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政治变动与西周晚期的历史表述
社会政治变动与西周晚期的历史表述王 坤 鹏
[摘 要]西周晚期至东周之初是早期史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节点。受西周晚期社会政治变动的影响，该时期的历史表述产生了诸多重要变化。其一为表述主题发生转变，由原来侧重表述天命、族群及周王朝的发展，转而侧重贵族家族或诸侯功业等主题，开东周诸侯国史述作之风。其二为历史表述的内容与主旨渐趋丰富多元。西周衰亡刺激时人反思历史，审视时政，开始就历史动因提出不同的解释模式，实即私人述史的一个开端。其三为述作群体扩大，人数较多的中下级贵族及普通士阶层开始成为历史表述的主体。部分贵族士大夫摆脱旧观念的约束，就历史与政治发表看法或讴歌主君，“君子作歌”之风由此而起，实为春秋家史兴盛局面的滥觞。
[关键词]西周；早期史学；历史表述
基金项目：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近出战国竹书文献与早期史学源流研究”(2017QY018)，吉林大学青年学术骨干支持计划(2019FRGG05)。
在传统学术话语里，西周晚期虽是历史动荡期，但也是文化与学术发展的转折期。西周晚期，历经厉、宣、幽、平诸王，周室地位每况愈下，与之相伴随的是这一时期的文化与学术也发生了重大转折。《文心雕龙·史传篇》简述早期史学发展历程，将两周之际视为一个重要的分界线，其云：“自周命维新，姬公定法，width=17,height=17,dpi=110三正以班历，贯四时以联事。诸侯建邦，各有国史，彰善瘅恶，树之风声。自平王微弱，政不及雅，宪章散紊，彝伦攸width=16,height=14,dpi=110。”(1)黄叔琳注，李详补注，杨明照校注：《增订文心雕龙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05页。《史传篇》对早期史学发展的概述虽失之于简单，却很敏锐地抓住了“平王微弱”这样的关键节点以及“彝伦攸width=16,height=14,dpi=110”这样的时代背景。
“彝伦攸width=16,height=14,dpi=110”语出《尚书·洪范》，指原来规范社会政治秩序的伦理纲常开始失去了约束力，也就是社会政治结构出现了动荡与破败。社会政治结构的动荡使得历史的表述者乃至接受者群体发生了变化，旧有的史官书事的模式受到冲击，原来仅限于部分贵族参与的狭小圈子渐被外来者打破(2)王坤鹏：《近出古书与早期史学源流》，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4页。。与此相应，相关的历史表述(3)目前所能见到的早期文献诸如《尚书》《诗经》的部分篇章以及部分青铜器铭文、战国简帛等，都存在有意识地保存档案或记述历史的情况，但其并非我们今天所认知的一般意义上的史著。这类涉史的篇章内容，或为对上古传说的整理，或为对祖先世系与功业的追述，或为对行政档案的再加工，或为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或为对贵族言行小故事的传述，内容丰富却不成系统，多为单章短篇，缺乏明确的历史著述意识，故我们以更宽泛地“历史表述”这一概念来指称之。乃至更大范围的载籍书写就会脱开旧有藩篱的约束，体裁形式及旨趣内容均会发生较大的改变，从而给后来者一种“宪章散紊”的印象。
实际上，换个角度来看，这种“宪章散紊”的状态恰是西周晚期历史表述挣脱旧桎梏的一种标志，也是表述主体及主题乃至表述的深度与广度均产生转变的一种显示。在这一阶段，历史表述的主题由王朝、部族向下转移，历史解释框架出现了多元化倾向，同时历史表述主体也得以扩展，这些变化是早期史学的重要发展，其中不少因素为战国以后的传统史学所继承(4)我国“传统史学”的形成当以司马迁《史记》的产生为标志，在此之前的史学可称为“早期史学”。“传统史学”具有明确的著述历史的意识，具有一套选择、考辨文献材料的方法以及一套行之有效的著述体例。“早期史学”尚不存在自觉的史学著述意识，缺乏较成规则的选择及考辨文献材料的方法等。关于“传统史学”与“早期史学”的概念内涵，可参考王坤鹏：《近出古书与早期史学源流》，第3页。。有关西周晚期历史表述的情况及其与社会政治变动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过去受材料所限，学界虽有所涉及，但还缺乏专题性的探讨(5)相关研究成果可参看蒙文通：《周代学术发展论略》，《古学甄微》，成都：巴蜀书社1987年版，第1～17页；白寿彝：《中国史学史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5页；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修订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281～300页；晁福林：《西周时期史学的发展和特征》，《史学史研究》1995年第4期，第11～19页；晁福林：《论古史重构》，《史学集刊》2009年第4期，第23～29页。。近年来新发现的两周铜器铭文以及竹简文献，有助于更深入地探讨这一问题。故本文不揣谫陋，试就此作专题讨论，祈请专家指正。
一 历史表述主题的转变
西周中晚期，西周王位继承出现了混乱，反映了王室的衰微。懿王之后，恭王之弟辟方继位称孝王，孝王之后，懿王太子燮在诸侯拥立之下继位，其后周厉王被赶出国都，均反映了以周王为代表的西周贵族势力之间矛盾的加剧。王权衰落的深层次原因则根源于西周国家基本的社会政治结构。西周王朝的基本结构为周邦与万邦并存，以家族为核心的邦是国家的组成部分(6)赵伯雄：《周代国家形态研究》，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3～18页。，大大小小的族邦实际上是具体而微的小国，自身拥有内部的统治系统，与王室具有天然的离心力。诸贵族宗族于西周中晚期势力逐渐坐大，专注于所谓“奠保我邦我家”(7)见于西周晚期叔向父禹簋铭，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修订增补本)，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4242号。该书下文简称《集成》。之事。世家大族的独立性增强，势必会直接威胁王室的利益(8)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增订本)，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406～407页。。而与此同时，地方诸封国也逐渐与西周的政治和文化中心产生游离倾向，造成了地缘政治实体的分裂，最终在外部敌人的打击下，西周前期所建立的政治地理空间发生了崩溃(9)李峰著，徐峰译：《西周的灭亡：中国早期国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机》(增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131页。。
社会政治结构的变动深刻地影响了其时历史表述的主题。《孟子·离娄下》谓：“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10)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孟子注疏》，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5932页。认为宗周衰落反映在学术方面就是《诗》类文献的述作告一段落，接下来则是列国《春秋》兴起的时代。学界一般将此理解为早期史学发展的两个阶段(11)蒙文通：《中国史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9页；白寿彝主编：《中国史学史》第1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37页。。从历史表述的角度来说，这样两个阶段的差异首先表现为历史表述主题的下移。在“王者之迹熄”的社会政治背景下，西周晚期以来的历史表述主题逐渐脱离了旧有的周人部族及王朝的发展史，地方诸侯势力的发展与功绩以及贵族家族的延续与发展，日益成为时人关注的主题。
西周中期前段的史墙盘与西周晚期的逑盘铭文，均叙述了贵族家世的谱系传承，可以看成一种世谱类的历史书写。其间的异同，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先看时代相对较早的史墙盘铭文：
曰古文王，初盩龢于政，上帝降懿德大屏，匍有上下，合受万邦。讯圉武王，遹征四方，挞殷畯民，伐丮永丕恐狄、虘、髟，伐夷、童。宪圣成王，左右绶会刚鲧，用肇徹周邦。渊哲康王，遂尹亿疆。宏鲁昭王，广笞楚荆，唯贯南行。祇见穆王，型帅宇诲。申宁天子，天子恪缵文武长烈，天子眉无匄，width=15,height=18,dpi=110祁上下，亟熙宣谟，昊照亡斁。上帝后稷亢保，授天子绾命、厚福、丰年，方蛮亡不戈见。静幽高祖，在微灵处。粤武王既width=14,height=14,dpi=110殷，微史烈祖廼来见武王，武王则令周公舍宇于周俾处。通惠乙祖，仇匹厥辟，远猷腹心，子width=15,height=19,dpi=110粦明。亚祖祖辛，width=15,height=16,dpi=110毓子孙，繁祓多釐，櫅角炽光，宜其禋祀。舒迟文考乙公，競爽得纯，无扰农啬，岁稼唯辟。孝友史墙，夙夜不驰，其日蔑历，墙弗敢沮，对扬天子丕显休令(墙盘，《集成》10175)。
墙盘为扶风庄白1号窖藏铜器中的一件，该窖藏属于周原贵族微氏家族(12)陕西周原考古队：《陕西扶风庄白一号西周青铜器窖藏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3期，第8页。。据墙盘铭文记载，该贵族宗族自武王伐殷时即前来投奔周王朝，在周原占据一片地方居住，经过长期的发展已然成为西周王畿地区的世家大族之一，故窖藏中藏有微氏自第四至第七代的铜器多达五十余件(13)关于史墙盘所反映的贵族世代参考李学勤：《西周中期青铜器的重要标尺——周原庄白、强家两处青铜器窖藏的综合研究》，《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79年第1期，第30～31页。。墙盘铭称“曰古”，显示其为一种讲述历史的方式，与《尚书·尧典》开头“曰若稽古帝尧”的句式相似(14)裘锡圭：《史墙盘铭解释》，《裘锡圭学术文集·金文及其他古文字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9页。。从结构上看，上引墙盘铭文可分为两个部分：前半部分对历代周王统治时期的基本情况作了概述，包括文、武、成、康、昭、穆以及时王等，其间不乏溢美之词。后半部分则是对史墙家族自高祖以来的祖先世系的概述。学者指出，史墙之所以叙述周王朝的历史，目的在于以此来显示自己家族的光荣历史(15)晁福林：《西周时期史学的发展和特征》，《史学史研究》1995年第4期，第13页。。可以说，这篇长铭既是西周诸王世代的简史，也是史墙家族依附于周王室得以发展的简史。从铭文的表述结构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周王世代的发展在表述中占据着突出位置，贵族家族传承只能作为附庸。
与墙盘铭文形成对照的，是2003年陕西眉县杨家村青铜器窖藏中的逑盘铭文。该盘属西周宣王时期，已到了西周末年。其铭文云：
逑曰：丕显朕皇高祖单公，桓桓克明慎厥德，夹召文王、武王挞殷，膺受天鲁命，匍有四方，并宅厥勤疆土，用配上帝。越朕皇高祖公叔，克逑匹成王，成受大命，方狄丕享，用奠四国万邦。越朕皇高祖新室仲，克幽明厥心，柔远能迩，会召康王，方怀不廷。越朕皇高祖惠仲盠父，盩龢于政，有成于猷，用会昭王、穆王，盜政四方，翦伐楚荆。越朕皇高祖零伯，粦明厥心，不弛[厥]服，用辟恭王、懿王。越朕皇亚祖懿仲，往谏言，克匍保厥辟孝王、夷王，有成于周邦。越朕皇考恭叔，穆穆翼翼，龢询于政，明齐于德，享辟厉王。逑肇纂朕皇祖考服，虔夙夕，敬朕死事(逑盘(16)铭文及考释参见王辉：《达盘铭文笺释》，《考古与文物》2003年第3期，第81～90页；李学勤：《眉县杨家村新出青铜器研究》，《文物》2003年第6期，第66～72页；李零：《读杨家村出土的虞逑诸器》，《中国历史文物》2003年第3期，第16～26页；裘锡圭：《读逨器铭文札记三则》，《文物》2003年第6期，第74～76页。)。
杨家村窖藏铜器属于西周单氏家族。由盘铭内容看，单逑先祖与史墙家族类似，同样是夹辅周王伐殷受命，单氏亦应是自周初即在周王畿内获得发展的贵族。与墙盘的主题相似，逑盘铭同样记述了王朝及贵族逑家族的简史，但其表述方式与墙盘相比却有显著不同。墙盘铭前半部分突出西周从文王至恭王等历代周王的成绩，其后才讲到史墙自己的家族，其叙述历史显然是以王世作为主线，以家族世系作为辅线的。而逑盘铭则恰好相反，其中历叙高祖单公、高祖公叔、高祖新室仲、高祖惠仲盠父、高祖零伯、亚祖懿仲、皇考恭叔、逑等世代的政绩，而以周王世系系之。在这里，家族的传承显然成了表述的中心，周王朝的世代发展则降到了次要的位置。比较不同时期的两篇铭文，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历史表述的主题与重点在西周早、晚等不同时期所产生的深刻变化。
这种历史表述的转变，在《诗经》的部分篇章里也有所显示。早期史学内容有的以韵文传述，《诗经》不少篇章记述了周族及周王朝早期历史的发展，实即一种历史表述。蒙文通先生曾指出，西周之初，文学为盛，史即寓乎文，史之初多寄于《诗》(17)蒙文通：《中国史学史》，第13页。。例如《大雅》的《大明》讲述文王、武王的降生及武王伐商等，《緜》讲述周人先公古公亶父率众迁于周原之事，《皇矣》讲述王季、文王时期周族的扩张，《生民》讲述周祖后稷降生的传说故事，《公刘》讲述周人先公公刘率族人迁往豳地的过程等。这些篇章或记述周族初期的诞生，或记述周人先公时期的发展壮大，或记述文王、武王建立周王朝的过程(18)关于周人史诗主旨、特色及其在史学史上的地位等概述，参见晁福林：《西周时期史学的发展和特征》，《史学史研究》1995年第4期，第15～16页。。所表述的主题均关涉整个周人群体的发展以及周王朝的建立等，其中出现的人物也都是能够作为族群代表的周人先公、先王乃至他们的配偶。
西周前期即使在相关述作中偶尔出现诸侯或其他级别的贵族群体，往往也只占据次要的位置，而将周王的世代与功业放在显著位置。这种情况以《诗经·大雅·下武》篇最为明显：
下武维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维则。媚兹一人，应侯顺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昭兹来许，绳其祖武。于万斯年，受天之祜。受天之祜，四方来贺。于万斯年，不遐有佐(19)②⑤⑥⑦⑨⑩width=17,height=17,dpi=110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第1131～1132、1131、11223、1223、1229、890、1224、1226页。。
关于《下武》篇诗旨，传统注疏一般认为是歌讼武王能继文王之业，故“媚兹一人，应侯顺德”一句，郑笺解为：“可爱乎武王，能当此顺德。谓能成其祖考之功也。”②实际上这篇诗作中的“应侯”指的是封于今天平顶山一带的应国诸侯(20)赵伯雄：《〈诗·下武〉“应侯顺德”解》，《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8年第6期，第2页。。“媚兹一人，应侯顺德”，指应侯德行柔顺、对作为“一人”的周王非常恭敬。诗篇言“永言孝思，昭哉嗣服”，指应侯能够做到孝，能很好地继嗣祖先的事业。因此，诗篇所述当为应侯觐见周成王受命“嗣服”之事。
应侯嗣位，需要重新接受周王的册命，继承其先祖的职事，即诗中所谓“嗣服”(21)“嗣服”之事，西周金文习见，例如趩觯铭云：“王呼内史册命趩：更厥祖考服。”(《集成》6516)铭文“更服”义即“嗣服”。“绳其祖武”。诗篇虽为记述应侯“嗣服”之事，大部分内容写的却是周王的世代与功业。诗篇开头写道“三后在天”，“三后”指的是王季、文王、武王。其后又称扬时王即成王乃是人间的法式，应侯应做到“媚兹一人”，即顺服于周王，在称述时王之后方讲到应侯“嗣服”之事。也正是由于这些涉及周王的内容，才使得郑玄等经学家误解诗意，将之视为歌讼周王之作。可见，周王世系与传承虽然并非诗篇主旨，却仍是诗篇重心所在，诸侯贵族“嗣服之事”虽为诗作的主题，但也只能附庸于西周诸王之后。
这种情况到了西周晚期已悄然发生转变，历史表述的主题转向了周王之下的贵族世家等。即使是文献所盛称的“宣王中兴”时期，王权虽得到一定程度的张扬，但相关历史表述亦是较多地突出了王臣诸侯。例如《大雅·崧高》记述宣王分封申伯于谢地，诗篇并没有过多涉及历代周王的功业，却重点突出了申伯的德行与功业，称“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万邦，闻于四国”⑤。表述者明言诗篇是为申伯而作，于诗末称：“其风肆好，以赠申伯。”⑥又例如《大雅·韩奕》篇记述韩侯接受宣王册命、韩侯与其他贵族的联姻以及韩侯在韩地事业的发展等事，其开篇则讲道：“奕奕梁山，维禹甸之，有倬其道，韩侯受命。”⑦诗文暗示韩侯所接受的是远古圣人大禹所奠定的山川水土，这里并没有提到周初诸王，基本看不到过去那种对周王朝开国及历代周王功业的极力渲染。王夫之论曰：“崇舅之封，饰甥之嫁，娶于齐而为之城，徐俨然称王而征之不下，其恩已微，其威已熸，然且震而矜之，以与文武之丰功相伉，宣王之为王亦末矣。”(22)王夫之：《诗广传》，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40页。认为宣王时期已是强弩之末，王权恩威近于尾声，实为卓识。
还有部分表述主题关注贵族个人的功业。例如《小雅·出车》记述周王朝征伐猃狁，却极力突出将领南仲，其云：“赫赫南仲，猃狁于夷。”⑨征伐外敌乃是国之大事，本应以周王朝为主导，但在表述中却看不到多少有关周王的内容，这与西周前期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比。再如《大雅·烝民》篇专为称述大臣仲山甫的德行与功业而作，其中讲道：“天监有周，昭假于下，保兹天子，生仲山甫。”⑩认为仲山甫是专为辅佐周天子而生的，将仲山甫的降生上升为天命，这种天命甚至是周王都要服从而不能随便废除的。不唯如此，诗篇又言：“衮职有阙，仲山甫补之。”width=17,height=17,dpi=110朱熹云：“衮职，王职也。天子龙衮，不敢斥言王阙，故曰衮职有阙也……至于王职有缺失，亦惟仲山甫独能补之。”(23)朱熹：《诗集传》，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215页。仲山甫能挽救周王施政的过失，诗篇通过贬抑周王来突出仲山甫的才能。其他的还有《大雅·江汉》篇记述召伯虎的个人功绩等，亦无不如此。这类历史表述实际上成了王臣诸侯的家族史乃至贵族个人的功业史。蒙文通先生研究周代学术发展，认为诸侯国史学在两周之际有了较普遍的发展，开始积累了广泛的、较系统的可以依据的史料(24)蒙文通：《周代学术发展论略》，《古学甄微》，第9页。。这种发展本质上是历史表述主题发生转移的结果。
相关彝器铭文亦反映了上述转变。如西周晚期的晋侯苏钟铭文表述了晋侯苏在周厉王的命令下抗击东夷的史事(25)马承源：《晋侯苏钟》，《上海博物馆集刊》第7期，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虽然体现了周王的号召力，但铭文主要篇幅记述了晋侯的功绩及所获奖赏，显示记述主题的偏向。更能反映表述对象转变的还有虢季子白盘，其铭云：“丕显子白，壮武于戎功，经维四方，搏伐猃狁，于洛之阳，折首五百，执讯五十，是以先行，桓桓子白，献馘于王。”(《集成》10173)铭文通篇以虢季子白为主要对象，记述子白所取得的战功，其中不乏“经维四方”“桓桓之白”这样的溢美之词。虽然其中也提到周王表扬及奖赏子白，但其目的只是为了凸显子白个人的功业。
总体来看，伴随西周中晚期的王权衰微，王畿之内的世家贵族势力日益发展，内部的矛盾与冲突加剧，独立性增强，同时畿外诸侯与中央王权日益游离，渐至尾大不掉，诸侯贵族均更加关注自身邦家的发展。受此种社会政治结构变动的影响，西周晚期的历史表述主题相较早期亦产生了重大变化。前中期的历史表述侧重于周人族群发展以及周王朝建立与发展壮大的历史，这一时期即使是有关王臣、诸侯的家世或功业方面的历史表述，也基本上是附赘于周王朝的世系与功业之后。而西周晚期历史表述的主题则向下转移，更多侧重于王臣、诸侯的家族史，甚或是贵族个人的功业事迹等。这一时期即使是像征伐或分封这类本应以周王朝为主体的事件，在表述时也更加突出领兵征伐的贵族将领或受封的诸侯，涉及周王的内容则多一笔带过，周王功业等内容在相关历史表述中已降至次要位置。历史表述的转变受制于社会政治结构的变动，西周晚期历史表述主题的下移，正是王权下降、诸侯和贵族势力崛起这种社会政治现实的反映(26)④ 晁福林：《春秋战国的社会变迁》，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20～21、9～21页。。
二 关于西周衰亡主题的多元化表述
西周晚期，历史表述除了其主题发生下移与转变之外，对相关主题的探讨与表述也愈加丰富而深入。社会政治结构的变动使得原有的一元化的历史表述逐渐变得丰富多元。就某件史事而言，出现了不同的表述者，而且由于所持角度不同，其具体表述往往亦呈现出明显差异。就目前所见的材料来说，在西周前期，我们所能看到的大多是一些宗教祭祀或贵族行政文书，甚少见到个人就历史事件作有主旨的编纂或抒发私人意见的作品，也就不存在针对同一史事的不同意见。李宗侗云：“最初各国之史，尽由其史官所写，其性质完全为官书，私人无作史书者。”(27)李宗侗：《中国史学史》，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8～9页。而从西周晚期开始，这种对历史事件加以编辑、发表看法甚或抒发私人胸臆的作品逐渐多了起来，直到春秋战国时期，《国语·楚语上》记载楚国大夫申叔时所论教育贵族子弟的教材，列举了《春秋》《世》《诗》《礼》《令》《语》《故志》《训典》等诸多文献，其中大多属于历史表述门类，已然蔚为大观。
西周晚期的历史表述日益变得丰富，这在有关西周衰亡史的讨论中有较明显的体现。西周王朝历经前期成、康、昭、穆诸王相对比较稳定的统治，礼乐文化逐渐被确立为贵族社会政治及日常生活的伦理规范，使得其时的社会与政治结构日趋稳定。但这种稳定同时也是社会政治结构不断固化、贵族社会内部矛盾不断激化的过程。有学者指出，西周中期是重大的转变时期，在此期间，西周国家无论是对外关系，还是国内的政治体制等都暴露出明显的混乱与衰落的迹象(28)李峰：《西周的灭亡：中国早期国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机》(增订本)，第109页。。厉王时期，由于统治阶层的内斗与消耗，厉王被迫逃亡。“共和行政”以后，时人的政治观念及社会思潮发生了迅速转变，原有的王权观念及尊王、尊天、重德等社会思潮均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④。及至宣、幽时期，王权衰落的趋势并未有所好转，直至西周末年动乱、平王东迁。伴随西周王朝的衰亡，对衰亡主题的多方探讨与表述也相应而生。这些内容散见于《国语》《诗经》诸篇中，在表述方面的特点颇为鲜明。
其一，部分历史表述认为周王的某些举动或措施会削弱王朝力量，导致王朝在政治上受到重大挫折。《国语·周语上》记载厉王时期任用卫巫监谤者，闭塞言路，此举被认为导致了“三年乃流王于彘”(29)⑥⑦⑧⑨ 徐元诰：《国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3、14、21、22、25页。。厉王宠信专擅谋利的荣夷公，并任其为卿士，此举被认为导致了“诸侯不享，王流于彘”⑥。宣王时期废止了籍田之礼，被认为是“战于千亩，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⑦的根本原因。宣王干涉鲁国的君位继承，废长立幼，被认为导致了“诸侯从是而不睦”⑧的局面。宣王统计民众数量，大臣仲山父认为此举“害于政而妨于后嗣”，“及幽王乃废灭”⑨。另外，近年新发现的清华大学所藏战国竹书《芮良夫毖》篇，从内容上看属于西周晚期的作品，其中亦讲到周王不能吸收夏商二代亡国的教训，是篇谓：“此德刑不齐，夫民用忧伤，民之残矣，而谁适为王，彼人不敬，不鉴于夏商。”(30)④⑥ 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三)，上海：中西书局2012年版，第145、146、145～146页。“彼人”指代周王(31)《诗经·小雅·菀柳》：“彼人之心，于何其臻。”郑玄《笺》云：“彼人，斥幽王也。”(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第1056页)竹简用法与此相似。，所谓“不鉴于夏商”乃是批评周王之辞。竹简的作者对周王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对周王的执政能力产生了质疑：王朝在施政中，德政与刑罚都无法得以正确地实施，民众因此受到伤害，那个称王的人还应该继续做王吗？竹书直斥周王昏庸无能，已不配担当天下之民主(32)王坤鹏：《清华简〈芮良夫毖〉学术价值新论》，《孔子研究》2017年第4期，第48～49页。。
可以看出，这类表述重点在于批评王室，指出周王昏庸无能，决策失误，不能从夏、商亡国的历史中吸取教训，周王的决策和举动所产生的不良后果，是王朝衰亡的根本原因。这种对周王展开批评的倾向如果进一步发展，就会对西周接受天命的神圣性产生怀疑。《芮良夫毖》中讲道：“天之所坏，莫之能支，天之所支，亦不可坏。”④从这类表述来看，其时的贵族士大夫已开始对西周王室是否仍受天命眷顾之事产生了一定的反思，认为西周王室的倾颓是天意所致。
批评周王的论调，实际是西周中晚期势力膨胀的世家大族所持的立场。例如针对宣王弃籍田进谏的虢文公，属于源于文王时期的世族虢氏的一支，清华简《系年》记载：“邦君诸正乃立幽王弟余臣于虢，是携惠王。”(33)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二)，上海：中西书局2011年版，第138页。说明虢氏于西周末年深度参与了幽王时期的王室内乱。谏止宣王“料民”的仲山父，就是《诗经·大雅·烝民》篇的仲山甫，诗篇甚至通过贬抑周王的方式来突出仲山甫个人。作《芮良夫毖》之芮良夫，是畿内芮国之君，更有“迪求圣人”“无君不能生”⑥等言，强调了世家大族在政治中的作用。有学者认为芮良夫所谏止的厉王“专利”行为，应是为了补充王室经济，是为了挽救王朝的衰亡而加强王室财政的一种努力(34)晁福林：《“共和行政”与西周后期社会观念的变迁》，《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第58页；李峰：《西周的灭亡：中国早期国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机》(增订本)，第145页。。可见，芮良夫等贵族伯长的谏言并非出于王室的利益，这类历史表述的产生正是贵族兴起的必然结果。
其二，部分表述则将西周衰亡归之于王臣不忠以及贵族阶层的自私贪利等因素。《诗经·小雅·十月之交》云：“皇父孔圣，作都于向，择三有事，亶侯多藏，不慭遗一老，俾守我王。”(35)⑨width=17,height=17,dpi=110width=17,height=17,dpi=110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第958、943～944、960、950页。在周王朝遇到困难时，皇父作为卿士却自私贪利，另设别都，多藏财富，并带走王朝官员，不留下一人来守卫周王。诗篇指出像皇父这样的大臣在社会动荡中独善其身，搜刮财富，正是王朝瓦解的重要因素。又《诗经·小雅·节南山》云：“尹氏大师，维周之氐，秉国之均，四方是维，天子是毗，俾民不迷。”“赫赫师尹，民具尔瞻，忧心如惔，不敢戏谈，国既卒斩，何用不监。”⑨师尹作为王朝的三公，是国家的柱石，应有所作为，增强天子的力量(36)“天子是毗”句之释读参考高本汉著，董同龢译：《高本汉诗经注释》，上海：中西书局2012年版，第518页。，但在国难来临时，却并没尽到职责，没有提前察觉并有所措施。
另外，《诗经·小雅·雨无正》亦云：“周宗既灭，靡所止戾，正大夫离居，莫知我勚，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诸侯，莫肯朝夕，庶曰式臧，覆出为恶。”width=17,height=17,dpi=110谢乃和先生考证该诗的述作背景乃是周幽王在骊山之难中被犬戎等所攻灭，携惠王与平王并立，诗篇所述为晋文侯立平王于京师之时的史事，其时宗周已遭毁灭(37)谢乃和：《从新出楚简看〈诗经·雨无正〉的诗旨——兼论东周时期的“周亡”与“周衰”观念》，《史学集刊》2017年第4期，第27页。。这一时期部分大臣拥立幽王之弟为王，王室发生内乱与分裂，在内的王朝官员分裂为不同的集团，在外的诸侯又大多观望局势，与王朝离心离德。诗人将西周的灭亡以及其后的政局动荡归之于王臣以及诸侯。与之相类似的是，《诗经·小雅·正月》中讲道：“赫赫宗周，褒姒灭之。”width=17,height=17,dpi=110将宗周灭亡归因于幽王之后等特殊的个人。
总之，这类表述重点在于指出西周末年的政治危机中，王室大臣以及外服诸侯大多自私自利，只注重自身的发展，没有尽到辅佐周王、扶助周室的职责。不仅如此，他们还迎立外服诸侯，甚至拥立幽王之弟为王，分裂了西周政治。表述者认为，正是这些因素导致了西周的衰亡。
其三，部分表述则综合阴阳术数、经济因素、历史经验等多种因素形成一个框架来解释西周的衰亡过程，一定程度上显示了表述者试图将历史变动纳入一种带有规律性的解释模式之中。《国语·周语上》记载幽王时期周都镐京附近发生了地震，太史伯阳父由此分析导致西周衰亡的诸多因素：
“周将亡矣。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烝，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实震，是阳失其所而镇阴也。阳失而在阴，川源必塞，源塞，国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也。土无所演，民乏财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夫国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征也，川竭山必崩。若国亡，不过十年，数之纪也。夫天之所弃，不过其纪。”是岁也，三川竭，岐山崩。十一年，幽王乃灭，周乃东迁(38)徐元诰：《国语集解》，第26～27页。。
伯阳父又称史伯，学界一般认为他是周幽王时期的史官(39)左益寰：《阴阳五行家的先驱者伯阳父——伯阳父、史伯是一人而不是两人》，《复旦学报》1980年第1期，第99页。。西周史官职掌较多，除了文秘及史记方面的工作外，还负有图书档案管理之类馆职以及巫筮占卜、制历颁朔等“天官”类的职责(40)许兆昌：《先秦史官的制度与文化》，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57～216页。。周代史官由此具有较丰富的知识和比较深入的洞察力。伯阳父作为史官，显然即是如此。他认为天地间充盈着“气”，“气”则分为阴、阳二性，阴、阳之气交通顺畅、秩序不失为社会安定的保障。宗周地区发生的地震则昭示着天地间阴、阳二气不能很好地沟通，而地震则使得川源堵塞，水源枯竭。水是生产生活所必需的资源，水源枯竭就会影响土地的产出，使得民众资财匮乏，生活无以为继，如此一来社会就会动荡不安，西周王朝的统治就会走向衰亡。而且从历史经验来看，夏朝灭亡之前伊洛水就曾枯竭，商朝灭亡之前河水亦曾枯竭，因此伯阳父将地震造成的山崩川竭视为亡国的一个征兆。伯阳父根据当时史官所掌握的某种数术理论认为这种衰落过程不会超过十年，就会导致西周的灭亡。
伯阳父对西周衰亡的解释是比较复杂的，其中有类似于阴阳观念这样的朴素唯物论，有关于物资生产方面的经济因素，有关于夏、商二代衰落时期的历史经验，还有关于“天数”之类的神秘禁忌因素等(41)许兆昌：《太史伯阳学术思想试探》，《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第88～93页。，伯阳父将以上诸种因素结合起来实际上形成了一种关于王朝衰亡的解释理论。这种复杂框架的解释，凸显了伯阳父并没有简单地将西周的衰亡归之于周王的无能抑或大臣的不忠，而是试图综合世界运行原理、社会经济规律、历史发展趋势以及所谓天道运行的神秘因素等，形成一种就王朝兴衰而言具有普遍性质的解释模式。颇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解释模式有些类似于后来司马迁著作《史记》时所提出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这类著述理念，意图针对社会历史长时段的兴衰过程，寻找一种根本的解释，代表着当时富有学识的史官对历史规律的深入探索。
从对西周衰亡主题的丰富探讨之中，可以窥见西周晚期有关历史表述的深度与层次都有了较显著的发展。有关西周末年衰亡的历史过程及其动因的探讨丰富多样，形成了不同的解释与表述的模式。从某种意义上讲，对历史事件加以丰富而不同的解释，正是私人述作兴起的一个标志。清代学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易教上》中讲道：“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42)章学诚：《文史通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章学诚认为早期文献诸如《尚书》《诗经》的部分篇章，是有关行政或祭祀方面的一些文书档案类的记录，实为夏商周三代的政教典籍，其时并没有专门的私人著述(43)关于早期书籍文献的发展情况可参考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修订本)，第50～55页。。其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过这种情况在西周晚期发生了改变。关于西周衰亡主题的丰富探讨，显示了历史表述已初步摆脱了早期的政典性质，有了更广泛、更深刻的发展，尤其是周代史官这类掌握丰富知识的个人对历史的看法与解释逐渐呈现并被记述下来，实际上正是后来太史公司马迁私人述史的滥觞。
三 “君子作歌”与述作群体的扩大
伴随西周晚期历史述作主题的变化以及相关主题探讨的多元化，历史述作的群体规模也有扩大的趋势。在这一时期，不少中下级贵族士人掌握知识，熟悉历史，具有述作能力，他们开始发表个性化的意见并逐渐成为历史述作的主体。过去的研究中，一般将私人述史之风的兴起归之于《春秋》的述作。章学诚《文史通义·答客问上》即云：“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义昭乎笔削。”(44)章学诚：《文史通义》，第151页。孔子以自己概括出来的若干条“义”作为原则来笔削史料，编著《春秋》，常被学者视为私人述作的源头(45)白寿彝主编：《中国史学史》第1卷，第140页。。正如前文所述，这种私人述作的风气实可追溯至西周晚期，而且其中有些内容属于早期史学的范畴。在这一时期，原由王权主导的社会政治格局以及旧有的政治地理空间渐趋崩溃，受此影响，越来越多具有述作能力的个人从旧体制内游离出来，或抒式微之慨叹，或发思古之幽情，私人著述由此而兴。
从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来看，一方面，王畿地区贵族势力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加剧，在日趋剧烈的社会政治变动下，部分贵族群体不可避免地滑入下层，不少中下级贵族通过委质为臣的方式来获得大贵族的庇荫。例如学者常提到的畿内井氏家族，其中井伯一支在西周晚期已经沦落，曾经显赫一时的井伯不再见于金文，其土地及臣妾、民人被周王赏赐给其他贵族，散氏盘铭文中也记载了部分井邑土田已归散氏所有(46)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增订本)，第350页；李峰：《西周的灭亡：中国早期国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机》(增订本)，第139页。。年代约属西周晚期厉王时期的禹鼎铭文云：“肆武公亦弗叚忘朕圣祖考幽大叔、懿叔，命禹肖朕祖考政于井邦。”(《集成》2833)原属井氏宗族的禹已经成为武公的家臣，负责井邦事务。
另一方面，随着戎人等异族群体的入侵，周王畿原有的政治地理空间渐趋崩溃。在这一过程中，真正能预卜先机，像郑桓公那样提前向东方转移，全身而退者可谓少之又少。今天在周原一带发现了不少西周晚期的青铜器窖藏，大多是动荡时期贵族外迁时所遗留下来的。这些贵族家族最终没有返回故地取出窖藏，其后来的命运已可见一斑。经历身份滑落以及政治动荡的贵族士人，或反思周王朝及家族的历史，或哀叹天命与世事的无常，或歌讼自己所投靠的世家大族的个人功业等，实际上在无形中起到了引领两周之际私人述作风气的作用。
述作者群体的扩大，反映在文献表述上，就是西周晚期出现了大量的“君子”述作。《诗经·小雅·四月》末章云：“君子作歌，维以告哀。”(47)⑤⑥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第993～994、991、994页。这里的“君子”，从诗篇内容来看，主要应是当时的中小贵族，包括普通的士阶层，一般在王朝内担任一定的职务。诗小序云：“《四月》，大夫刺幽王也。”⑤指出“君子”就是周王朝里具有责任感的卿士大夫，他们熟悉历史文化，掌握一定的知识，能够述作文献，孔颖达疏云：“作者自言君子，以非君子不能作诗故也。”⑥西周晚期的社会政治动荡使得旧有的上下等级秩序产生了松动。所谓“高岸为谷，深谷为陵”，身份的升降以及社会动荡的乱象最易引发士人的幽思，为这些有能力述作的贵族士人提供了契机，也提供了宽松的环境，使他们能够反思历史，针砭时政，表述自己的看法。“君子作歌”可谓是私人述作兴起的一个标志。
新发现的清华简《芮良夫毖》就是这类“君子”述作的一种。据学者研究，《芮良夫毖》主体部分当是厉王时期的大臣芮良夫所作(48)虽然有学者提出《芮良夫毖》为战国中晚期的托名之作，但目前学界多认为其主体部分为西周晚期作品。参见王坤鹏：《清华简〈芮良夫毖〉学术价值新论》，《孔子研究》2017年第4期，第44～48页。。该篇篇首一段内容类似于《诗经》小序(49)姚小鸥：《〈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芮良夫毖·小序〉研究》，《中州学刊》2014年第5期，第145～146页。，交代“芮良夫乃作毖再终”的背景及原因，正在于“厥辟、御事各营其身，恒争于富，莫治庶难”(50)width=17,height=17,dpi=110 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三)，第145、146页。。所谓“厥辟”是指当时的邦君诸侯(51)高中华、姚小鸥：《论清华简〈芮良夫毖〉的文本性质》，《中州学刊》2016年第1期，第140～141页。，“御事”则指大小官员。篇中针砭时弊，指出厉王不鉴于夏商的历史教训，已不适合担任王职，并述及历史上的先王建立邦国、功业赫赫以及先世贵族伯长们(即篇中“元君”)开疆拓土、保卫国家等内容。芮良夫指出其时的贵族君子争于利益、贪婪康戏以及不守纲纪，并于篇末提出诸如“无父母能生，无君不能生”width=17,height=17,dpi=110这样的观点。没有父母尚能生活，没有“君”则世道暴乱。所谓“君”在这里特指诸侯国君或贵族伯长。作者呼吁留守的卿士大夫征召一位有权势威望的“圣人”即贵族伯长来主持朝政，实即为“共和行政”张本(52)王坤鹏：《清华简〈芮良夫毖〉学术价值新论》，《孔子研究》2017年第4期，第46页。。《芮良夫毖》直斥周王，极力突出贵族伯长的贡献与作用，要求征召伯长主政，这样的观点尖锐而鲜明，反映出这类作品已脱离了王权的政治影响，具有私人述作的性质。
述作的“君子”除了像芮良夫这样的王朝大臣外，还有不少属于中下级贵族或普通士阶层。这些中下级贵族士人经历西周晚期的家国动荡、王权式微，从旧有的天命、王权、族群等宏大叙事中觉醒过来，开始就历史变动或个人际遇发表具有个性化的表述。例如《诗经·小雅·巷伯》云：“寺人孟子，作为此诗，凡百君子，敬而听之。”(53)③⑦⑧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第979、1249～1250、910、912页。作歌的“寺人”正是王朝的下级职事官。前引《小雅·四月》中的“君子作歌，维以告哀”，从其内容来看，则是反映了西周晚期王朝内部政治斗争频仍，诗人却由于地位微末，无法产生影响，只能将对国事的担忧寓于私人述作。
“君子”述作亦是春秋时期贵族家史兴盛局面的滥觞。政治及社会秩序变动日趋剧烈，不少原来属于西周体制内的贵族士人丧失了原有的身份地位，部分人员委质成为世家大族的家臣。例如《诗经·大雅·召旻》云：“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国百里。今也日蹙国百里。於乎哀哉，维今之人，不尚有旧。”③诗人熟习西周历史，面对西周末年国土日蹙的局面，对开国时期召公等人开疆拓土的历史颇为怀念。值得注意的是诗人的身份。诗人自道：“我位孔贬。”可见诗人的地位不高(54)程俊英：《诗经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616页。。诗篇忆及先王而特意点出召公，对召公极为褒扬，则诗人的身份很有可能是召氏这样的世家大族的家臣。
据学者研究，西周晚期，周王与下级贵族之间的联系已被世家大族隔断，普通贵族或士人大多已委质成为世家大族的家臣，而与周王的关系已较淡薄，原本上下级职务间的关系，却变成了私人间的隶属关系(55)黄爱梅：《西周中晚期君臣体系的变化及其对王权的影响》，《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第69～73页。。西周晚期的多友鼎铭文(《集成》2835)记载猃狁入侵，周王“命武公遣乃元士羞追于京师”，多友作为武公的“元士”实即是武公的家臣，接受的是其家主武公的派遣。战后“多友乃献俘馘讯于公，武公乃献于王”，多友并不能直接献俘于王，其后献俘于武公，由武公再献俘于周王。其后周王赏赐武公，武公赏赐多友。铭文说明西周晚期周王与低级贵族之间的确已产生了隔断。伊藤道治认为西周后期出现了有权势的贵族把王臣变成私臣的倾向(56)伊藤道治著，江蓝生译：《中国古代王朝的形成：以出土资料为主的殷周史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26页。。在这种背景下，这些中下级贵族尤其是人数较多的士阶层开始讴歌主君，例如《诗经·小雅·六月》云：“文武吉甫，万邦为宪。”⑦《小雅·采芑》云：“方叔莅止，其车三千……方叔元老，克壮其犹。”⑧吉甫、方叔等人都是当时掌握军政大权的世家大族伯长，势力强大，诗中的方叔车乘达到三千辆。诗人讴歌褒扬，其身份实际上应是这些世族伯长的家臣。春秋时期卿大夫家族一般都有家史，其源头可追溯到西周晚期。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论及的“君子”述作虽多为韵文，但也是早期史学的一个源头。在早期史学的发展过程中，不少历史表述的文体实际上是韵文或歌谣。这也是《孟子》中讲“诗亡然后春秋作”，将“诗”与“春秋”前后相序的一个原因。《国语·周语上》云：“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蒙诵，百工谏，庶人传语。”(57)width=17,height=17,dpi=110 徐元诰：《国语集解》，第11、501页。《左传·襄公十四年》云：“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58)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第4250～4251页。又《国语·楚语上》记载左史倚相之言：“昔卫武公年数九十有五矣……临事有瞽史之导，宴居有师工之诵。史不失书，矇不失诵，以训御之。”width=17,height=17,dpi=110其中讲到史书一般均与诗、曲、箴、诵并列，并且作用相似，都是作为规谏、讽喻君主的作品。可见，诗、曲、箴、诵这类韵文作品在早期与史有着密切关联。
概言之，西周晚期世家大族势力兴起，外朝诸侯也日益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王权相应地遭到了削弱。社会政治结构的变动在文献述作方面产生了两种重要的影响：其一，一部分熟悉历史、掌握知识的贵族卿士大夫面对现实存在的社会政治问题，开始摆脱旧有观念的桎梏，重新思索历史过程，针砭时弊，提出个人的认识。其二，不少中下级贵族或普通士阶层纷纷寻找荫庇，成为世家大族的家臣。他们开始讴歌主君，记录世家贵族的历史，开启了其后春秋时期家史兴盛的局面。这两种影响均使述作者群体扩大，中小贵族尤其是人数较多的士阶层成为述作的主体，私人述作之风渐次兴起。
综合以上所述，可以看出，西周晚期至东周之初实是早期史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节点。伴随西周晚期社会政治结构发生的剧烈动荡，旧有的文献述作的内容与形式在一定程度上也遭到了颠覆。较明显者约略有以下数端：其一，表述主题的转变。王权渐趋式微，世家大族力量的兴起，使得历史表述的主题下移，由原来侧重周人的天命、族群以及周王朝的发展史，开始转向贵族家族发展史或世族伯长的个人功业之类。这实际上开启了东周以后诸侯国史述作的风气。其二，历史表述的内容与主旨日益丰富多样。西周的衰亡、社会政治的剧烈变动以及贵族士人在其中所受到的冲击等，刺激时人不断地反思历史，审视政治，从不同角度来阐述历史，提出西周衰亡的某种动因。其中某些富有学识的士人诸如王朝史官等针对历史变动提出的解释模式，极富洞见，实即私人述作兴起的标志。其三，述作群体日渐扩大。不同的历史表述的体例形式及主旨范畴均受制于特定的社会与时代，随着社会风气的转变以及时代思潮的发展，历史表述会产生复杂多变的情况(59)王坤鹏：《近出古书与早期史学源流》，第1页。。西周晚期政治秩序的混乱以及士人社会身份的升降，促使一部分贵族士大夫摆脱旧有观念，纷纷就历史变动以及现实政治发表看法，两周之际大量的“君子作歌”基本是这类作品。另外，随着世族力量的强大，不少中下级贵族或普通士阶层托庇于大家族的羽翼之下，委质为臣。他们讴歌主君，记录世族的历史，实为春秋时期家史兴盛局面的滥觞。
The Changing Socio-political Situation and the Historical Writing of the Late Western Zhou Dynasty
WangKunpeng
Abstract：The late Western Zhou Dynasty is an important node in the development of early Chinese historiography.Influenced by the changes of socio-political situation in the late Western Zhou Dynasty，the historical writing of this period was in some degree overturned.First，the themes of historical writing were shifted from emphasizing destiny，the development of ethnic groups and the Zhou dynasty to stressing the history of noble families or the achievements of nobilities.Secondly，the content and purport of historical writing became increasingly rich and diversified.Finally，the subjects of historical writing expanded，with the middle and lower nobilities as well as the common literati becoming subjects of historical writing.Some nobles and officials extricated themselves from the constraint of old ideas，expressed their views on history and politics or euloquized their lords.In consequence，the ethos of gentlemen writing songs became more and more popular，which was the origin for the prosperity of family history during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Keywords:Western Zhou Dynasty；Early Chinese Historiography；Historical Wr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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