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的城市哲学总问题
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的城市哲学总问题
——列斐伏尔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与城市》解析
刘怀玉1 鲁 宝2
(1.南京大学 哲学系， 南京 210046；2.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南京 210044)
摘 要：《马克思主义思想与城市》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唯一专门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城市哲学思想的经典之作。该书通过“在城市问题中发现历史唯物主义”和“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发现城市问题”两个视野的前后转换，重构马克思主义城市哲学总问题。该书结尾展示出一幅完全都市化的未来人类文明愿景。作为该书结论的拓展，《空间的生产》及《空间与政治》等书又从空间的政治经济学角度指出城市化与全球化的高度统一性。总的说来，“在城市问题中发现历史唯物主义”与“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发现城市问题”这两个视野既有互补，更有张力。列斐伏尔既有把城市问题在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加以 “主题化”之功，也有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片面“城市化”之过。
关键词：历史地理唯物主义； 政治经济学批判； 列斐伏尔； 城市哲学； 城乡关系
马克思主义与城市社会理论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究竟是要建立马克思主义的城市社会哲学，还是要让马克思主义的主题“城市化”而形成一种“都市马克思主义”？关于这些问题的思考，列斐伏尔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与城市》(1)Henri Lefebvre,La Pensée Marxiste et La Ville， Tournai and Paris: Casterman, 1972.本书虽然在刚刚出版之后便有不少译本出现，但并没有引起学界广泛关注。列斐伏尔在此书中向人们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并试图作出自己的回答。 该书长期以来被学界严重忽略了，直至四十四年之后才出现真正意义上的英译本。一书具有独特的价值，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系统解读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中城市哲学思想的唯一专著。列斐伏尔认为，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不应是寻章摘句的语录体阅读，不是关于马克思恩格斯文本中有关城市叙述的条目或者段落的“文本学汇编”，也非阿尔都塞所说的“症候式”(symptwidth=8,height=11,dpi=110 male)阅读；相反，应是一种“主题式”(thématique)的阅读或重新阅读(2) Henri Lefebvre,La Pensée Marxiste et La Ville， p.7.，应把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著作作为一个“整体”，在这种整体中把握马克思恩格斯如何发现和理解、研究城市问题，如何哲学地预测人类社会的未来。
一言以蔽之，列斐伏尔的焦点意识是发现“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框架中的城市以及随之而来的都市总问题(la problématique urbaine)”(3)Henri Lefebvre,La Pensée Marxiste et La Ville， p.7.。在他看来，从前的马克思主义者(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在内)的主要缺点是，只是把都市作为工业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产物，或作为工业社会的问题之一来理解与解决，而没有将其作为总问题来理解以往社会与现代世界的各种问题(包括全球化)。经典马克思主义只是把都市作为乡村的对立面来理解，而实际上今天世界之二重化为都市与农村世界，或者二重化为发达世界与不发达世界，只能被合理地理解为都市社会内部矛盾的地理表现。对于全球化世界的同质化、等级制与碎片化现实，应当在完全城市化这个流动着的结构中、从它的空间矛盾中去理解，并在实践中使之革命化。因此，自从发现全球化资本主义的秘密在于全球化城市这个“资本的内部空间”之后，“进城的权力”就成为革命的首要任务。
一、在资本主义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中发现历史唯物主义道路
历史唯物主义的发现有多重路径：不仅有马克思式的通过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哲学批判而走向现实之路，也有恩格斯式的通过对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批判而发现新历史观的途径；不仅仅要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宏观视角揭示城市问题，而且要从城市问题的哲学解答中发现微观的历史唯物主义。列斐伏尔认为，恩格斯在1845年强调工业化积累与城市化进程之间的关系，并且与马克思一同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恩格斯深入到城市社会历史实际，通过对英国工业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壮大与城市工人阶级的诞生及其生存现状的考察，先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进行了尖锐的批判。英国工业社会的不断生成与巩固，使得工业经济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成为法国政治革命与德国哲学革命的社会基础；然而，当时还没有人系统地描述分析过英国的资本主义，恩格斯是第一个试图这样做的人。不仅如此，恩格斯赋予了都市现象非常重要的地位，他将城市空间和社会关系当作资本主义爆炸式增长与工人阶级意识到来之间的关键调节器。恩格斯详细考察了伦敦、诺丁汉的纺织城市、利物浦的港口、利兹和约克郡西区布拉福德纺织城以及曼切斯特等，开启了对工业城市空间结构的分析。
列斐伏尔提出，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存在着一种双重集中化趋势，即伴随着资本集中的人口集中，工厂附近形成一个村镇，劳动力需求增加使得村镇变成了小城市，小城市变成大城市，从而集中了所有的工业要素：工人、交通线路(运河、铁路和公路)、原始材料的运输、机器和技术、市场、交易所。大的工业城市因此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农村地区的工资依然很低，由于城市与农村之间存在着竞争，好处都被城市夺走了。(4)Henri Lefebvre,La Pensée Marxiste et La Ville， p.11.集中化使得成千上万的人的力量和效率倍增，为英国资产阶级和贵族带来了惊人的社会财富，与之相对应的是工人的牺牲。人类的“原子化”问题在这里发展到了顶点，因此恩格斯引入了“孤立的群众”和原子化的主题以及街道的总问题。
列斐伏尔认为，虽然恩格斯谙熟“异化”这样的哲学概念，但不是以抽象的(孤立的)形式来呈现，他是从具体中去理解和把握异化，在生活中说明异化，在社会实践中把握异化。尤其是在《大城市》这一章中，恩格斯对伦敦、都柏林、谢菲尔德、伯明翰和格拉斯哥等城市空间的两极分化进行了细致入微的现象学式的解剖。资本主义的秩序造成了都市的混乱：隔离(ségrégation)，以及中心的解体(décomposition)(5)Henri Lefebvre,La Pensée Marxiste et La Ville， p.17.，它同时掩盖了剥削和剥削的后果。恩格斯出色地论证了，秩序与混乱的这种奇怪的混合如何解释了都市空间，以及这种空间如何揭示了社会的本质。在都市的背景下，直接的剥削通过一系列精密的过程倍增为一种间接的剥削，并且从企业(作坊、工厂)延伸到日常生活的全部方面。工人的日常生活环境与条件非常糟糕，恩格斯从居住卫生条件、饮食、健康、教育、医疗等多个方面呈现了英国城市工人阶级贫乏、恶劣的生活状况。他认为，导致英国工人阶级悲惨状况的原因一方面是工人之间的竞争，另一方面是经济上和社会上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结构(6)Henri Lefebvre,La Pensée Marxiste et La Ville， p.22.。恩格斯认为，应该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负责的不是城市，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后期的《论住宅问题》中恩格斯重申了此观点：工人阶级被从城市中心驱赶到边缘，甚至因为住宅缺乏而住在拥挤的贫民窟中，其根本原因不是蒲鲁东与拉萨尔所说的财富分配不公或者法权问题，也不是无产阶级本身的道德素质问题，更不是巴枯宁及无政府主义者所谓的“国家罪过”，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废除，才同时使得解决住宅问题成为可能”(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83页。。
列斐伏尔认为，恩格斯通过对英国工业城市现实现象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式解剖，得出了重要的结论：工业化促进了城市化的发展，人口的集中和生产资料的集中，为工人阶级的形成奠定了客观现实基础，同时也指出城市成为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矛盾斗争的地理中心；由于资本集中与人口集聚，大城市中资本主义发展导致了无产者普遍贫困，为工人阶级革命意识的发展创造了必要条件。恩格斯对城市问题的前瞻性分析，开辟了一条研究资本主义发展、阶级革命与城市空间的独特道路。虽然这条道路尚存在稚嫩、粗糙的经验描述的味道，把城市问题简单地归结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问题，但毕竟开启了从现实社会历史经验过程出发研究城市问题的先河，且率先开辟了历史唯物主义发现与形成的“近路”。(8) Andy Merrifield,Metromarxism：A Marxist Tale of the City， New York : Routledge, 2002, p.48. 应当说，列斐伏尔把马克思主义城市哲学问题与历史唯物主义创立联系起来，是他的一大学术贡献。
二、在城市历史中发现历史唯物主义的现实来源
众所周知，《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第一章首次对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作了系统阐述。而列斐伏尔认为：“与城市相关的问题以强有力的方式出现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表述之中……马克思所发表的许多论述只有在一种社会背景下才能获得其意义和视野：这种社会背景就是都市现实。然而马克思并没有提及它。虽然在某个决定性的方面上，马克思曾在一两处地方中把这一背景与概念的连贯性联系在一起，但都市现实依然是晦暗不明的。”(9) Henri Lefebvre,La Pensée Marxiste et La Ville， pp.12, 29. 例如，“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与乡村的分离。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过渡……地方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它贯穿着文明的全部历史直至现在”(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56页。。基于此，列斐伏尔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所表述的历史唯物主义不是由哲学的普遍性构成，也不是建立在对黑格尔、费尔巴哈等哲学的批判改造之上，而是要反对哲学，其在最初的创立依赖于一段直到当时或许今天为止被忽略的历史，即城市的历史。总之，历史唯物主义“第一个真正坚定可靠的观点”是“关于城市的总体主张”(11) Henri Lefebvre,La Pensée Marxiste et La Ville， p.36.。
因此，马克思恩格斯通过以城市为背景的劳动分工与民族交往的世界历史发现了历史唯物主义，而城市与乡村的分离问题则成为整个社会经济史发展的中轴，它既是理解封建主义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型过程的前提又是这种转型的结果。“马克思是……以‘城市和农村的分工’为分析基轴追溯说明世界史的个体即西欧‘资本主义’特质的。”(12)望月清司：《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3页。在《形态》中，他们开始基于欧洲经济发展史与分工的发展演变来讨论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形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于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0页。由于天赋、需要、偶然性等自发地形成自然分工。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才真正成为社会分工。某一民族内部的分工一方面引起了农业劳动与工商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引起了“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0页。。在讨论分工的同时，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历史不同的所有制形式进行了客观分析，初步勾勒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形式。分工的发展、劳动与交换之间的差异以及不同所有制形式之间存在着关联。他们认为：“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 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这就是说，分工的每一个阶段还决定个人在劳动材料、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方面的相互关系。”(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1页。
第一种形式是“部落所有制”，第二种形式是“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第三种形式是“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古代的起点是城市，而中世纪起点是乡村。在古代，政治城市组织、统治、保护、管理、开发着某片土地，其中包括土地之上的农民、村民和牧羊人等。在中世纪这种城乡关系发生了颠倒，封建领主依赖于乡村，他统治着一片不发达的领土。马克思说：“城市与乡村的分离还可以看作是资本和地产的分离，看作是资本不依赖于地产而存在和发展的开始，也就是仅仅以劳动和交换为基础的所有制的开始。”(1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57页。如果说古代的城邦代表封闭的体系，那么新兴的工业化城镇则代表了一种与之相反的生产方式。封建时代的等级关系和中世纪的城镇的共同规范，已经完全被以货币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关系所取代。新兴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构成了封建主义社会联系的对立面，工业资产阶级与封建地主阶级的对立直接而生动地表现在城乡矛盾之中。随着中世纪城市及其同业公会体系的解体和被取代，“城乡”之间的冲突关系产生了新事物，也几乎在同一时期内，资本主义和世界市场、民族和国家、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开始出现。
对马克思恩格斯而言，城市扮演着一个决定性的历史角色，孕育出一个走向大工业的历史过程。而大工业使竞争变得普遍，使所有资本转变为工业资本，促进了资本的流通和集中。大工业“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状态”(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66页。。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随着城市商业活动与交往不断扩大，民族局限性愈益明显，随之地域性的个人生存逐渐发展成为世界历史性的活动，其前提是生产力的普遍发展与狭隘的民族分工的逐渐消灭，此时历史也就成为世界历史。“单个人随着自己的活动扩大为世界历史性的活动，越来越受到对他来说是异己的力量的支配，受到日益扩大的、归根到底表现为世界市场的力量的支配”，所以“每一单个的人的解放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是一致的”(1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41页。。“世界历史与城市一同诞生，它来自于城市并且发生在城市之中。”(19)Henri Lefebvre,La Pensée Marxiste et La Ville， p.102.列斐伏尔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世界历史总体革命图景都是在都市背景下发生的，而都市背景本身是从过去“城市”内部限制和界限中解放出来的，进而组成新的社会共同体。城市不是在乡村中终结，而是在乡村与城市共同体超越中终结。
不得不指出的是，列斐伏尔试图从城市历史入手破解《德意志意识形态》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现实思想来源，既可以说是一种发现，也可以说是一种遮蔽，他既掩盖了马克思恩格斯初创历史唯物主义时期的古典经济学背景，同时也暴露了他对马克思恩格斯第一个伟大发现复杂语境的片面化理解。
三、在城市历史比较研究中突破历史哲学思辨束缚
《马克思主义思想与城市》一书对主体、总体、体系、结构、历史等思辨哲学概念均保持高度警惕，而更偏爱从生产方式、差异、重复、再生产、空间、日常生活等角度来理解城市。众所周知，《〈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公开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核心观点：“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13页。也就是说，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决定了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但是列斐伏尔认为生产方式是一个具体清晰确定的理论概念，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如果脱离具体的社会形态来抽象地谈论生产方式概念，会导致一系列无法解决的思辨哲学难题，尤其是一种生产方式向另一种生产方式的过渡问题。列斐伏尔通过深入解读《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关于前资本主义社会诸形态论述，试图还原马克思以上著名论述的特殊内涵。在其中，前资本主义的城市问题成为列斐伏尔瓦解思辨历史哲学窠臼的最重要突破口。只有具体地考察亚细亚、古代、中世纪和商业等几个不同阶段的城市起源、发展、衰落和更替的原因、过程和结果，才能更好地理解资本主义及其城市问题起源、城市化的独特机制，才能通过城市不同历史时期的形式变化更好地理解资本主义起源、持存和发展的秘密。这才是活生生的而不是干巴巴的历史唯物主义！“古典古代的历史是城市的历史，不过这是以土地财产和农业为基础的城市；亚细亚的历史是城市和乡村无差别的统一；中世纪(日耳曼时代)是从乡村这个历史的舞台出发的，然后，它的进一步发展是在城市和乡村的对立中进行的；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而不像在古代那样，是城市乡村化。”(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473-474页。
为了理解社会形态的历史转变，列斐伏尔主张要剔除德国古典哲学留下的有关“人类主体”的思想残余。在他那里，历史的主体不再是集体性的主体、总体的主体或黑格尔式的国家，也不是马克思的生产方式、社会、阶级、无产阶级，而是城市。“对马克思来说，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的解体及其向资本主义的转变，都附属于一个主体：城市。城市破坏了中世纪封建系统，并同时超越了自身：通过转变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进入到另一种生产方式之中，即资本主义。以城市的视角来看，一切都变得清晰明朗了，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依然如此……城市是一个主体，一种凝聚力，是整个体系中的一部分，它在展示整个体系的同时也摧毁了它。”(22)Henri Lefebvre,La Pensée Marxiste et La Ville， pp.71-72.城市和乡村关系可以为理解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社会与生产方式的变迁提供一把钥匙。也就是说封建城市既是封建主义解体的“原动力”，又是资本主义兴起的内在助推器。
列斐伏尔跟随马克思的观点与方法，重新图绘了城市与乡村关系变迁的历史辩证法，概括了三种城市的历史形式。第一种是亚细亚的东方城市，与原始的血缘的自然共同体高度融为一体，就是大农村。在这里，城市不像城市，还带着宗法、血缘关系的东西，共同体是凌驾于所有人之上的不可撼动的统治者。第二种是欧洲社会的古代城市形式，即古希腊罗马城市，它们具有二元性：一方面，在雅典和罗马，城市作为私人、家庭而存在，对于家庭的私有财产及其法律秩序，国家是无权干预的。另一方面，私人通过各种法律条文结成共同体，即个人以契约的方式成立了城市或城邦。总而言之，在古代城邦中私有制属于城邦居民，公有制属于城邦，两种形式相互对立。列斐伏尔在日耳曼的部落共同体中发现了第三种城市形式。与古希腊的城邦、小国不一样，这里不再是以城市为中心，而是以农村为中心，最早是军事城市、政治城市，后来是商业城市，继而慢慢衰落了。在这里，有三种所有制的形式：一种是私有制(家庭的，一部分属于耕地)，一种是集体所有制，它依赖于所有者的集会(比如祭祖、宗教)，而不是依赖于乡村或城市本身，最后一种是公社所有制。公社所有制后来发展成为城市公社，即以城市为中心形成了独立的法律、管理秩序，这不同于原始社会的公社。在此，人人有一种形式上的平等，一旦有外来侵略就一致对外。威尼斯这个最早的资本主义城市就是在城市公社的基础上慢慢发展起来的。
列斐伏尔认为，正是在城市行会或者商业城市中，马克思看到了劳动者和劳动工具的分离将会产生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来自于都市行会的解体。”(23)Henri Lefebvre,La Pensée Marxiste et La Ville， p.97.资本主义的前提就是，劳动者与土地等生产资料、生产工具的分离，出现作为单独的自由的出卖劳动力的劳动者。在剥夺了同业公会工人所有生产资料时，金钱、货币与暴力的运动共同促使了交换价值为自己廓清了历史的道路。
资本主义起源于城市，城市起源于更为一般的交换价值、商品世界与货币，但前资本主义城市社会的发展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历史过程，它并非是同质化的、线性的、单一性的抽象普遍逻辑。“在原始的、直接的、自然的共同体中存在着大量的差异，语言、习俗、共同体成员之间的关系、周围的自然也是如此。差异带来了解体，它也来自于解体，这种解体就是原始共同体(部落的、家庭的)的解体，以及建立在废墟、古代城邦和中世纪城市之上的公社的解体，因此产生了不同的演化路线，有的走向停滞，有的走向衰亡，有的最终开创了‘历史’并产生了现代社会。”(24) Henri Lefebvre,La Pensée Marxiste et La Ville， p.98.马克思总结出了三个方向：“这三个方向包含了血缘共同体的解体、占有(利用、然后交换)领土的共同体和公社的形式的出现，‘城乡’关系的形成以及这一关系的转变。第一条路线使社会和城市走向停滞。第二条路线使城邦和社会急速地成长，走向辉煌，继而走向衰落。第三个方向在城市与乡村的关系中，使城市缓慢地成长，但它的未来不会受到明确的限制。”(25) Henri Lefebvre,La Pensée Marxiste et La Ville， p.90.所以“前资本主义”并非指时间上优先于“资本主义”，也不是指从“前资本主义”到“资本主义”的历史时间处于同质化的、持续性的同一条线上。只有“前资本主义”的城市社会进入到了一种普遍化抽象化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当中，我们才能够思考“前资本主义的诸种特殊形式”。因此，被理解为总体性的“生产方式”概念并非是还原论的同质化的教条主义概念：“生产力(生产资料)的概念和生产关系的概念的辩证法……它的界限应当确定，它不抹杀现实差别。”(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1页。随着作为政治经济权力中心的城市中货币经济与交换价值逐渐压倒了使用价值，城市和乡村的矛盾就不再是首要基本的矛盾，而是开始从属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矛盾以及阶级矛盾。从此“前资本主义”多样性具体的生活世界的差异就逐渐被资本的抽象内化到自身当中，成为资本逻辑内在的差异性矛盾，它最终无法完全被克服而成为资本主义永远无法摆脱的危机。历史唯物主义的精髓恰恰在于既从当下的资产阶级社会结构出发逆向研究其前提的诸多可能性条件，同时也把现在当成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与结果。这就是不停地追问历史的前提和具体可能的多重条件，拷问历史所具有的不同发展过程的可能性以及过去人们面对的多重选择为什么会转变为“当下的历史”的必要前提。我们不能把马克思这一历史研究方法置入传统的因果线性框架中去看待，从而把它当作是线性的因果性方法。这一点马克思说得很清楚，这是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之间的辩证关系：一旦现实的运动在观念上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2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2页。。
列斐伏尔从城市历史发展角度既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多样性途径，还揭示了资本主义的近代城市起源，这是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独特贡献，也为他反过来从政治经济学批判角度透视城市本质问题做了准备。
四、在地租与资本的关系中破解城市问题
《马克思主义思想与城市》一书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是，马克思之所以从前期的“以城市为主体”研究欧洲历史与资本主义起源发展问题，转向后期的“以生产方式为核心”研究城市形式与发展问题，是因为“随着大工业的出现，城市……对恩格斯和马克思而言不再是历史过程的‘主体’。他们过渡到资本主义之中，从别的角度提出主体的问题”(28) Henri Lefebvre,La Pensée Marxiste et La Ville， p.59.。
在列斐伏尔看来，与《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突出前资本主义社会以城市为主体的差异性多样性历史线索不同，《资本论》则以资本主义一般生产逻辑为主体，在其各个环节中透视城市问题。第一，从剩余价值形成过程讲，城市是剩余价值生产必要的历史前提和空间场所，是让资本家能够便利地购买到自由劳动力的聚集地，从而也是现代社会阶级矛盾得以集中体现的空间。第二，从剩余价值实现过程看，城市是商品得以流通、交换的一个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只有在剩余价值的实现中，城市才(从经济上讲)成为前景。”(29) Henri Lefebvre,La Pensée Marxiste et La Ville， p.123.因为剩余价值要实现，需要各种银行、金融代理机构，这就需要把它们集聚在一起，需要一个空间载体即不断扩张的市场。工业只是创造了工人阶级，而城市则创造出了把剩余人口、财富、生产与服务等一切事物汇聚于一处的社会。第三，从剩余价值分配看，资本家内部的经济分配层面以及资本主义国家甚至是全球的政治分配层面，衍生出城市的社会需要。资本家依靠剥削最终获得剩余价值，但它不可能独占其成，而必须惠及整个社会秩序的维护者、参与者、保护者。国家就是最终的管理者分配者。国家从剩余价值中扣除一部分作为社会管理费用，包括直至20世纪后半叶才以清晰面目出现的“都市规划”“集体设施”“国土整治”等费用，这是任何阶级都无法垄断的公共管理费用。当然首先是资产阶级对剩余价值的占有与瓜分，包括工业资本家、银行资本家，还有一些坐收地租的城市地主或地产资本家。原来在乡下收地租的阶级已经被消灭了，但替代者出现了，现在到城市中收场地费。资产阶级通过重建土地私有制，使不动产“动产化”、资本化、货币化而发财致富，这就是超额利润再分配的一个重要环节与形态以及城市存在的理由。原来被资产阶级称之为城市文明或马克思称之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城市现象，其“原因与根据在于土地所有制、地产以及它赖以生存的地租”(30) Henri Lefebvre,La Pensée Marxiste et La Ville， p.135.。由此，马克思提出了著名的三位一体的公式，涉及工资、利润、地租之间的分配，即现代社会三大阶级之间的利益博弈。列斐伏尔敏锐地发现，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已经不自觉地从地租与资本的关系中研究城市问题，马克思说：“资本和土地的差别，利润和地租的差别，这二者和工资的差别，工业和农业之间、私有的不动产和私有的动产之间的差别，仍然是历史的差别。”(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第284页。列斐伏尔认为，“这是关键的一段，因为马克思此后的所有工作，包括《资本论》在内，都在论述这种历史状况以及它如何发生转变”(32) Henri Lefebvre,La Pensée Marxiste et La Ville， p.32.。在列斐伏尔看来，马克思的地租理论以及三位一体的公式仍旧是理解土地价值问题以及城市地租问题的重要理论基础。有学者认为：“除了列斐伏尔，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差不多都忽略了有关资产阶级社会关系再生产的土地所有权的意义。”(33)马克·戈特迪纳：《城市空间的社会生产》，南京：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189页。列斐伏尔运用马克思的辩证法实现了“把空间当成一个总体来理解、把握”，并且将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概念，例如地租、土地所有权、使用价值、剩余价值、交换价值、资本的有机构成、平均利润率等概念置于城市空间思考的领域，激活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为破解21世纪的城市问题提供了新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有学者认为，将城市空间分析整合进马克思主义之中提高了、扩展了马克思主义分析与解决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问题的有效性和可能性，有助于澄清和弥补马克思主义的一些问题，证明马克思主义仍然是理解和质疑现代性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理论武器，同时当代社会的城市与空间问题也只有通过与马克思主义的联姻，通过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而得到进一步的理解与推进。(34)艾拉·卡茨纳尔逊：《马克思主义与城市》，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13年，前言第3页。
列斐伏尔的重要性在于突出了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四十八章“三位一体的公式”之中的 “地租、地主和土地所有权”问题——这是被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长期忽视的。他通过重构马克思的地租理论提出以下几个观点，试图为马克思主义的城市哲学问题奠定基础。
第一，地租理论最初是由詹姆斯·安德森、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人提出，不过马克思彻底改变了这种地租理论，首先是对土地生产力递减规律的批判，并且马克思厘清了由李嘉图提出来的级差地租概念(包括级差地租Ⅰ和级差地租Ⅱ)(3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732-772页。。级差地租Ⅰ来自于土壤的自然差异、不平等的土壤肥力、不同的位置和市场流通渠道，前提是等量资本和劳动的投入在空间上同时并列的相等面积的各块不同土地上，会有不同的生产率，从而得到不同的土地产品数量或者经济收益；级差地租Ⅱ以级差地租Ⅰ为前提和基础，同时又是级差地租Ⅰ发展的新形式。级差地租Ⅰ是以土地自然生产力不等为基础，与手工式的粗放经营相适应；而级差地租Ⅱ则是以技术生产力的差异为前提，在同一土地上连续追加资本投资(包括技术进步与集约管理经营)导致生产力和收益差异。比如，“地租(地租Ⅰ是由最接近城市市场的最好的地段产生的，地租Ⅱ即技术租金是由资本在农业生产上的投资产生的)持续地增长，资本家从中获益，而城市也得以成长”(36) Henri Lefebvre,La Pensée Marxiste et La Ville， p.140.。
第二，马克思不仅改造了级差地租理论，而且提出了绝对地租概念：它是由土地所有者获得，单纯由于土地私有权的垄断而直接产生的地租，即使这块土地一直是休耕的非生产性土地。不过在绝对地租的场合，它的剩余价值量不是无限的，归根到底要受到农产品价值的制约，其上限是超过剩余价值中的平均利润这一超额利润的部分(3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864页。。在这一范围以内，现实中的绝对地租量到底有多大，取决于当时的土地所有权同资本的对抗关系、农产品的需求动态以及耕地的情况和追加投资的变动。绝对地租是以把价值规律作为基础的资本规律为前提的，所以只有使这一规律在包括农业在内的一切生产部门中得到贯彻才能实现。
第三，现代土地所有权是一种制度上的转变，在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转变中，它处于资产阶级从封建贵族那里夺取领导权的核心。只有当这种空间转换完成的时候，我们才可以说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在整个社会中获胜了。作为资本主义先决条件的现代土地所有权实质上是一种商品，更是一种新型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马克思说过：“因此，毫无疑问，典型形式的雇佣劳动，即作为扩展到整个社会范围并取代土地而成为社会立足基地的雇佣劳动，起初是由现代土地所有权创造出来的，就是说，是由作为资本本身创造出来的价值而存在的土地所有权创造出来的。因此，土地所有权反过来导致雇佣劳动。从一方面来看，这不外是雇佣劳动从城市转到农村，即雇佣劳动扩展到整个的社会范围。”(3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235页。所以，无论是从数量还是从质量上讲，土地所有制都深刻影响着现代都市社会：一方面，“在这种高度工业化的背景中，我们再次发现与农村地租相类似的‘城市地租’：位置的租金(级差地租Ⅰ)以及设施的租金(级差地租Ⅱ)。还有就是绝对地租，每个所有者通过自己作为所有者这一事实而提出要求，这是投机活动的基础”；另一方面，“都市化延伸到乡村，却是以一种退化了的或正在退化的形式。不是城市吸收和重新吸收乡村，也不是超越了它们之间的对立，我们看到的是一种相互的退化：城市在郊区中爆发，乡村正在解体”。(39) Henri Lefebvre,La Pensée Marxiste et La Ville， pp.142-143.
第四，当代城市问题只有放在空间生产理论的视域中才能得到根本性的解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通过城市空间生产而实现再生产。随着工业化城市中建设用地的无限扩张，土地的价格以及围绕土地与空间生产的投机使得地租理论的重要性越来越高。在快速城市化的21世纪到来之际，私有化和大规模的城市化运动成为吸收剩余价值、缓解资本主义危机的主要形式，所以地租理论研究的焦点就从农业地租转向了城市土地(空间)地租。在《都市革命》中，列斐伏尔指出现代的土地和城市建设，尤其是“房地产部门”代表了资本第二循环(40)亨利·列斐伏尔：《都市革命》，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81-182页。。土地租金和空间的商业化发展、资本的投资和投机等，使得一直以来是次要部门的建筑与房地产业渐渐地融入资本主义内部。资本主义之外的部分逐渐被纳入资本主义的过程之中，以及与此同步的整个农业整体被结合进工业和资本主义的过程。(41)Henri Lefebvre,La Pensée Marxiste et La Ville， p.143.“由此，那引起曾经的‘不动产’后来被动产化(建筑、金融投机)的倾向，便在资本主义中处于中心地位了。”(42)亨利·列斐伏尔：《空间与政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78页。“土地流动到正在迅速成为中心的部门……空间作为整体获得了物的、金钱的自主的现实。”(43) Henri Lefebvre,La Production de L’espace，Paris: Anthropos, 2000, pp.387-388.
概而言之，列斐伏尔认为：(1)资本主义的空间生产扩张扩展了马克思三位一体的公式的构成部分，资本主义社会和生产方式将自身的要素分离为三大阶级间的斗争，并且在一个更加统一的基础上超越了这种分离，这就是土地、资本与劳动的三位一体的公式，这一公式的完全展开是在现代都市空间中完成的。(2)这种空间是各种各样的特殊矛盾爆发的场域。不仅城市化飞速扩张，随着都市化以及城市对乡村的吸收，城市也越来越乡村化，城市空间表现为同质化、碎片化与等级化的矛盾特征，城市中心成为财富、信息、权力和暴力的中心，而城市边缘则是被隔离的社会关系、无产者以及贫民窟，新型的城乡对立导致新型的压迫。(3)随着自动化技术的发展，资产阶级抓住资本积累的机会，将休闲空间工业化和商业化以实现剩余价值，例如迪士尼乐园等。(4)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生产力的增长服务于自然空间与城市空间的控制，不仅为生产剩余价值服务，也维持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权力的再生产：“资本主义不仅仅将空间纳入了自身的扩张，它还在自己的扩张中建立了一些新的部门。在欧洲和那些先进的工业大国，娱乐已经变成了一个最为重要的产业。为了娱乐，人们已经征服了大海、高山和沙漠。娱乐业和建筑业联系在一起，以便让边缘地区和山区的城市和都市化进程能够得到延续。”(44)亨利·列斐伏尔：《空间与政治》，第106页。
总体而言，列斐伏尔从资本与地租的关系入手思考城市的本质问题，这是他这本书最有价值的地方，但并不深刻，更深入的研究是由大卫·哈维等人完成的。
五、在全球化空间生产视野中理解城市问题
马克思主义对城市的研究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把城市同特定的社会历史阶段相联系，二是从空间辩证法角度来理解城市。(45) Andy Merrifield,Metromarxism：A Marxist Tale of the City， p.177.《马克思主义思想与城市》一书既有城市历史性的视野也有城市空间性的理解。随着生产力、特别是信息交通技术的加速发展，城市问题已经远非过去的那种狭隘地方性问题，而是成为一个全球化与世界历史性的问题。资本主义通过把自身扩展到整个空间中来维持自身，都市化就是这种巨型扩张的一个方面。一定程度上来说，自从马克思的时代以来，资本主义建立了全球化的市场，并且通过不断地空间化生产而再生产着这种霸权关系。在《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指出：“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4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5-36页。同时马克思又指出：“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征服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消灭空间……力求超越一切空间界限。”(4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521-538页。可见，马克思已经看到资本主义突破空间与地理的障碍和界限，力求在全球空间中生产和再生产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并且为资本积累开拓崭新的空间。所以，列斐伏尔认为，研究城市问题必须放到历史唯物主义社会空间基本矛盾的理论之中：“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对所谓‘都市’问题的分析……就不应该去发现或构建一种现代的‘都市系统’或‘都市权力’，而是在总的过程中把握都市现象，在都市现象中揭示矛盾本身。”(48) Henri Lefebvre,La Pensée Marxiste et La Ville， p.147.实际上，城市问题的讨论如果离开全球化、区域一体化这两个维度是无法得到正确理解的。列斐伏尔认为，资本主义形成了一个全球化、国家化与城市化的三位一体的全球空间权力结构。
首先，全球化是一个全世界空间重构的过程，这一过程部分地是通过国家社会空间组织的重构而实现的。列斐伏尔使用更多的其实是“世界化”概念，这一概念来自于马克思、海德格尔与阿克塞洛斯。“列斐伏尔的世界化概念必须在政治和经济的意义上来理解，对他而言，世界性的兴起与世界化的过程不是一个差异的裂缝，而是社会生活在所有的尺度上的等级化、差异化和碎片化的不断加强。”(49) Neil Brenner and Stuart Elden,“State, Space, World: Lefebvre and the Survival of Capitalism,”N. Brenner & S. Elden (Eds.),Henri Lefebvre: State space world，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9, p.25.
其次，资本的全球化与国家区域权力的重组被视为全球社会空间重建的两个内在相关的过程。国家在空间之中生产社会关系，它能够覆盖整个民族国家的空间，并且生产一个支撑着自身的复杂的空间区域。因此，随着生产力的扩张以及经济的增长，再加上大规模的都市化消费空间的形成并在空间中固定下来，出现了一种新的国家与空间的结合方式即国家生产方式。(50)Neil Brenner and Stuart Elden,“Henri Lefebvre on State, Space, Territory,”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ociology， 3(4), 2009, p.368.国家通过各种形式的基础设施投资、空间规划、工业政策、土地使用规划、城市和区域政策以及金融监管等措施提高资本利润率，促进资本主义的空间生产力，创造新的空间构型。例如，国家与交通运输系统以及汽车工业的密切合作重新塑造了先前空间，国家投资建设的高速公路、铁路、航空以及各种停车场，再加上各种各样的酒店、车库、旅馆、加油站等。
再次，都市化作为资本在地方安营扎寨的场域依托，构成了全球化的三个根本维度之一。“都市问题不再是市政问题，而变成了国家的与全球的问题。”(51)亨利·列斐伏尔：《都市革命》，第167页。“城市不再是特征分明、边界清晰的地方；相反，它变成了一个没有显著特色、不受限制的星球环境。”(52) 尼尔·博任纳：《城市、地域、星球：批判城市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14页。地方都市化建立在全球化力量与国家空间规划力量的中介位置，并且它与世界国家体系与跨国资本的地理学形成了三位一体的架构。于是，全球资本积累的社会地理学转移、国际体系以及都市化在所有的空间尺度上紧紧地交织在一起，形成一个错综复杂的网络。在其中，资本流动前所未有地加速。在国家、地方城市层面的不平衡发展导致了中心—半边缘—边缘的结构。(53)Henri Lefebvre，“Space and Mode of Production,” N. Brenner & S. Elden (Eds.),Henri Lefebvre: State Space World，pp.213-214.国家空间和地区空间之间的竞争、跨地区集团和多国企业之间的竞争不断加剧。不断增强的经济跨国化伴随着蔚为壮观的市场全球化，产生了所谓的“世界城市”或者星球化城市。(54)Brenner N, “Global, Fragmented, Hierarchical: Henri Lefebvre’s Geographies of Globalization,”Public Culture， 10(1), 1997, p.139.
六、在未来社会的科学与理想中理解城市问题
《马克思主义思想与城市》一书一个非常明显的缺憾是没有专门讨论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还有《哥达纲领批判》)中丰富的城市社会思想，尤其是人类未来的前景思想。(55)参见Andy Merrifield,Metromarxism, A Marxist Tale of the City， pp.21-24.列斐伏尔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中研究城市哲学问题，不仅仅要从哲学理论上回答马克思主义对城市问题的看法，更重要的是要瓦解传统理性主义以及新兴实证主义对城市生活的同质化生产与规划控制，重申人道主义的城市哲学理念，反对资本主义对城市日常生活的抽象统治，重建差异性的社会主义都市社会空间。他多次呼吁，我们要复活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未来都市社会想象，在完全都市化的时代背景下更新我们对城市问题的理解。在马克思恩格斯的问题域中，工业化才是资本主义的主要动力，城市化只是服务于工业化的次要的背景和场所。但是列斐伏尔认为，如果资本主义战胜封建主义意味着工业社会对农业社会的超越，那么在20世纪乃至今天全世界范围内发生了新的社会结构转型，即从工业社会向都市社会的转变。此时城市的问题不再是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分离或者二元对立，毋宁说是全世界普遍城市化内部的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所以说都市化不再是局部的现象而成为全球性的世界现象。未来城市问题的关键不再是城市与乡村的二元对立，也不是城市完全消灭乡村，而是都市社会强大的构成性实践过程，将一切都吸纳进这个全球性的都市化当中。所以，“在最高的理论层次上，我们需要考察所谓的工业社会到都市社会的转型(或革命)。这种转变规定着总问题，即真实的总问题的特征”(56)亨利·列斐伏尔：《都市革命》，第158页。。从古代的政治城市到中世纪晚期开始的商业城市，再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业城市，列斐伏尔试图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重新勾勒城市空间形式历史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的辩证图景。不仅如此，他还描绘了理想中的未来都市社会的实现趋势和辩证乌托邦远景。
列斐伏尔在《都市革命》一书中构想的“社会的完全都市化”(l'urbanisation complété)是都市革命的未来趋势和结果，它不是瞬间爆发的街头革命，而是一个漫长历史变迁与转移过程，这就是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都市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如果说城市是工业化的现代社会的特征，那么都市则是一种未来社会的具体抽象，是工业化的最终目标。城市不再是代表着与乡村对立的分散的区域，而是成为反映整体社会的“构成性中心”。这一判断非常关键，列斐伏尔在《都市革命》中提出“内爆与外爆”(implosion-explosion)的辩证运动来解释所谓的都市现象：大量的人口、活动、财富、信息、商品、货物、工具、思想等向城市汇集，形成了都市现实的巨大内爆；然后爆炸的碎片撒播出去，形成多种多样的碎片，例如边缘、郊区、度假村、卫星城等。
列斐伏尔在《都市革命》《空间的生产》等书中反复吐露自己的心声：都市社会将重塑市民社会，并导致政治社会被吸收到市民社会之中，即马克思所说的国家的消亡。那时过去工业化主导都市化的进程将被颠倒过来成为工业化服务于都市化，全球社会从属于都市社会，而都市社会的意义正是向人提供全面发展与自由栖居的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一个未来的乌托邦的承诺，一个谋划：把不可能的事情带入到可能性的领域。它导向差异的空间，一种差异的生活，这种生活的实现取代了生产力崇拜以及破坏自然的工业时代的“现实原则的”工作，代之以“快乐和享乐”原则。(57)亨利·列斐伏尔：《都市革命》，第34、95页。这种批判是为了从统一的、同质化的空间时间走向瞬间的、“差异的构成性的”或者差异性的时空。这种未来都市社会不再是同质化的“同位空间”(isotopics),而是一种充满丰富性、差异性的“异位空间”(hétérotopie)，后者与乌托邦或者抽象的虚构毫无共同之处，它是真实的都市社会实践过程，是在场与不在场的辩证运动。
列斐伏尔指出：“今天，我们必须接受和发展傅立叶、马克思、恩格斯的伟大的乌托邦理念，不是因为它们憧憬不可能性，而是因为在这个社会之中就内含着乌托邦的要素，不仅现在有，而且永远存在：不可能的可能性，创造不可能性的可能性，产生革命情势的终极矛盾。”(58)Henri Lefebvre,La Pensée Marxiste et La Ville， p.155.如果说马克思是通过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历史局限性的批判，并提出了用社会主义以及共产主义取而代之的无产阶级革命方案，那么列斐伏尔则通过“都市社会”未来可能性的乌托邦规划为人类的美好生活提供了都市的辩证想象。当然，这种都市马克思主义给人一种脱离经济基础的空中楼阁之惑。
总之，列斐伏尔通过强化与突出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被遮蔽的城市总问题而使历史唯物主义具有了与城市化时代发展相适应的研究方法与认识逻辑，相应地也使得城市问题研究具有了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基础。列斐伏尔一方面通过城市历史问题和城市现实问题研究为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过程、原生形态及当代形态打开了一个崭新视野，另一方面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揭开了城市问题的神秘面纱。可以说，后一方面的贡献更为重要，更有影响。所以，他既有把城市问题在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加以系统“主题化”之功，也有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主体“城市化”之过。他在用历史唯物主义框架研究城市问题的同时，把历史唯物主义总问题城市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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