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史研究在中国的发轫
梁启超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史研究在中国的发轫*——以《欧洲战役史论》为中心的探讨
尉 彦 超 黄 兴 涛
[摘 要] 1914年年底问世的《欧洲战役史论》，是梁启超撰写的中国最早的“一战”史研究专著，该书致力于探讨“一战”爆发的原因等问题，不仅文辞畅达，引人入胜，而且蕴含了其经世意识与史学观念的变革，集中反映了梁启超自觉开拓中国“世界史”研究的新风范。从梁氏自己撰述、主持《大中华杂志》、主编丛书的设想和各种评论等综合角度来看，他在兴起阶段的中国“一战”史研究中实具有一种全方位的先导性，充当了引导者和指导者的重要角色。对他之后中国“一战”史研究加以细致清理，便能证实这一点。梁启超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研究、考察和思索，不仅有助于理解他由热衷政治到专事学术的人生转变，而且可以见证其史学及文化思想从崇尚“进化论”、追求“现代性”到对其予以深度反思的心路历程，具有某种转折意义。
[关键词] 《欧洲战役史论》；梁启超；“一战”史研究；史学思想
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震惊全球的大事，战争甫起，中国朝野各界人士就热切关注，报纸杂志纷纷报道，“庙堂之士、阛阓之夫，每相见必以欧战为一谈资”(1)《大中华杂志》第1卷第1期，1915年,《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五十五辑》(541)，台北：文海出版社1976年版，第19页。。几乎与此同时，专门的学术著作也开始在中国出现，梁启超的《欧洲战役史论》就可称为中国“一战”史研究的嚆矢。
然而长期以来，学界对梁启超此书的关注度却不高，无论是对其在梁氏史学著述中的地位，还是对其在中国“一战”史研究中的价值，都研讨不足。陈其泰先生的《梁启超评传》书中将其与《意大利建国三杰传》并列，视为“梁氏在推进世界史研究方面”的两大代表作之一，“堪称奇作”，并对其内容和书写特点有所分析，富有启发意义(2)陈其泰：《梁启超评传——笔底波澜、石破天惊》，“中华历史文化名人评传·史学家系列”，桂林：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96～104页。。赵文亮、崔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史研究百年回顾》一文，视此书为早期中国知识界介绍和研究一次大战的代表作，但未做具体论证(3)齐世荣主编：《一战百年》，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6年版，第36～63页。。田若虹《梁启超〈欧洲战役史论〉成书考述》一文可谓目前讨论过此书的唯一专论，作者利用《古今说部丛书》第八集中商务印书馆的有关广告，对该书的成书因缘进行了简略绍述，但仍留下可以进一步辨析的问题。尤其是该书牵扯到梁启超与整个中国“一战”史研究兴起的关系，更存在可以深化探讨的空间(4)田若虹：《梁启超〈欧洲战役史论〉成书考述》，见其书《艺文论稿》，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7年版，第217～222页。。
此次，笔者起意探讨梁启超撰写此书及其所开拓的中国“一战”史研究，除相关问题研究不足外，还得益于《欧洲战役史论》手稿的重新发现和中山大学出版社2018年6月影印出版[已改题为《梁启超〈欧洲战役史论〉(手稿)》]的机缘。梁启超以漂亮的行书写就该书，其手稿定本删删补补，颇多修改，插图原多从日文书报转载，正式出版时才有所调换。这部手稿于2013年现身北京匡时拍卖专场，江门市荣誉市民以天价拍得后捐给江门市博物馆收藏。在中山大学出版社影印出版的该手稿正式上市之前，笔者曾应刘志伟教授邀请前往研讨、勘定此书价值，故得以有幸先睹为快，这也激发了笔者进一步的深究之念。
一 《欧洲战役史论》写作的缘起、内容与特点
严格说来，梁启超的《欧洲战役史论》一书应该叫《欧洲战役史论·前编》。因为后编一直未见出版，实际没能形成完璧。“前编”于1914年12月12日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印刷，12月26日出版发行，1915年10月18日第三版发行。其第二版笔者至今未曾得见。由于已有单本行世，1916年商务印书馆刊行的《饮冰室丛著》和中华书局出版的《饮冰室全集》均未收录此著，至1926年重编饮冰室文集时，方才将其纳入。田若虹探究此书的论文所用版本，就是《乙丑重编饮冰室文集》第三集卷五十三，田文注意到文集将书名改成了《欧洲大战史论》，其实变动的不仅是标题，这一版还删去了原书之前的梁氏赋诗《赋示校员及诸生》、两篇序文及目录。1936年版的《饮冰室合集》将原书标题改回，但删掉“前编”二字，成《欧洲战役史论》。编者如此处理的原因已无从考证，或许是意识到任公已逝，后编再无可能补全，故以残篇权且作结吧。其余则全部保留初版面貌，作为专集之三十。其后收录此书的梁启超文集各版本、包括2018年3月汤志钧、汤仁泽编成的《梁启超全集》(5)梁启超著，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9集“论著九”，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9～119页。，都采用了1936年版《饮冰室合集》本，再无甚改动。笔者也姑且沿用《欧洲战役史论》这一书名。
梁启超何以要作此书？首先是由于“一战”乃值得入史的世界大事，正如他所指出的：“欧洲今兹之役，为有史以来所未尝睹闻……盖天地间瑰伟绝特之观，未或过是矣。不有纪载，何以示后？不揣庸陋，辄著斯编，冀以吾国之文言，传他方之故实。毋俾暗忽，为简册羞。”(6)梁启超：《欧洲战役史论·自序》，上海：商务印书馆1914年版，第1页。作为近代中国新史学的开山，梁启超具有强烈的史家自觉和过人的史学敏感，当这次大战刚一爆发之时，他就敏锐地意识到这场战争的规模前所未有，若不有所记载，当是史家失职。“一战”爆发那年，他不止一次提及“天道十年一小变，百年一大变”之说，相信“每经一次绝大战役后，必能为世界史创一新局，或且开百数十年之治”(7)梁启超：《送一九一四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7页。。在他看来，这场大战不仅是发生在异域的亘古未有的大事，还将会对未来世界局势产生莫大的影响。而那时，国人对世界尚知之甚少，欲警世醒民，他很快就酝酿起写作有关这次战争之史的计划来。
该书的写作，还与商务印书馆关系密切。前文提及的田若虹关于此书的专题论文，就曾利用《古今说部丛书》中1915年商务印书馆的一则广告，论证过这一问题。作者将广告全篇摘引，较早为学界提供了商务印书馆与此书写作关系的一些线索。她基于此特别强调：“该书成书之原因非如有论者道，因‘战役，因果纠纷、形势诡异’之时事而萌发，‘欧战爆发仅十日，梁启超就已着手撰写《欧洲战役史论》’。殊不知其重要原因是作者应商务印书馆之请求而为之。”(8)田若虹：《梁启超〈欧洲战役史论〉成书考述》，《艺文论稿》，第217页。笔者以为，作者强调商务印书馆的“请求”因素固然重要，但各种因素之间究竟是何关系，结论恐怕还不能下得过于匆忙。
其实，还在1915年之前，该书就已经有过“预告”了。1914年11月1日出版的《东方杂志》(第11卷第5期)，就刊登过《欧洲战役史论·前编》的出版预吿，其中写道：“欧祸发生已逾数月，报纸之记事、批评，断片零乱，莫能得其真相，读者憾焉。本馆特请梁任公先生竭一月之力，搜正确之资料，立系统之组织，撰成斯编。”(9)《普通广告》，《东方杂志》第11卷第5期，1914年。此书前编正式出版后，商务印书馆再度刊登广告，也就是田若虹之文所用的那个广告，另称：“本馆当战事初起，即请先生编纂此书，幸承许可，而先生极郑重其事，搜集材料、结构章法，几经斟酌，致避嚣郊外，竭全力以成之。”(10)《东方杂志》第12卷第2期，1915年。读第一则广告给人的印象是，商务印书馆在大战爆发数月后，因对报纸上有关“一战”的报道不满，才请梁启超出面撰著斯书；而第二则广告则表明，商务印书馆在“战事初起”，即请任公作书并得到了许可。这两条材料无疑都反映了商务印书馆在《欧洲战役史论》写作缘起中的作用，似乎竟是此书创作的原动力。但梁启超本人在该书《第二自序》中却还有过如下自白：“吾初发意著此书，当战事初起之旬日后耳。”(11)梁启超：《欧洲战役史论·第二自序》，第3页。说明在战事初起仅约十日后，他就起意要撰述此书，且并未丝毫提及应商务印书馆邀约才起意写作之事。若其所言非虚，那么他在商务编辑来请自己写书之前似已早有此念，而商务印书馆也正有此意，故应声而往，可见双方当属不谋而同、一拍即合。但无论如何，商务印书馆在这一过程中所发挥的促进作用，至少应是不容忽视的。
由于战时交通阻塞，梁启超了解战前各国交涉所依据的外国公报殊不易得，因而他用了两月时间专门收集资料。这个工作多由他女儿梁思顺(令娴)帮助完成，梁氏门生杨鸿烈曾回忆此事，称“梁氏的大女儿梁思顺曾因梁氏著述所需资料，多由她代为搜集，特别如《欧洲战役史论》，在十天之内即脱稿成书，其原因即在于此”(12)杨鸿烈：《回忆梁启超先生》，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增订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236页。。1914年秋冬间，梁启超避嚣于京西清华学校，居于工字厅西客厅。这所精雅的小客厅自领一小院，十分幽美，他为之取名“还读轩”，著名文学家兼诗人吴宓后亦曾居此，称其为“藤影荷声之馆”(13)黄延复：《清华园风物志》，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8～9页。。由于梁启超对交战各国早期关系“略能审记”，再加上女儿帮其搜集资料，故得以一鼓作气，熔铸数十种参考书，一气呵成，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盖十日间笔未尝停缀矣。”(14)梁启超：《欧洲战役史论·第二自序》，第3页。可见此书确属高才速成之作。
《欧洲战役史论》只出版了“前编”，其主要研究内容乃在于“一战”爆发的原因问题。该书末尾，曾刊登过商务印书馆关于《欧洲战役史论·第二编》的内容预告，称该编正在搜集资料，“首注重军事地理，详叙形势，推论两军之作战计划而考其胜负得失之所由，其于两造兵力、财力及战争中理财方法皆穷原竟委”，大约需要三个月之后方能脱稿(15)梁启超：《欧洲战役史论》书末广告，无页码。。不过后来，二编终未按计划出版，原因不得而知。由于“前编”写作较早，故对中日外交、中国参战、亚洲战场、华工问题等均未有涉及，这就使得该书对“一战”的研究存在天然的局限性，不可能有完整的把握，这点读者须预先留意。
《欧洲战役史论》的“前编”即第一编思路清晰，内容连贯。全书共有20章，导言和结论共为3章。导言部分从总体上勾勒了近代欧洲二百年来政治、外交局面的演化，揭示了1871年后四十余年欧洲表面和平的真相，指出民族国家的扩张、竞争孕育着战争的种子，使读者对大战的背景、机理形成一大致认识。其结论部分，预测了战局前途及大战对中国的影响。其余17章则以战争原因为中心，可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第二章)揭示“一战”的直接近因——“萨拉热窝事件”，并追索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互不退让的深层缘由，引起下文。第二部分(第三到十二章)从讨论大斯拉夫主义和大日耳曼主义出发，主要讨论战争的远因，认为随着民族国家兴起，以俄、德为首的大国为自身的发展，利用民族意识联络小国，引发各方激烈争夺巴尔干半岛，从而造成一系列的国际矛盾。这部分是全书的主体，梁启超夹叙夹议，条分缕析，将百年来欧洲格局变迁，特别是普法战争、柏林会议以来的国际关系阐释得清晰明了。第三部分(第十三到十六章)剖析战争的三个间接近因，并解释前述矛盾终于激化的缘由。第四部分(第十七、十八章)记述“萨拉热窝事件”后外交调停的失败，以及战事的爆发和扩大。
从内容上讲，《欧洲战役史论》着重于分析战争之所由来，这使它不同于侧重记事的新闻报道，而成为具有一定深度的学术专著。清末时，梁启超曾在《新史学》中批评传统史学存在“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之弊，痛陈“今中国之史，但呆然曰：某日有甲事，某日有乙事，至此事之何以生，其远因何在，近因何在，莫能言也。其事之影响于他事或他日者若何，当得善果，当得恶果，莫能言也”(16)梁启超：《新史学》，《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244页。。可见他将深究史事的因缘，提升到史学革命的高度来看待。在《欧洲战役史论》中，梁启超进而强调：“是故明者见果则溯因，见因则推果。能审乎因果相发之理，则恒能思患而豫防焉……夫史家之职，不徒在叙述事实之真相而已。其最要者，则在深察事实联络之关系，推究其因果之起卒。”(17)梁启超：《欧洲战役史论》，第1～2页。具体到此书的分析运用而言，他则从国民生计发展和民族国家兴起的角度，来深入解读国际关系，又用国际格局构建和变迁的思路来阐释战争的由来，显示出较强的说服力。
梁启超还将战争原因分为直接近因、远因、间接近因三个层次，尤其注意区别“因”和“缘”的不同。在他看来，“有可能性谓之‘因’，使此可能性触发者谓之‘缘’”，“军国主义之猖獗，商场竞争之酷剧，外交上同盟协商之对抗……等等，皆使大战有可能性，所谓‘因’也。奥储被刺，破坏比利时中立，潜艇无制限战略……等等，能使此可能性爆发或扩大，所谓‘缘’也”(18)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第233页。。这种多层次剖析使读者在千端万绪的战争因缘中，能够明晰其各自所起的作用及相互关系，从而加深对战争起源的认识。
与此相一致，梁启超此书以论体作史，议论风生，文辞通俗畅达，也是当时国人所欢迎的。《东方杂志》有关此书的宣传广告就声言：“盖任公先生最擅长之文体，夹叙夹议，随处指明因果联属之关系，引人入胜。”(19)《普通广告》，《东方杂志》第11卷第5期，1914年。《申报》广告也称其文“考证详密，而又以雄奇通俗之笔，写地球上空前热闹之战事。精心结撰，趣味洋溢”(20)《申报》，1915年1月20日，第1版。。凡此，都是阅读过此书的读者所共有的感受。
《欧洲战役史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灌注极强的经世意识于其中，这和作者的研究旨趣有关。梁启超撰著此书，目的在于借此唤起国人对世界大事的关注，向一般民众普及世界知识，以培养国民精神。他感慨“吾国人研究世界之兴味，浅薄极矣”(21)梁启超：《欧洲战役史论·第二自序》，第3页。。既担心“欧战”蔓延，必将波及中国，又相信“战争中及战争后，诚与我有莫大之影响，而决不至致我于亡”(22)梁启超：《欧洲战役史论》，第107页。，其系念国家命运之深切纠结，可见一斑。故他在序言中表示：“若吾书能为国人所不弃，而借此战役以洞明世运变迁之所由，更进而审吾国之所以自处，则区区之荣幸，何以加兹？”(23)梁启超：《欧洲战役史论·自序》，第2页。
撰著此书期间，梁启超曾以全书梗概为清华诸生做过讲演，以观其效，结果听者娓娓不倦。田若虹称“据清华史料记载梁启超的演讲分为两次，共历时5小时，讲时‘钩稽渊博，讨论畅快，听者忘倦’”(24)田若虹：《梁启超〈欧洲战役史论〉成书考述》，《艺文论稿》，第218页。。她的说法与黄延复在《二三十年代清华校园文化》中的叙述几乎完全相同(25)黄延复：《二三十年代清华校园文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0页。，不过黄著也未注明其所据之“清华史料”具体为何。在书前自题的诗作《赋示校员及诸生》中，梁启超表达了自己写作此书时的诸多感慨和对莘莘学子的期勉，其中有言：“莘莘年少子，济川汝其楫。相期共艰危，活国厝妥帖。当为雕鸢墨，莫作好龙叶。夔空复怜蚿，目苦不见睫。来者倘暴弃，耗矣始愁惵。急景催跳丸，我来亦旬浃。行袖东海石，还指西门堞。惭非徙薪客，徒效恤纬妾。晏岁付劳歌，口呿不能嗋。”(26)商务印书馆广告称：“诗格之雄深、书法之遒美，与本书可称三杰。”(《东方杂志》第12卷第2期，1915年)此条史料，田若虹标明出自《欧洲战役史论》，第一章第1页，乙丑重编《饮冰室文集》首页却并无记载。笔者推测，其恐引自《古今说部丛书》中的广告。书成不久，他还将之送呈袁世凯，希望能对政府有所帮助。1914年10月在写给袁世凯的亲信张一麐的信——《致仲仁先生书》中，他称“再者顷方以所著《欧洲战役史论》第一编缮呈，计明日当能达府。兹编所论全属战前外交各国情势，崖略粗见，若得备一览，或更宠以题词，则荣幸何极，不敢请耳。并以私诸执事”(27)丁文江、赵丰田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366页。。“仲仁”是张一麐的字，他当时任直接服务于袁世凯的政事堂机要局局长。袁世凯收到后表示：“所著《欧洲战役史论》阐述精详，足资考镜，应留览。”(28)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29卷，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631页。不过，请袁为该书题词之事，不免落空。当时，为袁世凯从事类似工作的还有严复。严氏晚几个月完成的《居仁日览》，也是译述有关“一战”的英文评论，供袁阅读。
梁启超向以家教有方著称。《欧洲战役史论》出版后，他特意把此书手稿作为礼物留给长子梁思成，在1915年4月15日(农历三月初二)梁思成生日那天，他在手稿的前面郑重题写了如下寄语：“一九一四年之战，世界有史以来第一大战也。生其时而恭睹之，宁非人生一奇遇？思成生于二十世纪之第一年，其十五岁生日，则战事正酣之际也。以所著史论原稿畀之思成，读此其亦知国之立于天地至不易易，而长思尽瘁以报也。”(29)《梁启超〈欧洲战役史论〉手稿》，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一自序之前梁启超亲笔补书。由此可见，该书不仅寄托了梁启超强烈的现实关怀，希望此书可以“资今鉴而垂来训”，也反映了他本人对此书较为满意和看重，并显示出其特色家教的一个侧面。不过，有人因这成书一年后的题词，而将梁启超作此手稿的时间推迟至1915年(乙卯)，甚且把“生日礼物”作为其最初的写作动机，那就不免被手稿上的这一表象所误导了。
二 梁启超与“一战”史研究在中国的兴起
梁启超对中国“一战”史研究的贡献和影响，当然首先体现在编撰《欧洲战役史论》一书的出色尝试上。该书集中体现了梁启超作为近代“新史学”开拓者的风范。近代著名史家张荫麟在为《梁任公别录》所作的跋文中，曾将梁氏此书放在世界史学的范围内来加以定位，给予极高评价：“若《欧洲战役史论》，元气磅礴，锐思驰骤，奔砖走石，飞眉舞色，使人一展卷不复能自休者，置之世界历史著作之林，以质而不以量言，若吉朋、麦可莱、格林、威尔斯辈，皆瞠乎后矣。曾试自操史笔之人，读此等书而不心折者，真无目耳。”(30)陈润成、李欣荣编：《张荫麟全集》下卷，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848页。
这一评价田若虹等人已有言及。需要补充的是，张荫麟指出，任公“才大工疏，事繁骛博”，其史学贡献全不在考据，他赞许的主要是《欧洲战役史论》等表现出的梁启超之史才。具体说来，也就是《欧洲战役史论》等所体现出来的高超历史叙事与分析水平。著名史家钱穆在评判近代学人、学术时，也称梁启超当为一“史学巨擘”，并赞其《欧洲战役史论》“提纲挈领，要言不烦”(31)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序》，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页。。今日史学史研究名家陈其泰在《梁启超评传》中，同样高度称赞此书，称其“不但在研究领域上开辟了一个全新的、与当前社会至关密切的领域，而且对这场空前的历史性大事变从全局上及其演变的诸多环节上有深刻、中肯的把握，全篇结构精心安排，细针密缝，议论风发，将严肃的理论分析与生动的描述恰当结合起来，使人读之有纵横捭阖、腾挪跌宕之感”。他认为此书乃融冶文史于一炉的史学“奇作”，也是梁启超一生在世界史方面进行探索的高水平代表作(32)见陈其泰：《梁启超评传》，第103～104页，90～96页。。
作为中国最早的“一战”史研究专著，《欧洲战役史论》向国人传播有关“一战”的早期知识、激发和强化后学对“一战”的研究兴趣作用显著。该书不到一年就发行了三版，从“五年一月出版至八年终止、共销八八九三部”(33)《张元济日记》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719页。。其“自序”被一些教科书收录，如供初级中学使用的《新中华国语与国文》(第三册)(34)朱文叔编：《新中华国语与国文》第3册，上海：新国民书社1932年版，第177～180页。、《初中标准国文》(第五册)(35)江苏省教育厅修订中学国文科教学进度表委员会：《初中标准国文》第5册，上海：中学生书局1934年版，第9～94页。等，对于推动普通国人了解“一战”曾发挥过积极作用。胡适回忆自己在1918年冬看到国人庆祝协约国胜利时，惭愧中国缺少研究欧战的资料、参考书，曾感慨言之：“自从欧战开始以来，除了梁任公的一本小册子之外，竟寻不出一部关于欧战史料的汉文书！”(36)梁敬width=10,height=10,dpi=110、林凯：《欧战全史·胡序》上卷，北京：亚洲文明协会1919年版。我国现代著名史家王桐龄为王金绂编著的《欧战与新潮》所作序言中也提到：“世界各国之政治家、军事家、教育家、实业家皆集全副精神以研究此大战之因果。凡内政、外交、经济、军事各方面莫不各有专著，汗牛充栋，不可胜数。独吾国出版界则寥若星辰焉。除去一二先知先觉如梁启超、黄郛等尝着意研究外，其余大多数之人则充耳如不闻。”(37)王桐龄：《欧战与新潮序》，王金绂编：《欧战与新潮》，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1923年版，第1页。这些说法虽未必确切，但可以说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梁启超的《欧洲战役史论》一书留给人的印象之深，影响之大。
对于中国乃至世界的“一战”史研究而言，《欧洲战役史论》一书无疑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和“开先河”之功。其对战因的分析，就有不少敏锐而准确之处。如梁在书中强调“此次酝酿战祸之事故，虽千端万绪，絜其纲领，则法对德之复仇其一也，英德之争海权其二也，日耳曼族与斯拉夫族角逐于巴尔干其三也”(38)梁启超：《欧洲战役史论》，第71页。。美国著名军事评论家汉森·鲍德温在其《第一次世界大战史纲》(39)鲍德温(Baldwin Hanson W.)著，陈月娥译：《第一次世界大战史纲》，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中分析战争原因时，也是将普法战争后法国复仇、英德争夺世界贸易和海洋霸权、民族主义和民族自决思想兴起作为战争的重要原因，而且认为“在某种意义上，民族主义——俾斯麦激发起来、并迎合了各地德语民族自豪感的日耳曼民族主义以及同沙皇制度一样古老的斯拉夫民族主义，是各种原因中的主要原因”(40)鲍德温：《第一次世界大战史纲》，第7页。，这与梁启超的看法实不谋而合。对于20世纪初激化欧洲各国矛盾的因素，鲍德温还注意到了1905年的摩洛哥危机、1908年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危机以及1911年的摩洛哥“阿加迪尔事件”，而《欧洲战役史论》在战争的三个间接近因(第十三到十六章)中，对这几个因素也都进行了精当的论述。鲍德温给出的分析是在1962年，竟与约半个世纪前梁启超的观点十分相似，由此我们不能不赞叹任公作为史家的慧眼与灼见。该书的学术价值，也由此可见一斑。
事实上，观察和认知梁启超对中国“一战”史研究的贡献和影响，不能仅局限于《欧洲战役史论》一书，还应当关注梁主编《大中华杂志》的作为及其他相关努力。
“一战”爆发初期，梁启超热心于欧战史及其相关世界问题的著述，他在《大中华杂志》上刊登《欧战蠡测》(41)梁启超：《欧战蠡测》，《大中华杂志》第1卷第1—3期，1915年。关于《欧战蠡测》的撰述缘由，梁启超称：“吾既为欧洲战役史论，成第一编以公诸世。虽然著书之体，自有别裁，详于甲部分者，则不能不略于乙部分，其不能悉应吾思想界之要求又明也。乃与吾友汤君明水，谋各取其研究所得者，草为专篇，错综以登本报，名曰《欧战蠡测》。”(《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55辑(541)，第20页)一文，分析战因部分与《欧洲战役史论》略同，最末一节叙述交战各国何以举国一致的原因，强调了国家组织、政治改良和教育普及的重要性。其所刊登的另一文《中国与土耳其之异》(42)梁启超：《中国与土耳其之异》，《大中华杂志》第1卷第3期，1915年，第1～5页。，历数两国在文化凝聚力、民族同化程度、宗教开放性方面的差异，论证两国命运不会相同。二文当时都有一定影响。梁启超还计划在《欧洲战役史论》出版半年内完成三部研究欧洲的史著，以进一步拓宽认知范围：《欧洲近世史论》欲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写到法国大革命，《欧洲最近世史论》打算起自拿破仑称霸迄于普法战争，《欧洲现代史论》拟始于1878年柏林会议而终于“一战”。这些计划后来虽然多未能实现，但却在学界提示了有关问题研究和撰述的重要性，对后学和同道具有某种导向作用。
梁启超主持撰述的《大中华杂志》，其中大量介绍了与“一战”相关的世界知识、国际情势。除了他自己的著作外，献公的《欧洲大战开幕记》也图文并茂地记述了战争之发端和扩大的过程。杨锦森翻译美国格利格雷的《欧洲战争中之新事物》，则让读者认识了飞艇、飞机(时称“飞行机”)、潜水艇及各式大炮等先进武器，同样是图文兼备。值得一提的是，国人对“一战”中的飞行器兴趣颇浓。《大中华杂志》刊发这个主题的文章有《英国之国立飞行机厂》(英国陆军旅长史东原著，杨锦森译)、《英国之飞行军》(陆守经译自英国披挨孙丛报)等。尤其是廖惕园的《最近世界之空中战》一文，对飞行器，包括飞艇、飞机、热气球、滑翔机的原理构造、空战价值、空战武器及战法、军用飞行学等，进行了全面的绍述，这在当时可以说大开国人眼界，极大吸引了国人对“一战”的关注。《大中华杂志》的内容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主持者梁启超的观念，从其所介绍的这些新式武器中，我们可以印证梁启超在其他地方也表现出的对于此种物质重要性的关注。他曾称：“对于一战争，研究其地形、厄塞、机谋、进止，以察其胜负之由，兵家所有事也；综合古今战役而观兵器、战术之改良进步，对于关系重大之诸役，寻其起因，而推论其及于社会之影响，史家所有事也。”(43)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第139页。显然，在梁氏看来，史家研究战争，除了重大战役起因、影响外，兵器进步这类物质因素也应予以格外的重视并加以深入探讨。这一点，乃是我们仅仅关注《欧洲战役史论》一书所无法全面得知的。
在“一战”报道方面，值得注意而至今少有人提及的是，1918年1月，在北洋政府的支持下，上海“大战事报社”还编辑出版了几期《大战事报》，专门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最后阶段的有关情形，特别是中国与大战关系的有关内容，这对今人认知中国参战的相关问题，不无帮助(44)其中有总统冯国璋及“参战督办”段祺瑞等的祝词。见北京大学图书馆藏1918年1—2月《大战事报》第1卷第1—3期。。
“一战”时期,梁启超还拟为中华书局主编《时局小丛书》，计划四个月内出全，该局的有关启事述其缘起道：“现在时局变化不测，其影响于吾国者甚大……梁任公先生有见于此，特与同志分纂此书，冀令我国上下了然于世界事情各国状况，诚今日最要之书也。”丛书第一集计有下列十种：第一编《世界大战役之中坚人物》；第二编《大战前后欧洲之国际关系》；第三编《日本舆论对于中国之态度》；第四编《塞尔维亚与比利时》；第五编《德国皇帝》；第六编《奥匈国与其皇室》；第七编《交战各国国民性》；第八编《巴尔干形势之迁移》；第九编《英德争霸之去来今》；第十编《战争哲理》(45)丁文江、赵丰田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第370页。。
但这些书终究都未见出版。不过从中我们可以发现，梁启超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用心至深，思索至广。尤其是“一战”期间日本关于中国的舆论，以及交战各国的国民性问题，的确是大战中值得中国人深切关注和研究的重要问题，也很能反映梁氏作为思想家的眼光。
从自己撰述、主持杂志、主编丛书等综合角度来看，梁启超在中国“一战”史研究初期实具有某种全方位的先导性，充当了某种引导者和指导者的角色。在他之后，中国的“一战”史研究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值得加以一番认真的清理。
目前，学界对中国早期“一战”史研究状况关注不足，既有的学术综述主要停留在对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研究成果的梳理上。在这方面，吴潮、赵晓兰的《我国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史的研究》一文(46)吴潮、赵晓兰：《我国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史的研究》，《世界史研究动态》1993年第6期。可作代表。笔者所见唯一一篇涉及国内“一战”早期研究成果的综述文章，是赵文亮、崔美合写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史研究百年回顾》，但该文的有关认识和把握虽有突出贡献，但尚较为粗略，需要继续开掘和补充。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国人的“一战”史著述无疑以梁启超的《欧洲战役史论》为最早且最有影响。当时或稍后，依据新闻报道和外人见解，以分析战因、介绍战事为主题的有关著述，还有若干。如胡祖舜编著的《二十世纪世界大战记》，该书由陆军学会本部在1914年12月出版，着重于从军事层面介绍各国陆海军状况及战斗力。雷殷编著的《世界战祸由来》(47)雷殷编著：《世界战祸由来》，出版地不详：中国各书坊1915年版。也属此类，它参取日本法学士吉野作造氏观点颇多。阮焦斗和范尚之合著的《欧洲战史》(48)阮焦斗、范尚之著译：《欧洲战史》(1—2册)，出版地不详：集益修书局1916年版。运用同盟国、协约国及中立国三方书报，记述了战争的起因和早期发展，其中对德国的政治、经济状况介绍得较为细致；第二卷详叙战况，展现了大战初期两方在陆地和海上的交锋情形。陈泠汰、陈诒先翻译的《世界第一大战》，原是美国爱仑氏(George H.Allen)的英文著作，时任美国总统的威廉·霍华德·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称该书诚为“欧战史中之首出者矣” (49)爱仑氏(George H.Allen)编著，陈泠汰、陈诒先译：《世界第一大战·原序二》，上海：中华书局1917年版，第13页。。顺德黄慎图博士，通六国语言文字，他以私人身份，赴欧洲实地参观战事，其所著《参观欧洲大战记》(50)黄慎图：《参观欧洲大战记》，上海：商务印书馆1917年版。一书，主要记录了自己在俄、奥、德、法等国有关战争的见闻，具有特别的价值。
从1918年大战结束到20年代中期，国内有关“一战”史的研究逐渐兴盛，可以说基本奠定了此后中国研究“一战”史的学术基础。其成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从中也可见梁启超的重要贡献与积极影响。
首先，是此期出现了一些考察分析欧战结局、总结欧战教训，思考中国前途的研究论著。如黄郛的《欧战之教训与中国之将来》《战后之世界》等书以及据说是他为徐世昌捉刀的《欧战后之中国》一书等，可为代表。这些论著对欧战的起因、准备、经过、价值进行解剖，分析战时诸国的创伤，推测战后各国所必行的政策，并对中国的未来走向提出反思性见解(51)黄郛：《欧战之教训与中国之将来》，上海：中华书局1918年版；黄郛：《战后之世界》，上海：中华书局1920年版。。在这方面，最有影响的著作，无疑当属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可惜目前，除《欧游心影录》外，学界对这类研究还少有关注。而关于《欧游心影录》，人们也是更多地从一般东西文化之争的角度来加以把握，少有从“一战”研究和反思的角度加以认知者，尽管两者间难以分离。
1918年年底至1920年年初，梁启超偕蒋百里、刘崇杰、丁文江和张君劢等到“一战”刚刚结束的欧洲考察，对于欧战的结局和大战对欧洲的直接影响进行实地感知和了解，回国后写成《欧游心影录》发表。其中不仅生动地记述和反思了这场战争带给欧洲人的物质破坏、生计影响和精神创伤，以及中国人应该从中得到的教益，还包括了对“一战”诸多“战场”的考察记录。甚至这次出游本身，也深深地带上了梁氏继续实地研究“一战”的意图。
为了考察战场取得实效，梁启超及其团队还首先“用功”，仔细研究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形势和战局关键环节，这就构成了《西欧战场形势及战局概观》部分，也收入《欧游心影录》之中。从1914年至1918年，梁启超以极简笔法逐年对“一战”西线战场大势进行了叙述。他在介绍1914年马恩河战役时，称对交战情形毋庸细述，推荐读者寻一部战史来看，而认为“梁敬width=10,height=10,dpi=110、林凯合著的《欧战全史》很好”(52)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节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89页。。任公对《欧战全史》的推许表明其还一直在关注着我国“一战”史研究的学术动态。
在后来所写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多处可见梁氏对欧战的研究心得，例如在讲如何辨别史料价值时，梁任公就曾以欧战史料为例，指出：“若专以时代接近程度定史料价值之高下，则今日已在战后两三年，其所编集自不如战时出版物之尤为接近，宜若彼优于此；然而实际上殊不尔。当时所记，不过断片的史迹，全不能觑出其联络关系。凡事物之时间的联络关系，往往非俟时间完全经过之后不能比勘而得。故完美可观之战史，不出在战时而出在战后也。”(53)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第185～186页。由此不难推断，在梁启超自己心中，《欧洲战役史论》也不可能是“完美可观之战史”，其首要价值，还是体现在其开先河意义上。
其次，是此期全方位整体研究“一战”史的著作开始在中国涌现。如前面提及的梁敬width=10,height=10,dpi=110、林凯合著之《欧战全史》(54)梁敬width=10,height=10,dpi=110、林凯：《欧战全史》，北京：亚洲文明协会，上卷1919年，下卷1920年。(上、下)。该书由林长民发起创办的“亚洲文明协会”出版，采用纪事本末体叙述，堪为中国全面绍述“一战”的最早著作。1918年12月，亚洲文明协会与为巴黎和会提供咨询的总统府外交委员会几乎同时成立，林长民、梁敬width=10,height=10,dpi=110都同时为这两个机构的成员(55)《本会记载》，《时事旬刊》第1卷第1期，1919年，第49页。易丙兰：《巴黎和会时期研究系的国民外交活动研究》，《大连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第32～37页。。亚洲文明协会还于1919年2月1日出版了《时事旬刊》，每月三期，除介绍国内大事外，该刊几乎每期登载《巴黎和议记》，介绍和会情况，其主要作者就是署名“和”或“和钧”的梁敬width=10,height=10,dpi=110。1919年2月11日，为响应威尔逊成立国联的倡议，汪大燮、林长民、蔡元培等人发起成立了国际联盟同志会，梁启超被推为理事长(汪大燮代理)，林长民被举为总务干事(56)秋水：《国际联盟同志会之发起》，《申报》，1919年2月13日，第6版。。2月16日成立的国民外交协会以林长民为理事之一，4月份梁启超被公举为该会驻欧代表。在巴黎和会期间，梁启超始终与外交委员会、国民外交协会的要人保持密切联系(57)许冠亭：《关于“国民外交协会”的三件档案形成时间考》，《民国档案》2006年第1期及《“五四”前后国民外交协会活动述论》，《江海学刊》2007年第4期，第217～221页。，他给汪大燮、林长民的电文《梁启超全集》(汤志钧、汤仁泽所编)就收录了九通。从上文我们可以看出梁启超与林长民、梁敬width=10,height=10,dpi=110的关联。现在回到《欧战全史》，该书标题对大战虽仍以“欧战”名之，但作者已深知兹役实为世界大战。只是碍于人们几乎约定俗成的用法才遵照沿袭，也想通过不“标新立异”而吸引读者先观全文，之后自然可知此战关涉宏远，国人不可有隔岸观火之心。胡适在序中说“在汉文里，‘世界大战’四个字(The World War)还不成名词，我们中国人的心里仍旧觉得这是一次‘欧战’”(58)梁敬width=10,height=10,dpi=110、林凯：《欧战全史·胡序》上卷，北京：亚洲文明协会1919年版。叶景莘也称：“此大战役，乃世界之大战，岂仅欧战而已。惟以无他种通用之名词。而役战之中心实在欧洲，姑仍以欧战称之尔”(叶景莘编著：《欧战之目的及和局之基础》，国际研究社1918年版，第2页)。。这说明当时国人的世界知识依然匮乏，也凸显了中国早期“一战”史研究的重要意义。
近代史家李泰棻早年以治世界史闻名，其在北京高等师范史地科读书期间所作《西洋大历史》曾轰动一时。1920年他在北京大学教授西洋史，由于讲授所需，遂将1919年1月所著之《大战因果论》进行补充，采录中外报纸略加增减，成《欧战史要》。其书运用多种英、日等外文资料，记载了大战原委及经过的概况(59)李泰棻：《大战因果论》，北京：宣元阁1919年版；《欧战史要》，北京：武学书局1920年版。。李泰棻的《大战因果论》《欧战史要》等著作在介绍战因问题时，参引梁敬width=10,height=10,dpi=110、林凯合著的《欧战全史》及梁启超的《欧洲战役史论》《欧战蠡测》近十处。理学博士张乃燕，是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的张静江的侄子，他1913年至1919年留学欧洲，先后在英国、法国、瑞士研习化学，闲暇时收集大战资料，战后又曾赴西线战场考察遗迹。其《世界大战全史》(60)张乃燕编著：《世界大战全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不仅详述了战争始末，还专章突出了科学技术在战争中的作用。书后的“参考书报汇志”反映出该著中外文资料相当丰富，作者还运用了很多地图、照片、漫画，使得全书叙述直观而明晰。
再次，关于“一战”的专题研究此期也已有成果问世。如刘彦的《欧战期间中日交涉史》(61)刘彦：《欧战期间中日交涉史》，上海：太平洋印刷公司1921年版。一书就关注了“一战”期间的中日关系。张乃燕的《欧战中之军用化学》(62)张乃燕：《欧战中之军用化学》，北京：大学新知书社1921年版。一书，则专门研究和绍述了战争中炸药、毒气等物的知识和使用。陈灿的《欧战财政纪要》(63)陈灿：《欧战财政纪要》，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一书则研究和叙述了各国战时的花费、税收、国债、金融及财政政策。为纪念《东方杂志》出版20周年，商务印书馆特发行“东方文库”丛书，其中就有《欧战发生史》(64)东方杂志社编：《欧战发生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东方文库”中还有东方杂志社编的《大战杂话》，介绍了“一战”中的新奇之物、杂文轶事。一书。该书叙述揭示了战争从酝酿、爆发到扩展的过程。此外，张庭英所译的《凡尔登战记》(65)泰晤士报社编，张庭英译：《凡尔登战记》，上海：商务印书馆1921年版。张庭英称此书专为军人研究所用，比较详细。、叶劲风翻译的《欧战地理志》(66)麦姆黎(Frank M.McMurry)著，叶劲风译：《欧战地理志》，上海：公民书店1921年版。也是这一时期出版的专题著作。
最后，此期还出现了研究“一战”的毕业论文。如孟宪章的《世界最近之局势》，便是他在北师大史地研究所时的毕业论文，《世界大战》则为其全书的第一卷。该卷以年为经，以地为纬，对大战的原因、战况、损失及影响进行了全面论述。作者指出，在人类私欲未尽除、经济制度未至善的条件下，永久和平无异于痴人说梦，故欧洲常借均势以维持短暂和平。而战后英法矛盾、德法冲突、美日矛盾将会引发新的紧张形势，“是故上次之世界大战者，非世界最终之大战争，乃世界最大战争之序幕也”(67)孟宪章：《世界最近之局势》第1卷(世界大战·全书自序)，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史地学社1925年版，第3页。。孟氏的远见反映出其对“一战”和国际关系的认识已比较深入。
这一时期，还有些著作主要书写参战各国的情况及战争中的奇闻轶事，虽学术性不强，但对国人认识世界、了解新事物仍具有积极意义。内务部编译的《欧战期间杂纪》(68)内务部编译处：《欧战期间杂纪》，北京：内务部编译处1919年版。分经济类、政象类、社会类、政制类、政治思潮类等门类，通过翻译国外报刊，介绍“一战”期间各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思潮等方面的情况，所含信息十分丰富。陆军上校何遂1916年12月—1918年7月奉命赴欧观战，沿途考察日、美、德、法、英、比、意等国，所著《欧洲观战记》(69)何遂：《欧洲观战记》，北京：武学书局1919年版。此书后经增订，改为《参观欧洲大战记》，由重庆军事日刊社1921年12月出版。将各类先进武器、各国的防御阵地，参战军队不同军种的兵力编制、攻守战术、通信联络等相关讯息引介到国内。汪启堃曾做过上海外国电报公司的检查员，其《欧战觚乘》介绍了“一战”中新的战术军械、奇闻杂录等，该书扉页印有“梁任公鉴定”字样，梁启超读后曾在序中感叹：“物质之用，乃至是乎？”(70)汪启堃编译：《欧战觚乘·序一》，天津：华洋公论报出版部1920年版，第1页。从关于“一战”的整体史、专题史的书写、毕业论文等的出现可以看出，至20世纪20年代中期，由梁氏开启的我国的“一战”史研究已粗具规模，初步奠基。
总体而言，中国早期的“一战”史研究还比较基础和简略。像同一时期美国记者西蒙兹·弗兰特·赫伯特(Simonds Frank Herbert)所著5卷本的History of The World War(71)西蒙兹·弗兰特·赫伯特：《世界战争史》(Simonds Frank Herbert,History of The World War)，花园城，纽约：双日、佩奇有限公司1917—1920年版。以及曾任加拿大总督约翰·巴育(John Buchan)所著4卷本的A History of The Great War(72)约翰·巴肯：《大战历史》(John Buchan, A History of The Great War),波士顿：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1922年版。那样的大部头“一战”通史著作，国内就未能出现。同时，中国早期“一战”史研究还不够精细，像美国国家文学局职员伯特伦·本尼迪克特(Bertram Benedict)所著的大战史虽着眼于本国与“一战”的关系主题，其叙述却能涵盖战争全过程的精细著作，也不多。该书对战火燃起、蔓延的经过可以做到逐日叙述，仅此一点即可见其精细程度(73)伯特伦·本尼迪克特：《大战历史》(Bertram Benedict,A History of The Great War)，纽约：国家文学局1919年版。。从内容上讲，国内兴起阶段的研究主要侧重对战前政治外交分合的探索，而对战争进程、军事得失的检讨则较为粗疏，像日本帝国大学教授箕作元八所编的《一九一四年-一九一八年世界大战史》(74)箕作元八编：《一九一四年——一九一八年世界大战史》，东京：富山房1919年版。那样，分时段、分战线，借助地图，详细叙述“一战”陆、海战场上的方方面面情形的著作，在中国也甚为鲜见。这是我们在探讨梁启超及国人同期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史研究的成果时，所应该了解的差异。
三 对“一战”的研究、思考与梁启超自身的三个转变
梁启超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研究和思考，对于今人理解和认识其在民国后的人生选择及其思想转变具有独特意义。
首先，《欧洲战役史论》一书创作于梁氏由热衷政治到专事学术的转换阶段，或者说，研究“一战”为他重新选择人生道路——不做高官而做学者提供了一个新的契机。
1914年1月10日，袁世凯应政治会议所呈，停止两院议员的职务。2月12日熊希龄辞总理职，进步党内阁面临倒台。2月18日，对政治极度失望的梁启超也递辞呈，坚辞司法总长。次日，袁世凯先任命其为币制局总裁，次日再准其辞去司法总长职务。就职币制局之后，由于种种原因，梁氏还是“有理想而无建树”，诸多计划均成泡影。他从7月起又不断请辞，10月以后辞意更坚。在写给张一麐的信中，他恳切表示：“月来避嚣西郊，专事著述，久阙趋候，怀想岂任。今日复有呈吁请免职，公当已见。以主峰礼意之殷，本不敢更为哓渎，惟自审菲材，舍文章外，实末由报国。”(75)丁文江、赵丰田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第365页。可以说摆脱政务、返归学术，以“文章”报国、著书立说，遂成为梁氏此时新的人生方向。正如他在书首《赋示校员及诸生》中所表白的：“推理悟今吾，乘愿理夙业”，“藏山望岂敢，学海愿亦辄。”
1915年，梁启超与《大中华杂志》订立“主持撰述”的三年契约。该杂志第1卷第1期称“今先生拟中止政治生涯，专从事于著述，精神全贯注于本杂志”(76)天民：《梁任公之著述生涯》，《大中华杂志》第1卷第1期，1915年，《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55辑(541)，第2页。。在发刊词中，梁明确表达了自己对政治失望以及欲从事社会事业的志向：“我国民积年所希望所梦想，今殆已一空而无复余。”“我国民前此之失望，政治上之失望也。政治不过国民事业之一部分，谓政治一时失望，而国民遂无复他种事业，此大惑也。且政治者，社会之产物也。社会凡百现象皆凝滞窳败，而独欲求政治之充实而有光辉，此又大惑也。”(77)梁启超：《发刊词》，《大中华杂志》第1卷第1期，1915年，《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55辑(541)，第3，16～17页。在梁启超看来，中国当时的“膏肓之疾”，正在于全国的聪明才智之士都集中于政治事业而轻忽社会事业。他屡屡著文表白自己“身既渐远于政局，而口复渐稀于政谭，则吾之政治生涯，真中止矣”(78)梁启超：《吾今后所以报国者》，《大中华杂志》第1卷第1期，1915年，《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55辑(541)，第32页。，立志今后当以言论和著述，努力于社会事业以报国。为此，他还专门发表《政治之基础与言论家之指针》一文，详细论证了何以政治基础在于社会，唯有在社会教育一途用力，方能真正实现政治改良的道理(79)梁启超：《政治之基础与言论家之指针》，《大中华杂志》第1卷第2期，1915年，第1～2页。。实际上，此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爆发与现代社会观念强化之关联，于此已可窥见某种端倪。
此时的梁启超，除打算致力于社会启蒙外还订有其他学术计划，如撰写系列欧洲史等。但由于袁世凯称帝、宪法问题、内阁问题、张勋复辟、中国参战等政事相继发生，不断打断其人生转变规划，此后几年他仍在这一转变中不断“挣扎”，还曾一度“又不期然而然的加入在旋漩涡里面了”(80)丁文江、赵丰田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第418页。。1917年7月至11月，梁再度从政，做了四个月的财政总长。1917年年底至1918年，他在学术上着意于题跋碑刻，并于1918年夏秋间写作《中国通史》，仅完成十余万言，因著述过勤致患呕血病而中辍。访欧归来后，梁启超才最终得以全身心投入到撰述事业中。这期间，曾反反复复，波折迂绕，而《欧洲战役史论》一书实为梁启超自觉开启这一人生转变阶段的产物。
其次，《欧洲战役史论》的撰写和一系列有关“一战”史的思考与研究，也体现了梁启超史学思想和实践的一大变迁。20世纪初，梁氏发表的《中国史叙论》《新史学》开启了中国近代的“史学革命”，但他所倡导和实践的“新史学”却非一成不变。透过其“一战”研究与思考，我们可以发现梁启超自觉实现了其融中国史于其中的当代世界史书写，既从全球史的角度来认知和理解中国史，也以中国视角来观察、审视和阐释外国历史，表现出新时代具有世界眼光的史学大家之风范。
在1901年的《中国史叙论》中，梁启超运用“文明史”的视角，曾区分“中国史”“世界史”和“泰东史”三个概念。他认为“世界史”是能发扬文明、左右世界局势的泰西民族的历史，称“凡著世界史者，日本、俄罗斯皆摈不录”(81)梁启超：《中国史叙论》，梁启超著，夏晓虹、陆胤校：《新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67页。，而中国史则更毋庸置疑，不在“世界史”的范围之内。但中国是东亚文明的动力，故在他看来，“泰东史”，即日本所称的东洋史，实则为中国史之别称。梁当时区分这几个概念意在表明当时中国文明不发达，很难对世界文明产生影响。
而在《欧洲战役史论》中，梁启超则将中国和巴尔干视为引发列强争夺的两个“全世界之祸源地”，在书末他还专章论述了大战对中国的影响，可见这次大战无疑加深了他对世界各国联系的紧密性之认识，无论中国文明程度高低与否，自身愿意与否，它都与世界息息相关、无法割离。因此，与其被动无奈地消极应对，还不如顺应世界大势主动出击。此期梁启超前后奔走，促成中国对德宣战，也是基于这一中国与世界无法分离的思考。在1917年《外交方针质言》(82)梁启超：《外交方针质言(参战问题)》，《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五，第4～13页。中，梁启超说明了自己主张参战的理由，指出若为积极进取以求战后加入国际团体，则必须乘此时表露立场；若只想维持现状，那么也得与周边关系密切的国家保持利害一致。他详细阐发了这两种策略的内涵，并列举了八种反对派的观点，一一进行商榷辨析，论证了参战的必要性。梁启超批评中国自闭孤立、怯于国际交往的旧习，希望国人能有所觉悟，勇敢地改弦更张，加入世界团体。这种新的认识建立在他对当时国际关系深刻把握的基础上，而他对世界形势的把握，正是通过其深切关怀的“一战”研究，而得到进一步加强。
梁启超将世界各国视为相互关联的整体，而将中国视为世界团体之一分子，这种认识在其史学思想中有深刻的体现。20世纪初，梁启超对“新史学”的论述是以中国为核心的。《新史学》批判的对象是中国旧史的各类缺憾，无论是充满“四弊二病”的内容体例，还是洋溢着所谓“正统”谬论和“书法”愚见的观念笔法，都以中国史为言说主题。即便《历史与人种关系》一章介绍了许多域外民族，那也只是为了勾勒出文化武力影响扩展到全世界的“世界史的人种”之谱系，以便中国民族能奋起而获世界史之主位，故外国史事并非梁启超的研究重心。《中国史叙论》更是从标题就能明显看出作者的关注点。而自《欧洲战役史论》起，别国史事也开始成为梁氏史学研究的主题。之后，他对世界史有了更明确的认识，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梁启超写道：“吾中国人前此认禹域为‘天下’，固属偏陋；欧洲人认环地中海而居之诸国为世界，其偏陋亦正与我同。实则世界历史者，合各部分文化国之人类所积共业而成也。”(83)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第214～215页。在他看来，各个国家人民所创造的文明都应属于世界史的研究范围，这与前述他在《中国史叙论》中将中国等不发达国家的历史从世界史中剔除的行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梁任公此时深刻认识到了人类活动息息相通，牵一发而动全身。一方面，他理想中的“现代”中国史研究的重要项目包括了“世界他部分之文化民族——例如印度，欧洲等，其与我接触交通之迹何如？其影响于我文化者何如？我文化之影响于彼者又何如？”“与外国交通后所生经济之变动何如？”“各时代所受外国文化之影响何如？我文化之曾贡献或将贡献于世界者何如？”(84)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第111～112、112、211～214页。等问题。梁启超还为中国史设定了四个主要研究目标，其中两个都有明显的国际视野：第三条为：“说明中国民族所产文化，以何为基本，其与世界他部分文化相互之影响何如？”第四条为：“说明中国民族在人类全体上之位置及其特性，与其将来对于人类所应负之责任。”(85)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第111～112、112、211～214页。这些都反映出梁启超以世界眼光来审视中国史的追求与高度。
再次，梁启超也从中国的视角来观察世界史。他拟定的一些史学问题如“刘项之争，与中亚细亚及印度诸国之兴亡有关系，而影响及于希腊人之东陆领土”“汉攘匈奴，与西罗马之灭亡，及欧洲现代诸国家之建设有关”(86)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第111～112、112、211～214页。等，都是以世界史为落脚点的。这种从全球史的角度重新理解中国史，以中国视角审视和阐释外国历史的趋向，在中国史学史和史学思想史上具有独特地位，对今天的史学研究，仍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有了世界团体一员的自觉后，梁启超更加注重以他国作为自己立论与言说的参照，在史学上更具有了世界眼光和比较意识。1904年他在《新民丛报》上刊登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第八章末称清代二百余年可总命为“古学复兴时代”(87)梁启超撰，夏晓虹导读：《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34页。。而在1920年写成的《清代学术概论》自序中引自己旧作时，梁启超却改称之为“文艺复兴时代”(88)梁启超撰，朱维铮导读：《清代学术概论·自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这个修改朱维铮先生在校订时已注意到。，增强了与西方的比照感。在此书中，梁启超常以欧洲为镜，映照清代学人学术。例如，他把晚明理学比作中世纪的天主教，将龚自珍的洒脱不羁，不拘小节，比拟为法国的卢梭。称戴震《孟子字义疏证》欲以“情感哲学”代“理性哲学”，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之思潮之本质绝相类”(89)梁启超撰，朱维铮导读：《清代学术概论》，第41、45页。，又将清代学术代表人物戴、段、二王所取得巨大成就的原因归结为“用科学的研究法而已”，还将这种方法归纳为由注意——虚己——立说——搜证——断案——推论组成的程式(90)梁启超撰，朱维铮导读：《清代学术概论》，第41、45页。。虽然他在1904年就称许过清代学者的科学精神，但并未将之拔升到如此高度。在成书于1923年冬至1925年春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梁表示，“使习斋、恕谷生于今日，一定是两位大科学家，而且是主张科学万能论者，我敢断言”(91)梁启超著，朱维铮校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37、312页。，继续以西方科学审视清学。在评点清代史学成绩时，梁述及自己对于元史的认识，称：“蒙古人未入中国，先定欧西。太祖、太宗、定宗、宪宗四朝，西征中亚细亚全部以迄印度，北征西伯利亚以迄中欧，及世祖奠鼎燕京，其势已邻弩末。前四朝事迹，实含有世界性，为《元史》最主要之部分。”(92)梁启超著，朱维铮校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37、312页。梁启超的上述具体比论未必妥当，要在其自觉将“世界性”作为史学价值的一个评判标准，从中可见其日渐强化深化的国际视野。
最后，梁启超对进化论的态度的转变。20世纪初，梁启超将史学看作构建民族国家的重要工具，认为若有史学“则国民安有不团结，群治安有不进化者”(93)梁启超：《新史学》，《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第241、250、251页。，而新史学应“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94)梁启超：《新史学》，《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第241、250、251页。，到这一步并未结束，随后还要将所求得之公理公例付诸实践、贻赠后人，使人们可以遵照此以增进幸福，发展文明。他说“历史者，以过去之进化，导未来之进化者也”(95)梁启超：《新史学》，《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第241、250、251页。，故引导国家民族未来的进化之路似才是梁启超新史学的最终目标。其《欧洲战役史论》仍随处可见这样的旨趣，如书中指出，“夫明乎民族国家主义发展之情状，与国民生计剧竞之大势，则于今兹战役之总原因，思过半矣”(96)梁启超：《欧洲战役史论》，第7～8、100页。。他依然注重国家主义、进化原则，看到“德人政治组织之美，其国民品格能力训练发育之得宜，其学术进步之速，其制作改良之勤，其军队之整肃而忠勇，其交通机关之敏捷，其全国人之共为国家一器械而各不失其本能”(97)梁启超：《欧洲战役史论》，第7～8、100页。，甚至因此认为德国是当世国家之模范，从而预测其不会失败。而几年后，德国最终战败，这不能不对梁氏既有的观念产生冲击。
通过《欧洲战役史论》，我们能隐隐看到梁启超转变的征兆。梁氏视人种竞争、历史进化为颠扑不破的公理公例，因而常常站在矛盾各方的立场去分析其之所以如此的不得已缘由。例如，中国“一战史”书写常将塞尔维亚视为被侵略国，认为它的参战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是具有民族解放因素的正义战争(98)萨那等编写：《第一次世界大战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0页。，而奥匈帝国则是非正义的侵略者。梁启超在书中则揭示，奥国虽幅员广阔，但其国民由各种不同语言、宗教、习俗的民族拼合而成，国家基础薄弱，“故以大斯拉夫主义侵略奥匈，可以夺其民三分之二，即以大塞尔维亚主义侵略奥匈，亦可以夺其民十分之一。信如是也，何以为国？故民族主义之为物，与奥之国情最不相容”(99)梁启超：《欧洲战役史论》，第26、96、106页。。同时，奥匈帝国必须占有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方可与意大利共有亚得里亚海出海口，欲更求发展于海上，则仍须扩张进取。因此战争原因“无论专归狱于何方，皆非笃论也”(100)梁启超：《欧洲战役史论》，第26、96、106页。。如果两造皆有所不得已，各方行动都有其合情理之处，那么这种惨烈的世界战争，又该归咎于谁？此种思路势必给他带来困惑，成为其思想转变的契机。
梁启超预测，这场大战对世界大势的改变“一曰政治思想必大变动，而国家主义或遂衰熄；二曰生计组织必大变动，而社会主义行将大昌也”(101)梁启超：《欧洲战役史论》，第26、96、106页。。1914年11月6日，正是《欧洲战役史论》的创作期间，他在北京基督教青年会的演讲中也称：“自文艺复兴以后，极端言国家主义，绞百姓血汗之金钱，以供杀人之用，竭才士之聪明智力，日日研究杀人之术，各各发达其本能，膨胀其势力，而冲突生焉。故往往不数十年，又有流血之祸。吾以为，今度欧洲战事结束之后，各国见所收之结束不过尔尔，甚或得不偿失，当必有翻然自悔其初心，极端国家主义之势焰纵不能全被摧残，亦必稍为敛抑。”(102)梁启超：《欧战后思想变迁之演说》，《申报》，1914年11月11日，第6版。这是否可表明梁启超在研究“一战”起源时，对往昔奉为圭臬的民族国家主义、进化观念产生了某种反思？1919年梁氏游历欧洲，归来后发表《欧游心影录》，谈到“一战”原因时指出:“就私人方面论，崇拜势力，崇拜黄金，成了天经地义；就国家方面论，军国主义、帝国主义变了最时髦的政治方针。这回全世界国际大战争，其起原实由于此。将来各国内阶级大战争，其起原也实由于此。”(103)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节录》，《饮冰室专集之二十三》，第9页。梁氏从此开始批判社会达尔文主义。他的史学认识的转变更加鲜明，认定“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104)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第107页。，其中已不再强调进化和公理公例。这其间的关联度，值得细思。
1922年12月，梁启超在为南京金陵大学第一中学所作的演讲中，对历史现象中的进化论进行了专门讨论。他虽然仍认为历史是进化的，但却将其内容重新加以界定。第一，以前梁任公向来反对孟子的天下“一治一乱”之言，因为这与进化主义不相容。但现在，他不敢十分坚持了，而是声称：“我们平心一看，几千年中国历史，是不是一治一乱的在那里循环？何止中国，全世界只怕也是如此。”(105)《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1922年12月)，《梁任公学术讲演集》第3辑，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第140页。该文的副标题是“对于旧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之修补及修正”，故可视为反映梁启超史学思想的重要材料。它也是应《新闻报》总经理汪汉溪(1874—1924)所请，为纪念该报30周年所作的文章。第二，对于多数人赞同的物质文明的进化，他表示须得仔细审查。一方面，要看这些物质对人类有何好处。在他看来，“现在点电灯、坐火船的人类所过的日子，比起从前点油灯、坐帆船的人类，实在看不出有什么特别舒服处来”(106)《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1922年12月)，《梁任公学术讲演集》第3辑，第142、142、143页。。另一方面，要看这些物质文明是否得到了之后再不会失掉。他以未央宫、古罗马城、维也纳、圣彼得堡等皇宫和城市的盛衰为例，意在说明物质文明根柢脆薄，“霎时间电光石火一般发达，在历史上原值不了几文钱，所以拿这些作进化的证据，我用佛典上一句话批评他：‘说为可怜愍者’”(107)《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1922年12月)，《梁任公学术讲演集》第3辑，第142、142、143页。。他最终认定历史现象可以确认为进化的有两条：其一是“人类平等及人类一体的观念，的确一天比一天认得真切，而且事实上确也着着向上进行”；其二是“世界各部分人类心能所开拓出来的‘文化共业’，永远不会失掉，所以我们积储的遗产，的确一天比一天扩大”(108)《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1922年12月)，《梁任公学术讲演集》第3辑，第142、142、143页。。在他看来，只有在这两点上观察，才可说历史是进化的。这里我们能明显看出他对进化史观的态度转变。政治治乱、物质文明层面的进化都被他基本否定了，而历史真正的进化在梁启超看来主要体现在文化活动中。这种看法基于他在“一战”后对东西方文明的反思，其关于“一战”的系列研究与思考，正是他认识并反省依托于民族国家主义的进化史观之开端。
可以说，梁启超对“一战”的研究和感悟，整体上也引发了他对“现代性”变革或现代化态度的转变。1920年年初，梁启超结束赴欧考察回到国内，在其随即发表的《欧游心影录》中，他开始了对东西文明和现代化的反省，此文体现的文化观实际上奠定了五四后期“东方文化派”同人思想的基调。归来后梁氏思想的转变表现及其意义，学界已有较多讨论。对其转变因缘，郑师渠先生的观点较具代表性，他指出梁启超的思想革命及文化自觉，归根结蒂，乃是他“体察了欧洲社会文化思潮的变动，并最终服膺反省现代性的思潮”之结果(109)郑师渠：《欧战后梁启超的文化自觉》，《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第51页。，他认同艾恺(Guy Salvatore Alitto)将《欧游心影录》视作梁不断引介西方新思想的一个延长的看法，强调梁氏对西方反现代思潮的吸纳借鉴(110)郑师渠：《梁启超与新文化运动》，《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2期，第10页。。笔者也接受世界范围内反省西方文明的思潮对梁的影响的见解，但同时认为，梁启超对“一战”的长期研究和观察本身更为直接，尤其是他对大战后果的反省也不容忽视。这两者之间，实际上紧密联系在一起。
“一战”致使各国经济和财政破产，梁启超认为这算是一场“倾家荡产的大官司”，不仅战败国脂膏耗尽，就连战胜国也元气大亏。相较战前的人口繁滋、经济富足，战后的欧洲到处残垣断壁，一片衰景。物资紧缺催化了本已渐趋尖锐的阶级矛盾，以致社会革命暗潮汹涌，梁启超站在劳动阶级的立场上发问：“你们说奖励国产、增进国富是目前第一要义，我还要问一句，国富增进了究竟于我有何好处？”(111)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节录》，《饮冰室专集之二十三》，第8、48、110、110、12页。他推测社会革命恐怕是“二十世纪史唯一的特色”，若不同阶级“短兵相接”，拼个你死我活，那么创造充裕产品的意义何在？其与人类自身幸福又有何益处？在伦敦看到人们节衣缩食，梁启超一面感叹他们为国家存亡起见，忍受饥寒，牺牲幸福，精神可敬；另一方面又认为经过此番之后，他们总该觉得平常舒服、方便惯了并不算好事：“在物质的组织之下，全社会像个大机器，一个轮子出了毛病，全副机器停摆，那苦痛真说不尽。只怕从今以后，崇拜物质文明的观念，总有些变动罢。”(112)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节录》，《饮冰室专集之二十三》，第8、48、110、110、12页。在凡尔登战场，面对满地焦枯，弹坑遍布，硝精铁屑污染土壤，梁启超感叹道：“唉！真不料最可宝贵的科学发明给这班野兽一般的人拿起来戕杀生灵、荒秽土地。”(113)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节录》，《饮冰室专集之二十三》，第8、48、110、110、12页。他甚至还想起了老子“圣人不死，大盗不止”之言，以为有至理存乎其中。在丛冢和铁丝网之间，梁氏充满忧虑地写道：“现在所谓光华烂缦的文明，究竟将来作何结果，越想越令人不寒而栗哩。”(114)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节录》，《饮冰室专集之二十三》，第8、48、110、110、12页。在他看来，物质文明价值应得到肯定，但物质生产进步并不意味着一定能带来人类的幸福。由此可见，他对战争破坏力的观察成为了其随后反省单面发展物质文明后果的重要因素。
带来物质极大繁荣的近代科学之功能限度问题，也成为梁启超对“一战”的反省要素。随着近世自然科学昌明，宗教、哲学等人类精神领域逐渐被科学“攻占”，产生了一种纯物质、纯机械的人生观。自此，一切内部、外部生活，经常要被归结到物质运动的“必然法则”之下。于是人类的自由意志便被漠视，这即成为后来所谓“唯科学主义”(115)郭颖颐著，雷颐译：《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15页。的内涵。在梁启超看来，此次大战，就是这种“科学万能之梦”带来的报应。他指出，科学的“必然法则”使道德的存在成了问题，全社会人心充满疑惧，不知所适，由此而往，必然造成以下局面：“那些什么乐利主义、强权主义越发得势。死后既没有天堂，只好尽这几十年尽地快活；善恶既没有责任，何妨尽我的手段来充满我个人欲望。然而享用的物质增加速率，总不能和欲望的腾升同一比例，而且没有法子令他均衡。怎么好呢？只有凭自己的力量自由竞争起来，质而言之，就是弱肉强食。近年来什么军阀、什么财阀，都是从这条路产生出来。”(116)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节录》，《饮冰室专集之二十三》，第8、48、110、110、12页。梁氏将“自然科学”单面扩张导致的人类精神畸变、道德沦丧看作引发“一战”的深层原因，告诫人们不要迷信科学，须注重精神文明。因此，他后来对“科学万能论”的反复批判，实有反省“一战”所得的惨痛教训作为驱动力。
梁启超以人类幸福作为终极标准来审视物质文明和近代科学，充满了对人的主体性的重视。他对工业革命后世界战争惨痛后果的亲身体悟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深刻反省，成为其重新评判东西方文明的重要依据，也是其检讨以往孜孜追求的现代性的一个动因。如果说，20世纪初，梁任公倡导的史学革命、小说革命、新民思潮等本质上反映的都是他对以进化论为内核的现代性的崇扬，那么他对“一战”的观察、研究和感悟则动摇了其对民族国家在竞争中走向共荣、物质文明在科学滋养下造福人类的信心，构成其从追求“现代性”到反思“现代性”，重新评定文明价值、重构文明走向的一个转折点，见证了他对“现代性”认知转变的心路历程。
Liang Qichao and the Start of the Historical Research on the First World War in China：A Discussion Centering on A History of the European War
Wei Yanchao and Huang Xingtao
Abstract：Published at the end of 1914,Liang Qichao’s work A History of the European War,is the earliest monograph on the history of the First World War in China.Aiming at probing into the causes of the outbreak of the Great War,this book not only embodies a smooth and appealing writing style,but also implies an evolution of the author’s idea about pragmatism(or “jingshi”) and his historical concepts.The book distinctively reflects Liang’s consciousness of fostering the study of world history in China.Viewing from his identity as a frequent contributor and the chief editor of the Great Chuang Hwa Magazine,his scheme of compiling a series of books on the Great War as well as his numerous comments related to such a topic,Liang,who demonstrated an all-around pioneering character at the early stage of the historical study of the First World War in China,served the important role of a leader and mentor.Such a notion could be confirmed by a detailed analysis of subsequent scholarship on the history of the First World War.A study of Liang’s research,investigation and thinking on the Great War not only helps us understand his transformation from a keen participant of politics to a devoted scholar,but also uncovers the process in which Liang’s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thoughts experienced a change from advocating “evolutionism” and pursuing “modernity” to making a profound reflection on them,which has certain transitional meaning.
Keywords:A History of the European War; Liang Qichao; Study on the History of the First World War; Historical Thou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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