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美国《国防教育法》研究现状探究
1958年美国《国防教育法》研究现状探究宋 海 英
[摘 要] 1958年《国防教育法》是二战后美国第一部影响深远的教育立法，在美国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法案实施后提高了美国的教育质量，推动美国高等教育进入了黄金发展时期，在美国的教育强国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法案自诞生以来就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学界对该法案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这些成果使我们对法案的来龙去脉有了清晰的认识，为我国的高等教育改革和国防事业发展提供了经验，也引发了我们对法案未来研究趋势的思考。
[关键词] 美国；《国防教育法》；教育强国；国家安全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受意识形态和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美苏战时同盟关系破裂，双方陷入冷战。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苏联成为唯一能与美国分庭抗礼的国家。1957年，苏联在一个月内连续发射了两颗人造地球卫星，该事件严重刺激了美国民众，也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了巨大威胁。为了应对苏联的挑战，美国决定从发展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入手，通过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来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在此背景下，艾森豪威尔总统于1958年9月2日签署了《国防教育法》，该法案是联邦政府所实施的教育强国战略，在美国历史上有重要地位。学界对这部法案的研究取得了喜人的成绩，本文拟对这些研究成果做一阐述，并对法案未来的研究前景予以展望。
一 对法案颁布原因与核心内容的研究
《国防教育法》制定的原因，一直是学界关注最多的问题。国内外学者围绕法案的核心内容透析法案颁布的具体缘由，从多个角度对这一问题展开论证，梳理起来主要有四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二战后，美国在与苏联的竞争中，迫于冷战的压力，以《国防教育法》作为应对苏联威胁的举措之一，但维护战后美国在全球的既得利益，是法案实施的最终目的。
秦珊是我国较早研究美国国防教育立法的学者之一。她对美国《国防教育法》诞生的国际国内环境、法案的核心内容及实施后的影响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认为法案是联邦政府颁布的第一部对教育进行干预的立法，无论在美国教育史上，还是在国防建设方面，都具有重大的意义(1)秦珊：《一九五八年美国国防教育法述评》，《广西师院学报》1994年第4期，第96～102页。。在冷战的背景下，美苏双方势均力敌，剑拔弩张。1957年“斯普特尼克”号人造卫星的成功发射，反映了苏联在太空领域占据优势，在空间技术上领先于美国，这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了威胁。不过，以上并非法案得以通过的根本原因。二战后，美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头号强国，国际格局有了重大调整。美国需要在政治、军事、经济、科技等领域涌现出大量优秀的高级专门人才来维护美国的全球利益，保障美国国家战略的顺利实施。在这种需求下，以人才强国和科技兴国为目标的《国防教育法》应运而生。
美国历史学家芭芭拉·鲍克斯代尔·克劳斯对美国《国防教育法》颁布的历史背景、立法争论和幕后谈判过程作了分析，认为苏联人造卫星的发射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是美国颁布该法案的直接原因，而“冷战极端”的历史环境是根本原因(2)芭芭拉·鲍克斯代尔·克劳斯：《冷战的智力：人造卫星危机和1958年国防教育法》(Barbara Barksdale Clowse，Brainpower for the Cold War：the sputnik crisis and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 of 1958)，康涅狄格州：格林伍德出版社1981年版。。克劳斯对美国总统、内阁成员、国会领导人、教育界人士和科学界发言人在制定法案时所扮演的角色作了直观描述。上述分析和描述，为美国普通民众和专业研究者进一步认识美国政府在应对苏联挑战时的态度提供了方便。
第二种观点认为，苏联人造卫星升空是《国防教育法》诞生的表层原因，实质上是美苏军备竞赛，以及美国联邦政府干预教育的结果。苏联力量的增强给美国带来了压力，美国教育政策的失衡又导致美国的科技优势地位降低，法案是这两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安徽师范大学韩家炳认为，1958年的《国防教育法》是美国解决国际国内两大矛盾的力量支撑，法案的颁布除了与美苏冷战的背景有关外，还与20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开展的“生活调整运动”(3)1945年美国教育办公室(U.S.Office of Education)主持召开的职业教育会议上正式提出“生活适应教育”，该活动是由《退伍军人法案》等因素引起的。“生活适应教育”强调的是功能性目标，如职业、家庭生活和个人卫生健康，而不是传统的学术研究，它关注大多数中等水平的青年对生活的适应，与进步主义教育强调的以儿童生活为中心来组织课程与教育的主张有相似之处，故受到许多教育评论家的批评。1957年苏联人造地球卫星上天引起的教育改革为“生活适应教育”划上了句号。，以及美国教育界对美国平庸教育的批判有关(4)韩家炳：《美国1958年〈国防教育法〉颁布的原因》，《安徽史学》2015年第3期，第108～114页。。他解释说，20世纪初在美国教育界占主导地位的“生活调整运动”和二战末美国颁行的《退伍军人权利法案》并没有为国家的强盛发挥实质性的效应，反而暴露出美国的教育体制存在诸多缺陷，加上苏联崛起对美国的压力，迫使美国进行了教育改革。
高英彤和陈昕认为高等教育质量的优劣事关国家的生存与发展。美国《国防教育法》作为促进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立法之一，对美国的国家安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产生有着深刻的思想根源，与要素主义对进步主义教育思潮的抨击有关(5)高英彤、陈昕：《〈国防教育法〉对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影响及启示》，《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第42～46页。。在美国的领导者看来，是美国的实用主义教育忽视了对学生智力的开发和思维的培养，弱化了学校教育传播系统知识、提升精神层次和传承文化文明的作用，致使美国在自然科学领域发展迟缓，进而导致美国的高等教育未能培养出优秀的人才，未能满足国防建设的需要。继承了英格兰悠久的教育传统和深厚文化底蕴的美国，对教育的重视贯穿于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二战后，联邦政府开始以立法拨款的形式大规模资助高等教育的尝试，顺势而生的《国防教育法》，正是美国调节供求关系，推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产物。
教育是推动国家发展的重要力量，受过良好教育的公民是国家最宝贵的资源。俄亥俄卫斯理大学前任校长亚瑟·弗莱明表示，苏联“斯普特尼克”号卫星进入轨道后轰动了世界，在伤害了美国民众自尊心的同时也产生了积极的效应，它激起了联邦政府对整个教育系统的自我检视，为《国防教育法》的审议和批复创造了条件(6)亚瑟·S.弗莱明：“国防教育法的理念与目标”(Arthur S.Flemming，“The Philosophy and Objectives of The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美国政治和社会科学院年鉴》(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第327卷(1960年1月)，第132～138页。。每年约有20万高中生被剥夺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这使美国正遭受着严重的智力损失，防止这种智力资源的流失，是《国防教育法》的基本目标。法案的制定，体现了国家对教育的关注，表达了联邦政府对国家责任至上的承诺，也使得政府把管控之手伸向了教育。
第三种观点认为，将《国防教育法》看作是艾森豪威尔政府应对苏联威胁的产物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美苏争霸是对该法的片面解读，忽视教育改革，把法案的内容局限在“新三艺”(7)美国将数学、自然科学和现代外语称为“新三艺”。和职业教育等方面，也是不准确的判断。法案能够获得国会批准，是美国教育制度的根本性变革导致的，与冷战背景和苏联的威胁毫无关系。
陈露茜从战后联邦政府的作为、美国新自由市场的竞争模式、美国新中产阶级看待教育的态度等层面解析制定《国防教育法》的历史原因。她认为二战期间至60年代，美苏双方对彼此的“安全情况”了如指掌，学界关于“苏联卫星升空事件对美国造成了科技失利的恐慌和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说法是不成立的。原因有四：一是苏联卫星发射后，美国也在1958年1月成功发射了“探索者1号”卫星，因而美国科技优势丧失的说法不准确；二是在美英进行“曼哈顿实验”时，苏联的情报工作就已经渗透了进去，在美国人试爆原子弹时，苏联人并不惊奇；三是美国的U-2侦察机定期在苏联领空侦察，苏联人也是心知肚明的事，只是囿于技术限制和舆论压力，暂未将其击落；四是当美国驻苏代办乔治·凯南向杜鲁门总统呈报著名的“凯南报告”时，斯大林已截获并阅读了该报告。同样，苏联驻华盛顿的大使于1946年9月发往莫斯科的“电报”，也早已被杜鲁门认真阅读过(8)陈露茜：《联邦管控、自由市场与新资产阶级：对1958年美国〈国防教育法〉的再审视》，《教育学报》2018年第3期，第120～128页。。因此，《国防教育法》是战后联邦政府改变国内教育现状和现行的科教体制，对教育进行宏观调控，实现“强政府”与“强市场”联合的必然结果。
王慧敏援引了很多国外学者的观点作为论据，建议我们在看待问题时，不应局限于冷战环境，应该在长远历史背景下考察联邦政府对《国防教育法》的所作所为(9)王慧敏：《国家安全之外的〈国防教育法〉：20世纪中期美国教育改革起源的再审视》，《高等教育研究》2018年第10期，第100～110页。。他认为以往学者们对《国防教育法》的研究，夸大了教育作为国家安全屏障的作用，法案中规定的很多条款实际上都与国家安全无关；法案的诞生是由于美国教育界的缺陷和教育危机给美国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弊病，是美国变革教育制度的直接结果，与冷战和意识形态的对抗无关。美国因而也成为市场经济体制下对高等教育实施立法调控的典范。
第四种观点认为，1958年《国防教育法》得以推行，不可避免地与冷战环境下的国家生存危机和进步主义时期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忽略了培养健全人才、冷落了自然科学，以及战后美国复杂的社会矛盾有关，是国际国内多重因素合力的结果(10)杨鹏飞等著：《大洋彼岸的政治观察——美国总统政治与现代美国国家发展战略》，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61～169页。。因为法案颁行时的大环境，即艾森豪威尔总统在签署该法案时就义正言辞地指出：“为了国家安全，需要最充分地开发全国男女青年的脑力资源和技术技能；为了应付当前的危机，需要利用特别而又恰当的教育机会。美国实施该法案的目的，在于强化美国的教育，满足美国国家安全的需要。”所以，无论学者们用什么材料来解读，都不应该脱离冷战这一大背景，理由是：
首先，战后的苏联，在政治上专注于巩固和维护世界大国地位，联合东欧国家成立了经济互助委员会和“华沙条约组织”来回应美国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经济上，着手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1953年，苏联的工业产量约居世界第二位，在电力、钢、铝、铜和机器的产量上超过英国、法国和西德(11)M.M.基里扬著，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研究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军事技术进步与苏联武装力量》，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181页。。1958年，苏联的粮食产量增至1.4亿吨，比1953年增长了70%以上(12)樊亢主编：《苏联社会主义经济70年：苏联经济发展史》，北京：北京出版社1992年版，第212页。。在文化教育方面，苏联的科技成就可与工业成就相媲美。据统计，1950年，科技工作者的数量，在每10 000人中，苏联的专职科技人才为36人，美国为25人(13)邸鸿勋编著：《科技人才的培养与管理》，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7页。。在军事上，苏联不断扩大和提升军事力量。1956年，苏联P-5型导弹携带---头以每秒1500米的速度飞跃1000公里，可在预定的时间内将其“有效负载”送达目的地，该型号的导弹虽然无法将原子弹投射到美国，但可以覆盖欧洲全境。此外，苏联在战术原子武器方面与美国不相上下。1957年8月，苏联研制出了SS-6洲际弹道导弹，射程为8000公里，这一技术在美国尚未产生。以上各领域的竞争，无疑都表明了苏联的快速崛起不得不令美国担忧。苏联人造卫星升空后，美国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主席詹姆斯·克立安明确表达了对这一事件的态度：“苏联卫星像森林大火般灼烧着美国，而美国的政府和军队已经丧失了保卫美国安全的能力。”(14)乔丹·迈彻：《时空剧院：美国行星(1930—1970)》(Jordan Mache，Theaters of time and Space：American Planetaria，1930—1970)，新泽西：罗格斯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9页。美国的一些新闻媒体甚至将此事与原子弹爆炸和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相提并论。
其次，苏联卫星事件后，美国政府立即组织了专家论证会，美国学界和政界开始了追源行动。其中，教育界认为，苏联的优势在于建立了能够增强苏联在技术上所需要的教育制度，战后苏联在军事科技方面培养了大批高材生，而美国的失败就在于长期抛弃理论培养和基础研究，淡化了研究生教育，忽略了科技人才，使美国在空间技术上逊色于苏联。美国认为，苏联“打破了美国‘科技至上’的优越感，美国在一夜之间尝到了低人一等的滋味”。美国的未来，应该把握在那些将教育和研究放在首位的人手中(15)大卫·亨瑞：《挑战过去，挑战现在：对1930年以来美国高等教育的分析》(David D.Henry,Challenge Past，Challenge Present：An Analysis of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 Since 1930),旧金山：乔爱塞-巴斯出版社1975年版，第119～121页。，而美国进步主义时期的教育，明显没有达到这一要求。
最后，二战结束后美国的社会矛盾不断加剧，除了普遍存在的贫富差距、机会不均、暴力犯罪外，还有严重的种族歧视、激烈的妇女斗争等问题。这些现象衍生出来一系列复杂矛盾，使美国面临着严重的内患。国家的稳定与昌盛离不开人的智慧和广泛的教育。联邦政府希望利用教育从根本上提高人的素养，改变民众的认知，调节社会矛盾，于是通过大力推行通识教育，广泛发掘人力资源来减轻政府的压力。
现实的打击和眼前的危机，使美国主张对现有的教育制度进行改革，探索良好的教育应该具备的条件，并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在此情况，有关教育改革的提案遂在国会提出。在1957—1958年间，国会议员提交了2000多份议案，其中有关教育的即占1500余份，而《国防教育法》就是其中一个。因此，从以上分析中可见，《国防教育法》与冷战绝不是毫无关系的，只是学者们解读的视角和代表的立场不同罢了。
二 法案与美国教育发展的关系
1958年《国防教育法》实施后，给美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尤其在美国的科技教育界引起了巨大反响。关于法案对美国教育所起的作用，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以下几类：
第一类视角聚焦于对美国《国防教育法》地位的认识和判定上，认为法案在美国教育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是“美国教育的大宪章”。
中国教育学专家陈学飞和王英杰等人在一些教育史或通史类著作中剖析了《国防教育法》的性质和地位，认为该法案能被各级政府贯彻执行，说明联邦政府的权力得以扩大，已进入了干预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地步。法案是美国教育界的大宪章，其意义和地位是不可估量的(16)陈学飞：《美国高等教育发展史》，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陈学飞：《美国高教史上的若干关键性决策及其影响和启示》，《高等教育研究》1993年第3期，第78～86页；王英杰：《美国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黄福涛主编：《外国教育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王廷芳：《美国高等教育史》，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滕大春：《美国教育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其中王英杰教授认为，在激烈的冷战竞争中诞生的《国防教育法》，使美国首次将教育提升到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世界上还从未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在“国防学生贷款”上与美国相提并论，该项条款以立法的形式保障学生顺利完成学业，改变了美国的人力资源结构，是美国的世界首创。法案在美国教育发展和国家建设方面所做的贡献是不可埋没的，是美国历史上教育改革的里程碑。
第二类视角主要探析《国防教育法》在美国教育领域的普遍影响，重点研究该法案对美国的教育机制、教师职业和学生发展所起的作用。法案实施后，美国的教育质量整体得到了大幅的提高，中小学校数量增加，高等院校规模扩大，职业教育兴盛，教师队伍壮大，毕业生发展前景良好。
密苏里州州立学院院长D.W.迪森教授肯定了联邦政府给予大学生一定数额的助学贷款和奖学金拨款的做法，认为无偿的贷款资助为更多的大学生提供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毕业后入职教师行业，为教师队伍补充了新鲜血液，这对提升国家的教育质量有极大的意义(17)D.W.迪森：“1958年国防教育法贷款的意义：教师教育的最佳动力”(D.W.Tieszen，“Meaning of the loan feature of the 1958 Defense Education Act：Better Raw Material for Teacher Education”)，费德尔塔卡帕(The Phi Delta Kappa)第40卷第1期(1958年10月)，第27～28页。。
郝艳萍认为美国1958年《国防教育法》的诞生是苏联人造卫星“连锁事件”的产物。法案的实施促进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发展和民主化演进。联邦政府设立的国防奖学金计划和国防学生贷款计划，帮助许多贫困学生顺利完成了学业，不仅促进了全国研究生教育的发展，为大学奠定了良好的学术基础，也推动了美国基础教育课程的改革(18)郝艳萍：《1957年苏联人造地球卫星与美国高等教育改革》，《黑龙江高教研究》2011年第3期，第9～12页。。
闵维方认为，《国防教育法》为美国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快速崛起提供了条件，开启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又一个“黄金时代”，实现了美国教育的“第二次飞跃”(19)美国高等教育的“第一次飞跃”是1862年颁布的《莫雷尔法案》，该法出台后，美国出现了大量的赠地学院，高等院校如雨后春笋般兴起。。联邦政府依据新的教育政策支持经济困难的学生，使美国在校大学生的数量如疾风骤雨般增长，为美国后来涌现出大批优秀的科技人才奠定了基础；巨额的经费拨款使不同类型的高校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数十所世界知名的研究型大学就诞生其中(20)闵维方：《美国大学崛起的历史进程与管理特点分析》，《山东高等教育》2015年第1期，第5～17页。。
曾鸣、刘志刚归纳了二战后美国联邦政府干预教师教育的几部立法，认为《国防教育法》是战后美国教师教育发展的开端(21)曾鸣、刘志刚：《二战后美国联邦政府教师教育立法演变及影响——从〈国防教育法〉到〈高等教育机会法〉》，《集美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第15～20页。。但作者笼统的说明了法案的重要性，对法案在美国教师教育发展方面的具体影响未做详尽的阐述。
美国国会参议院劳动和公共福利委员会对学生在自然科学知识、外语水平和掌握技术等方面的能力做出了肯定，认为《国防教育法》使美国学生在学科知识和专业技能方面具备了一定的竞争优势，提高了他们应对当前社会危机所需要的能力，带动了就业，促进了社会进步。
二战结束至70年代，美国的经济发展势头较好，在与苏联的军备竞赛中提供了雄厚的财力支撑，充裕的资金也为发展教育事业提供了保障。在此之前，尤其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实用主义教育理念蔓延到职业教育领域，绝大部分的职业院校面临着规模小、投资少、人数寡、管理乱、质量差等问题，所培养出来的人在能力和技术上都满足不了国家的需要，职业教育的发展前景并不乐观。续润华研究了《国防教育法》对美国职业教育的影响(22)续润华：《五个重大法令对美国职业教育发展进程的影响》，《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第59～63页。，认为法案的实施为美国职业院校的发展带来了生机，推动了职业技术教育的改革，加强了职业教育向全民化迈进的趋势。法案实施后，联邦政府的拨款也分流到了职业技术院校，经费的增加，为职校的学生、当地的失业者和国防部门的在职员工开设职业技能培训和实践操作训练等课程提供了便利，调动了职业院校的积极性，促进了美国高等教育整体上朝着民主化、多元化、终身化的方向发展。
张献华在其学位论文中回顾了艾森豪威尔政府在科技和国防方面的政策，从冷战压力、意识形态、苏联人造卫星事件的催化和美国自身的教育状况等方面解读了《国防教育法》，分析了法案对国际社会、美国各级政府、美国教育界和各类科研机构的影响(23)张献华：《冷战中的美国〈国防教育法〉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师范大学2009年。。1958年《国防教育法》是二战后美国在教育界的一场重大改革，涉及到中小学初级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是美国用教育途径解决国家危机的典范，对美国的教育强国战略具有重大意义。这不仅有利于科学地推行教育体制转型和系统地调整教育结构失衡状况，而且进一步提高了基础国民教育的地位和美国教师的社会声望，推动了美国教育的国际化进程。
第三类视角解析《国防教育法》对学科体系建设的意义，认为该法案推动了相关学科的进步，使各专业逐渐走向了互动与联合。除了法案中涉及到的“新三艺”课程外，《国防教育法》还促进了图书馆学、情报学、新闻传媒专业，以及与国防工业有关的学科的发展，如航天航空、金属化学等。这些学科在不断成熟和完善的同时，相互间交叉联系，进一步促进了整体科学观的形成。
有学者认为，法案的实施扩大了自然科学的范围，促使学校教育的重点由原来的“新三艺”课程延伸到了生物、化学、物理、生态学、海洋生物学和人类学等领域，美国的科学教育出现了新的“科学普及”问题，大多数普通公民对科学普及的需求逐渐增加。
张丽分析了《国防教育法》中联邦政府对中小学用于购买视听资料、多媒体设备和印刷类资料的经费拨款问题，以及政府要求增加为数学、科学和外语方面的人才提供学习资料所规定的条款，认为联邦政府的这些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扩大了美国中小学图书馆的馆藏资源，间接促进了中小学图书馆的建设与发展(24)张丽：《推动美国中小学图书馆发展的两部教育法》，《国家图书馆学刊》2010年第3期，第89～94页。。
美国教育家韦恩·厄本研究了《国防教育法》颁布的过程，论述了法案对美国教育的短期和长期影响(25)韦恩·厄本著，周晟、谢爱磊译：《美国教育：一部历史档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厄本认为，《国防教育法》实行后，美国的高中以科学、数学、外语为主要目标的教学促进了学生指导和测试服务的发展，多媒体设备的应用推动了美国新闻媒体的进步，美国在电化教育技术、天才教育和职业教育、情报学、图书馆学等领域取得了喜人的成绩。不过，法案的推行扩大了联邦政府在教育领域的权力(26)如民主党教育办公室的管辖权。该机构最初仅管理法案规定的10亿美元拨款和相关项目，后来扩展到更宏大的教育干预，包括1965年的《初等和中等教育法》。，使地方教育部门的决策受到了掣肘，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地方的活力，这违背了美国高校长期奉行的学术自由原则，破坏了各州在教育领域的自由权和民主传统。
美国教育部高等教育司财政援助处处长荷马·巴贝奇从国防教育贷款的申请条件、资金分配形式、偿还方式，以及高校在就业指导方面承担的角色和获得奖学金的学生需要执行的任务或履行的使命、各校的研究生院在国防语言发展和外语教师选择上的应对措施等方面，对一些高校利用召开地区性会议(27)在华盛顿、纽约、波特兰、丹佛、波士顿、芝加哥、堪萨斯、旧金山、俄勒冈等地，这些是美国规模较大，人口较为密集的城市，有成千上万人参加会议，因而影响力也较大。的机会去了解《国防教育法》，并积极配合、执行法案的做法给予了高度评价(28)荷马·D.巴贝奇：“高等教育和国防教育法”(Homer D.Babbidge，“Higher Education and the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费德尔塔卡帕(The Phi Delta Kappa)第40卷第5期(1959年2月)，第200～205页。。源于国防建设的需要，美国国会通过《国防教育法》给基础文科和基础理科以全方位的支持，在教育领域实现了新的共同责任，为不同层次的创造性合作提供了机会。
北得克萨斯大学的玛瑞·汉斯和詹姆斯·米勒认为，美国要想继续保持竞争优势，让智力资源得到充分的开发和利用，就要加强学科结构建设，全面培养优质人才，建立起世界顶尖的高等教育体系。在他们看来，美国在冷战时期受到了外部的威胁，《国防教育法》是美国依据冷战时期在经济和科技方面的战时需要进行的学术改革，法案的出台为美国有效解决后来的社会难题提供了人才和技术支持，为美国科研事业的进步发挥了效力。当今，美国根据中小学生的成绩、教师的质量和授予的学位数来衡量国家在数学、科学、工程教育等方面的国际竞争力，理应受到全社会的重点关注(29)玛丽·M.汉斯、詹姆斯·R.米勒：“势在必行：1958年国防教育法再现”(Marry M.Harris and James R.Miller，“Needed：Reincarnation of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 of 1958”)，《科学教育与技术杂志》(Journal of Science Education and Technology)第14卷第2期(2005年6月)，第157～171页。。在信息化和全球化时代，为公民提供与国防和经济相关的智力资源是至关重要的，只有这样才能提高美国在科学和技术方面保持卓越地位的可能性。
普渡大学影视制作部的创始人约翰·莫里亚蒂主张美国民众要运用幻灯片等新媒体设备。他以教学为例，认为政府在《国防教育法》中鼓励学校用新媒体设备教学，与传统的讲授法相比是一种革新与进步(30)约翰·H.莫里亚蒂：“1958年国防教育法”(John H.Moriarty，“The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 of 1958”)，《电影制作联合大学学报》(Journal of the University of Film Producers Association)第11卷第1期(1958年)，第3页。。在现代教学中，电视、电影、广播等多媒体作为一种新的教学媒介在课堂中被广泛使用，对事物的展示形象生动、效果直观立体。这对学生来说，课堂趣味性增强，易于培养学生的发散性思维；对教师来说，能有充足的时间引导学生分析问题，较好地控制课堂，教学相长。可见，新型教学方式的兴起，反映了在以推动科学进步和技术创新为目标的基础上，教育能够与多种元素相融合共同发展，同时能形成一个较大的产业链，促进相关产业的兴旺。
1958年《国防教育法》增强了美国的科研实力，有助于美国建立完备的高等教育体系。美国的社区学院遍地开花，职业教育迅速壮大，综合性大学的整体实力节节攀升；美国弱势人群受教育的机会逐年增多，黑人学生的比例不断上升，女学生人数增长极快。美国在世界高等教育领域声名大振，吸引了众多学生到美国留学，加快了美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进程。美国的科学家人才济济，科技发明硕果累累，美国成为世界上诺贝尔奖获得者最多的国家。许多国家开始以美国的高等教育模式为参考，大力改建研究型大学，加强研究生教育。
三 揭示法案对提升国家综合国力的作用
《国防教育法》在加速美国教育发展的同时，也提升了美国的科技创新能力，引发了美国科技革命的新一轮改革，更增强了美国的综合国力，巩固了美国的世界强国地位。法案对美国国家竞争力的积极影响是不可忽略的，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关注日益增加，研究成果也越来越多，主要有几下几种：
第一类成果，於荣和周光琴等人立足高校的学术活动，考察冷战时期，美国高校的科研成果对社会发展的意义。二战后，经历过战争洗礼和民权运动的美国人民，更加清醒地认识到高等教育发展的方向和目标、美国大学的学术活动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紧密。大学的学术研究着眼于为国家利益服务，成为决定政府选择实施学术自由或进行学术干预政策的主要依据，也成为学者的普遍共识(31)於荣：《冷战中的美国大学学术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在自由与服务之间徘徊：冷战时期美国大学的学术研究与国家利益关系的历史考察》，《比较教育研究》2008年第7期，第32～35页；《冷战前期美国高等教育的政治化初探》，《教育与考试》2007年第1期，第77～80页；《冷战与美国大学的学术研究(1945—1970年)》，《教育学报》2007年第1期，第94～96页；周光琴：《论美国高等教育制度与国家价值观的互动关系》，《教育文化论坛》2012年第4期，第76～80页。。《国防教育法》促进了美国高校的学术发展，尤其对综合性大学和研究型大学来说，美国的学术活动在自然科学研究、社会科学研究、高等教育民主化和教育输出等方面表现出明显的政治化色彩，国家价值观成为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动力，冷战意识也渐渐融入了科学家们的思想中，他们的学术成果最终被转化为生产力，促进了美国综合国力的提升。
第二类成果，通过《国防教育法》，论证各级政府加大投资人力资本的显著优势，强调科技人才产出对国家安全的作用，进而分析法案与高等教育在美国未来发展趋势和国家战略中的地位，探析高等教育与美国大国实力的关系。
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亚瑟·科恩教授将自己的全部精力都倾注在对高等教育的关注中。他的研究成果众多，覆盖了从殖民地时期到20世纪90年代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整个历程，即从殖民地时期的教育萌芽、建国时期学院的壮大、工业化时期的大学转型、二战之后的高等教育大众化，至当代高等教育的多元化等阶段。科恩仔细研究了美国高等教育不同发展阶段的主题、特点和内容，分析了美国在大学招生、教师队伍、教学经费、课程发展、教育成效、科学研究等方面的特征(32)亚瑟·M.科恩：《美国高等教育的形成：当代体系的出现和发展》(Arthur M.Cohen,The Shaping of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Emergence and Growth of The Contemporary System)，旧金山：乔爱赛-巴斯出版社2010年版；亚瑟·科恩著，李子江译：《美国高等教育通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为我们探索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始末提供了方便，对理解《国防教育法》在国家安全层面所起的重大作用有了清晰的认识，证明了国家战略的有效实施需要依托高等教育，尤其是与国防建设相关的重点学科。
郑宏和曹晓飞等人认为，《国防教育法》改变了美国以往奉行的文化外交政策，联邦政府将教育上升到了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提高了美国研究生教育的培养层次，对美国的教育强国战略有深远影响(33)郑宏：《美国〈国防教育法〉的制定及其历史作用》，江西《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第158～161页；曹晓飞：《〈国防教育法〉对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影响及启示》，《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2014年第2期，第22～24页；张晓立：《解析美国高等教育》，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刘秀红：《冷战时期美国教育的改革》，《教育评论》2011年第2期，第155～157页；徐金梧：《紧盯国家重要战略，构筑科技创新平台》，《中国高等教育》2005年7月，第5～6页；张国葵：《二战后美国国际教育的发展研究(1945—1980)》(硕士学位论文)，浙江师范大学2012年。。政府通过实施教育立法支持高等教育，是提升国家综合国力、维护国家安全最有利的举措。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一国的综合国力与高等教育质量的优劣存在必然的联系。“教育的不足将直接威胁到人力资源储备。”因而，高等学校与一国的经济实力和国家安全之间的关系对政府而言是生死攸关的(34)格雷厄姆·休·戴维斯、代蒙德·南希：《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崛起：战后时代的精英和挑战者》(Graham Hugh Davis and Diamond Nancy,The Rise of American Research University：Elites and Challengers in the Postwar Era)，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5页。。美国所有的优势都是通过增加对教育的投入获得的，尤其是投资高等教育。
第三类成果，探析语言在国家战略中的地位，强调语言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性。一个国家的语言战略决定了该国搜集情报、掌握信息的能力，更进一步影响关乎国家安全与发展的外交和经济等关键利益。
语言是国际交往中得以顺利沟通和有效合作的前提，国家之间或地区之间的外交往来需要充分发挥外语人才的专长，大量培养具有语言天赋的人员，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是必备的战术。约翰·海勒是伊利诺伊大学国际关系领域的专家，他认为外语是国际关系研究不可或缺的技能，是深入其中的敲门砖。在海勒看来，拉丁语和希腊语是两种深刻影响欧美学术研究与宗教主流的语言，在国际交往中有突出的作用。他建议政府应该给这两门语言实质性的支持，调整这两门语言在现代外语教学中所占的比重，或以提供贷款、建立语言学习中心或研究室的方式给予该领域的学生特别的照顾，从而增多懂拉丁语和希腊语的专业性人才(35)约翰·L.海勒：“经典与国防教育法”(John.L.Heller，“The Classics and the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古典期刊》(The Classical Journal)第54卷第7期(1959年4月)，第303～306页。。外语既关系到语言学习者的利益，更涉及到国家的利益，外语学习从初级教育起步就对国家的长远发展至关重要，联邦政府在《国防教育法》中支持现代外语教学是正确和必要的选择。
徐英提出，语言作为一种资源，是一个国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展示了一国的文化软实力。外语是国家和地区之间进行外事沟通与文化交流的桥梁，也是熟悉别国的历史文化，了解他国的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技能。在美国历史上，把外语教育作为保障国家安全的重点学科而提高到战略高度地位的尝试是1958年颁布的《国防教育法》。在该法案中，外语第一次拥有了与数学和其他自然科学同等重要的地位，开启了外语教育为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服务的先例(36)徐英：《冷战以来美国的语言战略变迁》，《美国研究》2018年第1期，第103～127页。。联邦政府通过对外语教育提供经费和为语言学习者提供助学贷款的方式，刺激了外语教育在语言类别、学习人数、教辅材料、语言合作等方面的快速发展，使美国的语言教育掀起了前所未有的高潮。
从丛和李联明认为，联邦政府对美国外语教育的关注与1957年美国面临的国家安全危机有关。在此之前，美国对外语教育几乎毫不重视(37)在1958年法案颁布前，美国主要的外语教育集中在法语、西班牙语、德语、意大利语和俄语上。。苏联人造卫星事件引发了美国对国家安全的极度担忧，迫使国会采取急救措施通过了《国防教育法》。该法案把加强外语学习和扩大外语人才输出作为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手段，使美国的外语教学被正式纳入了全美国民教育体系中，美国出现了学习外语的热潮(38)从丛、李联明：《美国高校外语教学服务国家安全战略的启示》，南京《社会科学》2008年第10期，第122～126页。。反过来，政府对外语教育的全力支持，也为美国赢得冷战发挥了巨大作用。
第四类成果，以某一具体学科为个案，以《国防教育法》涉及到的财政拨款为依据，剖析美国各级政府或教育部门对该学科的支持度，探讨此学科与社会进步之间的关系。
印第安纳大学历史和民俗学教授理查德·多尔逊通过对民俗学与国防教育关系的考察，提出民俗文学艺术对国家发展有着重大意义(39)理查德·M.多尔逊：“民俗与国防教育法”(Richard M.Dorson，“Folklore and the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美国民俗杂志》(The 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第75卷第296期(1962年4—6月)，第160～164页。。多尔逊认为，没有一个研究领域或知识领域能像民俗学那样直接触及到一个民族的价值观、信仰、传统和民族精神，历史、政治和经济学等旧学科不重视人们的传统观念和表达方式，而民俗学家却可以管中窥豹。1936年，当苏联政府发现民俗学对其所宣传的社会形态有利时，便迅速予以重视，使民俗学在苏联很快取得了较高地位，成为苏联重要的宣传工具之一。当时，苏联政府鼓励文学家和集体农场的工人创作传奇故事和英雄歌曲，以此谴责沙皇、地主和资本家，抨击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事实证明，民俗学具有较强的煽动性和宣传性特征。民俗学的上述特性，也曾被德意志第三帝国利用。第三帝国利用民俗来宣传他们集血缘、传统和神话为一体的优等民族理论，而美国的民俗研究则被业余爱好者、艺人和骗子所污染，因为“民俗学”这个词被广泛使用，任何人都可以对它进行解释和评判。在美国，人们没有看到民俗学在学术领域的深层奥秘，反对政府为其研究提供资金。在1958年《国防教育法》颁布之前，美国还全面支持民俗学的发展，但在该法案颁布之后，即遭到了包括记者和立法者在内的多数人的反对。其中，《华尔街日报》带头攻击法案中的非国防项目，并对民间传说进行了特别批评(40)乔纳森·斯皮瓦克：“美国的赞助者关于音乐和民俗的研究：声称与安全有关”(Jonathan Spivak，“U.S.Sponsors Studies of Music and Folklore，Claims Tie to Security”)，《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1961—5—12，第147期。。此外，国会对民俗学的拨款额度也逐年减少，至1961年《国防教育法修正案》通过后，国会对研究生的奖学金拨款已不再包括学习民俗学专业的学生。
一个国家的教育体系发达与否，决定着该国人力资源的质量和科技水平的高低，进而决定着国家综合实力的强弱。发展教育，尤其是高层次的研究生教育，是一国的重要战略。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曾在致国会的报告中强调，美国的未来依靠人才和科技，保持这二者的领先对美国的国家利益至关重要，培养人才的能力和突破尖端技术的实力决定着美国国家繁荣与安全的程度，以及美国全球影响力的大小。作为维护美国国家安全的法案之一，《国防教育法》通过改变美国的教育理念和教学组织形式，第一次将美国的高等教育与美国的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至今仍对治国安邦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和科学研究价值。因此，学者们就1958年《国防教育法》对增强美国的综合国力和保障美国国家安全所起作用的研究日渐增多。
四 对中美两国《国防教育法》的比较和相关成果的评析
美国《国防教育法》的制定与实施，吸引了诸多国家的认真研究，其成功之处更是被积极效仿，对于研究已取得的成果同样予以高度重视。中国《国防教育法》的制定、实施、特点以及中美两国教育法的异同，也引起了学者的极大兴趣和较为深入的探究。本部分主要就上述研究成果做一系统的梳理。
第一个方面，胡光喜、陆华等人运用比较分析法研究了中美两国的《国防教育法》，从双方各自的立法概况、核心内容、教育目标，以及取得的成就等方面进行对比，认为美国颁布《国防教育法》的目的是培养军事科技人才，满足美国国防的需要，为美国推行全球战略服务；中国是为了普及国防知识，改变公民的国防观念，通过爱国主义教育来加强国防建设(41)胡光喜、陆华：《中美两国〈国防教育法〉比较》，《比较教育研究》2007年第4期，第9～12页；赵中华：《中美两国〈国防教育法〉之比较》，《价值工程》2010年第8期，第198～199页；付强：《从〈国防法〉到〈国防教育法〉看我国国防法制的完善——兼与美国〈国防教育法〉比较》，《现代商业》2009年8月，第283页；唐高峰：《新形势下再析我国〈国防教育法〉对高校国防教育的意义》，《科技文汇》2016年10月，第18～20页；曹美龙：《中美两国〈国防教育法〉比较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厦门大学2008年。。其中，曹美龙认为美国通过提供巨额经费来培养更多的高级专门人才，服务于美国的国家安全。法案实施后，大批科研人员充实到美国的国防队伍，美国的综合国力在优秀人才和先进科技的保障下迈上了更高台阶。
国防教育既关系国家的生死存亡，又代表民族的整体素质。美国是资本主义世界的龙头老大，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美两国在诸多方面有共同之处，在发展教育上更有相互学习和借鉴的地方。中国于2001年颁布了《国防教育法》，晚于美国四十余年，无论在法案的内容，还是贯彻执行力上，都需要进一步完善和加强。今后，我国国防教育应朝着深化国防机制、强化国防教育立法、扩大军事科研人员的招生规模、吸纳更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优秀青年参军入伍的方向发展。
第二个方面，费尔利迪金森大学的威利斯·鲁迪教授对芭芭拉·鲍克斯代尔·克劳斯的著作进行了研究(42)威利斯·鲁迪：“芭芭拉·鲍克斯代尔·克劳斯的冷战的智力：人造卫星危机与1958年国防教育法”(Willis Rudy，“Brainpower for the Cold War：The Sputnik Crisis and the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 of 1958 by Barbara Barksdale Clowse”),《美国历史评论》(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第88卷第1期(1983年2月)，第218页。。首先，鲁迪肯定了克劳斯的观点，即“苏联‘斯普特尼克’号卫星暴露了美国教育的软肋，促使美国快速通过了《国防教育法》，联邦政府以国防的名义资助教育的行为得到了社会大众的广泛支持，这种做法引发的国家安全危机为联邦政府在教育领域扮演重要角色提供了政治契机，对美国的军工复合体和冷战思维的长久存在产生了重大影响。”(43)威利斯·鲁迪：“芭芭拉·鲍克斯代尔·克劳斯的冷战的智力：人造卫星危机与1958年国防教育法”，第218页。其次，鲁迪赞扬克劳斯在法案的立法过程和实施效果上做了详细论述，这为后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方便。遗憾的是，鲁迪认为克劳斯没有对某些重要问题做出深刻的阐述或满意的回答。如，《国防教育法》事实上是一部教育立法，而法案在颁布之时为何把教育法案称为国防法案？美国对有天赋的学生实行精英教育正受到广大民众的关注，为何美国民众却又不完全接受这种教育？鲁迪的评析使我们对克劳斯的研究内容和研究结果有了清晰的认识，有利于我们判断克劳斯研究成果的优缺点，但鲁迪未对自己提出的问题再做解释和深入研究，没有弥补克劳斯研究的不足。
范德比尔特大学的克里斯托弗·P.鲁斯和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约翰·鲁道夫对韦恩·厄本的研究做了评析(44)克里斯托弗·P.鲁斯：“超越科学和卫星：韦恩·厄本的1958年国防教育法”(Christopher.P.Loss，“More than Science and Sputnik：The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 of 1958 by Wayne J.Urban”),《历史教育季刊》(History of Education Quarterly)第51卷第4期(2011年11月)第592～594页；约翰·L.鲁道夫：“超越科学和卫星：韦恩·厄本的1958年国防教育法”(John.L.Rudolph,“More than Science and Sputnik：The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 of 1958 by Wayne J.Urban”)，《南方历史杂志》(The Journal of Southern History)第77卷第4期(2011年11月)，第1044～1045页。，得出如下结论：第一，厄本的研究，对历史文献学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厄本通过对《国防教育法》的起源和影响的探讨，让人们理解了法案颁布的历史背景及法案对美国的影响，这个影响已经超越了苏联人造卫星的发射；第二，透过厄本对美国南部教育情况的描述，看到了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对待种族和宗教的态度，这反映出美国颁布《国防教育法》的目的，是为了提升美国的科技实力和国家竞争力，国会的各类助学贷款和奖学金拨款都是为上述目的服务的；第三，通过探索法案制定者(45)如国家教育协会、国家科学基金会和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的首席发言人：哈佛大学的弗朗西斯·凯佩尔和詹姆斯·柯南，海军上将海曼·里科弗，麻省理工学院校长和艾森豪威尔科学顾问詹姆斯·基里安等人，这些决策者推动决策过程并主导叙事。的政治态度，显露了美国的地区政治差异和种族问题，这就将艾森豪威尔政府颁布《国防教育法》的缘由勾勒成了一副“意识形态史”。可以说，鲁斯和鲁道夫站在最高决策者的高度，重新勾勒不同背景的人群对法案的接受程度，再通过“孵化法案”(46)孵化法案指的是继1958年《国防教育法》颁布之后，美国国会又陆续通过了几个与高等教育相关的代表性法案，作为《国防教育法》的继续和扩大。如1963年颁布的《高等教育设施法案》，1965年颁布的《高等教育法》，1968年颁布的《高等教育法修正案》等。这些法案促进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推动了美国高等教育改革。扩大《国防教育法》的支持领域和影响范围，法案实质上是联邦政府推行的一部政策史。
五 关于深化《国防教育法》研究的几点思考
1958年美国《国防教育法》将美国高等教育的地位提升到了事关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是美国教育史上极其重要的立法。法案颁行后取得的卓越成就获得了社会的高度评价。学界对该法案的研究，不仅为我们梳理出了法案从呼之欲出到贯彻执行的整个过程，也为我们研究美国的教育强国战略提供了清晰的线索，对我国的国防教育发展和国家安全与社会长治久安提供了参考。
对于这部法案的研究情况，从内容上来看，学界主要从前文所述的四个方面进行了探讨，其中关注最多的是对法案颁布原因、核心内容与实施影响的考察。制定法案的初衷是作为紧急措施来应对苏联的威胁，并未对以后的发展形势作长远考虑。法案实施后却为美国培养了大批高级专门人才，推动了美国科技的跨越式发展，使美国在激光技术、卫星遥感技术、海洋开采与勘探技术、信息通讯技术、航空航天技术、生物制药工程、交通建设、化学化工、材料科学等领域取得了辉煌成就，极大地提升了美国的综合国力。
从美国取得的上述成绩来看，《国防教育法》理应受到学界的广泛“欢迎”。遗憾的是，自法案颁布以来，学界出现了一些研究该法案的专门性著作、译著和专题性文章，但它们与法案实施后的效果相比，尚有较大距离。目前的成果，除了个别文章在选题视角和材料运用上不落窠臼外，大多数都是从教育学或冷战国际关系的角度论述法案的背景和影响，少有高质量的成果能深入地剖析法案的制定过程、法案在实施中出现的问题或遇到的困难、后期美国民众对法案的支持程度，以及政府的资金拨款中是否有民间组织参与等问题。这说明很多新的研究领域尚待开拓，一些重要问题还要进一步挖掘。
从对《国防教育法》研究的方法和理论上看，学者们主要应用了文献分析法、历史分析法、对比研究法和人力资源理论、全球化国际竞争理论。上述方法和理论的应用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多数学者以《国防教育法》的时代背景为出发点，运用大量的文献资料，把历史与理论结合起来剖析法案诞生的直接原因和间接原因，力求最大限度地还原当时美国面临的忧虑和困境。二是部分学者看到美国《国防教育法》在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方面对别国有吸引作用，认为这是法案产生的外溢效应，一些国家仿效美国颁布了《国防教育法》，并改革高等教育模式，为学者们利用比较研究的方法考察美国《国防教育法》与他国《国防教育法》的异同提供了选题思路，且帮助读者认识了不同社会性质的国家决策者在选择教育方案和制定国防战略时的立场，以及法案在不同政体的国家中所处的社会地位。三是研究者在探究法案的意义时，一般都关注到了法案对人才建设和科技创新的作用。人才是连接科技发明和教育发展的“传导器”，通过人的能动性将教育的作用转化到技术研发上，从而进一步增强国家的整体实力。因此，从普遍意义上来讲，法案展现出人力资本理论对国家建设的重要性和全球化国际竞争理论对国际间有效合作的必要性。
从法案与政府的关系层面看，《国防教育法》是美国联邦政府根据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对教育实施宏观干预的一个典型法案。联邦政府通过财政拨款的方式支持各州的教育事业，加大了对地方的行政监管力度，挤压了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权力运作空间，扩大了中央政府的权力范围。作为三权分立制国家，美国各级政府和各部门在处理本州的事务时被宪法赋予了各司其职的权力，但《国防教育法》的贯彻执行，为联邦政府利用经济手段密切州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提供了机遇，在打破了地方权力平衡的同时为各级政府之间的广泛合作开辟了道路。从这个角度来思考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关系或管理模式，为我们研究各级政府在教育领域的通力合作态度及各自的职责属性提供了政治视角。
从法案所处的地位来看，虽然美国《国防教育法》诞生距今已有60余年的历史，但我们认为，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都依然有不可言喻的存在价值和巨大的现实意义。首先，在冷战环境下，法案是美国联邦政府将美国的国民教育和国家前途联系在一起的战略性立法，它较好地摆脱了美国所面临的困境，是美国教育发展史上一次创新性的改革。其次，《国防教育法》最突出的特点是通过投资教育产出优秀的人才和领先的技术，再用人才和科技参与国际竞争，实现国家综合国力的硬实力比拼。在以经济全球化与文化自由化为主流的当今时代，各国都普遍认识到，知识经济和国家命运紧密相连，要发展经济，先发展教育；要增强国力，就要大力推行高等教育。站在时代所提供的高度来看，《国防教育法》实施的结果有力地证明了美国的教育强国战略是成功的实践，是值得各国学习和推崇的兴国大计。
从法案带来的启示看，美国《国防教育法》使我们有两个认识：第一，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在人力资源开发方面有先天的优势。在未来发展中，我国要坚持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不动摇，要在政府主导下大力推行研究生教育，加强高等教育立法，保证东、中、西部享有同等的教育资源和教学条件，实现教育经费有序投入和人才资源高效产出的良性循环。第二，我国应根据当前国际环境的变化及社会变迁的需要不断调整战略，进一步加强国际教育合作与项目开发，开通高、精、尖人才交流绿色通道。现今，我国的高等教育在质量上和规模上与高等教育强国相比尚存不小差距，我们相信在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和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深入发展中，我国的教育事业和综合国力将得到大幅提升。
从法案未来的发展方向看，随着全球化的继续深入和大数据的广泛应用，各国都在努力吸纳优秀人才，并就如何留住高级专门人才尝试了诸多办法。以人才为先锋，以经费投入为保证，鼓励科技研发，保证国家安全是各国最关切的问题。国家安全与国家的整体实力息息相关，国家的综合国力又与高等教育质量的优劣紧密相连。各国综合国力的竞争实则是高等教育的竞争，是将教育成果转化为物质财富的竞争，而《国防教育法》作为教育竞争的法律基石，必将受到更广泛的关注。可以预测，未来学界对美国《国防教育法》的研究视角会重点关注到法案与国家竞争力、国家战略、国防教育建设与国防工业发展，以及相关的科技攻坚等方面。我们相信更多高质量研究成果的出现一定会为学术研究做出卓越贡献。
随着国际竞争的加剧，教育对提升一国综合国力和保障国家安全的作用也会越来越明显。1958年美国《国防教育法》的颁布与实施，增加了美国的人才储备，加快了技术革新的速度，提升了美国的综合国力，表明了高等教育对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性。美国实施《国防教育法》的成功经验，对未来的高等教育和国家建设仍有较大的借鉴价值，值得每一个民族学习。
An Inquiry into the Research Status of the U.S.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 of 1958
Song Haiying
Abstract：The U.S.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 of 1958 is the first far-reaching education legislation of America after World War II，which is a milestone in the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act improves the quality of American education，promotes higher education into a golden period of development，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cess of making the United States an educational power.Since the act was enacted，it has attracted wide attention of the society，and the academic circles have made gratifying achievements on the research of this act.These achievements enable us to have a clear understanding of the origin and effect of the act，provide lessons for the reform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defense in China，and also trigger our thinking for the act’s future research trend.
Keywords:The United States；The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Educational Power;National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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