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当代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的生成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当代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的生成闫玉清 赵兴银
[摘要]历史上看，当代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的生成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息息相关。当前，国内外格局为当代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的生成与拓展提供了新机遇，提升当代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正逢其时、正当其势。从现实出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内在地蕴含着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的勃发生成，当代中国文化能够乘势振兴、蹈厉前行，跨越国界、影响海外，对内能够凝聚民心提供民族复兴动力，对外能够传播民族复兴的道义内涵，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应有贡献。基于实践逻辑，当代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的生成与一个古老民族走向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紧密相连，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意味着中国文化将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台中心，并发挥实质性的引领作用。
[关键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当代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
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同外部世界的交融性、关联性、互动性持续增强，中国正在成为对世界产生影响的重要一极，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当代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的生成既是国运振兴的重要表现，又是民族走向复兴的重要标志。但是，一些敌对势力不愿看到中国人民过上美好幸福生活，不愿看到中国影响力变强变大。一段时间以来，他们恶毒污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大肆抹黑中国形象。对此，我们需要从历史、现实和实践等多维视角理清当代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生成的真正成因。这既是守正创新发展当代中国文化、复兴中华文明、实现民族振兴的时代要求，也是在全球范围内建构当代世界新的文化图景、维护当代世界精神生态平衡的现实需要。
一、当代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的生成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息息相关
每段历史都有自身的运行规律。当探讨当代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如何生成之时，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中国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曾长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对世界文明产生过重要影响。对此，我们不禁追问：这些影响发挥过怎样的作用，有着怎样的规律？这些作用与规律对当代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的生成有怎样的借鉴意义？这些问题只有放到历史的长时段中加以考察，以清晰的历史大逻辑烛照鲜活的时代大潮流，我们才能把握到中国文化生命起伏跌宕、跨越时空、超越国度的永恒魅力。
（一）西方曾经出现的“中国文化热”的兴与衰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产生了基于文化认同基础上，对后世影响至深的核心价值理念和思想范畴，形成了独特的中国文化精神，达到了高度的中华文化自觉。在漫长的封建社会，秦皇汉武开疆拓土，唐宗宋祖文治武功，绵延千余年的丝绸之路开创了中国文化影响世界的璀璨盛世；蒙元一代蒙古铁骑在以武力征服欧亚大陆的同时，也将中国四大发明等先进文化带到欧洲，对欧洲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英国人赫德逊说：蒙元世纪欧洲发现旧世界的最大意义是发现中国。(p.135)欧洲中世纪晚期有关中国的三大游记——《马可·波罗游记》《曼德维尔游记》《鄂多立克东游录》，近乎一致地将中国表述为地大物博、城市繁荣、商贸发达、交通便利、君权强盛、政治安定的人间乐园，塑造了此一时期西方对中国形象的集体记忆。(p.3)明清两代中西文化交往领域更广、范围更大，欧洲大陆在17—18 世纪掀起了空前的“中国文化热”；1700—1759年的60年间，欧洲出版了599部有关中国的各类著作。(p.2)朱谦之在20 世纪40年代研究指出：“我们已经知道欧洲的文艺思想时代实以中国之重要发明为其物质的基础，我们更应该知道欧洲十八世纪实以中国之哲学文化为其精神的基础。如赖赫淮恩（Reichwein）所说，中国思想在十八世纪之影响，至可称‘孔子为此世纪之守护尊者’，换言之，十八世纪实为欧洲文化受中国哲学文化洗礼的时代。”(p.48)法国启蒙运动领袖人物伏尔泰曾经这样说：“中国人在道德和政治经济学、农业，生活必需的技艺等等方面已臻完美境地，其余方面的知识，倒是我们传授给了他们的；但是在道德、政治、经济、农业、技艺这方面，我们却应该做他们的学生了。”(p.323)可以说，到18世纪中叶，“西方五个世纪不断美化的中国形象在‘中国潮’中达到高峰”。(p.3)就是说，如果从“西方的中国形象出现于1250年前后”(p.2)算起，那么到鸦片战争前，中国文化对欧洲的显著影响持续了500余年。
然而，在完成启蒙运动、进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同时，欧洲开始大肆丑化中国形象。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迅猛推动下，中国文化影响力渐由优势转为劣势，至近代鸦片战争后彻底败下阵来。“为什么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的若干世纪，西方人对中国总是好感过多，而此后一段时间，这种好感顿然消失？中华帝国可敬的历史悠久，成为可耻的历史停滞；美好的孔教理想国成为臭名昭著的东方专制帝国；曾经发明过火药与造纸术，皇帝是诗人农夫是哲学家的民族，如今成为被奴役的、愚昧残暴的、野蛮或半野蛮的民族。是什么因素造成了这种转变？”(pp.1-2)其中原因虽然复杂，但以下三点却是主要的。
第一，这是西方进入资本主义阶段后生产力领先发展的必然结果。尽管“资本主义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p.871)但资本主义生产力却远比封建社会发达。从15世纪西欧“地理大发现”开始，西方国家通过大航海活动，并以主权国家为依托向海外大肆扩张，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先后将自己的势力扩张到东南亚乃至中国澳门、台湾，严重冲击中国传统的朝贡体系，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开始走向衰退。18世纪60年代开始的英国工业革命奠定了英国的世界霸主地位，1840年英法等西方列强发动对中国的鸦片战争，用武力打开清政府闭关锁国的大门，导致存在了两千年之久由中国主导的东亚朝贡体系崩解，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的大厦开始坍塌。日本、朝鲜、越南这些原来属于东亚文明圈的政治体开始从中华文化圈中剥离开来，且渐行渐远。特别是日本，由于明治维新的成功，快速改变了与中国的实力对比，并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打败了清政府，实现了历史的逆转。甲午战争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观念，使中国彻底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落后国家，成为任西方列强肆意蹂躏宰割的“低等民族”。
第二，这是西方为了强化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而推行“去中国化”文化战略的必然结果。有学者总结，中华文明对西方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是持久且不可逆转的，其中最具实质意义的影响有四个方面：人文社会的形成、现代民族国家结构的建立、文官制度的制定和西方经济思想的产生。(p.7)但是，汲取了大量中国文化滋养、完成了现代性转变的欧洲，反将中国文化视为古老、落后、专制、野蛮的象征，在令人费解的背后暴露了资本主义的邪恶本质。比如德国人赫尔德就指责中国是“一具停止了血液循环的木乃伊”；法国孟德斯鸠认为中国是“靠板子的恐惧来治理的专制国家”。(p.76)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认为，中国“可以说还在世界历史的局外，而只是预期着、等待着若干因素的结合，然后才能够得到活泼生动的进步”。(p.117)黑格尔从思辨的视野出发，以东西二元对立模式将以欧洲为代表的“西方”与包括中国、印度在内的“东方”划分为相对立的两极，认为“东方及东方的哲学不属于哲学史”，“在东方只有主人与奴隶的关系，这是专制的阶段”。(p.94)尽管我们认识到黑格尔及其他一些欧洲哲人对中国封建社会制度的评价有其客观进步性的一面，但他们从中西对立、主客二分的立足点出发，将中国哲学排除在世界哲学史之外，强化的是欧洲意识形态中的西方中心主义逻辑，因而从学理上成为近代乃至现代西方优越论的滥觞。1895年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更是丧心病狂地提出“黄祸”概念，认为中国众多的人口对西方而言是一种巨大的“威胁”。从19 世纪中叶直到二战结束，西方列国高喊“去中国化”口号，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去中国化”行动，环绕中国周边的东亚、东南亚国家不仅不再使用汉语汉字，而且从思想上也与儒教文化圈渐行渐远。“从表面上看，‘去中国化’似乎仅仅是东亚、东南亚国家的政治行为，然而细细分析，从二战以后的国际形势上不难看出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政治影响，即是说，‘去中国化’背后是西方的‘文明冲突’论（亨廷顿）和‘历史终结’企图（福山）。”(p.85)
第三，这是中国国内政治腐败、国势衰微、国运不昌的必然结果。晚清时期西方文明的强势冲击和日本的崛起，使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欧美、日本列强除了在军事、政治、经济上对中国进行肆意侵略外，还在精神文化上以传教、开办西洋学校为名奴化中国人民，进行文化侵略。“从鸦片战争至19世纪末，外国来华的传教士达3200多人。”“一些传教士实际上是在中国各地收集情报的间谍。”(p.7)可以说，中华民族是背负着八国联军占领北京、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辛丑条约》的巨大屈辱，无比悲愤地跨入20 世纪的门槛。中华民族的危机本质上就是中华文化的危机，是传统中国价值观和文化资源解释不了新的世界变局、跟不上世界变革步伐的危机。中国人认识到这一点并非通过自我觉醒，而是列强的枪炮和战舰。归根结底，近代中国国力的衰弱、中国文化的僵化以及晚清政府的腐朽没落是造成近代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落后的根本原因。
（二）中国共产党是推动当代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不断生成、提升的核心力量
失败后的觉醒，是中国文化产生内生动力的标志。20世纪初掀起的新文化运动，以民主和科学的旗帜对中国封建文化进行勇猛冲击，打开了新思想涌流的闸门，掀起了前所未有的启蒙浪潮和空前深刻的思想革命。一批新旧交替时期的文化大师、思想巨匠以自强保种、开启民智为己任，开创了中国近现代文化思想史的“黄金时代”，对中国文化的复兴与再造、传播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使中国人民不断觉醒，一批先进分子以救国救民、改造社会为己任，探求改造中国社会新方案，在中国大地上掀起学习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热潮，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创造了条件。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这是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深刻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也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从此，中国文化发展的主导权历史性地落到中国共产党人的肩头，引领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影响世界的巨幕就此拉开。
自近代新文化运动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国内经历了国民革命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全民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四个时期，世界范围内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国内时局与国际局势交互影响，中外文化之间的互相交流与传播显得尤为迫切。
1914—1918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迫使西方一些有识之士深入思考人类文明的发展前途问题。他们深切认识到西方近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弊端，同时把目光投向东方，希冀从古老的中国文化中汲取有价值的思想。英国哲学家罗素在《中国问题》一书中热情礼赞中国文明，将其视为决定中国和世界未来发展的“为现代世界所急需”的第一要素。罗素开诚布公地说道：“我们的繁荣以及我们努力为自己攫取的大部分东西都是依靠侵略弱国而得来的，而中国的力量不至于加害他国，他们完全是依靠自己的能力来生存的。”“到目前为止我只有一个结论：中华民族是全世界最富忍耐力的，当其他的民族只顾及到数十年的近忧之时，中国则已想到几个世纪以后的远虑。”(pp.3、7)此一时期，英、法、德等国又形成了一轮小规模的“中国文化热”，一批研究中国文化的学术组织与研究机构出现在欧洲国家的一些城市，如德国法兰克福大学中国学院、达姆斯塔特的“东方智慧学院”、法国巴黎大学中国学院等。它们以研究和传播中国文化为宗旨，深度挖掘中国文化的影响因子。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后，世界反法西斯组织与各国文化界人士声援中国人民的正义战争，一些欧美文化组织如英国、法国、美国等左翼组织向本国大力宣扬中国人民的抗战事迹，翻译中国现代文学和抗战文学，传播中国文化。西方一些国家的记者、作家、政治家、艺术家、医生等纷纷来华实地了解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发表和出版了大量有国际影响的文章著作，最著名的有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史沫特莱的《大地的女儿》《中国在反攻》，斯特朗的《五分之一的人类》《中国的一百万人》，斯坦因的《红色中国的挑战》，福尔曼的《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爱泼斯坦的《未完成的革命》等。特别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出版后，在国际上产生了巨大影响，开创了“西方了解中国的新纪元”，①参见爱德华·卡特：《红星照耀中国书评》，《太平洋事务杂志》1938年第5期。成为当时世界了解中国革命、了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的重要窗口。与此同时，中国文学艺术向西方传播的质和量都有很大提升，不仅国内一批才华横溢的艺术家如梅兰芳等出国表演，把中国表演艺术“登峰造极的演技和中国古典戏剧所具有的最深奥的秘密”展示给外国观众，而且国外也出现了一批对中国文化、文学艺术、科技有深入研究的汉学家、科学家。梅兰芳的表演对德国戏剧大师布莱希特影响深远，他撰写了重要文章《中国戏剧表演艺术中的间离效果》谈对梅派艺术的看法。刘海粟等国画大师在欧洲多地举办中国现代绘画巡回展，使中国文化“震动全欧”（蔡元培语）。芬兰汉学家喜龙仁的著作《中国早期艺术史》《中国艺术三千年》《中国的园林及其对十八世纪欧洲的意义》等都是开山之作，在20 世纪四五十年代对欧洲影响巨大。中国近现代文学家如鲁迅、郭沫若、茅盾等名家的作品被译成英俄日等国文字出版，中国哲学、宗教、史学、语言文字学、科学等方面的思想成就被大量翻译介绍到国外，得到广泛研究和阐释。英国著名科技史专家李约瑟教授组织中英科学家陆续完成了7 卷本的《中国科学技术史》，肯定了中国古代科学成就和科学思想在世界上的地位和价值。(p.157)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标志，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革，彻底结束了中华民族的百年屈辱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我国对外文化交流传播全面复苏。国家通过广播、报刊、书籍及各种对外交流活动，将中国声音、中国形象、中国精神传播到国外，形成新中国新的文化感召力和影响力。正如美国资深外交家基辛格在《论中国》中写道：自新中国成立伊始，就在世界的舞台上发挥着比其实际力量更加强大的力量。国际上众多革命者认为“中国是一种道义和政治力量，他们坚持通过自身的榜样作用，把自己独特的思想信念向钦佩中国的世界传播”。②亨利·基辛格：《论中国》，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第94、315页。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理论，极大彰显了中国思想对世界的影响，“为中国在第三世界发挥积极、独立的作用提供了一种手段”。①转引自张首映：《中国思想理论进入世界的鲜亮标志》，《人民日报》2018年1月18日。
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全方位对外交流的展开，当代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综合国力竞争更加激烈，文化作为软实力被置于与经济、科技、军事等硬实力同等重要的地位。尽管与西方发达国家比较起来，我国当代文化国际影响力还处于弱势，但随着对外传播策略的调整，我国对外传播媒体建设步伐不断加快，对外文化交流活动日益频繁多样，出现了官方与民间协同驱动、传统媒介与新媒介融合发力的良好局面，中国当代文化国际影响力的生成进入全面振兴的发展阶段。
需要指出的是，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全方位的快速发展，使一些惯常以“傲慢与偏见”看人的西方国家如鲠在喉，不惜以各种手段对我国进行打压、抹黑，大肆宣扬各种妖魔化中国的论调，妄图搅乱、阻滞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进步伐。在2020 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反华势力对中国、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的污蔑无所不用其极。但“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伴随着中华民族复兴的豪迈步伐，中国当代文化国际影响力只会更加深入地融入世界历史发展潮流，并对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产生更加巨大的影响。
（三）提升当代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正逢其时、正当其势
文化自觉、自信、自强是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内在逻辑，也是当代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生成的基本条件。当前，我国既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历史发展时期，也处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时期，这既是历史机遇期，也是发展挑战期。紧紧抓住用好这样的历史机遇期，积极应对各种复杂挑战，将会大力推动我国当代文化国际影响力的提速生成。作出这样的判断，主要有以下三点依据。
第一，每逢世界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都是文化实现跨越式发展的质变期，也是文化能够超越国界、发挥国际影响的关键期。我国春秋战国时期、三国两晋时期、近代时期都是几百年一遇之大变局时期，文化的交流、交融、交锋频繁而激烈，文化旧体的消亡与新质的形成都在此时期完成。延至今日，中国文化中的优秀基因，例如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秉持的天下大同理念、协和万邦的天下观，占据了当代国际文化交流中的道义制高点，成为中国当代文化国际影响中的不变因子。当代中国文化中的新质因素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在交流交融交锋中走向国际价值体系。就世界范围看，西方从文艺复兴起开始的文化调整和转型，直到19 世纪末20 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制度逐渐定型后才告一段落，又随着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转入新的衰退周期。资本主义文化在这一历时500 年的漫长发展转变过程中，形成了自身一整套价值体系，特别是欧美文化至今还对世界文化产生重要影响。由此看来，当代中国文化完全可以凭借当前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时期，在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的同时，推动形成影响世界的核心价值理念，为世界精神文化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第二，当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正处于历史上最好时期，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在相对和平、安定的发展环境中推动实现文化的繁荣发展，推动当代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日益扩大。“仓廪实而知礼节。”文化的发展、精神面貌的改变毕竟需要一定的物质条件作为支撑。从长历史阶段来看，当代中国文化所面临的新变，或者说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是近代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文化变革的延续，是中国现代化历程上一个没有中断亦未完成的过程。正如习近平指出的那样，要“讲清楚为什么五四运动对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具有如此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讲清楚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能够成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指导思想，讲清楚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够担负起领导人民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历史重任，讲清楚为什么社会主义能够在中国落地生根并不断完善发展”。这四个“讲清楚”，根本上就是要讲清楚当代中国文化的源头何在。当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一带一路”倡议已得到国际社会广泛响应，联合国和众多国际组织有关文献多次引用和推广这些思想的核心要义，标志着当代中国思想理论在世界舞台上开始发挥重要影响力。由此可知，当代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的生成，是近代以来一个长历史阶段内中国文化发展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当代中国文化通过改革开放主动走向世界、融入世界进而影响世界，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中国力量、中国智慧的生动实践。
第三，正确理解与诠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实质，在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基础上把握当代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的历史大逻辑。“世界”是空间范畴，“百年”是时间范畴，“大变局”属于社会范畴，这三个不同维度的概念聚合一起，揭示了当前世界舞台中心发生位移、世界力量对比发生改变、世界秩序发生重构的客观事实。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全球力量结构没有发生根本改变，西方中心主义在国际舆论中仍占据主导地位，一些西方国家通过意识形态话语权掌控国际话语主导权，对中国充满偏见、歧视和敌视的本质没有改变。当前中美之间、中西之间的贸易冲突和诸多意识形态斗争就是明证。那么如何使融创了新质的当代中国文化融入当代世界，使每个人都能够客观感知和评价中国文化，而不是戴着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对中国进行各式各样的“妖魔化”，则是新时代中国文化走近世界舞台中心进而影响世界必须解决的问题。新时代我们明确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以特色鲜明的中国立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话语体系。客观地说，美国文化、欧洲文化是当前对世界文化发挥重要影响的两“极”，中国文化则是绵延五千多年从未中断而又不断融入新质、同样对世界文化产生重要影响的另一“极”，其独特性极为明显。尽管从全球范围看，中西文化势差的存在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美国文化、欧洲文化作为世界强势文化的影响力还会长期存在，但自近代以来，世界上一些有识之士普遍认为中国文化是救治西方文化弊病的良药，是与欧美文化屹立并存的重要一“极”。
总体而言，当前世界格局百年未有之急剧变化以及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现实图景，为当代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的生成与拓展提供了新机遇。但是，新机遇也伴随着新挑战。尽管自两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的衰落”与“中国的崛起”早就成为全球理论界极为关注的研究课题，但客观上讲，当代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的生成还必须在一段时间内承受西方强势文化的压力，必须克服与西方文化在交流交融交锋过程中所产生的一切负面、不利的影响，才能将中国声音、中国精神、中国智慧传播开来，才能在助力世界文化交流互鉴、融合创新的同时增强当代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
二、当代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的生成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相呼相应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也是当代中国最大的现实。中华民族通过近代以来的持续奋斗，迎来了伟大复兴的光辉前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中具有引领作用、标志性意义的重大命题，也是当代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生成的价值支点与理论基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当代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生成的相互关联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内在地蕴含着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的勃发生成，中华民族正是由于自近代以来的发愤图强、不懈奋斗，迎来了民族复兴的光明前景，当代中国文化才能够由此乘势振兴、蹈厉前行，跨越国界、影响海外。而当代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一旦生成，就会格外宏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对内凝聚民心提供民族复兴动力，对外传播民族复兴的道义内涵，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应有贡献。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当代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生成二者相呼相应、相交相融。
（一）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使命担当是激励当代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生成的不竭动力
中华文明经典《诗经》载：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礼记·大学》“汤之盘铭”载：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尚书·周书·康诰》载：作新民。由此可知，不是墨守成规、不是因循守旧，而是不断革新、创新、弃旧图新，不断培育新人，不断为人类作出新贡献，才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基因传承。与西方文化将自身视为“上帝的选民”那种“种族优越论”“天赋使命论”不同，中国文化的核心内涵天然包蕴着悲天悯人、仁和为上的全人类思想和命运与共、休戚相关的全人类意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就提出了“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提出了中国“可以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明确宣示中华民族“要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这就是说，为人类作贡献一直是激励中华民族不断成长壮大的精神动力，其内核就是要不断“新”下去，以新事物、新人类、新文明为万物之灵生长的地球贡献智慧。中国古老的智慧早就训示：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中国愿意把文明发展中的精美珍品拿出来与人共赏，是“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是“美美与共”。“认为自己的人种和文明高人一等，执意改造甚至取代其他文明，在认识上是愚蠢的，在做法上是灾难性的！”“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论语·里仁篇》）这些古老智慧仍可以作为判断今天国际交往中是非曲直的标尺。改革开放后，中国用40 多年的时间在一些重要指标上追上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路程，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在经济实力、军事实力、科技实力等硬实力进入世界前列的同时，支撑中国发展的道路、制度、理论、文化等软实力开始被关注、被研究、被点赞。事实证明，国家硬实力和软实力是当代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生成的一体两面，两者都要“硬”。硬实力硬起来，软实力才有底气；软实力也硬起来，硬实力才有方向。中国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从根本上是为了解决世界各国人民生存和发展的共同需要，它超越西方国家标榜的“利益共同体”的狭隘性，为处于转型期的世界文明探索了一条具体可行的道路。中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是基于中国古老智慧基础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为世界共同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合作平台。仅从欧亚大陆线来看，“一带一路”就惠及亚洲和欧洲60多个国家、40 多亿人口，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性工程，显示出极其旺盛的生命力与吸引力，必将对今日之世界产生重要的影响力。
（二）忧患思想是催生当代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生成的内生动力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中就流淌着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的忧患思想和忧患意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所经受的百年屈辱使忧患烙印铭刻得更为深入、持久。与欧美文化中总是浸透着无比浓烈的悲观主义论调不同，中华民族的忧患思想与忧患意识则总是充盈着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充盈着自强不息的坚强意志和无比坚韧的奋斗精神。20 世纪初，德国历史学家、文化学家斯宾格勒以《西方的没落》一书敲响了西方文明的丧钟，引领一些西方学者以两次世界大战的人类悲剧为依据，悲观地想象历史与人类的未来就是沿着“出生—成长—衰老—死亡”这一过程而不断循环。塞缪尔·亨廷顿推出《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认为“全球政治开始沿着文化线被重构”，文明的冲突就是全球规模的部落冲突，将文化、文明的地位、作用更加鲜明地突出出来。约瑟夫·奈首创“软实力”一语，将一个国家的政治力、文化力、科技力、外交力提升到国家力量的层面。然而，任何对人类文明、文化地位、文化作用的看法都不能脱离具体时代。美国历史学家、文化史学者雅克·巴尔赞将1500年至今的西方文化总结为“从黎明到衰落”这样一个主题，从总体上将当代世界归结为一个不确定的时代、科学时代、虚无主义时代、屠杀的时代、群众时代、全球主义时代、独裁统治时代、设计的时代、失败的时代、通识时代、普通人的时代、电影和民主时代、儿童时代、焦虑的时代、愤怒的时代、充满荒诞期望的时代等，(p.865)这些说法可谓杂乱无序，其实正反映出当今世界处于大调整、大变革、大发展的时代特征。现实地看，一部分西方人的思维还固化在非此即彼的零和博弈中，还摇摆在你输我赢、赢者通吃的冷战思维中，还投身于弱肉强食、穷兵黩武的丛林法则，还深陷于“修昔底德陷阱”的迷思而不能自拔。当代西方科幻电影频频发出外星人攻击地球、人工智能机器人毁灭人类的预言，已故物理学家霍金提出关于“平行宇宙”的猜想，希望在地球之外找到第二个人类得以安身立命的星球，其实这些推测或预言暴露的还是西方一贯悲观的思维定式。但中国科幻片《流浪地球》一出场，便以中国人特有的精神世界为影片定下了中国人特有的运思基调。放眼当代，中国文化与中国智慧真正能为人类命运忧思，为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发展问题而忧患，并能够提供有效解决方案和应对策略，当是举世公认的重要一极。这不仅是因为中国文化与中国智慧中的忧患思想意识本就是解决与人类命运攸关的大问题的题中应有之义，而且也因为这是近代以来中国历经百年求新、求变的理论概括。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互联网对人类文明进步发挥更大促进作用的今天，面对改变了的世界与正在发生改变的世界，中国文化特有的忧世情怀与忧患思想首先要摒弃的就是在危机与挑战面前“自我保全”或“种族优先”的自私自利观念，应当把人类的共同利益与共同发展置于自身发展的重要位置。从现实角度看，当代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并不是刻意营造出来的，而是随着当代中国的发展和进步自然而然展现出来的，中国文化的忧世观念自然涵盖着使“近者悦、远者来”的道义力量，这也是当代中国文化必将发挥重要国际影响力的内在动力。
（三）形成、创新、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是推动当代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生成的重要途径
当代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的生成的核心内涵或显著标志是什么？当是当代中国价值观念的国际传播、认同与吸纳。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不仅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核心内涵，还是当代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的核心内涵。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与当代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的生成之间具有内在统一性，但无论从理论层面还是从实践层面而言，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与当代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都还处于动态建设过程，都有待于从更加成熟定型的社会制度中汲取必要的动力源泉。
从现实认知看，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念，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是对当代中国价值观念的科学定位与准确判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人对“中国价值”的自觉体认与自主探寻，是当代中国人在中华民族优秀价值理念、近代以来中华儿女为实现民族复兴大业不懈奋斗所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群众追求幸福美好生活强烈愿望的现实基础上，在融入世界、融入未来、融入现代化的伟大实践过程中，对人类新型文明价值理念的倡导与构建。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三个倡导”24 个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个倡导”植根于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汲取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追求，但又不是对我国传统历史文化的简单延续；它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为指导，但又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简单套用；它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理念，坚持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正等现代性价值观念，但又与西方所标榜的“普世价值”决然不同，是基于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之上的人类共同价值观念。当然，“三个倡导”不能视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最终概括，而是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开放性的概括表达。“三个倡导”对内有利于固化认知、凝聚共识，对外有利于获得认同、扩大共识，同时也有利于强化新时代社会治理价值导向，有利于推动人类共同进步事业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追求。
从更深层次而言，当代中国价值观念的内涵已极大地超越了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所包含的内容。我国在实现全面小康和现代化国家过程中，赋予了信仰、自由、民主、法治、公正、正义、平等、秩序、稳定、幸福、和谐、财富、尊严、安全等概念更加深刻的现代化内涵，使它们成为当代中国价值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成为当代世界人类共同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当代中国价值观念植根中国土壤，与世界进步潮流同步同频，必将引领世界拨开西方价值观的层层迷雾，指引全人类向全面而自由的更高境界发展。
三、当代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的生成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紧紧相连
荷兰文化哲学家冯·皮尔森在其著作《文化战略》中写道，文化战略就是人类的生存战略。研究文化战略的根本目的有两个：一是“防止人类创造出来的缓解人同自然紧张关系的文化，由于不恰当地使用，转而加剧人同自然的紧张关系，甚至危及人的存在”；二是“防止人创造出来的用以提高人和解放人的文化异化成贬低人和压制人的异己力量”。(p.21)皮尔森的“两个防止”直击西方文化弊病，因为到目前为止，西方中心主义（“白人至上主义”）在西方还占据主流，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约瑟夫·奈的“软权力论”、丹尼尔·贝尔和布热津斯基的“文化矛盾论”等，无不站在西方文化立场上为西方的全球治理出谋划策。2017 年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发布《锐实力：日益增长的威权影响力》的报告，炮制了“锐实力”这个攻击和抹黑中国提升国家形象和国际影响力的专有名词。随后，英国《经济学人》发文强调，中国“锐实力”是一把“穿透文化壁垒，改变西方价值观的利刃”。上述言论实质上反映的是西方对中国进入并引领世界全球化发展的“影响焦虑”。由此可见，无论从历史逻辑还是从现实逻辑而言，当代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的生成都不可能是轻而易举的，不可避免地会遭遇西方文化霸权的抹黑与打压。
从实践逻辑而言，当代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的生成与一个古老民族走向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紧密相连，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紧密相连。党的十九大明确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间表、路线图。民族复兴包括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文明与生态文明以及军事、科技实力的全面振兴，民族全面振兴所释放出来的全部力量，都将成为当代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来源。据此，当代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的生成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阶段，也是我国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期。在这一阶段，我国综合国力将极大增强，并为当代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生成奠定良好基础。第二阶段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阶段，主要特征是“社会文明程度达到新的高度，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中华文化影响更加广泛深入”，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将随着中国国力的实质性飞跃而获得广泛认同、理解和支持。第三阶段为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阶段，主要表征是：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将全面提升，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国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我国人民将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中华民族将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建成现代化强国之时，也意味着中国文化的影响将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台中心，并发挥实质性的引领作用。
当代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生成的阶段性划分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践进程的战略体现，反映了当代中国人对构建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的规律性把握。毋庸置疑，当代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的生成不是一个单一的独自运行的过程，而是以当代中国综合国力为基础的各种影响力交互作用的过程。在这种交互作用过程中，当代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的生成不仅找到了自身发展所需的历史基点与现实起点，而且涵养了饱含民族文化基因和鲜明时代特点的丰厚内涵，形成了发展自身的内在逻辑，从而科学预见了当代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生成的未来趋势。可以说，正是当代中国文化以及当代中国价值观念成为当代中国乃至当代世界发展的现实需要，才使当代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的生成获得最深厚的推动力量。这正验证了马克思的至理名言：“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当然，“光是思想竭力体现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pp.11、462)当代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理应按照它的实践逻辑，在现实条件下实践地生成。统而言之，还需要把握以下三个原则。
第一，弄清历史大势、时代主潮，紧紧围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目标构筑当代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的价值体系。
一个伟大的时代必定有伟大的战略目标作为引领。“战略是刀尖上的哲学，是国家为生存和发展与他国博弈的学问，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是要带刀子的；同时战略又是研究国家发展能力边界即底线和极限的学问，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没有哲学是不行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我们最大的战略目标，构筑当代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的“哲学”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舍此别无他途。近来发生的中美系列冲突，究其实质是美方妄图通过极限施压，摧毁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摧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而实现其长期称霸世界的目标。美国称霸世界，言外之意就是让中华民族永无出头之日，这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都严重背离。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时代潮流浩浩荡荡。马克思、恩格斯曾预言：“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p.88)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就是当今世界的实践逻辑；“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就是当今世界的时代潮流。“身体已进入21 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旧时代”是行不通的。我们必须从战略上拨正指针，精准定位当代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生成的价值体系，为民族复兴大业凝心聚力。
第二，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不放松，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视角出发构筑当代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生成的创新体系。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除了国际力量发生“多极化”变化、世界权力中心发生“东升西降”变化外，世界范围内人工智能、大数据、量子信息、生物技术等快速发展，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积聚力量，世界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处于关键期。中国的一些新科技力量已居世界领先地位，中国正在经历信息、网络和通讯高速发展所带来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革命的创新机会期，同时也是领先世界的机会期，必然会对“老牌帝国”造成“被超越的焦虑”，招致无端抹黑打压。美国智囊人物斯蒂夫·班农就曾露骨地说：首先是“中国制造2025”，其次是“一带一路”，然后是5G；如果让中国领先世界其他国家实现这些目标，那么中国首先将在信息技术革命的背景下变成一个技术强国，然后是制造业强国和经济强国，最后是金融强国；如果不抓住一个可能在5年、7年或者8年内就可能逝去的窗口，对中国的公司进行真正的制裁，将中国的企业从世界经济和金融体系中踢出去，那么随着技术的发展，就再没有机会了。①转引自沈逸：《霸权主义是全球供应链面临的最大威胁》，《光明日报》2019年5月18日。美国霸权主义把这一时期作为将中国踢出世界体系的“机会期”，而我们将这一时期作为必须抓住的战略机遇期，必须发挥国家制度优势，使我国成为全球最具创新活力的国家。美国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保罗·肯尼迪说：从长远看，在每个大国经济的兴衰与其作为一个世界性帝国的兴衰之间，有一种显而易见的联系，即优势总是属于那些有更强的物质创造能力的国家，而技术上的突破与组织上的变革是物质创造的基础。(pp.41-43)当代中国文化不构筑成为“世界性帝国”的影响力，但必须抓住世界现代化和文明转型的赶超机会，加快在理论、制度、科技、文化各领域的创新，形成国际竞争新优势，为世界发展注入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的中国理念、中国智慧和中国机遇。
第三，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从文明互鉴与文明平等的高度着力构筑当代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生成的实践体系。
当代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的生成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从根本上讲是一个全方位的实践过程。我国近些年不仅以经济、政治、科技、国防、生态等综合实力为支撑，参加或举办“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中欧领导人会晤”“中国—中东欧领导人会晤”“东方经济论坛”“博鳌亚洲论坛”“上海合作组织”“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中非合作论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等一系列有影响力的国际性重要会议和高峰论坛，而且以文化、文明为基础，举办“国家节”“文化年”“语言节”“旅游年”“艺术节”“电影节”“国际图书博览会”“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等各种形式的“年”“节”“会”交流活动，在哲学社会科学、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教育科技体育旅游、文学戏曲音乐舞蹈杂技美术摄影等各领域、各门类、各学科进行深度交流互鉴，“引进来”和“走出去”都成为常态。在全球已经成为地球村，世界交通、通讯变得异常便捷的今天，我们更应秉持“不畏浮云遮望眼”的态度，坚守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冷静突破西方价值主导和话语垄断，努力以各种创新性的交往实践活动推动形成国际社会广泛认同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人类文明实现创造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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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reat Revival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the Formation of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e
(Yan Yu-qing and Zhao Xing-yin)
THistorically，the formation of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e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At present，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provides new opportunities for the growth and expans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e，and it is the right time and trend to enhance its international influence.From a practical point of view，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inherently embodies the emerg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of Chinese culture.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e can seize the momentum to revitalise and march forward，transcend national boundaries and exert influence overseas.The culture gatheres the hearts of the people internally and provides the impetus for national rejuvenation，while it externally spreads the moral connotation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and makes due contributions to world peace and development.On the basis of a practical logic，the growth of the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e is closely linked to an ancient nation’s goal of evolving into a modern country.The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lso suggests Chinese culture will approach the center of the world stage as never before to play a substantial leading role.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8273（2020）09-0001-11
本文系国家社科重大招标项目“当代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的生成研究”阶段性成果。
作者：闫玉清，求是杂志社文化编辑部副主任、编审；赵兴银，中共扬州市委党校教务处长、副教授。
责任编辑：澄 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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