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大众医学读物的传播与接受
中国近代大众医学读物的传播与接受*
——以《验方新编》为例
刘 希 洋
[摘 要]作为民间医药的重要组成部分，验方因在满足大众医疗需求方面的优势而广行于世。重点辑录此类知识的《验方新编》一书，内容丰富，便于非专业人士查阅和应用。它在1846年出版后的近二十年里并不为人熟知，却在19世纪后期迅速扩散开来，传播到了全国大部分省份以及俄国、日本、新加坡、美国、加拿大等国家。进入20世纪之后，该书的普及程度进一步提高，并逐渐成为易得易懂易用类医药知识的一种象征和代指他人经验的一种常用语，乃至“中医”的代名词。这种嬗变实际是社会需求、名人效应、出版印刷技术革新、商业营销和民间劝善文化共同推动的结果。一本传统的民间验方书在趋新求变的背景下大放异彩，启示我们在阐释近代中西医的关系及其演变的问题时，应注重考察中西医知识在不同地域和群体的医疗实践中的实际应用和接受状况。
[关键词]近代中国；《验方新编》；医学读物；医学知识传播；书籍史
清代中后期至民国时期，面向社会大众的通俗医学读物大量涌现，其中，以收录各类验方(1)验方，通常指理论上难以解释，但经临床实践检验有效的医方，具有简、便、廉、验等特点，是民间医药知识最常见、最主要的存在形态之一，深受医者和社会大众欢迎。关于验方的概念、特点和重要性，可参见中医药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编：《中医药学名词》，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0页；舒鸿飞、段龙光：《略谈经方时方专方与单(验)方》，《光明中医》2001年第3期，第23～26页；李兴民：《古代医家与民间单、验方》，《广西中医药》1982年第5期，第39～40页；庞国明：《浅谈民间验方、传统诊疗技术之整理研究与发展》，《中医药临床杂志》2010年第10期，第926～928页。为主的验方书尤为盛行，其出版和传播显著提升了医药知识扩散的广度和普及的深度(2)参见薛清录主编：《中国中医古籍总目》，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版，第259～373页；朱建平主编：《中医方剂学发展史》，北京：学苑出版社2009年版，第389～392页；张慧芳：《方书源流述略》，《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1999年第10期，第56～59页；万芳、张燕洁：《清代中医文献特点与医学发展》，《中华中医药杂志》2009年第4期，第422～425页；黄鑫、黄涛、黄华：《经世致用:仍主宰着近代中医方书的发展》，《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07年第12期，第67～68页。。大众医学读物是透视社会大众如何接触、看待、应用、传播甚至创造医学知识的重要窗口，它们的涌现既是医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又是出版印刷日趋大众化的重要标志；既与非医学专业人士特别是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密不可分，又构成社会文化变迁的一部分。因此，从历史学的角度研究此类医书和验方知识的流传、应用及其与社会文化的互动关系，对丰富医疗史研究，拓展社会史研究，探究人群生命史、日常生活史以及省思医学知识的社会情境性、医学知识对社会文化的型塑作用颇有裨益(3)关于中医知识史研究的理论、方法与路径，参见余新忠：《融通内外：跨学科视野下的中医知识史研究刍议》，《齐鲁学刊》2018年第5期，第28～35页。。不过，目前学界还较少以“大众医学读物”为视角来看待历史上的此类医学文献。
面对繁多的验方类医学读物，精选个案进行深入研究是一条可行的路径。而《验方新编》正是其中颇具代表性的一部医书。该书由湖南善化人鲍相璈编撰，于1846年在广西武宣县首次出版。19世纪60年代以来，该书不仅风行南北，而且流传海外，书坊、官书局、近代新式书局、官员、士绅等竞相刊印，在短短数十年间至少诞生160种版本，形成八卷本、十卷本、十六卷本、十八卷本、二十四卷本等版本体系，盛行不衰，在医书出版史上十分罕见(4)薛清录主编：《中国中医古籍总目》，第322～326页。有学者指出，该书是中国历代医书中版本最多、流传最广的医书(参见寻霖、龚笃清编著：《湘人著述表》(二)，长沙：岳麓书社2010年版，第1174页)。。19世纪后期，富商潘仕成和思想家冯桂芬分别将其与《苏沈良方》(5)有关《苏沈良方》的成书、流传和影响，参见李淑慧：《〈苏沈良方〉作者区分新考》，《中医文献杂志》2010年第3、4期，第15～19、19～21页；易素梅：《宋代的士人与医方——以〈苏沈内翰良方〉为中心的考察》，《人文杂志》2016年第11期，第86～96页。和《备急千金要方》相提并论，军事家、政治家丁日昌，淮军将领张绍棠以及洋务派名臣梅启照等，都曾增广、重订、重刻过此书。民国时期，中央国医馆计划按照近代科学方法审定《验方新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该书有多种整理本、校点本产生，并被收入“经典医学名著”“中医临床必读丛书”“中医非物质文化遗产临床经典名著”等重要丛书中，足见其在医学内外的影响。
然而，只有个别中医药学者对其版本、文献价值、医学价值以及书中某些医方的临床应用效果作过简要评述和探讨(6)严季澜、张如青主编：《中医文献学》，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1年版，第196页；禹新初：《湖南医籍考(连载)》，《湖南中医杂志》1988年第6期，第52～54页；李经纬：《中医史》，海口：海南出版社2007年版，第362页；吴娅娜、阳春林、向陈：《晚清湖南刻印医籍研究》，《湖南中医药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第1～2页；刘小斌、郑洪编：《岭南医学史》中，广州：广东科技出版社2012年版，第718～723页；卢银兰：《清代广东医书出版状况初探》(硕士学位论文)，广州中医药大学2007年，第29～30页；李学文、杨运宽：《〈验方新编〉中少商穴应用体会》，《四川中医》1997年第2期，第52～53页；朱传湘：《论〈验方新编〉的学术成就》，《湖南中医药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第40页；相鲁闽：《鲍相璈女科心身护理》，《中国民间疗法》2011年第4期，第63页；金合：《〈验方新编〉四神煎临床应用进展》，《中国中医药信息杂志》2013年第5期，第110～112页；艾小双、童中胜：《〈验方新编〉》四神煎的古方新用》，《中医药临床杂志》2016年第11期，第1558～1560页。。关于该书的一些基本问题至今仍悬而未决，比如，鲍相璈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为何编纂此书？为何一本由一位普通文士在西部偏远地区编纂的验方书会得到中东部地区很多知识精英的关注，甚至成为“中医”的代表？一本内容十分传统的民间验方书又是如何在近代趋新求变的语境中广泛流传开来的？等等。忽视这些重要问题的探究，恐怕会让人们对此书以及中医验方知识的认识偏而不全、雾里看花，甚而造成时代错位，使人对中国传统医学的评判出现偏差。
有鉴于此，本文尝试将书籍史的研究方法应用于医疗社会文化史研究，分析《验方新编》的成书缘起、主要内容及其基本特征、流传历程及其传播机制，并在社会转型的语境中审视一本传统验方书的流行反映出的医疗与社会生态，深化我们对医学与社会文化之间互动关系的认识，助益于医学内外史之间的对话，为进一步探究历史上不同人群阅读、接受此类医学读物的情形及其影响奠定基础，以期“紧密结合书籍及其使用来研究文本及其解释”(7)玛丽娜·弗拉斯卡-斯帕达、尼克·贾丁主编，苏贵贤等译：《历史上的书籍与科学》，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一 鲍相璈与《验方新编》
目前，我们对鲍相璈的生平所知甚少。同治十二年(1873年)，贵州按察使林肇元在重刊鲍相璈另一著作《小儿脐风惊风合编》时提到：“有湘人鲍云韶，游幕于粤，而游艺于医，三指禅救人，不知几千万矣。世所行《验方新编》，其所辑也。”(8)林肇元：《重刊〈小儿脐风惊风合编〉序》，鲍相璈：《小儿脐风惊风合编》，清同治癸酉林肇元重刊本。由此可知，鲍相璈是一位懂得医学的游幕士人。
一位知医的游幕人员为何会编写这样一本验方书呢？据鲍相璈自述：“凡人不能无病，病必延医服药，然医有时而难逢，药有时而昂贵，富者固无虑此，贫者时有束手之忧。为方便计，自莫良于单方一门矣。单方最多，选择宜精，果能方与症对，则药到病除，无医亦可。余幼时，见人有良方秘不传世，心窃鄙之。因立愿广求，不遗余力，或见于古今之载籍，或得之戚友之传闻，皆手录之，久久荟萃甚富，各门甚备，乃删其不甚经验及数方相同与夫贵药不能力致者。”(9)鲍相璈：《验方新编·序》，清道光己酉海山仙馆刻本。不难想见，刺激鲍相璈搜集医方的直接原因是民间秘藏良方的现象。从知识社会史的角度来看，秘藏良方实际是医学知识隐秘传播的一种形式。在中国古代医学史上，秘藏医方、秘传医方或方书的观念与行为从未中断，人们在治病过程中也常常向往获得秘方(10)参见李建民：《中国古代“禁方”考论》，《“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8本第1分册，1997年，第117～166页；范家伟：《六朝隋唐医学之传承与整合》，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2～95、115～122页；于赓哲：《“然非有力不能尽写”——中古医籍受众浅论》，《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第78～87页。。宋代以降，在儒家仁爱价值观的影响以及皇帝和士大夫的引领下，公开传播医学知识逐渐成为社会主流的价值观，士大夫对私藏医方、秘传方书的风气大加批判，提倡与人分享医药知识(11)参见阎瑞雪：《宋代医学知识的扩散》，《自然科学史研究》2009年第4期，第476～491页；薛芳芸等：《宋代文士编撰方书之风盛行现象探析》，《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12年第11期，第78～80页。。作为一个儒家知识分子，鲍相璈正是这种价值观的倡导者和维护者之一。
单方，通常指民间流传的药方，用药不合一般习惯，也泛指简单的方剂，药味少，针对性强，药力专一而取效迅速(12)关于单方的涵义，参见中医药学名词审定委员会编：《中医药学名词》，第170页；舒鸿飞、段龙光：《略谈经方时方专方与单(验)方》，《光明中医》2001年第3期，第23～26页。，故可视为一种特殊的验方。搜集、整理、传播、利用单方是中国传统医学文化的特色。唐宋以来，编纂简易的单、验方集是诸多文人士大夫的业余爱好，比如唐代宰相贾耽有《备急单方》，诗人刘禹锡有《传信方》；宋代，武官葛怀敏有《神效备急单方》，诗人陆游有《陆氏续集验方》；明代，官至礼部尚书的胡濙有《卫生易简方》，官至户部尚书的王鏊有《本草单方》(13)关于这些验方书的基本信息，参见严世芸主编：《中国医籍通考》第2卷，上海：上海中医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2145～2524页。关于这些验方书与社会文化变迁的关系，目前已有一些研究，但对它们的传播和接受情况着墨并不多(可参见范行准：《中国医学史略》，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18～121页；范家伟：《刘禹锡与〈传信方〉——以唐代南方形象、贬官和验方为中心的考察》，李建民主编：《从医疗看中国史》，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15～148页；章健：《宋代官刊方书和个人方书特点探讨》，《中华医史杂志》2001年第2期，第75～77页)。，等等。可以想见，鲍氏编纂《验方新编》也受到了这种文化传统的影响。鲍相璈连续多年不厌其烦地搜集单、验方，其实亦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根源，即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导致的医疗资源相对不足且分布不平衡，大多数中下层民众看病难、看病贵。以清代中后期的江南为例，在时人印象中，各类医疗资源主要集中在城市，乡村普遍缺医少药，“夫通邑大都席丰履厚之家，名医接踵，珍药充庭，宜若无赖焉。至如荒陬僻壤，窭士啬夫，诸术之所不争，药裹之所不备，欲治末由”(14)杨曰礼：《平易方·序》，叶慕樵：《平易方》，嘉庆九年刻本。。对此，官方和民间普遍将编撰和传播简易验方书视为改善这种局面的重要突破口，像“世传经验良方至简极易，远过于古人盈尺之书数部”(15)刘怀礼：《简易神验方·序》，朱履庵、陈敬之：《简易神验方》，引自严世芸主编：《中国医籍通考》第3卷，上海：上海中医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3471页。、“验方之刻，于贫人最为急要”(16)雪凡道人：《简要良方·自序》，清光绪二十一年扬州因利局募资刊本。等观念十分流行，足见人们对验方类医书的需求既广泛又急迫。鲍相璈编纂这部医方指南，正是他应对这一社会问题的写照。
综上，单、验方具有备急、便用、减轻医疗负担的作用，编撰和传播简易、通俗、实用的验方书既有广泛的社会需求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又是当时一种颇受人推崇的医疗实践活动。鲍相璈长年注意搜集单验方，最终完成《验方新编》，既是儒家知识分子喜好搜集、整理、传播验方这一文化传统的延续，也是在当时医疗状况令人堪忧情况下的一种因应之策，更是自己社会之责任感的彰显。
《验方新编》共十六卷，前八卷大致按照身体部位划分门类，共53部，每一部之下罗列若干病证，每一病证之下罗列若干医方，并说明医方的药物构成、制作方法、用法用量、注意事项等。卷九为妇科，分为调经、种子、胎前、产后四门，分述其症治方药，并附简易杂治，以补其未备；卷十为儿科，分麻、痘、惊三症，述其治法方药，亦附简易杂治；卷十一为外科痈疽治法方药；卷十二为急症救急法及解诸物、诸药毒法；卷十三为虫蛇咬伤及跌打损伤的治法方药；卷十四至卷十六，为内科诸病及怪症奇病的治法方药。全书不仅收载民间流行的偏方、便方，而且辑录古代医学名家的各科名方，各种疗法达6000多条，涉及内、外、妇、儿、五官等科，涵盖内服、外敷、热敷、冷敷、针灸、按摩、拔罐、刮痧、耳针、放血、祝由等施治措施。查阅《中国医籍通考》《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中国医籍大辞典》等主要医籍考证和目录作品可知，此等规模和内容的验方书在整个方书史上都比较罕见，该书着实是一部关于民间习用医药知识的“小百科”。
在编排方法方面，该书设有总目和分目。读者根据总目，可以迅速确定所需信息在哪一卷；根据分目，可以迅速确定具体病证的大致位置。总目与分目相互独立，可节省查找时间。前八卷按照身体部位统摄病证和方药，从头到脚、从外到内依次排列，便于读者直接根据病症所在部位查阅相关疾病及其对应疗法，简洁明快，容易操作。后八卷根据不同专科的常见病、多发病统摄医方，针对性强。在病证分类方面，该书颇为精细，作者常常穷尽一种疾病可能包含的症状，根据不同的症状及其程度列出不同的疗法。比如“疟疾”条目下分列10种情况，每种情况又列出1到3个医方(17)鲍相璈：《验方新编》第15卷，“疟疾”，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1年版，第302～303页。。这种细致的分类无疑有利于消除读者的犹疑不定，及时对症用药。在疗法选择方面，很多病证的处置方法都很简捷。需要用药的，作者尽量挑选药料简单、价格便宜的医方或疗法,比如，“发落重生”条目下列有三个医方(18)鲍相璈：《验方新编》第1卷，“发落重生”，第5～6页。,每个医方相当于一种治疗方案，彼此可以互相替代，便于读者结合自身的生活实际进行选择，且其材料源于日常生活，施治措施简单易行，带有乡土气息。需要用其他方式治疗的，作者尽量挑选便于应用的疗法,比如，解决“食鸭积滞”的方法是“淘糯米水，煮热，饮一盏”，解决“食豆不消”的方法是“生萝卜汁饮之”(19)鲍相璈：《验方新编》第4卷，“食鸭积滞、食豆不消”，第64～65页。。
当然，该书是经长年积累而成，类似读书笔记，抄撮之劳大于发明之功，且版本众多，不同版本的内容时有变化，因而存在前后体例不一、详略不一、知识来源不明、一些病证及其疗法的编排杂乱、个别医方无效、收录迷信内容等问题。《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曾评论该书说：“多随手采录，良楛杂陈。至内科中风、伤寒、湿暑等证，过于简略，全无头绪；疟、痢专取倪涵初之三方，虽属偏而不全，尚较有依据。”(20)刘时觉编注：《四库及续修四库医书总目》，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5年版，第381～382页。近代名医顾鸣盛曾指出：“《验方新编》一种，济世便民，功在社会。惜但举药方，不详病证，内容芜杂，眉目不清，而鲁鱼帝虎之误，益不堪枚举，是得半而失亦半也。”(21)顾鸣盛编：《中西合纂验方新编·提要》，上海：文明书局1917年石印本，无页码。
总之，该书内容丰富，几乎涵盖各个年龄阶段，包含各个身体部位可能出现的疾病，特别是一些常见病、多发病和疑难杂症及其相应的疗法，知识编排便于读者检索所需信息，病症划分精细化，所列疗法易于掌握、切于实用。因此，《验方新编》可以说是为非专业人士特别是普通民众编撰的一部实用而不失专业、简约而不失品质的医方指南。
二 由奇货到家置一编：《验方新编》在19世纪中后期的流传
鲍相璈生活的时代，是大众医学读物编撰、流传的盛期，为何《验方新编》能够受到众人青睐呢？一本验方读物为何能够从广西武宣这样一个位置偏僻、社会经济文化欠发达的县城传播到广州、长沙、杭州、北京、上海、香港等繁华的都市，并得到上层精英刮目呢？除了该书内容丰富、切于实用之外，其实还与该书的流传与接受历程密切相关。该书从问世到普及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其在1864年前后传入江南地区是分水岭。在前后两个阶段，其传播主体、传播动力、传播渠道、传播范围以及读者的阅读和评价各具特色。
1.《验方新编》的早期传播(1849—1863)
《验方新编》的初刻本已佚，最初的流传史实也湮没无闻。根据现有资料，晚清享誉朝野的官商巨富潘仕成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在广州刊印《验方新编》，可谓该书传播的起点，对其日后广行于世功不可没。道光年间，潘仕成因经营盐务和洋务而富甲一方，又乐善好施，关心时务，在政界、商界、文化界建立了良好的声誉和人际关系网络(22)邱捷：《潘仕成的身份及末路》，《近代史研究》2018年第6期，第111～121页；陈泽泓：《潘仕成略考》，《广东史志》1995年第Z1期，第68～76页；易建萍：《海山仙馆钩沉》，《岭南文史》2006年第2期，第46～49页。。他通过广泛搜求遗佚和精选前贤遗编，纂成“海山仙馆丛书”，于道光二十五年至咸丰元年(1851年)陆续刊行。该丛书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文献价值，潘仕成也因此享誉官场和士林(23)倪俊明：《〈海山仙馆丛书〉的特色和价值评析》，《广东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第121～127页。。正是在此大规模搜集、整理、刻印图书之际，潘仕成得到《验方新编》一书，鉴于该书“平易近人，随地随时均可济物”，而将其重新出版，以便“分贻四方诸君子，庶广益流布”(24)潘仕成：《验方新编·叙》，鲍相璈：《验方新编》，清道光己酉海山仙馆刻本。。遗憾的是，囿于资料，他究竟是从何人手中得到此书(25)潘仕成在重刻此书时并未说明它的来历，且1846年到1849年之间，没有迹象表明潘仕成本人去过广西，因此，根据他的盐商身份和经常有官员、商人、文人墨客等到访海山仙馆等大致可以推定，该书很可能是粤西地区的官绅或来往于两粤地区的商人随身带到广州的。，他重刻此书后是否赠送过他人、送给了哪些人，他们又是如何看待和传播此书的，现已无从考证。
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战乱波及18个省，清王朝与太平天国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对峙更是达10多年时间。期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广州于1857年沦陷。在此动荡的环境中，《验方新编》的流传自然受到很大限制。首先，该书以私刻为主，坊刻本和官刻本寥寥，而私刻者以官绅为主(26)根据《中国中医古籍总目》及笔者搜集的版本，这一时期的私刻本主要有：潘仕成分别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咸丰六年(1856年)、同治元年(1862年)刊刻的十六卷本、八卷本和十卷本；咸丰九年福建道员署按察使刘翊宸刻本(参见鲍相璈：《验方新编》，清咸丰己未重镌本，福州南后街宫巷口吴玉田刻坊藏板)；同治九年(1870年)，福建分巡汀漳道朱明亮在该本基础上以缩板重刻了该书(《重刊〈验方新编〉序》,鲍相璈：《验方新编》，清同治庚午重刊本，福省灵兰堂藏板)；咸丰十一年，江西崇仁谢氏刻本，崇仁谢氏家族的著名人物有谢廷恩、谢兰生，从谢兰生开始，谢氏家族大量刻印书籍(参见江西省崇仁县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纂：《崇仁县志》，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52～753页。笔者未能看到该刻本，不清楚其源流，不过，谢兰生逝世于1845年，因此，从时间上推测，此本应为谢兰生的儿子主持刊刻)。《中国中医古籍总目》另载有“清咸丰四年甲寅(1854年)成都官署俞文绍刻本”。笔者搜集到咸丰四年善成堂刊刻的《验方新编》，根据此版本及其相关资料，认为上述信息有两处错误：一，“俞文绍”应为“俞文诏”，俞文诏(约1828—1883)，字廷珍，号麟士，安徽婺源人，监生，捐郎中分发刑部，选官四川，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至咸丰二年任嘉定知府，历调四川夔州、叙州等地知府，又任建昌上南道道台，署理四川按察使，护理布政使(参见同治《嘉定府志》卷二十三《职官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第37册，成都：巴蜀书社1992年版，第186页；周文华主编：《乐山历代文集》，乐山：乐山市市中区编史修志办公室1990年版，第191页；俞文诏：《蛰庐遗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0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3～8页)。二，俞文诏并未单独重刻此书，只是在善成堂重刻此书时为其写了序言(参见俞文诏：《验方新编·序》，鲍相璈：《验方新编》，清咸丰甲寅善成堂刻本)。。私人刻印书籍往往是为了收藏、纪念或自用，并不面向社会公开传播，且成本一般较高，印刷数量有限，这也就从根本上限制了该书传播的广度。其次，人际传播(私人之间推荐、赠送、传抄等)在此书的扩散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种方式虽然随时随地都可进行，但传播速度慢，覆盖面小。比如咸丰九年(1859年)，湖南长沙宁乡人胡海樵在广州得到一部《验方新编》，其子胡昶亭携带此书回到家乡后，抄录的人很多，因而产生了“惜其书之未能遍行于世也”(27)徐氏辑：《验方新编补遗》，清咸丰十年文运堂刻本。的感慨。益阳绅富徐芷潭、徐碧潭两兄弟看到此书后甚是喜欢，于是和其侄子共同出资重刻该书，并将一些散见的验方和方书《方便集》中比较重要的疗法附刻于《验方新编》之后，取名《验方新编补遗》。最后，该书的传播范围还很有限。除了广州之外，《验方新编》只在南方的成都、重庆、长沙、抚州、杭州等城市有了传本。事实上，不少地方还视其为稀有之物。比如，一位官员在湖北汉皋偶获闽刻本《验方新编》一卷，“读而宝之，每欲遍购副本以广其传”，但“其书入楚者罕，坊间持有此者，则又昂其价，奇货居之，以故知者绝少”(28)佚名：《验方新编·叙》，鲍相璈：《验方新编》，清同治丁卯重镌本，冈邑安静堂藏板。此本为笔者搜集的残本，序言作者不明。。
总之，在此阶段，受动荡的时局和问世时间较短等因素的影响，《验方新编》虽已得到一些官绅的青睐，但尚未被公众熟知。不过，借助潘仕成的名望和人际关系，该书出版后不久就得以进入精英文化圈，并得到他们的积极评价，实际已具备一定的知名度，这为其日后的广泛流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验方新编》在19世纪后期的扩散普及(1864—1900)
随着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相继结束，国内国际形势有所好转，在此背景下，《验方新编》走上了一条快速传播的轨道，南方大部分省份和北方的北京、山东、河南等地都有了该书的传本，且到了19世纪末，该书走出国门，流传海外。
该书之所以很快扩散开来，首先得益于社会名流的推介和重刻。同治三年(1864年)，粤海关监督毓清重刻《验方新编》，并给予它极高赞誉：“其列症也别类分门，其用药也寻常易购，其选方也必经百验，其为书也短帙袖珍，务使舟车可携，查检便易，一有是病，即可按部稽方，对症策效，虽急等燃眉复僻居穷乡，靡不能执至简至捷之法以收至神至速之功。”(29)毓清：《验方新编·序》，鲍相璈：《验方新编》，清同治甲子长白毓清刻本，京都文贵堂藏板。不久，毓清被调走，他将此书的雕版带回了北京。几乎同时，广东端溪人吴宗瑛被任命为上海候补知县，他从广东到上海时“携一帙来沪”(30)冯桂芬：《验方新编·序》，鲍相璈：《验方新编》，清同治甲子沪城翻刻本，上海醉六堂藏板。，由于索阅者较多，他又集资重刻了此书，并托人请著名思想家冯桂芬作序。冯桂芬在序言中写道：“《验方新编》一书，分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册，搜罗甚富，试之辄奇验，粤中人宝之……孙思邈尝谓人命至重，贵于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故所著方书以‘千金’名，明府是编，殆亦德逾千金矣。”(31)冯桂芬：《重刻〈验方新编〉序》，鲍相璈：《验方新编》，清同治甲子沪城翻刻本，上海醉六堂藏板。
吴宗瑛将《验方新编》带到上海，是为该书传入江南之始。从冯桂芬的叙述中可以看出，他不无将此书与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并列之意，评价很高。冯桂芬当时在政界和学界都颇有影响，他的推介，实际拉开了《验方新编》在江南地区传播的序幕，不仅上海及其周边的一些书坊很快翻刻了此书，而且对此后一些重要版本的产生具有直接推动作用(32)不过，对冯氏而言，这篇序言在很大程度上属于润笔之作。首先，有学者指出，咸同时期，冯桂芬一度生活困顿，又疾病缠身，润笔费是其重要经济来源，他曾为很多人写过序跋、题辞、墓志铭、墓表、家传、事状、行述等应酬文章(参见熊月之：《冯桂芬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8～179页)。其次，冯桂芬在该篇序言的最后提到：“明府介无锡余君莲村征序，书以归之。”吴宗瑛曾捐资重刻余治所编《得一录》，并为其作跋，余治称吴宗瑛为“旧好”，而在冯桂芬的作品中，未见他与吴宗瑛有来往，他只在为《得一录》撰写的序言中称赞过吴宗瑛乐善好施的品行(参见余治：《得一录》，《官箴书集成》第8册，合肥：黄山书社1997年版，第447～449、728页)。吴宗瑛与著名慈善家余治是朋友，而余治与冯桂芬关系密切，吴宗瑛通过余治的介绍请冯桂芬作序，可以想见，他们彼此并不特别熟识。再次，冯桂芬对《验方新编》的评价十分简要，连作者鲍相璈的名字都没有提到，甚至有把《验方新编》当作吴宗瑛的作品的嫌疑(“明府是编，殆亦德逾千金矣”)。最后，冯桂芬并未去过广东，也没有迹象表明他此前接触过该书，因此，“辄奇验”“粤中人宝之”等说法并非源于他本人的经验，应是别人请他作序时对该书的简介之语。。比如，洋务派代表人物梅启照于光绪四年(1878年)增辑并重刻《验方新编》就受到冯桂芬的影响：“昔善化鲍氏此书告成，番禺潘氏序之，比为《苏沈良方》，迨同治甲子重刻，冯序又以孙思邈《千金》为喻，知自来之宝贵至深矣。”(33) 梅启照：《验方新编·序》，鲍相璈编、梅启照增辑：《验方新编》，光绪四年杭州东璧斋刻本。梅启照将《验方新编》扩充为二十四卷，出版后写下推广之语，将其喻为“长生之箓”：“若得此篇，虽平日未三折肱，而对症发药，一目了然，其收效尤易……倘得此书扶持其间，将见消沴戾于无形，登闾阎于仁寿，则兹篇也，即为长生之箓可也。”(34) 梅启照：《验方新编·序》，鲍相璈编、梅启照增辑：《验方新编》，光绪四年杭州东璧斋刻本。
光绪元年，军事家、政治家、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丁日昌为了满足宦游期间防病、治病、养病之需而用缩版刻印了《验方新编》(35)有关丁氏增订《验方新编》并用缩版刻印此书一事，基本都出自他人简单的转述，而不见于他本人的作品，也不见于他的藏书目录《持静斋书目》和《持静斋藏书记要》，因此，我们暂时无从知晓丁日昌与该书之间的渊源。丁日昌在近十年时间里担任过众多要职，奔波于上海、南京、扬州、苏州、广东、天津、福建、台湾等很多地方，健康状况不佳，患有多种疾病，经常出现咯血、呕吐现象(黄赞发、陈琳藩：《丁日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1、78页；赵春晨：《晚清洋务巨擘丁日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40～241页)。。该版本最突出的特点是用缩版刊印，体积小，便于携带。他去世后不久，该版本即以每二到三年再版一次的速度迅速在广东、上海、天津、香港等沿海地区流传开来，以致给人留下“粤稽丁雨生中丞所刻之《验方新编》，删繁就简，提要钩元，久矣不翼而飞，不胫而走，为中国通都大邑间家置一编矣”的深刻印象(36)佚名：《重刊〈验方新编〉序》，鲍相璈编、张绍棠增订：《增订验方新编》，清光绪丙申广州经史阁校刊本。此本为笔者搜集的残本，序言作者不明。。在一些人的记忆中，丁日昌缩印《验方新编》是继潘仕成重刻《验方新编》之后又一件值得铭记的大事(37)光绪十五年(1889年)，广州麟书阁重刻《缩本增删验方新编》，为该书作序的李沅写道：“此书道光丙午始刻于粤西，后海山仙馆再梓以行，丁雨生中丞后增订焉。近李孝廉鸿年刻于都中，谭彤士观察刻于东瀛，人皆便之。”(李沅：《重刻〈验方新编〉序》，鲍相璈编、丁日昌删订：《缩本增删验方新编》，清光绪己丑广州麟书阁刻本)。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一些人捐资在上海石印出版《验方新编》，他们依据的是张绍棠增订的十八卷本，但作序者在叙事中称赞潘仕成、丁日昌、谭国恩为该书的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而未提及张绍棠(鲍相璈编，张绍棠增订：《增订验方新编》，清光绪丁酉上海广百宋斋石印本)。。淮军将领、李鸿章的妹夫张绍棠在太平天国运动结束之后，置产南京，富甲一方，“惟以养亲课子为事，旁及方伎，广刊方书，惠施贫病”(38)张士珩：《弢楼遗集》卷中，“皇清诰授振威将军诰封光禄大夫一品封典记名简放提督显考又堂府君行述”(《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8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356页)。，曾先后刊印多种医书。光绪九年(1883年)，他在合肥味古斋重刻了《验方新编》，得益于张绍棠的名望和该刻本的精良，翻刻、重刊此本者最多，现存至少50种版本(39)参见薛清录主编：《中国中医古籍总目》，第322～326页。。这种显著的“名人效应”，使得《验方新编》的名气迅速攀升，不仅直接推动了它在社会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和中上层社会的扩散，而且吸引了诸多出版商的追捧，开启了三股商业出版风潮。据《中国中医古籍总目》，光绪四年之后，以丁日昌、梅启照、张绍棠三人的重刻本为底本进行刻印的版本至少有90种，而以原来的十六卷本、八卷本、十卷本为底本进行刻印的版本只有30种左右。这也意味着，《验方新编》的主导传播力量已经由官绅变成了出版商和书商，《验方新编》的传播模式逐渐由以人际传播为主导转变为以商业营销为主导。
商业出版大大加速了《验方新编》向偏远乡镇和中下层社会普及的进程。其中，带有浓厚西方近代出版业色彩的大量新式书局起着中流砥柱的作用。19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西方的石印和铅印技术得到广泛应用，使得书籍印刷的速度、数量和质量大为提高，逐渐改变了出版业的格局，推动传统出版业向近代转型(40)谢欣、程美宝：《画外有音：近代中国石印技术的本土化(1876—1945)》，《近代史研究》2018年第4期，第44～64页；施威、朱珠：《技术引进与中国出版事业近代化研究》，《自然辩证法研究》2017年第12期，第50～54页。。查阅《中国中医古籍总目》可知，《验方新编》恰好是这种转型的一个典范：19世纪80年代之前，个人、书坊、政府、官书局等都是以雕版印刷的方法刊印《验方新编》；从19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雕版印刷的《验方新编》越来越少，且基本出现在湖南、江西、北京、山西等地区，而石印和铅印的《验方新编》迅猛增加，且呈现出由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扩散的趋势。
技术的引进和推广对提高该书的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和市场价格效果显著。不少书局使用的石印技术多采用照相转写法，印刷速度快，可以随意放大或缩小书籍的字体、版面、篇幅。清末石印业巨擘上海同文书局于光绪十九年出版了二十四卷本的《验方新编》。据笔者寓目，木刻的《验方新编》有少量一册装的袖珍本、缩印本，绝大多数都是六册装、八册装、十册装、十六册装，而石印的《验方新编》以一册到八册装的较为常见，同文书局石印的《验方新编》是四册装，且每一册都很薄，体积大幅缩减，极便携带和贩运。另外，清末石印书籍的价格比一般的雕版印刷书籍低得多(41)张伟：《晚清上海石印业的发端与拓展》，《历史文献》第18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577～601页；徐雁平：《石印出版与晚清的科举、文化》，《古典文献研究》第17辑(上卷)，南京：凤凰出版社2014年版，第26～60页；孙文杰：《清代图书价格的比较及特点》，《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3年第8期，第98～101页。。晚清山东官书局售卖的十二册装的石印本《正续验方新编》是“洋一元六角”，尚志堂刊刻的八册装的刻本《验方新编》是“洋二元”(42)朱士嘉编：《官书局书目汇编》，北京：中华图书馆协会1933年版，第146、194页。山东官书局和尚志书院都创办于同治年间，创办人是山东巡抚丁宝桢(1820—1886)，刊印书籍多用“尚志堂”的名号，而实际由山东官书局完成，二者刻印、售卖的书籍在北方地区的官书局中颇有代表性，尤其是医书(参见邓文锋：《晚清官书局述论稿》，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93～94页；济南市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济南年鉴(1990)》，济南：济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320页；济南市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济南年鉴(1992)》，济南：济南出版社1992年版，第262页)。。清末上海一些私营石印书局的营业书目显示，六册装的《验方新编》只需“洋八角”，两册装的《验方新编》只需“洋五角”，一册装的《验方新编》只需“洋三角”(43)《上海飞鸿阁发兑西学各种石印书籍》《上海十万卷楼发兑石印西法算学洋务书目》，周振鹤编：《晚清营业书目》，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第414～415、466～467页。。不难想见，石印本《验方新编》的平均价格约为每册一角五分，可谓非常低廉，十分利于在平民百姓中普及应用。
19世纪末20世纪初，《验方新编》成为众多采用新技术的出版商竞相出版的一部验方书，有近20家书局石印出版过此书，至少15家书局铅印出版过此书。事实上，丁日昌、梅启照、张绍棠三位名流重刻《验方新编》之际，正值石印、铅印技术在东南沿海地区推广和应用以及大量采用新技术的书局纷纷成立之时，虽然他们本人没有采用这些新技术，但经过他们重刻和推荐的书籍备受商业出版者追捧，这种时间上的耦合为该书的大规模刻印和深度普及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机遇。
与大量书局出版《验方新编》相伴而行，许多图书产销机构在报纸上登载的售书广告都列有此书。上海鸿宝斋书局于开设的第二年即光绪十四年(1888年)，就石印出版了二十四卷本的《验方新编》，这也是现存最早的石印本。光绪十六年，鸿宝斋书局在《申报》上16次登载“鸿宝书局发兑书籍”(44)《鸿宝书局发兑书籍》，《申报》，1890年1月29日，第5版。其他日期和版面信息从略。的广告，《验方新编》是其中为数不多的医书之一；在宣传新设分局“新开鸿宝斋南局”(45)《新开鸿宝斋南局》，《申报》，1890年4月24日，第5版。的广告中，《验方新编》列于《本草纲目》之后，是书局重点营销的书籍之一。不仅如此，有的商家还专门为此书打广告。比如，1887年10月到12月，上海还读楼在《申报》上8次刊登“新刻增补验方新编续编”的广告，对新刻《验方新编》的版本、校对、印刷、装订等广而告之，并详列不同购买意向下的价格(46)《申报》，1887年10月11日，第7版；10月18日，第11版；10月25日，第10版；11月15日，第7版；11月22日，第6版；11月29日，第7版；12月6日，第7版；12月20日，第7版。广告词说：“此书盛行已久，前刻不无模糊，近得增补本，因为得刻，详细校对，印订精工，客外居家，均宜备览，每部价洋七角，如用夹板，加洋一角，趸买另议。”，极力吸引消费者目光，激发读者购买欲望。此外，其他书籍内附载的广告也有《验方新编》。比如，金陵书局在光绪十七年重刻的《香山诗选》一书最后附有南京李光明庄开列的童蒙读本广告，共109种，涉及蒙训、闺训、史类、经类、良方等，其中，良方类有《达生篇》《催生符》《验方新编》(47)参见黄永年：《介绍一个世纪前的童蒙读物》，《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164～165页。。众所周知，“童蒙读本”主要面向识字程度较低的读者群体，以广为人知的作品为主，书商将《验方新编》列入其中，意味着该书在普通民众中拥有一定的群众基础，且该广告没有“医学”而只有“良方”，表明它主要是面向非专业人士推出的书单。
商业出版和营销之外，人际传播在《验方新编》的普及过程中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一方面，私人之间推荐、赠送、传抄《验方新编》已司空见惯；另一方面，印送《验方新编》的人日益增多，对该书走向基层社会、进入普通百姓生活起到极大推动作用。明清时期，大量善书广行于世，因果报应、积德获报、善与人同、赏善罚恶等劝善思想日益深入人心，官方和民间的劝善、行善活动都很兴盛(48)酒井忠夫著，刘岳兵、何英莺、孙雪梅译：《中国善书研究》(增补版)，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34～241、479～483页；吴震：《明末清初劝善运动思想研究》(修订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1～62页；游子安：《劝化金箴——清代善书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21、156～168页。。受此影响，传播医药知识、施送简易方书逐渐成为慈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官绅、慈善组织等通过这种方式教化人心，稳定秩序(49)刘希洋：《医治身心：医学方书与晚明清代的劝善教化》，《郑州大学学报》2018年第2期，第127～133页；刘希洋：《劝善思想与清代方书的编撰、刊刻和传播》，《中华医史杂志》2015年第5期，第267～272页。。事实上，鲍相璈本人就深受劝善思想的影响，他在初刻《验方新编》时已明确表达了利用该书劝善、行善的愿望(50)他在该书的凡例中说：“如能印刷施送，较送善书经文，功德最大。若能醵金翻刻，广为流传，或按方制药，施医济世，尤非寻常阴骘可比。好善君子，尚毋忽诸。”(鲍相璈：《验方新编·凡例》，清道光己酉海山仙馆刻本)。清代民间慈善事业颇为兴盛，劝善思想影响广泛，善男信女众多，鲍氏的呼吁在很多地方被付诸实践。比如，福建福清龙田村庠生施天爵信奉佛教，好善乐施，同治十一年(1872年)，他的朋友黄藻亭送给他一部《验方新编》，施氏认为此书很有条理，不论知医不知医都能读懂，他偶尔按照书中的医方修合药物救济贫民，非常有效。光绪二年(1876年)，他“印刷一百部，每村之中择谨愿识字之人致送一部，凡近邻有患病者，幸勿惮烦，就证代为检方，并说明治法”(51)施天爵：《光绪二年信士施天爵施送序言》，鲍相璈：《验方新编》，清同治庚午刻本重印本。，并呼吁大家继续捐资刻印此书。过了四年，他又印刷80部进行施送。相较于推荐、赠送、传抄等方式，施送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熟人关系网，使得该书通过覆盖面更广的慈善网络流传，而且施善的对象一般是贫民，这无疑使得普通民众接触、获取和利用该书的机会大大增加。
到了19世纪末，《验方新编》在中东部地区日趋普及。绍兴名医赵晴初和工部官员谭国恩分别用“不胫而走，几至家置一编”(52)赵晴初：《存存斋医话稿》卷二，沈洪瑞、梁秀清主编：《中国历代名医医话大观》上册，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版，第784页。和“居者家置之，行者箧藏之”(53)谭国恩：《增订验方新编缩本·序》，鲍相璈编、丁日昌删订：《增订验方新编缩本》，清光绪十七年日本横滨中华会馆铅印本。形容该书传播的广度。近代诗人、散文家、翻译家金克木出生在江西一个旧官僚家庭，他家里就藏有《验方新编》(54)金克木：《译匠天缘》，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211页。。曾国藩的女儿曾纪芬经常以《验方新编》为指导照顾其母亲，她回忆称：“是书为中药家用之集大成者，凡延医不便或服药久不效，得此足为宝笩。近数十年，几家有其书矣。初印本不久即罄，故丙午丁未之间复锓板于长沙。”(55)曾纪芬：《崇德老人八十自订年谱》，北京图书馆编：《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82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第795页。
不仅如此，随着晚清国门洞开，很多中国人到海外公干、游学、考察等，《验方新编》随之流传海外。《验方新编》至迟在光绪十三年(1887年)已传入俄国。这一年，户部主事缪佑孙被派往俄国考察商务。到了俄国境内，缪佑孙感冒了，请西医诊治无效，当地华商中有略懂医术者，为他开了中药，还是没起作用。卧床七十多天后，他“偶然借到《验方新编》残本一函”(56)缪佑孙：《俄游日记》，李德龙、俞冰主编：《历代日记丛钞》第124册，北京：学苑出版社2006年版，第608页。，按照其中的医方服药，收到了效果。不难想见，缪佑孙很可能是在多方求医问药的过程中，从当地华商手中借到此书的。光绪十六年，工部主事谭国恩跟随李经方出使日本，到达横滨后，他和几位同乡集资出版和施送此书，以帮助在当地经商和务工的华人防治疾病。谭国恩为此写下序言，以劝善话语表达了广泛传播此书的愿望(57)谭国恩：《增订验方新编缩本·序》，鲍相璈编、丁日昌删订：《增订验方新编缩本》，清光绪十七年日本横滨中华会馆铅印本。。此后，横滨成为该书在海外传播的重要基地。不久，该书即传至新加坡。据在东南亚经商的著名华侨陈嘉庚回忆，他二十多岁时在朋友陈静轩家里看到了此书(58)陈嘉庚：《南侨回忆录》，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1页。陈嘉庚17岁至30岁时在他父亲开设的顺安米店工作，接触的人物以经商者居多，而且该书注有“版存日本横滨中华会馆任人印送”的字样，与日本初刻本上的信息相符。由此可见，《验方新编》应是由在日本与东南亚之间经商的人带到新加坡的。不过，陈静轩的生平及其与《验方新编》之间的渊源，现无从考证。。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日本横滨保皇会会长、《清议报》总经理陈国镛为美国洛杉矶保皇会领袖谭良邮寄了一些书籍，其中就有《验方新编》(59)方志钦主编，蔡惠尧助编：《康梁与保皇会——谭良在美国所藏资料汇编》，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78、281～282页。。事实上，两年前，立宪派于日本横滨创办《清议报》，在宣传立宪的同时，还出版、发行、销售书刊。光绪二十六年，《清议报》刊登的《本馆寄售各书报价目》显示，《验方新编》与《戊戌政变记》《新编东亚三国地志》《华英字典》等新式书刊并列，是该报社重点经销的书籍之一(60)《本馆寄售各书报价目》，《清议报》第51册，1900年7月17日，“告白”。。因此，陈国镛寄给谭良的《验方新编》应是《清议报》报社印行的。
同样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旅居加拿大的广东人李梦九因“习知旅人笃信中国方药，每虑坊本错误贻害”而在当地刊印、施送《验方新编》，后又购置铅板三副，分别存放于广东广济医院、香港东华医院、上海广肇会馆，供人刷印分赠(61)鲍相璈编，丁日昌删订：《增订验方新编缩本·叙》，清光绪三十一年铅印本。。
这种广泛传播的态势其实是建立在医生和病人的日常医疗实践基础之上，也即《验方新编》切实为许多人增长见识、祛除病痛、拯救生命作出了贡献。比如，官员徐士銮(1833—1915)从三百余种笔记、医书以及亲历见闻中辑录验方而成的《医方丛话》，就引用了《验方新编》中关于“乳岩”这种疾病的观点(62)徐士銮：《医方丛话》卷八，“论乳”条，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5年版，第170页。。官员、学者、藏书家叶昌炽经常依据《验方新编》为家人或他人提供治疗意见，如同治十三年(1874年)，叶昌炽收到朋友孔昭乾的来信，孔氏想借叶氏的课卷，并顺带询问治疗膈气的医方，两天后，叶昌炽回信，并“抄去《验方新编》数条”(63)叶昌炽：《缘督庐日记》第1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6～47页。。科举受挫、仕途失意、多年充当幕僚和教谕的姚永概常常查阅《验方新编》，他本人、他的二姐和父亲生病时，都是他从此书中找到对应的医方，然后买药或制药服用(64)姚永概：《慎宜轩日记》上册，合肥：黄山书社2010年版，第32、598、684页。。光绪十六年(1890年)，出身官宦世家的周学熙得了瘟疹，久热不退。他的大哥周学海懂得医学，诊断后，“用《验方新编》中成方煎药服之”(65)周学熙：《周学熙自述·自叙年谱》第1编，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11页。，周学熙很快康复了。
总之，在传入江南之前，《验方新编》的知名度并不高，但它获得了不少官绅的肯定，积累了一定的口碑。在传入江南之后，《验方新编》在短短二十多年间便普及开来，以至走出国门，从原来人们眼中的“奇货”变成社会大众日益熟知的书籍，这既是一些社会名流推荐的结果，又与石印和铅印技术在江南地区广泛商用密不可分，而出版商、书商的竭力营销以及民间善男信女在劝善思想影响下不断施送此书，使得该书进一步加速扩散。
三 日用化、商品化到经典化：《验方新编》在20世纪前期的传播与接受
19世纪后期以来，《验方新编》在中东部地区日趋普及，且随着石印、铅印技术的广泛应用，大量价格低廉、便于携带的石印本和铅印本不断涌现，使其日用化和商品化的程度大为提升。
人们已习惯引用该书来认识、解释或治疗疾病，并着力推广其中的代表性疗法。如，1905年，天津救急社成员龚春、龚建勋、龚庆熙在《大公报》上登载救治误吞洋烟的经验良方，劝人广传。在列举一个西药方和一个中药方之后，作者指出，如果一时无法置办，可以用真南硼砂冲服，并补充说：“此亦《验方新编》中之成方也，切忌见日，一见日光则无救矣。”(66)《救治误吞洋烟第一经验良方》，天津《大公报》，1905年9月23日，第3版。1918年，《申报》的“家庭常识”栏目介绍了水仙花根的药用价值，并引用《验方新编》中的医方作为证据(67)《家庭常识·水仙花根》，《申报》，1918年4月5日，第14版。。1934年10月2日至12月29日，上海中西大药房几乎每天都在《申报》上选择两种成药进行推介，简列它们的对应病症、功能、价格等信息，还附有药品及其包装的图形，而这些药方都选自《验方新编》(68)《每日二种》，《申报》，1934年10月2日，第17版。10月期间登载的广告日期和版面信息如下：10月3日，第15版；10月4日，第18版；10月5日，第16版；10月6日，第20版；10月8日，第17版；10月10日，第24版；10月13日，第20版；10月14日，第15版；10月16日，第17版；10月21日，第18版；10月22日，第17版；10月28日，第18版；10月30日，第17版。11月和12月的信息从略。。
除了综合性的报纸之外，许多医学专业报刊也登载过类似的文字。如，1925—1930年，杭州医家沈仲圭在《中医杂志》《医学杂志》《三三医报》等报刊上连载“非非室验方选”，从不少医书中精选数十个简便易用的医方进行传播，其中就有选自《验方新编》的医方(69)沈仲圭：《非非室验方选》，《中医杂志》1926年第18期，第1页。。《神州国医学报》的主编吴去疾在诊疗之暇，特别注意搜集有关疯狗伤人的治法，写就“疯狗伤人治法汇编”，其中节录了《验方新编》中的一整段文字，其后还添加按语，表达了作者对相关疗法的理解，并比较了《家庭常识》《验方新编》等在辑录此类医方方面的优缺点。1933年，他将此汇编连载于《神州国医学报》，供人参考(70)吴去疾：《疯狗伤人治法汇编(七)》，《神州国医学报》第1卷第12期，1933年8月，第18～20页。。
《验方新编》已成为诸多书籍生产或经销者大力促销和重点推广的一部医学读物。据不完全统计，1915—1937年，至少有15家书局(书店)在《申报》上刊登的书籍促销广告中包括《验方新编》，促销手段可谓五花八门。1915年，扫叶山房前后8次刊登“新印精本书籍”(71)《扫叶山房广告新印精本书籍》，《申报》，1915年7月1日，第4版。的广告，其中，同文书局石印出版的《验方新编》只要八角。1921年，新华书局的大拍卖广告中写到：“最新增订《验方新编》，全书精订五册，平时售洋四角，大拍卖只售一角八分。”(72)《上海麦家圈新华书局大拍卖部启》，《申报》，1921年4月21日，第15版。不单在价格上做文章，很多书局还在文字、校订、装订、用纸等方面下功夫。如，1925年海左书局进行促销，足本大字、八册装的《验方新编》，原价八角，促销价只要三角五分；六册装的《验方新编》，原价二角，促销价只要一角二分(73)《海左书局大廉价特别大赠品》，《申报》，1925年2月28日，第18版。。1926年，启新书局石印的粉纸大字、十二册装的《验方新编》只需一元二角，且购满一元可获现金一角(74)《申报本埠增刊分类广告》，《申报》，1926年6月5日，第19版。。
除了用“大拍卖”“大贱卖”“大特价”“大廉价”等字眼之外，一些书局还施行预约减价、打折、赠送购书券等促销方式吸引消费者购买。如，1929年千顷堂书局专门登载“发售医学书籍五大种预约半价”(75)《上海三马路千顷堂书局发售医学书籍五大种预约半价》，《申报》，1929年8月21日，第21版。的广告，精校大字、十册装的《验方新编》只要一元。1935年，大众书局为了庆祝成立三周年，对很多书籍进行廉价处理，并奉送赠书券。其中，《验方新编》在促销力度最大的“牺牲书”之列，原书一册，定价三元，但促销价按定价一五折计算，也就是只要四角五分。大众书局所列“牺牲书”名单中只有两种医书，即《医药顾问》和《验方新编》，且它们与《红楼梦》《西游记》《水浒传》《儒林外史》《西厢记》《封神演义》等家喻户晓的小说并列，广告的最后还特别指出：“上列各书，完全用四号大铅字排印，非市上现行新式标点书可比。”(76)《上海四马路大众书局三周纪念大廉价奉赠书券》，《申报》，1935年11月19日，第1版。不难想见，书商为了多销售《验方新编》，可谓极尽营销之能事。
到了20世纪30年代，《验方新编》已成为社会大众的一种日常参考书，并逐渐普及到了陕西、贵州、云南等中西部省份的一些偏远城镇和乡村。在《验方新编》进一步普及的过程中，人们言说或使用“验方新编”四个字时，逐渐脱离了该书产生、流传的语境，这实际使其转化为一种象征符号，参与到了其他验方知识的社会化生产和传播过程中，从而以一种新的形式继续流传于世。
其一，“验方新编”成为易得易懂易用类医药知识的代名词。不少报刊常常登载个人搜集的医方或经试验有效的验方，很多人都使用了这一名号。如1927年，“达克捷”在《大公报》刊登《最新验方新编》(77)达克捷：《最新验方新编》，天津《大公报》，1927年1月23日，第8版。，介绍两种与腹部相关的病症及其对应的两个验方，而它们并非《验方新编》中的医方。1936年，“其昌”在《大生报》刊登《护生验方新编》，主要列举了作者对病人及其亲友应该注意的事项、求医问药应该遵守的规范、医德等问题的个人见解(78)参见其昌：《护生验方新编小引》，《大生报》1936年第1期，第46页；其昌：《护生验方新编(一续)》，《大生报》1936年第4、5期合刊，第32～33页。。1948—1949年，上海《医药世界》编辑部在第一卷和第二卷上连载“验方新编”，前后共介绍了74种疾病的西医治疗方法(79)《医药世界》编辑室：《验方新编》，《医药世界》第1卷第1期至第2卷第6期,1948年9月—1949年8月。。
除了这些在报刊杂志上登载的多种“验方新编”外，不少新出版的医书中也带有“验方新编”四字，如陈继武《中西验方新编》(80)陈继武：《中西验方新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16年铅印本。、顾鸣盛《中西合纂验方新编》(81)顾鸣盛：《中西合纂验方新编》，上海：文明书局1917年石印本。、奚缵黄《中西合璧验方新编大全》(82)奚缵黄：《中西合璧验方新编大全》，上海：新亚书店1931年铅印本。、林志生和陈琼合编的《续验方新编》(83)林志生、陈琼：《续验方新编》，厦门：厦门神州国医学会1934年石印本。、赵玺忱和张润亭合编的《西药验方新编》(84)赵玺忱、张润亭：《西药验方新编》，沈阳：奉天章福记书局1941年石印本。，等等。这些验方书依然以精选各类易得易懂易用的医方为主，面向社会大众日常应急、参考之用，但在内容上已与《验方新编》没有关联，人们只是在象征意义上使用“验方新编”，试图借助它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来提高自己作品的辨识度，从而达到推广新的知识和价值观念的目的，这在客观上无疑进一步扩大了《验方新编》的影响。从知识社会史的角度来看，它们在医学知识建构与传播的理念上与《验方新编》并无实质性的差异，但从知识类型及其蕴含的价值观来看，它们融入了大量西方近代生物医学、实验医学的元素，与传统民间基于经验而来的单、验方构成的知识体系和医学观念已迥然不同。
其二，《验方新编》在人们的日常书面表达中具备了常用语的性质，常常作为喻体出现，代指“他人的经验”，参阅此书为不同的人治病也就逐渐有了“生搬硬套”的意向。1906年，正在欧美游历的康有为写就《法国大革命记》一文，反对以暴力革命的方式救中国，他说一味地模仿别人必然失败，就像医生治病一样：“夫苟但执验方而可以治病，不待审夫病者之老幼强弱表里虚实，则天下执一《验方新编》，人人可以为名医矣，有是理乎?”(85)康有为：《法国大革命记》，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588页。无独有偶，胡适也曾在此意义上提到过《验方新编》。1919年，在著名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中，胡适指出：“我们应该先从研究中国社会上、政治上种种具体问题下手，有什么病，下什么药，诊察的时候，可以参用西洋先进国的历史和学说，用作一种‘临证须知’，开药方的时候，可以参考西洋先进国的历史和学说，用作一种‘验方新编’。”(86)胡适：《三论问题与主义》，《每周评论》第36号，1919年8月24日，第1版。
可以想见，《验方新编》对其他验方知识建构和日常话语表达的深度参与，使其本身超越了一本大众医学读物的地位而走向经典化，这无疑让更多的人在认识传统医学、探讨医学问题、传播医学知识时，或以医学的思维方式看待周遭世界、解决现实问题时，不自觉地将此书置于核心位置。不少简易验方书，如《易简急救方》《验方偶录》《验方选易》《经验秘方》《验方别录》等，都是以此书为知识来源或标杆衍生出来的新作品，它们或补充完善《验方新编》，或从《验方新编》中精选部分验方编成新的验方书，或模仿《验方新编》编纂其他在性质和功能上一致的验方书(87)关于这些衍生作品的成书背景与流传情况，参见刘时觉编著：《中国医籍续考》，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1年版，第632页；严世芸主编：《中国医籍通考》第3卷，第3551、3559～3560、3568、3609～3611页。。而且，许多人在推介其他书籍时，往往以《验方新编》为比较对象。一个典型事例就是，1918年，中华圣公会陕西布道主任葛丕六在上海虹口一家基督教堂讲解《圣经》的好处时说：“《圣经》如《验方新编》，无论何项病症，皆可择方疗治，惟须将此编预早诵习，深明其义，方能应手。”(88)《教会耆老之感谢及赠经特会记》，《申报》，1918年8月24日，第11版。不难想见，《验方新编》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书籍，为了拉近《圣经》与人们的距离，宣传基督教义，说者特意选它作为参照物。
综上，《验方新编》在19世纪后期日趋普及的基础上，于20世纪前期逐渐由一种书籍转化为一种象征符号，这种符号化传播使得《验方新编》的覆盖面和影响力进一步扩大。不过，在20世纪前期，不同群体、阶层、职业、地区的人对《验方新编》的接受是不尽一致的。《验方新编》广行于世之后，引得不少医生侧目，他们基于医学知识的专业性、医生职业的规范性，从不同角度评论了《验方新编》，与19世纪后期相比，这些评论对该书缺陷的揭示和强调远超过对该书优点的宣扬，总体上使得该书在成为经典的同时，也日渐成为不少专业人士批评的对象。
很多医生对《验方新编》的内容不满。有的批评它“不无庞杂，间有峻厉之方”(89)赵晴初：《存存斋医话稿》卷二，沈洪瑞、梁秀清主编：《中国历代名医医话大观》，第784页。，认为这很可能给病人带来危害；有的认为它“本源未澈，瑕瑜互见，殊憾理不足而方难效”(90)唐宗海：《医学见能》，上海：中医书局1924年石印本，第1页。。最激烈的莫过于清末湖南医家周声溢，他基于书中存在无效的疗法而一反道咸以来上层精英称颂《验方新编》的基调，不仅视其为“俗书”，而且几乎完全否定了其参考价值(91)周声溢：《靖庵说医》，沈洪瑞、梁秀清主编：《中国历代名医医话大观》，第1344页。。不少医生批评该书的广泛流传带来了极大的消极影响。有的认为它助长了执方治病的风气：“至于《应验良方》《经验奇方》《验方新编》，一部不下数十卷……拘执死方以治活病，岂有不误世殃人者耶？坏乱极矣，良足悲也。”(92)赵亮采：《医门小学·自跋》，引自严世芸主编：《中国医籍通考》第3卷，第3563页。而有的认为它给初学者提供了走捷径的机会，遂将其列入“最易误人之书”(93)孟今氏：《医医医》卷三《医者自医之医方》，裘庆元辑：《三三医书》第2集，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8年版，第238～239页。。
这些抨击的声音虽包含些许理性的分析，但与以往相比，总体上带有质疑和否定《验方新编》的倾向，且在西医权势日益增强、中医日益边缘化的背景下变得愈加强烈。《验方新编》等医学读物的盛行，在不少正规医生眼中是中医落后、医学败坏的罪魁祸首。如1933年，中西医汇通学派的代表人物恽铁樵创办“铁樵函授医学事业所”，在开学演讲中，恽铁樵讲述了30年前在上海亲眼看到的一件事：
吾曾目击有西人挈洋行中买办为翻译，至某君处叩问中国医学。事在壬寅癸卯间，当时上海西医寥寥数人。某固中医中收入丰而交游广者，然其医学仅《汤头歌诀》《验方新编》。西人甚热心，问“中医治病以脉，脉学之究竟如何”，又问“五行真意若何”。某既答非所问，而买办复以意译之，结果乃怏怏而去……而某则扬言于人，谓西医来访中医学，其营业乃愈盛。世事阴差阳错，大都如斯，安有如玉盒子底盖相遇而吻合者？而此种视差幻觉，遂演成东方医学史之笑柄(94)恽铁樵：《恽铁樵伤寒论讲义》第1期，“铁樵函授医学开学演辞”，福州：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年版，第4页。。
显然，在恽铁樵心中，《验方新编》肤浅、粗俗，依靠此类医书中的知识理解医学、为人治病是不学无术的表现，也使得中医在与西医的竞争中处于劣势。反思中医不足的医生往往以《验方新编》为攻击对象，指责此类医书不深究医理，败坏医道；而贬斥中医的西医也常常将其作为中医的代表，痛批之而后快。1929年，“废止中医案”的主导者余岩曾以《验方新编》为喻，指责中医治病基本全凭经验，而无实理可言：“余尝诮旧医某君曰：‘公等所谓两脚之《验方新编》也。’某君甚怒吾言，然亦无能解嘲。缘旧医所学，除一部分经验而外，悉皆自欺欺人之勾当，实无学理可言也。”(95)余岩：《我国医学革命之破坏与建设(续)》，天津《大公报》，1929年5月5日，第14版。
此外，不少新式知识分子也曾评阅《验方新编》，他们对该书及其代表的民间验方文化的认可度也不高。《验方新编》常常出现在近代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的回忆文字中，不过，它往往是鲁迅嘲讽的对象，这其实与鲁迅的遭遇密切相关。鲁迅的父亲患有水肿病，医生开的药方非但没有使病情好转，最终还要了他父亲的命，鲁迅就此对中医产生极大反感，对中国的医药书以及民间流传的单方、验方、偏方、秘方等持鄙视态度(96)皮国立：《医疗与近代社会——试析鲁迅的反中医情结》，《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13卷，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353～376页。。1925年，鲁迅发表《从胡须说到牙齿》一文，说自己小时候有牙痛的毛病，绍兴城里没有牙医，也不知有所谓的“西法”，“惟有《验方新编》是唯一的救星”，不过，遗憾的是，“试尽‘验方’都不验”，最后，他靠一位善士传授的一个秘方治好了牙痛(97)鲁迅：《从胡须说到牙齿》，《语丝》第52期，1925年11月，第1～3页。。1933年，鲁迅发表《我的种痘》，回顾了民间三种应对痘疹的方法和自己的种痘经历，其中谈到《验方新编》收录西洋牛痘法一事：“这一类宝贵的文献，至今还剩在《验方新编》中，那苦口婆心虽然大足以感人，而说理却实在非常古怪的。”(98)鲁迅：《我的种痘》，《文学》第1卷第2号，1933年8月，第246页。接着，鲁迅以《验方新编》中记述的种痘免疫的道理和牛痘传入中国的原因为例，指出其不可理解之处，字里行间透露出一种轻蔑的态度。文末，鲁迅还不忘自嘲一番，因为他在查检自己收藏的“子部医家类”书籍时，发现只有《达生篇》和《验方新编》两种方书。钱钟书的著名小说《围城》也提到过《验方新编》，不过，他将读者设定为方遯翁，用来讽刺他的保守和迂腐(99)文中写道：“方老太太带鸿渐进他卧室，书桌上正摆着《镜花缘》和商务印书馆第十版的《增广校正验方新编》……翻着《验方新编》对方老太太道：娘，三媳妇既然有喜，我想这张方子她用得着，每天两次，每次豆腐皮一张，不要切碎，酱油麻油冲汤吞服。这东西味道不苦，可以下饭，最好没有，二媳妇也不妨照办。这方子很有道理，豆腐皮是滑的，麻油也是滑的，在胎里的孩子胞衣滑了，容易下地，将来不致难产，你把这方子给她们看看。”(钱钟书：《围城》，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19～120页)。近代语言学家曹伯韩在向中学生普及国学常识时谈及“科学与迷信”的问题，他特意将《验方新编》中的一个驱蚊医方作为例证，指出“古代医巫并称，近代国医也带有巫术的成分”(100)曹伯韩：《国学常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282页。。
可以想见，《验方新编》已深入人们生活，是很多人常备的验方书，甚至由于太普通、太常见、太流行而被人们用来形容“粗浅”“平庸”“不值得信任”的人或事物。在国家动荡、社会转型、西医地位日益巩固的背景中成长起来的近代知识分子大都不自觉地卷入救亡、富强、求新、变革的时代洪流中，他们对《验方新编》的评判更多的是基于文化品格与文化形态的考量，而非医学专业的发展、学术的创新、科技的进步。因此，该书往往被他们直接作为“旧医”“国医”“传统文化”“迷信”的代表，其背后无疑隐藏着一种挥之不去的“西学镜像”和“科学镜像”。
然而，从实际的阅读和医疗实践来看，上述种种批评、贬斥和抨击，并未改变《验方新编》在日常生活中被人广泛参阅的地位。一些村镇的中小学生对该书的印象就颇深。中国美学家、文艺理论家、教育家、翻译家朱光潜(1897—1986)出生于安徽桐城的乡下，他的父亲朱延香是一位乡村塾师，藏有少量书籍，其中就包括《验方新编》。朱光潜回忆小时候的读书经历时说，父亲不准他乱翻书箱，他总是趁父亲不在时偷看书箱中的书，其中就包括《验方新编》：“八股文之外，我还看了一些七杂八拉的东西，试帖诗、《楹联丛话》《广治平略》《事类统论》《历代名臣言行录》《粤匪纪略》，以至于《验方新编》《麻衣相法》《太上感应篇》和牙牌起数用的词。”(101)朱光潜：《从我怎样学国文说起》，《我与文学及其他》，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版，第121页。无独有偶，广东海丰县东北部的公平镇，地理位置偏僻，距离县城十多公里，山地、丘陵较多，著名民俗学家、散文家钟敬文(1903—2002)出生于此，他的祖父、父亲都做过商店伙计，父亲经营过一些小生意。钟敬文回忆说他在十二三岁的时候，镇上没有专门的书店，买卖书籍的都是一些游行书商，直到在县城上中学后才接触到很多书籍：“记得十二三岁的时候，我还是个小市镇里的小学生，在那山僻的地方，没有新旧书铺子，没有公共图书馆，也没有私人藏书室。自己家里除了叔父和父亲所看过的那些《四才子》《玉匣记》《笑林广记》以及《验方新编》之类，是别无所有的。”(102)钟敬文：《谈买书》，《历史的公正》，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2版，第194页。不难看出，《验方新编》是为数不多的可以传至偏远村镇的书籍。
近代乡村社会呈现“普遍贫困化”的态势(103)王先明：《试论城乡背离化进程中的乡村危机——关于20世纪30年代中国乡村危机问题的辨析》，《近代史研究》2013年第3期，第44～59页。，乡村民众看病难、看病贵的现象较为普遍，一些村民正是在《验方新编》的帮助下成功地治愈了疾病。如1921年前后，出身贫寒、读书不多的陕西省绥德县四十里铺镇三十里寨人马荣，脚患疔疮，到绥德县城治疗需要花费十块大洋，他支付不起，只好返回家里。他的父亲藏有一些医书，马荣最终“在《验方新编》上发现了治疗疔疮的验方，只花了几毛钱就治好了疔疮”(104)《四十里铺镇志》编纂委员会：《四十里铺镇志》第9章“人物”，西安：三秦出版社2009年版，第270页。。从此，他立志学医，并于1937年在绥德县城开了一家诊所，深受当地人欢迎。
大量散布于基层社会的非正规医疗从业者更是《验方新编》的重要读者。很多村镇中的行医者大多依靠家传或自学成才，专业技术水平有限，为乡村百姓治疗疾病凭借的基本是经验，而其知识的获取、经验的积累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正是此类读物。如三穗县位于贵州省东北部，隶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地理位置偏僻，交通不便，社会经济落后，民国时期，当地的医生大多依靠比较流行的医书习医、行医，其中就包括《验方新编》(105)《三穗县卫生志》编辑委员会：《三穗县卫生志》，出版社不详，2007年版，第155～156页。。又如1918年前后，云南昆明海口镇白塔村人张正德负伤返乡，养病期间，他有感于农村缺医少药的情况而立志学医，“苦读《本草纲目》《滇南本草》《金匮要略》《验方新编》等书，牢记药物汤头，并向当地医生学习脉理”(106)海口镇地方志办公室编：《海口镇志》，出版社不详，2001年版，第300页。，最终在镇上开设了一家医馆。
由此不难想见，被那些生活和工作在中东部城市中的少数知识精英怀疑甚至不屑一顾的《验方新编》等大众医学读物，对众多生活在乡村的民众和基层医疗从业者而言，是为数不多、比较难得的可以帮助他们学习医学、增长医学知识、提高医疗技艺水平的医书。
四 结 语
书籍是知识、思想和文化的载体，是反映时代风貌的精神产品，浓缩着丰富多样的社会文化意涵。在《验方新编》的传播与接受史上，值得回味的不单单是一些光鲜亮丽的光环，还有其间的曲折、盲从、偏见和冲突，它们无一不体现出近代中国社会的多元激荡和新旧转换之间的阵痛，也无一不塑造着人们认识周遭、应对变局、拓展生存和发展空间的日常医疗实践。
《验方新编》从“奇货”到“家置一编”再到一种象征符号，实际是社会需求、名人效应、出版印刷技术革新、商业营销和民间劝善文化共同推动的结果。其中，社会需求是根本动力，公众(包括专业人群)对具有简、便、廉、验特征的验方的巨大需求，持续推动着《验方新编》从上层社会和经济文化发达的地区向普通民众和经济文化欠发达的地区扩散；政界、商界、医界和文化界的不少名人起着引领作用，他们的知名度、号召力和影响力直接提高了《验方新编》的附加值，极大地减少了该书扩散普及的阻力，使其最终进入中医经典谱系，成为“中医”的代表。技术革新是关键，没有石印和铅印技术的推广与大规模商用，只靠原来的雕版印刷技术，《验方新编》的普及和符号化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商业营销是催化剂，出版商、书商等通过不断地发现读者的需求甚至创造需求来刺激不同层次读者的消费欲望，从而在赚取经济利润的同时将此书传播到更多人群与地域。糅合了儒释道三教思想和民间信仰的劝善文化是助推器，以利他的行为实现自我的愿景，从而将《验方新编》输送到广大中下层善男信女之中。可以想见，近代以来，西方的科技、思想观念在持续影响中国，但中国原有的一些社会运行机制和文化心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依然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两种力量的调和既是社会转型的一环，又构成社会转型的动力，共同描绘着多元的历史画卷。
《验方新编》是一部呼应时代需求的实用性文化产品，基本经历了一个从精英到大众、从非专业人士到专业人士的接受过程。它的形象和地位从晚清时期官绅口中的“宝筏”“长生之箓”“珍异”转变成民国时期部分正规医生和新式知识分子口中的“俗书”“最易误人之书”“旧医”“国医”“迷信”的代表，不单关涉一本验方书的多舛命运，而且折射出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结构的演变和医疗话语权的转移。也即随着传统帝制和官僚体系的崩解以及新知识的引入、新体制的建设，士大夫逐渐从原来深度介入的医疗领域退出，只能在医学的外围保持一种有限的关怀，而一些科学化、专业化、职业化的医学专家逐渐占据医学发展的核心地带，他们以理性、科学、进步的姿态，运用一套新的知识体系和价值观念，试图与大多数普通医疗从业者区分开来，彰显自身的权威，规训专业领域之外的人群。不过，在新旧杂陈、中西医并行、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极不平衡的时代背景下，他们未能如愿，而且在忽视社会大众的现实需求、切身利益和接受能力的情况下，他们也不可能如愿，《验方新编》在社会生活中依然被广泛参阅。
从医学与社会文化互动的角度来看，以《验方新编》为代表的通俗医学读物起到了降低执业门槛、消除知识门槛的作用，一般读书识字者皆有可能对症用药，使得验方以及以验方的生产、传播与应用为核心的验方文化在近代中西医论争和医疗卫生体制转型过程中并未因西医的冲击而像主流的中医药知识那样出现显著的生存危机，反而呈现出勃勃生机。此种态势一方面表明传统医学具有多元性和内在生命力，另一方面反映出中国近代较为恶劣的医疗生态：其一，医疗资源不足且分布不平衡，广大中下层民众面临着看病难、看病贵的难题，大多数时候无法获取或支付不起正规、优质的医疗资源费用；其二，西医虽凭借先进的技术和组织管理制度在中国得到快速发展，满足了很多人的医疗保健需求，但将其置于整个中国的地域空间内看，这种发展是极不均衡的，现代化的医疗体系在中东部的城市相对较为完善，而全国大多数乡村地区主要依靠的仍是原有的医疗卫生资源，新知识、新技术、新观念、新制度等传播的广度、施行的力度、构建的进度、接受的程度并不乐观；其三，与每个人的生命健康直接相关的医疗卫生，虽然也是近代改良与革命的重要一环，但相较于国家统治、政权建设、经济发展、军事斗争等关乎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核心议题，无论是国家，还是社会力量，对其关注的程度、投入的力度恐怕都相对有限。这启示我们，在阐释近代中西医关系及其演变的问题时，只有尽可能重现中西医知识在不同地域、不同群体的医疗实践中的实际应用和接受状况，才能避免牵强和偏颇。
Spread and Acceptance of Popular Medical Readings in Modern China：A Case Study of New Compilation of Empirical Formulas
Liu Xiyang
Abstract：Empirical formulas，widely spread among the people because of its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 meeting the general public’s medical demand，are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folk medicine.As a typical work of folk empirical formula books，New Compilation of Empirical Formulas was rich in content，easy to read and apply for non-professional people，but it wasn’t well-known for more than twenty years because of the political situation.It was popularized quickly during the late 19th century，spreading from Guangzhou to most provinces of China，and then to Russia，Japan，Singapore，America and Canada.Its popularization further improved after entering the 20th century and it gradually became a symbol of medicine knowledge which was easy to get，learn and apply，and a daily expression referred to the experience of others.It even became a synonym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In fact，this evolution was the result of the joint promotion of several forces，such as social needs，celebrity effect，technical innovation in publishing and printing，commercial marketing and folk culture of persuading others to be good.A traditional empirical formula book dazzled with brilliancy in the context of reformation，teaches us that we should interpre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western medicine more comprehensively from the reading practice and medical practice of the general public.
Keywords:Modern China;New Compilation of Empirical Formulas;Medical Readings;Spread of Medical Knowledge;Book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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