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社会思想的三重内涵
马克思社会思想的三重内涵
邹诗鹏1，2
(1.复旦大学 哲学学院， 上海 200433；2.复旦大学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 上海 200433)
摘 要：马克思的社会思想是自觉批判黑格尔的观念论及其国家法哲学、启蒙自由主义及其利己主义的自我意识哲学、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刚刚兴起的实证主义社会学的理论结果。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也批判和克服了当时流行的诸多思潮，如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浪漫主义、社会改良主义以及空想社会主义，与之决裂并转向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的社会思想，是唯物史观及其历史进步观在现代社会生活上的拓展，是基于上述批判所形成的现代人类社会发展理论，包含社会存在、生产方式、交往方式、市民社会批判、社会革命、未来人类社会建构、历史进步论、多样性的现代社会发展道路等多重概念及其论域，它具有三重内涵：一是给出了社会存在及其实践性的社会生活概念，奠定了现代社会发展理论的存在论与认识论基础；二是基于唯物史观的生产方式与社会关系逻辑，并自觉提升为交往方式，由此重建现代性的经济社会与政治社会，重释并建构了未来人类社会图景；三是形成了立足于人与社会发展及其历史进步的社会形态理论，强调各国家民族发展尤其是东方社会发展的特殊性与主体性。
关键词：社会理论； 批判社会理论传统； 社会存在； 交往方式； 人类社会； 现代社会发展
针对现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越来越局限于在一种极化的思维中定位马克思社会思想的做法，有必要凸显马克思社会思想所应有的批判性与建构性的统一。以涂尔干与韦伯为代表的西方古典社会理论传统，不仅用社会事实或社会行动取代马克思的社会存在及其社会关系学说，以重建的社会分工论或经济—社会的二元分析模式取代马克思的劳动与生产方式理论及其政治经济学批判范式，将马克思的社会思想仅仅看成是针对西方早期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理论；而且，通过一种不断巩固的西方中心主义历史框架排斥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将马克思社会思想看成是古典社会理论的“史前史”。
现代西方社会理论，可分为非马克思主义的西方主流现代社会理论，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社会理论传统(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西方主流社会理论传统一直将马克思的社会思想看成是最典型的激进左翼理论资源。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传统，在其自身的演进过程中也不断加剧了社会理论的激进化倾向。受韦伯的影响，卢卡奇与柯尔施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实是将马克思的社会思想定位为理性化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对抗范式，而阶级意识的焦虑，则使得他们对马克思社会思想的理解呈现出激进化倾向。由霍克海默、阿多诺以及马尔库塞所拓展的社会批判理论，虽然回应了结构功能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挑战，但他们所强调的个体实际上还是与社会处于紧张对立关系的激进的占有性个体，而不是社会性个体。阿尔都塞、列斐伏尔及其后兴起的激进政治思潮，直接将激进社会思想推进到左翼民粹主义，实际上走向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演进的歧路，与马克思社会思想的建设性维度渐行渐远，并且巩固了业已形成的马克思社会思想的激进化理解，并不利于当今时代背景下对马克思社会思想的积极理解与开放发展。晚近以来，西方世界民粹主义泛滥：不仅左翼民粹主义一直盛行，并且，西方新古典自由主义以及新保守主义还从其内部不断滋生出一种逆全球化的右翼民粹主义。民粹主义的泛滥及其错综复杂的情势，也进一步加剧了马克思社会思想的激进化维度与形象。
正是在这一理论与实践背景下，有必要正面和充分地展开马克思的社会思想研究。马克思的社会思想，是自觉批判黑格尔的观念论及其国家法哲学、启蒙自由主义及其利己主义的自我意识哲学、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刚刚兴起的实证主义社会学的理论结果。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也批判和克服了当时流行的诸多思潮，如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浪漫主义、社会改良主义以及空想社会主义，与之决裂并转向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的社会思想，是唯物史观及其历史进步观在现代社会生活上的拓展，是基于上述批判所形成的现代人类社会发展理论，包含社会存在、生产方式、交往方式、市民社会批判、社会革命、未来人类社会建构、历史进步论、多样性的现代社会发展道路(尤其是对于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自觉探索)等多重概念及其论域。本文从如下三个方面分析和阐释马克思社会思想的内涵。
一、社会存在：现代社会发展理论的存在论与认识论基础
马克思给出了社会存在及其实践性的社会生活概念，从而奠定了现代社会发展理论的存在论与认识论基础。社会存在是马克思社会思想的本体性概念[注] 邹诗鹏：《马克思的社会存在概念及其基础性意义》，《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7期。。正是通过社会存在，马克思确立了作为发展主体的人类社会，并建立起关于人类社会发展与演进的科学。作为旧唯物主义以及古典经济学立足点或基础的“市民社会”或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只是历史的偶然的存在，并不是社会存在。在马克思那里，普遍的社会存在即人类社会。对人类社会的理解，必然要求超越英法空想社会主义以及从康德到费尔巴哈等德国思想传统的既定理解。康德有关人的“非社会的社会性”与“普遍公民社会”的思想，难以真正切入以利己主义的市民社会为基础的现代社会，实际上还是一种源自基督教的道德主义，青年马克思在克服启蒙自由主义(以康德、费希特为代表)时，就已经摆脱了这种道德主义。马克思明确批判了空想社会主义以及费尔巴哈的人类社会观，空想社会主义不过是在单纯避开利己主义的道德意义上规定人类社会，而在具体表现上不过是回到了基督教传统，青年黑格尔派及费尔巴哈虽然展开了宗教批判，但对人类社会本身的抽象规定却又延续了基督教教义中的非社会性的人类概念。按照沃伦·布雷克曼的分析，空想社会主义的人类社会思想实质是“社会泛神论”，其在19世纪30年代在德国知识界拓展为“社会浪漫主义”，并形成青年黑格尔派及费尔巴哈式的“爱的泛神论”，其“力图克服基督教人格主义和现代商业社会的利己主义”[注] 沃伦·布雷克曼：《废黜自我：马克思、青年黑格尔派及激进社会理论的起源》，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41页。。这种“爱的泛神论”反映出当时一种压抑的激进社会政治思想。从青年黑格尔派及费尔巴哈的“社会浪漫主义”及“爱的泛神论”到马克思新世界观意义上的人类社会思想，构成了现代思想史上的一次极其重大的转变。
相比于费尔巴哈，马克思对人类社会的构想是建立在直接的实践批判基础上的。“费尔巴哈渴望一个真正的人类社会，一个可以克服人类的非政治化以及追逐私利活动的伦理共同体，一种自觉地将活动指向类的完善的美德，这就形成了对一个明白的、直接的人与人相统一的共同体的需求”[注] 沃伦·布雷克曼：《废黜自我：马克思、青年黑格尔派及激进社会理论的起源》，第240页。，但费尔巴哈却是在一种逃避真实社会关系的意义上构想人类社会，其自然主义的类概念其实是离群索居的非社会化的类概念，由此建构的共同性是缺乏交往资质的、非对象性的，并无开放性可言，马克思批判其是“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0页。，实际上，这种共同性只能在单一的宗教教义或某种远离社会关系的冥思苦想中去寻找。与费尔巴哈相反，马克思本人是在对象性活动，即自由自觉的类本质活动，在人的感性活动与感性关系中，在社会化的人类，并在史前时代向世界历史的恢宏的历史转变进程中定义人类社会，人类社会从其单一的个体性存在提升为涵括人与社会持续发展的整体性概念。
在马克思那里，社会存在总是要求置于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中展开具体的讨论与分析。经济基础与社会结构构成支配与被支配关系，作为社会存在的社会结构，主体并非市民社会亦即资产阶级社会，而是“社会化的人或人类社会”。这一带有重构与理想建构特征的社会，既非自然的社会和单纯的人本质规定，也非单一的政治社会，而是通过必要的政治批判(激进政治实践)与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形成的未来社会共同体。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将未来社会看成是人类社会，不应当看成是一种确定性的命名或规定，质言之，未来社会之为人类社会，本身就是为了描述未来社会的未定性及其在一定意义上的不可命名性质。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被社会主义社会所取代，但马克思并没有因此就直接给未来社会主义下定义和具体筹划。而且，正是因为人的活动的实践本性及其创造性，人们不能定义未来社会，不能给出“未来菜馆的食谱”。在马克思那里，人始终是人类社会的主体，人所具有的实践性、创造性及活力，使得人们不必勉强去构造和定义人所置身于其间的结构，而是营造并拓展感性活动以及感性关系得以展开的社会历史空间，以真正呈现人类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跃迁。
在提出社会存在概念并确定现代社会理论的本体论基础时，马克思也确定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决定与反映关系，并确定了现代社会理论的认识论基础。“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2页。“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2页。社会存在是活生生的，就是社会成员的现实生活过程。“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3页。，这里，生活作为社会存在的同义语，本身也意味着对于社会存在只能在生存论意义上进行把握，社会存在本身就是马克思所推动的现代理论之实践转向或生存论转向的直接表达方式。社会生活并不是直观的社会事实，而是经过实践批判的社会生活，“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页。。社会生活的批判与理解应当带有同构性。与此同时，社会意识不再具有独立性，本来就没有历史的社会意识并不具有先天历史基础(在马克思那里，各种看上去独立存在的社会意识本质上都是“形而上学的幻影”)，社会存在的直接出场，使得“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不再保留独立性的外观了”[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3页。。意识形态批判既决定了马克思同观念论以及传统意识形态学说的区分，也决定了其与各种现代知识社会的区别。不过，这决不意味着马克思对社会精神文化建设的忽视。盖因马克思当时的任务偏向于从实体世界到价值世界对旧世界的袪除，因而对其所构想的新社会的价值及其文明形式的建构，看上去处于次要地位，但马克思从未轻视后一重任务。实际说来，马克思构建一种宏阔的作为世界史观或大历史观的唯物史观的初旨，就是超越“物质利益难题”，但如果没有一种超越的历史解放意识，就无从超越“物质利益难题”。“物质利益难题”从属于人类解放难题，人类解放这一难题并没有因从匮乏社会向丰裕社会转变而消失，反倒愈加沉重，并成为将现代性社会从其自身生产出的理性化与合法化中解放出来的历史任务。
在建立并巩固新世界观及人类社会观念的过程中，马克思始终注意对各种关于人类社会的错误思想展开批判。人们注意到，正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所批判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其表现就是在无神论及共产主义招牌下贩卖基督教的“爱的宗教”，“把共产主义变成爱的呓语”，“真正的社会主义”使用的还是空想社会主义、青年黑格尔派以及费尔巴哈语境中的人类社会概念，并不理解社会化的人类以及作为社会存在的人类社会。施蒂纳干脆用完全的个人主义与利己主义来否定人的社会化，走向了无政府主义与虚无主义。
在马克思古典社会理论的批判视域中，孔德与斯宾塞可分别被看成是马克思在哲学视域中所批判的费尔巴哈与施蒂纳的翻版。孔德直接继承了圣西门的空想社会主义，其同费尔巴哈共享着一种空洞的和神秘的类概念，这一概念本质上是非社会的，正是他延续了费尔巴哈有关人类社会发展的偶然性的思想，并进一步发展了“社会泛神论”。孔德之所以走向“人类宗教”之迷途与邪路，是由于张扬实证精神的孔德并没有真正创立人类社会发展的实证科学。而坚持个人主义与利己主义的斯宾塞，则将实证主义推向主观主义的极端，也是施蒂纳个人无政府主义的延续。但是，不同于孔德，马克思在强调历史发展的主体性时，也强调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并创立了作为实证科学的唯物史观，在诸种竞争性的古典社会理论传统中，唯有马克思确立起了主客统一的社会理论及社会历史科学。在经历了对费尔巴哈的彻底批判之后，马克思显然不可能真正重视孔德之类“实证主义破烂货”[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75页。。马克思与斯宾塞大体是同时代人，二人都居于伦敦但并无往来。与斯宾塞有别，马克思虽然强调“感性的个人”，但反对将个人抽象化，强调个人与社会的有机统一，对无政府主义的自觉批判始终贯穿于马克思的思想进程，自然也深深地影响其社会理论，在对利己主义提出彻底的批判之后，马克思更不会关注到斯宾塞。孔德与斯宾塞是现代社会的不可知论者，而马克思是现代社会坚定的唯物主义者与可知论者。不过，在马克思轻视孔德以及无视斯宾塞时，正是马克思自己开创古典与现代社会理论的时刻。一般认为，虽然孔德已经创立了社会学及现代社会科学并得到了斯宾塞的巩固，然而马克思才是古典社会理论及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的真正创立者。马克思之所以获此殊荣，正是因其展开了对实证主义的最深刻的批判，这一批判也激起了马克思之后的社会学以及社会理论中的实证主义复兴，并成就了整个古典社会理论传统。
二、交往方式：现代性社会与未来人类社会的重建
马克思基于唯物史观的生产方式与社会关系逻辑，并自觉提升为交往方式，重建了现代性的经济社会与政治社会，也重释并建构了未来人类社会图景。在这里，我们需要区分两个理论传统。一是国民经济学仅仅限于人与人之间“物的关系”的生产概念，二是马克思将人与人之间的“物的关系”把握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概念，并基于这一概念的生产方式要求，将其表达为交往形式。从交往形式把握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使人们直接获得了一种社会理论的理解，即形成经济社会与政治社会的基本框架。一方面，合理的经济基础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关系结构，构成经济社会，生产、劳动、分工、所有制，以及诸种市民社会的存在方式是经济社会的表现形式。另一方面，不同于古典政治经济学所强调的经济社会的理性化特征，马克思从经济社会中引出了一种社会关系的对抗性及阶级矛盾，并以之分析和解释上层建筑及其结构性矛盾，形成了表征冲突性社会关系的政治社会。经济社会是上层建筑的基础，上层建筑必然是对经济基础及其社会关系的反映，由经济基础产生并拓展开的社会对抗及其阶级矛盾，必然反映在上层建筑中，构成政治社会中的冲突方面甚至构成某种激进政治社会本身。在更大的意义上，在马克思那里，政治社会还指涉着一种交往共同体及其建构。在那里，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社会秩序的结构化与重构、人自身的社会化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对社会对抗及其阶级矛盾的吸纳及克服等多种力量，有机地推动政治社会作为交往共同体的建设。政治社会的存在形式即国家，表现为阶级斗争与暴力统治，在更大的意义上表现为交往及社会治理。
一般而言，经济社会与激进的政治社会是英法两大启蒙传统的各自关切，苏格兰启蒙传统及其古典自由主义关注市民社会及经济社会，法国启蒙传统形成了一种离弃经济基础的激进的政治社会传统，关注阶级斗争及其激进政治传统。青年马克思偏重于法兰西启蒙传统中的政治社会，并且，在激进的政治社会中，对其意识到的资产阶级社会展开政治批判。确立唯物史观及其普遍的交往观之后，马克思从政治社会及其批判自觉地转向经济社会及其批判，也即从资产阶级社会的政治批判转向对市民社会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进而转向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所关注的领域也从激进的政治社会转向经济社会，进而再拓展为人类社会。马克思特别强调从激进的政治社会向经济社会的革命性的和积极的转化，只是其经济社会观并非现成，而是在批判了古典自由主义及其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经济社会”(即“市民社会”)基础上所形成的现代经济社会观。正如马克思要求以“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现存冲突”去解释社会现实，他同样也要求从经济增长向社会进步的转化上把握物质生活及其经济条件。因此，马克思的资本批判在内容上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在形式上则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制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与资产阶级社会的制度批判，构成马克思现代性社会批判的两大典范。
在马克思那里，经济社会的本质侧重于生产，政治社会的本质则是交往。生产与交往进而生产方式与交往方式的统一，决定着整个社会的统一。马克思洞察到生产与交往以及生产方式与交往方式的互释性，“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这种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决定的”[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8页。 。“一切对于后来时代来说是偶然的东西，对于先前时代来说则相反，亦即在先前时代所传下来的各种因素中的偶然的东西，是与生产力发展的一定水平相适应的交往形式。”[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23页。交往方式的前提必然是生产方式，而生产方式也必然表现为社会性的交往活动。因此，不仅存在着从生产及其生产方式向交往及其交往方式的自觉跃迁，而且交往与交往方式本身就是人的社会性生产及生产方式的前提。不过，相对而言，学界对于后一方面的重视与理解是不够的，仿佛马克思在讨论生产方式时只是顺带地提到了交往方式，因此从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方式之类概念可以现成性地直接过渡到交往及其交往方式，但是，对生产与交往的双重降格，实际上表明相关讨论尚未进入马克思思想应有的现代性视域。
在马克思的分析中，生产与交往的互释嵌入了劳动概念，直接体现生产的是作为对象性活动的劳动，马克思对劳动异化现象的揭示并不意味着马克思要否定由黑格尔那里已经发现的劳动本身的哲学人类学性质，相反，从生产、劳动向交往的自觉转变，是社会关系中主体活动与自我确证的前提，也正是哲学人类学意义上的确证。正是交往方式使得生产关系必然表达为社会关系，而交往方式也由此直接决定着社会生活的质量，因此，“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并非是对于人的本质的形式的命名，而是内涵性的规定，换句话说，人的本质就是交往关系及其交往形式的总和。交往以及交往方式以实践的方式规定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社会的发展，尤其是现代社会的质量，特别取决于从生产及其生产方式到交往及其交往方式的自觉提升。在唯物史观视域里，从生产方式转变并提升为交往方式是内在的而不是形式的(这同时也要求从经济活动及其生产关系内在地转变并提升为社会实践活动及其社会关系)。为马克思所肯定的交往形式不仅是政治社会的表现，也是生产方式在社会关系上的必然展开，并标示着完成了的经济社会与完成了的政治社会的统一。
在马克思那里，由于引入并肯定劳动这一对象性活动，从生产及其生产方式到交往及其交往方式的转变与提升，既是哲学人类学性质的、并常常在感性及其审美意义上得到确证，也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实践后果，在那里，经济社会关系变革与调整的结果，必定带来交往形式的生产与再生产。但是，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并没有为当代西方思想家所领会。当代西方思想家中最重视马克思交往概念的应是哈贝马斯。哈贝马斯的确批判了马尔库塞等人不能从“只适合于解释劳动”的生产方式转向解释社会互动及其交往[注] 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93-94页。。然而，哈贝马斯本人对马克思的生产概念的理解就局限于一种审美旨趣的哲学人类学范式。“由于马克思把美学生产转移到‘类的劳动生活’当中，所以，他可以把社会劳动看作是生产者的集体自我实现。由于马克思使工业劳动适合于一种规范的模式，从而使得他可以把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和本质力量的异化，把自足的实践和受到阻碍并发生分裂的实践彻底分开来。”[注] 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第74页。但哈贝马斯由此却排斥了马克思的交往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哈贝马斯在韦伯合理性分析框架中展开的交往行动思想，实际上就是以批判马克思的生产逻辑何以不能转化为交往逻辑为前提的。依哈贝马斯的理解，马克思本人对主体性的批判导致其无力从生产及其生产方式转化为交往及其交往方式。他甚至于由此得出结论，走出青年马克思同时也是成熟黑格尔共同存在的主体性焦虑的关键，就是回到黑格尔在耶拿时期提出的“交往理性观念”[注] 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第86页。不过，所谓“交往理念观念”实是哈贝马斯对青年黑格尔有关“和解理性”思想的重构，这样的重构与其说是对青年黑格尔本身就十分稀薄的社会关系的想象，倒不如说是哈贝马斯自己撇开生产而抬高交往的一厢情愿的概念设定。
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及生产方式是交往及其交往方式的基础，但将生产方式提升为交往方式，更有益于解释和建构人类社会，人类社会是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与资产阶级社会的制度批判所建构的应然的现代性社会世界[注] 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第86页。，这意味着政治经济学批判与资产阶级社会的制度批判从属于人类社会的建构。人类社会的特征，不仅在于物质生活本质性地规定了人的社会生活及其社会关系，而且特别表现在人的社会实践活动的交往本性，因此，前述政治社会那些共同体建设的过程与任务，就是人类社会建设的具体任务，而政治社会建设的任务，实际上是在人类社会的建设中才真正实现出来的。就此而言，唯物史观对于现代社会理论的积极回应，正在于现代性社会越来越突出的经济社会对政治社会的决定与支撑关系，也表现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 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并终结“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3页。。基于物质生活资料及其摆脱匮乏的动力，马克思提出了阶级分析方法，以之把握社会关系的对抗性，并将历史地克服社会对抗与冲突看成是人类社会从史前时代转变为世界历史时代的主要任务。这里，从生产方式向交往方式的提升，实际上表征着人与社会解放的程度。人与社会发展的质量，直接取决于交往形式，马克思所追求的，就是普遍交往或交往的普遍化，也是《共产党宣言》中“自由人联合体”思想的题中应有之义——在那里，交往存在着不能被局限于生产的广泛活动领域，尤其是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领域。也正是基于理想的交往方式，马克思才对分工、进而对异化劳动及其异化状态的生产方式及其社会关系的普遍的对抗状态展开批判性分析，并重新确定普遍交往或交往的普遍化概念，且以之建构社会理想，共产主义因而才有理由被看成是“交往形式本身的生产”[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77页。。
三、社会形态的发展规律与各国家民族发展的特殊性
马克思不仅形成了立足于人与社会发展及其历史进步的社会形态理论，而且强调各国家民族发展的特殊性与主体性，同时指明了现代性及全球化世界中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长期并存的格局。
关于人与社会发展阶段，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不同的概括。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马克思给出了前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以及共产主义社会三个阶段，分别对应于群体本位、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个人本位以及类本位三种人的存在状态。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给出了四种社会经济形态：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3页。。众所周知，列宁在马克思有关思想的基础上，将人类社会演进概括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以及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五种社会形态。上述诸种概括，原则同格并且内在相通。但是，如果将人的发展与社会形态的演进区分开来进而对立起来，就有可能将上述诸种概括人为地对立起来。对马克思而言，从前资本主义社会以及基于特殊等级的资产阶级社会向超越地域、国家、族群、职业以及习俗等在内的面向社会共同体的人类社会的转变，是必然的和合乎历史前进方向的转变。显然不能将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还原为单一的历史进步论。事实上，将典型的西欧资本主义构造为一种普遍的但实质上是单一的、欧洲中心主义的社会进化论及其实证主义，正是马克思在对具体而复杂的人类社会发展道路进行分析时直接予以批判的对象。
对于典型的西欧社会而言，社会主义社会是否弃封建主义并扬弃资本主义的必然结果，是史前史到人类社会转变的必然结果。走出封建主义，是进入现代社会的决定性的基点，而封建主义本身又是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社会所对应的史前社会时期的概括。在分析政治解放应有的人民性时，马克思作出如下判断：“旧社会的性质是什么呢？一句话：封建主义。”[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441页。在马克思的分析中，空想社会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应被看成是尚未脱离封建主义的前现代的社会主义，因而是进入现代社会必须否弃的样态。马克思注重分析扬弃资产阶级社会的现实任务，但同样关注克服封建主义的历史任务，而且，历史任务是现实任务的前提。对于亚洲等非西方社会而言，摆脱封建社会进入现代文明范畴，同样是马克思否弃西欧封建主义历史逻辑的必然拓展。马克思对于东方社会是否能够进入以及进入什么样的资本主义样态心存疑虑，但确信东方社会必须走出封建主义。亚洲社会等非西方社会也许并不存在西欧那种典型的封建社会，但却存在着其他落后甚至反动的封建主义因素。
列宁继承了马克思的社会发展思想，其有关社会发展五阶段的区分，决定性地给出了走出封建主义的历史任务。当代史学界越来越注重分析东方社会的封建社会特质并建构新的历史理论类型，比如将西周时的“分封建制”看成是中国的封建社会类型，并由此质疑马克思对东方社会封建主义的批判。但是，恐怕不仅要反对仅仅从拆开了的汉语语词去框定封建主义，而且仍有必要在马克思所定义的作为前资本主义、进而也是前现代文明的意义上，把握中国传统社会的封建主义性质。分析东方社会有关封建社会的特殊性与复杂性是必要的，这种分析或有助于避免把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简单化，但不应由此得出东方社会不存在封建主义，更不可否定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无论东方社会历史传统具有多少复杂性，彻底走出封建主义、进入现代文明，无论如何都是马克思东方社会发展理论的一个基本要求。
把马克思那里综合了地域、历史时间以及社会性质的表述归并为一条清晰的社会形态及其进路时，如何避免陷入马克思所反对的单一的社会进步模式，颇费思量。虽然西欧展开的资本主义演进史对整个人类文明的影响巨大，但亚洲社会等非西方社会具有完全不同于西欧的特殊性。马克思从跳出西欧“小小一角”到对整个世界历史及东方社会的关注，其从资本主义与现代文明危机论到提出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再到形成亚洲社会必然经历一场巨大社会革命的判断，都表明马克思无意将西欧的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变革模式推广为非西方社会的普遍模式。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不应该嵌入马克思基于西欧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分析理路，而应该看成是马克思努力超越欧洲中心主义的结果。各东方国家与民族，同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实体性的原则区别，东方社会面向现代世界的革命是必然的，但东方社会的现代化道路却不能从西方照搬，既然连法国的经验都不能搬到德国，那么西方社会的经验显然更不可能搬到东方社会。马克思在批判西方资本主义及其欧洲中心主义的同时，打开了一个理解东方社会的主体性及其复杂性的视域；因此，马克思的东方社会思想可直接通向马克思在东方的后继者的创造性历史实践。
马克思对封建社会形态的前现代性质展开了确定的批判，但对于作为“现代世界”或“现代社会”的资产阶级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则要复杂得多。这里不拟展开特别细致的讨论。大体说来，总的历史判断清晰而自明，这就是“两个必然”，即“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4页。，但社会主义以及共产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替代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社会主义革命之后，随之而来的是如何增加社会总财富以及精神财富，为资产阶级社会的扬弃提供物质与精神条件。社会对抗的解决，如果不能引向对导致社会对抗的匮乏及其不公正的制度模式的破除，就会重复周期性的社会冲突。
对马克思而言，基于先进生产力要求的社会关系与沿袭旧制度的社会关系之间是一对基本的社会矛盾，社会革命的主旨也在于此。马克思区分了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与撇开社会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且常常主张不流血的政治革命有别，马克思认为，指向社会革命并且真正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政治革命本质上是流血的。但在流血的政治革命基础上进行的社会革命却不能继续流血，而且应当从流血转变为一场持续深化的社会所有制的变革以及社会主义秩序的建构，题中应有之义即解决前述的基本社会矛盾。由于马克思本人的关注面主要是从政治革命向社会革命的转变，以致人们也主要是在流血的意义上理解马克思的社会革命思想，这显然误解了马克思关于社会革命长期性的思想。
在马克思看来，从资本主义社会向人类社会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的长期性不言而喻。因此，“两个必然”要与“两个决不会”关联起来理解，即“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3页。。这一判断的经济学涵义不言自明，且本身就描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延宕性及其长期性。马克思晚年也明确指出：“在极为广阔的领域内资产阶级社会还在走上坡路”[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48页。，这实际上已经指出全球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并存的格局。
一般说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在工业、科学技术、自由交换、流动性及其建立在现代无产阶级基础上的高度的组织化等方面的积极分析，是同其关于资产阶级社会的劳动异化、拜物教以及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批判性分析结合在一起的，矛盾的尖锐化不断强化革命逻辑，但资本主义从早期阶段向上升时期的转变，及其带来的经济与社会的提升和拓展也需要被合理评估。通过吸取马克思的批判资源，资本主义在19世纪70年代开创了一波社会改革运动，使得资本主义社会本身完成了从早期资本主义向上升时期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而在此之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直到今天所处的全球资本主义时代，一直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并存格局。这一格局最终将是“现代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向“未来社会”即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社会的转变，是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社会主义实践将以积极的方式推进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变革，为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将是一切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准备主客观条件。当今时代以及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依然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长期并存，而当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也会呈现出新的样态，因此，清晰把握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长期并存格局并研究其现实样态是发展当代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至关重要的内容。
JOURNAL OF NANJING UNIVERSITY
(Philosoph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1,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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