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观念的转换与现代国家建构
身份观念的转换与现代国家建构
——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概念在近代中国传播的理论解读
曹龙虎
(武汉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武汉 430072)
摘 要：在现代国家建构中，政治观念的塑造具有重要的意义。马克思主义“阶级”概念在近代中国的跨语境传播，不仅体现为新的学理知识的输入，还体现为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的展开与实践。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近代中国革命运动中，中国共产党通过区分阶级、发动“阶级斗争”等方式开展革命。这一革命实践使马克思主义革命学说中具有极强行动色彩的“阶级”概念也从理论走向现实，促成了一种以“阶级”为核心的新型身份观念的产生和以“阶级”为基础的国家建构方略的形成。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阶级； 身份观念； 国家建构
1938年，国共第二次合作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之后，时任国民政府国防最高会议参议员的著名民主人士梁漱溟，对延安进行了为期18天的访问。据梁漱溟自述，此行主要有实地考察和交换意见两个目的，“实地考察”即“考察共产党的转变如何”，“交换意见”则指“为求得国家进一步的统一”与“中共负责人交换意见”[注]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忆往谈旧录：梁漱溟回忆录》，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第178页。。在访问过程中，梁漱溟与毛泽东就抗战前途、战后建国等问题先后六次“交换意见”，其中，毛泽东与梁漱溟的一个分歧经常被后世学者所关注。这就是二人关于中西文化认知以及解决中国问题路径方面的分歧。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是阶级斗争的过程，就像《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00页。，中国共产党也是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出发，理解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和当时的革命斗争形势。梁漱溟不同意这种观点，按照梁氏在《乡村建设理论》中的说法，中国社会只有“职业分立”，而并不存在“阶级对立”，“斯不谓之阶级社会耳”[注]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8页。。梁漱溟就上述观点以及分歧，与毛泽东深入交换了意见，并将《乡村建设理论》等著作赠予毛泽东。
毛泽东与梁漱溟关于中国社会是否是一个阶级社会的争论，有多重的解读思路，我们可以从政治发展的角度将之理解为中国道路选择的革命与改良之争，也可以从文化分析的角度对中国社会尤其是乡村社会的运作本质作进一步追溯。笔者主要关注其中所体现的话语逻辑。在毛、梁二人的争论中，虽然毛、梁二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理解有所不同，但双方对“阶级”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范畴的概念却有共识，只不过梁漱溟认为体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内容的“阶级”和“阶级分析”并不适合中国社会而已。从这点出发可以看出，体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学说的“阶级”概念不仅为中国共产党及其拥护者所运用，也被梁漱溟等改良派所接受，并将之作为其言说、论证的根据。
在现代国家建构(State-building)中，政治认同或者政治观念的塑造被认为是与国家制度的健全、国家结构体系的优化同等重要的问题。毛、梁二人关于中国社会是否是一个阶级社会的争论，体现的就是一种政治观念上的分歧。考虑到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革命在近代中国国家建构中的重要作用，显然，解读这一分歧背后的理论意涵也就显得尤为重要。近年来，随着关键词、观念史、概念史等方法的引入，关于“阶级”概念传入中国的历史考察已经有了非常丰硕的成果[注]黄冬娅：《对“阶级”理论传入中国的历史考察》，《二十一世纪》(香港)2003年6月号；栗荣：《“阶级”概念的起源与中共早期的理论认知》，《党史研究与教学》2012年第2期；陈红娟：《width=4,height=11,dpi=110共产党宣言width=4,height=11,dpi=110汉译本中“阶级”概念的源起、语义与理解(1900-1920)》，《中共党史研究》2017年第8期；陈红娟：《中共革命话语体系中“阶级”概念的演变、理解与塑造(1921-1937)》，《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4期。；但是，这一纯粹史学路径的探讨很难挖掘“阶级”概念传播背后复杂、深厚的理论问题。本文希望解读马克思主义“阶级”概念传播背后的身份观念变迁和国家建构问题，来呈现马克思主义“阶级”概念在运用于具体政治情境中所折射的理论意涵。
一、马克思主义“阶级”概念的身份意蕴
毋庸置疑，“身份”以及与之相关的“身份认同”“身份政治”等概念是人类现代化的产物，描述的是一种现代现象。按照现代国家建构的思路，国家要想实现政治上的统一和凝聚力，必须借用“身份”的工具，建构一种超越地域、族裔等认同要素之上的、统一的身份认同。一般来说，现代国家普遍都以建构一种“公民身份”(Citizenship)的国家为目标。所谓“公民身份”，按照英国社会学家T·H·马歇尔(T.H. Marshall)的说法，即个体在政治共同体中所拥有的“完全成员资格”以及与这一资格相联系的各种权利。[注]T·H·马歇尔从英国的社会历史出发，把公民身份的构成看成是由公民权利(civil rights)、政治权利(political rights)和社会权利(social rights)所组成的复合范畴。参见T·H·马歇尔等：《公民身份与社会阶级》，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60页。在“身份”意涵的诸多维度中，个体或群体因出身、智识水平、能力、职业等不同而出现的资源占有、社会地位等方面的身份差异，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如何认识和理解一个几乎是伴随着人类社会产生就形成的差异现象，在不同时期、不同思想家那里有很大的争议。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阶级”就是关于这一问题的一种认知和论述。
整体而言，人们对于这种因出身、智识水平、能力、职业等不同而产生的身份差异的认识，在伦理结构上呈现为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古今之别。例如，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到统治者(立法者)、护卫者(军人)、生产者(农夫和手艺人)等因智识能力、道德品质的不同而产生的分化。而在解释这种分化时，柏拉图认为这种分化是城邦正义的体现，“正义就是只做自己的事，而不兼做别人的事”，“当生意人、辅助者和护国者这三种人在国家里各做各的事而不互相打扰时，便有了正义，从而也就使国家成为正义的国家了”[注]柏拉图：《理想国》，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56页。。同样地，亚里士多德也是从为城邦存在需要诸多职能和条件来理解社会分化现象。亚里士多德认为一个理想的城邦至少应该包含“粮食供应”“工艺”“武备”“财产(库藏)”“祭祀”“裁决政事”等职能或条件，“邦内应当有若干农民，从事粮食生产；工匠；武装部队；有产阶级(部分)；祭司；一个裁决有利于公众的要务并听断私事的团体”[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371页。。麦金泰尔(Alasdair MacIntyre)对此有个非常好的总结。他认为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中，都“存在着一个宇宙的秩序，这一秩序规定着人类生活的总的和谐系统中的每一德性的位置。道德领域的真理就在于道德判断与这个系统秩序的一致”[注]麦金泰尔：《德性之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179-180页。。经过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等思想解放运动之后，人们的伦理道德观念和社会秩序观念开始发生变化，人们对于个人或群体因出身、智识水平、能力、职业不同而存在的资源占有不平等、社会地位差异等现象的理解也开始产生分歧。德国著名思想家舍勒曾用“价值的颠覆”来概括伦理意识从传统到现代的结构性转变。舍勒认为：“(传统时代的人)必须在给自己安定的位置上履行自己的特别义务……他的自我价值感和他的要求都只是在这一位置的价值的内部打转”，进入现代社会后，“实事性的职份及其价值的观念，原则上要在所有人之间的态度基础上才会展开”，而“每一个‘位置’都变成这场普遍追逐中的一个暂时的起点”[注] 舍勒：《价值的颠覆》，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第21页。。按照现代伦理观念，人们关于财富分配、名誉评价等观念都开始发生翻转，传统的依赖于一种社会普遍认同的正当本分观念规制的伦理秩序，开始被一种普遍性生存比较的伦理秩序所取代[注]张凤阳：《现代性的谱系》，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3页。，“自由”“平等”等词汇成为人们界定或者认知社会身份时常用的术语。
在英语中，“class”成为一个独立的英文单词大约起源于17世纪，最初用在教育领域，指年级(form)、课程(lecture)等；后来被用在社会领域，指一个群体(group)或一个部门(division)等；及至1770年至1840年工业革命的年代，我们现在使用的用来指代社会特别阶层的class开始出现，lower class(下层阶级)、 middle class(中产阶级)、upper class(上层阶级)、working class(劳工阶级)等短语开始渐渐流行开来[注]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51-52页。。在某种意义上，“阶级”概念堪称马克思整个学说的出发点，主编《马克思主义思想辞典》的英国学者汤姆·博托莫尔(Tom Bottomore)就认为，“正是由于发现无产阶级是‘现实本身的思想’，是一支从事解放斗争的新的政治力量，才直接导致马克思对近代社会的经济结构及其发展进程进行了分析”[注]汤姆·博托莫尔主编：《马克思主义思想辞典》，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89-93页。。大体来说，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界定：
第一，“阶级”一词表征的是社会体系中经济、政治地位不同的集团或团体。这种不同的集团或团体整体而言可以区分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但是在复杂的现实状况中又有更细致的划分。以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对象的“资产阶级”为例，马克思、恩格斯也注意到资产阶级内部也会因占有生产资料数量或者职业属性的不同而存在一定的区别。例如，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就注意到，“工业资产阶级”与“金融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在路易—菲力浦时代掌握统治权的不是法国资产阶级，而只是这个资产阶级中的一个集团：银行家、交易所大王、铁路大王、煤铁矿和森林的所有者以及一部分与他们有联系的土地所有者，即所谓金融贵族。……真正工业资产阶级是官方反对派中的一个部分，就是说，它的代表在议会中只占少数”[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45-446页。。而在《路易·波拿巴的五月十八日》中，则划分得更为细致，区分了“金融贵族”“工业资产阶级”“中间等级”“小资产阶级”等不同的阶级群体，“对制宪国民议会的这个声明，巴黎无产阶级以六月起义作了回答，这是欧洲各国内战史上最大的一次事变。获得胜利的是资产阶级共和国。站在资产阶级共和国方面的有金融贵族、工业资产阶级、中间等级、小资产阶级、军队、组成别动队的流氓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牧师和农村居民。而站在巴黎无产阶级方面的却只有它自己”[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76页。。
第二，“阶级”地位差别的根源在于生产资料占有程度的不同。在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中，“生产资料”是一个重要的概念，指的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总称，包括土地、厂房、机器设备、工具、原料，等等。生产资料占有程度的差别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理解为经济、社会地位的差别，而这种差别则产生了“阶级”。正如恩格斯在1888年《共产党宣言》的英文版加注中所说的，“资产阶级是指占有社会生产资料并使用雇用劳动的现代资本家阶级”，而“无产阶级是指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因而不得不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活的现代雇佣工人阶级”[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00页。。
第三，“阶级”地位的差异导致了“阶级”之间的斗争，进而推动了历史发展。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阶级斗争”推动了历史的发展，资产阶级推翻封建主阶级形成资本主义社会，是历史发展的进步，“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注]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2页。，“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注]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925-926页。。只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以私人占有为基础，资本主义存在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这一不可调和的基本矛盾，随着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不断扩大和升级，资本主义最终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才会被社会主义所替代，资产阶级才注定被无产阶级所推翻。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大体可以将马克思主义“阶级”概念中蕴含的身份观念概括如下：马克思主义“阶级”概念根据人们占有生产资料(财产)等差异将“人”分成不同的“阶级”类别，并认为这种不同“阶级”类别之间的斗争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其核心旨趣是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实质平等，并试图通过“阶级斗争”，“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方式来实现这种平等。显然，这种身份观念与西方传统时代那种依赖于一种社会普遍认同的正当本分观念规制的身份秩序观念，有很大的差异。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理论，人类社会的发展将经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五个阶段，而其中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都是两个对立阶级之间不断斗争、冲突，进而推动历史发展的社会。进入20世纪，随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在全球范围的展开，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不仅获得了极大的传播、扩散，还从一种理论学说转变为一种政治实践，切实影响着人们的政治、社会生活。
需要说明的是，在西方现代身份观念中，除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概念所表达的身份秩序外，还存在其他性质或者类型的社会秩序理论。这些社会秩序理论对人们身份观念的形成同样影响巨大。现代社会学一般将社会分层理论分为“冲突”理论和“功能主义”理论两种。其中，社会冲突理论将社会不平等看成是由于争夺供应短缺的有价值的商品和服务而进行的斗争而造成的，强调社会利益的冲突。显然，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学说就是“冲突”理论的代表。而 “功能主义”理论则对资源占有不平等、社会地位差异等现象的认知与“冲突”理论有很大不同。整体而言，“功能主义”理论从社会整体的需要来理解社会分层和社会秩序，强调地位差别、收入差别等社会不平等现象的合理性[注]格尔哈斯·伦斯基：《权力与特权：社会分层的理论》，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2-25页。。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一书中认为一切社会的所有功能——法律、宗教、家庭、工作等，都根据它们被重视的程度安排成层级，但“分工绝对不会造成社会的肢解和崩溃，它的各个部分的功能都彼此充分地联系在一起，倾向于形成一种平等，形成一种自我调节机制”，在社会由“机械团结”向“有机团结”转化的过程中，社会分工会越来越复杂，而不同职业之间也越来越倾向于用公平的契约来进行维系，社会的不平等程度也会逐渐减轻[注] 涂尔干：《社会分工论》，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第16、189-212页。；而消除社会“失范”状况的处方在于加强职业群体和职业伦理建设，而非通过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将生产资料所有制从资本家私人所有转变为社会共同所有。[注]杨善华、谢立中主编：《西方社会学理论(上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30-131页。
二、“阶级”概念的输入及其对中国传统身份观念的重构
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严等差”“贵秩序”的等级社会。中国古代的等级制度主要体现在中国古代的宗法制度中，宗法制度根据血缘亲疏关系，严格划定世系、辨别族属、区分等级。例如，《左传·桓公二年》中就有“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之说，这里不仅划分了“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等统治集团内部不同的等级，还认为居于被统治地位的“庶人工商”也有“分亲”“等衰”的存在。《左传·昭公七年》中则借尚未即位的楚灵王“为王旌以田”，而楚国大臣芋尹无宇砍断“王旌”之事，说明区分等级的重要性：“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在中国古代，这种宗法制度大体确立于夏朝，发展于商朝，完备于周朝，对后世的历代王朝具有重大影响，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古代社会最重要的组织机制。
这种宗法身份制度的观念形态主要蕴含在后世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儒家政治学说中。儒家政治学说一向推崇尊奉权威、敬顺长上，强调“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愚”的人格差分和“君臣有义”“长幼有序”的人伦分殊，以及“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的伦常之道[注]郭洪纪：《儒家的身份伦理与中国社会的准身份化》，《学术月刊》1997年第7期。。除了这种价值理念上尊卑贵贱的区分之外，儒家还通过“礼”这一制度规范体系来强化这种等级、尊卑观念。在古代中国，儒家“礼”的制度规范涵盖了户籍、丁赋、铨选、爵赏、名讳、旌表、仪节、婚丧、车舆、服饰等政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儒家思想试图通过这些标识、符号、象征或者建制化的措施来贯彻自身的身份伦理观念。总之，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典型的身份社会，人们根据人伦、出身、职业等被划分为若干等级，并且这种身份观念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被结构化和制度化。
后世学人在解读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的时候，虽然视角、立场有差异，但是都承认这种等级、身份的存在。例如，钱穆就认为中国古代社会是“以士为中心”，“士、农、工、商四阶层”为主的“四民社会”，“中国自古代封建贵族社会移转而成四民社会，远溯自孔子儒家，迄于清末。两千四百年，士之一阶层，进于上，则干济政治。退于下，而主持教育，鼓舞风气。在上为士大夫，在下为士君子，于人伦修养中产出学术，再由学术领导政治”[注]钱穆：《国史新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37-44页。。而瞿同祖则在分析中国古代法律观念时强调“士大夫(君子)与庶人(小人)的分野”的重要性，“儒家关于君子小人及贵贱上下的理论仍为社会的中心思想，习俗和法律一直承认他们之间优越与卑劣关系之对立，承认他们不同的社会地位，承认他们不同的生活方式，赋予士大夫以法律上政治上经济上种种特权”[注]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05页。。
虽然中国古代社会强调“严等差”“贵秩序”，但由于资源占有不均、社会地位不平而引起社会冲突的思想在中国古典文献中也有表达。例如，“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表达的就是反抗精神。不过，古典语境的“阶级”用法与此无涉。作为一个在古汉语中早已有之的词汇，中国古典语境中的“阶级”大致有以下用法：第一，指的是台阶。例如唐代诗人陆龟蒙在抨击唐朝腐朽统治的《野庙碑》中就有“今之雄毅而硕者有之，温愿而少者有之，升阶级，坐堂筵，耳弦匏，口粱肉，载车马，拥徒隶者，皆是也”之语。这里的“阶级”与“堂筵”对应，指的是供人上下的“台阶”。第二，指的是官员的品位、等级。例如《旧唐书·高宗本纪上》中就有“佐命功臣子孙及大将军府僚佐已下令见存者，赐阶级有差，量才处分”的说法。这里记述的是高宗显庆五年(660年)赐官臣下的事，中间的“阶级”指的是官位的等级。第三，指阶段、段落。例如，《朱子语类·卷一○三》中就有“然为学自有许多阶级，不可不知也”的用法。第四，指尊卑上下的等级。东汉思想家王符的《潜夫论·班禄》中有“上下大小，贵贱亲疏，皆有等威，阶级衰杀”之语，这里的“阶级”表达的就是尊卑有别、上下分明的等级之意。[注]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第399页。在中国古代文献中，“阶级”一词的用法有多种，有本文所涉的社会分层意义上的，也有其他的用法。不过，即使是社会分层意义的“阶级”用法，与体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内容的“阶级”概念还是有很大差别。那么，体现马克思主义学说观念、表示身份区隔意涵的 “阶级”一词是怎样传入中国的呢？
著有《汉语中的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起源与作用》一书的德国学者李博(Wolfgang Lippert)曾在一篇总结19世纪西学被译介到汉语、日语之过程的文章中认为，西学作品大量被译为汉语、日语的过程，并不是“大规模地向外语借词”，而是“通过母语词素描述性地复制西方词汇术语”[注]李博：《现代进程中的语言：19世纪西方概念和汉、日语的整合》，朗宓榭、阿梅龙、顾有信编：《新词语新概念：西学译介与晚清汉语词汇之变迁》，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2年，第64页。，即通过选用古汉语中的合适词汇来对接西方术语。“Class/阶级”的翻译也是这种知识跨语际交流模式的典型体现。这种跨语际交流模式的便捷之处在于能够促进域外知识的传播，但由于不同语言中的很多对应词汇只是存在一些松散的关联，如此也就不免导致认知和使用上的很多争议。
在1844年美国教士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编纂的《英华韵府历阶》中，英语词“Class”被翻译成“等”“礼”[注]Samuel Wells Williams，Ying Hwa Yun-fu Lih-kai，English &Chinese Vocabulary in the Court Dialect,Macao: Office of the Chinese Repository, 1844, p. 62.。1847年，英国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编纂的《英华字典》中对“Class”的释义开始丰富：“Class，部类、群类、肖类、与类、族类、党类、畴类、种类、群丑、齿类、台辈、辈行、等、埒、齐、斊、款、珿”，并翻译了一系列有关“Class”的短语，如“a class of persons, 一班人、品、辈”；“three classes of attendants, 三班”；“the superior class, 上品之人、君子”；“the lower classes, 下等之人、下贱之人、低品、小人”[注]W. H. Medhurst, Sen,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Vol.1,Shanghai: Mission Press, 1847, p.240.。1866—1869年由德国传教士罗存德(Lobscheid Wilhelm)主编的《英华字典》也是将“Class”翻译成“等”“种”“样”“流”等，并以短语的形式将“a sort of class of persons”翻译成“等级”,“the higher classes of people”翻译成“上等人、上品人、君子、正成人、斯文”,“the lower classes”翻译成“下品、低品、下等人、小人、下流嘅、下贱嘅人”[注]Wilhelm Lobscheid，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 with the Punti and Mandarin pronunciation,Hongkong : Daily press office, 1866-1869, p.396.。
由于中国古代典籍中已经有用“阶级”一词去表示等级、差异等含义的先例，所以，当“Class”一词进入中国时，“阶级”一词很自然地就成了“Class”的对译词。不过，在“Class”的译词选择中，除了“阶级”外，还有很多诸如“类”“等”“种类”等其他的译词选项，“阶级”与“类”“等”“种类”等一大堆表示社会分层的概念混合在一起，其丰富的政治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哲学意涵都没有体现出来。
不过，随着东西之间文化交流的进一步加深，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开始传入东方。这一过程先在当时全面向西方学习的日本完成。在明治时代之前的英日辞典中，如1603年的《日葡辞书》中，“阶级”一词也是作为“台阶”“官衔”“等级”的对译词。而明治维新后，随着西方社会主义思想在日本的传播，马克思主义“阶级”概念也就开始传入，并以和制汉语“阶级”的形式在日文文献中大量使用。1893年，日本东京民有社出版的《现时之社会主义》一书中已经有将“驕れる階級”(汉语意思为“生活奢华的阶级”)与“餓へたる階級”(汉语意思为“饥饿的阶级”)对立起来的用法[注]转引自李博：《汉语中的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起源与作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70-171页。。在社会主义思想迅速传播的背景之下，马克思主义“Class”概念的译词选择开始得到固定，其含义也得到基本明确。
当时的言论先锋梁启超是较早使用马克思主义“阶级”概念的中国人之一。1899年，梁启超在一篇题为《论中国与欧洲国体异同》的文章中使用了蕴含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表示“社会阶级”含义的“阶级”一词。[注]由国内语言学者黄河清编著、姚德怀审定的《近现代辞源》在考察现代意义上“阶级”一词的词源时，就追溯于此。参见黄河清编著、姚德怀审定：《近现代辞源》，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第394页。在这篇文章的第二章论述中国与欧洲的“相异之点及其原因与影响”时，梁启超认为古代中国与古代欧洲的相异点之一就是“欧洲有分国民阶级之风而中国无之”，“以希腊罗马之文明，而其下级社会之民，被虐待者惨无天日。其所谓沐文明之膏泽者，不过国中少数一部之人耳。至如合众国当十九世纪之时代，尚至为争买奴而兴干戈。法国既为共和政体，而贵族之权犹不替。推之亚洲各国，印度分人为四等之俗，至今未改。日本非人、秽多等称号，至维新后而始除。然则阶级之风，殆亦可称万国之公俗矣。独我中国则历古以来，此风不盛。自汉以后……布衣卿相之局，司空见惯矣。但使有才能，中资格，则无论出何门第，执何职业，皆可以执政权为民上”[注] 任公(梁启超)：《本馆论说：论中国与欧洲国体异同》，《清议报》1899年第26期。。同年，梁启超又在一篇题为《论强权》的文章中，用“阶级”来指涉“资本家”与“劳力者”“男子”与“妇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今日资本家之对于劳力者，男子之对于妇人，其阶级尚未去，故资本家与男子之强权，视劳力者与妇人尚甚远焉，故他日尚必有不可避之二事，曰资生革命，曰女权革命。经此二革命，然后人人皆有强权，斯为强权发达之极，是之谓太平”[注]任公(梁启超)：《饮冰室自由书：论强权》，《清议报》1899年第31期。。
差不多这一时期，从日本中转而来的社会主义思想也在中国渐渐传播开来，当时很多先进的知识分子都加入到这场社会主义思想传播的大潮中，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核心内容的“阶级”术语自然也进入到时人的视界。1903年，痛感亡国无日、立倡革命并创办《政艺通报》的邓实在一篇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中说道：“社会主义者，思想最高尚之主义。而首唱于思想最高尚之法兰西人圣西孟，渐枝干于英、德、奥、意，聚点潜伏于俄罗斯。其目的，欲打破今日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阶级，举社会皆变为共和资本、共和营业，以造成一切平等之世界。”[注]邓实：《政学文编卷一：论社会主义》，《政艺通报》1903年第2卷第2期。在这里，“阶级”一词用来指“资本家”与“劳动者”因生产资料占有不同而形成的分化的社会集团。邓实认为 “社会主义者”的目的就是打破“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的“阶级”划分，消除贫富差距，实现社会平等。同年，留学日本的马君武同样在一篇介绍社会主义学说的文章中重申了这一说法：“社会者，发达不息之有机体也，其必有一日焉，打破今日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阶级，举社会皆变为共和资本、共和营业，以造以一切平等之域，此社会党人所公信也”；值得一提的是，马君武还在文章中提到了马克思其人及其相关学说，“马克司(马克思)者，以唯物论解历史学之人也。马氏尝谓阶级竞争为历史之钥”，“现在之世界，则尚为阶级党类相争之世界而已”。而《近世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神髓》等当时译自日本、介绍社会主义的著作则对“阶级”革命以及“阶级”产生的背景都做了详细的介绍。福井准造的《近世社会主义》开篇即陈“百年以前，法兰西之革命，实为改革社会之一大原因。铲除君主之尊严，打破贵族之阶级，绝灭僧侣之特权，各国效之，而求改革社会之策”，并认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就在于“所谓王者无上之权力，一切裁制之法，皆不得加之。政治的自由之声，普及与天下，四民平等，无有阶级”。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则详述了“阶级”产生的背景和根源：“近世工业，一经兴隆，瞬息之间，席卷地球，到处压倒个人之小产业者，有如风扫落叶，遗片无留。业利全失，不得已弃其个人小器械，向大工场而趋，其所自得者，亦惟赁银而已。加之封建之制度废，土地之兼并盛，地方小农不得不竞出都会，求衣食于赁银。而自由独立之劳动者，渐就绝迹，赁银之劳动者，日益加多。于是社会分两阶级：专有生产机关，尽领有其生产之地主资本家为一级；食力以外，一无所有之劳动者为一级。彼疆尔界，鸿沟截然。此社会生产与领有之间，已现地主资本家与赁银劳动者之冲突。……然矛盾之极者，冲突生焉。冲突之极者，破坏生焉。今之产业方法，既以矛盾始其运行，次则有阶级之冲突，次则有市场之冲突，始以酝成产业制造全体之大破裂。”[注]转引自姜义华编：《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初期传播》，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69-78、81-82、289-290页。1903年，由汪荣宝、叶澜编撰的中国最早的新语词词典——《新尔雅》，把“阶级”作为新词收录，并将其解释为：“区分人群为数等，谓之阶级。”[注]该书初版于光绪二十九(1903)年七月，本文参照的版本为光绪三十二(1906)年四月发行的第三版。参见汪荣宝、叶澜编撰：《新尔雅·释群》，上海：上海文明书局，1906年，第68页。至此，作为在中国传统文献中早已有之，但在晚清社会急剧变迁的背景下又被赋予新意的新名词“阶级”，已经被中国的思想界、理论界广为接受，“阶级”这个新名词也成为当时的知识群体阐释理论以及政治观点的一个重要术语。
从身份观念的角度来说，古代中国虽然也是一个“严等差”“贵秩序”的等级社会，但当时人们一般用“差”“等”这两个政治色彩偏中性的术语来描述这种差异、等级状况，在中国古典文献中“阶级”一词的多样用法中，虽然也有社会分层意义的用法，但是与马克思主义“阶级”概念在含义和使用上还是有很大差别。随着马克思主义“阶级”概念的输入，这一概念所蕴含的身份观念也开始传入中国，并且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不断传播和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不断兴起的背景之下，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三、“阶级”概念的实践化与新身份观念的形成
雷蒙·阿隆曾在《阶级斗争：工业社会新讲》一书中这样总结马克思主义“阶级”概念的特性，他认为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关于“阶级”概念的定义是一个次要的事情，“重要的是，懂得阶级的对抗性、斗争的必然性，以及组织这场斗争。……由此，人们就从对阶级的社会学分析过渡到一种革命斗争的政治理论”[注]雷蒙·阿隆：《阶级斗争：工业社会新讲》，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第22页。。的确，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并不仅仅是一个学理知识层面的问题，更是一个政治实践的问题。随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的兴起，中国语境中“阶级”概念从一种社会学分析术语转变为一种革命斗争理论，对中国人的政治、社会生活产生至深至远的影响。
1921年中国共产党刚成立时就明确了其“阶级斗争”的基本主张，此时中国共产党对“阶级”的区分主要采用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划分，即认为中国社会的革命任务是“无产(工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资本家)”的斗争。《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规定:“(1)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支援工人阶级，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除为止；(2)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3)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4)联合第三国际。”[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3页。 1922年中共二大之后，随着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国情认知的加深和“民主革命”纲领的推出，阶级划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语境中也开始渐渐丰富起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中认为，在“目前的奋斗(目标)”中，中国共产党要依靠的力量主要为“工人”“贫农”，联合的力量主要为“幼稚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而要推翻的势力则主要是“军阀”“国际帝国主义”[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99-118页。。1925年，毛泽东在著名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对当时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做了一个大概的分析：“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注]《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页。这样，中共的阶级政策开始在“我们—朋友—敌人”这一更为复杂的框架下进行区分，并呈现为“依靠”“联合”“打倒”等不同的行动策略。大体来说，在这种更为复杂的阶级区分框架中，区分“工人”“农民”“资产阶级”等三大阶级群体中的阶级成分，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阶级理论进行分析的重点。
关于工人阶级的区分。作为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将工人阶级视为其阶级力量的基础。《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中就公开向“工人”阶级喊话，希望“快聚集在共产党旗帜之下奋斗呀！”[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117页。瞿秋白在评述冯玉祥发动的北京政变的文章中也认为“只有工人阶级是最彻底的、最勇猛的反抗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势力”[注]瞿秋白：《瞿秋白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63页。。1924年，邓中夏在《我们的力量》一文中对当时中国工人的数量进行了详细的考订，认为当时中国产业工人的数量“是一百八十五余万人”，具体包括“制造工厂工人”“铁路工人”“矿山工人”“海员”“市政工人”“农业工人”“政府直辖工厂工人”“依外国法律注册的工厂工人”等[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615-619页。。1925年，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也对当时中国的工人阶级状况进行了分析，认为中国的工人阶级数量约为二百万人，“主要为铁路、矿山、海运、纺织、造船五种产业的工人”，“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注]《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7-8页。。在中国共产党开展革命活动的早期，党的重点主要是在城市、厂矿中进行组织、动员活动，这些对于中国工人阶级的详细划分对中国共产党在工人阶级中进行群众动员起到了一定的辅助作用。
关于农民阶级部分。众所周知，在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开展革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并最终夺取革命胜利的一条重要经验。所以，从“阶级”分析的视角对农村相关群体进行了阶级划分是中共早期阶级分析理论的一个重点。1927年的“八七”中央紧急会议上，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要求“中国共产党及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应当在极短期间调最积极的，坚强的，革命性稳定的，有斗争经验的同志尽量分配到各主要的省份做农民暴动的组织者”，并以“肃清土豪乡绅与一切反革命分子，没收他们的财产”“没收重利盘剥者财产，用以改良农村中贫民的生活”“没收大地主及中地主的土地，分这些土地给佃农及无地的农民”等为农民暴动的口号[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295页。。1928年中共六大《土地问题议决案》则指出“农民的土地革命，仍旧是中国革命现时阶段的主要内容”，“中国革命现时的形势，正在乡村里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剧烈和深入之中发展”[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329页。。在具体的阶级划分中，《土地问题议决案》把农民分为“佃农”“半佃农”“自耕农”，其中“佃农”指“绝对无地的农民”；“半佃农”指“小农自己土地太少的，还要承租地主的田的”；“自耕农”指“小农自己有土地的，但是仍须做些其他工作，以补耕田的不足的”[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第330页。。
而在对城市“资产阶级”的划分部分，中国共产党也根据其内部经济地位的差异和对待革命的态度有着进一步的高级范畴的划分。1923年4月，陈独秀在《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一文中将中国资产阶级分为“革命的资产阶级”“反革命的资产阶级”“非革命的资产阶级”三个部分，其中第二部分是“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又被称为“官僚资产阶级”[注]《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22-228页。。1923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也对资产阶级内部作为革命对象的群体进行了区分，认为“此时中国重要的工业机关，大部分都在列强或军阀官僚手里，很少在中国资产阶级手里；农民正面的敌人，更是列强与军阀官僚，故中国的无产阶级应当最先竭全力参加促进此国民革命，并唤醒农民，与之联合而督促苟且偷安的资产阶级，以引导革命到底”[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135-143页。。1948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即将取得胜利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对社会各阶级进行了重新划分，认为资产阶级(资本家)“主要地可分为工业资本家、商业资本家、银行资本家等类”，而“因为资本的积累和使用方法不同，对于帝国主义、封建资本主义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关系不同，从而资本的数量也不同”，又可以分为“官僚资本家”和“普通资本家”两类。其中，“官僚资本家”是“在资本数量上是极大的资本家，对外是买办资本家，对内是垄断资本家”；“普通资本家”是“在资本数量上一般是中型和小型的资本家，也有少数大资本家，对外一般是民族资本家，对内一般是自由资本家”[注]《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文件选编(1945—1949)》，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第206-210页。。
当然，上述划分依然是理论层面的，在实践中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划分以及阶级斗争策略，会根据革命任务、革命形势等变化适时地进行调整。一般来说，我们将近代中国共产党参与、领导的中国革命分为大革命时期(或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革命时期(或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四个阶段。在这四个不同的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的阶级斗争政策均有很大不同。例如，相比土地革命时期较为激进的阶级政策，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就根据团结抗日的目标，对自身的阶级政策进行了积极的调整。1940年11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建立与巩固华中根据地的指示中指出：“在目前的革命阶段上，还不是消灭阶级，取消剥削，而是限制剥削，给阶级关系以适当的有利于抗日的调整。”[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544页。随后，中共中央在发给各抗日根据地的关于劳动政策的初步指示中，又强调要纠正目前“劳动政策”中过“左”的倾向，“要避免与各阶级尖锐对抗的斗争，而要协调各阶级关系，以便争取各阶级共同抗战，因此照顾工人利益同时又要照顾统一战线各阶级利益”[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第571页。。同样地，到了解放战争时期，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新变化，特别是全国革命胜利的即将到来，中国共产党的阶级政策又有了一些新的变化。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的农村地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注]《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5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53页。。而在城市地区，中国共产党的阶级政策则要温和很多。1946年，毛泽东、刘少奇在一份关于土改政策的发言中，要求“对工商业政策和工人运动必须与土地政策、农民运动有原则区别，切忌工资及其他劳动条件定得太高，应该是劳资合作，使生产发展，经济繁荣，劳资两利”[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44页。。1948年2月27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工商业政策的党内指示中要求 “防止将农村中斗争地主富农、消灭封建势力的办法错误地应用于城市”，要“将消灭地主富农的封建剥削和保护地主富农经营的工商业严格地加以区别”[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285-1286页。。不过，需要说明的是，虽然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期根据革命任务、形势的变化，其阶级政策有温和、激烈之别，但是，阶级分析、阶级斗争始终是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作为革命政党的目标。正如毛泽东1939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做的《论新阶级》的报告中所说的， “在抗日战争中，一切必须服从抗日的利益，这是确定的原则。因此，阶级斗争的利益必须服从于抗日战争的利益，而不能违反抗日战争的利益。但是阶级和积极斗争的存在是一个事实；有些人否认这种事实，否认阶级斗争的存在，这是错误的。企图否认阶级斗争存在的理论是完全错误的理论” [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25页。。
这些灵活、丰富的阶级划分方式，经过行之有效的组织动员策略的推动，从而迅速进入普通中国人的视界，促成了一种以“阶级”概念为核心的新的身份观念的形成。长期以来，很多学者都认为中国共产党能够夺取革命的胜利，除了意识形态、组织机构和政治文化等结构性因素外，一条重要经验就是通过行之有效的动员策略将党的意志、理念渗透到社会底层，从而将普通民众都纳入到革命的轨道，实现了对广大中国人民的动员。例如，强世功就认为中国共产党赢得内战、夺得革命胜利的根本原因就在于通过其强大的民众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实现了对中国社会的有效控制[注]强世功：《权力的组织网络与法律的治理化——马锡五审判方式与中国法律的新传统》，《北大法律评论》2000年第2期。；裴宜理也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唤起普通中国老百姓的情感去投入革命工作方面，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效，而且这是国共两党的重要区别之一[注]裴宜理：《重访中国革命：以情感的模式》，《中国学术》2001年第4辑。。这些动员策略包括简洁有力的口号宣传、情绪氛围的烘托与调动、对传统农村社会的再组织等内容。以土改运动中被广泛使用的“诉苦”这一动员方式为例，研究者发现通过“诉苦”这种行之有效的民众动员技术，农民的政治心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苦感”感受得到激发，“遭受压迫”等具有明确指向的心理情绪得到凝聚，并最终形成了阶级意识、促发了革命行动[注]李里峰：《土改中的诉苦：一种民众动员技术的微观分析》，《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如此，在铺天盖地的革命动员场景中，“阶级”“阶级划分”也就越来越走进普通民众的生活世界，从而对人们的观念、意识产生影响。
按照著名哲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说法，革命在本质上是一种现代现象，是告别过去、创世未来的“开端”[注]汉娜·阿伦特：《论革命》，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年，第17页。。革命的“除旧布新”在政治文化或政治观念中的反映就是，革命关于“除旧布新”的诉求催生了各式各样的政治话语的诞生，并且这些政治话语通过宣传、动员得以迅速传播、散布，进而促进一种新型政治观念的形成。就像美国著名新文化史学家林·亨特(Lynn Hunt)所言，“革命语言不是简单地去反映革命变化与冲突的现实，而是将自身转化成了一种政治与社会变革的工具。因此，政治语言不仅表达了由下层社会利益与政治利益所决定的意识形态立场，而且有助于形成对利益的感知，从而影响意识形态的发展。换句话说，革命的政治话语是修辞的；是劝服的工具，是重新构建社会世界与政治世界的方式”[注]林·亨特：《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7页。。经过几十年革命氛围的涤荡，在马克思主义革命学说中具有极强行动色彩的“阶级”概念也从理论走向现实，并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重构了中国人的身份观念。一种以“阶级”为基础的新的身份观念也就开始形成。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告别“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新的政治发展时期。在政治宣传中，传统的“革命—斗争”型话语也开始向“改革—治理”型话语转变[注]张凤阳、李智：《从“革命—斗争”话语到“改革—治理”话语——以党代会报告文本为中心的政治社会学分析》，《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改革开放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体现在经济成就上，在思想观念上也有反映。对于今天的国人来说，虽然“阶级”“阶级斗争”“革命”等词汇还不时出现在我们的书面论述，乃至日常的口头言谈之中；但是，无论是该词使用的频率，还是由该词所延展出来的意识形态气氛都已经大为下降。曾几何时，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阶级”“阶级斗争”“革命”就是中国政治发展的主轴，直接影响着普通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行动选择和价值观念。
科塞雷克认为，作为政治社会变迁重要标识的“基本概念”既是社会结构变化的“指示器”，又是历史发展的“助推器”，一方面，我们可以通过对这些“基本概念”形成、演变、运用及社会文化影响的分析，去揭示政治社会变迁的特征；另一方面，这些“基本概念”也参与对整个政治社会的塑造，不同社会阶层和政治派别的人们正是通过这些“概念”才得以表达他们的经验、预期和行动[注]Reinhart Koselleck,“A Response to Comment on the Geschichtliche Grundbergriffe,”Hartmut Lehmann, Melvin ed.,The Meaning of Historical Terms and Concepts: New Studies on Begriffsgeschichte，Washington: German Historical Institute, 1996, pp. 59-70.。马克思主义“阶级”概念的跨语际实践集中体现了“基本概念”的这一特点，其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不仅体现为新的学理知识的输入，还体现为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的展开与实践。在近代中国革命运动中，中国共产党通过区分阶级、发动“阶级斗争”等方式开展革命，促进了一种以“阶级”为核心的新型身份观念的产生和以“阶级”为基础的国家建构方略的形成。
JOURNAL OF NANJING UNIVERSITY
(Philosoph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1,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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