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勋卫与散骑舍人的制度特性
明代勋卫与散骑舍人的制度特性秦 博
[摘 要]明代的勋卫与散骑舍人是宫廷侍卫中的特殊成员。明初，勋卫、散骑舍人均从勋贵、都督、指挥等中高级将领的子弟中选任，并铨注于锦衣卫衙门，职在带刀随从帝王朝会。明中期之后，散骑舍人渐不授，而勋卫演变为勋爵应袭子孙例授之职，与勋爵承袭制度密切相关。至嘉靖、隆庆之际，朝廷尝试扩展部分勋卫的职权，但总体成效不显。勋卫、散骑舍人制度是明代多种国家制度的结合点，体现了明代军政体制中的贵族特征。
[关键词]勋卫；散骑舍人；明代宫廷侍卫；锦衣卫；勋爵承袭
明代宫廷侍卫部队由锦衣卫大汉将军、三千营红盔及明甲将军、五军营叉刀围子手、府军前等卫带刀官及勋卫、散骑舍人等特色军伍构成，负责朝会仪仗、夜值内禁及扈从皇帝出行(1)有关勋卫、散骑舍人之外明代其他侍卫部队的专题研究，可见张金奎《明锦衣卫侍卫将军制度简论》(《史学月刊》2018年第5期，第41～57页)及拙文《明代府军前卫侍从体制考》(《历史档案》2018年第4期，第52～59页)。。其中勋卫、散骑舍人又是侍卫中身份特别显赫者，由勋贵及高级武将的子弟充任，沿袭了自周秦以降胄子宿卫朝堂的传统。勋卫、散骑舍人的职官沿革还与锦衣卫职官体制及勋爵封袭程序紧密相关，涉及明代宫廷、贵族、军事制度等多个方面。可以说，勋卫、散骑舍人制度既是明代皇权统治的特有产物，又反映了中国古代宫廷禁卫的演化进程，值得深入探析。鉴于迄今学界未有对明代勋卫、散骑舍人的系统研究，笔者撰此小文以为尝试。
一 明前中期散骑舍人与勋卫制度的演变
据正德《明会典》载，勋卫、散骑舍人依“旧制择公、侯、都督及指挥嫡长、次子为之，俸秩视八品”，天顺朝令“俸秩比正千户”(2)《正德大明会典》卷一一七《兵部十二·侍卫》，东京：汲古书院1989年版，第2册，第557、558页。。这里所谓的“俸秩视八品”的旧制，实单指洪武朝散骑舍人的视品；而天顺朝“比正千户”之制，又单指勋卫，应不包括散骑舍人。其实，勋卫、散骑舍人二职既相互关联，又有着各自的制度流变轨迹，难以混而论之，现分别加以考论。
查检《明太祖实录》，洪武九年(1376年)即有散骑舍人之设，但未提及勋卫一职。原文载：
上命都督府择公、侯、都督及各卫指挥嫡长次子才可试用者，为散骑、参侍舍人，俸秩视八品，隶于都督府，佩弓刀充宿卫，或署各卫所事及听省、府、台、部差遣，历试以事，其有才器超卓者，不次用之。于是择长兴侯耿炳文子width=13,height=12,dpi=110、荥阳侯杨璟子进等一百四人为散骑舍人(3)《明太祖实录》卷一〇三，洪武九年正月戊午，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校印本，第1731～1732页。。
按朱元璋所定初制，散骑舍人本直接隶属于大都督府，但洪武十三年(1380年)大都督府解体后，散骑舍人转而归入锦衣卫，这也符合散骑舍人皇帝侍卫的身份。如朱棣“靖难”兵至灵璧时，有都督佥事袁义次子袁兴以“锦衣卫散骑舍人来朝”(4)《明太宗实录》卷一三，洪武三十五年十月庚午，第242页。。再据档案资料，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任散骑舍人的张信，两年后转为锦衣卫世袭百户(5)参见《锦衣卫选簿·张槐》，中国明代档案总汇第49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46页。。另据墓志记载，仁宗朝袭武定侯爵的郭玹，其长子郭聪为“锦衣卫散骑舍人”(6)罗亨信：《觉非集》卷四《镇朔将军总兵官武定侯郭公墓志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9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影印本，第553页。。洪武朝功臣子弟充散骑舍人带刀侍驾者颇多，甚至文官吏部尚书唐铎之弟唐鉴亦尝任散骑而“随直宿卫”(7)《明太祖实录》卷二二二，洪武二十五年十月乙卯，第3240页。。天启、崇祯朝名士茅元仪就曾云，“散骑舍人，国初以处侯家子弟，然不必尽侯家子弟”(8)茅元仪：《暇老斋杂记》卷一三，续修四库全书第113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本，第656页。。
散骑舍人或承袭父祖官爵，或别升高级军职。例如临江侯陈德之子陈镛，洪武九年为散骑舍人，洪武十四年(1381年)袭父爵(9)参见《明太祖实录》卷一八二，洪武二十年六月庚子，第2748页。。信国公汤和之庶子散骑舍人汤醴，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被擢为左军都督府都督佥事(10)参见《明太祖实录》卷二四四，洪武二十九年正月辛巳，第3539页。。另有蕲春侯康铎之子康渊，两岁优给，又充散骑舍人，后被太祖“革去冠带，山西罢闲”(11)《明功臣袭封底簿》卷一《蕲春侯》，明代传记丛刊第55册，台北：明文书局1991年影印本，第157页。，应是在洪武末年卷入勋贵党案而被打压。
永乐以降，散骑舍人之制大体稳定，部分勋戚、都督应袭子弟以充任该职作为嗣官爵前的过渡。如景泰朝所封定襄伯郭登无子，以其侄嵩为嗣，郭嵩初拜“散骑舍人，侍卫禁中”，成化八年(1472年)郭登死，嵩遂承袭伯爵(12)倪岳：《青谿漫稿》卷二二《南京前军都督府掌府事定襄伯郭公墓志铭》，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5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本，第311页。。任散骑舍人的武将庶、次子孙，或在锦衣卫机构内升职，如仁宗擢皇亲散骑舍人钱通为锦衣卫指挥佥事(13)参见《明仁宗实录》卷一下，永乐二十二年八月甲子，第30页。；或别调他卫，如英国公张辅之弟锦衣卫散骑舍人张width=13,height=14,dpi=110在永乐十四年(1416年)升旗手卫指挥使(14)参见《明太宗实录》卷一七八，永乐十四年七月癸巳，第1937页。。
散骑舍人中的“舍人”一词，在明代泛指军官子弟，有时扩展为对各类富贵子弟的代称，明代军中有各种舍人名号的人员听调差遣；“散骑”亦不过取汉魏“散骑”“散骑常侍”(15)班固：《汉书》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第七上》，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点校本，第739页；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二一《职官三·宰相并官署·门下省》，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551页。之旧名，强调其职在随锦衣卫禁卫侍从。“散骑舍人”一职主要体现武官子弟的名位，是他们正式袭任军职前所任的特殊职官。任该职者，除朝堂侍卫外，别无具体、固定的事权与任务，在官僚结构中的实际作用不大。因此，散骑舍人仅设较低的八品俸秩，且在洪武九年一次就广泛授予各级武职大臣家子弟达104人，已有轻授之嫌。前曾提及的洪武二十五年任散骑舍人的张信，甚至只是锦衣卫指挥佥事葛德的姻亲妻侄(16)参见《锦衣卫选簿·张槐》，中国明代档案总汇第49册，第346页。，此类加授更显冒滥。随着勋贵与一般武职地位差距的拉大，散骑舍人显然已不能完全体现贵戚子弟随侍天子的尊隆。
“勋卫”的职名实取法隋唐旧制。隋唐宫廷仪仗中有亲卫、勋卫、翊卫三部，其中勋卫可由“勋官三品以上有封及国公子”(17)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四九上《百官志四上·十六卫》，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点校本，第1281～1282页。选补。可知相比散骑舍人，勋卫更强调勋爵子弟的显贵身份。明代官方“实录”、政书中不见勋卫一职的初设时间。清修《续文献通考》言，洪武九年正月“以勋臣子弟有才者置勋卫、散骑舍人”(18)《钦定续文献通考》卷一二六《兵考·禁卫兵》，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29册，第515页。，是将勋卫的肇始年份混同于散骑舍人，其实无确切依据。排查《明太祖实录》，至洪武十八年(1385年)徐达去世时，方在其小传中出现徐达次子徐添福“授勋尉”、“早世”(19)《明太祖实录》卷一七一，洪武十八年二月己未，第2618页。的记载。这里的“勋尉”显然是“勋卫”之误，因为《明太宗实录》别载，朱棣登极之初，擢故魏国公徐达之孙、“勋卫添福”之子徐茂先为宗人府仪宾，以娶周王女兰阳郡主(20)《明太宗实录》卷一一，洪武三十五年八月辛未，第188页。。徐添福实笔者所见明代首位充勋卫的功臣子弟。又，《明太祖实录》“洪武二十四年三月戊子”条云，勋卫徐增寿与其兄魏国公徐辉祖等公侯“往陕西等处防边”(21)《明太祖实录》卷二〇八，洪武二十四年三月戊子，第3093页。。检“明实录”所收徐增寿小传可知，增寿以魏国公徐达子，又特“勇敢善骑射”，被太祖“选为勋卫，带刀侍从”(22)《明太宗实录》卷九下，洪武三十五年六月辛未，第137页。。洪武朝勋贵、都督子弟多授散骑舍人，但徐达次子徐添福却独授勋卫，添福早卒后，徐达第三子徐增寿再补兄职，这反映了朱元璋特隆开国元勋徐氏家族的地位。由于勋卫几为徐氏专任，其授职又稍显随意，制度化不强，故徐添福、徐增寿兄弟始膺勋卫的时间史无详载，勋卫品级亦不明。另外，曹国公李文忠次子李增枝在洪武朝也被授为勋卫(23)参见《明太祖实录》卷一六〇，洪武十七年三月戊戌，第2484页。按，“实录”原文载李增枝任“勋尉”，当系“勋卫”之误。。
在明前期，勋卫一职的授予仍不普遍，目下史料所见仅有四例，依授职时间先后依次为：第一，武定侯郭英之孙郭登在仁宗登极之初被授为勋卫，后于正统八年(1443年)从征云南升锦衣卫指挥佥事，正统十四年(1449年)随军抵抗瓦剌有功，景泰朝晋封定襄伯(24)参见《明功臣袭封底簿》卷二《定襄伯》，第253页。。第二，宁阳侯陈懋长子陈昭在仁宗登极时为勋卫，宣德八年(1433年)坐同父侵占官粮、官盐罪而罢闲(25)参见李贤：《古穰集》卷一〇《奉天靖难推诚宣力武臣特进荣禄大夫柱国太保宁阳侯追封濬国公谥武靖陈公神道碑铭》，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44册，第583页；《明宣宗实录》卷一〇二，宣德八年五月庚辰，第2291页。。第三，英国公张辅应袭嫡长子张忠于洪熙元年(1425年)加勋卫。正统十四年，张辅在土木堡战殁，张忠因“被马跌伤手足”难以袭爵，张忠庶子张杰又系使女所生，“来历不明”，朝廷遂以张忠幼弟张懋嗣英国公(26)《明仁宗实录》卷八上，洪熙元年三月己卯，第254页；《明功臣袭封底簿》卷三《英国公》，第390～391页。。第四，平江伯陈瑄第三子陈仪，英宗登极时，在元勋重臣成国公朱勇的保荐下被擢为勋卫而“日带刀侍从”，后累升锦衣卫指挥佥事(27)《明英宗实录》卷三，宣德十年三月戊戌，第78～79页；王直：《抑庵文集》卷一〇《都指挥佥事陈公墓志铭》，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41册，第206页；杨士奇著，刘伯涵、朱海点校：《东里文集》卷一三《奉天翊卫推诚宣力武臣特进荣禄大夫柱国追封平江侯谥恭襄陈公神道碑铭》，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92页。。
综合分析以上自洪武至正统朝的事例，可知明初勋卫升授虽在制度层面尚不完善，但仍大体形成了三个基本特征：其一，勋卫仅为一小部分勋贵子弟充任，一般武臣家难沾此恩，绝无散骑舍人那样一次加升百余人的情况，但亦不能由此判断勋卫的品级地位在当时一定比散骑舍人高。其二，任勋卫的这些贵戚子弟或是应袭嫡长子孙，或是旁支子弟，并不固定，从有限的事例来看，旁支任职者的数量稍多。一个明显例子，即武定侯郭玹嫡长子郭聪为散骑舍人，而郭玹同辈的远支郭登却初授勋卫。直至景泰、天顺之际，尚有定襄伯郭登应袭子郭嵩为散骑舍人，而登弟璟为勋卫的情况(28)郭璟领勋卫之事，参见《明英宗实录》卷二八六，天顺二年正月庚辰，第6127页。。其三，从郭登、陈仪等皆升为锦衣卫军官这一点来看，勋卫亦如散骑舍人之例铨注于锦衣卫。按明代规制，勋戚大臣子弟多恩荫寄禄于锦衣卫(29)锦衣卫内勋戚、宦官子弟本恩荫寄禄无常员(参见张廷玉等：《明史》卷七六《职官志五·锦衣卫》，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点校本，第1862页)。，是故散骑舍人、勋卫皆隶属锦衣卫有制度上的依托。
至天顺朝之初，勋臣嫡长应袭子弟开始较多地被集中加授为勋卫，这显然是英宗复辟后对新、老勋臣的酬赏，其情况大略如下表。
表1 天顺朝勋卫任职、袭爵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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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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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勋爵公、侯、伯不设品级，但秩级在正一品之上。勋卫、散骑舍人作为贵胄子弟所任职衔，也不设具体品级，但可与品官相较以定禄秩。上表中的杨宗在任勋卫之前为副千户，而他之所以得充勋卫，是因为其父兴济伯兼礼部尚书杨善上奏诸子“夺门”有功，请量加授职。英宗在加任杨宗勋卫的同时，又将杨善诸子杨容、杨能俱升一级(30)参见《明英宗实录》卷二七七，天顺元年四月甲寅，第5919～5920页。。由此可知，勋卫一职在当时应高出副千户一阶，与正千户相俦，锦衣卫正千户任寿转任勋卫的例子也可证明此点，这就与《正德大明会典》中天顺朝令勋卫“俸秩比正千户”(31)《正德大明会典》卷一一七《兵部十二·侍卫》，第2册，第558页。的记载完全相符。勋卫一职的秩级至此正式确定，大大高于仅视作正八品的散骑舍人。除上表所列勋臣应袭子弟任勋卫者外，天顺初年，兵部尚书靖远伯王骥嫡子王玉、王瑢皆早卒，以庶长子王瑺袭爵，庶次子王珩充任勋卫(32)参见李贤：《古穰集》卷一〇《奉天翊卫推诚守正文臣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兵部尚书靖远伯追封靖远侯谥忠毅王公神道碑铭》，第594页。按，成化年间，有南和伯方煜、泰宁侯陈桓、丰润伯曹振、锦衣卫指挥王珩等各在家“招妓兴乱”诸事，其中的锦衣卫指挥王珩就是原任勋卫者(参见《明宪宗实录》卷一五四，成化十二年己丑，第2809～2810页)。，当另有候补袭爵之意。
二 勋卫授予与勋爵承袭制度
成化、弘治之后，勋家应袭子孙逐渐例授勋卫以确立在家族中的正统地位，勋卫一职除负责宫廷侍卫外，还与勋爵承袭制度紧密结合。如襄城侯李瑾嗣子李黼、保国公朱永嗣子朱晖二人，皆曾为勋卫带刀侍从(33)参见《明宪宗实录》卷二三七，成化十九年二月戊寅，第4028页；《明功臣袭封底簿》卷三《襄城伯》，第494页；《明孝宗实录》卷六二，弘治五年四月壬戌，第1202页；《明功臣袭封底簿》卷三《保国公今袭抚宁侯》，第399～400页。。另如定西侯蒋琬家嗣爵长子蒋骥也曾任勋卫(34)参见程敏政：《篁墩文集》卷四四《太保兼太子太傅掌左军都督府事定西侯追封凉国公谥敏毅蒋公墓志铭》，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53册，第65页。。至嘉靖、万历时期，已形成勋爵“应袭则授锦衣卫勋卫，附记将材簿内”(35)魏时亮：《为勋裔失教缓急乏人乞赐申饬旧制务敦预养以责成世臣报效疏》，陈子龙辑：《明经世文编》卷三七一《魏敬吾集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影印本，第4029页。的定制，至有“公侯世子称勋卫”(36)茅元仪：《暇老斋杂记》卷一三，第656页。的说法，将勋家应袭子孙与勋卫相等同。至此，勋卫又常被称为“小侯”(37)如万历朝临淮侯李言恭、李宗城父子，在充勋卫期间皆被称为“李小侯”(参见王世懋：《王奉常集》卷六《李唯寅〈贝叶斋诗集〉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33册，第273页；欧大任：《欧虞部集·文集》卷二《李小侯婚颂并序》，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81册，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2000年影印本，第610页。，取汉代邓禹幼子邓鸿为小侯之典故(38)据《后汉书·邓寇传》记，东汉开国功臣邓禹有四子，前三子分封为三侯，幼子邓鸿为“小侯”，即非正式封爵，但享有相近的地位(参见范晔：《后汉书》卷一六《邓寇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点校本，第605页)。勋卫非正式勋爵，但系爵位继承人，其地位与汉代小侯相近，故明人以之代称勋卫。，反映出勋卫虽非勋爵但亚享其尊的过渡身份。至晚明，朝廷遍授诸家勋贵应袭子孙为勋卫，相关事例不胜枚举。可以说，勋卫选任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勋爵承袭的附属制度，勋卫具备了标识勋爵应袭地位的礼法功用，与皇家太子、亲王家世子有一定的相似性，其作为宫廷侍卫的本职反居次要。与勋卫相比，散骑舍人由于品级较低、授职较滥，且没有演化出更加实际、具体的职能，在官僚结构中的定位模糊，故在明代中后期极少再被加授，几至停用。“明实录”中再次出现集中加官散骑舍人的记载，已是熹宗登极之初，时皇帝推恩，诏补勋臣子弟朱元臣等九人为散骑舍人，“轮流带刀侍卫，令锦衣卫带俸”(39)《明熹宗实录》卷三，泰昌元年三月庚子，第161页。。朱元臣是成国公朱纯臣之末弟，过继给其叔锦衣卫指挥使朱应梅为后(40)参见叶向高：《苍霞续草》卷一三《成国公左军都督府掌府事赠太子太保谥□□荫亭朱公暨封成国夫人孙氏合葬墓志铭》，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25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影印本，第155页。。可知在勋爵应袭子弟已大多例授勋卫的情况下，朝廷重授散骑舍人，是为给部分未沾爵禄的勋家庶、次子弟一定的地位。不过这只是一时的变通之法，并不意味着散骑舍人制度的全面复设。随着散骑舍人的基本停授，勋卫最终成为勋臣子弟最重要的荣誉性职衔。
明中期之后，勋臣非应袭子弟仍不时被授勋卫者，这多是在勋臣之家出现无嫡长子应袭、子孙孤弱或爵主被罢等特殊情况时朝廷给予的特别安置。如宁阳侯陈懋天顺七年(1463年)卒，当时其长、次子均已先死，三子陈晟原任勋卫应嗣，但因事充军，故由晟弟陈润袭爵。至成化二年，陈润卒，无子，其弟陈瑛以陈懋庶五子身份请袭，而陈晟以兄长身份争袭，朝廷准瑛借袭，待陈晟有子后退还。成化十七年(1481年)，陈晟子陈辅出幼请袭爵，朝廷准其奏，并安排失爵的陈瑛为勋卫，带俸闲住(41)参见《明功臣袭封底簿》卷三《宁阳侯》，第456～457页；李贤：《古穰集》卷一〇《奉天靖难推诚宣力武臣特进荣禄大夫柱国太保宁阳侯追封濬国公谥武靖陈公神道碑铭》，第584页。。再如第四代靖远伯王宪，是第三代靖远伯王添的独子，成化十九年(1483年)袭爵时年幼，仍需在国子监习礼。王宪后生两子瑾、瑚，以瑾应袭，瑚并任勋卫(42)参见郑汝璧：《皇明功臣封爵考》卷四《靖远伯》，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58册，济南：齐鲁书社1996年影印本，第479页；《明宪宗实录》卷二三七，成化十九年二月壬辰，第4033页。。另如万历朝诚意伯家勋卫刘世学，系原诚意伯刘世延从弟，世学任勋卫当与刘世延在嘉靖、万历朝反复犯事革爵，家无主事者有关(43)参见《明神宗实录》卷三一一，万历二十五年六月戊寅，第5810页；李谷悦：《明朝历代诚意伯》，《古代文明》2014年第2期，第95～98页。。当然，也有少部分勋爵为支子奏讨勋卫之职，或受皇帝推恩而得官。
茅元仪在所著笔记中有云，“魏国、镇远等六家自应袭外，介弟支子得别袭一勋卫，他家遇覃恩方可乞”(44)茅元仪：《暇老斋杂记》卷一三，第656页。；又云，“今魏国、镇远六家多袭一次子为勋卫”(45)茅元仪：《三戍丛谭》卷一〇，续修四库全书第1133册，第540页。。六爵支子法定世袭勋卫之说，不见于其他记载。事实上，在明代中期以后应袭子弟例充勋卫的情况下，若有多家勋贵形成支子世袭此职的定制，就极易引起族众争袭爵位，朝廷不会行此下策。不过，茅元仪的记载也有一定的历史根据，可对其详加辨析，以进一步揭示明代勋卫加授与勋爵承袭之间的制度联系，现分条考论如下。
第一，在明代末期，镇远侯顾氏确实有一别支子孙世袭勋卫，这最初也是为应对顾家无子承爵而实行的补救之法。嘉靖、万历年间袭爵镇远侯的顾寰因无子，“以弟宇之子承光为后”，而顾承光之弟顾承学另授本爵勋卫，后承学子顾大猷在天启朝又袭父勋卫之职(46)钱谦益著，钱曾笺注，钱仲联标校：《牧斋初学集》卷六六《镇远侯勋卫顾君墓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538～1539页。，可谓异典优待，具有独特性。不过，顾大猷嗣勋卫一职时，恰逢天启、崇祯两朝明代覆亡之际，故该职实际上只承袭了一辈。
第二，无明确资料可佐证魏国公家某支子孙不经奏请即可世袭勋卫，但该爵在成化至万历朝屡有次支子弟受推恩加授该职，在一定程度上形成惯例性优待。明初徐达次子徐添福、三子徐增寿相继任职勋卫，但此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军职世袭，而是皇帝对徐家的特别赏赉。此后，成化十四年(1478年)三月，第六代魏国公徐俌的弟弟徐佐，在徐俌的乞请下，被朝廷授予勋卫带刀侍从(47)参见《明宪宗实录》卷一七六，成化十四年三月乙酉，第3183页。。徐俌自成化十五年(1479年)始即久住南京，奉祀孝陵(48)参见郑晓撰，李致忠点校：《今言》卷二《一百三十三条》，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79页。，因此他在离京前一年奏请其弟代侍皇帝，虽有冒滥恩荫之嫌，亦是尽人臣之责。据徐俌墓志记载，正德十二年(1517年)徐俌卒时，三子的状况为：“长壁奎，先一年卒；次应宿，锦衣勋卫；次天锡，锦衣指挥。”(49)乔宇：《乔庄简公集》卷一〇《南京守备太子太傅魏国徐公墓志铭》，国家图书馆藏明隆庆五年刻本。按，“徐壁奎”又作“徐璧奎”或“徐奎璧”。“徐天锡”又作“徐天赐”，古代“赐”“锡”通假。最后由徐壁奎子徐鹏举袭爵(50)参见《明功臣袭封底簿》卷三《魏国公》，第375页。。复检《明武宗实录》，正德七年(1512年)，徐俌请以其子徐天赐为勋卫，朝廷准其奏(51)参见《明武宗实录》卷九三，正德七年十月乙丑，第1982页。。徐应宿为徐俌次子，徐天赐为徐俌第三子，二人皆无军功，但应宿终生仅为勋卫，天赐反而超越其兄被升至锦衣卫指挥，这一情况颇不寻常。对此最合理的解释是，徐应宿早卒，故徐俌再请将徐天赐补为勋卫，这就又与徐添福、徐增寿兄弟接连任职勋卫的情形相类。徐应宿任勋卫的时间不详，但徐天赐正德七年补任勋卫时，徐俌长子徐壁奎仍在世，且壁奎子鹏举应已近成年，魏国公家无子嗣承袭危机，天赐之任当属无端恩授。王世贞《游金陵诸园记》有云，徐俌爱其少子锦衣卫指挥天锡，将世传园林“悉橐而授之”(52)王世贞：《弇州续稿》卷六四《游金陵诸园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82册，第835页。，据此可进一步判定，天赐实因父亲徐俌的宠信而补任勋卫一职。正德十一年(1516年)十二月，在徐俌的乞请下，徐天锡又被武宗直接从勋卫升为南京锦衣卫指挥佥事(53)参见《明武宗实录》卷一四四，正德十一年十二月癸丑，第2819页。。当时徐俌长、次子皆已卒，徐俌本人亦在残年，唯有三子徐天赐可主家事，故朝廷在补授天赐勋卫的基础上继续超擢其军职。徐天赐子徐缵勋、徐继勋虽皆任锦衣卫军职(54)参见王世贞：《弇州续稿》卷六四《游金陵诸园记》，第835、838页。按，徐继勋甚至在嘉靖年间以署都指挥佥事佥书南京锦衣卫事，成为南锦衣卫最高长官之一(参见《明世宗实录》卷四八四，嘉靖三十九年五月庚午，第8077页)。，但史料中未见他们曾任勋卫的记载，因此缵勋、继勋的官职应得自一般的勋戚恩荫，非以勋卫转升。再查阅晚明历代魏国公资料，徐鹏举长子徐邦瑞隆庆六年(1572年)袭爵后(55)参见郑汝璧：《皇明功臣封爵考》卷一《魏国公》，第324页。，其弟邦荣又于万历元年(1573年)继补为勋卫(56)参见《明神宗实录》卷二〇，万历元年十二月乙卯，第546页。。徐鹏举享爵久，徐邦瑞袭爵时年已四十有余，膝下又有成年子三人(57)width=17,height=17,dpi=110 参见王世贞：《弇州续稿》卷一一八《南京守备掌中军都督府事魏国公徐少轩公墓志铭》，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83册，第652页。，人丁兴旺，无须再择旁支充勋卫。徐邦荣的获任可视为此前魏国公家多立勋卫传统的延续。另外，徐邦瑞待嗣期间，其父徐鹏举曾有意立最幼子邦宁为嗣，引发持久争端(58)参见许重熙：《嘉靖以来注略》卷六《隆庆注略》，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5册，第119页。。邦瑞袭爵后请立三弟邦荣为勋卫，或意在进一步断绝幼弟徐邦宁争袭的可能。徐邦瑞的后代中，仅应袭子徐维志充勋卫，其余二子维学、维明未任width=17,height=17,dpi=110。徐邦荣、徐维志叔侄二人或曾同时并任勋卫。第九任魏国公徐维志终年41岁，卒时嗣爵的长子徐弘基年方15，刚刚出幼，次子徐弘谟年龄更小(59)参见衷吉贞：《明故南京协同守备掌南京后军都督府事魏国公冲宇徐公墓志铭》，转引自邵磊：《明中山王徐达家族成员墓志考略》，《南方文物》2013年第4期，第184页。，兄弟二人或都未曾任勋卫。需要指出的是，在徐俌袭爵之后，魏国公一脉世居南京，即便子弟充任勋卫，也无法真正随侍宫廷，如世镇云南的黔国公家族，无论应袭、旁支子孙，基本不见任该职者。但徐氏子弟仍在缺少充足理由的情况下多次被授予勋卫，这反映出朝廷对开国首勋的优遇。
第三，按茅元仪的记载，除镇远、魏国两爵，当时还有四家勋贵支子无须“恩覃”即可“别袭”勋卫，但未具体指明是哪四家。以目下掌握的资料来看，定国公、英国公两家自成化朝至明末，成国公家在明代中后期，均接连有数代支、次子弟加授勋卫，其中定国公家四次任，成国公家三次任，英国公家两次任，虽不足四家之数，亦非有法定世袭之制，但仍在一定程度上与茅氏所论相近，可资进一步考述。
定国公家别立勋卫皆事出有因，非相沿成制，更非由某一家支固定承袭。成化十四年，定国公徐永宁之堂弟徐永宏为勋卫带刀侍从(60)参见《明宪宗实录》卷一七五，成化十四年二月辛酉，第3164页。按，《明宪宗实录》载徐永宏为徐达曾孙，有误。据定国公家宗图，第三代定国公徐显忠唯有独子徐永宁，永宁嗣爵为第四代定国公。因此，与徐永宁同伦的徐永宏应系显忠弟显义之子，乃徐达第五代孙(参见郑汝璧：《皇明功臣封爵考》卷二《定国公》，第379页)。。定国公徐永宁在成化朝曾因罪废，长期在家养病(61)参见《明功臣袭封底簿》卷三《定国公》，第371页。，徐永宏是永宁唯一的同辈兄弟，因此朝廷授予永宏勋卫，应有命其代掌定国公家事之意。至成化十六年(1480年)，徐永宁应袭长子徐世英按例任勋卫(62)参见《明宪宗实录》卷二〇七，成化十六年九月乙酉，第3606页。。成化二十年(1484年)，徐世英上告徐永宏“饮酒宿娼”，此案经反复审谳后，最后奏准将徐永宏革去勋卫，发原籍居住(63)《明宪宗实录》卷二五二，成化二十年五月庚戌，第4270页。。明中期勋卫授予与爵位承袭渐生关联，徐永宏、徐世英从叔侄二人同时充勋卫，难免引发争端。弘治元年(1488年)，徐永宁次子徐世华又任勋卫(64)参见《明孝宗实录》卷一四，弘治元年五月己丑，第355页。，不过徐世华在任时，徐世英应是未袭爵而卒(65)参见郑汝璧：《皇明功臣封爵考》卷二《定国公》，第379页。按，《明功臣袭封底簿》将徐世英误写作徐世美(参见《明功臣袭封底簿》卷三《定国公》，第372页)。。从徐永宁的年龄来看，徐世英享年不长，遗下二子光祚、光祀当皆年幼(66)据徐永宁墓志记载，他弘治十七年去世时64岁，按此推算，永宁子世英死时应在二十余岁，世英子更在冲龄(参见李东阳撰，周寅兵校点：《李东阳集·文后稿》卷二六《定国公墓志铭》，长沙：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1283页)。，故由世英弟世华充勋卫候补袭爵。弘治十年(1497年)，经徐永宁奏请，其长孙徐光祚任勋卫(67)参见《明孝宗实录》卷一二六，弘治十年六月壬午，第2244页。。此时徐光祚必已出幼，故正式任职以确立待袭地位。徐光祚弘治十七年(1504年)嗣爵后，光祚弟光祀又在正德元年(1506年)任勋卫(68)参见《明武宗实录》卷二〇，正德元年十二月癸亥，第581页。。依照徐光祚兄弟的年龄判断，光祀补任勋卫，也是由于当时光祚尚无子或有子年幼。又据《皇明功臣封爵考》所收定国公世系宗图显示，其家族第八代嗣爵子孙徐延德之弟延width=15,height=14,dpi=110曾充勋卫(69)参见郑汝璧：《皇明功臣封爵考》卷二《定国公》，第379～380页。。查徐延德墓志可知，他袭爵时年仅16岁(70)参见李春芳：《李文定公贻安堂集》卷八《定国公敬斋徐公墓志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13册，第222页。，刚刚出幼，故以弟徐延width=15,height=14,dpi=110先充勋卫候嗣。
英国公家族之所以两度别立支子任勋卫，均是由于长支乏嗣。景泰至正德朝在任六十余年的第二代英国公张懋长子张锐死，朝廷补任懋嫡长孙张崙为勋卫待嗣(71)参见边贡：《华泉集》卷一二《张勋卫妻游氏墓志铭》，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64册，第211页。，又别立张锐弟张钦为勋卫(72)参见《明宪宗实录》卷一七六，成化十四年三月壬申，第3176页。。正德十年(1515年)三月，张懋病故，由时任锦衣卫带俸指挥同知的张钦出面为幼侄张崙奏请袭爵(73)参见《明功臣袭封底簿》卷三《英国公》，第392～393页。。可见，张钦任勋卫之后更便于代父兄掌家。嘉靖朝嗣英国公爵的张崙之子张溶有六子，溶先以长子张元功充勋卫袭爵，因元功无子，又以第二子张元德继任勋卫以候嗣。元功死后，元德袭兄爵。值得一提的是，张元功领爵时间较长，故张元德有二十余年任勋卫的待袭经历(74)参见郑汝璧：《皇明功臣封爵考》卷三《英国公》，第374页；叶向高：《苍霞续草》卷一〇《英国公凤冈张公墓志铭》，第102页。。
在嘉靖、万历、天启三朝，成国公朱氏家族曾三次请补支、次子充勋卫，皆有特殊缘由。据成国公宗图旁注所示，嘉靖十三年(1534年)，成国公朱凤以祖宗“开国、靖难功臣，以身殉国，比例乞荫”，经兵部题报，皇帝钦授朱凤次子希孝为勋卫(75)郑汝璧：《皇明功臣封爵考》卷二《成国公》，第368页。。希孝任勋卫时，其长兄朱希忠尚未袭爵，兄弟二人当并任勋卫。朱凤题请次子任勋卫的原因，除争取朝廷优待外，实与家族子嗣不繁有关。依照朱希忠、朱希孝的碑铭资料，希孝任勋卫时年仅17岁(76)width=17,height=17,dpi=110 参见张居正：《张太岳集》卷一二《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太保兼太子太傅掌锦衣卫事后军都督府左都督赠太傅谥忠僖朱公神道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影印本，第155、154～155页。，而朱希忠在两年后以时龄22岁袭爵(77)width=17,height=17,dpi=110 参见张居正：《张太岳集》卷一二《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太师兼太子太师成国公追封定襄王谥恭靖朱公神道碑》，第152、154页。，兄弟二人应都尚无子嗣或独子孤幼。故希孝先补任勋卫，如此即使希忠早卒，成国公爵位也可以兄终弟及的方式传承。朱希孝后在锦衣卫衙门内由勋卫累升至左都督掌卫事width=17,height=17,dpi=110。希忠、希孝兄弟同时官居极品，为当时朝堂盛事。朱希忠唯有一应袭子朱时泰width=17,height=17,dpi=110，无次子再任勋卫；朱希孝独子不寿，以侄孙朱应梅为后而荫授锦衣卫指挥(78)参见张居正：《张太岳集》卷一二《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太保兼太子太傅掌锦衣卫事后军都督府左都督赠太傅谥忠僖朱公神道碑》，第154～155页。，亦无子孙担任勋卫。朱时泰袭爵不到一年即死，其子朱应桢在万历初年袭爵(79)参见郑汝璧：《皇明功臣封爵考》卷二《成国公》，第369页；张廷玉等：《明史》卷一〇六《功臣世表二》，第3100页。按，成国公宗图旁注云，朱应桢万历二年袭爵“年幼优给”。《明史·功臣世表二》载，朱应桢万历八年袭爵。应桢或许是在万历二年优给，万历八年出幼而正式袭爵。，而应桢弟朱应槐在万历十二年(1584年)又被授予勋卫一职(80)参见《明神宗实录》卷一五六，万历十二年十二月庚戌，第2878页。。据“实录”记载，万历十四年(1586年)，时朱应桢已死，其母成国太夫人刘氏奏请朝廷赐祭葬，礼部在议复时斥责云：“应桢少年不知自爱，死于非命，似当量行裁減，或以别无隐情照例给与。”(81)《明神宗实录》卷一七六，万历十四年七月辛亥，第3247页。另《明史·功臣世表二》云，应桢万历十四年自杀(82)参见张廷玉等：《明史》卷一〇六《功臣世表二》，第3100页。。朱应桢亡故的具体细节不明，但无疑是自戕而死。至于《明史》所谓朱应桢死于万历十四年的说法，当是取“明实录”中应桢母刘氏奏请丧礼的时间。不过，逐年翻检《明神宗实录》可知，朱应桢在万历十一年(1583年)频繁代天子主持各类国家祭典，但万历十二年、十三年的实录中却完全不见有关他的记载。据此，朱应桢应于万历十二年已自尽，因属非正常死亡，故需查验而导致下葬延迟，这也与应桢弟朱应槐万历十二年补任勋卫的时间相吻合。朱应桢死时，其遗腹子朱鼎臣尚未出生(83)⑧ 参见叶向高：《苍霞续草》卷一三《成国公左军都督府掌府事赠太子太保谥□□荫亭朱公暨封成国夫人孙氏合葬墓志铭》，第154、155页。。概言之，朱应槐是在其兄应桢暴死的情况下被暂且授职勋卫，作为排在朱鼎臣之后的第二位继承人。朱应槐也是明代少有的次子充勋卫但最终得爵者。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朱鼎臣正式膺爵，但享爵仅一年余即卒且无子(84)参见《明神宗实录》卷三四五，万历二十八年三月辛亥，第6424页；卷三六三，万历二十九年九月己酉，第6771页。，由其叔应槐就袭。朱应槐45岁时寿终，一生有子四人，长子早卒，次子朱纯臣袭爵为末代成国公，三子为朱荩臣，四子为朱元臣⑧。据《明熹宗实录》记载，朱纯臣弟朱荩臣又任勋卫，并受命往南京“守催防卫军器”(85)《明熹宗实录》卷六〇，天启五年六月乙巳，第2861页。。由于朱应槐卒时尚值壮年，其子朱纯臣即便已出幼袭爵，年龄也不会太大，很可能尚无子，故先以弟朱荩臣充勋卫。
综上所述，镇远侯、魏国公、定国公、英国公、成国公五家勋臣在支子任勋卫一事上尤显特异，大体对应茅元仪的“六家”之说，余一家待考(86)茅元仪《暇老斋杂记》《三戍丛谭》等私著笔记，多载稗官时闻，所谓“六家”也有可能只是一个虚数，而非确指。。其中镇远侯家确实有旁支子孙在万历、天启朝承袭勋卫一次，其余四家曾多次以次、庶子“别任”勋卫，但绝非茅元仪笔下的“别袭”或“多袭”。各爵勋卫都需经奏讨获“覃恩”而得，除魏国公家常随意地奏请外，另外四家多是在遇到本爵早卒、长房乏嗣等承袭危机时，才有庶、次子孙被准许任职候袭。可以说，朝廷补授部分勋家支子以勋卫之职，在大多数情况下仍是将勋卫作为勋爵承袭的附属制度来运作，用以保证勋臣爵位的传承有序。而魏国公、定国公、英国公、成国公等四爵作为“开国”与“靖难”的元勋，在勋卫补授的待遇上较他爵明显优厚，明代大多数勋家即使长支孤幼，也不过是享受禄米优给之保育，旁支子弟不会被拔擢为锦衣勋卫。
三 明中后期部分勋卫职权的增加
以公侯、功臣子孙侍从宫禁的制度在中国古代早有渊源，弘治朝内阁大学士丘濬对此有言：“周制，宫伯掌王宫之士庶子，凡在版者，则是王朝宿卫之人，皆公卿大夫士之子弟也。祖宗以来，用功臣子弟以为勋卫，盖亦此意。”(87)丘濬著，林冠群、周济夫校点：《大学衍义补》卷一一八《治国平天下之要·严武备·宫禁之卫》，北京：京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1021页。明代“散骑舍人”与“勋卫”之名本就取自汉、唐官职，可视为对前朝旧制的继承。此外，蒙元时期有伴当、质子、怯薛等贵族侍从，对明初皇家宿卫的建制也存在一定的影响(88)参见李治安：《元代质子军刍议》，《历史教学》1988年第5期，第3～6页；萧启庆：《元代的宿卫制度》，《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16～220页。。无论汉、唐旧制抑或草原传统，贵族子弟侍卫宫禁都具有四个方面的功能：一为保证帝王安危，突显朝堂威仪；二为训练功臣子弟的军事、礼仪技能；三为体现贵族身份；四为象征臣子对帝王的人身依附关系，有纳献质子之意。明中期以后，勋臣应袭子孙例授勋卫一职，这更多是为了尊隆其胄子的身份，各爵勋卫除在典礼、朝会时侍从皇帝外，实际军政职权不高。但由于勋卫隶属于锦衣卫，该职又是勋家非应袭子孙升任锦衣卫官职的基础。据《明史·刑法志》载，锦衣卫军官有“勋卫、任子、科目、功升”(89)张廷玉等：《明史》卷九五《刑法志三》，第2339页。四种，而勋卫位列其首。成国公家次子勋卫朱希孝、魏国公家三子勋卫徐天赐等，均由勋卫陡升至锦衣卫军官，希孝甚至以都督掌锦衣卫印。另如万历朝成山伯王允忠之弟王允廉为勋卫，在万历三十年(1602年)补锦衣卫南镇抚司佥书管事(90)参见余继登撰，冯琦编：《淡然轩集》卷六《明太子太保平江伯赠少保谥武靖万峰陈公墓志铭》，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91册，第898页；《明神宗实录》卷三七七，万历三十年十月甲寅，第7096页。。
至嘉靖、隆庆、万历等朝，皇帝又授予一些勋卫较多的职权。万历朝名臣王世懋在《赠李惟寅袭临淮侯序》中言：“国家制，当勋臣世，诸胄子不得任事，独惟寅为当道所器，得参戎政，已又为中领军，皆前所无，自惟寅始著令甲矣。”(91)王世懋：《王奉常集》卷五，第262页。这里的“李惟寅”，指明初曹国公李文忠后裔李言恭，他在万历三年(1575年)袭临淮侯爵(92)曹国公爵在李文忠子李景隆任时被罢，弘治六年朝廷录文忠嫡长玄孙李濬为世袭指挥使，嘉靖十一年复封李濬子李性为临淮侯，子孙世袭(参见《明功臣袭封底簿》卷一《曹国公今为临淮侯》，第21～23页)。。再查《明穆宗实录》中的记载，李言恭充勋卫时尝兼“充五军营游击将军”(93)《明穆宗实录》卷一八，隆庆二年三月辛未，第516页。，也就是王世懋所谓的“参戎政”。言恭不久又与靖远伯家勋卫王学诗同管红盔将军侍卫(94)《明穆宗实录》卷二一，隆庆二年六月癸巳，第574页。，即世懋所言的“中领军”。不过，李言恭并非首名实管军务的勋卫，因此王世懋的记载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失实。据万历朝参赞戎政兵部侍郎魏时亮奏疏云：
(勋臣)应袭则授锦衣卫勋卫，附记将材簿内，遇有将领员缺并推……嘉靖四十四年如徐文璧、张元功，万历四年如陈胤兆，九年如徐廷辅，俱授勋卫，管红盔将军，则以应袭而荐用者也。有管营务充参游佐击，在嘉靖四十四年则王应龙，四十五年则王学诗，隆庆二年则李言恭、卫国本是也(95)魏时亮：《为勋裔失教缓急乏人乞赐申饬旧制务敦预养以责成世臣报效疏》，陈子龙辑：《明经世文编》卷三七一《魏敬吾文集二》，第4029页。。
由此可知，在嘉靖末年，朝廷即开始着意选任勋卫署理一些本归勋爵管辖的事务，并出现“附记将材簿”以备推用的制度，其中定国公家勋卫徐文璧、英国公家勋卫张元功等最早实管宿卫将军。另查《明穆宗实录》，隆庆元年(1567年)军政考选时，管红盔将军者为武定侯郭大诚、彰武伯杨炳及勋卫徐文璧、张元功等人(96)参见《明穆宗实录》卷三，隆庆元年正月甲戌，第72页。，可确证魏时亮奏疏所言不虚。神宗初年军政考选时，有“专管围子手、红盔侯、伯、勋卫等官”(97)《明神宗实录》卷三，隆庆六年七月甲辰，第106页。的合称，可知当时勋卫已例与勋爵并为侍卫管领官。比照魏时亮奏疏中列举的具体成例，万历四年(1576年)有平江伯家勋卫陈胤兆“管理红盔将军，上直侍卫”(98)《明神宗实录》卷四八，万历四年三月乙未，第1090页。，而定国公徐文璧长子徐廷辅虽早卒未袭爵，但充勋卫期间仍特许“先后管理红盔将军及叉刀围子手”(99)邓原岳：《西楼全集》卷一五《明定国小侯徐公墓表(代)》，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74册，第116页。。依魏时亮所奏，除管侍卫的勋卫外，嘉靖、隆庆之际还有成山伯家勋卫王应龙、靖远伯家勋卫王学诗及临淮侯家勋卫李言恭已在京营中充任偏裨，职权更显。
嘉靖朝以后，诸帝选任勋卫管事的做法并非突发奇想，应与当时勋家子弟能力普遍较低、无法承担军政职责的现实状况有关。嘉靖中后期，“北虏”连年犯边，最终威逼京城，导致“庚戌之变”，但职在防护京师的京营提督勋臣率不得人。“庚戌之变”发生时，执掌京营的“靖难”功臣后代成国公朱希忠、遂安伯陈width=15,height=15,dpi=110等怯懦无为，兵部侍郎王邦瑞称，京营将领多“世胄纨绔，不闲军旅”，建议：“愿大振乾纲，严饬提督朱希忠、陈width=15,height=15,dpi=110等，令洗涤自新，或推让贤能，以保禄位。”(100)《明世宗实录》卷三六五，嘉靖二十九年九月辛卯，第6515页。不久，朱希忠、陈width=15,height=15,dpi=110等请求罢兵权，嘉靖帝即刻许其“辞团营提督”(101)《明世宗实录》卷三六五，嘉靖二十九年九月辛卯，第6516页。。世宗随后设戎政府，以边帅子弟出身的第二代勋臣咸宁侯仇鸾接替朱希忠等提督京师防护。仇氏骤秉戎政大权，恃宠恣肆，“数在上前画策”，但仍“调兵御虏皆无效”，致使“上心厌之”，不久“诸镇告警，鸾病不能行，乃诏收其兵权”(102)③④ 《明世宗实录》卷三八八，嘉靖三十一年八月乙亥，第6827、6827～6828、6828页。。徐阶、陆炳等权臣又罗织仇鸾“通虏”罪名，最终仇氏虽病死，法司仍判他谋反大逆，世宗将其戮尸传首，并株连亲党③。仇鸾并非真有谋逆之举，只是他“贪戾”而驭兵失策，有负世宗信重之初意，故为皇帝所深恨④。世宗在晚年开始授予部分勋卫管事之职，正是看到勋爵群体普遍庸碌无能之积弊，故希望年轻的勋卫能够较早地参与军事，待日后可堪大用。或有鉴于急用仇鸾的教训，皇帝对勋卫的选用仍比较谨慎，有徐徐教养之意，这些勋卫大多只是管领宿卫将军，尚未脱离侍从本职，个别在京营中分管军伍者，也未给予重权。不过，明廷选用、培养勋卫的效果并不明显。崇祯朝又有大臣提议选拔勋卫中干练者，严训其火器操法，令其防守北京城门，以报家国之恩(103)参见程开祜：《筹辽硕画》卷二六，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丛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影印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亦不多见成效。需要强调的是，晚明对勋卫职权的调整，是将各家勋卫作为备选对象，从中拔擢适当人员加授一定事权，但这并不意味着“勋卫”这一职官的固定权责被扩展，大部分充任勋卫的勋家子弟的职责仍然仅为侍从宫禁，其余担任一般军官的勋戚子弟更无职权上的优遇，故也不能因勋卫职权增加就认为当时勋戚子弟的权力获得提升。
晚明真正以勋卫身份执掌要职的贵胄子弟数量甚少，其中又以临淮侯李言恭嗣子李宗城及镇远侯家支子承袭勋卫顾大猷最显。
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抗倭援朝战争暂时告停，明廷计划册封日本关白丰臣秀吉为国王以为安抚。时任明军经略的宋应昌奏报朝廷，“请择才力武臣”充任册封大使(104)瞿九思：《万历三大征考·倭上》，续修四库全书第436册，第18页。。明代册封亲王、妃嫔一律由勋臣充当正使，而这次册封日本更关乎朝廷威仪，非国内礼仪事务可比，所以宋应昌“择才力武臣”为使的建议，其实是强调派遣有才干的勋贵充任册封大使。当时，临淮侯李言恭嗣子、勋卫李宗城欲凭借册封日本的功劳“复先世曹国公故封”，兵部尚书石星于是向万历皇帝推荐宗城出使，获得皇帝钦准(105)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一七《兵部·日本》，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37页。。李宗城父李言恭在守备南京时期，曾与南京兵部尚书郝杰合编并刊行过《日本考》一书，借以向国内传播日本信息。该书收录有大量日本“山川地理及世次土风”的资料，而“于字书译语，胪载尤详”(106)纪昀总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七八《史部三十四·地理类存目七·日本考五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074～2075页；李言恭、郝杰：《日本考》，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55册，第569页。。李宗城因此被皇帝认为是熟悉日本掌故、可委以册封重任的最佳人选。然而，明朝使团登陆釜山后，日本战意又起，李宗城受到随行人员恫吓，旋即丢弃印册逃归，时有“贻笑远人”(107)瞿九思：《万历三大征考·倭上》，第19页；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一七《兵部·日本》，第437页。之说。
再来看顾大猷的事例。天启元年(1621年)，朝廷为加强江防，曾委派御史游士任募兵江淮，士任保举数人，请量加武职(108)《明熹宗实录》卷一一，天启元年六月甲戌，第547～548页。。于是兵部提议：
自御史游士任剧谈江淮之士，请自充招募之使，臣部驰心以拟奋臂之呼，极目以盼扬帆之报，非一日矣……今果有奇材剑客，不盗虚声，方效推毂，岂蹈刓印耶？勋卫顾大猷，量加参将，管副总兵事(109)鹿善继：《鹿忠节公集》卷四《覆游侍御疏》，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373册，第163页。。
这里提到的顾大猷，即镇远侯家支子承袭勋卫者。大猷自幼生长于镇远侯家祖籍地扬州，万历年间，他入京袭锦衣勋卫之职，欲以世臣参论国政，但未遂愿，于是离京而壮游天下，以考察边地形势，研究抵御蒙古的方略。对于顾氏的这段经历，与顾大猷交好的名臣吏部尚书赵南星有详细记载：
(顾大猷)入京师嗣勋卫，适倭width=12,height=12,dpi=110朝鲜，所建(笔者按，大猷字所建)欲从军，一用其倜傥奇伟之画策，而当事者主封贡，不果。会矿税议起，金吾与貂珰杂岀，或欲以属所建，所建污之，遂请急归。顷之，游楚、游越，北游徐沛，之齐鲁，之赵西，从蒲坂入关中(110)赵南星：《赵忠毅公诗文集》卷一〇《寿顾母王太夫人七十序》，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68册，第260页。。
顾大猷被游士任保举授参将职管副总兵事，正可实践其“倜傥奇伟之画策”，然而大猷就任不久，就被忌恨游士任的阉党诋毁罢职。据《酌中志》载：
台臣游士任以募兵之差，已陛辞濒行，特上疏力劾客氏，盖首犯凶锋之第一人，故乙丑缇骑之逮，亦首及士任也，客氏甚恨之(111)刘若愚：《酌中志》卷八《两朝椒难纪略》，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44页。。
士任抨击客氏而同东林党政见相合，故被崔成秀列名“东林点将录”而遭到迫害(112)《东林点将录》，钱人麟辑：《东林别乘》，广东省中山图书馆藏。。至天启二年(1622年)，魏党即将打击对象扩大至士任招募的顾大猷等人，时兵科给事中王志道题奏：
何谓议论已明，游士任一案是也。何谓国法已明，熊廷弼一案是也。乞立敕士任将见在之兵，听按臣董羽宸查点，交辅臣李邦华调用，束手归朝，虚实自见。其孟淑孔等即应逮来京，与顾大猷同一究追(113)《明熹宗实录》卷二七，天启二年十月甲戌，第1361页。。
第二年，法司判顾大猷“借练兵之名，为骗官之计，托疾规避而坐耗廪粮”，将其贬戍(114)《明熹宗实录》卷三〇，天启三年正月戊午，第1548页。。顾大猷后终身在家闲住，在崇祯中“邑邑不得志而卒”(115)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下《顾勋卫大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590页。。
明朝末年，国家对武将的选用有务虚之风，凡矫饰好文者常为朝廷所重。李言恭风流倜傥，有“奋迹词坛，招邀名流，折节寒素”(116)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李临淮言恭》，第461～462页。的时誉，公卿大臣多推毂其人，神宗也以青眼待之。因此，李言恭子李宗城可以借助家族名望谋得要职，但宗城并无真才实干，最终丧辱国威。与李宗城相比，顾大猷忠心报国，却碍于时局稗政，只能老死乡间。从李、顾二人的例子可以看出，明廷对勋卫的超擢任用基本以失败告终，导致这种用人失策的主要原因有二：首先，勋卫并非正式勋爵，又非一般武官，本就在官僚结构中地位特殊，朝廷对个别勋卫的擢拔常出于一时之需，甚至有盲动之嫌，难以形成制度化的任用模式。其次，至明代中后期，勋戚家族军事素养整体下降，勋卫作为勋家子弟又大多沾染父祖纨绔习气，难堪大用。
四 勋戚专管侍卫体制的形成
由于勋卫本属锦衣卫侍卫，一些充勋卫者在明末又与勋爵一起统领禁卫部队，因此有必要对明代贵戚执掌侍卫的制度略做梳理。丘濬《大学衍义补》云：“禁旅之帅，必用勋旧之胄，三代之制。”(117)丘濬：《大学衍义补》卷一一八《治国平天下之要·严武备·宫禁之卫》，第1027页。以功臣贵戚管理近侍，此为历代王朝通行的惯例。不过，在明代前期，侍卫部队尚未由勋爵专掌。宣德、正统时，锦衣卫大汉将军一般由本卫指挥一级的军官管领。如洪熙、宣德间，有锦衣卫指挥佥事毕盛“管将军，带刀上直”(118)《明宣宗实录》卷三，洪熙元年七月癸酉，第76页。。三千营将军、五军营围子手由都督、都指挥一级的高级武官统领。如宣德九年(1434年)，有署行在后军都督佥事都指挥同知武兴、都督佥事李通共同兼管围子手(119)参见《明宣宗实录》卷一〇九，宣德九年三月戊戌，第2451页。。另如正统末年，有历任都指挥佥事、左军都督佥事的军官孙镗把总三千营入直护卫等(120)参见《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三，正统十四年九月甲午，第3578页。。
英宗在位的正统、天顺两朝是勋戚管理侍卫体制得以构建的关键时期。正统十四年，英国公张辅之弟都督佥事张width=16,height=15,dpi=110被授命“领禁兵宿卫”。张width=16,height=15,dpi=110虽非袭爵勋贵，但却是功臣子弟，英国公家又联姻帝室，故张width=16,height=15,dpi=110实以勋戚“托以心膂之寄”(121)李贤：《古穰集》卷一七《奉天翊卫推诚宣力武臣特进光禄大夫柱国文安伯追封文安侯谥忠僖张公墓志铭》，第661页。。至于张width=16,height=15,dpi=110所管是哪一支侍卫部队，可通过他景泰元年(1450年)的一份奏疏来分析：
旧制将军一千人，自土木陷没之后，今止六百余人……上直、贴直不足于用，乞遣官于山西、山东、陕西、河南、北直隶军民中，选其身力相应、公私无过者补役(122)《明英宗实录》卷一九七，废帝郕戾王附录第十五，景泰元年十月戊子，第4185页。。
在所有皇帝侍卫将军中，仅锦衣卫大汉将军有民间佥补之法，故可知张width=16,height=15,dpi=110是大汉将军的主官。天顺初，张width=16,height=15,dpi=110以“夺门”之功封文安伯，仍领将军宿卫(123)参见李贤：《古穰集》卷一七《奉天翊卫推诚宣力武臣特进光禄大夫柱国文安伯追封文安侯谥忠僖张公墓志铭》，第661页。，此笔者所见明代勋爵特管侍卫的开始。天顺五年四月，因张width=16,height=15,dpi=110久患疾病，英宗乃命其侄太平侯张瑾代管宿卫(124)参见《明英宗实录》卷三二七，天顺五年四月癸酉，第6736页。。当年十一月，张width=16,height=15,dpi=110复领宿卫将军，张瑾罢职，仅“令佩刀侍卫”(125)《明英宗实录》卷三三四，天顺五年十一月乙丑，第6842页。。第二年，张width=16,height=15,dpi=110背发疽将死(126)参见李贤：《古穰集》卷一七《奉天翊卫推诚宣力武臣特进光禄大夫柱国文安伯追封文安侯谥忠僖张公墓志铭》，第661页。，英宗别选武进伯朱云、定西侯蒋琬一同“佩刀侍卫，管领将军”(127)《明英宗实录》卷三四七，天顺六年十二月戊辰，第6993页。。天顺五年，又有襄城侯李瑾领“三千营将军侍卫”(128)《明孝宗实录》卷二四，弘治二年三月癸亥，第540页。。
英宗专任勋戚管领侍卫部队的原因有二。其一是提升侍卫的礼法规格。随着宫禁部队渐趋成形，其战备职能减弱，礼仪职能增强，更需贵戚执掌以突显朝廷和皇帝的尊隆。其二是确保随侍兵勇忠心无二。英宗在位期间屡蒙“土木之变”“夺门之变”“曹石之变”等重大变故，于是对文、武朝臣多不信任，更倾向于倚靠与皇室休戚与共的贵族世臣。正统朝统领侍卫的勋戚中，英国公张氏与皇室的紧密渊源自不必论，而定西侯蒋琬在“土木之变”中临危袭爵，以任职“忠勤”为皇帝信赖(129)程敏政：《篁墩文集》卷四四《太保兼太子太傅掌左军都督府事定西侯追封凉国公谥敏毅蒋公墓志铭》，第64页。。此外，武进伯朱云的祖父朱冕，亦有随英宗北征蒙难的事迹(130)参见《明功臣袭封底簿》卷三《武进侯》，第538页。。天顺初，英宗甚至直接任命兼有外戚身份的恭顺侯吴瑾亲自“随侍应对”。在“曹石之变”发生的当晚，吴瑾同其弟广义伯吴琮“诣长安门告变”并领兵平叛，瑾本人更是在乱军中战死(131)李贤：《古穰集》卷一〇《恭顺侯追封凉国公谥忠壮吴公神道碑铭》，第589页。。这无疑促使英宗进一步贯彻世胄管理侍卫的方略。
在成化、弘治年间，贵戚普遍被用于管领侍卫，宫禁统领体制逐步确立。据《菽园杂记》载，“管将军宿卫”，旧规“皆以国戚充之，勋臣非在戚里，不得与也”，而“管将军非国戚者，自安远侯柳景始”(132)陆容：《菽园杂记》卷五，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2页。。这里所谓的“将军”，实专指锦衣卫大汉将军。因《明宪宗实录》有载，在成化十四年，朝廷曾命广平侯袁瑄、安远侯柳景“带管奉天门两阶侍卫、带刀勋卫、指挥等官，寻命景专管大汉将军”(133)《明宪宗实录》卷一八一，成化十四年八月辛亥，第3271页。。其实，在柳景任职之前，并未有《菽园杂记》所说的“勋臣非在戚里”不得管领大汉将军的定制。已论及的明前中期诸多勋戚侍卫长官中，虽有张width=13,height=14,dpi=110、张瑾、袁瑄(134)袁瑄父袁容娶成祖女为驸马都尉，“靖难”中有功，兼封广平侯。瑄非公主嫡生，初授长陵卫指挥，天顺元年复袭侯爵，成化十四年卒(参见《明功臣袭封底簿》卷一《广平侯》，第122～124页)。等戚臣，但蒋琬、朱云等皆非皇亲，反而是在柳景之后的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有广德公主驸马樊凯“统禁兵，日介胄升殿侍卫”(135)崔铣：《驸马都尉樊大振传》，焦竑辑：《国朝献徵录》卷四《驸马都尉》，明代传记丛刊第109册，第135页。。樊凯独领大汉将军几十年，至正德初才解任家居(136)参见《明武宗实录》卷一〇〇，正德八年五月癸酉，第2074页。，此后锦衣卫大汉将军基本由一名驸马专掌。《菽园杂记》强调了亲臣统领大汉将军的特异性，但所记内容颠倒不实。三千营红盔、明甲将军在成、弘两朝例由多名勋爵更番管领。成化元年，宪宗命丰城侯李勇、太平侯张瑾、抚宁侯朱永、襄城侯李瑾“轮番守卫直宿”(137)《明宪宗实录》卷一四，成化元年二月丙午，第328页。。因襄城侯李瑾在天顺末年即管三千营将军，又按王世贞所言，朱永在成化初年分领“大营禁兵”(138)王世贞：《抚宁侯进保国朱公传》，焦竑辑：《国朝献徵录》卷七《侯一·世封侯》，第258页。，可知朱永也是统领三千营将军。成化六年(1470年)，又有丰润伯曹振、忻城伯赵溥，“协同丰城侯李勇等管领将军，直宿侍卫”(139)《明宪宗实录》卷七七，成化六年三月乙酉，第1488页。，也反映出当时多官更代管领三千营将军的制度。在成化中期，五军营叉刀围子手亦渐为勋爵专管。成化十四年，宪宗命宁阳侯陈瑛“代都指挥佥事黄琮管围子手”带刀侍卫，黄琮回营管操(140)《明宪宗实录》卷一八一，成化十四年八月甲寅，第3275页。。弘治元年，丰城侯李玺又专“领围子手官军侍卫”(141)《明孝宗实录》卷一八，弘治元年九月丙寅，第430页。。
经成化、弘治两朝的调整，至正德《明会典》编成时，关于宿卫部队统领官员的正式规制如下：
朝廷侍卫将军等项人员，各设官统领……凡常朝，御奉天门，掌领侍卫官三员，一员管大汉将军及府军前卫带刀官，一员管红盔将军，一员管叉刀官军(142)②width=17,height=17,dpi=110 《正德大明会典》卷一一七《兵部十二·侍卫》，第2册，第554～556、557、556页。。
这里“凡常朝”有官“一员管红盔将军”的记载，与前文三千营将军由多名勋戚管领的结论并不矛盾。因正德《明会典》又载，“凡管大汉将军及管叉刀官，每日侍卫”，管红盔将军官“三日一更番”②，这里的“管红盔将军”官，其实是泛指管三千营红盔、明甲将军者。据此可知，三千营将军系由多名勋戚每隔三日更番统率，只是当日应值时仅由一名勋戚领军入卫。万历《明会典》的相关记载基本沿袭了正德《明会典》，只是进一步明确了管三千营将军勋臣的人数，其文曰：
掌领侍卫侯、伯、驸马等官六员。一员管锦衣卫大汉将军及勋卫、散骑舍人、府军前卫带刀官；四员管神枢营(笔者按，即原三千营)红盔将军，每日一员轮直；一员管五军营叉刀官军(143)万历《明会典》卷一四二《兵部二十五·侍卫》，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第728页。。
据《明世宗实录》记载，嘉靖八年(1529年)有抚宁侯朱麒、武平伯陈熹、应城伯孙越、平江伯陈圭管理红盔将军(144)参见《明世宗实录》卷一〇七，嘉靖八年十一月庚子，第2533页。，即是勋爵四员更番统领三千营将军的实例。可以说，正德、万历《明会典》中对侍卫统领制度的各类规定，与成化、弘治两朝的相关事例基本吻合，又可上溯至天顺朝故政。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兵部题奏军政考选事宜，其中有“五府掌印、佥书公、侯、伯、都督并管理府军前卫、掌管红盔将军侯、伯”(145)《明神宗实录》卷五三五，万历四十三年八月丙子，第10130页。之称谓，可知当时管理侍卫一职已被纳入勋爵军政考选之列。崇祯朝参赞京营戎政兵部侍郎李邦华又奏：“今之叉刀围子手、红盔明甲军也，原虽出于京营，第统辖则勋爵为政，替补则兵部车驾司专职，虽领军把总尚寄营中，而军之消长，臣等不得过而问焉。”(146)李邦华：《李忠肃先生集》卷四《酌定三大营粮饷经制疏》，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81册，第195页。侍卫部队虽多统属于京营，然而管领之权归于勋臣，兵勇的选拔更替又只经兵部奏请，京营长官不得参与，这反映出宫禁制度中一以贯之的权力制衡理念。
明代中期以后，初袭爵位的年轻勋臣或待袭爵的勋卫多以管理侍卫禁兵作为早期军政历练之方式。如成化朝平江伯陈锐嗣爵后，先“领三千营分司”，寻转领十二团营中奋武一营，并“兼领禁卫”(147)李东阳：《李东阳集·文后稿》卷二六《明故太傅兼太子太傅平江伯陈公墓志铭》，第1275页。。弘治朝袭爵的镇远侯顾仕隆，初“司神机营戎务”，正德朝“兼管红盔将军，复领围宿禁兵，带剑侍卫”(148)谢廷谅：《镇远侯荣靖公顾仕隆》，焦竑辑：《国朝献徵录》卷七《侯一·世封侯》，第234页。。万历朝灵璧侯汤之诰在膺爵后“不阅月”，即受命“管红盔将军，赐蟒服及佛像、盔轮、钉甲、绣春刀”(149)叶向高：《苍霞续草》卷九《南京前军都督府掌府事灵璧侯汤公墓志铭》，第65页。。
值得深究的是，汤之诰佩服的“绣春刀”是一种特殊的礼仪兵仗。据正德《明会典》载，管领侍卫勋臣当值朝会时，皆佩一整套高规格的军事装备，包括凤翅盔、锁子甲、金牌、绣春刀width=17,height=17,dpi=110。据孙承泽《春明梦余录》中记，“绣春刀极小，然非上赐，则不敢佩”(150)孙承泽著，王剑英点校：《春明梦余录》卷六三《锦衣卫》，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226页。。故所谓“绣春刀”，其刀身应较短狭，而刀柄、刀鞘装饰应繁复华丽，非适用于实战，更非锦衣卫军士的惯用兵器。除侍卫仪仗外，明代勋爵、都督等高级将领或被特准赐佩绣春刀，以突显其高贵身份。如天顺朝，守卫西北的都督毛锐有在镇被准赐佩“明甲、凤翅盔、绣春刀，以壮军容”(151)邓廷瓒：《伏羌伯赠伏羌侯谥武勇毛公忠传》，焦竑辑：《国朝献徵录》卷九《伯一·世封伯》，第313页。的特权。保国公朱晖在正德朝被授“蟒衣、玉带、绣春刀，皆出常格”(152)李东阳：《李东阳集·文后稿》卷三〇《明故太保保国公墓志铭》，第1338页。，可知该刀体统之尊。即使在锦衣卫内部，能被允准佩绣春刀者，也属掌卫指挥使之类的高官。如于谦女婿成化朝任锦衣卫都指挥使的朱骥，“累荷绣春刀、彩币、宝镪”(153)倪岳：《青谿漫稿》卷二二《大明故骠骑将军锦衣卫掌卫事都指挥使朱公墓志铭》，第310页。。
五 结 语
洪武朝先设散骑舍人，后设勋卫，二职均隶属于锦衣卫衙门，由贵戚及高级军官子弟领授，循周秦以来胄子入卫天子的旧制，而职在侍从朝会大驾。明初功臣家族子弟加授散骑舍人者多，加勋卫者少，二职的授任几无嫡庶、长次之分。明中期之后，逐步形成各勋爵家应袭子弟例任勋卫的惯例，勋卫选任与勋爵承袭身份紧密结合，成为爵位封袭的补充性制度；而散骑舍人因品级低、加授滥且缺少固定功能，逐步被停罢不授。勋家应袭子孙以外，各爵支、次子孙因特殊缘故也间或被补授勋卫，支子多授的情况在“开国”“靖难”诸元勋公爵家较为多见。各爵支子任勋卫者一般会加秩至锦衣卫高官，乃至掌卫都督。勋卫本系宫廷侍卫，实权无多，至嘉靖、万历以后，皇帝才开始授予某些勋卫统辖侍卫部队、出使外国、领军作战等管事权责。不过，由于体制有缺、选人失当及贵族子弟本身的腐化，朝廷对勋卫的整体任用效果不佳。明代宫廷侍卫长官因身系朝廷威仪及内廷安危，故长期是勋戚、驸马及勋卫等皇亲贵胄的禁脔，年轻勋爵或勋卫初掌职事时常被委派管领侍卫军伍，以为军政历练的开端。勋卫起初仅作为特殊的侍从职衔被授予少数勋爵子弟，因此该职的制度规范性较低。由于这种制度特性，勋卫逐渐演化延伸出不同的职能，成为宫廷侍卫、锦衣卫军职及勋爵承袭三种制度的结合点，而其较晚被确立的凸显勋爵应袭地位的职能甚至在重要性上超越了原本作为宫廷侍卫的职能。在明代职官体制，尤其是军事官僚体制中，与皇权关系紧密且具备贵族属性的职位，常常具有这种较强的制度弹性，体现了皇帝对近臣贵胄的恩赉无常。
The Institutional Character of Xunwei and Sanqisheren in the Ming Dynasty
Qin Bo
Abstract：Xunwei(勋卫)and Sanqisheren(散骑舍人)were special members of the court guards in the Ming dynasty.At the beginning of the Ming dynasty，Xunwei and Sanqisheren were selected from children of middle and senior generals such as Meritorious Ministers(勋贵)，Dudu(都督)and commanders(指挥官)；they took positions in the government office of Jinyi Wei and served in the imperial court with swords.After the middle of the Ming dynasty，the official positions of Sanqisheren were gradually abolished，and Xunwei evolved into a post designated for the Meritorious Ministers’direct descendants，which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Meritorious Ministers’inheritance system.During the Jiajing and Longqing period，the imperial court tried to expand the power of some Xunwei，but the effect was not significant.The system of Xunwei and Sanqisheren was the merging point of various state mechanisms in the Ming dynasty，which reflected the aristocratic characteristic of the military and political system of the Ming dynasty.
Keywords:Xunwei；Sanqisheren；Court Guards of the Ming Dynasty;Jinyi Wei；Inheritance of the Meritorious Minister’s 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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