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惧文化”的社会建构及其政治社会后果
“恐惧文化”的社会建构及其政治社会后果
袁光锋1 赵 扬2
(1.南京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 南京 210093；2.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研究生院， 北京 100070)
摘 要：“恐惧文化”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恐惧文化的盛行，既与现代社会的不确定性有关，也与媒介技术的发展相关。现代社会具有的“不确定性”是恐惧文化形成的核心原因。现代社会的发展，使得周边世界日益变成不确定的东西，科技带来无法预料的风险，社会网络和共同体解体，而日常化的预测造成想象的风险无处不在，甚至“恐惧诉求”被当作营销手段等这些带来了新的恐惧。现代媒介在恐惧文化的形成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媒介是人们形成“想象的恐惧”的必不可少之物，主要体现在：恐惧感通过媒介网络跨空间、跨文化传染；媒体报道影响人们对于风险的认知；现代媒介将各种风险以最为直接的方式带到人们面前；媒体提供了关于风险的零散知识与文化表达系统；互联网与社交媒体的广泛应用使恐惧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随时可遇的体验。人们的恐惧感催生改变的愿望，在这一过程中，恐惧深刻地塑造了我们的政治和社会生活。
关键词：恐惧文化； 媒介逻辑； 不确定性； 社会排斥
一、现代社会的“恐惧文化”
我们追求安全但又不得不面对各种威胁以及恐惧的情感，这在现代社会已经成为人们的日常经验。布德在《恐惧社会》一书中认为，在现代社会，恐惧是一个影响每个人的问题，是我们时代的基本体验。(1)Bude, H.,Society of Fear，Malden, MA: Polity Press, 2018.沃勒斯坦把恐惧视为“当今世界大多数地方最普遍的公众情绪”(2)Wallerstein, I.,“The Anatomy of Fear,”Commentary, 281, 2010, pp.1-2.。鲍曼甚至认为，在现代社会，“与恐惧的斗争已被证明是一项终生的任务”(3)Bauman, Z.,Liquid Fear,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6, p.8.。恐怖主义威胁、公共卫生的危机、致命的疾病、环境污染的风险、可能发生的战争、不可预测的科技后果，这些都使得恐惧成为理解现代社会的重要情感，以致有一些学者认为，现代社会存在着一种“恐惧的文化”(4)Tudor, A. A.,“(Macro) Sociology of Fear?”The Sociological Review, 51(2), 2003, p.255; Jeffries, F.,“Mediating Fear,”Global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9(1), 2012, p.39.，这一概念被用来指恐惧及其后果通过暴力、胁迫、恐吓和诱惑等直接或间接的形式渗透到社会结构中。(5)Jeffries, F.,“Mediating Fear,”Global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9(1), 2012, p.39.当然，我们说“恐惧文化”是现代社会的特征，并不是否认传统社会也有恐惧这种情感，也不是说现代社会变得更让人恐惧(6)弗兰克·菲雷迪：《恐惧：推动全球运转的隐藏力量》，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09年。，而是强调，关于恐惧的修辞、话语、图像以及人们对于恐惧的体验，渗透到日常生活之中，成为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恐惧已经成为人们理解世界的框架。回避风险、追求安全、减少恐惧感，成为人们对公共政策和事物的价值作出评判的重要依据。
本文使用的恐惧一语是一个含义复杂的概念，包含焦虑、恐惧和恐慌等一系列情感体验，这些概念之间的边界比较模糊，但也有一些区别。虽然焦虑和恐惧都被视为“对于风险的应对机制”(7)张慧、黄剑波：《焦虑、恐惧与这个时代的日常生活》，《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7年第9期。，但“恐惧与焦虑的最大不同在于，恐惧是针对特定风险的反应，而焦虑则是非特定的、‘模糊的’和‘无对象的’”(8)张慧、黄剑波：《焦虑、恐惧与这个时代的日常生活》，《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7年第9期。。不过，这一区分也不能完全涵盖两者之区别，一些焦虑体验也有着特定的对象。焦虑和恐惧有一些难以区分之处，一些学者认为，焦虑和恐惧“这两个词在使用的时候往往可以互换”(9)弗兰克·菲雷迪：《恐惧：推动全球运转的隐藏力量》，第27页。。另一个与恐惧相似的概念是恐慌。恐惧是由看到或感知到危险而产生的情感反应，可以产生于已知的危险，也可以来源于未知的危险，即对于危险的预期、想象、判断。恐慌这一概念则更强调由于恐惧而产生的慌乱，词义上带有非理性的色彩。两者的词义虽有差异，却并无清晰的界限。本文使用的“恐惧”这一概念，包含了从焦虑到恐慌的一系列含义。
恐惧包含不同的类型。罗宾虽未直接对恐惧进行划分，但从其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所说的恐惧包含“政治上的恐惧”和“个人的恐惧”。政治上的恐惧是指，“一个民族感觉到的疑惧不安，这种疑惧不安来自他们作为集体的安乐现状所面临的某种损害——恐怖主义造成的悚惧，刑事犯罪造成的惊慌，道德沦丧造成的焦虑——或来自各级政府或团体施加在普通人身上的威胁。这两种政治恐惧有别于个人恐惧，是由于它们由社会发散出来或给整个社会带来后果”(10)柯瑞·罗宾：《我们心底的“怕”：一种政治观念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页。。不过，政治恐惧和个人恐惧并不能这么二元对立地区分，个体的恐惧也常常来自政治和社会层面，很难说哪一部分的个体恐惧情感来自纯粹的个体自身。
与罗宾不同，本文从个体与危险(或风险)之间的关系出发，将恐惧划分为三种类型。虽然恐惧都是来源于对于危险的感知，但有的危险是直接面临的，有的却是想象的、预期的。基于危险的特征，恐惧可以被这样划分：第一种恐惧来源于已经发生的、个体直接面临的危险，个体已经遇到危险，恐惧的情绪使其不得不采取直接的措施来摆脱危险。第二种恐惧来源于对某种环境的感知，这种环境是已经发生的危险造成的某种被感知的风险环境，一些个体虽尚未直接面对这种风险，但随时可能遭遇到，比如流行的传染疾病带来的社会恐慌就属于这一种类型。第三种恐惧来源于想象中的恐惧，风险尚未发生，亦尚未形成某种直接的风险环境，但人们会基于已有的观念认为如果事情发生就会带来风险，这就会产生想象中的恐惧，因此会提前采取措施阻止事情的发生。
虽然恐惧常被视为“一种在人与动物身上共同存在的原初情感”(11)范昀：《恐惧时代的公共性重建：努斯鲍姆论公共生活中的恐惧》，《学海》2019年第4期。，但它背后其实包含着丰富的社会文化因素。人们的恐惧必然有恐惧之物。什么是危险的，这样的危险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对于这些问题的判断，是形成恐惧必不可少的因素。这些判断背后包含了社会观念、文化观念等认知元素。恐惧不只是人的本能反应，它可以被理解为后天习得的惯习(12)Scheer, M.,“Are Emotions a Kind of Practice (And Is That What Makes Them Have a History)? A Bourdieuian Approach to Understanding Emotion,”History and Theory, 51(5), 2012, pp.193-220.，这是由社会、文化塑造的。恐惧文化与现代社会的“不确定性”密切关联。恐惧是人们对于风险的无法掌控，它源于不确定性，鲍曼甚至认为，恐惧是我们给不确定性起的名字，我们对于威胁以及能做什么是无知的。(13)Bauman, Z.,Liquid Fear, p.2.现代社会的“不确定性”是我们分析恐惧文化的核心线索。
恐惧文化的形成还与媒介的发展密切相关，“一种文化的传播技术与人们如何理解和表达他们自己的和别人的感受有着复杂的关系”(14)Malin, B. J.,Feeling Mediated: A History of Media Technology and Emotion in America,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14.，媒介影响了人们对于风险、恐惧的理解和表达。我们在上文划分了三种类型的恐惧，后两种都不是源于直接经历的危险。在现代社会，人们虽然没有直接面临某种危险，却依然能够感受到危险带来的恐惧，主要原因就在于媒介的作用。媒介在恐惧情绪的形成与扩散的过程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媒介分析是我们理解恐惧文化必不可少的部分。
二、现代社会的不确定性与“恐惧文化”的生成
恐惧是人类的基本情感，即“那些假定为人类神经解剖系统中具有固定配置的感情唤醒状态”(15)特纳：《人类情感：社会学的理论》，北京：东方出版社，2009年，第2-3页。，恐惧“作为一种自然的人类情感，可能是普遍的和无差别的”，但恐惧还与特定的社会文化相关，“它的社会文化意义在于它的生产特性和它在人类经验层面上的情感力量”(16)Jeffries, F.,“Mediating Fear,”Global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9(1), 2012, p.44.。社会建构论者将情感视为社会文化的产物，特定情感的变化与社会文化的变迁有关。都铎(Tudor, A. A.)认为，环境、文化和社会结构在构建恐惧的过程中发挥着广泛的构成性和跨个体的作用，是个体在感到恐惧时必然利用的集体资源。(17)Tudor, A. A.,“(Macro) Sociology of Fear?”The Sociological Review, 51(2), 2003, p.251.在社会建构论的视角下，恐惧也可以“被看成是习得的、社会建构的，是被文化、制度、习俗所模塑的一种存在。当遇到现实的、想象的或者是被建构的可怕之物，恐惧便会出现”(18)张慧、黄剑波：《焦虑、恐惧与这个时代的日常生活》，《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7年第9期。。社会建构论有助于我们理解恐惧文化的形成。那么，为什么到了现代社会，出现了“恐惧文化”？
恐惧的情感源于一种不确定性。现代社会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人们拥有更多的自由，但同时也可能失去了稳定的道德观念、社会秩序和安全感。鲍曼在《后现代性及其缺憾》一书中就讨论了这样的话题。(19)乔格蒙·鲍曼：《后现代性及其缺憾》，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年。不确定性是现代社会非常重要的特征。现代社会的发展，一方面让原有的“不确定性”变成确定的东西。我们发明了更先进的医疗技术，让之前难以救治的疾病被治愈；我们也更有能力面对自然界中的不确定性；日益严密的监控技术也提高了对危害安全的犯罪行为的风险防范。这些都使得现代社会变得更加安全。另一方面，现代社会也产生了新的不确定性。在传统社会中，人们生活在传统的社会网络和共同体中，对周边世界的把控力较强，每天打交道的多是“熟人”，社会有着较为稳定的道德观念，发展缓慢的技术也是每个人可以理解之物，人们的周边世界呈现出有序的、可控的图景。但是在现代社会，周边世界日益变成不确定的东西，科技带来无法预料的风险，社会网络和共同体解体，而日常化的预测造成想象的风险无处不在，甚至“恐惧诉求”被当作营销手段等这些带来了新的恐惧。
1.科技、政治的复杂性与跨文化的交往成为新的恐惧之源。科技让人们对自然、对危机有了更多的控制能力，但其自身却变成了新的风险来源。日益先进的科技已经成为许多人无法理解也无法掌控的东西，对它们的把控成为少数人的权利。由此，对大多数人来说，科技就带来了无法预料的风险，核武器、转基因、基因编辑技术等，成了人们的恐惧对象，是现代恐惧话语不可忽视的构成元素。现代政治因其复杂性在很多问题上超出了普通人的理解范围。对政治的不信任、频繁发生的政治冲突、造成大量人员死亡的战争，也成为现代社会的恐惧之源。跨文化、跨国界交往范围的扩大，让人们不得不面对在道德规范、宗教信仰等方面和“我们”不一样的“陌生人”，他们常被视为不确定的因素，对于“陌生人”的恐惧影响了国际关系。
2.传统社会共同体解体。个体的流动也在加速，传统的社会网络和共同体日益解体，个体认同处于急剧的变动和不稳定之中，这增加了恐惧出现的可能性，如杰弗里斯(Jeffries, F.)所言，“社会安全网的瓦解、不断升级的暴力和对失去共同体的日益绝望都被认为是恐惧增加的原因”(20)Jeffries, F.,“Mediating Fear,”Global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9(1), 2012, pp.44-45.。失去共同体之后，个体成为风险直接的和主要的承担者，不得不独自面对随时可能出现的风险，人们会产生一种无力应对的感受，这加剧了人们的情绪负担。鲍曼指出：“环境总是如此变化多端，没有定势，但解决由此而生的各种困境之责却落到了个体头上——个体被期望成为‘自由抉择者’，而且应该为自己的选择负全责。个体抉择所面对的风险是由一些超出个体理解及行为能力的力量所致，但是个体却要为任何的风险失误买单。”(21)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时代：生活于充满不确定性的年代》，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序言第4页。现代社会的个体化趋势让风险和恐惧成为难以承受之重。
3.预测促使了“猜测思维”和“最坏情况思维”的形成。为了应对不确定性，现代社会又在努力发展各种预测和探查风险的技术手段，专家、公共媒体都会依据特定的知识和经验来预测未来的风险。但有些知识并不是确定的，以此形成的风险判断也是不确定的。对于风险的预测，在政治领域、经济领域、公共卫生领域、教育领域都存在。人们相信“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预测已经成为现代社会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人们试图依据各种碎片化的知识来为未来的风险提前做好准备。只不过，日常化的预测并不能缓解人们的焦虑和恐惧情绪，相反，它造成了想象的风险无处不在，这塑造了现代社会的恐惧体验，“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极端的恐惧和愤怒往往是预测”(22)Glassner, B.,The Culture of Fear: Why Americans Are Afraid of the Wrong Things,New York: Basic Books, 1999, p.ⅹⅹⅵ.，并且预测还促使了“猜测思维”(speculative thinking)和“最坏情况思维”的形成，这两种思维导致人们“热衷于猜测可能会出问题之处”，以“最坏的情况”来判断事物的价值并做出决策。(23)弗兰克·菲雷迪：《恐惧：推动全球运转的隐藏力量》，第159-162页。当风险无处不在又难以准确预料的时候，“安全”就成了人们处理事物的模式。在现代社会，“安全”成为社会的核心追求，“从安全角度对一切事物进行评估是当代社会的一个决定性特征”(24)Tudor, A. A.,“(Macro) Sociology of Fear?”The Sociological Review, 51(2), 2003, p.244.。
4.“恐惧诉求”被当作营销手段。当恐惧成为一种流行的社会情绪，也就容易成为吸引人们关注的工具。许多行动者都试图通过对于“恐惧”的唤起而赢得公众的注意力，甚至把恐惧当作营销手段。(25)Rossin, A. D.,“Marketing Fear: Nuclear Issues in Public Policy,”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46(6), 2003, pp.812-821.这就是现代社会常见的“恐惧诉求”，它“经常被用作一种策略，为的是引起人们对某个问题的关注，以及敦促人们赶紧付诸行动。这些如今已被作为影响人们行为的合法工具，得到了宣传家、选举操盘手、政客及恐惧推手的广泛认可”(26)弗兰克·菲雷迪：《恐惧：推动全球运转的隐藏力量》，第102页。。组织或个体向社会传播的风险从诸如恐怖主义和科技后果等类型的重大灾难，到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危险，应有尽有。大多数被营销的风险都是不确定的，但又被建构为随时可以出现在我们身边。在恐惧营销塑造的想象中，现代社会充满了风险的图景，与此相应的是，“恐惧现已深入我们的生活，渗透到我们日常的生活规律当中”(27)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时代：生活于充满不确定性的年代》，第12页。。
三、现代媒介与“想象的恐惧”之形成
现代媒介在恐惧文化的形成中扮演何种角色？关于这个问题，菲雷迪认为，“媒体，尤其是社交媒体，几乎应该对恐惧文化负有全部责任”(28)弗兰克·菲雷迪：《恐惧：推动全球运转的隐藏力量》，第11页。，此言虽有些夸张，但若说媒体应该负有重要责任并不为过。形形色色的危险带给人们恐惧的感受，有的是我们正在遭遇的，有的则是可能遭遇的。人们具体遭遇到的风险总是有限的，许多风险距离特定的人群并不是近距离的，但它们依然能够引发人们的恐惧，这离不开现代媒介的中介作用。在恐惧文化盛行的社会，人们体验到的大多数恐惧并不是来自于真实面临的威胁，“当代社会强调的恐惧完全不像过去那样基于直接的经验”(29)弗兰克·菲雷迪：《恐惧：推动全球运转的隐藏力量》，第14页。，许多恐惧都是“想象的恐惧”，努斯鲍姆也看到了人类恐惧具有的这种想象特征，认为“动物的恐惧建立在直接危险的事实基础上，人类的恐惧则常常建立在想象的危险中”(30)范昀：《恐惧时代的公共性重建：努斯鲍姆论公共生活中的恐惧》，《学海》2019年第4期。。基于人类恐惧的这一特征，学者使用“真实的威胁”与“想象的恐惧”两个概念来描述恐惧体验与真实威胁之间并不完全对应的关联。(31)两个概念转自Jeffries, F.,“Mediating Fear,”Global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9(1), 2012, p.40.媒介就是人们形成“想象的恐惧”的必不可少之物。
1.恐惧感通过媒介网络跨空间、跨文化传染。人们通过各种感官来感知外在世界，形成恐惧的想象。人类的感官并不纯粹是生理性质的，而是“不断受到技术的塑造”(32)孙玮：《融媒体生产：感官重组与知觉再造》，《新闻记者》2019年第3期。，在这一点上，麦克卢汉说得非常直白和形象。他认为，媒介是人的感官的延伸(33)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媒介延伸了人们的听觉、视觉，进而改变了社会与文化。在这个“万物皆媒”的时代，媒介已经成为我们接触世界的“眼睛”和“耳朵”，人类的感官也因为媒介而日益融合在一起，“你”所见即“我”所见，“你”所感即“我”所感。在这样的媒介环境中，世界各地各种各样的风险都通过媒介的图像、话语进入我们的感官之中，风险可以非常便利地通过媒介而被放大，这塑造着我们的焦虑感、恐惧感。全球的风险图景以拼贴的方式汇聚在一起，成为人们每天都看到、听到和感受到的东西。焦虑感、恐惧感通过媒介网络而跨越空间传染。恐惧在传染的过程中，穿越不同的社会文化，可能会引发不一样的、难以预料的后果，阿什德(Altheide, D. L.)认为：“对危险的恐惧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这种恐惧蔓延至何处，又演化为何物。”(34)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时代：生活于充满不确定性的年代》，第12页。恐惧在扩散的过程中，可能会相互激发而变得更为剧烈，形成大规模的社会恐慌，因为恐惧会激发更多的恐惧；也可能会造成不同文化和群体之间的冲突加剧，“相互隔离、保持距离、设置深沟高垒、设置具有侮辱性的回音室”等，会导致相互猜疑和疏远，并让矛盾积累。(35)齐格蒙特·鲍曼：《门口的陌生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8-19页。目前已经可以看到的是，恐惧的传染正在塑造着国际政治的格局。恐惧的传染虽与媒介直接相关，但传染机制是怎样的、扩散的路径是什么，学界尚未充分研究。
2.媒体报道影响人们对于风险的认知。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媒体成为人们建立确定知识、获得秩序感的来源。依据帕克的观点，新闻也是一种知识(36)Park, R. E.,“News As a Form of Knowledge: a Chapter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78(1), 1940, pp.9-47.，媒体通过对各种事件的报道提供给我们关于危险和安全的知识。什么样的食品是有风险的，什么样的群体可能对社会带来伤害，疾病是如何传染的，转基因可能带来的危害是什么，诸如此类的问题，媒体都可以通过报道给出它的答案，影响人们的认知。媒体报道有着自己的“常规”，它包含了媒体对于新闻价值的判断，比如新奇性。媒体对于新奇性的追求，会使得它将低概率事件塑造成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就可能放大特定的风险，增强人们的恐惧感。既然恐惧的诉求是营销的重要策略，“展示各种对于个人安全的威胁则成为大众传媒在收视率战争中的重要武器。通过不断充盈恐惧的资本，媒体更加强了恐惧在营销和政治中的作用”(37)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时代：生活于充满不确定性的年代》，第16页。。
3.现代媒介将各种风险以最为直接的方式带到人们面前。发达的现代媒介拥有丰富的方式来描绘风险，它通过图像、语言、声音等符号系统，将各种风险以最为直接的方式带到人们面前。“9·11事件”中被摧毁的大楼被世界各地的人们观看，战争的图像在全球传播，环境污染造成的恐怖后果也通过媒介进入人们的感官。在媒体的报道下，恐怖主义、公共安全、自然灾难、经济危机、流行疾病等似乎成为人们的日常信息。人们被各种关于风险的认知和想象所包围，甚至有学者感叹：“媒体每天都在为我们制造新的怪物，并以新闻的形式将它们呈现出来，这些新闻与对死亡的恐惧、全球变暖、资源限制、红色恐怖、跨境恐怖、热爱圣战、石油危机、粮食危机、水危机等相关。似乎每一天都是一场关于小危机和大危机的战斗，没有结束，也没有解决，但是在媒体为我们创造的世界范围内，把我们包围起来。”(38)Jeffries, F.,“Mediating Fear,”Global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9(1), 2012, p.40.
4.媒体提供了关于风险的零散知识与文化表达系统。在现代社会，人们试图通过媒体获得确定性知识的努力经常是无效的，这与媒体的知识形态有关。这类知识形态总是零散的，难以像体系性的知识那样为人们提供稳定的认知。新闻形态的知识是碎片化的，并且常常是相互冲突的，新的科技是否有风险，如何能够保持健康减少疾病，战争是否会发生，不同媒体对这些问题会提供不同甚至相互矛盾的答案。置身在杂乱的信息和支离破碎的媒介图像中，人们不仅难以获得确定感，而且更加无所适从，焦虑感加剧。大众媒介在消除部分不确性的同时，又生产了新的不确定性。
媒介提供的不仅是关于风险的具体知识，它还给了人们理解危险、感受和表达恐惧的一套文化系统。这一系统也可以被理解为“文化脚本”(Cultural Script)，它在很大程度上“描述了人们对威胁做出的反应，并为社会提供应对恐惧的语言和意义系统”(39)弗兰克·菲雷迪：《恐惧：推动全球运转的隐藏力量》，第16页。。人们对于恐惧的体验和表达恐惧的方式都受到有关恐惧的文化脚本的塑造。文化脚本塑造了人们理解风险并做出反应的方式。面对可能的风险，人们是持有乐观主义还是悲观主义的态度，是以“安全”模式应对，还是鼓励“冒险”精神，这些都与文化脚本有关。当面对一些陌生群体的时候，不同文化的人们会产生不同的反应，也会形成不同程度的恐惧，这背后起主导作用的就是一个社会的文化系统，它把某些群体或事物建构为应该恐惧的对象。媒介是文化系统中的重要机构，它通过各种符号的架构来建构人们对于恐惧的理解和感受，告知人们危险的本质是什么、危险的程度有多严重。
媒体还提供了宣传解释社会经验的一种语言和一套符号系统(40)弗兰克·菲雷迪：《恐惧：推动全球运转的隐藏力量》，第17页。，面对新出现的风险，人们需要对风险进行解释，才能获得某种安全感和减少不确定性。解释包括多种类型，在现代社会中，最常见的就是基于“科学”框架的解释，无论是流行疾病带来的风险，还是环境污染的危害，科学话语都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媒体也是“科学”解释框架的主要传播者。除了这一框架，媒体还会使用其他的语言系统。比如，面对诸如流行病毒之类的公共卫生危机，媒体常常使用和传播带有“战争”隐喻的语言和符号，经过媒体对于这一套话语和符号的传播普及，“战争”的隐喻构成了我们理解公共卫生危机的框架，塑造了我们的恐惧体验，而“战胜”之类的话语则是情感治理的需要，一边建构恐惧，一边又供给信心。正如菲雷迪所言，“媒体的主要成就是为公众提供一个不断演变的脚本，告诉人们该如何体验全球威胁并做出反应”(41)弗兰克·菲雷迪：《恐惧：推动全球运转的隐藏力量》，第14-15页。。由于“个人安全已经变成了所有营销策略中主要的(甚至可能是最重要的)卖点”(42)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时代：生活于充满不确定性的年代》，第16页。，在这样的背景下，许多行动者也通过媒体传播恐惧的情绪。恐惧已经成为政客们有效动员情绪的手段。(43)Jeffries, F.,“Mediating Fear,”Global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9(1), 2012, p.39.除政客之外，商业、非政府组织等也是恐惧动员的力量。借助恐惧进行动员，这在传播技术发达的数字媒体时代更为普遍和频繁，个体、机构都可以直接诉诸“恐惧”来传播自己的意图，恐惧的生产变得个体化和日常化。
5.互联网与社交媒体的广泛应用使恐惧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随时可遇的体验。互联网是分析恐惧文化不可忽视的力量。网络促进了恐惧的跨空间流动，“在高度媒介化的全球化背景下，关于恐惧的观念在网络社会中得到传播，使人们的恐惧和不安全感的体验直接和间接地联系在一起”(44)Jeffries, F.,“Mediating Fear,”Global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9(1), 2012, p.39.。通过互联网，恐惧能够全球传播。关注恐惧的全球流通方式对于分析恐惧的流通是非常有用的，特别是在“超—媒介化”(hyper-mediatized)的现代性背景下。(45)Jeffries, F.,“Mediating Fear,”Global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9(1), 2012, p.45.根据卡斯特的观点，今天来自各个角落的权力、恐惧和恐吓，是意义建构的过程，这一过程也生产了具体的权力关系。(46)Jeffries, F.,“Mediating Fear,”Global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9(1), 2012, p.43.我们对于恐惧的分析需要关注围绕恐惧文化而形成的权力关系。媒介总是让一些群体的恐惧得以优先表达，另一些群体的恐惧表达则被压制。媒介塑造的恐惧情绪也让政治和商业机构的权力运作更为顺畅。恐惧在全球的流通不仅使得恐惧文化在全球蔓延，还围绕恐惧形成了各种权力关系。在社交媒体中，有一些恐惧的对象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议题，比如环境风险、流行的病毒，也有一些是某一群体针对另一群体的恐惧，比如一些群体对于“难民”的恐惧，一些国家对于另一些国家的恐惧。
社交媒介时代，传播的符号形态也发生了引人瞩目的变化。阿什德(Altheide, D. L.)指出，“恐惧的政治非常适合个人的、即时的和视觉的传播形式”(47)Altheide, D. L.,“Media Culture and the Politics of Fear,”Cultural Studies, 19(1), 2019, p.3.，这些传播形式恰恰都是社交媒介的特征。个人化的媒介使得恐惧的传播变得无孔不入，人与人的感觉连接在一起，每位个体都可以把自己对于危险的想象、感知和体验传播出去，汇合成恐惧的文化，恐惧的体验也变得碎片化。即时的传播让恐惧变得无时不在，恐惧的传播没有了传统媒体时代的延滞性。在极速扩散的过程中，恐惧容易变得更为强烈。与文字相比，图像更容易唤起人们的情感，社交媒介时代视觉的传播形式让灾难和风险变得更容易引发人们的恐惧感。概括来说，社交媒介使得恐惧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随时可以遭遇到的、更为鲜活的体验，“在让我们的恐惧明显化、视觉化、戏剧化和特别个人化方面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48)弗兰克·菲雷迪：《恐惧：推动全球运转的隐藏力量》，第17页。。
与传统媒体相比，社交媒体个人化的传播使得信息更加碎片化，也就更具有不确定性，比较典型的是谣言问题。在重大事件发生的时期，谣言容易在社交媒体上流行。谣言与恐惧关系密切，我们可以说两者是相互促成的关系。谣言的传播会造成恐慌的蔓延，而推动谣言传播的情感机制就是不确定感和恐惧。因为惧怕，人们会努力寻求确定的信息，选择相信谣言，本质上也是为了减少杂乱的信息带来的不确定感。谣言之所以能够广泛传播，是因为人们希望在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寻求确定性。人们相信板蓝根对于“非典”病毒的有效性，人们相信食盐对于防止核辐射是有用的，这些主要源于人们想要在恐慌的氛围中寻找某种确定的信息。
四、“恐惧”的政治与社会后果
恐惧在人类社会中一直“在场”，在现代社会，它“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不断扩张的一部分”(49)Glassner, B.,The Culture of Fear: Why Americans Are Afraid of the Wrong Things, p.ⅷ.，塑造着我们的现在，影响着我们的未来。恐惧成为现代社会的人们阐释生活的视角，成为普遍的世界观。(50)弗兰克·菲雷迪：《恐惧：推动全球运转的隐藏力量》，第143页。恐惧不仅是对世界的体验，也是对世界的参与。(51)Solomon, R. C.,True to Our Feelings: What Our Emotions Are Really Telling U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32.人们的恐惧感催生改变的愿望，即消除不确定的风险，获得安全。在这一过程中，恐惧深刻地塑造了我们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
1.恐惧与社会变革
尽管恐惧常被视为人的一种本能反应，但也具有认知的功能。恐惧蕴含着人们对于风险的判断。就其产生而言，恐惧至少包含如下认知因素：风险是存在的并且随时可以遭遇到；风险的程度是严重的；风险的应对方式是不确定的。恐惧的认知功能引导人们规避和应对风险，有学者指出：“恐惧可以归因于可能会发生不幸的感觉。因此，情感反应可以被视为告诉了我们某些事情，并为我们解决社会和政治挑战提供了见解和指针。”(52)Bleiker, R. & Hutchison, E.,“Fear No More: Emotions and World Politics,”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34, 2008, p.124.索罗门甚至认为：“惧怕的能力是我们最重要的资源。”(53)Solomon, R. C.,True to Our Feelings: What Our Emotions Are Really Telling Us, p.29.
恐惧在帮助人们应对风险的同时，也塑造了人们对于“变革”的态度。当风险是不确定的时候，为了确保安全，人们会阻止不确定风险的出现，这是社会应对风险的方式。这一方式塑造了人们对于“变革”的理解。变革就意味着某种不确定性的出现，变革的时代也是容易产生焦虑和恐惧的时代。一些新科技的应用会引发人们的恐慌，并影响对于这些议题的公共讨论。比如在转基因食品、核能应用等议题上，恐惧的情感就引导着人们对于这些技术价值的判断。一些社会团体会利用这一点来激发人们的恐惧情绪，以影响公共政策和变革的进程。当然，这不是说变革就一定是正确的，这里讨论的是恐惧如何影响了人们对于变革的理解和讨论。恐惧在公共辩论和公共决策中占据一席之地，就像霍布斯认为的，恐惧会在公共辩论和决策中留下强有力的印记。(54)Bleiker, R. & Hutchison, E.,“Fear No More: Emotions and World Politics,”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34, 2008, p.119.恐惧会减缓甚至阻止人们对于新事物的接受，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道德恐慌”(moral panic)。人们对一些越轨文化、新的道德现象容易产生恐慌，甚至视其为“民间恶魔”(folk devils)，加以排斥和抵制。道德恐慌影响了人们对于这些现象的接受以及关于这些现象的公共话语和公共讨论。(55)Cohen, S., Folk Devils and Moral Panics,The Creation of the Mods and Rocker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1.
2.恐惧与社会排斥
“情感引导着我们认识世界”(56)Solomon, R. C.,True to Our Feelings: What Our Emotions Are Really Telling Us, p.3.，恐惧也指引着人们对于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做出判断和理解。尤其是在现代社会，不确定性导致风险的弥漫，“想象中的危险”无处不在，人们担忧危险随时到来，可能是在和陌生人接触的瞬间，也可能是新科技发明的时刻。在这样的环境中，人们会倾向于放大风险，以更激进的方式来应对风险，尽力确保自身的安全。恐惧文化促使人们对风险作出反应，发展出许多应对风险的方式。一种常见的方法就是对一些与“我们”不同的群体进行歧视和排斥。在一些观念中，与“我们”不同的群体就意味着未知的风险。处于对他人恐惧中的人们会形成“我们”的意识，通过“抱团”来削弱他者的威胁。萨拉·艾哈迈德(Sara Ahmed)认为，厌恶的表达“让那些通过共同谴责一件恶心的事物或事件而团结在一起的人形成了一个群体”(57)Wahl-Jorgensen, K.,Emotions, Media and Politics,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9, p.12.，共同谴责一个对象，一起惧怕某事或某个群体，也会让人们团结起来，建构“他者”。
恐惧这种情感内在地含有对“一切人”的排斥，基于对外在世界的惧怕，恐惧会让人们不断地退缩到自己的世界，任何人都可能成为被惧怕的对象。努斯鲍姆甚至把恐惧视为一种“高度以自我为中心的情感”，“本质上是一种自恋的情感，它只关注自身的安全，不关注他人的存在”。(58)范昀：《恐惧时代的公共性重建：努斯鲍姆论公共生活中的恐惧》，《学海》2019年第4期。恐惧蕴含着的对“一切人”的排斥和高度的自恋特征，会造成公共生活的萎缩，“内心充满恐惧者很有可能退出公众生活，而不太会积极主动地努力实现团结；依靠恐惧诉求建立起来的纽带不太可能凝聚起能战胜分裂和碎片化的公共精神”。(59)弗兰克·菲雷迪：《恐惧：推动全球运转的隐藏力量》，第172页。在这一点上，桑内特也有类似的论述。公共人的衰落源于人们对于城市中陌生人的恐惧。因为陌生人意味着可能的风险，人们不愿意与陌生人交流，开始从公共生活中退缩，寻求亲密关系的温暖。(60)理查德·桑内特：《公共人的衰落》，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
对于他人的排斥可能形成一种不宽容的政治。现有研究已经指出，不宽容与恐惧相关(61)Gibson, J., Claassen, C., & Barceló, J., Deplorables,“Emotions, Political Sophistication, and Political Intolerance,”American Politics Research, 48(2), 2020, p.252.，政治的不宽容是对恐惧和焦虑的反应。(62)Gibson, J., Claassen, C., & Barceló, J., Deplorables,“Emotions, Political Sophistication, and Political Intolerance,”American Politics Research, 48(2), 2020, p.252.恐惧的情绪不仅会造成社会排斥，还会为这些排斥进行道德辩护。面对风险和恐惧，尤其是类似政治冲突、恐怖主义、流行疾病之类的风险，人们会倾向于将一些群体建构为危险的，进而进行排斥，排斥的方式有多种，比如划界、污名化、驱逐，甚至暴力消灭。除了这些较为极端的方式之外，在日常生活的层次上，也总有一些群体更容易被排斥，尤其是与“我们”不同的群体，这种不同可以包含许多领域，比如道德规范、宗教信仰、肤色、阶层。佩因(Rachel Pain)与史密斯(Susan Smith)认为，一些人群更容易被标签化为恐惧的对象，比如移民、青年、穷人以及那些在社会和空间意义上被指定的“外来人”，他们也因为这些“妖魔化”的方式而体验恐惧和危险。(63)Jeffries, F.,“Mediating Fear,”Global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9(1), 2012, p.44.
3.恐惧与权力建构
杰弗里斯指出：“在主流公共领域(dominant public sphere)对恐惧进行记录和批判性分析，有助于揭示网络社会中权力形成的某些动态机制。”(64)Jeffries, F.,“Mediating Fear,”Global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9(1), 2012, p.38.这句话点明了恐惧与权力形成机制之间的相关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恐惧是国家权力运作的必需，没有恐惧感，人类社会的道德和法律难以形成和维系。霍布斯就将恐惧视为“为集体政治和道德基础进行辩护的重要来源”(65)Bleiker, R. & Hutchison, E.,“Fear No More: Emotions and World Politics,”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34, 2008, p.119.，他说，“当破坏法律看来可以获得利益和快乐时，(除开某些天性宽宏的人)畏惧便是唯一能使人守法的激情”(66)托马斯·霍布斯：《利维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232页。 。从这个角度来看，恐惧是一种与权力有关的资源，它可以通过塑造对“他者”的恐惧而建构权力的合法性。政治统治者会塑造公众对外在风险的想象，进而造成对政治权威的依赖，让统治获得更牢固的基础。因此，政治权力不一定会积极地消除恐惧，鲍曼认为，“各国政府并不关心如何缓解它们的公民的焦虑。相反，它们更关心的是强化这种源于未来不确定性的焦虑，以及不安全的经常性和无处不在的焦虑。因为那种不安全已成为各国政客们展示他们的肌肉、使自己在新闻媒体面前充分亮相的机会”(67)齐格蒙特·鲍曼：《门口的陌生人》，第31页。。维克托·格罗托维奇(Victor Grotowicz)甚至提出：“恐怖分子，国家权力的朋友。”(68)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时代：生活于充满不确定性的年代》，第22页。恐惧也让对他者的排斥、驱逐乃至消灭获得合法性。在政治和社会动员中，恐惧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情感资源，甚至有学者认为，“在一切都是技术统治的社会中，基于恐惧是动员人们的唯一方式”(69)Zizek, S.,Violence, New York: Picador, 2008, p.273.。我们能够看到反对恐怖主义的政治动员是多么依赖人们的恐惧情绪。民族主义的动员主要依赖于两种情感：恐惧与愤怒。环境保护、反核运动也诉诸恐惧。恐惧甚至还可以成为谋取利益的工具，“不合理的恐惧经常被各种社会群体和组织用来谋利和发展”(70)Tudor, A. A.,“(Macro) Sociology of Fear?”The Sociological Review, 51(2), 2003, p.241.。
从权力的角度来看，恐惧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作为政治动员的资源，政治机构通过建构公众的愤怒来推动政治目标的实现；又可以对政治形成制约，无法抑制的、大规模的社会恐慌有时会反过来对政治合法性构成挑战。恐惧既让人们服从于政治权威，又会带来对于政治权威的愤怒。这提示我们，应该在多维的权力关系中，分析恐惧被谁建构、为谁赋权、挑战了谁、谁成了恐惧的对象，这些都是恐惧文化中值得进一步研究的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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