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洛阳宫城三朝建筑布局检讨
唐代洛阳宫城三朝建筑布局检讨——兼论其对五代及北宋宫城之影响
贾 鸿 源
[摘 要] 唐代洛阳宫城，太宗、高宗时期，在隋朝的基础上，更加注重中轴线上三朝建筑群(即应天门、乾元殿、贞观殿)的营造。武则天时期，因出临外朝之需要，宫城西侧的武成殿政治功能凸显；而天堂建筑的隳废，不仅消解了太宗、高宗时期对于“三朝”的建设成果，且最终促成武成殿正衙地位的确立。及至唐末迁都洛阳，以武成殿及其北侧崇勋殿为核心的政治运作轴线确立，宫城内部正式演化出中、西二轴，以含元、武成、崇勋三殿构成的三朝建筑呈“L”形布局。因旧都长安已遭隳废，洛阳宫室制度于唐祚之标志性意义渐显，故五代及北宋初年之洛阳宫城皆因袭唐末之模式。而北宋东京之开封宫城，因摹写西京洛阳宫城,三朝建筑也呈现“L”形布局。
[关键词] 唐代；洛阳宫城；三朝建筑；五代；宋初
作为都城的权力中枢，宫城居于无可置疑的核心地位。它不仅是国家政治、礼仪诸活动的物理载体，而且其空间布局乃至变迁移易，也对上述活动的开展有着重要的制约作用。依照考古与目前学界的研究成果，一般认为，中国古代都城制度自曹魏洛阳宫城始，结束了此前的多宫制，开创了单一宫城制与宫城内纵向中轴线建筑布局模式，且影响到后续之西晋乃至隋唐的宫城制度(1)刘庆柱：《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反映的河洛文化历史地位》，陈义初主编：《河洛文化与汉民族散论》，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6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故城队：《河南洛阳市汉魏故城太极殿遗址的发掘》，《考古》2016年第7期，第63～78页；聂晓雨、程有为：《汉魏洛阳城宫城形制及其影响》，《中州学刊》2017年第8期，第120～125页。。而隋唐时期在继承之时又有新创，不仅废止了此前的太极殿东、西堂制度，还借鉴《周礼》《礼记》中的天子“三朝”概念(2)《周礼》《礼记》等儒家经典中的天子“三朝”，是按照天子五门(皋门、库门、雉门、应门、路门)作为划分标准，具体而言，应门之外为外朝，以询万民；应门之内、路门之外为中朝，以见群臣；路门之内为内朝，以听奏事(参见郑天挺、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大辞典》上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版，第69页)。，在宫城中轴线上新创外朝、中朝、内朝三处建筑自南而北纵向布局模式(此即三朝建筑，简称“三朝”)，并以外朝举行大规模朝贺仪式、中朝举行定期朝仪、内朝处理日常政务的方式维持运作。这一“三朝”布局模式，又被宋以后的诸朝所沿袭(3)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69～176、200页；刘敦桢：《六朝时期之东西堂》，《刘敦桢文集》第4卷，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年版，第75页；刘敦桢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4年版，第83～85页；李文才：《太极殿与魏晋南北朝政治——附论中堂》，《魏晋南北朝隋唐政治与文化论稿》，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65～125页。。
上述观点，确属中古宫城制度演进之大趋势。然若稍检目前之北宋东京宫城布局复原图(参见图6)，外朝正殿虽仍大致位于宫城中轴线上，但其后方(北侧)已无“三朝”模式下的中朝、内朝等殿宇分布，承担往日相似功能的殿宇反而被置于外朝正殿的西侧。对此，有观点认为是受北宋宫城“地形限制”(4)潘谷西主编：《中国建筑史》，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4年版，第118页。，或认为是受五代宫城制度的影响，但对五代宫城具体布局未予考求(5)傅熹年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第2卷(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建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年版，第368页。。如此，上述由唐至北宋看似通达的宫城布局模式之演进脉络，实际存在明显的缺环。
此问题之所以显露出来，是因为我们已将对唐宋宫城布局的考辨精度聚焦至宫城内三朝建筑的具体布局与功能层面。北宋东京仅余外朝正殿继续占据宫城中轴线，说明其已突破唐制。三朝建筑模式确立于唐代，长安太极宫、大明宫之“三朝”中轴线式布局是其成熟之标志(6)据《唐六典》记载，唐长安太极宫的“三朝”为承天门、太极殿、两仪殿，而大明宫的“三朝”乃含元殿、宣政殿、紫宸殿，虽然二者外朝有门、殿之别，但三朝建筑皆依托宫城中轴线布局则属共性(参见李林甫等：《唐六典》卷七《尚书工部》，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17～218页)。。如此，解读这一问题的潜在突破口，似已集中指向唐另一宫城——洛阳宫城。以下拟结合相关文献，重新对有唐一代洛阳宫城之布局，尤其是承载主要政治运作功能的三朝建筑的布局做一检讨，并厘清其对五代及北宋宫城制度之深刻影响，以期回应上述唐宋之间宫城布局差异问题，悖谬之处，祈请方家指正。
一 隋至唐高宗永淳年间洛阳宫城布局
学界已对隋唐洛阳建城史实有较为系统的梳理，对唐代的洛阳城尤其是宫城布局多有讨论，对洛阳宫城多宫制以及中轴线等问题有所关注(7)姜波：《唐东都宫城中轴线布局初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考古求知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37～447页；秦海轩：《中国皇帝制度》，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579页；程存洁：《唐代城市史研究初篇》，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09～116页；韩建华：《论唐东都洛阳城宫城形制布局及相关问题》，《考古与文物》2004年增刊，第161～165页[按，韩建华认为唐洛阳宫城之多宫制受西汉长安城布局的影响，此说又被王静接受(参见王静：《中古都城建城传说与政治文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20页)]；霍宏伟：《隋唐东都城空间布局之嬗变》(博士学位论文)，四川大学2009年，第48～70页；张萍：《武则天与洛阳的都城建设》，王双怀、贾云主编：《汉唐史论——赵文润教授八十华诞祝寿文集》，西安：三秦出版社2015年版，第386～397页。，但未充分重视宫城内部布局于各时期所发生的复杂变化(8)韩建华：《论唐东都洛阳城宫城形制布局及相关问题》，《考古与文物》2004年增刊，第161～165页。按，韩建华所讨论的唐洛阳宫城轴线以及所依托的建筑，主要是徐松《唐两京城坊考》所记宫城中轴线上的乾元、贞观、徽猷三殿，未能充分关注此轴线以及周围建筑的兴毁变动。姜波在论述唐洛阳宫城中轴线问题时，也是默认《河南志》与《唐两京城坊考》中的乾元、贞观、徽猷三殿南北轴线，并未留意这一格局于唐至五代时期之变化(参见姜波：《唐东都宫城中轴线布局初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考古求知集》，第443页)。。
唐洛阳宫城因袭隋朝，如唐太宗《量修洛阳宫诏》曾言，“洛阳宫室，创自有隋，朕因其成功，无所改作。今屋宇湮坏者，宜量加修葺”(9)周绍良主编：《全唐文新编》卷六《太宗三》，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60页。。如此，分析唐朝早期洛阳宫城布局，就有必要回顾其于隋代之旧制，目前关于隋朝洛阳城建置记载较为详备的杜宝《大业杂记》与韦述《两京新记》等，便成为审视隋至唐初洛阳宫城布局的基本史料。
1.隋朝洛阳宫城布局
隋洛阳城始建于大业元年(605年)，次年完工(10)杜宝撰，辛德勇辑校：《大业杂记辑校》，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第2、7、8、8、7页。。其中，宫城位于都城西北，被南面的皇城与东、西、北三面的夹城环绕。宫城主体框架，分为外朝与内宫两大区域。外朝区域，宫城正南门曰则天门，门之东、西二百步，各有兴教门、光政门，构成宫城南面之三门。兴教、光政二门各向北三十步，依次为会昌门和景运门，再向北各二百步，依次是章善门和显福门。外朝内的正殿为乾阳殿，据《大业杂记》记载，则天门向北四十步为永泰门，永泰门往北四十步为乾阳门，乾阳门内一百二十步为乾阳殿(11)杜宝撰，辛德勇辑校：《大业杂记辑校》，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第2、7、8、8、7页。。以上诸门、殿，构成宫城外朝的主体空间。
关于隋朝洛阳宫城中的内宫，学界似未充分关注。据《大业杂记》记载，外朝最北的东、西二门为章善门和显福门，其门内有贯穿东西的横街存在(12)杜宝撰，辛德勇辑校：《大业杂记辑校》，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第2、7、8、8、7页。，而且由章善门、显福门再向北皆可“入内宫”(13)杜宝撰，辛德勇辑校：《大业杂记辑校》，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第2、7、8、8、7页。。不仅如此，在乾阳殿东西侧近，有东、西上width=15,height=15,dpi=110门，入此二门亦可“入内宫”(14)杜宝撰，辛德勇辑校：《大业杂记辑校》，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第2、7、8、8、7页。。这说明隋朝洛阳宫城内，自西向东，穿过显福门、乾阳殿、章善门一线，其北是隋之内宫所在。这在隋末史实中有直接反映，如《资治通鉴》记，隋末王世充于洛阳专政，皇泰主杨侗曾取内库服玩散施贫乏，“世充使其党张绩、董濬守章善、显福二门，宫内杂物，毫厘不得出”(15)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一八七，唐高祖武德二年正月丙寅，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5839页。。这说明章善、显福二门是隋时洛阳宫城的内宫南墙，守住此处，宫内财物便无法外流。
在明晰隋洛阳宫城有内外之别的基础上，下面拟对宫内主要殿宇的位置及其政治功能加以考述。乾阳殿之北三十步为大业门，门内四十步有大业殿，此殿位置已在前文所说的内宫范围。根据宫城东侧兴教门向北至章善门共二百三十步、乾阳殿距则天门共二百步的文献记载(16)杜宝撰，辛德勇辑校：《大业杂记辑校》，第7～8、8页。，可以推知大业门当与章善门东西持平，过横街方可进入内宫中的大业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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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隋洛阳宫城主体格局示意图(17)此图据傅熹年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第2卷(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建筑)第392页图3-2-4《隋东都宫城平面复原示意图》改绘。按，傅先生原图于大业殿正北标有徽猷殿，然据本文论述可知，徽猷殿之名似确立于唐朝，而且除大业殿外，文献对于隋洛阳内宫殿宇布局的记载阙如，故本图暂将大业殿之北空置。
外朝有接见朝臣的文成、武安二殿，分列于乾阳殿东、西两侧。颇值得关注的，是隋时上述三殿之功能。按《大业杂记》所载，此三殿“御坐见朝臣，则宿卫随入，不坐，则有宫人”(18)杜宝撰，辛德勇辑校：《大业杂记辑校》，第7～8、8页。。此一布局模式乃至政务运作空间，已然不同于隋朝大兴城宫城居中，仅设大兴殿、大兴后殿南北二殿的规制，故有学者提出隋洛阳宫城沿袭的是魏晋时期的太极殿东西堂制度(19)傅熹年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第2卷(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建筑)，第371页。。所谓太极殿东西堂，是指自曹魏洛阳城以来且延及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于宫城正殿太极殿两侧另设东、西二堂的建筑模式，二堂也发挥着皇帝常日视朝、宴见百官等功能(20)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63～264页；李文才：《太极殿与魏晋南北朝政治——附论中堂》，《魏晋南北朝隋唐政治与文化论稿》，第65～125页。。检诸史料，隋洛阳外朝附设文成、武安二殿，当仿自南朝梁、陈宫城制度。《隋书》记载炀帝大业元年营建洛阳时，因“亲平江左，兼以梁、陈曲折，以就规摹”(21)魏徵等：《隋书》卷二四《食货志》，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672页。，说明洛阳宫室布局有仿照南朝梁、陈都城建康之成分。核诸《梁书·侯景传》及《陈书·高祖本纪》，二者宫城正殿太极殿两侧皆附设东、西二堂(22)姚思廉：《梁书》卷五六《侯景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850页；姚思廉：《陈书》卷二《高祖本纪下》，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38页。。如此，则隋洛阳宫城不仅模仿南朝梁、陈建筑格局，而且也沿袭了其旧有的政治功能。隋代洛阳宫城之主体格局，如图1所示。
2.唐朝太宗、高宗时期洛阳宫城布局
据《唐六典》记载，唐洛阳宫城，“南面三门，中曰应天，左曰兴教，右曰光政”。“兴教之内曰会昌，其北曰章善。光政之内曰广运，其北曰明福”(23)李林甫等：《唐六典》卷七《尚书工部》，第220页；徐松辑：《河南志》卷四《唐城阙古迹》，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117～120页。。可见唐早期洛阳宫城外朝部分之名物制度基本沿袭隋代，唯原则天门更名应天门，原景运门更名广运门，原显福门因避中宗讳改曰明福门(参见图2)(24) 徐松辑：《河南志》卷四《唐城阙古迹》，第120、120、121页。。外朝正殿为乾元殿，此殿形制与名称在武周至玄宗时期曾多次变动，但位置仍在隋乾阳殿旧址(25) 徐松辑：《河南志》卷四《唐城阙古迹》，第120、120、121页。。
在主体因袭隋制的同时，至迟在唐高宗永淳二年(683年)，洛阳宫城中轴线上看似出现了如学界所述、契合《周礼》《礼记》“三朝”标准的殿宇模式，即在既有的外朝正殿乾元殿(26)此殿即原隋乾阳殿，武则天时更名明堂，唐玄宗开元二十八年更名含元殿(参见徐松辑：《河南志》卷四《唐城阙古迹》，第120～121页)。之北，另设贞观、徽猷二殿，分别发挥中朝、内朝功能。据《河南志》记载，“贞观殿，在含元殿北”；“徽猷殿，在贞观殿北”(27) 徐松辑：《河南志》卷四《唐城阙古迹》，第120、120、121页。。关于唐前期的洛阳贞观殿，据文献记载，太宗贞观十一年(637年)、十五年(641年)、十八年(644年)，分别于此殿宴请百官番夷、洛阳高年以及举行冬至朝贺(28)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卷一〇九《帝王部·宴享第一》，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第1191～1192页；卷一四八《帝王部·知子》，第1649页。。后高宗李治崩于此殿(29)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三《高宗皇帝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79页。，自此至唐哀帝天祐二年(905年)，贞观殿之名再未见诸史籍。而徽猷殿，文献基本缺载。因唐贞观殿从相对方位来看，占据了原隋大业殿的位置，故据上述史实而论，贞观殿仍与隋大业殿接见朝臣的功能保持一致，但从太宗贞观十八年于此举行冬至朝贺来看，因该类活动一般于宫城正门抑或外朝正殿举行，而是时洛阳宫城正门以及外朝正殿乾元殿，唐初皆曾遭有意焚毁，且乾元殿在高宗麟德二年(665年)方复修完毕(30)刘昫等：《旧唐书》卷四《高宗本纪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86页。，故知以贞观殿行冬至朝贺之礼，当是在应天门、乾元殿残损情况下的权宜之举，借此亦可得知，就太宗时期洛阳宫城内部建筑礼制的等级而言，贞观殿地位仅次于外朝之乾元殿。
此一新局面，与唐朝长安太极宫的承天门、太极殿、两仪殿形成的“三朝”宫城布局乃至政治、礼制运作空间有直接的因袭关系。据《唐六典》记载，太极宫的“三朝”为承天门(外朝)、太极殿(中朝)、两仪殿(内朝)，且该书明确地将洛阳宫城的应天门、乾元殿的地位类比于长安的承天门和太极殿(31)李林甫等：《唐六典》卷七《尚书工部》，第220页。，而非长安“三朝”成熟标志的大明宫三殿中的相应建筑，由此可间接推知，洛阳贞观殿的地位可类比于长安太极宫之两仪殿。如此，洛阳宫城真实的“三朝”格局乃应天门(外朝)、乾元殿(中朝)和贞观殿(内朝)，这就不仅解释了太宗时期洛阳贞观殿礼仪规格跃升的内在原因，而且说明直至《唐六典》成书的玄宗时期，洛阳宫城中轴线上也未确立如学界目前所广泛认可的乾元殿、贞观殿、徽猷殿之“三朝”格局。
论述及此，则唐朝对隋文成、武安二殿尤其是其原有政治功能的处置情况似亦有检讨的必要。唐乾元殿东西侧近，也分设有文思、武成二殿，文献虽未明载其与隋文成、武安二殿有因袭关系，但因二殿与乾元殿的相对位置仍与隋时一致，可推知其当由隋殿更名而来。然与隋制不同的是，太宗、高宗对于东侧的文思殿几乎未有利用，西侧的武成殿此时也仅承担皇帝问询兵法、宴见旧日故老等次要功能(32)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一一二《员半千传》，第4162页；刘昫等：《旧唐书》卷三《太宗本纪下》，第52页。。这也部分地佐证了前文关于贞观殿地位的论断。
综上可见，至迟在唐高宗时期,洛阳宫城已呈现出对隋大业、文成、武安三殿“鼎立”的皇帝常日视朝空间模式的选择性继承，即贞观殿(原隋大业殿)脱颖而出，地位仅次于外朝之乾元殿；中轴线建筑群渐成为宫城内部重心，而太宗有意移植长安太极宫模式应为其背后之决定力量。此外，唐东、西二堂中，仅武成殿继续得到较频繁地利用。
二 武则天及唐末昭哀时期洛阳宫城布局之变革
经太宗、高宗二朝之构建，洛阳宫城三朝建筑——应天门(外朝)、乾元殿(中朝)、贞观殿(内朝)已初具规模，然而这一经营成果后因无法满足武则天以及武周政权之政治意图再遭变革。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武成殿的政治地位于此期得到显著提升，并最终促成唐末洛阳宫城中、西二轴格局的形成(33)依照建筑学相关术语，建筑除中轴线外，尚可依照其他方位标准划分出多条轴线，例如中轴线与东西侧轴线等(参见傅熹年：《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建筑群布局及建筑设计方法研究》上册，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年版，第78页)。本文此处借鉴了这一术语。。
1.武则天时期
贞观、武成二殿是时之地位更替，可借武则天受册为皇太后事件得到揭示。嗣圣元年(684年)，武则天废中宗李显，另立睿宗李旦为帝。据《新唐书·则天本纪》记，此年“皇帝率群臣上尊号于武成殿”(34)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四《则天顺圣武皇后本纪》，第82页。。相比之下，《新唐书·则天武皇后传》所记颇值得玩味，“嗣圣元年，太后废帝为庐陵王，自临朝，以睿宗即帝位。后坐武成殿，帝率群臣上号册”(35)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七六《后妃上·则天武皇后》，第3477页。。武则天虽新立李旦为帝，但仍“自临朝”，可知睿宗帝位形同傀儡，于是太后册礼不仅以睿宗亲率群臣的方式进行，而且受册地点也非按前朝惯例于内宫某一便殿成礼，而是出御外朝武成殿。
前曾论及隋唐洛阳宫城存在外朝与内宫的空间分隔，二者以显福——章善二门内的横街为界，乾元殿位于街南，贞观殿位于街北。这与唐长安太极宫内太极、两仪二殿隔肃章——虔化二门内横街南北相对，在布局上保持高度一致。高宗时，武则天的皇后册礼是在长安太极宫横街之北的肃义门内，也即内宫中举行的(36)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七六《后妃上·则天武皇后》，第3475页。，而就此时的皇太后册礼而言，因武则天已掌握政治实权，故其尝试借受册之礼，谋求向外朝政治空间渗透。然因唐祚仍存，睿宗表面上的皇帝权威尚需维持，故外朝区域除皇帝外朝正殿乾元殿外，太宗、高宗两朝曾得以利用的武成殿，成为武则天最为适宜的出临地点。
与此政治背景相适应，武成殿也于武则天时期基本确立了在宫城内的正衙地位。所谓正衙，即宫城内地位仅次于外朝正殿的皇帝常日视朝殿宇，如《玉海》引《两京记》云，长安“大明宫含元殿后有宣政殿，即正衙殿也”(37)王应麟：《玉海(合璧本)》卷一五九《宫室·殿上·唐宣政殿》，京都：中文出版社1977年版，第3023页。。据《旧唐书·地理志》记，洛阳“正殿曰明堂，明堂之西有武成殿，即正衙听政之所也”(38)刘昫等：《旧唐书》卷三八《地理一·河南道》，第1421页。，可知武成殿的正衙地位，最早是伴随洛阳乾元殿改作明堂后才得以确立的。虽然明堂之名在武则天、玄宗时期都曾存在，但结合上述武则天的太后册礼刻意选择在武成殿行礼，推测此殿作为正衙最早当在武则天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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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武则天时期洛阳宫城主体格局示意图(39)此图据傅熹年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第2卷(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建筑)第393页图3-2-5《唐洛阳宫城平面复原示意图》改绘。按，傅先生原图主要揭示唐玄宗时期洛阳宫城内部格局，且于含元殿北标有贞观殿。本图据本文所持拙见，去掉了含元殿北之贞观殿。此外，图内所标主要门宇名称、位置之史料依据，参见本文第一部分之相关论述。
检诸史料，此期尚有另一促成武成殿正衙地位确立的关键因素，即贞观殿之毁废。虽然贞观殿因位置处于内宫，不能满足武则天太后册礼“临朝”的现实政治需求，但武氏并未放弃将之加以改造以服务于武周政权的努力。自垂拱四年(688年)始，武则天先后下令营建明堂、天堂。《旧唐书·薛怀义传》载，“垂拱四年，拆乾元殿，于其地造明堂……又于明堂北起天堂，广袤亚于明堂”(40)刘昫等：《旧唐书》卷一八三《薛怀义传》，第4741～4742页。，因乾元殿北为贞观殿，故知天堂实由贞观殿改造而来。证圣元年(695年)正月，明堂、天堂并为火焚毁(41)刘昫等：《旧唐书》卷二二《礼仪二》，第865页。。此后，天堂被废为佛光寺(42)徐松辑：《河南志》卷四《唐城阙古迹》，第120页。。玄宗开元二十八年(740年)十月，佛光寺又遭火灾(43)刘昫等：《旧唐书》卷九《玄宗本纪下》，第213页。。此后，文献中再未见此地有重建殿宇的记载。因此可以判定，乾元殿北之贞观殿，自垂拱四年始，已因改建天堂等而不复存在。
由上可知，则天太后时期乃至其武周政权阶段，洛阳宫城昔日的内朝贞观殿渐趋隳废，其政治功能转由宫城中轴线西侧的武成殿承接，武成殿的正衙地位也随之确立，洛阳宫城政治空间西移之势初现端倪，其布局如图2所示。
另外，玄宗时期武成殿虽依稀尚存昔日东西堂制度下皇帝宴见群臣等功能(44)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一二六《李元纮传》，第4419页。，但之后该殿不再承办此类活动，这与后来唐朝皇帝巡幸东都次数减少有一定的关系，但也部分显示出武成殿正衙地位确立后对此类活动已有所排斥。
2.唐末昭哀时期
始自武则天时期的洛阳宫城政治空间西移的态势，最终在唐末昭、哀二帝迁都洛阳时期得到彻底显露。然而此期的洛阳宫城布局也是学界最为忽视乃至歧见迭出的阶段(45)目前学界在探讨唐末洛阳宫城布局，诸如下文重点论述的贞观殿、崇勋殿位置时，皆将之推定于宫城内含元殿中轴线之北(参见杨焕新：《略论北宋西京洛阳宫的几座殿址》，《中原文物》1994年第4期，第95～96页；李芳瑶：《论北宋时期的“入width=15,height=15,dpi=110仪”》，《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第35页)，其说皆可商榷。，以下试对此予以辨正。
(1)外朝正衙贞观殿
天祐元年(904年)，昭宗受朱温胁迫迁洛，及至其子哀帝时期，洛阳宫城内新出现一处贞观殿。据《河南志》记载，此殿即宫内原武成殿，后又依次改名宣政殿和贞观殿(46)徐松辑：《河南志》卷四《唐城阙古迹》，第121页。。《旧唐书·哀帝本纪》亦载，天祐二年五月，敕令改“宣政殿曰贞观殿”(47)刘昫等：《旧唐书》卷二〇下《哀帝本纪》，第793、793～794页。。如此可知，哀帝天祐二年洛阳新出现的贞观殿，即昔日唐武成、宣政殿，与太宗、高宗时期的贞观殿已无牵涉，且方位是在乾元殿西侧(48)关于唐洛阳早期、末期两处贞观殿各自之沿革及政治功能，参见拙文：《从唐末入width=15,height=15,dpi=110礼仪看洛阳宫城相关殿宇位置》，《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9年第4期，第83～91页。。
值得注意的是，据上引史料知，洛阳武成殿于昭宗迁洛之后至天祐二年之间亦曾得名宣政殿。另外，据天祐二年五月敕知，哀帝改易洛阳宫城建筑名称，针对的是其父昭宗初入洛阳时曾以长安宫室旧名新命名的一批洛阳宫城殿、门建筑(49)刘昫等：《旧唐书》卷二〇下《哀帝本纪》，第793、793～794页。，该敕书旨在废除昭宗的上述改作。如此，昭宗最初所选“宣政”乃长安大明宫正衙之名称，亦可旁证洛阳宫城之正衙仍为自武则天时所确立的武成殿。
(2)内朝正殿崇勋殿
至迟到唐末哀帝时期，洛阳宫城内朝正殿崇勋殿也最终浮出水面。其方位在贞观殿之正北，二殿也构成了唐末洛阳宫城内新的正衙、内朝正殿政治空间组合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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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唐哀帝天祐二年洛阳宫城主体格局示意图(50)此图据傅熹年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第2卷(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建筑)第393页图3-2-5《唐洛阳宫城平面复原示意图》改绘。按，傅先生原图主要反映玄宗时期洛阳宫城格局，本图所标识的贞观殿、延英殿、崇勋殿，皆据本文以上相关之考证结论。
据《河南志·宋城阙古迹》条记，北宋西京洛阳宫城正殿为太极殿，此殿即原隋乾阳殿、唐乾元殿，而正衙殿此时称文明殿，即原唐武成殿(51)徐松辑：《河南志》卷五《宋城阙古迹》，第145～147、147、149、150页。。该书又载，北宋文明殿之北为垂拱殿，垂拱殿之北有通天门(52)徐松辑：《河南志》卷五《宋城阙古迹》，第145～147、147、149、150页。。通天门向北，又与明福门相通(53)徐松辑：《河南志》卷五《宋城阙古迹》，第145～147、147、149、150页。。明福门内，有北宋之天福殿门以及天福殿，此殿即“唐天祐之崇勋殿”(54)徐松辑：《河南志》卷五《宋城阙古迹》，第145～147、147、149、150页。。又据《宋会要》记，北宋垂拱殿，即唐之延英殿(55)徐松辑，刘琳等校点：《宋会要辑稿》方域一《西京(大内)》，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9269页。。如此，则唐天祐年间洛阳宫城内西侧，自南而北，依次有贞观殿、延英殿、崇勋殿，已然形成新的纵向轴线建筑组合(56)关于唐末洛阳延英殿之早期沿革与功能，文献未详载，此处仅如实揭示其在唐末洛阳宫城中的位置。，其格局如图3所示。
不仅如此，这一新的建筑轴线格局也是唐末洛阳宫城政治运作空间的真实写照，此点可据《旧唐书》哀帝天祐三年(906年)六月整顿入width=15,height=15,dpi=110仪之敕令得到证实。是年哀帝鉴于迁都洛阳之后，朝廷入width=15,height=15,dpi=110之礼的政治空间运作规则有违长安旧制，特下敕书整顿。这里有必要先对长安入width=15,height=15,dpi=110仪的运作空间稍做解释。一般认为，此仪注形成于玄宗在大明宫听政时期，即改变原正衙宣政殿立仗、皇帝于此听政的旧制，转为皇帝出御内朝正殿紫宸殿唤仗、百官随仗由正衙两侧的东西width=15,height=15,dpi=110门进入内朝奏事(57)欧阳修：《新五代史》卷五四《杂传第四二·李琪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618页。。
在此基础上，再来细审哀帝敕令：“文武百僚每月一度入width=15,height=15,dpi=110于贞观殿。贞观大殿，朝廷正衙，遇正至之辰，受群臣朝贺。比来视朔，未正规仪，今后于崇勋殿入width=15,height=15,dpi=110。付所司。”(58)刘昫等：《旧唐书》卷二〇下《哀帝本纪》，第807页。如此，不仅贞观殿(原唐武成殿)正衙地位无可置疑，而且以入width=15,height=15,dpi=110仪为考察视角，则洛阳宫内正衙(贞观殿)、内朝(崇勋殿)的政治运作格局也得以彻底揭示。因而，唐末洛阳宫城所谓“三朝”之制，含元、贞观、崇勋三殿(59)含元殿虽未见诸哀帝天祐三年敕，但从该殿为五代都洛诸朝乃至北宋西京持续用作外朝正殿来看，此殿应于唐末持续保持着外朝正殿的地位。实际是“L”形布局，这已然突破了长安旧有之宫城布局模式。
三 洛阳宫城布局对五代及北宋宫城之影响
上已述及，天祐元年唐都迁洛，洛阳宫城内曾出现一批以长安宫室旧称命名的殿宇，结合昭宗本人受朱温胁迫迁都的政治背景，可以说这一举动部分带有昭宗尝试恢复长安制度以抗衡洛阳朱温集团的政治意图。然至次年，昭宗遇弑，作为嗣君的哀帝，乃朱温集团矫诏所立，同年五月骤下诏书，尽数废止其父于洛京刻意经营的长安宫室旧名，这已然说明唐室与朱温集团此次隐秘的政治交锋，最终以朱温集团获胜收尾。既然洛阳残存的长安制度已被悉数清理，旧都长安又为匡国节度使韩建势力隳坏，可以说此时唐祚正统方正式转入洛阳(60)关于唐末移都洛阳之后，洛阳宫城内长安宫室名物兴废背后所反映的李唐皇室与朱温集团间的政治斗争细节，参见拙文：《再造长安：唐末洛阳宫城更名史事发微》，杜文玉主编：《唐史论丛》第30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20年版，第396～416页。。
唐政权虽因受朱温控制已属傀儡，但哀帝政权尚象征性地延续，作为一统国家之合法象征，其对于当时诸割据势力而言，仍有极强的政治利用价值，所以由上述势力后续演化出的五代后梁、后唐乃至后晋诸政权，因或长或短皆曾以洛阳为都城，故在塑造本朝政治正统与权威时，哀帝时期的洛阳宫城格局乃至政治运作模式便成为最为直接且最富现实政治意义的仿效对象。这就可以较好地解释下文所复原出的五代洛阳宫城格局，尤其是内部“三朝”殿宇的位置与功能，皆沿袭唐末洛阳故事的内在根因，甚至是以唐祚继承者自居的后唐政权，其宫城“三朝”也已悉数以唐末洛阳制度为准绳，唯又再次以更名的方式剔除早先前朝后梁对相应宫城名物的改作而已，关中长安宫城模式已彻底淡出后唐乃至五代其他都洛诸朝君臣的视野。这一以唐末洛阳作为唯一政治正统继而仿效其宫城“三朝”布局的做法，历经五代，也深刻地影响了北宋初年两都制下的西京洛阳与东京开封的宫城建设。
1.五代洛阳宫城布局
目前学界对五代洛阳宫城布局尚未深入探讨，以致唐末昭、哀两朝宫城制度对于五代都洛诸朝之重要影响尚未得到揭示。以下先对此期洛阳宫城主要门宇格局做一梳理。唐洛阳宫城正门应天门，天祐年间改名五凤门，亦称五凤楼。后梁、后唐因之，直至北宋(61)徐松辑：《河南志》卷五《宋城阙古迹》，第144、147～148页。。五凤门东侧为兴教门，后唐仍其旧，庄宗李存勖遇弑，叛军即由此门攻入(62)薛居正：《旧五代史》卷三四《唐书一〇·庄宗纪第八》，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477页。；西侧的光政门，后唐亦沿用之，新皇帝登基存问百姓也曾登临(63)薛居正：《旧五代史》卷四五《唐书二一·闵帝纪》，第614页。。再向北的一组，唐之会昌、广运二门，及至北宋已改称左、右安礼门(64)徐松辑：《河南志》卷五《宋城阙古迹》，第144、147～148页。，五代时的情况不明。
再往北，唐之章善、明福二门附近，五代时比较特殊。据《五代会要》记载，后梁开平三年(909年)十月，改左、右章善门为左、右银台门，原左、右银台门为左、右兴善门(65)王溥：《五代会要》卷五《大内》，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79页。。其中，左、右兴善门在南，其北为左、右银台门，这一格局一直保持到北宋。唐时会昌、广运二门之北，仅有一组章善、明福门，入此二门即入内宫，故可推测，五代的左银台门当为唐代的左章善门，右银台门乃唐时的明福门，即左、右银台门当为原唐章善、明福二门。二门向南，分别对应左、右兴善门。如此，五代洛阳宫城事实上也存在外朝、内宫的空间分区。
五代洛阳宫城的外朝正殿、正衙及内朝正殿，皆因袭唐末旧址。唐末洛阳外朝正殿含元殿，五代时的后唐、后晋多以明堂殿称之(66)徐松辑：《河南志》卷五《宋城阙古迹》，第146、146～147页。。正衙贞观殿，方位居明堂殿西，后梁率先改名曰文明殿，后唐、后晋皆因袭不改，且仍保持此殿在国家政治与礼仪活动中的正衙地位(67)徐松辑：《河南志》卷五《宋城阙古迹》，第146、146～147页。。
五代洛阳的内朝正殿，亦因袭唐末昭、哀之旧，只是其具体名称存在持续的更改过程。后梁的内朝正殿仍取唐之崇勋殿名(68)薛居正：《旧五代史》卷四《梁书四·太祖纪第四》，第71页。，崇勋殿门则名万春门。后梁乾化二年(912年)二月中和节，太祖召对丞相与大学士等人于崇勋殿，事毕，“于万春门外庑赐以酒食”(69)薛居正：《旧五代史》卷七《梁书七·太祖纪第七》，第104页。；同年太祖为其子朱友珪所弑，友珪等人“夜三鼓，斩关入万春门，至寝中”(70)欧阳修：《新五代史》卷一三《梁家人传第一·友珪》，第137页。。可见后梁万春门即皇帝正寝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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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五代后唐洛阳宫城主体建筑布局示意图(71)此图据傅熹年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第2卷(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建筑)第393页图3-2-5《唐洛阳宫城平面复原示意图》改绘。按，本图仅借鉴了傅先生原图之框架与比例结构，内中所标门、殿位置，则参据《河南志》、新旧“五代史”等，特予说明。关于后唐洛阳宫城内部主要建筑的较详细布局，参见拙文：《五代后唐洛阳宫城主要建筑考》，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40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第212～229页。
后唐庄宗同光二年(924年)正月，诏改崇勋殿为中兴殿，万春门为中兴门(72)薛居正：《旧五代史》卷三一《唐书七·庄宗纪第五》，第425～426页；王溥：《五代会要》卷五《大内》，第79页。。不难发现，此举旨在革除前朝后梁旧制，出于门随殿名考虑，整肃宫城名物制度。明宗长兴三年(932年)刘昫拜相，“诣中兴殿门谢”(73)欧阳修：《新五代史》卷五五《杂传第四十三·刘昫》，第625页。，是日因遇大祠，明宗不御中兴殿，辞谢未果，width=15,height=15,dpi=110门奉告道：“旧礼，宰相谢恩，须正殿通唤，请候来日。”(74)薛居正：《旧五代史》卷八九《晋书十五·列传第四·刘昫》，第1172页。由此可知中兴殿一如后梁，仍属后唐内朝正殿，殿门即中兴门。
后晋高祖天福元年(936年)灭后唐都洛，二年(937年)正月“改中兴殿为天福殿，门名从之”(75)薛居正：《旧五代史》卷七六《晋书二·高祖纪第二》，第995～996页。。此举背后用意也不难忖知，即仍沿用后唐内朝正殿，唯改名以示国祚更替。如此，五代洛阳宫城内部主体格局，若以后唐时期为例，可如图4所示。
2.北宋西京洛阳宫城布局
学界对于北宋西京洛阳宫城布局已有关注(76)张祥云：《北宋西京河南府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河南大学2010年，第35～40、41～42页；《北宋西京河南府研究》，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4～66页。韩建华：《试论北宋西京洛阳宫城、皇城的布局及其演变》，《考古》2016年第11期，第113～120页。，但宫城内诸建筑的相对位置关系，乃至此格局与唐末五代洛阳宫城的具体因革关系，目前尚未得到系统梳理。据考古发掘，北宋初期洛阳宫城的东西两侧，因兼并原隋唐隔城，面积又有拓展(77)韩建华：《试论北宋西京洛阳宫城、皇城的布局及其演变》，《考古》2016年第11期，第113～115、114页。。然爬梳文献可知，其宫城核心区，即“三朝”等主要殿宇的位置及功能，仍沿袭唐末五代旧规。
此期洛阳宫城有四组东西平行、南北递进的门宇结构。第一组是北宋洛阳宫城正门五凤门建筑群，其东西二门曰兴教门、光政门(78)分见徐松辑：《宋会要辑稿》方域一《西京(大内)》，第9269页；徐松辑：《河南志》卷五《宋城阙古迹》，第144～145页。，据考古探测，此三门位置皆因袭隋唐旧址(79)韩建华：《试论北宋西京洛阳宫城、皇城的布局及其演变》，《考古》2016年第11期，第113～115、114页。。向北第二组为北宋
新设的左、右安礼门，因位置因袭唐会昌、广运二门，所以其距宫城五凤诸门约三十步。向北第三组为左、右兴善门，其北部为第四组左、右银台门(80)分见徐松辑：《宋会要辑稿》方域一《西京(大内)》，第9269页；徐松辑：《河南志》卷五《宋城阙古迹》，第147～149页。。
北宋洛阳宫城，仍沿袭隋唐五代外朝、内宫的南北空间分界。宫城东门曰苍龙，西门曰金虎，入二门后直行，皆可汇集于由正衙文明殿通向禁中北部内朝正殿天福殿的通天门(81)参见徐松辑：《宋会要辑稿》方域一《西京(大内)》，第9269、9270、9270、9269～9270页。。文明与天福二殿，北宋亦因袭五代旧址(82)参见徐松辑：《宋会要辑稿》方域一《西京(大内)》，第9269、9270、9270、9269～9270页。，所以可知苍龙、金虎二门之间的东西横街，成为北宋洛阳宫城外朝与内宫的分界。又据《宋会要》知，此街北的含光殿南廊有装戏院(83)参见徐松辑：《宋会要辑稿》方域一《西京(大内)》，第9269、9270、9270、9269～9270页。，且该院处于外朝区域右兴善门的东北部(84)徐松辑：《河南志》卷五《宋城阙古迹》，第148、147页。，则知外朝最北端的左、右银台门应正对横亘于内宫前端的东西横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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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北宋太平兴国三年洛阳宫城三朝建筑布局示意图(85)此图据徐松辑《河南志》卷五《宋城阙古迹》(第144～153页)及《宋会要辑稿》方域一《西京(大内)》(第9268～9270页)绘制。因北宋洛阳宫城与隋唐洛阳宫城建筑方位存在一定程度的移易，此处仅据《宋会要》《河南志》中之西京洛阳资料，标示主要殿宇之间的相对位置。
关于宫城内主要殿宇。外朝正殿为太极殿，按《河南志》记载，五凤门内，依次为太极殿门、太极殿，该殿即北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对唐乾元殿、五代明堂殿之更名(86)徐松辑：《河南志》卷五《宋城阙古迹》，第144～145页。按，傅熹年等以太极殿为五代洛阳宫城外朝正殿[参见傅熹年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第2卷(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建筑)，第368页]，似可商榷。，然考古探测其殿基已北移至宫城中轴线约二分之一处(87)杨焕新：《略论北宋西京洛阳宫的几座殿址》，《中原文物》1994年第4期，第94～97页。。太极殿之西有文明殿，此殿不仅沿用后梁所创“文明”之名、因袭五代旧址，且亦属北宋洛阳宫城之“正衙殿”(88)徐松辑：《河南志》卷五《宋城阙古迹》，第148、147页。。内宫区域，据《宋会要》记载，其内自东而西，有四组纵向排列之宫殿建筑群，其中以垂拱殿为首的第二列建筑，向南跨横街可直抵外朝正衙文明殿，向北连通天福殿。而北宋垂拱殿乃太平兴国三年对唐崇勋殿南部延英殿之更名，天福殿直接沿袭后晋旧址(89)徐松辑：《宋会要辑稿》方域一《西京(大内)》，第9269～9270页；徐松辑：《河南志》卷五《宋城阙古迹》，第149～152页。，且《宋会要》《河南志》皆载太平兴国三年“改(天福)寝殿曰太清”(90)徐松辑：《宋会要辑稿》方域一《西京(大内)》，第9269～9270页；徐松辑：《河南志》卷五《宋城阙古迹》，第150页。，如此可知，北宋西京宫城外朝正殿太极殿、正衙文明殿、内朝正殿太清殿所构成的三朝建筑与功能，皆沿袭唐末五代洛阳宫城旧例，其间太宗朝虽有宫城名物改作，但并未在宫城政治空间分配层面突破此一既定格局。
值得注意的是，北宋又将内宫区域以宫城外朝正殿太极殿后的建礼门与宫城北门拱辰门之间的连线划分为东西两部分(91)参见徐松辑：《宋会要辑稿》方域一《西京(大内)》，第9269、9270、9270、9269～9270页。，所以北宋洛阳宫城的内宫区域，事实上已压缩至宫城西北一隅，考古探测也证实，横街之北，尤以西部建筑遗址最为丰富(92)韩建华：《试论北宋西京洛阳宫城、皇城的布局及其演变》，《考古》2016年第11期，第118～119页。。综上所论，北宋西京洛阳宫城三朝建筑的主体格局可如图5所示。
3.北宋东京开封宫城布局
北宋东京开封城由外城、内城、皇城、宫城四重结构组成。宫城故址尚未发掘，目前学界已据相关文献资料对其布局开展了一定的研究(如图6所示)(93)傅熹年：《傅熹年建筑史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第296页；张驭寰：《北宋东京城建筑复原研究》，杭州：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7页；李合群、司丽霞、段培培：《北宋东京皇宫布局复原研究——兼对元代〈事林广记〉中的〈北宋东京宫城图〉予以勘误》，《中原文物》2012年第6期，第70～76页。其中，傅熹年之成果获得较广泛的认可(参见邓小南：《掩映之间：宋代尚书内省管窥》，《华中国学》第2卷，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77页图3；周佳：《北宋中央日常政务运行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350～355页；任石：《略论北宋入width=15,height=15,dpi=110仪与文德殿月朔视朝仪》，《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6年第4期，第97页)。。经梳理相关史料可知，北宋东京宫城内部之“三朝”不仅相对位置及功能与唐末五代乃至北宋洛阳宫城高度一致，而且诸殿早期名称也带有明显的仿效后者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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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北宋元丰五年(1082年)之前东京宫城三朝建筑布局示意图(94)此图据徐松辑《宋会要辑稿》方域一《东京(大内)》(第9266～9268页)、脱脱等《宋史》卷八五《地理一》(第2097～2101页)等资料绘制。按，前文所列诸先生于北宋东京宫城之复原研究多有开创之功，然其中稍存讹误，笔者在博士学位论文《唐宋宫城礼仪空间研究》(复旦大学2018年，第60～71页)中对此稍有更订，图6也借鉴了相应部分的结论。
按《宋会要》所记北宋中后期东京名物制度，宫城位于皇城之北，东西两侧各有东、西华门，二门之间有横街贯通，将宫城分为南北二部；南部中央位置是外朝正殿大庆殿，其西侧为正衙文德殿。大庆殿后，隔横街正对街北的宣祐门，此门向北直通皇宫北墙之拱辰门(95)参见徐松辑：《宋会要辑稿》方域一《东京(大内)》，第9266、9266～9267、9266页。，又将皇宫北部纵向一分为二，其中东半部安置内诸司机构，西半部又称“禁中”，为皇帝视朝以及宴寝之所。
北宋禁中之布局，据《宋会要》及《宋史·地理志》记载，由东向西，与西京洛阳相仿，也有四列建筑分布，南部各以紫宸殿、垂拱殿、皇仪殿、集英殿为首(96)参见徐松辑：《宋会要辑稿》方域一《东京(大内)》，第9266、9266～9267、9266页。。其中，垂拱殿向北，通往皇帝内朝“正寝”福宁殿(97)参见徐松辑：《宋会要辑稿》方域一《东京(大内)》，第9266、9266～9267、9266页。，向南，有纵跨横街之柱廊，可南通正衙文德殿(98)参见陶宗仪辑：《说郛三种》引《玉堂逢辰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516页。。
此处需重点关注的，是东京宫城“三朝”殿宇的早期布局形态与名物特征。文献已见北宋初年东京皇宫布局模仿西京之记载，故此期成为审视二者关系之关键。《宋会要·方域》记载，建隆三年(962年)五月，太祖“命有司按西京(洛阳)宫室图修宫城”，“四年五月十四日诏重修大内”(99)徐松辑：《宋会要辑稿》方域一《东京杂录》，第9271页。。经这两次修筑，奠定了东京宫室的基本格局，“后虽尝经火屡修，率不敢易其故处矣”(100)叶梦得：《石林燕语》卷一，第3、2页。。
明晰此层关系，再来细审东京宫城“三朝”之早期特征。外朝正殿大庆殿，最初沿袭五代汴州后梁崇元殿名，乾德四年(966年)改名乾元，此举有意仿照唐洛阳外朝正殿乾元殿。正衙文德殿，沿袭后唐端明殿名，“国初改文明”，至太宗雍熙元年(984年)方改今名。而北宋初年西京宫城正衙已沿袭五代文明旧殿之名，可知东京正衙殿初名“文明”，系直接仿用西京制度。内朝正殿福宁殿，其位置前已述之，南部依次毗邻垂拱殿、正衙文德殿，此一格局与唐末至北宋时期洛阳宫城内朝正殿和正衙南北相直布局样态雷同，而东京宫城之南北轴线式格局，系国初太祖改建东京大内时刻意打造，“诸门与殿须相望，无得辄差，故垂拱、福宁、柔仪、清居四殿正重”(101)叶梦得：《石林燕语》卷一，第3、2页。，这也印证了此列纵向建筑群为东京宫城内部西侧轴线之所在。东京垂拱殿迟至仁宗明道元年(1032年)才得名，而西京垂拱殿名早在太宗太平兴国三年就已确立(102)徐松辑：《宋会要辑稿》方域一《西京(大内)》，第9269页。，再次显露出东京宫城格局乃至名物沿袭洛阳“故事”之迹象。
如此可判，北宋初年东京宫城布局之源头，应出自唐末五代直至北宋之洛阳宫城。虽然北宋东、西二京宫城东西方向之扩建，对唐洛阳宫城格局有所突破，但城内的核心部位即“三朝”殿宇位置及所形成的政治运作空间皆承唐末五代“故事”而未改。另外，北宋东京宫城内的“三分”格局看似始于北宋西京，但西京内宫中部纵向横街之所以出现，武则天时期对贞观殿等建筑之改建、继而废毁，实为此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对于唐至北宋洛阳宫城与北宋东京宫城的内在政治渊源，唐宋之间亦有一例证。前文曾推断，武则天于武成殿举行皇太后册礼，系宣示出临外朝政治之强力姿态。看似巧合的是，北宋仁宗朝握有垂帘听政之权的章献太后刘氏，其加封太后尊号的册礼，亦选择于东京宫城正衙文明殿成礼(103)脱脱等：《宋史》卷二四二《后妃上·章献明肃刘皇后》，第8613页。，此举因母后出践外朝，后遭朝臣讽谏(104)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议》卷二六《帝系门·上宣仁皇后论文德殿受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54页。。唐、北宋因宫城制度前后因袭所造成的正衙殿政治地位之相通，借武、刘二氏之抉择再次凸显。
四 结 语
唐洛阳宫城格局，不仅有重新检视其自身变化的必要，其于中国古代宫城格局演变脉络中之地位，亦须予以重新定位。这一论断，系建立在对唐、五代、北宋洛阳乃至北宋东京宫城“三朝”殿、门相关建筑依次加以考辨的基础之上，最终在廓清上述宫城物理格局相似之同时，也在政治功能空间“形而上”层面离析出诸宫城之间紧密的前后因袭关系。
唐洛阳宫城，前期因继承隋洛阳宫城格局，夹杂有魏晋南北朝太极殿东西堂制度的成分，但太宗、高宗时期的洛阳宫城建设，重心已放在仿效长安太极宫，渐趋确立应天门(外朝)、乾元殿(中朝)、贞观殿(内朝)“三朝”布局模式，故贞观殿此一时期礼制地位提升，而洛阳“东西堂”仅武成殿继续得到沿用。
在武则天作为皇太后阶段，因力图出践外朝政治，故其太后册礼刻意选取外朝武成殿成礼；及至武周政权建立，因贞观殿改建天堂礼制建筑之兴废，太宗、高宗时期洛阳宫城中轴线上的“三朝”建设成果趋于毁废，借此契机，外朝正殿西侧武成殿的正衙殿地位得以基本确立。这一新格局，不仅为迁都洛阳之后的唐末昭、哀二帝所沿袭，而且内朝正殿在正衙武成殿之北的格局也得以确立，洛阳宫城中、西二轴格局乃至“L”形态的“三朝”政治空间运作模式正式形成。
唐末昭、哀二帝时期，洛阳宫城更名、复名之前后政治运作，标志着唐室与洛阳朱温集团宫城名物之争下潜在的唐祚谋求西归长安、摆脱朱温控制的政治斗争最终以朱温集团获胜而收尾。洛阳宫城中的长安宫室制度元素已被刻意祛除，长安旧都业已隳废，唐室被彻底禁锢于洛阳，唐祚正统也彻底移基河洛，故而五代都洛诸朝乃至北宋西京，皆在构建本朝政治正统的初衷下，转而奉行唐末洛阳宫城制度，持续沿袭其宫城内“三朝”殿宇旧址及功能，且以持续更易殿名的方式，宣示本朝隆兴。而北宋又因国初刻意模仿西京洛阳宫室以营建东京开封宫城，唐制因子继续辗转流入东京宫城，最终造成其以“三朝”为核心的宫城不仅布局“形似”且功能“神似”唐末五代洛阳宫城“故事”的局面。
至此，若重新审视唐至北宋时期之宫城布局，二者间的联系脉络并非出自唐长安，而是借洛阳宫城所生发。看似稳定持久的唐代洛阳宫城中轴线式“三朝”布局，事实上不仅相关殿宇存在兴废，而且其原有政治功能尤其是中朝与内朝，也因之逐步转移到宫城内西侧，而唐、北宋宫城布局之内在传袭脉络，便是在这一“变异”布局营养下渐次生成。
A Review of the Architectural Layout of the “Three Courts” of Luoyang Palace City in the Tang Dynasty and a Discussion of Its Influence on the Palace Cities of the Five Dynasties and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Jia Hongyuan
Abstract：During the reigns of Taizong and Gaozong of Tang,based on the style of the Sui dynasty,the palace city of Luoyang attached more importanc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hree courts” building complex,namely Yingtian Gate,Qianyuan Palace and Zhenguan Palace,which lied on the central axis.In the era of Wu Zetian,the political function of Wucheng Palace located on the west side of the palace city became more prominent since it met the Empress’ need of going to the Outer Court.In contrast,the desolation of the Heaven Building not only dissolved the construction achievement of the “three courts” during the reigns of Taizong and Gaozong,but also facilitate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ivotal status of Wucheng Palace.When the capital was moved to Luoyang in the late Tang dynasty,the axis of political operation with Wucheng Palace and Chongxun Palace to its north as its nucleus had been established.As a result,the central axis and the western axis evolved within the palace city and the L-shape layout of the “three courts” which were composed of Hanyuan Palace,Wucheng Palace and Chongxun Palace came into being.Given that the old capital Changan had been destroyed,the iconic significance of the palace system of Luoyang for the national fate of the Tang dynasty became gradually prominent.Therefore,the palace cities of Luoyang in the Five Dynasties and the early years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both followed the construction mode of Luoyang palace city in the late Tang dynasty.While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imitating the palace city of its western capital Luoyang,the “three courts” of the palace city of its eastern capital Kaifeng also displayed the L-shape layout.
Keywords:Tang Dynasty; Luoyang Palace City; Three Courts; Five Dynasties; Early Song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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