出了造价便宜，农村卫生院可以自制，操作便利的“六·二六”型微型去离子纯水器，②《广州部队某医院制成微型去离子纯水器》，参见《人民日报》1968年10月29日。能够推广使用为农村提供干净的医疗用水。由一线实践人员而引发城市医院、医疗制品如化工行业等发展，以共同服务农村。可见，与农村发生血肉链接的空间转换不仅发生于巡回队员身上，还在更广泛的城市行业引起波澜，将城乡人民组织起来互帮互助、彼此奉献，这就是巡回医疗这一行动更广泛的影响力。
（二）从农村农民视角观察城市与现代化
城市是大工业率先发育的基地，亦是现代文明发展的地域载体，而乡村以农业生产为主，传统气息依然浓郁，对城市的情感是复杂的。一方面，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浪潮中，现代化无疑同样是乡村的发展方向。但另一方面，农民对城市现代化的运行方式又是隔膜甚至抗拒的，这可以清晰地从农民们的求医行为中看出：当巡回医生为需要手术的病患开具北大医院的介绍信时，“一再说明，有我们的介绍信去了就能做，医疗费也不会太贵。可是病人很失望，扭头就走”。农民们对城市医院的抗拒有多重心理因素，例如担心费用贵、耗时长，忧虑在分科体系下找不到合适的科室就诊，甚至即便在医生澄清后，农民心中还是有无法形诸言语的对外部陌生世界的警惕，加之乡村所流传的一些求医受挫的故事，让他们认为“城里的医生八台轿也请不来”，①《巡回医疗队必须突出政治》，参见《人民日报》1965年8月24日。“人家都说没有一百块钱，休想让城里大夫在眼上动刀！”②《为什么医疗费相差十倍以上——访北京农村巡回医疗队同仁医院医生》，参见《人民日报》1965年6月9日。因而，乡村医疗的现代化要素是有限的，农民因为医疗资源的短缺甚至通过巫医获得内心慰藉。巡回医疗全面推广，一方面，偏远地区的民众亲身了解了来自城市医生的工作方法与工作作风的改变，“医疗队来到我们公社以后，同基层医务人员坚持了‘三同’，从不特殊。除了每日坚持门诊外，还经常深入农村巡回医疗，送医送药上门……这些令人难忘的事儿，在公社里流传很广”。③《欢迎医疗队到农村去要求医疗队到农村去》，参见《人民日报》1965年8月24日。过去的印象被新的交往活动所代替，农民也自然对巡回医生所来之地——城市有了全新的想象与认知，城市不再是冷漠、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城乡彼此间能切实提供支援，紧密相连。另一方面，在巡回队伍的普及宣传下，农民了解强化了卫生知识，践行防疫病的日常生活习惯，大大降低了染病的概率。此外，民众们在身体不适时亦能够向巡回医生参与培养的赤脚医生与卫生员求助，这些在乡村流行起来的的卫生习惯与求医行为，不仅有效提升了民众的健康水平，还能“慢慢地移风易俗、破除迷信，把农民从封建迷信、巫医神汉的影响中解放出来，相信科学，讲求卫生，从这个方面，把我国农村建设成为一个繁荣、幸福、文明的现代化的新农村”。④《积极培训农村不脱离生产的卫生员》，参见《人民日报》1965年8月25日。可见，以巡回队伍与赤脚医生为媒介，民众接触、浸润于社会主义现代卫生医疗的新风，这种打破地域限制的生活样态也说明了乡村不是外在于“城市的现代性”的，而是与城市一起共同属于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整全板块。
（三）以民众之视角观国家与中国共产党
巡回队伍下乡送医时，不少队员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工，成为亲密互信的友人。但需要指出的是，城市医生与社员、农民患者之间所建立的关系不仅是单纯的私人情感，还指向一种公共关系。如前文所述，农民从一开始就乐意接纳陌生的巡回医生，相应的，巡回队员内心从最初就怀有下乡的原初动力，其前提就在于他们都对提倡、推进这一实践的中国共产党怀有先在的信任。农民亲切地将巡回医疗队称呼为“毛主席派来的大夫”，当农民感谢巡回队员时，医生亦会道一句“这是毛主席叫我们做的”。⑤《不了解农民就不能为农民服务》，参见《人民日报》1966年1月23日。双方口中的领袖作为国家的形象象征，表明了在两者相处交流之际存在着第三方公共者的担保与支持。因此，医者与农民的交往过程不仅促进了他们对彼此的情谊，而且巩固了他们对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认识与感情。
从医者的角度而言，亲历农村的工作促进他们了解农村生产生活场景、农民的健康水平与习惯性情，也使他们在实践中省思、理解国家的方针政策。“我们对于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的精神并不是一开始就领会的，而是在不断深入实际，不断实践的过程中，经过一番复杂的思想斗争，才逐步提高，逐步统一认识的。”⑥《巡回医疗队必须突出政治》，参见《人民日报》1965年8月24日。例如，只有到了农村，城市医生才了解向乡村输送医疗资源的必要性，以及如何开展与本土实际情况相符的诊疗手术，如何培养乡村卫生员，如何廉价治病。在亲眼所见与亲耳所闻的实践基础上，医者在诸多细节上都深深刻会到“在医疗制度、医学教育和医学科学研究各个方面都必须进一步考虑如何更好地面向农村，为贫下中农服务，为农业生产服务”，⑦《医生要下农村，医疗卫生工作要面向农村！》，参见《人民日报》1965年8月4日。也就更真挚地理解并认同了国家所制定的“卫生工作面向农村、面向农民”的价值导向。
从农民的角度而言，巡回医疗提供了以“新故事”对比“老故事”的又一次契机，在乡村，一次成功的治疗往往流传甚广。农民朴实的叙述往往夹杂着时间与历史的叙事，例如“旧社会，我们就得了眼病。可是，那时候我们给地主和资本家做牛做马，病痛残疾，有谁来过问一声呢？”“在旧社会，我父亲病了，请不起医生，活活病死了。”与之对比的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国家派来的医生悉心治疗下，“我们每个人只花了块把两块钱，瞎了多年的眼睛重见光明了”，“今天我女儿病得那么重，医生们两天一夜不睡觉，一直守在我女儿身边，直到把她从九死一生中救活”。①该段引文参见《巡回医疗队必须突出政治》，《人民日报》1965年8月24日；《我们的眼睛复明了》，《人民日报》1965年8月4日。这两则真实的事例充满了象征意味，从黑暗到光明，从无助的暮年到新生的青春，代表着农村是新世界中充满希望的画卷。这些今昔对照，自然加深了民众对于国家、中国共产党的信任。
巡回医疗并非信任政治的开端，它以历史上风起云涌的解放战争、土地革命、社会主义改造等为先在的信任；同时，巡回医疗亦远非信任政治的完结，其时，华夏大地上还奔涌着送戏下乡的巡回演出队，帮助农民共同解决生产困难的土壤、庄稼医疗队，农业机械使用的指导队等。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是一个在长时间段与全方位领域进行的实践，就时间维度而言，需要兼顾民众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就地理层面而言，需要平衡城乡、区域间发展差异的实情，以全国一盘棋的视角来考虑发展中具体的步骤设置与问题处理。而在根底上，社会主义建设进程又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自己起来建设家园与祖国的事业，需要在诸多复杂甚至矛盾的因素之中对民众进行组织动员，因而“信任”在漫长的时间周期与横亘的地理区域中始终充当着极其重要的情感纽带。同时，信任政治的建立是一个点滴积累、循序渐进的过程，当下实践的展开借力于过去的信任积累，而未来则又将从当下的信任汲取能量，因此，作为信任推助器的巡回医疗实践正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以巡回医疗为媒介，民众跨越不同地域的空间限制紧密联系在一起，在集体的社会想象中巩固了信任的政治，既为当下中国的信任政治提供了历史依据，又为新时代乡村振兴等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输送了宝贵经验：第一，发展路径的探索需要经过深入一线的考察与实践，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发现问题与解决问题。第二，挖掘地方发展之路需要依循本土特色，依靠与培育本地人才，使之形成具有自我发展动力的有机循环。第三，情感与意志是探索发展道路中不可缺少的要素。正如巡回医生所感慨的，乡村医疗道路行不行得通的，“关键在于人的思想感情问题”。这正与当下所提出的要建立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的方针相契合。强调情感因素，不是撇去理性与客观规律，而是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只有明确了为人民服务的基本准则，对广大人民怀有同情与共感，才能更好探索以服务于人民为价值导向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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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查尔斯·泰勒.现代社会想象.林曼红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
The Politics of Trust:On a Survey of Mobile Medical Service in the PRC by the People’s Daily
(Hu Tian-jiao)
The formation of a cohesive sense of trust in a political community is a key step in improving the governance capacity of a country.As we reviewed the eventful history of the new China，mobile medical service provided timely relief to areas in shortage of medical care，potentially connected people’s emotions and perceptions in different regions，especially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and consolidated the people’s political trust in the state and the collective.The backdrop of the system lies in the credibility and direct support of the CPC and the country，oriented to the fundamental values of socialism.In a socialist country，the path of development，with serving the people as the value orientation，can be better explored，only when the basic principle of serving the people is clearly defined and when there is sympathy and empathy for the people.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8273（2020）09-0089-11
本文系2018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与农村社会发展”阶段性成果。
作者：胡天娇，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暨哲学系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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