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阻路政：岑春煊与丙午广东粤汉铁路风潮
谁阻路政：岑春煊与丙午广东粤汉铁路风潮朱 从 兵
[摘 要]自粤汉路权从美国合兴公司赎回以后，粤汉铁路进入粤湘鄂三省分省合办阶段。鉴于广东绅商的集股办法存在弊端，张之洞一再强调和坚持官督商办体制，岑春煊提出广东官商“合力筹款”的思路，由官向商征收台炮捐、船捐、酒捐、盐捐等，由官收存，作为官款、公款，发给商铁路股票。这个思路和做法遭到绅商的反对，由此而出现官绅分歧，1906年(丙午)年初引发官绅冲突，是为丙午广东粤汉铁路风潮。岑春煊指责绅商阻挠路政，申述征收捐费属于“就地收捐”，争辩本省人集款建本省路的合理性。绅商则指责岑春煊苛捐虐民，扰乱路政。风潮发生后，岑春煊和绅商分别采取相应的措施，绅商逐渐加紧了招股、收股的行动，并有初步成效。一直注重商权的岑春煊在张之洞和广东同僚的调停下表达了“但愿路事有成”的愿望，释放了被捕的黎国廉，颁布了同意商办的告示，铁路风潮得以消解，广东粤汉铁路的自办实现了由官督商办到商办的体制转型。风潮的发生和体制的转型是粤汉铁路自办进程中必然发生的现象，也是粤汉铁路筹建进展的结果和表现。在这个过程中，岑春煊和绅商都在探索筹款办法和体制问题，他们都不是阻挠路政或扰乱路政者，而是粤汉路政的推进者。
[关键词]岑春煊;粤汉铁路风潮;官督商办；商办
岑春煊(1861-1933)，字云阶，一字馥堂，壮族，广西西林县那劳人，云贵总督岑毓英(1829-1889)第三子(1)何平、李露点注：《岑春煊文集·前言》，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页。，1903-1906年任署理两广总督(2)钱实甫编：《清季重要职官年表》，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56～158页。，时人呼为云帅、岑督，岑宫保。1906年(丙午)年初，因粤汉铁路筹款事在广州发生了严重的官绅冲突，号称铁路风潮。“官”的主角就是岑春煊，“绅”的主角则是曾赴武昌会商粤汉路事的广东代表黎国廉。岑春煊以“阻挠路政”为由拘捕黎国廉，绅商指责岑春煊“扰乱路政”“苛捐虐民”，舆论的矛头一度指向了岑春煊。清政府安慰他“宽于恤民”，他则自我表白“保我商民”，同僚们也称他“实意爱民”。那么，在相同的“路政”话语下，到底是谁于“路政”不利呢？对“路政”主导权的争夺，正是铁路自办体制转型过程中必然发生的核心问题。经过这次铁路风潮，广东粤汉铁路实现了从官督商办到商办的体制转型。
以往关于岑春煊的研究，多集中于他的政治活动，很少涉及他的铁路思想和与路事相关的活动(3)夏泉、胡芸：《岑春煊研究述评》，《广西民族研究》2014年第2期，第136～143页。关于岑春煊政治活动的研究，以桑兵《庚子勤王前后的岑春煊与保皇会》(《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6期，第55～80页)和郭卫东《论岑春煊》(《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2期，第52～73页)二文具有代表性，郭文论及了岑春煊在粤汉铁路国有化问题上的态度。另外，马陵合《地方对铁路中央专管体制的权力消解——以清末广九铁路交涉为例》(《广东社会科学》2019年第3期，第109～119页)和《潮汕铁路案中的地方应对》(《社会科学辑刊》2017年第4期，第116～127页)两文分别提及岑春煊在广九铁路交涉和潮汕铁路案的角色和作为。；而以往关于粤汉铁路史的研究，多集中于赎路废约、体制问题、保路运动和各段筹建、建设的历史，很少涉及岑春煊在粤汉铁路筹建、建设中的所思所想所为，更少涉及历次广东粤汉铁路风潮的演变(4)庞广仪对粤汉铁路历史的研究用功颇勤，在完成博士学位论文《粤汉铁路早期历史研究——基于国权视野的探讨》后，先后出版《粤汉铁路艰难的筹建与“国有化”》(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民国时期粤汉铁路历史研究》(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和《粤汉铁路与近代国家力量的整合》(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3部著作，对粤汉铁路筹建、建设的历史及其发挥的作用、产生的影响进行了较为深入、系统的研究；朱从兵《张之洞与粤汉铁路——铁路与近代社会力量的成长》(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以张之洞为中心对清末粤汉铁路的筹建历史及筹建中社会力量的作用进行了详实的探讨；黄家友《晚清商办广东粤汉铁路有限公司的创办及背景分析》(《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3年第10期，第120～129页)和黄庆林《清末民初粤汉铁路广东段商办成败探析》(《经济社会史评论》2018年第3期，第109～116页)二文较为宏观地从中国铁路历史进程、近代中国社会变迁和广东区域社会特质等方面分析了广东粤汉铁路筹建体制转型的问题。。至于探讨岑春煊在广东粤汉铁路风潮特别是在丙午风潮中的角色和作用的研究成果，则尚付阙如。本文不揣谫陋，以《申报》的相关报道为主要史料，按岑春煊筹建粤汉铁路的思想轨迹，展现丙午粤汉铁路风潮的基本面相，揭示广东粤汉铁路由官督商办向商办的体制转型的内在逻辑和具体细节，以期有裨于全面认识和评价岑春煊的铁路思想和历史地位，有利于推进粤汉铁路史研究的深化，挖掘中国铁路史研究新的问题意识。
一 风潮的缘起：“合力筹款”的思路
1904-1905年间，经鄂湘粤三省官绅的合力争持，粤汉路权以675万美元的代价从美国合兴公司赎回。粤汉铁路的筹建和建设自此进入了分省合办的阶段。1905年12月28日，岑春煊仿照张之洞在湖北的做法，在广州成立了广东省的粤汉铁路总局。关于下一步的筹建工作，他有一个基本的思考。他分析说：“查粤汉铁路关系三省权利，现时既得全路赎回，自应赶紧接续兴修，惟赎路之费，粤省固须分认摊还，而未筑各路轨道绵亘，工程浩大，尤非筹有大宗的款，未易动工，是现时宗旨实以筹款为第一要义。”总局成立后不久，他邀请“粤省各绅并各善堂及七十二行商代表”前赴粤汉铁路总局“会同该局司道随时筹议”(5)《粤督照会绅董襄办铁路(广东)》，《申报》，1906年1月10日，第3版。。
岑春煊作为粤汉铁路废约和自办的亲历者，肯定了废约的意义，他将废约的意义与自办的进展和成效联系到一起，是让人深思的。他在1906年年初致广东绅商函中说：“此路现经与美赎回，颇费鄂督张宫保暨驻美公使梁大臣苦心毅力。盖以此路所关于国家权利及吾粤、鄂、湘三省国民利害甚大，一付外人之手，则路权所及即其势力范围所及，此为我三省商民切肤之害，故不得不竭三省之全力以与之争。现在合同既废，路权业已收回，将来此路成就，不仅通芦汉，直可由芦汉、关内外以通西伯利亚而达于欧洲，获利之丰，岂待巧算。若因无款停筑，非惟无利，此次赎路粤省所应摊之三百余万，固已投诸不可复之地。且未经购回之金元小票若干万，每年尚须付息若干。路不成，既无余利可以购回，又难别筹巨款购回，则逐年付息，何所底止？是废去合同，转为三省增一无穷之累。然则欲去害就利，舍合力筹款外，更有何说？”(6)《交通史路政编》第16册，交通部、铁道部交通史编纂委员会1935年版，第256页。这是岑春煊第一次提出“合力筹款”的思路，“合力筹款”应是解决筹款问题的有效办法，也是检验自办进展和成效的基本指征。
岑春煊不但看到筹款的重要性，还意识到筹款问题的紧迫性，并由此提出了应对这种紧迫性的筹款之策。他指出：“粤汉铁路业经赎回自办，粤东应派赎路之费约合银三百余万两，又应摊未赎金圆小票百余万两。若不赶急设法，集款兴办，不惟摊还赎路及小票本息从何付给，粤省必致永受其害，是以不得已筹议官款、公款、集股三项办法。”那么，这里的“官款、公款”何来呢？筹集来的“官款、公款”又该如何处理呢？他本着“筹款之事不得不取之商民”的原则，“派委善后局司道督同府县筹议”，就向有之台炮经费、三成粮捐酌量加抽，并拟办船捐、盐斤加价，以充铁路经费，分别作为官款、公款，填回股票，路成之后，按本分息。岑春煊向清政府具折奏陈这种筹款办法，认为“似此分款筹捐，不欲专取一项”“事轻易举”(7)《四记粤东官绅冲突事(广东)》，《申报》，1906年1月30日，第9版。。所谓“筹议官款、公款、集股三项办法”，即是“合力筹款”的具体内容。
从认识到“以筹款为第一要义”，到提出“合力筹款”的思路，再到提出“筹议官款、公款、集股三项办法”，岑春煊在废约运动后对广东自办粤汉铁路问题的思考逐步深入和具体。但是，广东绅商不同意岑春煊所谓“不得已筹议官款、公款、集股三项办法”的说法，意即他们本有筹款的办法，无需另议，而且岑所筹议的加捐办法是行不通的。据许应骙等人的说法：“粤汉铁路三省商民争回自办，实赖朝廷威德，克底厥成。九月三省会议奉到鄂督张宫保电催后，奉粤督岑宫保批示敦促，旋由众公推梁庆桂、黎国廉赴鄂代表，当由庆桂、国廉拟呈三省条款广东筹办章程，业蒙张宫保核定在案。月初返粤，粤督岑宫保颇有指驳，另议台炮捐、船捐、酒捐、盐捐诸名目，粤省财力困匮，百物腾贵，民穷为盗，四处劫掠，若再加捐，奚止竭泽。”(8)《六纪粤东官绅因筹路政冲突事(广东)》，《申报》，1906年2月8日，第4版。而广东总商会后来还有这样的说法：“粤省争路由绅商倡议，应归商筹办，商民前已公认集股，并举代表赴鄂会议，经奉核准在案，乃岑督忽借路加抽粮捐、船捐、盐捐、派捐、台炮加捐诸名目，抑勒激愤。”(9)《粤商电禀商部集认路股情形(广东)》，《申报》，1906年2月18日，第3版。
对于“不得已”的说法，岑春煊有自己的解释，他在批复广东商务总局请释黎国廉禀时如是说：“查举办粤汉铁路以集股为筹款办法，本部堂夙具此宗旨，故于梁、黎两革绅未赴鄂以前所递公禀，当经详晰批示，无论大小股东，均使有自保资本之权，并与湖广督部堂张节次电商，谆谆以股东之权利为重。梁、黎两革绅于集股一事，始终并未筹议，惟行两元公益彩票，欲以七成实银抵作十成股本，与他人之以十成现银入股者将来同一分利。揆之公理，太不均平。本部堂恐碍集股，曾于公禀内详晰批示，然仍准作为债票，但不得作为股票耳。梁、黎两革绅赴鄂代表前后，来电仍专恃二元彩票之议。本部堂以路工重大，该革绅等所议既未能恃为筹款惟一之法，而集股一事又无影响，究竟能否踊跃殊难逆料，不得已酌议筹款办法，于集股之外，另增官款、公款二端，刊布广告，冀得多数之赞成，然后举行。”(10)《汇纪开释粤绅黎国廉事(广州)》，《申报》，1906年2月24日，第3版。在给于式枚等人函中又说：“革管绅士一事，实出万不得已。其中苦情，前函已经备述，谅邀钧览……某本意因专恃招股万难裨济，遂订立官款、公款、招股三项办法，以官绅之力既分，则筹款之事较易，且无论为何项款、股，胥属以粤人之财办粤人之事，将来利益亦必全数归于粤人，实与绅商自办无异，官不过督其成也。”(11)《十二纪粤省官绅因筹路政冲突事(广东)》，《申报》，1906年2月24日，第3版。在后来准予商办的牌示中，他有更为详细的说明：“本部堂本以商办为宗旨，故上年六月据粤绅公禀议办二元公益彩票，即经详晰批示，声明按照商律，以注重商权为主，即迭与湖广总督部堂张反复电商，始终并无二义。嗣因二元彩票系以七成实银抵作十成股本，与他人之以十成现银入股者一律均利，恐于招股有碍，未能恃为筹款惟一之法，而商民集股之议又未发起，究竟有无把握，在当日尚难逆料。路款既无着落，不得已而议及抽捐……原以此路需款浩大，为此合力通筹之举。”(12)《岑督粤路准归商办牌示(广东)》，《申报》，1906年4月8日，第3版。也就是说，他一直是重视商办的，但是，绅商集股或招股一直没有明确的办法，而所恃二元公益彩票的办法又存在不公平的问题，不会有良好的成效，不可倚恃，只有“合力筹款”才能解决铁路建设的资金问题。
岑春煊所言粤绅在粤汉废约过程中议办的“二元公益彩票”，实际上是“国民赎路股票”，目的在于筹集赎路款。粤绅先是提出了《粤民赎路股票公司章程草案》三章十三款，后改定为《国民赎路股票公司章程》四章十八款，先后载于《申报》上(13)《粤民赎路股票公司章程草案》，《申报》，1905年2月14日，第4版；《粤省改订国民赎路股票章程》，《申报》，1905年7月8日，第4版。。粤绅将章程递至两广总督署，函请岑春煊批准。岑春煊为此做了详晰的批示，从批示的内容来看，岑春煊注重商权的思想是相当明显的：“此路关系至重，需款甚巨，现因废约自办，该绅等力任筹款，共谋公益，热诚深可敬佩。至于保护、维持，系地方官应尽之责，凡官斯土者所不得辞。目前赎路之款，广东应认三百万两，该绅等猝难筹备，自不能不赖官力，前已电请湖广督部堂张之洞代借洋款，俟借定后再行饬知。惟兹事体大，推求不厌精详，将来集股能否踊跃，全在此时定章之善否。核阅章程并公函，谆谆以顾重股本，必使商人有自保资本之权为请，该绅等注重于此，可谓知言，本部堂之所欲酌商，亦即以此为第一义。”从这个认识出发，他对照大清商律认为粤绅提交的章程有三点需要改动。
关于第一点改动，他说：“查大清商律所载股分公司办法，大抵以三项人组织之：一曰总办或总司理人，是谓公司办事之人，公司寻常事件，总办或总司理人等照章办理，此项人员由董事局选派；二曰董事，是谓公司主事之人，公司重要事件必由各董事会议以定行否，此项人员亦由众股东公举，以上三项人皆受公司薪俸，以任事皆由股东公举，始得有此任事之权，所以与股东以自保资本之权者，令甲昭垂何等明晰。”(14)《粤督批示铁路集股章程(广州)》，《申报》，1905年8月15日，第3、4版。“又恐大股东之于小股东权之或有轻重不得其平也，复于第一百条揭之曰：会议时有一股者得一议决之权。注云：如一人有十股者，即有十议决之权，依此类推等语，岂不以□。股虽有多寡，而欲自保其资本则同。若使大股东独操其权，则是雄于资者可以自专，绌于力者便难自保矣。今来章第四款办法，以每期认定股票六百分者为总理员，认定三百分者为副理员，认定四十分者为评议员。又集股既定，一人占股十万元以上者为总理员，占股五万元以上者为副理员，占股五千元以上者为评议员。虽总理、副理、评议各员权限如何，章程内并未明定，而第五款总会即曰此会以有前款所列资格之股东布置每年总会一次云云，然则占股五千元以下之股东并会议之权而无之，明矣。在该绅之意，原欲借此鼓励绅商各输资本，不欲占股者甘居于五千元以下，用心不可谓不善，然股份公司其利便处在于众擎易举，推其究竟，必系小股东多于大股东，既已输资，即不能不使其有权自保。本部堂之意以为仍应遵照商律，股东会议有一股者即得一议决之权，较为公平，此宜更改者一。”(15)② 《续录粤督批示铁路集股章程(广州)》，《申报》，1905年8月17、24日，第4版。
关于第二点改动，他又分析说：“来章第二款云：本公司创办之始，推定本省之有名誉、信用、才能之绅商暂主理设立之事，俟设立既成，则全归股东办理等语。如何归股东办理，及何项股东始有办理之权，章程内虽未明定，度该绅等之意，想系以第四款所列总理、副理等员任之。夫以占股最多之人办理公共之事，彼即不为公益计，宁不自为资本计？此项办法，谁曰不宜？但十万为总理，五万为副理，此数出自一人，诚不为少，而合一公司所需之资本统计，则占股十万者亦仅一百五十分之一分耳，以三数占股十万之人而握全权，又无任满更换期限，则是吸集无数小股东之血本以供三数有力者之用耳。又况能占股十万之人未必能皆办理此事，万一其人才不胜任，岂不以无数小股东之血本供其一掷，日后追悔又何以及焉？本部堂之意以为，目下公司尚未成立，如该绅等者可照商律称为创办之人，迨公司成立后即应一切遵照商律，由股东公举董事及查账人，并由董事选派总司理人或总办，必如此划分权限，庶各股东皆可有自保资本之权，该绅等仅请官绅权力一律相同，本部堂尤愿大小股东权利一律相同也。此宜更正者二。”②关于第三点改动更为重要，事关粤汉铁路建设的全局：“至筹款之策，据公函内称：一为招集每月二元股票，一为招集外洋巨商股分，而章程所载则仅股票一项。无论此项股票未必每月果能照数销足，即使销足，而一千银五百万元内，除去三成特利，又除去半成认销、领销之酬金，共除去五百二十五万元，实收之银九百七十五万元，股票常利名曰四厘，而九百七十五万元之实银须认一千五百万元虚数之常利，是子息之率约在六厘以上。无论虚数太多，子息略重，未必尚能获利，而此时赎路之款既非粤省独认，系由三省匀摊，共任合力兴办。既系三省合办一公司之事，则每股银数之多寡，利息之轻重，自应遵照商律第二十四条办理，不得参差，自为风气。如果鄂湘两省官绅亦欲行每月二元股票，则来章自可照办；倘鄂湘两省办法不同，必不愿我之虚数之股票，与彼实数之股份一律均分利益也。如鄂湘办法既不相同，而该绅等又舍此别无筹款之策，变通办法，以此为债票尚可，以此为股票则断不可。然即为……之公债，鄂湘必有责言也。总之，此路如能分办，或全由粤办则可为所欲为。今则赎路之款系由三省公筹，已成合办之局面，断不能不由三省官绅会同协商定议。”(16)《再续粤督批示铁路集股章程(广州)》，《申报》，1905年8月28日，第4版。岑春煊的意见有两个要点：一是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二是粤湘鄂三省的办法保持一致。
由于粤绅提出的国民赎路股票章程存在的问题较多，岑春煊觉得以此来集股成效不会太好。为了能够筹集到赎路款，岑春煊曾电奏清政府要求特派张振勋“招集内外华商股分”，主张“不得暗杂洋股以全要政而保路权”(17)《电谕粤鄂两督妥筹出洋招集华股预备粤汉铁路之用(广州)》，《申报》，1905年8月26日，第4版。。废约运动结束后，1905年12月17日，他又提出了借债的办法，他从梧州行次致电张之洞建议说：“绅力断不足恃，官更无担此大宗之力，宜由三省合借洋款，按年分认摊还。”当时，湘绅张祖同、席汇湘等到武汉，张之洞“与之筹商”借债之法，他们“亦深以岑春煊之说为然，以为舍此别无速化之术，可应急需”(18)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主编：《张之洞全集》第3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700页。。让张振勋招股和三省合借洋债两事后来均未能落实，而广东粤汉铁路筹款任务较重，鉴于以往筹款的经验和教训，岑春煊不得不另行设法。
其实，岑春煊曾有过类似筹款失败的经历。1898年下半年，由于湘绅的批评，盛宣怀注意到了广东方面筹建粤汉铁路的工作，由于两广总督谭钟麟对筹建粤汉铁路不太积极，因此，在草约内容奏准后，盛宣怀派张振勋“到粤商榷一切”。8月12日，盛宣怀致函张振勋，告知他购买粤汉股票有“四大利”，以便他动员招股(19)夏东元编著：《盛宣怀年谱长编》下册，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21页。。当时即将到任的广东布政使岑春煊非常关注粤汉铁路的筹款问题，以“粤汉铁路招股为难”为由奏“请设彩票招商局，以集巨款”。他认为：“铁路利权，外人皆欲干预，若粤汉铁路因循不修，实恐借口代造，致滋隐患。”由此他觉得必须重视筹款问题。“因拟变通招股变法”，他筹款的具体办法就是“在广东、上海、汉口、江苏、江西、天津分设六局，名曰‘彩票招商局’，分次开彩，每年可得银一千二百万两”。有这么多的款项，“以之修路、养路，均必裕如”，因此，他“请允试办”。9月11日，清政府发布上谕说：“粤汉铁路，亟宜兴修，现在库帑支绌，官款实无可提，即著该藩司于到任后，体察情形，妥筹试办，并将如何办理之处，先行具奏。”(20)邵鸿主编：《〈清实录〉江西资料汇编》下卷，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148页。尽管有清政府的批准，但此次彩票筹款并无成效。本来，岑春煊是将铁路筹款的重任托诸粤绅，在废约运动中当邓华熙等人提出中美合办的交涉目标时，他站在张之洞一边，对此表示反对。1904年11月13日，他准备致电粤绅，将张之洞表示反对意见的来电告诉粤绅，并拟对粤绅提出“目下紧要办法”两条：“第一，在必求废约，归中国自办，断不可中、美合办；第二，在诸公力任筹款，庶几废约后真能自办，不是儿戏，不至仍以权利让诸外人。以诸公爱国之心，早见及于此。”他认为“至争议废约，大非易事”(21)宓汝成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1863-1911)》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766页。。从粤绅“力任筹款”的情况来看，方案存在很多问题，而且还有可能毫无实效。在此情况下，他“不得已”另行自筹集款办法。
更为重要的是，张之洞在废约运动快要结束时，岑春煊强调铁路建设应该实行官督商办的体制，广东方面为此应多筹官款。每当交涉有所进展的时候，内部的权利之争就逐渐抬头。这种权利之争突出表现在官与绅商之间。1905年7月，《时报》曾载文称：“官绅惟有保护联络之责，万无干涉把持之权。”张之洞看到这样的报道，认为“可骇已极”，要岑春煊和张人骏将这其中的权利关系对绅民解释清楚，特别是要将官在其中的作用阐明透彻。张之洞从收回粤汉路权的过程分析说：“此次合兴之约，非官力岂能争回？现在赎约巨款，非官力从何筹借？将来接造轨路，非官力谁为弹压防护？即如筹款一节，无论或招股，或摊派，或投标，非由官为维持劝导，亦恐筑室道谋，终无实济。”从大的角度说，“铁路为国家大政，安有官不与闻之理？”因此，他认为报道“所言实属荒谬”(22)⑤ 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1册，第9346～9347页。。
张之洞一直强调铁路要官督商办，并重在体现官在其中的作用，如何做到这一点，他反复说：“惟官欲有权，不可不助之以款。”指出：“鄂路较短，全系官款；湘路亦官款、民款参半；粤境事同一律。”因此，他希望粤省能够多筹官款，并想了解粤省究能岁拨官款若干，他提醒岑春煊和张人骏：“将来按本分利，官款并非虚掷，断不可全令商筹，致路事为所把持。”而且，他又特别交代二人：“官民合筹之款，为数必不能甚多，造路即不能甚速。”最后，他提出了“三省同心，官民全力”作为自办粤汉铁路的总原则，“总之，三省同心，官民全力，此路始易观成。若各存意见，先存一抗官专权之心，焉能有济？”张之洞不知，在他设定的制度框架中，即已暗含着与民争利的意图，何得“全力”呢？这也许是后来粤汉铁路迟迟未能全线通车的一大原因！
张之洞提到的《时报》一文，实际上是对粤绅已经改订并公布的《国民赎路股票章程》的解释。从张之洞的反应和岑春煊的批示看，两人对粤绅筹款方案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但是，张之洞在废约运动中声誉卓著，他的提醒和规劝，岑春煊是不能不予以考虑的。岑春煊和张人骏回电张之洞说：“路权无论官、绅，惟视占款之多寡，能有若干之款，即有若干之权。此乃一定之理、必然之势。《时报》所载即有此语，亦属不明理势者之谬说。粤绅屡经集议，除开股票一事，此外别无筹款办法，恐难深恃。现拟将尊处代借之三百万，先作粤省赎路官本。将来绅款能集若干，即作为若干绅股。总之，悬揣情形，绅款断不能及官款之巨，自不能有专抗。”⑤由此可知，岑春煊基本上接受了张之洞多集官款的主张。
废约运动之后，对于广东境内的粤汉铁路，张之洞也十分关注。粤绅议定的《粤省招股大纲》九条，得到岑春煊的同意。1905年9月27日，他将大纲内容电告张之洞。29日，张之洞复电岑春煊，认为这个招股大纲“以实权全归股东，专在鼓舞商民，用意甚美”。但是，张之洞对招股大纲中给予商民的权利太多有不同意见，指出：“然商民之权须有范围限制，若股东过于偏重，官但为公司驱遣之人，将来路政全为商民所持，似多窒碍。”他还强调在收回粤汉路权过程中，“官力”发挥的作用很大，“此次争回美约，全恃官力。乃今方开办造路，便欲置官于事外，而且紧要为难处，仍须役使驱策官长，太欠平允”。因此，他认为招股大纲中“可商者约有五条”：
如第一条，有一股即有一股决议之权，似太无限制。公司议员有数十人足矣，宜酌定若干股得公举议员一人，本人有若干股，始得举为议员。此须通计，共招若干股，议员若干人，以定其数。一也。第四条发起人招得若干股，即有若干决议之权，似权亦太重。盖招股之人非即出股之人，其决议之权，应听出股之人公举，未免由招股人总揽其事。如股东信托招股人，只公举此一人作代表，则无不可。二也。第八条官但(担)任维持保护之责、稽察判断之权。至于财政、工程、贸易、用人等事，概由股东公举之总理人主持。是公司须用官力者，则责诸官；而股东便于自由者，则归诸己。事事不平，莫此为甚。且一切实事俱不能持权，公司积弊如何能知觉？铁路治安如何能维持？应改为公司总理人由股东公举，呈候本省督抚会同督办大臣核准，方能任事。仍定以年限，并由本省督抚另委实缺司道充该公司监督。凡财政、工程、贸易、用人等事，虽由股东公举之总理人酌办，仍应事事通知监督，听监督随时考察。三也。其重要事件、有关涉本省他项商民利害者，须禀由本省督抚核定；若有与外省铁路公司有关涉、与外省商民有关涉者，须禀由督办大臣核定，方能办理。四也。至此路成后国家应收之营业税及所得税，自应比照外洋极平允之办法办理。五也(23)② 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1册，第9387～9388页。。
从以上内容来看，前三条是对商权的限制，后两条是对官权的扩张。第一条是对议员人数的限制，第二条是对招股人权利的限制，第三条是对公司总理人权利的限制(总理人须由本省督抚和铁路督办大臣任命，办事则须与官方的监督配合，并接受考察)，第四条强调的是督抚和督办大臣在重要事件和有关交涉中的作用，第五条则强调国家的征税权。对以上五条，张之洞的态度是：“前四条必须照改，末一条必须照添方妥。”还进行解释说：“粤境路工，敝处本可不必过问。但公司章程关系全路，一处稍疏，则他处亦将援例。铁路实国家大政，若全委诸商民，恐有窒碍。”最后，他总结说：“利可归重股东，官当极力帮助；权则股东须有限制，不得稍逾。各得其宜，方免流弊。”他谦虚地表示：“既承商及，不敢不据实奉复。极知不免疏漏，统祈详筹妥酌速示，以便会同复奏。”②不难看出，官督商办铁路是张之洞一以贯之的主张，不愿意商民在铁路建设过程中有过重的权利，比较注重铁路的公益性质。
粤湘鄂三省绅商代表在汉口会议期间，广东绅商代表梁庆桂、黎国廉和周麟述三人又与梁鼎芬“专究广东本省之路拟呈简明章程大纲十条”，得到张之洞的认可，他批示说：“所拟粤路简章大纲十条，以本部堂意见论之，均属妥协。惟路属粤省，应候两广岑宫保详核批示方为定论。”他将此章程大纲十条和批示的意见一并电告了岑春煊。这个章程为什么能够得到张之洞的认可呢？这其中的奥秘就在于此章程突出了官方在铁路建设中的作用，如规定“所有公司财政、贸易、用人等事请由股东公议举办，举用之人仍当禀官立案”；“公司自当遵守宪章，若有妨害治安，违犯法纪，请地方官按律办理”；“公司工程、行车事宜请由官随时稽查”；“公司购地、筑路等事必借官为保护，所有监督以下各员专管考察该公司购地、作工、招股、行车数事内之纲领大端，其细事勿庸过问。银钱出入均不参预，拟由公司公举，禀候大宪核定札委”；等等。关于筹款问题，这个章程提出了两个办法：一是发行彩票，“拟仿外国签札付债票及劝业银行章程变通办理，议收二元票二十万张，共收银四十万元，以三成十二万元开投，分别各等特利，不论曾得特利与否，俱作为铁路股票”；二是“派人分赴外洋招集股分”。但这两个办法都没有详细章程，粤绅表示“以上筹款两条，将来成效未能悬揣”(24)《鄂督致粤督电(为粤汉路事)》，《申报》，1906年1月9日，第2、3版。。
尽管张之洞充分尊重岑春煊的意见，但误会还是产生了。在岑春煊看来，粤绅所拟《简明章程大纲十条》过多地掺入了张之洞个人的看法，张之洞难免有越权之嫌。名节所在，张之洞不得不为自己辩护。1906年1月14日，他致电岑春煊表示“不胜骇讶”，然后指出：“粤绅所拟《简明大纲十条》，皆代表粤省股东之言，非鄙人之言也。正所谓实权全归股东也。”为什么这样说？他做了三点分析：第一，关于筹款的有关内容，主张来自广东，而决定权亦在广东，他指出：“至粤绅所拟筹款两端，自系来时即与粤商商妥，据云先经禀陈尊处，并据称特利股票粤甚易行，各属已有认销巨数者。事隶粤省，鄙人不敢臆断。据云前奉尊批，但须与湘、鄂商定，即可举行。今湘、鄂并无异词，应办与否，悉听尊裁。”第二，关于股东之权，他分析说：“至出洋招股，即本尊议，此次《简明大纲》第二条载明‘公司财政、贸易、用人，悉由股东公议举办。官派监督，仍由公司公举请委，但司考察大端，细事勿庸过问。银钱出入，概不参与’。是股东之权可谓实矣，可谓足矣，与尊处前订《大纲九条》毫无不合。惟‘监督应公举候官核定，不能指名举一人’，此是鄙人所改耳。”第三，究竟如何筹款，其决定权仍在广东。他说：“今尊意谓‘筹款两条，均无把握’，敝处未便置议。现粤绅已回籍，当已谒见台端，果能另筹确有把握的款，固鄙衷所祷祀而求者也。”不过，他提醒岑春煊：“最要者赎路还款之期甚迫，不容迟误，此为最紧急之实事耳。”基于以上分析，他表态说：“总之，粤路粤办，楚路楚办，粤省事敝处断不过问。”但是，张之洞觉得“目前三省筹款修路办法必须议定，方能会奏，未便再延”。那么，“究竟粤省筹款如何定议”，则请岑春煊“速赐电知”(25)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1册，第9447页。。
正是在张之洞一再强调官方作用而绅商筹款结果无法逆料的情势之下，岑春煊对粤汉铁路的筹款问题不得不另辟蹊径。不论是否出于“不得已”，岑春煊拟将他的筹款办法付诸实施。1906年1月7日，他饬令广州府南、番两县会同厘务、铁路两局提调传集七十二行商人，按照台炮经费章程，议加铁路经费。在他看来，当时“各商尚明大义，均无违言”。只是在“股票应归公众存储，或归本行收执”的问题上，“意见参差，致未决议”(26)⑤ 《四记粤东官绅冲突事(广东)》，《申报》，1906年1月30日，第9版。。而在绅商的回忆中，“各商当日多以关系重大，未经联行熟商，难即决议”(27)《七纪粤东官绅因筹路政冲突事(广东)》，《申报》，1906年2月11日，第4版。。又说：“商等当将台炮经费难再加抽情形略陈大概，是日并无允议加抽之语。”1月9日、10日，绅商“邀集各行再议”，他们提出反对加抽的三点理由：第一，“粤省各捐繁重已极，民穷财尽，断难再加。铁路本以利民，不宜先以此而失民心、结民怨”。第二，“且加重台炮经费，商人必相率改用三联单，议加者固虑落空，即原抽者亦因而短缩”。第三，“又况路费惟靠加抽之款为挹注，一旦无着，巨工立停，彼时不特病官病民，病官款，且病路政”。所以，绅商“再三筹度，均以为加抽台炮经费决不可行，不如议行股票较为有着”。当时“七十二行众论佥同”，1月10日他们在广济医院“共签书不允字样存据，以表决议之意”。“决议”之后，绅商也试图理解岑春煊的筹款办法，“因思此事既奉制宪派委传议，料必准商人献议，且此次所议加抽，其款系充路款之用，议抽者如投股，被抽者如附股，事同凑股营业，与别项抽捐不同。又因黎绅国廉等先经制宪暨绅商等公认为粤东铁路代表员，故商等亦即公请黎绅等为代表”(28)《八纪粤东官绅因筹路政冲突事(广东)》，《申报》，1906年2月12日，第3、4版。。上述情况在岑春煊看来，就是梁庆桂、黎国廉、李肇沅等人于1月9日、10日“出头邀集绅商议抗筹款，鼓煽七十二行遽翻前议，并令签书不允以图抵抗”⑤。
由此不难看出，在粤汉路权收回后，岑春煊与绅商在如何筹款问题上已经出现了非常严重的分歧，冲突是难以避免的。1月19日，《申报》报道说：“广东绅民因岑督有抽捐筑办粤汉之议，与岑督大起冲突，并责骂有动用公款之事。该绅民等曾集议多次，力思抵抗。某道因协助商民，已被拘获。绅民即电请政府将粤督撤换。目下情形汹汹，恐有罢市之举。各国领事已劝各西商勿进广州城。”(29)《广东官绅大起冲突》，《申报》，1906年1月19日，第2版。所谓的“冲突”，集中体现在两件事上：一是1906年1月12日广济医院会议上的官绅矛盾，二是当夜番禺县令柴维桐奉岑春煊之命拘捕黎国廉。冲突发生后，当时的《申报》进行了连篇累牍的报道，对这两件事逐步增加细节，力图反映事件的真相。
二 风潮中的争辩：“就地筹捐”的办法
1月12日广济医院会议，“系由七十二行请绅商界、报界、慈善界会议，有各报纸告白及七十二行传单可凭”(30)⑥⑨ 《七纪粤东官绅因筹路政冲突事(广东)》，《申报》，1906年2月11日，第4版。。1月18日的《申报》报道说：“日前广济医院会议酌加台炮经费为铁路经费，各商家再三驳论，若归公款，则虑官场无信，任意提拨。若归商款，则经费取自买家，亦无以示大公。且加抽后必多改用三联票，求赢反绌，徒益洋商。故到会之行商多署名不允。惟路已赎回，不能不公同担任筹款义务。大多数意见力主二元股票、五元股票并行，二元股票取便内地，五元股票取便外洋。”(31)《会议筹措粤汉路款(广州)》，《申报》，1906年1月18日，第3版。这次报道未使用“冲突”一词，只是提到各商家对“酌加台炮经费”算作“公款”或“商款”的顾虑，从前文可知，“到会之行商多署名不允”不确。《申报》对此次会议的第二次报道是在1月20日，其内容如下：“兹悉十八日(1月12日)委办铁路司道各员诣广济医院会集众绅商磋商筹款兴办铁路，各行商均反对加抽七成台炮经费之说，辩驳良久。座中有商董某私谓：官场办事，向失信用。如前日运动会且闹此怪像，况筹款办路，其事更为重大乎？不意有某观察颇通粤语，遽拍案怒叱曰：今日委办铁路各员多有担任义务不受薪金者，何得如此云云。各商不服，咸谓：今日集议，系由官请到会，乃欲横加压制，如此野蛮，诚何以堪？于是众情汹汹，势将哄堂。随有起为调处者，众商已纷纷散去，无从排解矣。”(32)《续志广东官商会议路款之冲突(广州)》，《申报》，1906年1月20日，第3版。这则报道突出了绅商对官方的不信任，“商董某”和“某观察”的对话情形已有了“冲突”的色彩，而“众情汹汹”“众商已纷纷散去”则表明“冲突”升级的态势。这则报道中的“某观察”给商部的电报则有所指，该电说：“十二月十八日官绅议粤汉铁路筹款事宜于广济医院，朱牧祖荫与绅商冲突，哗然各散。”(33)《五纪粤东官绅冲突事(广东)》，《申报》，1906年2月6日，第3版。而到了许应骙等致军机处、商部、政务处、同乡京官、袁督(树勋)、周馥等电中，“怒叱”变成了“谩骂”，“横加压制”则明确地指“喝令拿人”，具体的人物又有增加，此电则说：“十八日广济医院官绅商集议……正在讨论之际，朱委祖荫、陈守望曾忽拍案谩骂，喝令拿人。”(34)《六纪粤东官绅因筹路政冲突事(广东)》，《申报》，1906年2月8日，第4版。在粤省绅士许应骙给广州将军、都统和“学院”(学政衙门)的公函中，将“压制”归结为朱、陈“拍案谩骂，喝令拿人”，此公函谓：“……辩论之际，陈守望曾、朱守祖荫指为抗捐，意图压制，拍案谩骂，喝令拿人。”又说：“且是日会议，拍案起于朱牧喝拿，起于陈守倚势凌铄，咄咄逼人。”⑥由土丝行协纶堂凌朝康代表七十二行给广州将军、都统和“学院”的公禀同样持“拍案谩骂、喝令拿人”说，不过将这些行为定性为“忽逞意气”，该公禀说：“十八日制宪委员到广济医院会议时，黎绅等遂将商情代达，讵辩论之际，陈府宪望曾、委宪朱祖荫忽逞意气，诬谓抗抽，拍桌谩骂，绅商解说，又谓凌蔑，喝令拿人，绅商哗然遂散。”并说：“至十八日之事，黎绅等不过代达商情，谓台炮经费不宜加抽，非谓铁路经费概不可筹。”(35)《八纪粤东官绅因筹路政冲突事(广东)》，《申报》，1906年2月12日，第3、4版。
此次会议的情形，据岑春煊的描述是：“乃本月十八日该绅等复于广济医院聚众绅商，经本部堂派委铁路局总办王道秉恩、向道万width=15,height=14,dpi=110、会办温道宗尧、龚道心湛督同广州府南、番两县暨铁路、厘务两局提调各员前往劝谕。各行商初无异议，梁庆桂等于路款并不筹商，一味喧嚣，辱官谤国，黎国廉竟敢当众倡言不如台湾之隶日本，借以簧鼓众听，实属目无法纪，其凌蔑官长犹为余事。此风一长，不特阻挠路政，且恐贻误大局。”(36)《四记粤东官绅冲突事(广东)》，《申报》，1906年1月30日，第9版。岑春煊对绅商“辱官谤国”的指控，绅商并不认可，粤省绅士许应骙等致将军、都统、“学院”公函说：“至谓辱官谤国，并昌(倡)言不如台湾之隶日本一语，当日绅商到者二百余人，未闻是言，何得以莫须有之词故入人罪。”⑨
如何从广济医院会议的官绅冲突升级为夜捕黎国廉的呢？据报道说：“连日粤中绅民有电来京，谓岑督以粤汉铁路筹款加抽各项捐税，商民不允，由代表人黎绅国廉、梁绅庆桂请求豁免，讵广州府陈望曾太守当场拍案大骂，旋谗于岑督，谓黎、梁二绅阻挠，遂由番禺县带同警兵围守黎宅，捕拿黎绅，粤民不服，并公电军机处、外、商各部，谓岑督虐政剥民，强横任性，此举尤为无礼。至岑督电告军机处，则谓该绅实系阻挠路政云云。”(37)《粤省绅民电告岑督强横任性(广东)》，《申报》，1906年1月30日，第2版。其实，被拘的本不止黎国廉一人，还有梁庆桂和李肇沅，据《申报》载：“此次粤省官绅因筹款冲突，梁、黎、李各绅均与查传之列，而黎绅独被拘去。闻大吏谕饬查传时，命南令传梁、李，命番令传黎。南令以事关大局请于臬司，谓此事不宜急激，南令遂缓传，故梁、李得幸免。惟番令会同巡警将黎绅拘回南路正局。”(38)⑨ 《四记粤东官绅冲突事(广东)》，《申报》，1906年1月30日，第9版。由前多处引文可知，在岑春煊看来，阻挠路政的是黎国廉等人。
关于夜捕黎国廉，《申报》最初的报道较详：“十八晚一点钟，番禺柴令奉岑督面命，协同巡警南路正局委员拘黎绅国廉回局。闻黎绅系在西关兴贤坊居住，是时适黎绅未睡，出见柴令。该令云：奉岑督令拿人，黎绅欲乘舆往，柴令不许，要黎绅步行。黎绅云：步行则不往，除非拈锁练(链)来锁耳。于是柴令喝兵丁数人扛起而往，至南路正局。黎绅至局后不食不睡，茶水涓滴不入口。”(39)⑥width=17,height=17,dpi=110width=17,height=17,dpi=110 《三记粤东官绅冲突事(广东)》，《申报》，1906年1月28日，第4版。许应骙等致军机处、商部、政务处、同乡京官、袁督(树勋)、周馥等人的电中增加了“沿途凌辱”的说法：“是夜四鼓，突有番禺县柴令会同警局巡勇，竟将黎国廉暴拿，沿途凌辱。”(40)《六纪粤东官绅因筹路政冲突事(广东)》，《申报》，1906年2月8日，第4版。七十二行公禀对“沿途凌辱”的说法补充了细节：“番禺县宪柴维桐亲督警兵十余人到黎绅国廉住屋，云奉督命将黎绅拘捕。斯时黎绅正向诘问，番禺县宪耳语警兵上前，或执辫发，或执手足，扛抬以去。行不数武，警兵蹶，黎绅亦倒于地。别警兵接执其辫并一手，斜曳而行，几易扛曳，乃抵巡警南正局而管押之。”(41)《八纪粤东官绅因筹路政冲突事(广东)》，《申报》，1906年2月12日，第3、4版。许应骙等致将军、都统、“学院”公函中将“或执辫发，或执手足”变成了“执辫打足”的情节：“巡警委员张高龄号召警兵执辫打足，沿途凌辱，如捕巨盗，人心惶惶，未知所犯何罪。”(42)《七纪粤东官绅因筹路政冲突事(广东)》，《申报》，1906年2月11日，第4版。
岑春煊在冲突发生后，立即采取了三项措施：第一，封禁电局，“凡商民电北京及各省者，均须逐细译看，必与此事绝无关涉，方肯代电”⑥。第二，参革黎国廉等人，“翌日(1月13日)岑督即电军机处奏请将黎绅革职，梁绅、李绅俱暂革，当即奉旨允准”(43)《钦派大员查办粤省官绅冲突事(广东)》，《申报》，1906年1月30日，第2版。。1月15日，清政府发布电谕，认为“地方筹款，固不可任听阻挠，亦不宜稍有抑勒”，要求岑春煊“谕令承办各员妥慎筹办”(44)《五纪粤东官绅冲突事(广东)》，《申报》，1906年2月6日，第3版。。第三，1月16日，岑致电张之洞通报了铁路风潮的基本情况，表达了他对三省会议公共条款的意见。
冲突发生后，绅商也马上行动起来，设法营救黎国廉。1月13日，各绅商以“全省绅商”的名义发布公启，指出：“铁路原以便民，苛捐适以病民，事关全省命脉，据理力争，分所应尽。乃代表人无辜受辱，公理何存？”号召绅商于1月15日“集郡学明伦堂”、16日“集晏公街总商会”，然后“致函当道，并电达京外以伸公道”，要求绅商届时“早临”⑨。广东总商会也发出传单，同样通知各绅商于1月15日到广州府学宫明伦堂、16日到总商会“筹议善法”。14日，中协奉广东按察使命到巡警南路正局探望黎国廉，“劝其回家，而黎绅不肯行”。由此巡警南路正局解禁，开始准人探望。当天下午广州城中即有绅商数十人一齐往见黎国廉，“均劝其必须饮食为是”，他仍“坚执如故”。各绅又再力劝，有人说：“此系公事，自有公论，何必自己伤残身体？”他“见众绅苦苦力劝，始饮牛奶一盅”width=17,height=17,dpi=110，事态稍有所缓。
1月15日、16日，绅商如期召集大规模的会议。15日在明伦堂的“集议”“到者数千人”“门内门外不余盈尺”。许应骙以其威望充当了意见领袖，据《申报》报道：“许应骙一到，众绅鼓掌欢迎。许绅自言：‘高年耄弱，向未能担任众事，今为广东全省命脉起见，一息尚存，不得不努力肩任，此次定晋京请圣安，面奏皇太后、皇上陈明此事。’言已，旋即入房安息，盖年老不任久言故也。自后有所磋商，皆伊子弟辈代为传说，赴京面奏，由许一力肩承，余事则由各绅同力担任，即由各绅签字公认，劝令各行商毋得罢市，致干要挟之名。”width=17,height=17,dpi=110看来，许应骙确定了处理问题“毋得罢市”的底线原则。16日，绅商再集议于宴公街总商会，“各绅及七十二行商到者数千名，先宣布黎绅被逮情形，并言此举须合文明办法，不得罢市暴动，致碍商务”。随后，会议要求各绅商“前往问候”黎国廉，认为：“黎绅因代表七十二行商被押，连日水米不沾，无非代商受过，各商理宜各行派一代表人前往问候。”会议又请绅商再次就加抽台炮捐表态并签字、盖章，“以验众情向背”，然后“分禀学院、将军、都统、司道，并电禀商部候核”(45)⑥ 《四记粤东官绅冲突事(广东)》，《申报》，1906年1月30日，第9版。。“不得罢市”的底线原则在16日会议上得到进一步确认。
从两次会议的情况来看，绅商就“不得罢市”形成了共识，并准备打破岑春煊的电报封锁而求助于广东其他地方官、外省大吏和中央政府。1月15日，粤绅电请张之洞“务求设法周全”。16日，张之洞致电王秉恩询问“此事官绅何以决裂？”张之洞感到“似不便干预”，但事关粤汉全局，他也不能全然不理，因此，他又对王秉恩说：“粤绅意欲鄙人如何周全，速将详细实情密复，以便筹酌办法。”(46)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1册，第9448页。会议之后，广东总商会又密电商部简要通报说：“十二月十八日官绅议粤汉铁路筹款事宜于广济医院，朱牧祖荫与绅商冲突，哗然各散。番禺柴令夤夜围捕黎绅，众情愤激，议欲罢市，经总商会设法劝解，幸尚和平，敬先电闻，禀续陈。”(47)⑤ 《五纪粤东官绅冲突事(广东)》，《申报》，1906年2月6日，第3版。许应骙等人则代表广东绅商致电军机处、商部、政务处、同乡京官、袁督(树勋)、周馥等，汇报了他们与岑春煊冲突的缘由和情形，他们质问道：“国廉曾署兴泉永道，身列缙绅，并无丝毫犯法，且未奉旨褫革，何得遽行辱拿绅商百姓？”认为岑春煊的做法“大为发指”，还可能“激生他变”，觉得“此事尤万分无理，为百年来所未有”，要求各致电对象“据情具奏”，以便“上闻”。他们给岑春煊判定的形象是“虐政剥民，强横任性，不止一事，不止一人”(48)《六纪粤东官绅因筹路政冲突事(广东)》，《申报》，1906年2月8日，第4版。。
绅商的求助电使清政府对广东官绅冲突有了一定的了解，而一些传闻则使清政府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1月17日，清政府发布电旨开头即说，“闻广东省城因加捐税，民情暴动，致有洋兵登岸保护之事”，但究竟真实的情形如何，清政府并不清楚，因此要求岑春煊“据实具奏”。此次电旨强调了要尊重“舆情”，清政府认为：“地方筹款之事，但善为劝导，不可辄用抑勒，若承办委员一味操切，拂逆舆情，此中甚多流弊。”但是，清政府还是相信岑春煊的政务能力，认为他“必能筹维大局，妥为办理”。因为在清政府的心目中，岑春煊作为地方大吏的形象早已设定：“该督向来宽于恤民，严于察吏。”⑤
根据清政府不可“拂逆舆情”的指示，1月17日，岑春煊布告牌示，解释冲突缘由，试图树立自己“保我商民”和勤政尽责的形象。他对绅商表白说：“本部堂莅粤以来，于地方商民痛苦无不日夜抚思，由本署起首革门丁，并严办各属之丁役，凡所以保我商民也。文武官吏有害虐地方者，即予参革罚遣，不惜以身府怨，凡所以保我商民也。三年两征，部勒就绪，两广筹款，本部堂肯乞贷于各省，及取诸贪官污吏之囊，于商厘亩捐一不加派，凡所以保我商民也。小闱姓岁饷百余万，因其贻害甚烈，立予禁绝，凡所以保我商民也。自念在粤三年，凡所以为粤民维持生计者，固已不遗余力，因而积劳成疾，困顿床褥及半年。明知德薄才疏，心余力绌，于地方要政不能悉举，是以屡次奏请开缺，未蒙俞允。唯在任一日，即不能不尽一日之责。”对于自己的筹款办法，他仍然劝说绅商能够接收和理解：“今铁路者，广东之铁路，路成，商民均受其益。他省服官人员不能将此路辇以俱归。查四川、云南各省因铁路加派亩捐、盐捐，每年数百万两，皆取诸彼省商民，无不踊跃从事。此外安徽、江西等省凡办铁路，无不就地筹捐，以本省之财政办本省之事，揆之公理亦所应然。本部堂知粤省物力艰难，不欲专取一项，每年只思筹集百余万两，分之各项，既轻而易举，且均有股票发还，权利仍在吾民，即委派各总办、会办、提调均不开支薪水夫马，其苦心当为商民所共谅。”也就是说，他的“就地筹捐”办法是有合理性的，也是公正的。当然，对于梁庆桂和黎国廉等人，岑春煊仍持批评的态度：“讵梁庆桂等不明大义，有意阻挠，殊出意料之外。查黎国廉乡评素劣，前在福建官声狼藉，回粤后并复横行乡曲。此次出言悖谬，实为藐法之尤。”同时，岑也表示：“梁庆桂如能悔过盖愆，自当酌情开复。”他最后警告说：“倘再有似此阻挠滋闹之人，即行严拿惩办外，诚恐各商民等妄听劣绅布散谣言，为所愚惑，为此牌示，各宜凛遵毋违。”⑥
当时的舆论对岑春煊的“就地筹捐”思想表示理解，有人发表文章指出：“近年以来，中国鉴于外人代筑铁路之有损国权，于是各省咸创议赎回自筑，而粤汉铁路经粤鄂两省绅商及岑、张两督再三筹议，得以达其赎回之目的。夫路为中国之路，中国人自筑之，而不许他国稍有干涉。此固一定不易之理也。赎路必先筹费，欲赖政府之款，则库储如此空虚；欲借外人之债，则利权仍虞外溢。是欲赎路而不得不就地筹款，此又一定不易之势也。”虽然这里的“就地筹款”与岑春煊的“就地筹捐”有所不同，但从当时的语境来看，两种表述是基本互通的。此人认为官绅冲突的根源正在于“就地筹款”，他进一步分析说：“赎路之款多或千余万，少亦数百万。纵将来路成后，必有所取偿。然际兹民力困乏之时，骤然欲集此多金，必有人起而不愿者，而上下之用意遂不能融洽焉。此近日粤东官绅所以因筹款筑路之事而大起冲突也。”他对官绅双方的观点进行调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惟据粤人之公启，则目岑督为苛捐；观岑督之告示，则谓粤绅为抗捐。夫苛捐诚不可，然自铁路赎回后，粤省应派之四百余万，必须有赶急筹集之策。岑督议就向有之台炮经费三成、粮捐酌量加抽，并拟办船捐、盐斤加价，分别作为官款、公款，填回股票，俟路成后按本分息，以本省之财办本省之事，款分则易举，似亦不得遽目为苛。至黎绅等因商家以商力甚艰，不允加抽经费，特代表各行商出而与岑督争执，目之为抗，似亦非平允之言。”从自己的观点出发，他对官绅双方都有批评：“夫议加捐者，既非尽由于苛，求免捐者亦不得谓为抗，乃官绅竟因此大加冲突，几成不能并立之势者，其故由于岑督办事虽甚勇往，然性情近于刚愎自用，往往言莫予违，粤东商民畏之者多，怨之者尤多。此次以黎绅代表各商猝焉被逮，风潮之起固由激一时之愤，然亦岑督平日之遇事操切，亦有以致之也。若夫黎、李诸绅既承商家举为代表，商情果有为难之处，亦宜婉转熟商，别筹良法，乃竟意气用事，当众倡言……则黎绅等于所谓国民之义务、地方之公益，竟有置之不顾。然则其被拘辱也，虽由岑督之擅作威福、番禺县之阿附意旨，而黎绅之不能顾全大局，或亦咎由自取乎？”批评之后，他又劝说双方要“和衷相榷”(49)《论粤东官绅冲突事》，《申报》，1906年1月31日，第2版。。
岑春煊批评和指责黎国廉，但绅商并没有把岑春煊的牌示当回事儿，1月18日，他们又前往探望黎国廉，“各行商人齐集西关巡警南正局请见黎绅问安。周道学渊亦往慰问，请其不必气愤，徒自摧残。臬宪沈廉访亦来慰问，请其乘舆同往臬署居住，惟黎绅不允，谓乘舆则不复往，若再用四人舁我，则我其所之云”(50)④⑥ 《五纪粤东官绅冲突事(广东)》，《申报》，1906年2月6日，第3版。。而且，岑春煊牌示中的说法也没有得到人们的普遍理解，舆论方面出现了一些不利于他的动向，各地的广东同乡官商都不满于岑的做法。也是在1月18日，广东同乡京官“于会馆集议，谋对待岑督之策”，他们公推外务部侍郎唐绍仪“领衔封奏”，参劾岑春煊，“闻当时有一二恐结怨岑督，不肯列名者，咸唾骂为凉血动物”。奏折由陈庆桂、梁士诒二人主稿，“洋洋三千余言，其大致言：铁路乃公益之事，岑督不论理由，任情凌虐，如捕盗贼，实我朝定鼎以来无此虐待绅士之法”(51)《六纪粤东官绅因筹路政冲突事(广东)》，《申报》，1906年2月8日，第4版。。又据载：“折中有疆臣横暴，民怨沸腾，请派员查办等语。”因此，清政府令两江总督周馥查复④。旅鄂粤东同乡官商对广东同乡京官的做法表示支持，他们致电唐绍仪：“此次梁、黎二君系绅商公举铁路代表人，任事廉毅，不肯用公家一文；发议忠直，不肯累商家一文，以致触怒岑督，同被参劾，黎并拘系，沿途凌辱，冤苦万状，自有广东以来，我广东士夫从无如此之被辱者，实堪发指。现闻我公领衔入奏，数岑横暴情状，同人实深敬佩。”他们在汉口乡馆集议，“群愿拯救”，并即席募集电报费五千元，准备“分电江海及外洋各埠同乡，协力商救”(52)《十二纪粤省官绅因筹路政冲突事(广东)》，《申报》，1906年2月24日，第4版。。梁鼎芬“在鄂闻黎绅被逮之事”，致电广东提学使于式枚指责岑春煊：“闻同日黎、梁、李三君被参，西林治我广东可谓有威矣。”⑥
更重要的是，广州的绅商并不信服岑春煊在牌示中的说辞，他们对牌示的内容进行辩驳，对加在梁庆桂和黎国廉身上的罪责予以申诉。由于身在广州的其他广东省级地方官较为了解事情的真相，所以，绅商的申诉对象主要是这些人，希望能够得到这些人的支持。许应骙等人以“粤省绅士”的名义给广州将军、都统和“学院”等致公函，在介绍了绅商与岑春煊的冲突之起因与情形后，认为不得“以莫须有之词故入人罪”，指出：“况梁、黎两绅前诣行在，贡献方物，其爱国之忱，早邀圣明洞鉴，奉诏褒嘉，此次公推为全省铁路代表人员，尝谓世受国恩当图报称，其在粤筹议经费及在鄂禀定章程，总期有利无害，以仰朝廷兴商便民之至意。此次与官辩论，亦只为商民代白，义不容辞。乃岑督牌示竟以此归狱，求免加捐谓之目无法纪，则彼多方抽剥，未奉朝旨，遽拘押监司大员，谓之尚有王章耶？”认为岑春煊的行为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而他们为遏制这种后果的发生已做了有效的工作：“今全省绅商以代员无辜被拿，群情汹汹，势将激变。弟等连日已于明伦堂、商会等处戒勿暴动，幸未滋事。”但是，岑之行为还会有潜在的更为严重的后患：“诚恐乱党乘机猝发，不独广东受害，且恐牵及全局，上贻宵旰之忧。”他们恳求这些地方官能够“据情具奏请旨办理，以摅公愤而弭隐忧”(53)《七纪粤东官绅因筹路政冲突事(广东)》，《申报》，1906年2月11日，第4版。。
土丝行协纶堂凌朝康等人代表七十二行职商则向这些地方官递呈公禀，详细汇报了绅商讨论加捐问题的来龙去脉以及官绅冲突发生的过程，为梁庆桂和黎国廉辨白，他们质问道：“今以在籍监司大员为地方公益，徒因制宪妄逞意见，竟将未奉旨革职之员夤夜带警兵掩捕，践踏凌辱甚于重囚，似此惨酷，固无国法，岂尚复有人理？”他们也对岑春煊行为的后果做了分析，指出：“绅商鉴于此事，必无有肯任路事之人，粤路不成，全路瓦解。起事者何以对湘鄂，何以对朝廷上下争路之官绅？至目前绅商激于公愤，连日集议，群情汹涌，势将激变。粤省乱民遍地皆是，年关在即，遇机辄变，万一酿成乱事，不独粤省蹂躏，且恐牵动全局。”正因为可能有这些严重的后果，他们“为大局起见”，才将所了解的情况禀陈，并请这些地方官“据陈代奏”(54)《八纪粤东官绅因筹路政冲突事(广东)》，《申报》，1906年2月12日，第3、4版。。
在这种情况下，广东其他地方官不能不有所行动，对清政府提出自己的看法。广州将军寿荫先单独致电清政府说：“粤汉铁路筹款官绅会议未能和衷，总督不能不将绅士参办。惟事关群情，亦不得不从宽典，务宜暂将黎国廉等开复，仍由总督责成该绅等实力筹办，以妥路政而安众情。”(55)④ 《五纪粤东官绅冲突事(广东)》，《申报》，1906年2月6日，第3版。这则简短的电文既体现了他对岑春煊的理解，也提出了解决冲突的办法；既有官场圆滑的一面，也不缺务实的态度。接着，他又和广州副都统、广东学政联名电奏清政府，对官绅冲突发生的原因，他们是这么解释的：“粤省铁路筹款督臣委员与绅商会议两次，人众喧嚣，语多不检，督臣恐谬说煽惑，路工败于垂成，不能不将在事诸绅据实奏参，分别革职看管。”这里的说法与他在单独致清政府电中的说法是一致的，两次说到“不能不”，反映了他们与岑春煊持基本一致的立场。然后，他们汇报了为安抚“群情”所做的工作，说：“绅商连日聚议纷纷，到臣等衙门联名呈禀，请电奏恳恩开释，叠得臣等邀同在籍公正绅士剀切劝谕，群情业已释然。”他们对铁路筹款的办法提出了看法，认为：“伏查粤汉铁路收回自办，本属粤人利害切身之事……捐款全属自益，与他项官捐不同。督臣以为一日在官，即应为粤人计永远之利害。粤士素明大义，不能以三数人挟私毁谤，致有阻挠。事在必成，既不能不就地筹款，即不能不责重商民，总须联合官绅商乃能集事。”看来，他们是相当理解岑春煊的“就地筹捐”办法，并说：“督臣公忠体国，实意爱民。臣等不能分谤分劳，深滋愧疚。至于调和官绅，期于地方有益，力所能尽，谊不敢辞。”从这样的立场出发，他们对于黎国廉自然是持批评的态度，觉得“黎国廉世受国恩，又为督臣特委之员，不能和衷，几成决裂，咎无可贷”。但是，他们对绅商在公函、公禀中提出的要求也表示能够接受，“该绅商等因其为众获咎，为乞开释，亦属人情”。基于对双方的理解，他们提出了解决冲突的办法：“现已酿成争端，转不能任其置身事外，似不如仍责令该绅等始终其事，力为转圜，何款可筹，尽可陈由督臣采择施行，不能以空言塞责。”应该说，这个办法是可以尝试的，因为岑春煊的“原奏本已申明，该绅等果能悔过遵办，仍当酌请开复”。最后，他们函告清政府：“现在民情静谧，洋兵亦无登岸保护之事，可释宸廑。”④1月19日，张之洞致电岑春煊，对铁路风潮表示惋惜：“粤路筹款事，轩然大波，实为意料所不到。”但他不便多加置词，只是说：“惟此系粤省之款，只关一省，将来如何办法，应听尊裁。”(56)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1册，第9448～9449页。
虽有同僚的支持，岑春煊还是感到了压力，他甚至负气地致电商部“办理粤汉铁路如不以就地筹款为然，请另派大员管理路政”，致外务部及唐绍仪电也有“大略相同”的说法。商部复电安抚他说：“铁路为今日必办之政，在地方筹款系一定之理，公荩筹可佩，务请与公正绅商持平定议，和衷共济，勿激于意气，以兴要政。”(57)③ 《六纪粤东官绅因筹路政冲突事(广东)》，《申报》，1906年2月8日，第4版。岑春煊将压力转移到绅商身上，1月20日、21日，连续布告牌示，对绅商实行高压的政策。他根据商部的意见，践行“就地筹款”的原则，执意推行盐斤加价，拟定每斤加钱十文，作为官款。当时有盐务商人张连泰具禀反对，他批示说：“粤汉铁路收回自办，议加盐价，拨充经费，事不得已，各该商人自宜一体认捐，共维公益，成斯美举。”为什么说“事不得已”？他分析道：“近来商务疲滞，果使官款可为挹注，亦何肯更议加价。特是公家窘极而路费甚巨，舍集资于商无从措办。”这种做法是有成功先例的，他指出：“因查川汉、滇赣等省筑路均取于盐斤加价，商民皆能免从。”他认为盐斤加价不会增加百姓负担：“诚以铁路为莫大之利益，尽人皆知。况各省所产如淮盐、滇盐每斤约售钱七八十文，粤省以现时而论，每斤亦不过售钱四十余文，粤盐价低，不及他省价昂，酌量增收，以济要需，揆之商情食户，谅无妨碍，是以仿照办理。”对加价的弊端已有了预案，对加价的好处亦做了说明：“而又念官盐既议加价，运本重则售价必昂，粤省私贩充斥，(难)得不乘虚灌入，碍及埠销，复饬行筹议为之设法堵缉。粤商素称急公，岂屑甘居人后？且将来干路告成，枝路衔接，四通八达，不特百货转输便捷，即各该埠酌运盐斤既可朝发夕至以济埠销，亦可免船户中途盗卖，任意迟滞，利益尤大。”归结到最后一点，即是“就地筹款”是应该的：“总之，以粤省之财办粤省之路，款筹之粤，利益还归诸粤，计期数年，路竣停抽，亦非常年派捐可比。各埠商稍明事理，当无异议。”(58)《粤督批示盐斤加价拨充铁路经费(广东)》，《申报》，1906年2月20日，第3版。
岑春煊的这些做法，岂料引起了绅商更大的反对浪潮。绅商将官绅冲突的后果说得更为严重，以引起朝廷的重视，他们又致电军机处、外务部：“铁路代表员黎道国廉因会议筹款，力陈民困，被粤督暴拿凌辱，全省公愤，势甚汹汹。现在粤东贼盗充斥，且多乱党潜伏，深恐乘机暴发，祸乱立见。不独广东彷徨，且虑牵动大局，请据情转奏，请旨办理，以安全局。”他们对岑春煊1月20日续出牌示的内容大为不满，提出了“岑督不去，粤难未已”的看法。他们致电商部：“前因岑督勒捐，代表人黎绅国廉被拿，经七十二行商民联盖图章电禀钧听，复联禀将军、都统、藩臬学宪，系为阖省公愤，同维大局起见。二十六日(1月20日)岑督复牌示，有七十二行商再行会议，不特累及身家，定必执法严绳等语。何异偶语者诛，平日凌虐绅民，即此可见。读示后人心更愤，恐乱机猝发，危在目前。岑督不去，粤难未已。迫再联同电恳求，迅速据情具奏。”③以许应骙领衔并联合七十二行发出公启，1月23日，又将公启电致上海广肇公所。在这份公启中，绅商又对岑春煊1月21日的牌示提出批判意见：“粤汉铁路事向定招股商办。十八日官绅商会议，岑督主官办，苛加杂捐，绅商不愿，岑怒夜捕全省代表黎绅国廉、参革梁绅庆桂，辱蠛粤人，全省大愤。廿七示(1月21日)粤盗充斥皆由绅士包庇，通饬三十县限一月内将一局之绅、一乡之正、一邦之望，无论巨室豪绅，如有劣迹禀报惩办等语，显系有意罗织，将兴大狱。现众情汹汹，倘或激变，势难遏止，乞电军机、商部挽救，免全粤涂炭，乞速电广东绅耆。”1月26日，广肇公所复电：“即据情转达，仍望函详。惟切勿罢市暴动，致难收拾。”(59)《广东绅商致上海广肇公所电》，《申报》，1906年1月28日，第4版。当时留日学生也电请撤去岑春煊两广总督职：“广东勒捐捕绅一事，消息传至东京，留学生闻之，不直岑督，召集全体开会集议，议定电文一通径达政府。”其电文如下：“粤路向定招股商办，岑督背信违旨苛捐，绅商不允，岑督捕代表绅以胁商民，全省大愤，路事既束，又激他变。乞代奏撤岑督以为顾大局。”(60)《十一纪粤省官绅因筹路政冲突事(广东)》，《申报》，1906年2月16日，第4版。
至此，岑春煊感到了麻烦，产生了畏难情绪。铁路要建设，督抚应尽责，而筹款很艰难。他曾准备息借民款三百万，经得批准，而“开办数月，鲜有应者”(61)《岑督息借洋款业经议准(广东)》，《申报》，1906年1月29日，第3版。。他遂奏请改借洋债一千万两，作为母金，以便专办铁路、矿务等“地方生利诸要政”，一时未获批准。而后他才改议加捐之法，岂料引起官绅如此大的冲突。看来只能再寄希望于绅商的集股了，据《申报》载，他“忽照会总商会，略谓：本部堂但求此路之成，办理本无成见，如粤中绅商能有热心毅力担任筹款，有确实凭证，刻期兴筑，即可以路权相属，由官保护维持，但不得借故延宕时日，是为至要”(62)《七纪粤东官绅因筹路政冲突事(广东)》，《申报》，1906年2月11日，第4版。。看来，他对绅商的集股还是不太有信心。铁路筹款究竟如何办理？岑春煊困惑了，他只得“请旨办理”。其“具折奏陈大意，以洋兵并无登岸，惟路事关系重要，借洋款则政府不准，筹民捐则商民滋怨，请旨办理”。随后，他又“电请代奏谓：粤人喧闹，恐有暴动，请派粤绅许秉琦回粤以便调停”。不久，清政府仍令岑春煊“妥为弹压”，要求“许秉琦暂缓回籍”(63)《五纪粤东官绅冲突事(广东)》，《申报》，1906年2月6日，第3版。。至于如何化解冲突？清政府同意广州将军寿荫等人提出的办法，责成岑春煊“督饬该绅等切实筹办”铁路集款，并察核黎国廉是否能真心悔过以便奏明请旨(64)《十纪粤省官商因筹路政冲突事(广东)》，《申报》，1906年2月15日，第4版。。由此看来，清政府还是希望岑春煊自己设法化解风潮。
三 风潮的化解：“但求路事有成”的愿望
此时，一些人设法帮助岑春煊走出困境。值得注意的是湖广总督张之洞的调停。张之所以愿意从中调停，是因为他希望岑春煊从风潮中脱身，使岑能够与他好好讨论三省会议条款，以便尽快向清政府会奏，从而将三省共建粤汉铁路的大计确定下来。当时的岑春煊对三省会议条款中关于停修或缓修枝路的规定不太赞成，张之洞曾对岑做过多次解释，在1月19日的电中，他劝说道：“所议缓修枝路一节，实因粤汉干路非三省全路接通，不能见大利。不早见利，则赎款本息及路款岁息几同虚掷，大不合算。”“至湘境郴州一段让归粤修，章程内本参活笔，愿修与否，权在粤省，似无窒碍。”张之洞大度地说：“如尊意必不谓然，即将字句再改活动亦可。”但速度要快一些，因此，他请岑春煊“将此项章程从速酌核示复，以便酌拟会奏稿，由电商定，赶速缮奏”(65)⑤ 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1册，第9448～9449、9450页。。1月20日，岑春煊复电张之洞对停修枝路仍有不同看法。22日，张之洞致电岑春煊解释说：“鄙意粤汉全路，非早成不能见利。筹款多，则成工速。惟停修枝路，乃能萃三省全力赶修干路。今尊意虑与粤省已议各枝路事有窒碍，嘱参活笔，自应妥筹两全之法。”如何保证干路的经费，岑春煊建议“公司筹定专款不能移筑枝路”，张之洞认为只有将每年所筹干路定一确数，岑春煊的这个建议“乃见著实”。而“鄂境路短，亦无枝路可修”，就不存在“移筑枝路”的问题。张之洞为此建议湘、粤两省每年须筹足干路款各250万两，当然，“能多更善”。但是，“如干路款筹未足数，不得另集股本，先修枝路”。张之洞认为：“如此，则干路股不致因修枝路减色，干路始有成期。”张之洞对岑春煊说，如同意这个建议，即请迅赐电复，“以凭叙奏”⑤。23日，岑春煊复电张之洞，觉得岁筹干路经费250万两多了一些，对停修枝路仍有保留意见，认为已经商部批准立案的枝路不宜停办。
由于风潮甚急，岑春煊已无心再与张之洞讨论三省会议公共条款。绅商要求撤岑，岑也“去志甚决”。张之洞意识到“以云帅才望勋绩，天眷优隆，早应调畀名疆，或即移节两江，实意中事”。张之洞是一个实事求是的人，虽然岑春煊对他有些误会，但是他很看重岑春煊在收回粤汉路权中所起的作用：“云帅于收回此路，同心协力，筹划担任，为功甚伟。”他希望岑春煊能够善始善终，将三省会议公共条款讨论清楚后与他会衔入奏清政府，最初的废约自办也就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局。他说：“此时浮图正将合尖，若竟弃全璧而留缺陷，窃深为云帅惜之。”更重要的是，张之洞觉得：“惟此事如待他人了结，不如云帅自了，则能发能收，操纵在手，尤见化裁干略。况三省同心收回此路，云帅实始终其事。此次三省会议公共章程，当由三省联衔会奏，方为得体。”要挽留住岑，就得让岑从铁路风潮中脱身。张之洞认为：“惟既已决裂至此，若操之过急，波澜愈生愈多，将来若何收束，竟难逆料。”所以，他提出了一个设想，即：“若非略加调停，则相持不下，作何了局？其中自须有局外人出而居间，始易转圜。”因此，1月27日，他电请王秉恩“迅即密行谒商”，岑春煊是否愿意由王秉恩“出场调处”？张之洞对王秉恩说：“如云帅有转圜之意，当即商之粤绅，再请云帅裁酌。所有此次指筹各款，或酌量缓办一两条，或略减其派捐之数；其绅筹之款，或酌加改正，许其暂行试办。总之，云帅所筹各项及粤绅所拟，似无妨并行不悖，多多益善。”这些调停的意见，能不能派上用场，还得看岑春煊愿不愿意接受调停。所以，张之洞请王秉恩“将云帅之意从速详示，俾可措手”，如果岑春煊“不以为然”，那么，他“自不烦过问也”(66)③ 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1册，第9451～9452、9452～9453页。。张之洞还通过梁鼎芬直接试探粤绅的态度。他首先致函梁鼎芬，表达自己对整个事件的看法，然后再请梁鼎芬将他的看法电告粤绅：“屡接粤绅来电，不胜惊讶叹惋，悬系万分。梁、黎诸君甫自鄂归，遽遭无妄，鄙人尤为愧疚。惟诸君所责望于鄙人者，无论权限、职分各有所止，断非区区卫力之所能及，即来电所叙决裂情形，但言委员辱骂，骤受暴拿，而于官之筹款，所以民不信从之故，未经详述。至嘉州来电，则言拟筹各款仍作路股，七十二行商并无异议，只因股票或归地方收执，或归行商收执，一时未能定局。迨绅出会议，始尽翻前说，并有谤国辱官之语，各执一词，远道无从深悉。窃思粤官筹款专为路工而设，正以助绅商之力之不逮，并非派民捐供官用。即使有不能遵办者，尽可从容陈说，何至抵抗大讧？此中情形实非局外所能悬揣。但事已决裂至此，若彼此徒争意气，则愈激愈甚，何所不至，不惟路事正文延误，贻笑外人，且题外波澜、意外变故实不能测其所至。诸公为路权计，为粤省全局计，似宜默筹一转圜之机，方为有益。鄙人悬念忧焦，至废眠食，筹思累日，窃谓惟有筹商速了，免致节外生枝，乃是长策。鄙人不忍坐视，窃愿稍效绵薄，特未知粤中诸绅是否愿意，望速转电诸绅从长计议，有无可以彼此通融之处，迅速电知敝处，以便设法排解。”也是在1月27日，梁鼎芬在致许应骙和粤绅电中则指出：“广雅代筹之意极为悬切，特此转达。吾师与诸公高见若何，祈速公商电复。”(67)《六纪粤东官绅因筹路政冲突事(广东)》，《申报》，1906年2月8日，第4版。
张之洞要抓紧时间，趁着岑春煊还没有离开，尽快将三省会议公共条款确定下来，给清政府一个交代。1月28日，他致电岑春煊就其23日来电的意见进行劝说：“凡举大事，须首讲公益，方能有成。三省修路公共章程，系三省绅士在鄂会商，斟酌再三，始行定议。”这就给岑春煊预定了一个讨论的归宿，就是痛痛快快地将问题说清楚，接收三省会议公共条款或张之洞已经提出的让步意见。关于岁筹干路经费的额度，张之洞指出：“湘路拟岁筹三百万，至少总可得二百五十万；鄂路拟岁筹百万；粤路山多工巨，岁筹二百五十万，似不可再少。若粤省官款果能照尊电岁筹一百万，假如公款再能岁筹一百万，所余仅五十万，其绅商自筹者，或股票，或出洋招集，每年总可在百万以外，尚可分作枝路之用矣。即如特利股票，湘绅已具呈请照粤章仿办，鄂绅亦甚愿踵行。湘、鄂绅商岂全无精于心计之人？似粤中亦不妨姑令试办。筹款之法，多多益善。以此条列为筹款之一端，似乎有益无损。”关于禁修枝路的问题，张之洞指出：“至禁造枝路一层，正因恒情多贪小利，若彼此竞修枝路，则干路集款益难，工程必然延误。故特立专条，期共信守。会议多次，三省幸均允从。今粤省商民仍以枝路为重，首先悔议，湘、鄂绅民均甚失望。尊意谓枝路愈多，则干路益形发达，诚是。但必干路先成，枝路之效始见。此粤汉一路之大利，不在纵横广州属南、番等县数百里，而在直接欧洲各国数万里也。若干路不成，枝路之利且难畅旺，何从发达？”为了能尽快达成共识，张之洞又提出了让步的方案：“今万不得已，曲从尊意，酌拟变通办法数条，请公审择……如皆与尊意不合，则于三省会议章程此下加注声明曰：‘此款本由三省绅士在鄂议定，现因粤省官绅于枝路应停与否，尚待续加详商，惟总以不误干路工程为准。如于干路工程修迟工缓，应照公共章程第七条，每届一年，三省应比较结算一次，令少修省份摊认多修省份所用工本之利息，以免迁延而昭平允。俟粤省枝路究竟是否兴修商妥后，再行知会鄂、湘两省。’”张之洞认为：“此乃万不得已权宜办法，究不如明白切实定案为妥。”他又强调：“请尊处迅速酌定，俾此项章程可先会衔出奏，免久悬搁，是为最要义耳。”③在张之洞看来，他已作出了如此的让步，岑春煊应该接受他的意见了。1月30日、31日，岑春煊致电张之洞，表示同意，也接受张之洞对铁路风潮双方的调停。在给岑春煊的电中，张之洞劝说岑春煊同意采取特利股票的筹款办法，这是粤绅在汉口所拟《简明章程大纲十条》中首先提出来的，而湘、鄂两省均拟仿行。
2月1日，香港粤商杨蔚彬等人电请张之洞设法让岑春煊释放黎国廉，因此，张之洞就利用这个机会做粤商的思想工作，让他们体会到岑春煊关心路事的好意，对岑春煊的一些做法不要再产生误会。4日，张之洞致电杨蔚彬等人，首先对风潮的发生表示惋惜之意：“粤省官绅为路事决裂至此，实非意料所及。梁、黎诸君事，深代扼腕，黎君尤觉难堪，曷胜悬系。”接着，他就解释说：“但来电于岑帅筹议各款，指为加征苛抽，似多误会。查粤汉铁路虽已赎回，然担负巨债，刻期待偿。此时筹款，不独当筹造路之款，尤当兼筹付还赎路之款。岑帅虑粤绅所筹招股办法不能确有把握，冀多筹的款以供路用，所筹之款皆由公司填给股票，是款必全数拨归公司，可知此为派股，实非派捐。至派股之数或重或轻，未尝不可公商妥酌。至粤绅所拟公益股票，岑帅亦许兼筹，特不欲以七成之银作十成之股，此亦尽可熟商之事。只因粤中绅商误认官为加征苛收，遂致抗议龃龉，激成衅隙。”然后，张之洞为粤绅商指点迷津说：“今香港旅商诸君拟请先释黎绅，以期公平了结，具见梓桑谊笃、关爱黎君暨绥安乡里之美意，但亦当体谅岑帅力助绅商筹集路股之本意，于所指筹各款，能否允认酌商妥法，以为转圜之地方，与公平了结之说相符。”最后，他表示愿意从中进行调停，但前提是“旅商诸君果为港、粤大局起见，务望将所谓公平了结有无实在办法，迅速电告鄙人”。如果将办法告知了，也就是对他表示信任了，他似乎拍着胸脯说：“即不能说定，亦可略示端倪，自当竭力与岑帅商办，以慰众望。”(68)② 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1册，第9456～9457、9457～9458页。
做了绅商的工作，再劝说岑春煊接受绅商的要求。也是在2月4日，张之洞致电岑春煊，对岑春煊接受他的调停表示谢意：“俯允转圜，感甚佩甚。”接着就劝说岑春煊能够释放黎国廉，他剖析说：“查此次粤绅哗哄，以羁管黎国廉为大辱。是转圜之法，宜先释放黎绅，方可措手。”因为，就在2月3日，旅港粤商还给他来电说：“黎绅一日不释，即国民多一日之怨望。惟冀早日公平了结，以安民心。”可见，释放黎国廉是化解风潮的第一步。有此第一步，才能继续讨论如何筹款的问题。他认为绅商“虽于官筹股款各项，尚未肯明言遵办，然既冀望公平了结，似释放黎绅后，或可加以开导，渐就范围”。关于释放黎国廉的问题，他还进一步劝说道：“窃谓公意不过期路款有着，路工早兴，一片苦心，初非欲与粤绅为难，但使有机可转，当无不乐与成全。”既然绅商要求释放黎绅，有了这样一个机会，乘势而行，风潮即可平息。而且，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闻黎绅现已患病，日久恐有意外之事”。如果此时不放，黎绅病情恶化，出现意外，那么，风潮也许就更大了，届时再为化解，也就更难了。因此，张之洞鼓动岑春煊说：“若待他人言之，或为他人释之，不如公自加恩，尤见大公无我之怀。至应如何设法措词便可释放，或别有良法，或即用患病取保等故事，请向各司道密示风指，令其妥速办理。鄙见所及，特此密电奉商。是否可行，统听尊裁。”关于筹款的问题，张之洞也提出了建议，希望岑春煊改用名目，即改“捐”为“股”，以消除绅商的误解：“尊处指筹各款，皆言明填给股票作为地方公股，是所筹实为股款，并非捐款。若仍沿用盐捐、船捐、亩捐等名目，转使绅商借捐之名词指为加征，疑为苛抽。似不如改为盐股、行股、船股、田股等名目，以著其实而免误会，并祈酌之。”②
两江总督周馥也对官绅双方进行劝说工作。他先是致电力劝岑春煊“礼遇诸绅，和平了结”，然后又电劝绅商“应维持全局”，希望他们“速筹经费办路政”，请求他们“劝谕商民静候查办，慎勿暴动”(69)《八纪粤东官绅因筹路政冲突事(广东)》，《申报》，1906年2月12日，第3、4版。。在岑春煊回复有了“该革绅果能悔悟，当照原奏宽请开复”的表示后，他又致电许应骙，认为“此事似应和平了结”，指出“若官绅龃龉，非特栉支丛生，即路事更无观成之日，铁路争回竟听寝搁，殊为大局惜也”(70)《七纪粤东官绅因筹路政冲突事(广东)》，《申报》，1906年2月11日，第4版。。
在周馥提醒之下，为解救黎国廉，绅商将工作重点逐渐转移到集股的工作上来。2月1日，就有绅商认为“今铁路急当兴筑”，自应力践此前“分认集股”之议。3日，绅商在广东总商会“集议筹款办路”事宜，“各人甚形义愤”，共集得200万元，“经已认定商办目的”，定于5日至8日间“连日皆在商会会议筹办章程，筹集股份”(71)《纪粤省商民争认铁路股款情形(广东)》，《申报》，1906年2月11日，第2、3版。。6日，粤商一万人集会聚议自办粤汉铁路问题，经众商决议，合捐墨银2000万元，分400万股，每股5元(72)《粤人集议招股筑路情形》，《申报》，1906年2月8日，第4版。。会议还决定“拟暂借商会为铁路办事公所”，“惟是日认股又增数十万，合前已不下五百万元之数，且多有认股后即交小股者”(73)《粤商又提议路事，踊跃认股(广东)》，《申报》，1906年2月13日，第3版。。8日至12日，绅商每天都在铁路办事公所集议招股事，确定股银以双龙毫为本位，并编制招股簿和招股册，要求各埠商会到广东总商会“面商担任招股”。在集议期间，南洋吉隆埠粤侨致电表示“现已集有的股一千二百四十万元”，而温灏亦从香港致电告知“敝处连日多人前来认股”，要求寄给招股章程和招股簿(74)《汇志粤商会议路事情形》，《申报》，1906年2月21日，第4版。。13日，上海广肇公所支持广州绅商的集股行动，致电广东总商会请他们立即“刊发章程，速行分送”，并先以“商股商办”之意电达各埠，“务期鼓舞尽情”(75)⑤ 《十二纪粤省官绅因筹路政冲突事(广东)》，《申报》，1906年2月24日，第4版。。集股的形势鼓舞了广州绅商，2月6日会议后，他们致电商部，汇报集股的成绩，提出为黎国廉“昭雪”和将岑春煊撤职的要求。关于为黎国廉“昭雪”事，他们说：“其实集股功速，加捐害大，现全粤因辱拿黎绅，激动义愤，奔走集股，志在必成。初十粤民踊跃认股，每股五元，两日已得四百万，只一省垣必过五百万，计外乡、外省、美洲、南洋四处粤人股当称，是二千余万咄嗟立成。此次集股因黎绅愈形踊跃，乞赐昭雪，以慰众望。”关于将岑春煊撤职的要求，他们阐述原因说：“岑督苛捐虐民，扰乱路政，反诬绅商阻挠，且任性仇商，民情疑惧，虽有成股，必碍兴筑。现集成之股定期先交小股以昭信实，但万众宣言，民害不去，大股不交，真实情形不敢壅于上闻。”(76)《粤商电禀商部集认路股情形(广东)》，《申报》，1906年2月18日，第3、4版。
绅商仍然要求撤去岑春煊的职务。周馥再做岑春煊的工作，岑有了让步的想法，他致电周馥说：“梁、黎本无嫌怨，因其辞却官局，力主破坏，不得不据实奏参，而原奏仍声明，该革绅等如能悔悟遵办，当请开复。黎虽经看管，如有绅商来保，即行开释，但期无碍路政，固无意见于其间。”于式枚也致电周馥为岑开脱：“此事云帅本无成见，但期款集路成，由绅董具保即释。”因此，周馥将岑、于之意转告许应骙和其他粤绅，并提出进一步解决官绅冲突的建议：“当事者既以路政为重，若官绅龃龉，款何由集，路何由成？公老成硕望，枌乡推重，若能剀劝绅商共维大局，协议筹款，禀由云帅札黎仍办局务，似无不可。或由七十二行公禀呈词，仍请梁、黎出任路事，概归商办，官但考成，则嫌恶尽释，上下交孚。”(77)《九志粤省官绅筹路政冲突事》，《申报》，1906年2月13日，第3版。
于式枚也利用绅商的招股形势劝说岑春煊，岑有了再作让步的打算。他致函于式枚：“粤人如果有此踊跃，而绅商等近亦颇知路款紧要，并自知改悔前次误会、反抗之谬妄，亦何必为此过甚事？日内即当将黎绅释放，并体察各绅近日办理此事之成迹如何，再为奏请开复其官职。”当然，他还是有顾虑的：“所虑民股一时难集，官款又因此停办，而路债需偿，迫不及待，为之又将奈何？现在某断无一毫成见，某法可筹的款，供路事之急需，自宜依其善法办理，不论或由绅商招股，或由官府抽捐，两面维持，一以实行筹办为准。”⑤由此看来，他的铁路筹款思想相当开放和务实，且他是真诚关心路政。
既然岑春煊有了愿意释放黎国廉的表态，广东商务总局即乘势呈禀于、岑请释。岑春煊也利用批示的机会向绅商再次解释了他何以“于集股之外，另增官款、公款二端”的缘由，又说明了释放黎国廉的理由：“现据该局具禀，黎国廉自奉看管后，每遇绅商前往探问，恒以此路为粤省公益，力劝速议筹款，各绅商亦知路权所关綦重，连日在总商会筹议集股，尚形踊跃，果如所禀，是黎国廉尚知悔悟，力盖前愆，各绅商亦踊跃图成，因破坏而有建设，应即准予所请，先将黎国廉奏明开释，即将集股之事责成黎革绅认真劝办。”他还进一步提出了粤汉准予商办的条件：“如能迅集巨款，并将赎路之款及未赎之金元小票利息一律担任，由殷实绅商具结，按期归还，或指定某银行近期归还，申明此项赎路借款及未赎金元小票利息一概与官无涉，即将粤境此段铁路奏明归商办理。本部堂但期路事有成，不惟将该革绅功名奏请开复，并当从优给予奖励。”(78)⑦ 《汇纪开释粤绅黎国廉事(广州)》，《申报》，1906年2月24日，第4版。在批复之后，他即电奏清政府，要求释放黎国廉：“查黎阻挠路政，谤国辱官，重惩实有应得。今既知悔悟，劝令绅商集股，虽股银未经呈验，而据商情踊跃，似应准如该局所禀，先将黎省释，仍责成将筹款集股事宜认真劝办，如能办有成效，再行奏请开复。倘于释后又复煽惑阻抗，有碍路政，仍有从严参惩。”2月15日，清政府同意了岑春煊的要求⑦。有了清政府的批准，黎国廉得以顺利出狱，且享受到盛大而又热烈的欢迎场面(79)据《广益丛报》载：“黎绅奉旨恩释，二十三日，学界、绅界、商界、慈善界、报界在总商会开欢迎会，各学生排队而往，龙旗摇飏，号角悠悠，帽影团团，履声戢戢，自总商会以至南正局，观者填街塞巷，拥挤异常。洋人亦有来纵观者，及抵南路正局围观者益众。所经商店民居簷口晒台人影壁立。下午三小时，黎绅由局而出，万人鼓掌，其声如雷。先在局门外操场延佇拍影，以留纪念。沿途燃放炮竹，争示欢迎。各学堂续至，因相随送黎绅返宅。”(《欢迎黎绅出狱》，《广益丛报》丙午第3号，1906年3月14日，“纪闻”，第8页)。这表明官绅冲突已基本得到化解，两江总督周馥原拟派人来粤查办，至此已无必要。所以，岑春煊致电周馥说：“现在绅已奉释，股已大集，不日将有实耗。”他准备将“操切肇事之各员”交由广东布政使张鸣岐电请参办，以解民怨(80)《粤督电阻两江查办员》，《申报》，1906年3月8日，第4版。。
有趣的是，黎国廉在出狱亲供中并不承认自己有岑春煊所说的“悔过”表现：“革绅素守法律，从不与闻外事，并无劝人办路筹款，看管委员知见。”而对岑春煊要求他负责粤路集股事宜，他也表示不能承担：“惟绅民筹款集股如何情形，革绅向未闻知，路股重大，现在应如何办法，将来应如何有成效，尤难悬揣。革绅系被革人员，固无煽动阻抗之力，亦无劝办筹集之权，将来粤路筹款集股事宜，革绅不敢肩任责成。”他要求广东按察使转呈岑春煊据情代奏(81)《汇纪开释粤绅黎国廉事(广州)》，《申报》，1906年2月24日，第4版。。广东总商会支持黎国廉的这个要求，2月21日致电清政府商部说：“至岑督电奏责黎绅筹办，惟路是全粤之路，股是全粤人资本，自应公同肩任。若专责一人，似于商律未合。”(82)《十三纪粤省筹议路政事》，《申报》，1906年3月6日，第3版。
2月16日，广东总商会又会议铁路集股事宜，“是日到者数千人，提出议案十二条”。会议决定立即印刷招股册，规定大小股银必须交至粤汉铁路公司指定收银处所。同日，八大善堂在广仁善堂会议，临时公推钟符阶为主席，决定由各善堂分垫铁路开办经费(83)《再志粤商会议路事情形(广东)》，《申报》，1906年2月27日，第9版。。23日起，开收小股，“自朝至暮，源源而来，几有应接不暇之势”。因此，选举相关的负责人显得较为迫切。28日，绅商在爱育善堂会议，九大善堂、七十二行和商会的代表到齐，选举铁路“暂权董事”，并确定招股章程(84)⑦ 《十四纪粤省筹议路政事》，《申报》，1906年3月8日，第4版。。
开收小股后，认股的形势更加喜人。在佛山，布行公议担任招一万股，有文氏自认一万股，热心担任招集一万股者，复有数人；在石龙，开招仅数日已认有六七千股，且到认者络绎不绝；在汉口，粤商表示：如定商办，认股十万份，官办作废⑦；在天津，广益社认股五万元，要求商办。各地粤商在汇报招股动向的同时，纷纷提出以商办作为招股的前提条件。但是，只认股是不够的，关键是按照绅商商定的办法先交小股。为能够筹集开办铁路的着实经费，3月6日，绅商拟定了《奖励应期交小股之条款十则》。
尽管如此，绅商能否筹集到着实股款，还是令人担心的。当时的张振勋正在筹建广浦铁路，他为此拜谒岑春煊“筹商广浦铁路办法”。商谈时涉及粤汉铁路，由于绅商要求商办，所以，两人所议“大致皆商办种种问题”，岑春煊“屡以商股果否可靠并筹还金元小票等为言”，意在强调商办的条件。他还委托张振勋“担任路事”，而张“亦注重商办，力言商股易集”，意在消除岑春煊对商办的顾虑。应该说，张振勋的一番说辞是有效果的，岑春煊“颇然其说”(85)《十六纪粤省筹议路股事》，《申报》，1906年3月14日，第3版。。但是，在绅商筹集到着实股款之前，铁路的建设是不能再延误下去了，岑春煊决定在没有落实商办政策的情况下，由官方继续推进铁路的建设工作是有必要的。3月1日，他照会广东总商会，要求赶筑此前合兴公司业已修筑过半的黄沙至高唐干路12英里，“以免路基崩塌，材料失散，尽弃前功”。赶筑用款即由此前存留官款支出，“此外不敷之款亦由公家筹垫，将来商股集成接办，所用官款即由商股如数归还”(86)《粤督照会商会文(为赶筑黄沙至高唐干路事)》，《申报》，1906年3月14日，第3、4版。。
至3月14日，广州省城的绅商已交小股二成，股银达164.8788万，“分存协成、乾源、丰润、义善源各银号、当押行及省、佛各善堂。外府外埠粤商电认亦六百万元有奇，续交未艾”。但外府外埠粤商则表示：“俟有商办明文，即将小股汇粤”。这就要求加紧落实商办政策。因此，绅商致电商部要求“先代奏请立案，准归商办，概免加捐”(87)《粤省商办铁路公司致商部电(广州)》，《申报》，1906年2月26日，第3版。。10天之后，已交小股达到了184万余元，以每股5元计，这表明粤汉铁路将可收股银900余万元(88)《岑督粤路准归商办牌示(广东)》，《申报》，1906年4月8日，第3版；《鄂督复粤省官商电(为粤汉铁路事)》，《申报》，1906年4月9日，第3版。。这种形势也鼓舞了岑春煊，他咨商部说：“集股事应责成该绅等认真劝办，如能迅集巨款，并将赎路款及未赎之小票利息一概担任，由殷实绅商具结，按期指定某银行归还，申明前项本息与官无涉，此路即奏归商办，决无成见。”(89)《商部电饬将路款存定银行(广州)》，《申报》，1906年4月1日，第3版。随又照会广东总商会表明他同意商办的态度：“现查访商人所收铁路小股已有一百六十余万之多，本地已如此踊跃，加以外埠外省，是应筹二千万路股不难刻期招足。本部堂实深欣慰。商款既有把握，自可将路即归商办。”他要求绅商推选出总理或权理员来接收铁路，前拟由官款筹修的黄沙至高唐干路也交给绅商，他真诚地告诉绅商：“本部堂极愿早观厥成，深为切盼。”(90)《再致总商会令速接办路事照会(广州)》，《申报》，1906年4月1日，第3版。在绅商的要求和岑春煊的请求之下，商部同意将粤路交归商办，复电岑春煊表明了这个态度。岑春煊又给商部去电，非常明确地指出：“粤汉铁路三省合力争回，原为保全利权起见，但求路事有成，无论官办、商办，本无成见。现时粤商集股已有着，自可准归商办。前已迭次照催粤商会饬将总理路事之人迅速举定，即当奏请归商一面，将路点交，以免稽延。”(91)《粤督又照会粤东总商会(为粤汉路股事)》，《申报》，1906年4月5日，第3版。不久，他又发布粤路准予商办的牌示，表示：“本省地方官只任保护，一切财政、选举概不干涉，如有阻挠破坏，准其禀官严究。”他将牌示刊登于《申报》上，对于绅商的集股成绩表示赞赏：“该商等力图公益，万众一心，不特为广东保全莫大之利，且有裨于大局尤非浅鲜，应即将粤省之路奏明归商办理，并咨达商部立案。”由于当时的商办铁路公司未成立起来，所集商股不能动用，而4月6日的赎路借款息银催还甚急，岑春煊表示可先饬令广东善后局筹款垫付，俟商办接收之后再行归还官款(92)《岑督粤路准归商办牌示(广东)，《申报》，1906年4月8日，第3版。。绅商对牌示的内容感到非常高兴，九善堂、七十二行的商人称颂岑春煊说：“具见惠我粤商，大公至正，商界全体感颂同深。”(93)《举定铁路权理并请奏明永归商办》，《申报》，1906年5月5日，第3版。所有这些都表明了岑春煊助商办路、关心路政的诚意。至此看来，在广东粤汉铁路的自办过程中，一度相互指责、攻击的官和绅商都不是阻挠路政或扰乱路政者，只是筹款办法和体制诉求的不同而已，官绅冲突中相互的误解至此已得到完全的消释。
在岑春煊准予商办的激励下，绅商的集股热情空前高涨，至6月初，缴纳的小股银已达340余万两，相当于已集的股1700余万两，外埠外省认股数也达到了180余万股(94)《粤商致商部电(为粤汉路事)》，《申报》，1906年6月3日，第3版。。广东粤汉铁路建设的资金问题似乎已得到解决。但是，随着筹款问题的解决和商办体制的确立，绅商内部争权夺利的现象逐渐突出，广东粤汉铁路风潮正由官绅冲突向绅商冲突演变。
1905年11月，有人因盛宣怀电请商部以南洋大臣为沪宁铁路督办事而在《申报》上发文，认为“官之与商，若水火不相入之势者”，“官不能经营商业上之事”，而铁路“亦纯属于商业之性质”，所以，“今日铁路之事业必不可拘旧日官督商办之谬说”。在他看来，“今若以铁路归督抚督办，是不啻以一商家之公司而推督抚为其代表人也。事之可笑而无理，孰有甚于此者”。并对此分析说：“当昔日风气未开之初，内地之民不知铁路为何事，不但不愿出而创办，且从而力阻焉。此时之以官为督办犹可曰权宜之计，不得不尔也。今则风气渐开，资本之家已知实业之利益，纠资创办公司者相踵起，地方绅商之于实业上有声望者亦未尝无其人，犹欲沿前日之弊政，以地方大吏揽其全权，而不肯付托于商民之手，以此百弊丛积之官场，当此商业竞争之世界，其必偾事无成也，无疑矣。”(95)《论督抚之不当督办铁路》，《申报》，1905年11月14日，第1版。从广东的情况来看，岑春煊并未督办铁路，只是尽地方大吏之责，为粤汉铁路的筹建出谋划策，在绅商筹款没有进展的情况下，承担起筹款的责任，他不像张之洞那样刻意地强调政府要在铁路建设中起主导作用，坚持官督商办体制，正因为如此，他支持商办，并重视中小商股的权利，最终又颁布商办政策的告示，风潮才得以迅速化解。他在广东绅商中又有了良好的形象，而广东粤汉铁路的自办也由此实现了从官督商办到商办的体制转型。关于铁路建设的体制问题，这次风潮期间，《申报》刊发社论分析官办民办的利弊，指出“欧西学者于此问题纷纷聚讼，各有其所据之理由”，认为：“故官办也，民办也，自其路权之未经收还者言之，固无所容其区别。若其初外人承办，而后能达其自办之目的者，则官办民办一问题，不可不一一研究之。”最后又慨叹说：“粤汉集款，官绅大起冲突，粤东舆论已群有感愤之情矣，而他省铁路权在外人欲求如粤东之官绅争执，而尚在不可得者。”(96)《铁路官办民办平议》，《申报》，1906年2月13日，第2版。因此，这次风潮和体制的转型是广东粤汉铁路筹建进入自办阶段必然发生的现象，也是广东粤汉铁路筹建取得进展的结果和表现，在这个过程中，岑春煊和绅商都在探索筹款办法和体制问题，他们都不是阻挠路政或扰乱路政者，而是粤汉路政的推进者。
Cen Chunxuan and the Canton-Hankow Railroad Agitation in Bingwu
Zhu Congbing
Abstract：Since the rights of the Canton-Hankow Railroad were redeemed by the American China Development Company，its history had entered into the period in which it would be built by Guangdong，Hunan and Hubei provinces.The fund-raising method of Guangdong gentry merchants had its own drawbacks，and furthermore，Zhang Zhidong always emphasized and insisted on the system of government-supervising and merchant-managing.Thus，Cen Chunxuan posed the idea of“fund-raising with resultant force”among the officials and merchants of Guangdong.Officials levied cannon tax，ship tax，liquor tax and salt tax from merchants，and stored them as official or public funds.In return，officials gave railroad stocks to merchants.However，this idea and practice were opposed by the gentry merchants，resulting in official-merchant antagonism.At the beginning of 1906(the year of Bingwu)，the official-merchant dispute was triggered，which was called the Canton-Hankow Agitation in Bingwu.Cen Chunxuan criticized the gentry merchants for obstructing the railroad affairs and stated that those taxes belonged to“local taxes”，thereby proving the rationality of raising funds in their own province to construct provincial railroads.In the meantime，the gentry merchants criticized Cen Chunxuan for abusing people with harsh duties and disturbing the railroad affairs.After the agitation，Cen Chunxuan and the gentry merchants took respective measures.The gentry merchants took actions to raise and collect capital，which had some preliminary effect，while Cen Chunxuan，who attached importance to merchant rights of middle and small stockholders，expressed his desire to finish railroading as soon as possible under the mediation of Zhang Zhidong and other Guangdong colleagues.He released Li Guolian and issued the bulletin of agreeing with merchant-operating.The railroad agitation was dispelled in this way and the system of self-managing the Canton-Hankow Railroad was transformed from government-supervising and merchant-managing to merchant-operating.In the process of self-managing the Canton-Hankow Railroad，the occurrence of the agitation and the system transformation were not only the inevitable phenomenon，but also the results and manifestation of progress in the Canton-Hankow Railroad affairs.In the process，Cen Chunxuan and the gentry merchants had been continuously exploring the fund-raising method and the system issue.Their roles were not to obstruct or disturb the railroad affairs，but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railroad.
Keywords:Cen Chunxuan；Canton-Hankow Railroad Agitation；Government-supervising and Merchant-managing；Merchant-oper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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