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马克思《波恩笔记》出版评注的批判性思考
关于马克思《波恩笔记》出版评注的批判性思考康加恩
(南京大学 哲学系， 南京 210023)
1837年11月，年轻的马克思在给他父亲的信中这样写道：“我已养成将所有读过的书都进行摘录的习惯……顺便将思考的东西草草地写在一边。” (1)Marx-Engels-Gesamtausgabe， Bd. III/1, Berlin: Dietz, 1975, S.15.马克思不仅在大学期间，而且一生都在坚持这个习惯。这也适用于1841—1842年，当时青年马克思在获得博士学位后，与他的朋友和哲学同伴布鲁诺·鲍威尔致力于一种无神论的宗教哲学。人们通常所说的《波恩笔记》与这个计划有着紧密联系。1841年春季二人想要创建一本无神论杂志，因为他们认为阿尔诺德·卢格出版的《哈雷年鉴》对宗教的批判不够彻底，但这个构想失败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新想法，即强调黑格尔哲学的无神论潜力和革命性质，并以一本书来总结他们的想法。鲍威尔匿名撰写《对黑格尔、无神论者和反基督者的末日的宣告》(以下简称《末日的宣告》)于1841年11月问世，这是这次合作的一个产物。1841年12月《末日的宣告》遭禁，计划于1842年出版的《末日的宣告》第二部分以《从信仰的观点批判黑格尔的宗教与艺术的学说》为题于1842年5月出版。马克思想要为第二部分写一篇论宗教艺术的文章。鲍威尔、卢格和马克思之间的通信证明，马克思在1841年12月已经着手此项工作。当《对黑格尔、无神论者和反基督者的末日的宣告》第二部分因第一部分遭禁而陷入困境时，马克思打算将他的文章单独发表在卢格的杂志《轶文集》上。然而，在几个星期内他被迫完全重写他的文章。不久之后，他告诉卢格，“我手上的东西几乎写成了一本书”并且他“陷入了各种各样的研究之中”，这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2)Marx-Engels-Gesamtausgabe， Bd. III/1, S.26.这项计划并未完成。1842年5月，鲍威尔的《黑格尔学说》(即《末日的宣告》第二部分)在没有马克思参与的情况下出版。
梁赞诺夫写道，人们“几乎可以肯定地说，这些摘录与马克思打算写的关于‘基督教艺术’或‘宗教艺术’的文章直接相关”(3)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Bd. I/1.2, Berlin: Marx-Engels-Verlag, 1929, S.XXII.。这个猜想基于笔记与马克思《末日的宣告》第二部分内容的一致性。在1841年出版的部分中，鲍威尔说，《末日的宣告》表明“黑格尔想要证明宗教意识的确证是自我意识的内在确证，或者将宗教精神的天堂世界溶解到自我意识内部”，“《末日的宣告》第二部分”涉及的问题是，“黑格尔从一开始是如何让宗教从内在的辩证法和自我意识的发展中脱颖而出，成为一种奇特的现象”，这一“紧随本文的第二部分的发展，在其中黑格尔对宗教和基督教艺术的仇恨及其对所有实在的国家法律的消解也将得到体现”。(4)Bruno Bauer,Posaune des jüngsten Gerichtsüber Hegel den Atheisten und Antichristen: Ein Ultimatum，Leipzig: Otto Wigand, 1841, S.163.
马克思完成的题为“波恩1842”的七本笔记包含七本涉及艺术理论和宗教理论问题的专著，包括卡尔·弗里德里希·冯·鲁莫尔的《意大利研究》、约翰·雅各布·格伦德的《希腊人的绘画艺术》、沙尔·德·布罗斯《论物神崇拜》、卡尔·奥古斯特·伯提格尔的《艺术神话的观念》、克里斯朵夫·迈纳的《宗教批判通史》、本雅明·贡斯当的《论古代宗教》和让·巴贝拉克的《教会神父的道德观》等。从笔记的标题来看，摘录作品是在大约4月初到5月底之间写作的，也就是说，在他到达波恩之后和他离开特里尔之前。在那里，马克思停留了六个星期，直到7月9日之后才回到波恩。
在MEGA2编辑的评注中，马克思参与鲍威尔论题的原因几乎没有被深究，似乎马克思在1841年完全赞同鲍威尔的《末日的宣告》，直到1842年3月马克思与鲍威尔才决裂。当时马克思将普鲁士的审查制度作为“停止与布鲁诺·鲍威尔合作，并以修改后的形式向《德意志年鉴》提供作品”的契机。在1842年3月底，这一修改转变为全面修订。在这个时候，“他开始重新检查黑格尔的理论来源，从而进行更彻底和详细的调查”，对黑格尔宗教哲学的仔细反思使他得出结论，他不仅改变了描述的形式，而且还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此外，他的“现实的政治工作经验产生了新的见解”，这让他怀疑他与布鲁诺·鲍威尔在传播和宣传宗教批判方面的合作。因此，我们可以回顾性地发现马克思转向政治新闻编辑和“具体的历史和人类学材料的学术研究，并或多或少地研究了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主义者的抽象观点”。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直到1841年底，马克思才成为青年黑格尔主义的追随者和布鲁诺·鲍威尔的继承者，但在几个月内就开始打破早期黑格尔的宗教哲学话语。因此，马克思进行修订的愿望是决裂的第一个迹象，学术渊源研究和政治新闻学是马克思思想转变的主要原因。(5)Marx-Engels-Gesamtausgabe， Bd. VI/1,Berlin: Dietz，1976，SS.23-24.
以下是笔者对上述描述的一些反对意见，涉及四个方面：(1)马克思与鲍威尔有明显的相似之处，但二者之间也存在着严重的差异，没有这些差异，他们的合作与决裂就无法理解。除了二者合作的理论原因外，还必须考虑马克思的现实原因。因为他已与珍妮·冯·威斯特华伦订婚多年，并希望尽快与她结婚。马克思夫妇寄希望于鲍威尔承诺的波恩大学的职位，借此能摆脱糟糕的家庭关系，但是当马克思于1842年抵达波恩时，鲍威尔已被停职。在此期间，二者出现了《末日的宣告》破裂的第一个迹象。因此，必须再次追问这个问题：鲍威尔的计划和马克思的《波恩笔记》存在何种关系。(2)从马克思、卢格和鲍威尔的通信中可以看出，在1842年春天，马克思首先试图摆脱《末日的宣告》的形式限制，最后这个计划完全破灭。因此，在1842年3月初，他努力独立发表他的文章。然而，在几个星期内，他认清鲍威尔使他误入歧途。一个月后，他终于谈到了一个单独的书目计划。(3)马克思没有流传下来关于宗教艺术的作品应划分为五个形成阶段。马克思书目计划的公布标志着他完全背离了原计划。马克思不是从1842年而是可能从1841年的夏秋之交开始处理这个问题。因此，这一作品的开始写作时间应在《末日的宣告》第一部分印刷时间之前。(4)不能理所当然地认为马克思的“波恩1842”卷的标题必须与形成摘录的地点和日期相同。马克思在4月抵达波恩之前可能已经做了很大一部分。从重新注明的日期中可以清楚地看出，马克思在4月到5月之间并不总是留在波恩。当时他除了忙于撰写三篇报纸文章外，还忙于完成在4月到5月之间不再有兴趣的宗教艺术研究。
1.马克思与鲍威尔的关系
1837年，马克思通过讲师鲍威尔的介绍结识“黑格尔学派”成员，鲍威尔在青年黑格尔主义者中“扮演了重要角色”。1839年夏季学期马克思听了鲍威尔关于先知以赛亚的课程。1839年末鲍威尔期待马克思去波恩讲学，在同一封信中还谈到马克思在夜晚烛火下的“逻辑学研究”。鲍威尔希望马克思能毫无阻碍地从事逻辑学研究并说“特别是你能重新修改本质论，那就好了！”(6)Marx-Engels-Gesamtausgabe， Bd. III/1, S.341.马克思在1840年想要写一篇批判和反对黑格尔主义神学的文章，同时评论鲍威尔新编辑的宗教哲学讲座，最后出版一本关于海尔梅斯主义的小册子。
当马克思于1841年3月获得博士学位后，无神论杂志的出版提上议事日程。鲍威尔那时刚刚写了一本关于黑格尔的书，并寄给马克思让他进行校对，他还告诉马克思在波恩取得大学授课资格的方法，并希望他为即将到来的斗争做好准备：“真正理论的恐怖主义不得不让步了。”(7)Marx-Engels-Gesamtausgabe， Bd. III/1, SS.352-353.马克思当时可能已经怀疑鲍威尔的希望，即鲍威尔的科学将成为普鲁士国家教义。马克思想要“献身于实践的官场生涯”，鲍威尔认为那“毫无意义”，因为“现在理论是最好的实践，并且我们还根本不能预言，理论在多大意义上将成为实践”。(8)Marx-Engels-Gesamtausgabe， Bd. III/1, S.355.鲍威尔建议，“如果你到波恩来，那么这个僻乡很快会成为普遍注意的对象，并且在这里我们能在主要之处引起危机。和这里的神学系进行斗争，也将可能变得越来越重要”(9)Marx-Engels-Gesamtausgabe， Bd. III/1, S.354.，并且尝试阻止马克思的激进化，认为马克思无论如何不应该把超越现在哲学发展的内容放到博士论文中(10)Marx-Engels-Gesamtausgabe，Bd. I/1, Berlin: Dietz, 1975, SS.14,933.，并说：“以后一旦你登上了讲坛并且是以自己的哲学发展登上了讲坛，你就可以愿意讲什么就讲什么 。”(11)Marx-Engels-Gesamtausgabe， Bd. III/1, S.358.在鲍威尔看来，马克思应该放弃他计划中对费尔巴哈的批判，因为费尔巴哈可能会是计划杂志的潜在贡献者。
马克思的第一次波恩论战发生在1841年7月，当时鲍威尔与波恩教授组织了一次会议，鲍威尔在8月17日给卢格的信中提到了这次会议。由于在马克思的面前黯然失色，鲍威尔感觉自己受到了威胁。7月中旬，马克思应母亲的要求回到特里尔签订协议，在这份协议中，将他迄今为止的学业上的花费也算在他应继承的遗产中。7月底，鲍威尔忙于《对观福音书作者批判》第二卷的书稿；8月16日，鲍威尔写信告诉他的兄弟埃德加说他将在十天内前往法兰克福，“在离开之前，我完成了一份针对黑格尔的揭露；这个揭露有点不够深入”(12)Bruno Bauer,Briefwechsel zwischen Bruno Bauer und Edgar Bauer während der Jahre 1839-1842 aus Bonn und Berlin，Charlottenburg: Egbert Bauer, 1844, S.154.。从这些信中可以看出，鲍威尔独自写了《末日的宣告》。
从《末日的宣告》第一部分可以看出，“黑格尔对宗教和基督教艺术的仇恨”是在“第二部分”中进行的。根据荣格的报告，马克思为《末日的宣告》第二部分写作的东西可能已经在7月份他逗留在波恩期间进行了讨论。鲍威尔于1841年12月6日给卢格的信中明确指出，马克思长期以来一直忙于这个主题，“我的朋友马克思仍在为《末日的宣告》工作……所以它会非常彻底”(13)Bruno Bauer,Der Redaktionsbriefwechsel der Hallischen, Deutschen und Deutsch-Französischen Jahrbücher，Berlin: De Gruyter, 2010, S.890.。关于马克思未流传下来的文章的第一阶段，人们假设他写的东西是在《末日的宣告》第一部分出版之前讨论过的。第二阶段的形成恰好与写作过程的开始相吻合。鲍威尔在12月底完成了他写作的部分。1842年1月初，马克思完成了他的文章。2月，马克思承诺“我的手稿将在几天之后就能寄到”“维干德”处。“鲍威尔来信要我最后把手稿寄出，但正赶上我病重卧床，因此在几天前信才交到我手里。我忙于写附去的这篇文章，因此没有能做必要的修改。”(14)Marx-Engels-Gesamtausgabe， Bd. III/1, S.21.因而马克思还是没有把他的手稿寄给维干德。
2.马克思与鲍威尔决裂
马克思与鲍威尔的决裂始于3月初。1841年3月，马克思不再持鲍威尔虚幻的观点，马克思建议卢格，在《轶文集》中印刷他的“原定作为《末日的宣告》第二部分发表的论基督教的艺术的论文”，“由于萨克森书报检查的突然恢复………显然是完全不可能刊印了”。(15)Marx-Engels-Gesamtausgabe， Bd. III/1, S.45.马克思的这种策略很奇怪。首先，鲍威尔于1月26日告诉马克思，《末日的宣告》于12月中旬被禁止。因此，《末日的宣告》第二部分必须换标题。“我已写好：从信仰的立场上来评判黑格尔关于宗教和艺术的学说。”(16)Marx-Engels-Gesamtausgabe， Bd. III/1, S.369.马克思知道鲍威尔回避书报检查令的策略，尽管如此，他还是向这家报社辞职并寻求单独出版。第二，只是卢格的期刊在审查方面遇到了麻烦。来自维干德出版社的书几乎没有提及。5月底，卢格和费尔巴哈称《末日的宣告》第二部分已由维干德出版社出版。第三，我们没有得到消息，马克思事先将他的决定告知鲍威尔。第四，马克思不再匿名，而是以自己的名字出现在公众面前。(17)他“认为最好把我的名字也署上”。Marx-Engels-Gesamtausgabe， Bd. III/1, S.22.这是马克思第二次尝试摆脱鲍威尔的束缚。
两周后，马克思告诉卢格，他发现“《论基督教的艺术》一文(现已改为《论宗教和艺术，特别是基督教的艺术》)应当彻底改写，因为……《末日的宣告》的笔调臃肿而拘谨的黑格尔叙述方式，现在应当代之以更自由、因而也更实在的叙述方式。”(18)Marx-Engels-Gesamtausgabe， Bd. III/1, S.24.此时开始了第四阶段。当马克思开始为《轶文集》重新撰稿时，他已经决定启用一个新的题目。(19)所以这是关于同一篇文章的修订版。这种观点并非始终不同。Hartmut Böhme,Fetischismus und Kultur. Eine andere Theorie der Moderne， Reinbek: Rowohlt, 2012, S.311.这次修订的原因可能是马克思“必须谈论宗教的一般本质”。马克思通过摆脱鲍威尔的虔敬主义的假面具，他显然发现了自己与费尔巴哈的一些相似之处。他确实与费尔巴哈有一些“争论”。这涉及的“不是原则，而是对它的理解”。(20)Marx-Engels-Gesamtausgabe， Bd. III/1, S.25.很显然，马克思在这里赞同费尔巴哈而不是鲍威尔。
4月初，马克思终于搬到了波恩，在那里他一直待到5月初。5月2日马克思途经科隆去往特里尔。在那里停留两星期。4月27日他给卢格的信中这样写道：“这个月里由于各种各样繁杂的外务我几乎完全不能进行工作。”尽管如此，他已经为《轶文集》写了四篇文章。他在晚些时候承诺了写作关于宗教艺术的文章，因为“您将收到的论宗教艺术的文章是大大压缩了的，因为这篇东西几乎信手写成为一本书了，同时我又被吸引到各种各样的研究中去，而这些研究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21)Marx-Engels-Gesamtausgabe， Bd. III/1, S.26.从此开始了第五阶段。7月9日，马克思向卢格抱怨说，他从整个4月份开始，“总计起来大约最多只工作了四个星期，而且还是断断续续的。由于最近的丧事，我不得不在特里尔呆了六个星期，而余下的时间都被极不愉快的家庭纠纷分散和浪费”。在这段时间里，他“不能把《论艺术和宗教》一文仔细加工了”，但他为《莱茵报》写了一篇文章。(22)Marx-Engels-Gesamtausgabe， Bd. III/1, S.28.
3.马克思与鲍威尔决裂的原因
马克思为什么放弃他的初衷是显然易见的，尽管马克思仍然对艺术和宗教感兴趣，但是他不再相信自己能够而且必须审视这些对象，正如他在一年前与鲍威尔在《末日的宣告》 的框架下设想的目标那样。这一转变已经在他博士论文中起草的理论方案中完成。在其中，马克思将理论与实践之间所固有的矛盾作为疑难问题提出，而这些矛盾在“哲学的直接的实现”中得到了明确的表述。理论的“哲学上的实践”是对“根据观念衡量特殊的现实”的批判。(23)Marx-Engels-Gesamtausgabe， Bd. I/1, S.68.根据马克思的观点，一方面要求能够将哲学直接转化为政治现实，而不必从个人的政治现实中构建哲学普遍性。这是对鲍威尔理论方法的间接批判。
在1841年至1842年期间，马克思通过双重反思的间接关系打破了哲学与现实之间的直接关系。哲学只有通过理论领域的转向自身和实践现实性领域的“转向外部世界”才能实现。他显然认为鲍威尔对宗教的批判是有用的，因为它要求哲学从其神学预设中解放出来，以便哲学最终能够达到其中介实现的程度。(24)Marx-Engels-Gesamtausgabe， Bd. I/1, S.69.这种实现的“后果”必然是“它的损失”，因为它不再仅仅“内在地”通过它的内容来自我确认，而是“通过它的外观，与其接触和互动的现实世界”进行自我确认。(25)Marx-Engels-Gesamtausgabe， Bd. I/1, S.183.因此，哲学的主要目的不再是自身，而是它的对立面，即现实。
马克思的政治新闻学成为这种调解的中介，哲学成为“报纸记者”(26)Marx-Engels-Gesamtausgabe， Bd. I/1, S.184.，“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27)Marx-Engels-Gesamtausgabe， Bd. III/1, S.31.，它不再取决于“根据观念衡量特殊的现实”(28)Marx-Engels-Gesamtausgabe， Bd. I/1, S.68.，而是衡量“事物的存在的内部理念的本质”(29)Marx-Engels-Gesamtausgabe， Bd. I/1, S.142.。政治的现实性不再是鲍威尔的“出于个体的理性”，而是由“社会理性”和“人类关系”构建。(30)Marx-Engels-Gesamtausgabe， Bd. I/1, S.188.能够完成这项任务的不是彼岸天国的宗教，而是此岸世界的哲学。如果理论想要掌握现实，它必须从其内部确证出发。马克思此时关于政治现实的关键词是“物质斗争”“物质手段”“物质的、精神的和宗教的关系”“物质需要”“物质局部利益”和“私人利益”等。(31)Marx-Engels-Gesamtausgabe， Bd. I/1, SS.153,163,166,184,357,216.截至1842年4月，马克思已经远远超过鲍威尔对宗教的批判。宗教问题对马克思来说不是神学问题，而是社会和政治问题。
当马克思3月初想单独在卢格的《轶文集》发表《末日的宣告》第二部分的稿件时，他开始显示出与鲍威尔决裂。《波恩笔记》的撰写加深了马克思与鲍威尔之间的理论分歧，加速了马克思与《末日的宣告》的决裂进程。如上文所述，现实原因也起到了一定作用。 3月20日，马克思明确表示他希望加深对宗教的批判。到了4月底，马克思终于提及他在宗教艺术研究中所进行的“各种各样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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