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丽丝·莱辛都市小说中的老年女性书写研究
多丽丝·莱辛都市小说中的老年女性书写研究——一种人文地理学解读
肖庆华
〔摘要〕 英国女作家多丽丝·莱辛是一位重要的都市老年女性的书写者。在她的都市地理书写中，她着重描写了四个都市老年女性的生存地理即：流动音乐地理、日常消费地理、住宅景观地理和记忆杂糅地理。本文从人文地理学的视角入手，分别对作品中所描绘的四个都市地理空间和场所进行分析，进而探讨了作品中文学与地理相互塑造和影响的互动关系对老年女性身份的确认和影响。这种探讨不仅提供了理解人类都市生活的多样性、差异性和丰富性的不同方式，而且加深了对都市老年女性问题的关注和讨论，进而彰显了莱辛都市老年女性书写的独特视角和意义。
〔关键词〕 多丽丝·莱辛；老年女性；女性书写；都市地理；人文地理学
引言
现代社会是一个老龄化社会，65岁及65岁以上的人口比例在稳步上升。正如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在其《社会学》(Sociology)一书中所言：“英国并非惟一正在经历‘银发化’的社会。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都将在今后几十年里经历人口老龄化。……到2030年，65岁以上人口的比例将达到33%(在澳大利亚)和50%(在德国)之间。‘老老人’(年龄超过85岁的老人)的数量将比‘年轻老人’的数量增长得更快。在下半个世纪，85岁以上人口的数量将增长6倍。这一过程有时被称为‘老年人口的老龄化’。”①在一个看重年轻、活力和身体魅力的社会中，老年人往往并不受重视，但是，随着他们在总人口中占有较大比例，老年人获得了比他们过去多得多的政治影响力。虽然衰老是一个带来新的可能性的过程，但更将伴随一系列新的问题和挑战。
面对如此从未有过的都市巨变和困境，作家们努力捕捉和表达新的都市地理绘图，英国当代著名女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作为一个有着60多年漫长写作生涯的女作家，自1980年代中期以来，她的现实主义小说多以都市中的中老年女性为中心。莱辛是一位对都市空间建构比较自觉的作家，她在一系列的都市书写中，回避宏观的地理和空间变化，强调日常生活的地理空间，尤其是地理场所的个人体验，譬如：《老妇与猫》(An Old Woman and Her Cat，1967)、《好邻居日记：简·萨默斯日记I》(The Diaries Of Jane Somers I，1983)、《好邻居日记：简·萨默斯日记II》(The Diaries Of Jane Somers II，1984)、《好人恐怖分子》(The Good Terrorist，1985)和《又来了，爱情》(love, Again，1995)等。正是因为莱辛那与众不同的视角，其都市老年女性书写照亮了都市中看不见的角落：老年女性的生存空间或场所。
虽然她的这些作品，一经出版发行，就受到学者们的关注，但在国内近百篇的研究文章看来，研究者们一般都从叙事学、性别理论、都市空间、伦理学等角度对单个文本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文本细读和探讨。譬如：《又来了，爱情》一书的中文译者之一，瞿世镜教授就以题为《人道主义者莱辛》为序，对此有所评论。但这些研究鲜有从人文地理学角度对莱辛都市老年女性的地理空间进行整体性的分析和关照。本文将讨论多丽丝·莱辛都市老年女性书写的特征和方式，从其作品中描写的四个特殊的都市地理——流动音乐地理、日常消费地理、住宅景观地理和记忆杂糅地理，来探讨作品中所揭示的人与都市地理之间充满感情的关系，进而揭示了莱辛老年都市女性书写的独特性和文学价值。
一、莱辛的都市老年女性书写及其意义
1950年代，莱辛从非洲移居伦敦，从此开始了漫长的都市书写之路。这些都市书写体现了莱辛对伦敦现代都市化的个人体验及思考，尤其是将自己女性的经历和视角融入其作品中。作为一位人生经历复杂且都市生活经验丰富的作家，莱辛目睹了现代化社会的变迁，她冷静地观察并思考着都市人的命运和生命的价值，关注老年都市女性在生活场所中的生存状态。她一直试图通过写作来反映都市地理，探求都市空间，理解都市场所。
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在《第二性》(Le deuxième sexe)中曾写道：“女人命运的发展曲线，要比男人更不规则，更没有连续性。女人生活中的每一个阶段都是相同而单调的，但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转折，又极其突然而危险。”②都市老年女性是一群特别的人，成年以后，她们不得不扮演着多重角色。与男性的生活状态相比，她们在家务劳动、照顾孩子和专业职责等方面都有着相当大的差异，而这些差异都会影响到她们老年的生活和状态。女性一般比男性活得更长，这就使得老年人口高度“女性化”。因为家务和育儿等责任，女性要么比男性较少参与有酬工作，要么工龄相对较短，工资水平也较低。这些因素对女性晚年的经济状况有很大的影响。当丈夫去世，而又无子女赡养和帮助时，情况就更糟糕。由于生理上的差异，随着年龄的增长，女性身体不便或残疾的情况也更多见，哪怕就是料理个人生活，如洗澡和上下床，她们都需要更多的支持和帮助。但即便是这一最基本的生存需求，往往也会被忽略和漠视。
在文学传统历史悠久的英国，更推崇的是精英文化，但莱辛却将都市老年女性这群都市的边缘人作为自己作品的主人公和关注对象，将她们为社会所忽视的感情生活、内心冲突和生活在社会边缘的痛苦挣扎放在一个特定都市场所描写，加之自身晚年生活的经历和体验，使得她对这一特殊人群的都市地理和生活状态的书写更深刻而感人。
譬如，1995年，莱辛创作了《又来了，爱情》。这部小说是关于都市老年女性的爱情故事。小说有两条线索，其中一条是这本小说的女主角莎拉已经65岁，丈夫早逝，她不得不靠写作独自抚养小孩。后来她与三位好友组建了青鸟剧团，该剧团一度在法国的马提尼克节庆中推出《朱莉·韦龙》，并获得极大的成功。多年来，莎拉致力于剧场，无意再婚，也无心谈恋爱，但在这次音乐表演的国际合作过程中，莎拉任编剧，亨利和比尔分别出任导演和演员，莎拉出人意料地同时爱上亨利(38岁)和比尔(28岁)。莱辛刻意安排莎拉在排戏期间爱上亨利和比尔，以便将这位老年女性的回忆和性幻想呈现出来。莎拉已上了年纪，独守空房二十余载，面对这种老少恋，内心不免冲突。莱辛着力描写了故事发生的地理场所，让萨拉的内心矛盾一一浮现。另一条线索是关于朱莉·韦龙的故事，也就是《朱莉·韦龙》一剧中的女主人公。她是法属殖民者种植园主和他混血儿情人的私生女，受过良好的教育。这位才貌双全的姑娘吸引了不少追求者，但由于门第不当及社会偏见，情人们都舍她而去。最后，朱莉在婚礼前夕，突然投水自尽。她或许不敢再承受被爱人抛弃的痛苦经历，或许不愿意违背自己的初心。数十年后，朱莉的日记、绘画和音乐作品公开发行，引起轰动，她成为家喻户晓的文化名人。小说中，两条线索贯穿始终，相互渗透，相互烘托，创造了一个内涵丰富的、文本交织的结构。
纵观莱辛的都市老年女性书写，她的作品中所呈现的都市老年女性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她们都是都市老年独居女性。她们有的中年丧偶，一直独居，没有再婚，如《又来了，爱情》中的萨拉；《老妇与猫》中的赫蒂；有的中年离异，一直独居，没有再婚，如《好人恐怖分子》中的爱丽丝的妈妈多萝西；有的老年丧偶，一直独居，如《好邻居日记：简·萨默斯日记I》中的莫迪。这些都市老年独居女性脱离了主流社会群体的生活方式。她们不仅是对应于中心人而存在的都市边缘人，而且是都市边缘群体中最边缘的存在之一，聚合了女性群体、老年群体和独居群体的边缘性。
莱辛是一位有着广阔社会学视野的作家。她善于发现那些被主流社会所漠视、鄙夷和遗忘的边缘小人物，挣扎在社会夹缝中的边缘群体。她结合自身女性体验，将都市地理与人物的命运结合在一起，进而去反映整个社会和人类的境况。莱辛不遗余力地探讨这些处于都市边缘地位的老年独居女性所遭受的不平等待遇，描述她们所经受的不为人知的痛苦和折磨，她力图向人们展示都市中充满异质性和丰富人性的隐蔽角落，彰显了她的文学道德责任感及对人性的深切关怀。
二、莱辛都市老年女性书写的人文地理特征
在现代社会中，正是都市地理空间的不断重组，社会的不断重构，地理和空间才会一次又一次占据文学书写的中心。人文地理学强调人与地理要素的互动，地理现象的主观描述和领悟，强调情感与地点联系的紧密度的衡量空间。文学作品中的地域描述涵盖了对地区生活经历的分析。正如迈克·克朗(Mike Crang)指出的那样，“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小说具有内在的地理学属性。小说的世界由位置和背景、场所与边界、视野与地平线组成。小说里的角色、叙述者以及朗读时的听众占据着不同的地点和空间。任何一部小说均可能提供形式不同，甚至很有价值的地理知识，从对一个地区的感性认识到对某一地区和某一国家的地理知识的客观了解。”③
人文地理学以人为核心，探讨人与环境的关系，并强调“地方”之于人的重要性。关于地方的定义是十分丰富的，在众多的定义中，人文地理学让我们看到地方与人的互动及其意义。地方是社会建构物，是个体对之产生情感和文化依恋的环境。“地点(palace)是空间内一个具体的场所，它的显著特点是人类在地点之上有规律地进行活动。而且，地点是这些活动的必需场所。地点形成个人身份认同感及社区(团)归属感，是人们可能形成亲密持久关系的场所。地方成为经验建构而成的意义中心。”④
文学作品的“主观性”不是一种缺陷，事实上，正是它的“主观性”言及了地理与空间的社会意义。⑤纵观各类描写城市的作品，尽管出现在不同时期，但都通过不同的城市区域的描写，揭示了城市生活的本质及其社会问题。不同作家的写作方式及其流派，揭示了时代的变迁，并与不同的生活经验和知识结构相对应。
莱辛被誉为“我们时代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⑥她作品中那种亲身感受的、情感丰富的地理景观描写，远远超过了社会学上的那些冷冰冰的统计数字，揭示和探索了人与地理、场所之间充满情感的关系。作为一位都市空间建构意识比较自觉的作家，莱辛的都市老年女性的书写总与一定的文化地理空间有关，从而呈现出不同凡响的都市地理特征。
莱辛这种与众不同的空间写作意识与她的个人经历有关。幼年时，随父母在几个国家迁移，30岁离异携子回到伦敦后，又数次搬迁。这种对都市地理和场所的敏感，在她早期的作品中就曾表现出来。譬如：《四门城》(The Four-Gated City)中的女主人公玛莎，长在殖民地，成年回到伦敦后，好奇而热情地打量和探索着伦敦，正是在对都市地理的认知中，重建了伦敦这座城的知识。莱辛在都市老年女性书写中，更是将都市空间的体验与主题书写联系在一起。
譬如，莱辛在《又来了，爱情》一书中体现了都市音乐地理的力量。自从莱辛1949年回到伦敦，她本人有广泛的聆听经历。莱辛不仅出入不同的音乐厅和观赏各类戏剧，自己在创作小说的同时，还有音乐剧和戏剧的创作的尝试。⑦虽然这些创作与她的小说写作相比微不足道，但她对音乐的狂热和戏剧的痴迷都沉淀在其作品中了。在《影中漫步》(Walking in the Shade)中，莱辛写道：“我经常去剧院。那个时候你从早晨开始排队，就是为了晚上能在正厅后排或走廊看一场戏，花相当于今天三四英镑的价格。我就是这样看了所有在伦敦上演的戏剧，有时甚至站着看的。我持久地迷恋着剧院。”⑧了解这些与音乐为伴的经历与感动，便不难理解莱辛作品中的音乐地理描写及其意义了。
三、莱辛都市老年女性书写的都市地理
莱辛都市老年女性的书写，不只是简单地、客观地对地理景观进行描写，文本中的都市地理和场所也提供了认知都市老年女性世界的不同方法。下面将对莱辛作品中的四类都市地理空间书写，即流动音乐地理、日常消费地理、住宅景观地理和记忆杂糅地理进行分析，探讨其中呈现的都市老年女性的生存议题。
(一)流动音乐地理
在一个后工业社会，“当我们把音乐作为一种交流方式来讨论时，这其中暗含着地形学的意味，而从这种地形学之中又衍生出政治。”⑨音乐作为一种符号，和其他类型的符号有很大的差异，是一种极难控制和固定的话语方式，是一个可以产生多个所指的能指。特里·伊格尔顿 (Terry Eagleton )就很恰切地指出，“文化可以被视为一种社会无意识”。⑩因此，探讨文本中音乐和地理的关系及其表达流动性和空间关系显得尤为重要。
在《又来了，爱情》(又译为《爱，又来了》)中，莱辛将自己独特的音乐领悟融入了音乐地理和听众景观的书写中。她在《影中漫步》中对该部作品有这样的阐释：“在《爱，又来了》这本书上，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尽管并不明显。正如《金色笔记》所设想的主题——女人与男人——所有评论者所能明白的，《爱，又来了》的直接主题——老年之爱——却令人震惊，而这部小说有一个更复杂的结构，很少有人注意这一事实。”width=17,height=14,dpi=110这里，不难看出这部小说本身蕴含的寓意远远超过对大都市中老年人的爱情的讨论，因为该小说中所呈现的丰富的音乐意象和莱辛称之为“更复杂的结构”之间的关系，值得研究者们进行更深一步的探讨。
文本世界中的虚构与想象不仅可以更加有效地记载、呈现、表征以及预示人类的生活，也往往具有某种生命功能和历史文化功能。width=17,height=14,dpi=110文学文化内在的认知功能是非常独特的。莱辛在其小说中对音乐、音乐人物和事件的描写，从一个重要的侧面深刻反映了一战以来的西方社会的矛盾性和复杂性，战后各种新类型音乐的出现已经隐含了解构和颠覆原有文化形态的一面。莱辛曾有过这样的音乐评论：“我听了大概四年左右的爵士，尤其是布鲁斯。它对我有什么用呢？如果战争年代的向往，渴望，缺乏的音乐——‘我含泪而舞’，‘烟雾迷蒙你的双眼’——让我、我们所有人受到浪漫爱情的影响，这种爱情的核心在于你得不到它。那么我认为，爵士尤其是布鲁斯，将是一种挫折，对于失去痛苦的享受与我们联系在一起。我在简化，但对我来说，听布鲁斯，比利假期，贝茜·史密斯，和伯德的萨克斯那令人心碎的哭喊，伴随着的是一段痛苦的时光，一个加强另一个。令人愉悦的青春期忧郁能深化成某种危险的东西——毒药。”width=17,height=14,dpi=110一种音乐从来就不是孤独而存，它总是不期然地与一段历史相遇，相随。
作为青鸟剧团的管理者和编导，萨拉时而沉浸在庞德的普罗旺斯的诗篇里，时而又迷失在古老行吟诗人的抒情乐曲中，这既是剧团生存的需要，也是音乐人的责任。音乐与归属感相连，某一地区的地理特征也得到了加强。《朱莉·韦龙》在斯蒂芬的“女王御赐庄园”预演时，吸引了上千的英格兰乡村中产阶级，在那里，“人们四处走动，在草坪上聊天，或坐在草地上。一个从伦敦来的剧团跳起了伊丽莎白时代的舞蹈。一个地方组织唱起了都铎王朝君主作的歌曲。接着最主要的项目开始了，就是朱莉的音乐，由萨拉配上了歌词。这是后期音乐，歌手们没有伴奏，因为人们一致认为她的‘吟游诗人音乐’应该配上古乐器，可目前还没找到这些乐器。” width=17,height=14,dpi=110“她那‘吟游诗人’时期的乐曲充分倾诉了她的不幸，然而在外表形式上，却在某种乐曲形式(就像忧伤的葡萄牙民歌，或者，就此而言，就像黑人布鲁斯乐曲)所限定的范围之内，那乐曲形式总是把荡气回肠的悲歌局限于个人对于怜悯同情、对于终止痛苦——对于爱情的轻微呼喊。”width=17,height=14,dpi=110音乐的主题再一次强化了小说的主题。
在社会快速变化或不稳定时期，重新挖掘传统，将它作为重新确认当前特性的方式是十分可行和必要的。在对过去的肯定和称赞中，人们是在为不确定的未来寻找安全感。在一个碎片化的现代社会里，谈论爱情是一件奢侈的事，更何况是一个年过六旬的老人的老少恋。萨拉对《朱莉·韦龙》故事的发现、挖掘和改编，既影射着这种传统古典情感在现代社会的稀缺，又展示了萨拉对这种情感的渴望和向往。音乐的民族性强调静止的民间音乐或无地区限制的古典音乐。在社会意识形态的一致性被城市化大肆败坏的今天，人们对音乐民族性的钟情是对社会异化的抵制和反叛的另一种形式。
音乐总是与欣赏音乐的场合联系在一起，音乐的表演与欣赏的空间密不可分。音乐通过自己独特的力量，创造了一个情感的空间，一个无言共谋的群体。在这里，人们在一起倾听音乐、一起欣赏剧目，并形成一定的行为规范。在小说中，由于女主角莎拉与众不同的音乐经历及演出计划，音乐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已经失去了纯粹性和绝对性的预设，成为塑造年龄、性别、阶级的一种力量，一种怀疑所有声称具有表征之外的物质力量。正如小说中的莎拉和剧中的朱莉·韦龙在这种机会和探索中得以复活，并在都市亚文化地理空间中找到一席之地。
在文本中，音乐的听众景观也起到升华主题的作用。音乐的表现空间和听音乐的场所即声音景观的创造来突出人物的性格和身份，声音景观地理在不知不觉中形成。不同种类的音乐开发了社会活动的空间，各种群体的人以特定的方式，按照性别及相关的社会规范集聚在一起。对于像《朱莉·韦龙》这样一部成功的剧目，它所造成的听众景观是不同的。这里是以爱好文艺的乡绅斯蒂芬为代表的英国乡村中产阶级音乐爱好者们的乐园，却不为来自伦敦都市的乐评人和评剧人所欣赏。与此同时，类似的冲突和摩擦还表现在乡村中产阶级的音乐品位对年轻人喜爱的流行音乐的抵制，这种由于趣味和阶级造成的表现在音乐地理上的冲突贯穿整篇小说。
由萨拉及斯蒂芬改编的《朱莉·韦龙》在英国的成功主要是获得了维护传统的英格兰乡村的观众们的认可和喜欢。虽然《朱莉·韦龙》不像在法国那么轰动(法国是《朱莉·韦龙》的故乡)，但英国乡村观众的掌声至少证明了该剧的成功。青鸟被公认为最佳实验剧团之一，每逢新剧首场演出的夜晚，剧评家们都来看戏。不过，这次伦敦的乐评人、剧评人及青年人对该剧不理解，作出“淡而无味”或“野兽派的怪味道”的评论时，在场的观众反应却是热烈的，“他们很快表现出他们喜欢这个篇章，并且理解了它，所以当游吟诗人的音乐响起时，他们热烈地鼓掌，表示他们并不觉得这种形式很离奇。节目单用了整整一页来介绍这种音乐：它的历史，它在12、13世纪的起源，它受到阿拉伯的影响，它的乐器，它对阿拉伯源头的发展，它在几世纪以后出人意料地出现在《朱莉·韦龙》的音乐中。”width=17,height=14,dpi=110音乐及欣赏音乐的空间生产了一个情感可以共鸣的社会群体。
音乐剧虽然获得了商业上的成功，却未必能得到主流乐评人的认可，毕竟这部戏不是在伦敦的主流剧场上演出。来自社会主流的乐评人对该剧并没有显现出更多的热情和欣赏，“在前排，伦敦来的评论家们纷纷落座，有一些脸上带着恩赐似的表情，另一些则悄悄在座位间穿行着，生怕被人注意或要与什么人交谈，以免破坏自己的公正。……有经验的人把目光投向评论家们，只有两个一流的评论家到场，伊丽莎白正在向他们表示谢意，其他的是二流评论家，或是徒子徒孙们……所有到场的评论家可归为两类：一类是剧评家，提出他们的观点，另一类是音乐批评家，他们是冲着‘女王御赐庄园’的音乐和娱乐名声来的，对舞台上的东西一窍不通。所有评论家面对这出音乐和舞台剧的混合物，都不知从何入手。……这些音乐出现在第二幕里，但两个一流音乐家因为要驱车回伦敦或赶火车的缘故，在第一幕结束时就离开了。他们脸上都带着一种批评家被浪费了时间的不可一世的神情。……其余的剧评家在第二幕结束时退场，这样他们就没法看到第三幕中的许多透明的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的音乐，它们超越和拒绝个人化的东西。” width=17,height=14,dpi=110这种被主流的音乐听众拒绝和排斥的现实折射出该剧的非主流性，这种边缘性既与朱莉·韦龙的处境相似，更是与萨拉的身份一脉相承。
小说正是通过音乐听众景观的细腻描绘，不同的阶级、性别和人群所产生的冲突和摩擦跃然纸间，进而升华了作品的主题：为女性、老人及弱者的权利呼吁。读者在对萨拉的处境产生强烈共鸣的同时，对萨拉的命运产生了无限的同情和理解。音乐听众形成的他者景观地理强化了萨拉作为女性和老人的社会身份，现实与文本相互交织在一起，相辅相成浑然一体。
(二)日常消费地理
人们每天进行日常生活时，就会在不知不觉中形成一套与人沟通的方式和行为方式，而且它们会逐渐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东西。一种特定行为方式的不断重复开始与某一特定的地区相关联，而那些初到那个地区的人只要留在那儿，其行为方式就会被慢慢地同化。地理区域为人提供了一个连接纽带，将这个地区的人与时间轴上的共有经历串起。随着时间的叠加，空间成了区域或社区。
在不少小说家的作品中，商店成为故事发生地，由此构成了一个商业与欲望交错的地理空间。商店成为女性尤其是年轻女性的世界，这里充满了承诺和欲望。在这样一个崇尚年轻、时尚的消费社会中，老年人的消费往往变得不显眼。老年人的消费是如何通过一系列特定的地理空间里的形式和活动来获得再现的问题，往往被人们忽视。
当人上了年纪，他们就会面临着难以逾越的身体、情感和经济方面的问题。老年人最关心的问题中就包括保持独立性、自由活动和完全分享社会资源的能力，但每个老年人面临的问题并不完全一样。在经济资源和可获得的情感和保健支持等方面老人之间也有很大差别。阶级、性别和种族对衰老过程具有重大影响。大型的商业场所不再适合老年女性，城市消费地理为此正在改变。
商店使商业街区内部化，社区超市成为一个更容易让老年消费者接受的消费场所，因为年老者身体衰弱，行动不便。都市中的消费空间开始转变，地理空间随之碎片化，文学作品对此的处理也开始出现转变。譬如，作品中开始出现自由式的回想、零星的回忆，打破时间的顺序，叙述无法连贯，更关注个体私密的体验。莱辛在《好邻居日记：简·萨默斯日记I》中反映并书写了这一都市地理的变化。
《好邻居日记：简·萨默斯日记I》讲述的是经济与精神皆独立的中年时尚达人简·萨默斯，她不仅拥有一份时尚杂志编辑的工作，而且有一个令人羡慕的上流社会的社交圈。但这份事业上的成功，并不能填补她在感情上的缺失。尤其是在失去母亲和丈夫之后，她对自己过去的情感和生活状态产生了质疑。一次偶然的机会，简结识了八旬老人莫迪，两个不同世界的女人，在不断渐进的交往中，产生了非同寻常的友谊，这种友谊改变了彼此的关系和对生活的认识。
她们友谊的起点是在一家社区的药店——一个特殊的消费场所。那天，居住在附近体面公寓里的简·萨默斯到药店去，买一些化妆用品，譬如：指甲油、腮红、眼线、眼影、口红、珠光唇膏、化妆粉、睫毛膏等，而住在附近被称之为“拆迁房”的莫迪去买镇定药，因为不认识处方上的药名，让简告诉自己药名。因为身体的原因，莫迪是药店的常客。对莫迪而言，在药店买药是续命。但即便是生活中的最基本需要，她也显得囊中羞涩，在付药款时，从她那又破又大的包包深处掏钱出来，慢慢地一个硬币一个硬币地数。对简而言，在药店所买的那一堆化妆护肤品，不过是补充家里囤货的不足。相遇那日，简回家后，又与同事乔伊丝一起去阿尔佛里多餐馆吃了一顿不错的晚餐，简想起了莫迪(即福勒太太)，“我当然没提福勒太太，但我一直在想她：我坐在那儿，打量餐馆里周围的人，大家都衣冠楚楚、干净整洁。我想，要是她走进这家餐馆……不，她进不来，她连清洁工或洗碗工都当不上。”width=17,height=14,dpi=110
也正是与莫迪相识的原因，简才意识到大街不仅是属于那些行色匆匆的都市白领丽人，也属于被人遗忘的老年人，尤其是都市老年女性。简自述她与莫迪一起走在大街上，震惊地“突然看见”老年人——特别是老年女性的感受，“我仔细打量着大街，突然看见——老太太们。也有老先生，但还是老太太居多。她们慢吞吞地走着。她们三三两两地站在一边，谈天说地。或者她们坐在街角法国梧桐树下的长凳上。我以前从没见过她们。那是因为我害怕自己会变得像她们。走在她身边，我很害怕，害怕她的味道，一种泛甜带酸、尘土般的味道。我看着她苍老瘦弱的脖子上的污垢，她手上也有。”width=17,height=14,dpi=110
莫迪即将离开人世之前的开销主要是医院的费用和为自己的葬礼缴纳的葬礼基金。因为没有足够的钱，莫迪在医院的治疗更像一种形式，她不能住新医院，得不到医术精湛的医生的治疗。在住院期间，她成为医学院学生实习观摩的治疗对象，医生所开的药无关痛痒，解决不了病情，甚至不能止疼，护士也缺乏尽职尽责的态度。为了让自己能体面的下葬，莫迪几年前就开始每周缴纳葬礼基金，甚至日子不好过的时候，她挨饿也交钱，全部交齐，一共有十五磅。她曾希望葬在帕丁顿，想躺在母亲旁。她不知道，那些墓园早就不在了，她那十五磅如今都不够租一把铲子。
除了那寒酸不堪的房子的租金，维持基本生存存在的食物外，莫迪的消费场所是药店和医院。那琳琅满目商品的大街对她而言，不过是维持基本生命的辗转之地，她无暇光顾，更无力光顾。文本以断断续续的节奏揭示一座“碎片化城市”的生活经历，将贫与富并置在一起，鲜明的对比揭示都市生活特征。在碎片化的碰撞交织中来表现城市日常生活的节奏，从而反映出都市生活的多元性及其被遮蔽的消费和生活场所。莱辛用那细腻的笔触去描写都市老年女性的日常消费场所，揭示的是赤裸裸冷冰冰的现实，为读者提供了不同的侧面去理解都市老年女性。
(三)住宅景观地理
现代都市容纳了众多不同的文化和人群，不仅是不同文化的自我再现，而且是区隔的活动区域。将这些区隔场所呈现出的分散、零星的文化形式并置，并考察在并置中所产生的新的特征。都市的发展使人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巨变，老年人这一弱势群体失去了他们应有的社会地位。富人、社会名流、知识精英住着带花园的高档住宅，而辛劳一生的贫苦老人们却连像样的养老之地都没有，这也体现了都市住宅景观的对比和反差。
都市中的老年文化就存在于这样的区隔场所之中，表现为一种地理方式或格局的安排。譬如，一座老年公寓或养老院，它首先将不同地方的老年人结合在一起，然后又把这些人与他们曾经的生活地分隔，远离他们原有的生活资源，也远离那种环境中文化方面的约束和限制。对于一个新到养老院的老人而言，陌生的人、陌生的生活规则以及脱离原有生活环境，都会对其形成突如其来的压力。新的场所、新的地点构成新的环境格局。特定的空间和地理位置始终与其特有的文化保持密切联系，这些文化内容不仅仅涉及表面的象征意义，而且包括她们的生活方式。
《好人恐怖分子》中的爱丽丝的妈妈多萝西在卖掉过去梅灵斯家那座豪华的旧宅后就住进了一栋老年公寓。爱丽丝又要向妈妈要求经济救济时，被妈妈的新住处惊呆了，“她皱着眉走进黑暗的街道，走了大概一百码远，……爱丽丝叹了口气，回过神来，朝妈妈的公寓走去。……这间房间可没有那么大，爱丽丝觉得它看起来廉价又丑陋。”width=17,height=14,dpi=110老年公寓的住宅景观，让人的归属感丧失，无所归依的感觉使人倍感孤独及社会的冷漠。
《老妇与猫》是莱辛另一部被人称道的作品，它描写的是一个吉卜赛女郎赫蒂嫁给一个英国人后，在伦敦定居下来了，夫妇俩抚育了四个孩子长大成人。四个孩子各自成了家，也有了子女，而且过上了有车有房的体面的中产阶级的生活。丈夫过世后，孩子们嫌弃母亲身上保留的吉卜赛人的生活习惯，不与她来往，更不用说赡养之事了。多年过去，只有一个女儿曾给她寄过一张圣诞卡。她与周围的邻居也格格不入，一天，她收养了一只流浪猫，从此与猫相依为命。后来，当她临死之时，还是那只猫陪伴她度过了人世间的最后几个夜晚。
在这部作品中，莱辛将故事情节安排在都市看不见的区域，被遗弃的老妇所在地构成了一个阴暗的地理景象，成为伦敦“不可知”的神秘景观。这里，莱辛将20世纪六七十年代那些藏匿于社会角落的贫民区、收容所、敬老院与城市外表的规划和建设进行对比描写，公开、美好、有序、繁荣的、由政府控制的建筑景观地理与遮蔽的未知的城市地理形成对比。小说通过这些被忽略的地理空间描写，揭示了一种知识地理即伦敦政府对遮蔽的社会问题(那些身体与经济被社会所抛弃的老人)的了解和掌控，同时也展示了一个政府权力拒绝触及的范围。
《老妇与猫》中的赫蒂，一次又一次在都市居住空间的迁移中，走向都市中的愈加黑暗的被遗忘的角落。在废弃的房子里居住下来，她不敢走进政府部门去恢复她领养老金的权利和她的身份，因为她欠着房租，还因为那台不属于她的电视机，她无法支付租金。她不愿意去政府修建的养老院，因为在那儿的老人死得更惨。被派来为赫蒂等人分配住房的年轻官员对这些情况非常清楚，“这个年轻人十分了解住房紧张所造成的痛苦的程度，知道有多少被子女遗弃的老人得不到由当局照料余年的机会，因此他不能不感到这个骨头架子样的老太婆该庆幸能在他的养老院里得到一席之地，即使——他清楚实际情况，也感到惋惜——在那里面，老人被当做不听话的呆傻儿童对待，直到有幸死去。” width=17,height=14,dpi=110政府所控制的权力地理，只能加剧这一遮蔽住宅空间的存在。
(四)记忆杂糅地理
都市化的速度在加快，人口的流动性越来越普遍，老年文化地理也不知不觉地受到影响。它们不再是指某一特定的区域，而是指老年人经历了各种都市迁移之后，所有相关联的杂糅的记忆地理。这种记忆性的杂糅地理不仅是指真实而有限的都市区域，而且是存在于不同老年个体记忆中的都市地理。这些无区域且无固定场所的记忆中的地理空间，隐藏于都市老年女性心中，构成了老年文化地理独一无二的特征。
当老年人的独立性和完全自我照顾的能力都受到更严重的挑战时，生活更加艰难。城市中上了年龄的人，无论他们住在哪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喜欢回想一些地方。这是他们地区意识中特别的地方，这些地方也许是记忆中铭刻了生命中难忘时刻的地方，也许是现在千里之外亲人生活的地方。那些凝聚情感记忆的地理坐标在真实的世界中消失，却在这些感受者记忆中复活。从这个角度讲，记忆中的地理景观是动态的、发展的，更是无界的。
这些上了年纪的老年女性，她们可能面对过去的一幅画，一张照片，唤醒了她们过去生活的一段回忆，这段回忆中充满了无法言说的复杂情感。但这些画上的地理景观，是一种不在场的存在，但却主导着回忆者的情感和思想，尤其是这些思想是放在什么样的特定情境来看的就显得很重要了。因为什么样的事物对谁有吸引力，不同的人怎样以不同的方式认定自己的归属以及对景观的不同态度。地理经验与自我认同紧密相连。莱辛曾在《老年》(“Old”)一文中写道：“正如幼儿第一次看世界时的感受：一切都是奇迹。老年时光是回忆过去种种的极佳时候。”width=17,height=14,dpi=110
对于这些身体不便的老者来讲，记忆其实是一种学习，是又一次体会生命价值的机会。在和周围的人每一次交流中，她们仿佛听到过去时光的流淌之音，似乎消逝如风的人和事在讲述的文字中、构建的空间里，跨越诸种裂缝和空白，复又重生。对她们而言，时间不再是呼啸而去的单向列车，这或许这是没有地区差异的最有趣和意义的部分了。这些没有区域的地理记忆与公寓及住宅造成的区隔空间，与普通的老人根深蒂固，周而复始的生活，与这一切所引起的孤立和情感的分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进而加深了老人们的孤独感和被遗弃感。
在《好邻居日记：简·萨默斯日记I》中，莫迪的房间里，存放了许多过去的旧物，当简每次去看她时，她都有一份与众不同的回忆相伴，有时是童年时一次到埃塞克斯郡的一次家庭旅行，有时是在圣约翰森林(伦敦一个区。地处西北的富人区)自己花园里的游玩，有时是与家人一起的一次商业区购物，有时是帕丁顿路上的时髦宴会、剧院什么的……可以说这些记忆无时空限制，这些无固定场所构成的记忆性的地理空间，构成了莫迪老年生活的重要部分，她已不需要考虑事情的先后顺序，几十年以来一直沉浸在色彩鲜艳的图像中。温馨的回忆，丰富的记忆空间与现实的孤独，居住环境的脏乱形成鲜明对比。
在《又来了，爱情》中，萨拉尽管忙于剧院的管理和排练，但每次在房间独自一人时，带有鲜明地域特征的记忆填满了脑海：有时是带孩子在南普罗旺斯乡村，有时是她祖父母一起生活的印度，有时是她学生时代就读的蒙彼利埃大学时学法语和意大利语的情形，有时是她远在印度和美国已成家立业的儿孙们……这些有意识选择而存在的记忆地理空间是她一生中的重要时刻。正如帕特里夏·法拉(Patricia Fara)在《记忆》一书中所描述：“我们痛苦地意识到我们记忆是有选择性的和脆弱易变的。无论我们试图回忆我们自己生活中的某些特殊的细节，还是要建构能够描述更大的文化变迁的历史叙事，我们都必须面对在重新经历过去时所固有的间隙和扭曲。”width=17,height=14,dpi=110
在莱辛书写的老年女性这些记忆杂糅的都市地理中，是她们相反的现实困境的映射：也许是年老体衰，身体上的行动不便，这些记忆中的场所是她们想象中的活动之地；也许是社会服务和活动的减少，有了更多在家打发的时间，记忆中的故事发生地才让她们有一种真实的存在；也许是因为害怕被遗弃的恐惧，杂糅的记忆地理空间才能带给她们安全感。总之，文本中这些记忆中存在或消失的地理场所为我们理解这个对都市老年女性充满成见的世界提供了一条条通道。
四、结论
近年来，人文地理学陆续在世界各国获得了出乎人们意料的中心地位，进而造成了对相关学科的重新阐释。人文学者们对各种文学体裁中的地理空间的叙述越来越感兴趣，不仅因为作品中充满了各种地理描写，而且，文学作品中的地理空间描写体现了对空间现象进行的理解和解释努力。文学作品不仅描述了地理，而且作品自身的结构对社会结构的形成也做了独特的解释。由此看来，文学作品不再仅仅是对外在世界的机械描写，文学与地理的融合提供了一种认知世界的方式。在作家不同的地理空间的呈现中，加深了人们对某一个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解和社会问题的思考，反之，某个时期的意识形态也影响了作家的写作动机及其创作方式。当我们意识到文学作品是世界意义网络一部分的时候，文学的解读和理解方式也开始变化。
本文通过莱辛作品的文本分析展现了她对一个时空压缩时代的都市生活变化的回应。其中对都市老年女性的问题的关注和反思，构成了一个关于老年问题的生态思考。她鼓励人们采取一种积极的观点对待老年和老年人。年龄的歧视是一种意识形态，就像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一样。对待老年人就像在其他领域一样，存在刻板印象，她的小说让女人们觉得“我能够控制我自己的生活”。正如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如此评价：“多丽丝·莱辛既是文学史中的典范，也是当下文学创作的先锋。她改变了我们审视这个世界的方式。”width=17,height=14,dpi=110莱辛的创作所发现的被遮蔽的都市地理空间，并将描写出来交织于该地理空间中的复杂的人际关系及其真相，改变了我们对都市老年女性的认知，展示了其独到的洞察力、智慧和悲悯。
正如译者瞿世镜在《又来了，爱情》译序中指出那样，“1999年，是联合国确定的‘国际老人年’，它的主题是营造一个‘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的社会’。我们在1999年把莱辛此书的中译本奉献给读者们，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上海已经率先进入老龄社会，中国亦将在下世纪初进入老龄社会。让我们大家不要忘记，老年人不但有物质需求，还有精神需求、感情需求，他们也盼望‘共享’爱与被爱的基本权利。”width=17,height=14,dpi=110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止2019年末，国内60岁及以上人口约有2.54亿，占总人口的18.1%，这意味着中国正面临着严峻的人口老龄化形势。根据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研究预测数据，到21世纪中叶，中国的老年人口数量和占总人口比例双双达到峰值。当然，更多的国家也正在经历人口的“银发化”，而且这种情况还会大幅度提高，并将在今后几十年持续下去，全球面临新的挑战。正因如此，2020年10月2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第47条明确指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积极开发老龄人力资源，发展银发经济。推动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协同发展，健全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发展普惠型养老服务和互助性养老，支持家庭承担养老功能，培育养老新业态，构建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健全养老服务综合监管制度。”width=17,height=14,dpi=110毫无疑问，在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中，对老年人群体的重视、关怀、关爱等将继续成为愈加重要的社会议题。
面对人口老龄化这一都市巨变及全球性社会问题，世界文学创作还需要更多的关注和表达。正如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所言，莱辛那源自其自身老年真实生存经验的写作逼我们去正视那些原本视而不见的现象，“莱辛从事写作有如呼吸，不断逼近我们生存中的考验和启示。她撇开保护的手套，直接抓取现实，就像抓起一株沾满泥土的根菜，展现出我们原本未意识到自己可以触及的经验。”width=17,height=14,dpi=110莱辛文本中的老年都市女性书写使我们能将更多目光投向老年都市独居女性群体，从而更加重视这一边缘群体的生存状况，这正是莱辛创作的现实意义所在。
① 安东尼·吉登斯：《社会学》，赵旭东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05-206页。
② 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第650页。
③ ⑤ 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杨淑华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5年，第39-40、40页。
④ 参见刘英：《书写现代性》，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5页。
⑥ Doris Lessing,Doris Lessing Storie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Edition, 1994, p.1.
⑦ 莱辛创作的戏剧有：Mr. Dollinger(produced in Oxford, England, 1958)；Each in His Own Wilderness(produced in London, England, 1958)；The Truth about Billy Newton(produced in Salisbury, England, 1961)；Play with a Tiger (produced in London, England, 1962; produced in New York, NY, 1964), M. Joseph(London, England), 1962.
⑧ width=17,height=14,dpi=110 width=17,height=14,dpi=110 多丽丝·莱辛：《影中漫步》，陕西师范大学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9、265、129页。
⑨ 亚历山大·戈尔：《作为交流方式的音乐》，D.H.梅勒编：《剑桥年度主题讲座：交流方式》，彭程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年，第132页。
⑩ 特里·伊格尔顿：《论文化》，张舒语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第vi页。
width=17,height=14,dpi=110 王晓路：《文学研究与文化史的诸种问题》，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6页。
width=17,height=14,dpi=110 width=17,height=14,dpi=110 width=17,height=14,dpi=110 width=17,height=14,dpi=110 width=17,height=14,dpi=110 多丽丝·莱辛：《又来了，爱情》，瞿世镜、杨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第76、31、296、295-296、14页。
width=17,height=14,dpi=110 width=17,height=14,dpi=110 width=17,height=14,dpi=110 多丽丝·莱辛：《好邻居日记：简·萨默斯日记I》，陈星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6年，第11页、第9页、封面页。
width=17,height=14,dpi=110 多丽丝·莱辛：《好人恐怖分子》，王睿译，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年，第303页。
width=17,height=14,dpi=110 width=17,height=14,dpi=110 多丽丝·莱辛：《老妇与猫》，傅惟慈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189页、封底页。
width=17,height=14,dpi=110 Doris Lessing, “Old,”in Doris Lessing,Time Bites: Views and Reviews, London: Harper Perennial, 2004, p.216.
width=17,height=14,dpi=110 帕特里夏·法拉、卡拉琳·帕特森编：《剑桥年度主题讲座：记忆》，卢晓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年，“导言”，第1页。
width=17,height=14,dpi=110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人民日报》2020年11月4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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