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认同与共同体：两岸宋江阵演武文化中民族传统体...
记忆、认同与共同体：两岸宋江阵演武文化中民族传统体育身体展演与话语叙事郭学松
(曲阜师范大学 体育科学学院，山东 曲阜 273165）
摘 要:采用文献调研、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等方式，以两岸民间武术宋江阵为研究对象，探讨基于记忆、认同的精神共同体意识铸牢问题。宋江阵在驱荷斗争、抗日斗争中，以及与村落宗族相互融合过程中，形成了多元化个体记忆，并通过一些象征符号、仪式场域和两岸宋江阵演武交流形成集体记忆。研究认为，两岸宋江阵参与者的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影响他们的认同观，在身体展演和故事叙事过程中，促进两岸民众对中华文化、血缘身份形成认同。研究提出，强化宋江阵身体展演的仪式性象征、讲好蕴含在宋江阵中的故事、打造两岸民众共融共享交流场域、坚守宋江阵中的团结精神等举措，有利于铸牢村落宗族精神共同体意识和中华民族精神共同体意识，使其成为中华民族精神共同体凝聚、建设及维护的体育领域经验。
关键词:两岸体育交流；宋江阵；体育文化认同；历史记忆；精神共同体意识
自1987年中国台湾地区解严以来，两岸传统体育文化交流增多，成为两岸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体育以身体和思想交流的方式具有某种相对的独立性，“在两岸关系中扮演更关键、更能动、也更自主的角色，并有望在未来一个时期成为两岸关系的主轴”（李秘，2011）。正因两岸同源传统体育交流在两岸民间交流中的重要性，近10年，笔者一直关注两岸同源传统体育文化发展与交流动态，并对扒龙舟、弄龙、醒狮、攻炮城、车鼓弄、拍胸舞、武术、宋江阵等事项进行了大量实践调研。在参与式观察与聆听参与者心声中发现，就身体展演和话语叙事两个层面，诸多同源传统体育立足于本体论，彰显“源”文化特性。具体而言，同源民族传统体育事项“始祖”问题，以及由此而蕴含的族群先祖问题时常被提及。在体育事项的“源”文化方面，传承者追忆共同的缔造者及其蕴含的故事；在体育项目传承方面，他们讲述自我族群先祖如何将某一项目传承下去，并与族群文化无缝对接。
在宋江阵演武文化考察中，聆听到许多关于“始祖”与“先祖”的历史叙事，通过受访者的口述形式呈现，成为个人或群体持久性记忆。他们保存着自己生活各个时期的记忆，这些记忆不停地再现。这些个体或集体的认同向前走一步则是共同体的形成（刘亚秋，2018）。在身体展演场域中也存在代代相承的身体模仿痕迹，它们同样成为勾勒个体或群体记忆的方式，并促生了参与者的认同感，使他们更好地凝聚在一起。这一社会现象引起了笔者的关注。在宋江阵演武文化中，什么样的情感认知维持了参与者持久的记忆保持？这些记忆又是通过怎样的形式形塑他们的认同感？而认同的形塑过程中如何通过增强集体凝聚形成空间边界，铸牢共同体意识？构成了本研究的缘起。基于此，以两岸宋江阵实地考察的文献整理作为重点材料，依据记忆、认同、共同体理论知识，对相关问题展开探讨。
1 研究方法与材料梳理
为了清晰化、脉络化呈现两岸宋江阵演武文化中的记忆问题，笔者自2010年以来，持续关注两岸宋江阵的发展动态，对相关阵头进行实地考察，并选取个别阵头进行田野调查。在福建地区，重点以两岸宋江阵文化节的参与式观察为依托，分别对厦门郭山村宋江阵、赵岗村宋江阵、西湖塘宋江阵，漳州沙坂村宋江阵，泉州芳亭村宋江阵等阵头进行多次实地考察。笔者利用赴台访学、学术交流契机，自2016年8月—2017年1月、2019年8月，在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为期6个多月的宋江阵实地考察，分别对台南鹿陶洋宋江阵、八份姑妈宫宋江阵、学甲中社宋江阵，高雄顺贤宫宋江阵、内埔学仔李宋江阵等阵头进行实地考察，并对鹿陶洋宋江阵进行多次田野调查，挖掘整理了大量第一手材料。
宋江阵武术文化是两岸同胞共有、共享之同源民族传统体育，不仅在民间广泛传播，且已在大中小学教育场域进行传承，同时还参与到两岸交流文化节及观光赛事之中。据调查，两岸民间约有宋江阵武术团体200多个（郭学松，2019），每个团体演练人数多为36人阵①早期宋江阵队伍展演人员曾出现过108人出场的壮举，后逐渐衍化为36人阵居多。也有像郭山村宋江阵，人数并不固定，多则百余人，少则几十人。一般情况，一个宋江阵团体，包括锣鼓钹人员、工作人员、中间轮换人员等，约50人左右。中国台湾地区宋江阵团体规模比大陆地区略显齐整与庞大。。大陆宋江阵主要分布在福建厦门（约11阵）、漳州（约4阵）、泉州（约5阵），这些宋江阵多以村落为传承场域，以村落宗族群体为传承主体。这些民间传承的宋江阵多在相关节日庆典、庙会建醮、武馆训练、宗族祭祀等场域出场。福建宋江阵还在大中小学场域中积极推广，如集美大学、集美工业学校、内厝中学、莲塘小学、内厝第一中心幼儿园等都在不同程度上推行宋江阵文化传承。
中国台湾地区宋江阵在民间场域的分布情况为：台南（约114阵）、高雄（约95阵）、屏东（约8阵）、台东（约1阵）、嘉义（约1阵）、彰化（约2阵）、云林（约4阵）、金门（约1阵）。这些民间存续的宋江阵阵头多以村落宗族为传承载体，与村民的宗族记忆、血缘理性认知等相关。在教育领域，1991年4月2日，宋江阵被列入中小学教学科目进行推广（张妙英等，2009），此举推动了宋江阵在学校教育领域的传承。1991年—1998年中国台湾地区各县市中小学共有宋江阵队伍64支（蔡宗信，2019）。在大专院校中，如实践大学、义首大学、台南大学等高校都有传承宋江阵，它们以参与每年1次的高雄内门宋江阵嘉年华②高雄内门宋江阵嘉年华每年3月份在高雄内门举行，自2001年始，已经举办19届。2005年推行“创意宋江阵大赛”，自此多以该形式为活动主体。在2020年，准备以传统宋江阵和创意宋江阵相结合形式举办，但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停办。为目的。
目前，两岸宋江阵演武文化传承已经推广到诸多领域，在节日庆典、乡土宗教活动、宗族祭祀、校园文化传承等场域出场，逐渐成为一种常态化、日常化的身体活动形式。正是这样的身体展演在场，以及宋江阵与戚继光抗倭、郑成功收复台湾、近代抗英斗争、近代抗日斗争等历史事件紧密相关（郭学松，2019），影响了人们的记忆追忆与保持，并在两岸宋江阵同场互动互融交流中形成场域边界。
早期宋江阵交流以单向传播为主，在郑成功收复台湾之际，宋江阵开始在中国台湾地区广泛传播（郭学松，2019），成就了今日宋江阵在中国台湾地区的发展格局。2010年1月2日，两岸宋江阵研究者吴腾达协高雄内门顺贤宫黄富义副主委和郑福利教练到厦门翔安宋江阵基地交流，并邀请翔安宋江阵赴台参加2010年高雄内门宋江阵嘉年华，从此拉开了两岸宋江阵交流的序幕（林良菽，2019）。两岸宋江阵交流主要以每年一届厦门翔安宋江阵民俗文化节和高雄内门宋江阵嘉年华为主要场域，并伴随日常互访交流。
截至2019年10月，在五届闽台宋江阵文化节期间，两岸共有35支宋江阵队伍参与交流，并于2019年10月5日举行了首届两岸宋江阵文化研讨会，倡导多方位、多渠道、多场域推动互动互融交流可持续开展。第五届闽台宋江阵文化节开幕式还以场景展演形式，将郑成功运用宋江阵收复台湾的历史事件，以身体模仿叙事和故事叙事相互结合，为两岸宋江阵参与者营造了一种共同历史境遇的归属感场域。以宋江阵演武文化为交流媒介，推动民间、教育领域的交流，有利于破解当下两岸交流的尴尬困境，增强两岸同胞的互信，而且，在当下两岸关系发展受到严峻考验的关键时期，倡导以文缘为纽带、血缘为根基的两岸宋江阵交流，营造两岸同胞同源文化共享场域，并借助这种场域中的身体展演及故事叙事，使他们更容易体验共同祖先所赋予的身份象征（郭学松，2019）。基于不同场域的身体模仿与故事叙事追忆，对两岸民众的认同形塑及共同体意识培育、铸牢产生积极影响。
2 记忆在两岸宋江阵演武文化中的呈现
记忆是一种社会行为，人们从社会中得到记忆，也在社会中拾回、重组这些记忆（Halbwachs，1992）。记忆保留者的主体既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群体（麻国庆，2017）。由此，出现了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大量的个体记忆的碰撞与融合，构建出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麻国庆，2017）。集体记忆的存在，必须以每一个集体成员的个体记忆为依托，往往以象征符号、纪念仪式等为载体（李里峰，2012）。这体现出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之关系。对于个体记忆和集体记忆来说，虽然从不用追溯其历史来源，但却以我们现在的举止重演着过去。在习惯记忆里，过去似乎积淀在身体中（保罗·康纳顿，2000），沉淀在身体上的习惯记忆，可以更好地保存过去（保罗·康纳顿，2000），身体成为记忆书写与保存的载体，然而，个体或集体的话语叙事却以回忆的形式传递记忆。
2.1 两岸宋江阵演武文化的个体记忆
个体记忆是有关个人生活、情感经历、心灵历程、社会关联、语言特性、个性心理、身体状况乃至记忆方式、记忆能力、表述方式和表述能力等多方面的信息（陈墨，2012）。个体记忆之所以能凭借对具象化时空的占有来维持其独立性，身体是一个重要的媒介，因为身体既是记忆不可或缺的物质载体，又不可化约地融入记忆之中（李里峰，2012）。在两岸宋江阵演武文化中，广大民众的个体记忆依赖于对前人身体运动的模仿，同时也假借个体口述式的回忆来建构。
在大陆宋江阵调查中，源起抗倭斗争的祖源记忆成为个体记忆形塑的根基，使其在传承过程始终保持着特殊的阵法及攻防格斗特质。诸如蜈蚣阵中两两相对、转角处的跳跃等身体展演，皆在诠释宋江阵对戚继光抗倭“鸳鸯阵”（戚继光，1998）及福建地形地貌的记忆。在村落宋江阵参与者的个体访谈中，宋江阵演武文化还呈现出一种宗族“先祖”的个体记忆。厦门同安郭山村郭氏后裔讲述他们开基先祖郭镕（郭子仪之孙）如何跟随“开闽圣王”王审知行军打仗，又是如何将郭氏武功传承下来，并逐渐形成了如今的郭山村宋江阵。而漳州角美沙坂村宋江阵的发展，却是与“开漳圣王”陈元光相关历史记忆进行关联。这种宗族成员关于宋江阵与宗族开基祖的历史叙事，久而久之在族群成员中形成个体记忆，这种个体记忆对于族群共同体的形塑和认同的产生具有重要影响（麻国庆，2017）。
在中国台湾地区宋江阵身体展演中，诸多身体运动皆是源自抗倭斗争的“祖源”记忆，但这种“祖源”记忆还需重点关注郑成功收复中国台湾事件及开垦中国台湾的“寓兵于农”策略。如在清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四月，荷兰击鼓吹笛出兵七鲲身，郑成功部将杨祥领藤牌手跳舞横冲，荷兰兵大败，退守王城（热兰遮城）（徐鼒，1957）。这是中国台湾地区宋江阵攻防技击特质被重新建构的现实依托，同时也形成郑成功“寓兵于农”推行宋江阵传延的理据，并成为形塑参与者个体记忆的重要源头。中国台湾地区宋江阵队员演武过程中，会将身体下盘尽量压低成屈蹲姿态，并故意笨重地抬脚行走，甚至采用全身重心下降至地面的蹲扭动作，以此来形象化的勾勒农业生产过程中的肢体动作，从而形塑宋江阵与“寓兵于农”之间的关联。在参与者的访谈中发现，宗族与宋江阵之间的关联时常被提及。如鹿陶洋宋江阵传延的场域为鹿陶洋村，该村是来自福建漳州诏安井边乡二都下割社民众来台定居形成，主要以江姓民众为主要成员；学甲中社宋江阵自称为郑成功姑父陈桂记的后裔，以陈氏宗族群体为传承主体；佳里漳州里番仔寮应元宫宋江阵是其先祖从漳州带入，主要以杨姓宗族为传承主体。在传承者的口述中，他们的个体记忆体现为宋江阵是如何被开基祖以身体记忆的形式代代相传。这种个体记忆的形成取决于中国台湾是一个由移民所构建起来的社会，正是这种移民所形成的新族群环境，无论是个体记忆还是族群认同，皆与社会群体之间的资源竞争关系紧密相连（Cohen，1969）。
在两岸宋江阵的调查中发现，基于“祖源”记忆的抗倭斗争成为宋江阵攻防技击特质的重要理据，并通过相同的身体展演行为保留记忆，逐渐形塑为饰演者的个体记忆。中国台湾地区宋江阵的“祖源”记忆还呈现出介体转移情形，主要假借郑成功收复台湾及“寓兵于农”的治台策略进行勾勒。在宋江阵的话语叙事中，村落宗族社会成为两岸宋江阵传承的主要场域，村落宗族场域空间边界强化了个体记忆。两岸同宗同族的血脉关系，通过宋江阵文化的一脉相承，被紧密的关联在一起，并通过身体模仿展演和回忆式的话语叙事，对两岸民众形塑中华文化认同、血缘身份认同及增强凝聚力产生影响。
2.2 两岸宋江阵演武文化的集体记忆
集体记忆不是一个既定的概念，而是一个社会建构的概念，在一个社会中有多少群体和机构，就有多少集体记忆（哈布瓦赫，2002）。一个族群，常以共同的活动来定期或不定期的加强此集体记忆（王明珂，2006）。集体记忆在本质上是立足现在而对过去的一种重构（哈布瓦赫，2002）。把集体记忆变成过去与现实沟通、祖先与后人共聚的生活方式，被记忆的是一种社群的历史叙述（保罗·康纳顿，2000）。凝集在两岸宋江阵中的个体记忆，时常通过特定仪式进行强化，同时依赖凝聚在宋江阵演武文化的象征符号，在宋江阵自我仪式及参与仪式场域形塑集体记忆。
在大陆宋江阵演武文化中，村落场域中的互动交流，以及与村落宗族之间的思想与行为互动，影响着集体记忆的形成。厦门郭山村宋江阵每年都会在农历正月期间，参与村落庆典或宗族祭祀活动。在年复一年、循环往复的交流场域中，宋江阵与宗族文化互动相融，并通过参与者之间互动交流，将保存在自我思想意识中的个体记忆转化为集体记忆。另外，像郭山村宋江阵、西湖塘宋江阵、赵岗村宋江阵等阵头会在每年厦门同安北辰山王审知祭奠中出演，使场域象征与宗族先祖相互关联。这些村落先祖曾跟随王审知行军打仗，例如，郭山村开基祖郭镕为王审知十八部将之一，曾在开闽圣王东征西讨中立下汗马功劳，是该村所谓的英雄先祖，正是这种英雄先祖崇拜的历史心性使然，促使他们一直参与王审知祭祀科仪。在仪式活动场域的交流互动过程中，很好地将先祖-宋江阵-王审知相互关联起来，以此强化各宗族民众对先祖的集体记忆，进而为血缘理性认知及认同形塑提供支撑。
在中国台湾地区宋江阵演武文化中，集体记忆的形塑同样离不开身体展演场域中的互动交流。台南鹿陶洋宋江阵在每月③鹿陶洋宋江阵每年要在村落江家古厝前进行10次左右的演武活动，一般农历十二月、一月村民比较忙，没有安排宋江阵开演。另外，该村宋江阵还会受邀参与村外相关活动，在不同场域中进行展演。农历十六进行演武活动，而且每次都伴随祭祀先祖的仪式活动。将宗族祭祀与宋江阵演武进行关联，无碍乎都是使宋江阵成为本族的一种文化象征，并通过宋江阵身体展演过程形象的展示出来（郭学松，2018）。保留在村落宗族民众中的个体记忆，在宗族祭祀与宋江阵演武共同营造的场域交流中，转化为宗族群体的集体记忆。中国台湾南部的西港庆安宫建醮、学甲慈济宫建醮、佳里金堂殿建醮、关庙山西宫建醮、内门紫竹寺建醮、东港东隆宫建醮等仪式庆典都会有本地域、邻近地域或信奉该神灵的相关宋江阵参演。在乡土宗教祭祀活动中，宋江阵队伍一般都走在前列，是开路先锋，同时也是整个仪式的护驾“保护神”，宋江阵这种象征性功能皆源自对武术技击本质的“祖源性”特质保存，武阵也成为中国台湾民众对宋江阵的集体记忆。在此，集体记忆可以说作为一个中介变量，一方面通过日历上的节日庆典来纪念这些事件，而另一方面也被这些事件所强化（哈布瓦赫，2002）。
两岸宋江阵的集体记忆形塑有赖于村落宗族场域及与之相关的乡土宗教祭祀仪式中的演武活动，同时，更得益于两岸宋江阵交流共享场域的建构，以及宋江阵队员参与互动演武交流过程。2019年10月，在第五届两岸宋江阵文化节开幕式中，将郑成功收复中国台湾的故事进行场景化展示，并通过宋江阵驱逐荷兰殖民者的演武形式进行勾勒，强化了两岸民众关于郑成功运用宋江阵驱逐荷兰殖民者的集体记忆，也必将触动两岸民众对郑成功收复台湾的集体记忆，以及与此相关宗族迁徙、开垦繁衍等血缘记忆。在每届两岸宋江阵文化节举办过程中，两岸都有多支宋江阵队伍参与互动展演交流，基于此，对于宋江阵中所凝聚的“祖源”个体记忆，通过共建共享场域互动，逐渐形成两岸民众的集体记忆。所以，两岸宋江阵互动互融交流场域的建构，对两岸民众相关集体记忆强化或重塑具有重要影响，进而影响着他们的宗族文化价值观认同和血缘身份认同。
3 两岸宋江阵演武文化中的认同建构
认同源于认知，认知对认同的影响是基于行为者过去的记忆，而形成一定价值判断的心理倾向而影响其认同（邓婧，2016）。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下，人们获得、选择、强调、假借某些记忆，以强调一种人群认同（王明珂，2006）。两岸宋江阵演武活动中蕴含的个体记忆、集体记忆便是人们形塑认同的源泉。在两岸宋江阵文化中，无论是源起的抗倭斗争、郑成功收复中国台湾等身体运动所形塑的个体记忆，还是凝聚于仪式场域演武所形成的集体记忆，皆潜移默化的向人们传递着一种文化认知、血缘认知及身份认知，表达记忆者的文化、血缘身份等认同观。
3.1 两岸宋江阵演武促进中华文化认同
中华文化认同是广大民众形成的中华文化共识。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基本特质，是中华民族的身份象征，中国台湾民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实际上是对中华民族的认同（袁曙霞，2011）。这种文化认同的对象主要是指两岸同源文化认同，是对归属文化族群的选择，它可能出于本能的民族情感，也可能是经过深思熟虑后的理性选择（欧阳哲生，2018），而语言文字、血缘亲情、民风民俗是中华文化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孔祥文，2007）。中华文化认同过程往往包含承认中华文化的合理性、合法性，接受中华文化价值之间的同一性，融入中华文化（欧阳康，2010）。宋江阵作为两岸同源文化，在两岸民众传承和互动交流过程中，已融入两岸民众的生活，呈现出两岸民众本能的民族情感，并假借身体展演和话语叙事的形式，表达着两岸民众的中华文化认同观。
在大陆宋江阵中，中华文化认同源自于宋江阵参与抗倭斗争的“祖源”记忆及两岸同宗血脉的“族源”记忆。在宋江阵传承过程中，基于宋江阵与抗倭斗争之间的关联性，通过身体展演对前人遗存文化形成模仿，形塑宋江阵的“祖源”记忆，表达广大民众对中华文化的认知观与认同观。宋江阵文化不仅在村落宗族场域中进行传承，成为参与者村落宗族历史叙事的构成部分，且形成了村落群体的集体记忆与宗族文化记忆。这种记忆是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本质属性之一，也是实现文化认同的力量根源（宋晓楠，2017）。在厦门郭山村宋江阵传承者的记忆中，宋江阵为开基祖所创，后用于抗倭斗争，已成为宗族文化的构成部分。宋江阵每年一次在村落宗族祭祀和北辰山王审知祭祀中出场，体现了族人们对宋江阵文化的认同观。
在中国台湾地区宋江阵传承实践中，抗倭斗争、郑成功收复台湾和“寓兵于农”、宗族血缘等记忆是中华文化认同形成的重要理据。抗倭斗争源自于身体展演的模仿性因素，以及相关学界研究认知因素使然。而民间多以郑成功收复台湾和“寓兵于农”治台方针为中国台湾宋江阵的发展伊始，从而形成集体记忆，并结合中国台湾地区的福建移民特性形塑中华文化认同观。在1895—1945年期间，宋江阵参与抗日及不同场域的展演，不仅凸显了宋江阵武术文化在地域社会根深蒂固，同时也说明中国台湾地区民众对祖国传统文化的认知观和认同感（郭学松，2017）。在当地民众的口述中，他们不仅将宋江阵与宗族文化相互关联，而且还时常提及先祖是如何从福建地域迁徙至此。如台南学甲中社宋江阵传承人，将宋江阵演武文化与开基祖陈桂记相互关联，同时又追忆到与郑成功收复中国台湾和开垦的相关历史。通过宋江阵演武文化记忆勾勒，形成对“祖源”的追忆，这种集体记忆的呈现，促使族人保持了较强烈的中华文化认同感。
宋江阵是两岸民众共有共享的文化遗产，在两岸民众之中已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同源性个体记忆和集体记忆，这种同源文化记忆是中华文化认同感产生的基础，而两岸同源文化交流则是两岸民众加深这种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的重要途径（林建华等，2010）。在这种认同与归属感形塑的场域中，身体活动承担了另一个关键的角色，确立并维持一个群体的社会关系与文化特征及文化认同（克里斯西林，2011）。在五届两岸宋江阵文化节的参与式观察中，笔者发现，在开幕式环节，基于宋江阵历史故事为题材，建构或重演的场景叙事及身体展演，时常博得在场观众的阵阵掌声，而以郑成功收复台湾与宋江阵相关的历史故事场景化，通过宋江阵参与者的饰演，将历史场景再现于观者面前，带给他们的不仅是震撼，更是身体行为和语言发声方面的共鸣。在以宋江阵展演为交流媒介所形塑的共享文化场景中，能够增强彼此文化认知与互信，形塑中华文化认同，进而影响两岸同胞的文化价值观认同。
3.2 两岸宋江阵演武文化重构血缘身份认同
中华文化认同强调的是民族身份认同，旨向于民族的历史记忆及心理肯定（尤金菊，2019），其不仅影响到个人对自己身份的认定、社会群体的角色、还影响到民族以及民族文化的保持、国家的意识形态维持与强化（郑晓云，2008）。两岸民众对宋江阵演武文化所形成的中华文化认同感，主要源自个体或群体的相关记忆保存。在以宋江阵演武文化为载体所形成的两岸民众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中，记忆对认同的缔造及其效果直指社会的凝聚性结构。凝聚性结构是一种指导性叙事和规范性叙事，支撑着血缘身份认同和自我认知（刘亚秋，2018）。因为，记忆能够使人类形成身份认同的能力，它能够完成时间与身份认同的综合（扬·阿斯曼，2017）。
在大陆宋江阵实地考察中，我们发现，通过身体展演的形式来勾勒血缘身份认同，远不如话语叙事更直接。厦门郭山村宋江阵传承者时常将开基祖郭镕行军打仗、创宋江阵、用宋江阵抗倭及保家护院等故事不断重构与讲述，皆体现了郭山村郭氏族人对宋江阵演武文化的血缘理性认知，这种认同感是围绕宗族血缘得以形塑的。漳州沙坂村宋江阵传承人同样将本村宋江阵视为开基祖的文化遗存，以此凸显“我族”与“他族”之差异，表征族人的血缘理性认知。福建多数以宗族为建构群体的宋江阵演武文化，皆将宗族与宋江阵演武文化进行建构，强化血缘身份认同。因为，宗族是一个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共同体。共同体存在和延续的基础，就是成员的一致性和同等性，并由此获得宗族成员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徐勇，2018）。
在中国台湾地区宋江阵的考察中，广大参与者将个体记忆和集体记忆与开基祖相互关联，他们还将族群体延续到更为久远的血脉裙系中。如台南学甲中社宋江阵队员讲述，本族先人为郑成功姑父陈桂记及姑母郑细娘，跟随郑成功定居于此，其后人将宋江阵代代传承。宋江阵团体成员关于身份认同的故事叙事并非纯属建构而成，是根基于家族或族群相关发展或迁徙历史所形成的集体记忆进行整理的。在他们的族群历史叙事过程中，他们始终强调对祖源的集体记忆与历史叙事，如在鹿陶洋宋江阵参与者的叙事中，皆要强调先祖自福建漳州诏安井边乡二都下割社迁居于此，佳里漳州里番仔寮应元宫宋江阵是其先祖从漳州带入等，用以突显祖先来自祖国大陆，其是炎黄子孙的一份子，这从他们关于先祖的迁徙史叙事中皆可呈现出来。人们对生命来源的不同认识，形成共同体成员共有的情感和信仰（徐勇，2018）。在广大民众的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的故事叙事中，先祖始终是一个迫切需要表明的血缘理性问题，正是基于广大参与者的血缘理性认知，使我们深刻的感触到沉寂在回忆和叙事心境中的血缘认同思绪，进而促生了他们潜意识中的身份认同。
两岸宋江阵队员的血缘认同是以祖先血统脉系为根基，在祖先崇拜思想及行为中被形塑，而宋江阵与宗族文化相互融合过程中，以演武活动为核心，建构了宗族祭祀仪式与宋江阵文化的共同体场域，凝聚了一批血缘相同的群体，影响着他们的血缘理性认知。在两岸宋江阵参与者的个体记忆中，宋江阵往往被建构为村落宗族文化的构成部分，并与村落先祖相互关联，在关于宋江阵与村落宗族先祖的故事叙事中，可以感悟到参与者对宗族的血缘认同。个人生活的叙述，是相互关联的一族叙述的一部分，它被镶嵌在个人从中获得身份的那些群体的故事中（保罗·康纳顿，2000）。在宋江阵参与者的血缘身份认同重塑过程中，基于共同祖先一脉相承的血缘关系具有根基性特征，而由此形成的团体成员的血缘理性及血缘认同，则体现出情境性。当两岸同胞同处于诸如两岸宋江阵文化节这样的互融交流场域中，借助郑成功收复中国台湾之类的舞台场景叙事导入，建构了两岸同胞身份认同的归属感共享场域，在两岸宋江阵队员模仿性演武动作展示过程中，我们能够发掘两岸同胞在思想意识和行为方面所呈现的相似或相同表象，其中也隐喻着同宗同族的血缘身份认同感。
4 两岸宋江阵演武文化铸牢精神共同体意识
两岸共同体的建构是两岸关系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对两岸命运共同体认同的建构有重要意义（张志坚，2017）。两岸共同体建设涉及许多领域与层面，就领域而言，主要有宗族共同体、宗教共同体、文化共同体、经济共同体、体育共同体等；立足层面来讲，最基础的是血缘共同体和地缘共同体，最高层次便是精神共同体。正如滕尼斯所说，精神共同体在同从前的各种共同体的结合中，可以理解为真正的人的和最高形式的共同体（斐迪南·滕尼斯，1999）。精神共同体建构离不开血缘根基，更离不开同源文化脉系，因为一个民族的精神是蕴含在文化体系中，凝聚和体现了文化主体性特色的信仰、思维方式、文化心理结构、价值理念等（马俊毅，2015）。正因如此，两岸精神共同体的建构具有现实依托与实践根基，并借助诸如宋江阵此类的通道文化，通过两岸民众的同源记忆（集体记忆和个体记忆）勾勒与保持，在两岸同胞互动互融交流中，依托中华文化认同、血缘身份认同形塑过程中实践推进。然而，建构两岸精神共同体或中华民族精神共同体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需要基于两岸民众的共同体意识培养和铸牢，方能水到渠成。为此，从同源体育仪式展演、故事叙事、共享场域建构和培育团结思想等方面，把握培养对象和媒介的精准化，铸牢共同体意识（王新红，2019）。
4.1 强化宋江阵仪式展演，铸牢精神共同体意识
两岸宋江阵在整个展演过程中，都有诸多仪式性行为，这种仪式的表演不仅仅是在重复一个公认的脚本，而是“一种行为模式，它是由现实的、我们熟悉的人模仿另一些现实的、我们熟悉的人的生活”（Alexander，1997）。通过这种行为模仿，传说记忆并非只存在于大脑中，也外显于表演仪式中，或者说是不断重复的表演仪式让族群中的人获得了连续的传说记忆（万建中，2006）。一个族群常以共同的仪式来定期或不定期的加强此集体记忆（王明珂，2013），并通过操演来传达和维持（保罗·康纳顿，2000）。通过实践仪式的身体展演，宋江阵参与者增强了彼此的凝聚力，为共同体意识铸牢提供实践支撑。
在大陆宋江阵展演过程中，仪式活动构成了实践操演的组成部分，虽然部分宋江阵展演简化了这种仪式过程，但仍保留着相关象征寓意。在漳州沙坂村宋江阵演武前，队员们都要聚集在宗祠的厅堂，通过共饮同一碗酒、涂抹酒于四肢、用牛角檀依次掠过头、跳过香炉等行为方式，继承先辈们所创造的仪式文化。郭山村宋江阵出演前，要在村委会前的一棵千年古树前进行祭祀、敲锣打鼓、队员依次跳跃地面上的香炉等仪式。在宋江阵演武过程中，他们各自的阵法仪式皆为代代相传，参演者各自遵循自我角色，不可乱了章法。宋江阵展演过程中的种种仪式感行为，不仅在向人们传递一种团结景象，更是基于先祖为中心的一种尊崇和精神凝聚，对于村落宗族精神共同体意识的铸牢具有积极影响。
在中国台湾地区，一些宋江阵在出阵前，不仅要祭拜相关保护神，同时还要参拜村落先祖。如中国台湾鹿陶洋宋江阵在演武活动之前，所有参与者都要列队进入三合院内，以身体展演形式祭拜相关保护神和先祖。源自精神层面的认知，整个参拜过程井然有序，表达了对先祖的尊崇和对神灵的敬畏。这种仪式主要用以教化广大民众饮水思源、不忘历史、继往开来（郭学松等，2018）。这些仪式行为的规范化，从根本上来说是宗族族规祖训与宋江阵演武活动的相互融合，通过集体记忆的现实操弄，在精神层面对参与者形成影响，强化村落宗族成员的宗族文化及血缘认同感，增强族人的归属感，形成宗族精神凝聚，增强村落宗族精神共同体意识。
在两岸宋江阵交流过程中，要大力倡导身体展演方面的切磋，特别是仪式过程、阵法演练、武术单练与对练等方面的互动，这对于沟通两岸民众心灵切合、强化两岸民众记忆、促进两岸民众相互认同，乃至建构中华民族精神共同体具有积极作用。两岸民众同根同源、血缘相承、文缘一脉，这是任何时候都无法被改变的集体记忆。虽然在过去几百年的发展过程中，一些文化形成了变迁，就好比一个树根上长出了分枝一样，只要两岸民众在宋江阵展演过程中，在仪式过程、阵法演练、武术单练及对练等方面保持互动交流，总是可以追溯到这个“根”。在宋江阵演武文化的寻根过程中，两岸民众将更加清新地认知彼此、深化了解自我，铸牢“夫族之众虽千万人，皆由始祖一人之身所出也”（徐勇等，2017）的相互认同意识，使他们更好地凝聚在“根”的周围，唤起彼此维护两岸共有精神家园的共同体意识。
4.2 倡导宋江阵故事叙事，铸牢精神共同体意识
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域中，均强调我们要“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这是唤醒民族集体记忆，形成民族团结及铸牢中华民族精神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方式。宋江阵历经抗倭斗争、抗荷斗争、抗英斗争、抗日斗争等场域洗礼（郭学松，2019），蕴含了积极的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形成了多样化的故事。那么，要想发挥这一文化载体作用，必须使他们尊敬自己的祖先，以继续从事往昔的进步工作（爱德华·泰勒，1992），这就需要我们发掘这些储存在广大民众意识形态中的个体记忆和集体记忆，讲好这些历史遭遇中的“中国故事”，发出来自民间武术中的底层声音，在广大民众中广泛传播并形成影响。
在大陆宋江阵实地考察过程中，多数宋江阵传习者强调，他们的先辈皆参与到民间抗日运动中，同时还在记忆中保留了一些抗日英雄的故事。在赵岗村宋江阵传承人的记忆中，该村宋江阵队员曾参与二战期间的厦门抗日行动。这种抗日斗争故事，在区域社会形成了广泛的精神宣传和凝聚影响，极大地鼓舞了民众保家卫国的斗志。
在中国台湾地区宋江阵中同样包含了多样化的故事。在铁线桥抗日斗争中，台南麻豆镇郭黄泰、埤头里陈维邦、东角里郭黄池、巷口里柯文祥等宋江阵队员组成抗日义勇军，与敌人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在这次抗日斗争中，仅台南埤头地域就曾出动“29阵”武阵（以宋江阵为主体）参与其中，宋江阵队员在本次战斗中死伤甚多。至今，每年仍有部分埤头里的民众在祭祀“29阵”死难的先人。
2019年10月3日，在两岸宋江阵文化节开幕式期间，两岸宋江阵相关参与者汇聚厦门，共同观看、聆听或参与饰演了郑成功运用宋江阵收复台湾的故事，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尚武爱国精神在这种场域中被展示的淋漓尽致。在先辈们相同的历史遭遇重现场景中，形塑了一种归属感共享场域。在此，两岸同胞的交流不仅仅局限在身体运动的层面，更重要的是这些历史故事叙事和重演，触动着他们的心灵和精神，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两岸同胞互融凝聚，强化了两岸同胞的文化价值观认同、血缘身份认同，为中华民族精神共同体意识铸牢形成助力。
4.3 维稳宋江阵演武文化共享场域，铸牢精神共同体意识
宋江阵演武活动多在特定的场域中进行，呈现了一种隶属他者的关系，但就本体而言，宋江阵仪式性及参与人员的多样性也建构了一个隶属自我的场域。这里的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布迪厄等，1998）。当这种关系网络场域得以保持时，就能通过场域特有形式和力量特定中介环节，预先经历了一次重新形塑的过程，并对参与者产生影响（布迪厄等，1998）。宋江阵参与者的个体记忆或集体记忆得以在场域的重构中保持持续效能，认同感才会不断被保持，进而对宋江阵团体产生持续凝聚力。在这种场域中，作为脱胎于历史记忆的身体运动模仿惯习，才能和这整套历史一起，筛选着可能有的各种反应，并强化其中的某些反应，亦即在惯习和场域的关系中，历史遭遇了它自己（布迪厄等，1998）。正因如此，维稳或营造宋江阵演武文化场域，对于宋江阵参与者本体之间形塑团体性具有积极作用。
大陆宋江阵演武实践现象主要体现为两种样态，即村落宗族场域和乡土宗教祭祀场域。宋江阵主要扎根于村落社会场域进行传承，以宋江阵演武文化所建构的仪式场域的有效边界倾向于与村落群体的边界重合（维克多·特纳，2006）。在厦门郭山村宋江阵传承过程中，村落宗族与宋江阵演武形成互嵌，村落宗族边界与这种仪式身体展演场域边界形成了融合。宋江阵演武活动成为村落宗族群体链接先祖的通道文化，同时也成为村落宗族群体成员凝聚的凝结剂，维持着村落宗族精神共同体的稳定发展。郭山村宋江阵同赵岗村宋江阵、西湖塘宋江阵等参与北辰山王审知祭祀仪式，以此形成共享文化场域，维护他们先祖与王审知之间的集体记忆，强化彼此对先祖的认同，凝聚成一个更大的共同体场域。
在中国台湾鹿陶洋宋江阵传承过程中，鹿陶洋江家古厝成为一种具有象征性的场域，宋江阵仪式展演使得宗族祭祀文化与身体展演文化相互融合，成为今人与先祖进行对话的通道。鹿陶洋每月的农历十六，族人们皆会从相关地域赶来，参加宋江阵演武文化活动。期间有祭祖仪式、拜神仪式、宋江阵展演仪式、女性煮餐活动等，他们以宋江阵演武文化为核心，构建了村落男女老少互动的共享场域。仪式所祭祀的先祖和田府元帅皆源自祖国大陆，这种年复一年的祭拜思想和祭祀行为，不仅意味着怀旧和乡愁，更揭示着历史与现实的微妙关系（燕海鸣，2009）。正是这种场域的存在，村落宗族文化才得以更好延承下来，民众的宗族意识才能持续被强化，村落宗族精神共同体才得以辅助性维稳。
两岸宋江阵互动交流历史较为短暂，但这种两岸民众共享场域的营造，突破了村落宗族精神共同体场域，同时也使得依托先祖而建构的想象共同体开始走向实体的共同体。自2010以来，两岸宋江阵互动交流趋于频繁，并形成了以两岸宋江阵文化节为主场域及以高雄内门宋江阵嘉年华为辅场域的格局。2019年10月的第五届闽台宋江阵文化节便是一种特殊意义存在的场域。在这种场域中，两岸宋江阵参与者进行多元化的互动交流，在开幕式期间，以身体模仿叙事和故事叙事相互结合的形式，将郑成功运用宋江阵收复中国台湾的历史事件场域化和实景化，为两岸宋江阵参与者营造了一种共同历史境遇的归属感场域。在这种共享场域中，有利于两岸宋江阵参与者互动互融交流，强化相互之间的认知与认同，铸牢中华民族精神共同体意识。
4.4 坚守宋江阵演武文化团结思想，铸牢精神共同体意识
团结是一种社会事实，它是建立在我们单个有机体的基础上的（涂尔干，2000），而精神团结却是最高层面的团结，小则能够影响一个家庭、宗族，大则决定一个国家的凝聚或分裂。在中华民族精神共同体场域中，精神团结将中华民族建构成一种一体多元的空间网络结构，促进中华民族精神共同体的建构与维稳。可以说，无论是村落宗族精神共同体还是中华民族精神共同体，它们都隶属于一种团结性共同体，指的是以相互理解、相互信任或相互熟识的血亲关系、民族认同、相同爱好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相对稳定的社会共同体（韩洪涛，2010）。正因如此，两岸宋江阵成员的精神团结影响着广大民众的个体记忆、集体记忆以及他们的多元认同形塑，进而影响村落宗族精神共同体意识及中华民族精神共同体意识的铸牢。
在宋江阵所建构的村落宗族精神共同体中，成员们围绕先祖建构了隶属于宗族成员的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并形成了源自自我宗族的文化认同、血缘身份认同，通过身体展演和讲述故事的形式，或隐或现的展示着自我认知。他们的行为并非为了达成某种目的，更多的是为了代代相传的宗族习性，他们总是认为这是先祖所赋予的一种使命。这种类似于先祖的使命感存在于他们每个人的思想之中，使他们在精神上形成了统一，行为上达成了自愿与默契，村落宗族内部的机械团结由此被形塑。机械团结是社会发挥功能所必需的（高丙中，2006），其作用不仅在于能够使普遍的、无定的个人属于群体，还能够使人们具体的行为相互一致。事实上，既然这种集体动机在任何一处都是相同的，那么它在任何一处所产生的结果也必然是相同的（涂尔干，2000）。机械团结也因此成为村落宗族精神共同体意识铸牢的价值理性。
在中华民族精神共同体中，因两岸宋江阵文化的同源个体记忆、集体记忆而形塑的文化认同和血缘身份认同，具有某种程度上的统一性，它们形塑于先辈们的共同历史遭遇，以及蕴含其中的爱国主义精神引领。这种爱国主义精神是机械团结产生作用的依托，使当下宋江阵社会成员能够以此为精神统领，尊重他们的先祖，继续从事往昔的进步工作，并认为这是向自己提出的戒律或要求。讲好宋江阵演武文化中的故事，发出中国声音的行为，便在这种自觉与不自觉中演绎着，最终对中华民族精神共同体的意识铸牢及共同体的建设、维护与稳固形成积极影响。
有机团结可以促生本来没有相互关联的人，为了某些目的形成契约，并采用某种方式聚集在一起，有利于形塑利益共同体。我们无法否认有机团结是社会发展的产物，也是团结某些共同体的重要方式，甚至能够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产生作用，但是，笔者认为，在真正意义上的村落宗族精神共同体及中华民族精神共同体建设过程中，机械团结的价值理性将展示出更强烈的能量源泉。好比凝聚在宋江阵演武活动中，并在成员中传承的宗族先祖精神及爱国主义精神，拥有数千年的历史延承性，根深蒂固，不易动摇，是精神共同体意识形成及共同体建构、维护的内生动力。所以，以此为主体精神的机械团结更有利于打造理想式的精神共同体。就本文所提出的在铸牢村落宗族精神共同体意识和中华民族精神共同体意识场域中，虽然我们很难获取全体成员在机械团结价值理性方面的同一性，但笔者仍然期待有机团结的工具理性向机械团结的价值理性移转，这样将更加有利于中华民族精神共同体的建设、维护。
5 结语
宋江阵是两岸最具代表性的民间体育事项，存续于两岸200多个村落中，并在大中小学场域中逐渐传延，影响了两岸民众的传统体育文化认知观与认同观。宋江阵演武文化之所以能够具有如此影响力，源自于其所参与的驱荷斗争、抗日斗争等一系列历史事件，以及给两岸民众留下的个体记忆和集体记忆。正是这些记忆在宗族内部及之间所产生的影响，逐渐以故事的形式被两岸民众代代讲述。在反复的身体模仿展演及故事讲述场域中，影响了两岸民众的同源文化认同、血缘身份认同。源自记忆、认同在两岸民众中的不断深化，逐渐以身体演武和故事叙事场域化凝聚了力量，建构了以村落先祖精神为导向的村落宗族精神共同体以及以爱国主义精神为引领的中华民族精神共同体。为了更好地维稳村落宗族精神共同体和中华民族精神共同体，需要两岸民众强化身体展演的仪式性象征，在不同环境中讲好蕴含于宋江阵中的两岸相同或相似历史遭遇故事，打造两岸民众共融共享交流场域，发挥宋江阵中的团结精神，铸牢精神共同体意识，使其成为中华民族精神共同体凝聚、建设及维护的体育领域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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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O Xuesong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Sport Science, Qu Fu Normal University, Qufu 273165, China
Abstract: By means of literature research, 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 and in-depth interview and taking Songjiang array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problem of spiritual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based on memory and identity.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Songjiang array has formed diversified individual memory in the process of driving away the Dutch, fighting against Japan and integrating with village clans, and has formed collective memory through some symbolic symbols, ritual field and cross-strait exchange of Songjiang array.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individual memory and collective memory of the participants of the cross-strait Songjiang array affect their identity view and promote the formation of Chinese cultural identity and blood identity in the process of body performance and “story” narration. The research proposes that we should strengthen the ritual symbol of Song Jiang array’s body performance，tell the“story”contained in Song Jiang array in different environments， create a field for cross-strait people to share and exchange，stick to the spirit of unity in the Songjiang formation, so as to strengthen the sense of village clan spirit community and Chinese national spirit community，and make it become the sports experience of the cohesion, construction and maintenance of Chinese national spirit community.
Keywords: cross-strait sports exchange; Songjiang array; sports cultural identity; historical memory; spiritual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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