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1855—1865年俄国书刊审查政策调整的“二元性”
论1855—1865年俄国书刊审查政策调整的“二元性”张 广 翔 王 目 坤
[摘 要]随着俄国政府对出版业的控制开始松动，以报刊和书籍为载体的社会舆论逐渐走进城市民众的社会生活，影响着他们的思维方式。由于1856年克里木战争的失败，俄国国内西方派、革命派、斯拉夫派、自由派的人士和官员掀起了一场争取言论出版自由的风暴。社会需要新思想，需要说话和批评时政的权利；政府需要知晓俄国当前社会局势的发展，了解社会舆论对政府政策的反响，需要取得社会的信任和支持。在社会舆论与政府双方的共同作用下，俄国书刊审查政策的调整呈现了浓厚的“二元性”特征：一方面，允许私人发行出版物，允许讨论经济、教育和部分政治话题，免除部分出版物的预审制；另一方面，又设立“警示红线”，对违法违规出版物及其相关责任人给予行政、经济和司法制裁。书刊审查政策调整后，俄国的出版业开始带着沉重的枷锁前行。
[关键词]俄国；书刊审查政策；二元性；预审制；司法审判
19世纪50年代中期，俄国社会面临种种危机，克里木战争的失败更是将国家推向危机边缘，也直接导致了俄国社会的一系列改革。在农奴制问题上，俄国废除了农奴制；在司法领域，俄国进行较为激进的，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司法改革；在出版业和书刊审查领域，专制政府也同样进行了政策调整。对于前两个领域，无论是国内史学界还是俄国史学界的研究都取得了丰硕成果。而对书刊审查政策的研究，国内学术界的研究成果非常薄弱，都是非专门性研究俄国书刊审查体系的论文(1)刘方敏：《俄罗斯书刊检查概述》，《边疆经济与文化》2011年第4期，第32～34页；刘文飞：《俄国书刊审查制与俄国文学中的“伊索式语言”》，《俄罗斯学刊》2014年第5期，第57～70页。，俄国史学界的研究则取得了一定成果，不仅有期刊论文(2)Н.А.格里琴科等：“圣彼得堡省书刊审查员(1804—1917)”(Гринченко Н.А.,Патрушева Н.Г.,Фут И.П.，Цензоры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а (1804—1917)：аннот.список)，《新文学评论》(Новое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2004年第69期，第364～394页;С.А.列宾涅茨基：“莫斯科书刊审查委员会和农奴制废除前夕的出版业政策”(Репинецкий С.А.Московский цензурный комитет и политика в отношении печати накануне отмены крепостного права)，《俄罗斯历史》(Российская история)2011年第2期，第109～116页。、论文集(3)М.Б.科纳舍夫等：《俄国书刊审查：古今之比较》(Конашев М.Б.，Патрушева Н.Г.,Бенина М.А., Цензура в России:История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Сборник научных трудов)第1卷，圣彼得堡：俄罗斯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版。该论文集从2001年至2017年，共计发行了八卷本。，而且有多部专著(4)М.К.列姆克：《俄国书刊审查改革时代(1859—1865)》(Лемке М.К.，Эпоха цензурных реформ 1859—1865 годов)，圣彼得堡：出版商М.В.皮罗日科夫1903年版；В.Г.切尔努哈：《19世纪60、70年代俄国出版业政策》(Чернуха В.Г.，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енная политика в отношении печати 60—70-е годы ⅪⅩ века)，列宁格勒：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Н.Г.巴特鲁舍娃：《定期出版物和帝俄书刊审查：行政处罚体系》(Патрушева Н.Г.，Периодическая печать и цензура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в 1865—1905 гг.Система административных взысканий:Справочное издание)，圣彼得堡：涅斯托尔历史所出版社2011年版。。从时间节点上来看，史学界对俄国书刊审查制度改革的论述大都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而实际上，书刊审查政策的调整从19世纪50年代中期便开始了，1855年废除“4月2日委员会”(也称“布图尔林委员会”)，标志着尼古拉一世“严苛书刊审查时代”的结束。因此，本文的研究时间点起于1855年，终于1865年《书刊审查暂行章程》编制完成。
一 书刊审查政策调整的被动性
因农奴制改革而闻名于世的俄国大改革，是俄国历史上首次信息公开化的开始。对此，俄国学者Л.М.马库申认为，信息公开化并未体现在书刊审查改革框架之内，而是隐藏于地方自治、司法、大学和教会的改革之中(5)Г.А.马克西莫夫娜：《19世纪60—80年代的俄国日报：出版组织，财政状况和法律地位》[Максимовна Г.А. Ежедневная газета в России:организация издания,финансовое положение,правовой статус (1860—е - начало 1880—х гг.)]，莫斯科：莫斯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页。。社会舆论的活跃是这种“公开化”的最直接表现。19世纪50年代之前，“社会舆论”一词还是比较宽泛的术语，指的是在报纸和新闻刊物等登载的文字、发表的手稿文献、小说、日记等，还未形成强大的影响力。克里木战争的失败，将俄国政府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社会舆论开始展现自己的力量，丰富多样且性质不同的手抄作品在一夜之间突然活跃起来。借助于克里木战争失败的契机，俄国社会引发了一场要求出版自由、废除书刊审查制度的大讨论，自由主义者、斯拉夫派、保守派从不同角度阐释了俄国社会对出版言论自由和信息公开性的渴望，在俄国高层官僚内部也出现了要求调整书刊审查政策、放开出版自由的声音。亚历山大二世本人担心动摇专制制度存在的政治基础而抵触社会舆论，但面对全新的形势变化，也不得不作出改变。
1.社会各界人士对出版自由的诉求
无论是在尼古拉一世严苛书刊审查时期，还是在大改革书刊审查相对宽松时期，革命民主主义者一直都在捍卫出版言论自由权，代表性人物有А.И.赫尔岑、Н.Г.车尔尼雪夫斯基、Н.А.杜勃罗留波夫等。А.И.赫尔岑利用自己所掌控的《钟声》，发出“反书刊审查，要言论自由”的呼声(6)В.Г.切尔努哈：《19世纪60、70年代俄国出版业政策》，第9、10页。。他的主张可总结为：“没有自由的言论，便没有自由的人。”而Н.Г.车尔尼雪夫斯基往往通过暗示、隐喻或者“伊索寓言”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主张，如通过反复阐述拿破仑三世政府所制定的出版立法来影射俄国的现实，指明书刊审查和社会舆论之间的关系：当社会舆论敌视政府时，国家需要书刊审查；当舆论支持政府时，国家则不需要书刊审查。Н.А.杜勃罗留波夫更是直接反对俄国政府对出版业和言论自由的压迫。他将英国《泰晤士报》上倡导新闻自由权的文章进行翻印，并为其重新作了序言。
斯拉夫派也提出了给予出版自由的诉求，其代表是И.С.阿克萨科夫。И.С.阿克萨科夫指出，出版和言论自由是每个人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俄国政府对政治出版物的举措是一种病态行为，应当放开出版自由。但是，斯拉夫派关于自由的主张都离不开对君主的依赖：言论自由属于人民，权利属于君主。在阐述更广泛的言论自由时，斯拉夫派则将决定权授予了沙皇。所以，斯拉夫派的自由观充斥着自我矛盾性。
保守派甚至是反动派阵营的人同样表达了出版自由的诉求，希望通过出版业、借助社会舆论的力量来捍卫自己阶层的利益。俄国保守派阵营的人与社会舆论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典型代表是领地贵族。领地贵族非常贴近现实生活，贴近农民，因为他们多半生活在农村，比如，1858年，在欧俄的49个省份中有超过67%的贵族生活在农村，只有不足33%的贵族生活在城市(7)米罗诺夫著，张广翔等译：《俄国社会史》(下卷)，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55页。。领地贵族又是官僚中的骨干和最有影响力的群体，沙皇政府很大程度上通过他们与整个国家建立联系。但是，他们对出版自由的诉求，主要是为了本阶层的利益。
以Б.Н.契切林和К.Д.卡韦林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积极表达了渴求出版自由的夙愿，他们所写的“出版文学书面报告”(8)В.Г.切尔努哈：《19世纪60、70年代俄国出版业政策》，第9、10页。轰动一时。该报告不仅从社会需求的角度，而且从维护专制制度的角度，论述了书刊审查制度改革的必要性：第一，针对手抄文学的泛滥，报告建议只有放开出版自由，用公开出版文学的方法，才能消灭“非法”存在的手抄文学，同时对宣传政府事务和解读政府法令的政治类出版物不再进行审查干扰，以达到抢占出版物市场和争取读者的目的；第二，给予出版自由，会促使作品署名作者的自我审查，同时也方便书刊审查部门追究责任；第三，给予出版自由的同时，政府可以长远规划引导，招纳有能力的政论家、文学家等为政府所用。报告认为，社会需要公开性，政府需要信息，俄国必须通过调整书刊审查政策来缓和社会与政府之间的敌对关系。自由主义者幻想专制制度能够与言论出版自由共存，希望俄国能够逐步向“法制国家”转变，尝试用出版物的忠诚度来说服沙皇，这在专制主义思想浓厚的俄国显然很不现实。
2.统治阶级内部的力量配置
面对社会舆论的压力，在统治阶级内部关于书刊审查政策调整的声音也不完全一致。
国民教育大臣诺罗夫提出了弱化书刊审查政策，选用真正有科学和文学知识、有责任、有担当的人去执行书刊审查任务，书刊审查员不得编造妄言、诽谤作品，要实事求是。司法局科尔夫认为，俄国是时候要考虑社会公众的意见了，出版业需要更多的自由。莫斯科和敖德萨书刊审查委员会主席В.И.纳济莫夫与Н.И.皮罗戈夫也都主张弱化书刊审查制度。对外书刊审查委员会主席Ф.И.丘特切夫则提出给予国内出版物更多自由权，利用新闻出版业和社会舆论为政府造势，更加注重对社会舆论的引导，为政府实施改革计划服务。后来担任国民教育大臣的А.В.戈洛夫宁也推崇自由主义，支持俄国的各项改革，在他主管书刊审查事务时期，俄国报刊获得了报道国外政治新闻的权利。
亚历山大二世一直关注着俄国出版业的现状。他有多个渠道了解俄国新闻出版业的信息：第一，他每天都要阅读报纸和杂志，甚至一度迷恋上《钟声》；第二，大臣们向他提交的处理出版事务方面的说明和报告；第三，他身边官僚以私人信件的方式向他提供信息；第四，忠诚于他的作家、政论家等通过他的亲近者向他及皇室赠送出版物，既有国内的，也有国外的；第五，也是最重要的，书刊审查机构定期向他提交“时事述评”，1859年1月之后，每月一次，1865年成立了出版事务管理总局之后，改为每天一次。亚历山大二世正是通过这些渠道获取出版业相关的资讯，进而体验到了社会舆论的力量。他厌恶社会舆论批评国家机构，认为作家都是“有危险思想倾向的人”。因此，对于出版自由，亚历山大二世一直小心翼翼。1862年亚历山大二世与时任圣彼得堡书刊审查委员会主席的В.А.慈恩的对话最具代表性。他说，他希望保留书刊审查制度，不同意那些要求废除和推翻书刊审查制度人的意见，因为防止火灾永远比救火更好(9)В.Е.卢达科夫：《国民教育部最后的书刊审查》(Рудаков В.Е,Последние дни цензуры в Министерстве народного просвещения)，圣彼得堡：苏沃林印刷厂1911年版，第20页。。亚历山大二世的这种思想贯穿在整个书刊审查政策的调整时期，决定了未来书刊审查立法和其他政策调整的力度。
在众多高官中，П.А.瓦卢耶夫最受亚历山大二世赏识。在1861年4月13日召开的大臣委员会会议上，П.А.瓦卢耶夫发言说，出版物和舆论所反映的都是大多数社会公众的内心和精神向往，他们的言论取决于我们社会的动向(10)П.А.瓦卢耶夫：《П.А.瓦卢耶夫日记(1861—1864)》(Валуев П.А.，Дневник П.А.Валуева Министра Внутренних дел：1861—1864)第1卷，莫斯科：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61年版，第98页。。这番言论代表着一种信号：对19世纪60年代的俄国来说，出版业和社会舆论的崛起是一种新现象，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不能被摧毁，只能共存，可以尝试利用其为统治阶级服务。
如果说亚历山大二世用他的命令、言论甚至是行动影响着俄国的出版业政策，那么将其贯彻到实践当中，或者变成完整纲领的，则是П.А.瓦卢耶夫。后者提出的很多思想和主张都与沙皇内心的想法不谋而合。一个是决策者，一个是坚定的执行者，两人共同决定了19世纪60年代俄国书刊审查政策调整的方向和空间：既要让步，也要给专制制度留出可操控的空间。这是俄国专制政府调整书刊审查政策的理论和现实基础，也是“二元性”政策出台的根本原因。
二 预审制调整的“二元性”
预审制是书刊审查制度中的重要环节，早在19世纪初期就已存在：所有出版物在公开发行之前，都要将稿件送交相应的书刊审查机构接受预先审查，有任何不利于专制制度的信息都会被删除。俄国专制政府调整书刊审查政策的“二元性”特征首先体现在预审制上。在社会舆论开始发挥作用的19世纪60年代，亚历山大二世不得不重新考虑俄国书刊审查制度的两个核心问题：维护或者废除书刊审查制度；如果维护书刊审查制度，审查形式又该是如何？是预审制还是惩罚制？因为亚历山大二世“防止火灾永远比救火更好”的思维，前一个问题非常好解决，那就是继续维护书刊审查制度，而后一个问题则经过了长时间的讨论。
之所以要首先调整预审制，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出版物本身变化的需求。到19世纪60年代，俄国不仅出版物总体数量增加——根据В.Г.切尔努哈的统计资料，相比于尼古拉一世时期，1855—1864年间，新报纸的数量增加了60多种(11)В.Г.切尔努哈：《19世纪60、70年代俄国出版业政策》，第6页。——而且出版物发行周期在缩短，出现了周报、日报等，版面和容量也在扩大，如《俄国新闻》在1863—1868年间，每周发行3期，到1868年之后改为每周发行7期。《新时代》则每周发行5期，开创了法律、外交、经济、学术文学、名人日记等栏目。预审制显然已经阻碍了俄国出版物的发展趋势，影响了新闻见刊的速度。其二，书刊审查官员的要求。俄国书刊审查官员数量的增长与出版物发展的速度和规模非常不匹配。1859年，俄国书刊审查机构在编制的官员只有74人，1860年，增加到85人(12)Н.Г.巴特鲁舍娃：《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俄国的书刊审查机构》(Патрушева Н.Г.，Цензурное ведомство 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системе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во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е ⅪⅩ—начале ⅩⅩ века)第2卷，圣彼得堡：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15～226页。，后来又几经变化，但是总人数始终维持在80人左右，各地都出现了书刊审查官员不足的状况。
1863年1月14日，书刊审查隶属权从国民教育部转移至内务部，书刊审查的政治功能得到加强。经过一系列讨论之后，最终于1865年出台了新规：首都地区的定期出版物和不少于10印张的原创和不少于20印张的翻译作品、所有古典语言(指的是希腊语和拉丁语)以及从古典语言翻译过来的作品、各地政府和学术类出版物、地图、规划纲要、图纸等皆可免除预审制；另外，在规定内符合免除预审制的报纸和杂志必须缴纳2500～5000卢布不等的保证金(13)Б.Н.叶辛等：《俄国书刊审查法令集》(Есин Б.Н.,Засурский Я.Н.，Русская журналистика в документах:история надзора)，莫斯科：视界出版社2003年版，第178～191页。。这样一来，俄国大部分的报纸和杂志都可以免除预审制，因为当时其他省的定期出版物量非常少，即使到1870年，俄国发行私人定期出版物的城市也才12个(14)Г.В.日尔科夫：《19—20世纪俄国书刊审查史》(Жирков Г.В.，цензуры в России ⅪⅩ-ⅩⅩ вв)，莫斯科：视界出版社2001年版，第110页。。对于免除预审制的推行，П.А.瓦卢耶夫在1865年9月4日的日记中写道：今天，圣彼得堡地区第一次有两份报纸免除了预审制，它们分别是《圣彼得堡新闻》《言论》(15)П.А.瓦卢耶夫：《П.А.瓦卢耶夫日记(1865—1876)》第2卷，第66页。。
在部分取消预审制政策出台后，首都地区享受免除预审制的出版物并非“高枕无忧”，亚历山大二世令П.А.瓦卢耶夫针对免除预审制的出版物制定了后续追踪政策，创建并实施惩罚制(也叫追惩制)。所谓惩罚制，就是内务大臣有权对传播违法违规信息的出版物发出警告处罚，当警告处罚积累满3次之后，出版物将被处以最高不超过6个月的暂停出版处罚，当暂停期限满，内务大臣有权决定其是否继续出版发行。惩罚制的实施，标志着在处理书刊审查事务中扩大了内务大臣的专断权。А.В.尼基坚科非常不认可这种做法，认为П.А.瓦卢耶夫是在攫取出版事务权，而赋予内务大臣“出版物唯一的法官和指导者”的角色是一种错误(16)А.В.尼基坚科：《А.В.尼基坚科日记(1858—1865)》(Никитенко А.В.，Дневник.1858—1865)第2卷，莫斯科：艺术文献出版社1955年版，第538页。。内务副大臣特罗尼茨基也站到了П.А.瓦卢耶夫的对立面。但П.А.瓦卢耶夫得到了亚历山大二世的强有力支持。
在惩罚制体系中，除了行政处罚外，还有经济处罚：当受到警告处罚后，出版物必须将处罚公告刊登在首页，否则每月出版1次及其以上的出版物每发行一期将被处以25卢布的罚款，每月出版不到1次或者更少的出版物每发行一期则被处以100卢布的罚款；必要时可取消免除预审制待遇，也可永久禁止出版发行；情节严重者，如发布含有侮辱性语言内容，煽动社会民众质疑政府、国家法律，大肆公开诋毁私人、国家公职人员以及各项制度，宣传已经被明令禁止的行为，煽动阶层仇视等，那么相关责任人将或被拘捕入狱，或被关入感化院(17)感化院(Смирительный дом)，一种改造、感化式惩罚方式，为了克制社会长久以来淫秽和无节制放纵的生活方式，彼得一世在18世纪创办了感经院，最初并不针对所有阶层人士，从1845年开始，惩罚对象开始面向所有阶层人民。感化院是一种介于最高惩罚(如服苦役，流放西伯利亚等)和监狱之间的惩罚方式，如果在感化院居住超过8个月，被惩罚之人会失去某些阶层特权和财产，1884年被废除。，时间从4天至3个月不等，同时处以最高不超过500卢布的罚款，暂停出版物发行，暂停的时间多长不确定。对出现违法违规内容的出版物，司法机构和审查人员可选择销毁整个出版物，也可选择只抹掉或删除违规内容。
部分取消预审制，是专制政府不得已之下作出的改变，但是亚历山大二世和主要负责书刊审查事务的大臣П.А.瓦卢耶夫尽最大可能将这种改变放置在一个可控制的范围之内——首都地区。实际上，享受免除预审制的出版物所面临的是更加残酷的追惩制，因为行政处罚给了专制政府和书刊审查机构更大的自主专断权，正是这种专断权给俄国定期出版物戴上了沉重的枷锁。
三 出版物内容规定的“二元性”
专制制度和出版自由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在19世纪60年代的俄国，因为手抄作品和“秘密出版物”的存在，专制政府已经无法完全控制社会讨论当前热门话题，为了降低“秘密出版物”的影响力，政府不得不允许公开探讨某些热门社会话题：一方面，沙皇专制政府允许出版物公开讨论如经济、教育、地方自治甚至农民等社会问题；另一方面，又忌惮出版物中涉及国家机构和国家管理等政治方面的内容，担心无节制的舆论宣传会将俄国引向代议制政府的轨道。为将出版物的宣传内容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防止其向政治方向蔓延，亚历山大二世及其相关大臣开始研究对策，最终确立了设置“政治话题禁区”制。除此之外，内务部还试图取得对大型出版物编辑人员的控制权，以此达到掌控出版物内容的目的。一面是允许出版物公开讨论社会问题，为改革建言献策，一面是禁止涉及政治问题的讨论，以防动摇国家的政治根基，这便是书刊审查政策调整中的另一个“二元性”。
第一，控制出版物的数量。在允许私人发行出版物上，俄国专制政府将圣彼得堡和莫斯科地区与其他省份区别对待。允许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地区创办私人出版物，允许将一些官方机构的出版物出租给私人，如由莫斯科大学创办的《莫斯科新闻》在1863年租给了М.Н.卡特科夫，科尔什租借了《圣彼得堡新闻》，克拉耶夫斯基在圣彼得堡创办了《言论》报(1863)，Н.Ф.巴甫洛夫教授创办了《俄国新闻》(1863)等。但是对俄国其他省份发行私人出版物的申请却是另一番态度。对此，В.Г.柯罗连科写道：俄国高层认为，其他各省的报纸存在非常没有必要，可能闲置，甚至还可能给政府带来坏处，很容易引起书刊审查部门的焦虑(18)Л.Д.杰尔卡切娃：“定期出版物”(Дергачева Л.Д.，Периодическая печать)，Л.В.科什曼：《19世纪俄国文化史概论》(Кошман Л.В.，Очерки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ⅪⅩ века.Культурный потенциал общества)第3卷，莫斯科：莫斯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94页。。因此，在俄国其他省份私人获得出版刊物的权利非常艰难。这种双重标准导致俄国其他省份的核心城市往往很长时间内缺乏有影响力的私人报纸。比如库尔斯克，仅仅在1892年才出现私人报纸《库尔斯克人》；在坦波夫省，直到1908年才出现私人报纸；西伯利亚地区的第一份私人报纸《阿穆尔报》(伊尔库茨克，1860—1862)，由于东西伯利亚总督的干涉以及挑剔的书刊审查制度，仅存在了两年时间。
第二，通过设置政治话题禁区来控制出版物内容。现代社会学家将出版业(社会舆论)的功能分成三种：表达(评价)功能，协商(咨询)功能，指导性功能。俄国专制政府之所以控制出版物内容，主要与这三个功能息息相关。
俄国专制政府对社会舆论的表达功能非常敏感，一方面利用书刊审查制度全力压制对专制制度的负面评价，另一方面则鼓励打压民主思想，支持否决代议制和否决共产主义的作品等，为忠于专制制度的出版物提供特权和优惠。
对社会舆论的协商或者咨询功能，俄国专制政府希望出版业能够以科学讨论或者抽象理论的形式提出问题，实现自己的协商功能，而不是以具有现实敏锐性文章作品的形式，即使在不得已的关键性问题上，专制政府也希望能够限制在特定的人群之中，如统治阶层代表和由政府认定的“专家学者”，而不是将这种讨论和信息传达给普通民众。最典型的例子是，1857年12月30日，亚历山大二世下令禁止报纸和杂志翻印科学院所发布的研究欧洲各国废除农奴制的方法的文章(19)《1720—1862年间书刊审查法令集》(Сборник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й и распоряжений по цензуре с 1720 по 1862 год:напечатан по распоряжению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народного просвещения)，圣彼得堡：海军部印刷厂1862年版，第421页。。但是，沙皇需要借助于舆论所提供的资料和建议来制定相应的政策，在保证统治阶级利益诉求的基础上鼓励出版业讨论经济、教育等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俄国社会舆论发挥了国内所缺少的议会制度的替代作用。
至于社会舆论的指导功能，这正是俄国专制政府最忌惮的地方，无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在现实层面都被沙皇否决了。
大改革时期，曾在1860—1862年间担任圣彼得堡书刊审查委员会主席的Н.В.梅杰姆是亚历山大二世的忠实支持者。他认为在书刊审查法律未正式颁布之前，仅根据自己的能力、知识和思维来判定禁止的界限，书刊审查官员很难做到统一。为了解决这一现实问题，Н.В.梅杰姆为书刊审查员制订了政治问题禁区范围，主要包括：凡是承认代议制君主制优于专制制度、共和制优于君主专制的作品，皆不能发表；凡是有关人民有权替换国家统治者或者更换国家管理方式，讨论政治权利和自由，讨论民族运动等内容的作品，必须查禁；凡是批评俄国婚姻、家庭制度和私有财产制度，宣传人人平等思想、公民共享财富、选举制度的作品，必须查禁；不得翻译其他国家的禁书；允许并鼓励反对共产主义理论的作品。Н.В.梅杰姆的举措受到了А.В.尼基坚科的讽刺。A.B.尼基坚科说，Н.В.梅杰姆是“指令大师”，在他看来人类所有的思想活动皆可纳入审查之下，在他的治理下，俄国社会将会彻底杜绝“不良思想”(20)А.В.尼基坚科：《А.В.尼基坚科日记(1858—1865)》第2卷，第180～181页。。
1862年5月12日，Д.А.奥博连斯基书刊审查立法委员会通过了过渡性文件——《书刊审查暂行条例》(Временные правила по цензуре)。文件最重要的是两个附件，其中一个附件涉及国家重要机构的禁令，如军事(禁止侮辱俄国军队)、司法(禁止指责国家参议院、最高政府和司法机构决议)和财政部(禁止批判俄国财政政策，禁止指责国家赋役问题)。另一个附件则列举了更具体的话题禁令：禁止含有煽动阶层仇恨内容的文章出版；禁止讨论1861年2月19日农奴制改革规则；只有经过内务部特批，居住在俄国的犹太人要求扩大公民权利之类的作品才能公开出版；特别注意涉及俄国西部各省份问题的作品和对其他俄国重要历史事件的描述等(21)Б.Н.叶辛等：《俄国书刊审查法令集》，第169～171页。。
第三，通过掌控编辑人员来控制出版物内容。要求学术出版物不得用于政治目的，书刊审查员严格考察出版物编辑委员会成员的政治可靠性，认真审查与出版物合作政论家和文学家的过往事迹。具体方法有：约谈编辑部，替换掉政治上不可靠的编辑人员，对失职的编辑进行训斥等。这种情况更多地出现在1865年9月1日《暂行章程》生效之后。如1868年，莫斯科省长В.А.多尔戈鲁科夫就约谈了《莫斯科新闻》《莫斯科人》《俄国新闻》等报纸的编辑，希望他们能够放弃对俄国政府在东方问题和土地政策的尖锐批评。同年9月，圣彼得堡省长约谈了该省有影响力的出版物的编辑，希望他们不再大肆讨论西部和波罗的海等地区事情发展的态势。1866—1867年间，出版事务管理总局以使用“更可靠、更可信任之人”为由，替换掉了《俄国新闻》报的主编Н.С.斯科沃尔佐夫等。
四 对违规出版商司法审判的“二元性”
早在1861年俄国就颁布了复杂的农民立法，却直到1865年才颁布了《书刊审查暂行章程》。究其原因，一是复杂的政治问题，二是在等待司法改革的进程。司法审判是П.А.瓦卢耶夫效仿拿破仑三世时期的法国而引入俄国的，司法程序的介入是整个俄国社会进步的标志，代表着更加的公平、公正、公开，是继取消预审制、允许出版物讨论社会问题后的又一相对开放性举措。而从司法改革的成果来看，此项举措成为了19世纪60年代俄国书刊审查改革中最亮眼的一项。因为1864年司法改革是俄国大改革之中最激进、最为成功、最接近资产阶级性质的一项改革，它创建了新的司法体制，司法机构开始独立于行政权力之外，在陪审团和律师的帮助下，法律审判程序公开。很难想象，俄国保守的书刊审查制度改革与最激进的司法改革结合在一起会产生异样的火花：一方面，在遇到违法违规出版商和作者时，内务部可以将责任人向司法机构提起诉讼，丰富自己的处罚手段；另一方面，司法机构的独立性，意味着内务部让出了部分主动权。
司法独立于行政权力之外，这是П.А.瓦卢耶夫最为担心之处，因为在接受审判过程中，书刊审查机构将无权干涉结果。将司法引入出版事务也使事情变得更加复杂化：一方面，提起初步诉讼时，要求书刊审查员明确指出所质疑作品和作者的违法事实；另一方面，在对被告进行司法分析时，司法程序中将不会再受到书刊审查官员的引导，针对“隐晦”“伊索寓言”形式的文字表达，司法部门给出的意见往往是以“根据不足，证据不足，理由不充分，不认同在破坏政府公信力”等为由终止审判，被告人最终被无罪释放。С.Н.乌鲁索夫指出，自1864年实施司法审判以来，读者获取违法的思想和言论变得毫无阻碍，我们对此却束手无策，只能等待(22)Н.Г.巴特鲁舍娃：《定期出版物和帝俄书刊审查：行政处罚体系》，第18页。。П.А.瓦卢耶夫也指出，很多报刊已经完全适应了这种审判，它们会通过耍诡计或者保留某些意见让读者讨论，以此达到传达思想的目的，而司法部门对此却毫无察觉，法律也不能作出猜测(23) В.Г.切尔努哈：《19世纪60、70年代俄国出版业政策》，第46、73页。。
司法机构的独立性和俄国整体法律体系的不健全，再加上俄国新闻工作者所运用的“高明手段”，使得有些出版物及其责任人构不成被起诉或者被起诉后无法对其判罪的标准。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确保司法机构能够按照内务部的意愿处理出版事务方面的事件，П.А.瓦卢耶夫在宣布司法审判措施的同时，努力干涉司法机构的独立性。由于他没有此项权限和能力，因此只能通过亚历山大二世来影响司法机构，调节两个部门之间的隔阂。为此，П.А.瓦卢耶夫向沙皇提出了几点要求：1.司法机构官员必须站在出版事务管理总局官员一方并给予协助；2.在执行诉讼过程中，检察长必须遵循出版事务管理总局官员的指示，当发生冲突时，检察长需请示司法大臣；3.当司法大臣和内务大臣在处理出版事务中出现分歧后，将以两人签名报告的形式呈报沙皇裁断(24) В.Г.切尔努哈：《19世纪60、70年代俄国出版业政策》，第46、73页。。利益的驱使使得П.А.瓦卢耶夫的这些要求得到了亚历山大二世的无条件支持。
由此可见，在处理书刊审查事务中，违反书刊审查法这种“个人性事务”往往上升到了国家“最高决议”的层面。从П.А.瓦卢耶夫的报告到沙皇的命令可以看出，司法机构在处理出版事务案件时失去了独立性，对出版事务管理总局的书刊审查官员产生了直接依赖性，这已经成为了司法官员的一种“义务”。即便如此，仍然发生了多宗司法机构违反内务部决定的事件。П.А.瓦卢耶夫在给司法大臣斯托亚诺夫斯基的信中指出，司法部和内务部在出版事务上所产生的分歧，足以动摇政府和司法机构的权威性。沙皇不得不再次秘密向司法机构发出最高指示，要求必须遵守П.А.瓦卢耶夫所提的三点要求。尽管是秘密性指令，但是这种要求很快被新闻出版界知晓，不仅司法机构对自己的行为进行了辩护，就连很多官员也都站在司法机构一方，А.В.尼基坚科就是其中一位，他在日记中写道，这是人们期望的判决，这是正确且公正的(25)А.В.尼基坚科：《А.В.尼基坚科日记(1866—1877)》第3卷，第8页。。
当司法诉讼体系迈出改革步伐时，就已经受到了社会舆论和公众的密切关注，很多报纸都增加了新的板块“司法要闻”，在时事述评中也都登载了很多关于司法活动的新闻信息。因此，公众和舆论界非常清楚，司法审理需要足够的有力证据，而出版界人士在与书刊审查机构的长期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掌握内务部所制定禁止清单的基础上，使用暗示和伊索寓言性质的语言来逃避书刊审查和司法审判，这就造成了司法机构和内务部之间的冲突，而冲突的根本原因在于“司法机构的独立权利”。П.А.瓦卢耶夫曾信誓旦旦地认为，1865年4月6日法律已经将出版业限制在一个“合理、有限度”的自由空间之内，但前提是需要“司法机构的有效协助”(26)В.Г.切尔努哈：《19世纪60、70年代俄国出版业政策》，第74页。。而从结果来看，司法机构的“协助”并不能让书刊审查机构满意。因此在1865年年底，亚历山大二世责成内务部和司法部开始研究制定司法审判中的出版事务规则。但是，这又谈何容易？俄国管理机构运行的非常缓慢，不仅很难制定，更难以执行。
五 “二元性”书刊审查政策的影响
“二元性”书刊审查政策给俄国定期出版物的发展带来了双重的影响：一方面，俄国出版物迎来了新的发展阶段，官方和私人出版物总量增加，尤其是私人出版物的崛起，打破了19世纪上半叶官方出版物的垄断状况，更多专业化的出版物，如医学、科学、艺术、音乐等类型的出版物相继走进读者的视线。在地域上，表现最明显的是圣彼得堡和莫斯科地区，出现了大型的私人出版物。另一方面，俄国的定期出版物尤其是自由民主类出版物又不得不忍受书刊审查机构的行政、司法、经济制裁等，一些出版物被迫关停。
作为一种文化元素，定期出版物在19世纪的俄国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定期出版物的活动形式多种多样，在信息空间的形成、教育传播和作为政治斗争手段等方面，报纸的作用表现得淋漓尽致。1855年是新生活变化的起点，从1860年以来，俄国定期出版物的增长率维持在相对平稳的水平，每年的增加率维持在3%～5%之间(27)Л.Д.杰尔卡切娃：“定期出版物”，Л.В.科什曼：《19世纪俄国文化史概论》第3卷，第461、462页。。
官方出版物在政府的支持下依然保持了坚固的位置，例如，《司法部杂志》、财政部的《手工业和贸易杂志》、内务部的《北方邮报》等，专制政府需要它们来积极宣传自己的政策，广泛传播和影响社会舆论。俄国的私人出版物开始崛起：1856—1858年间，私人报纸新增4份，1859—1860年新增12份，1862—1863年新增20份(28)Л.Д.杰尔卡切娃：“定期出版物”，Л.В.科什曼：《19世纪俄国文化史概论》第3卷，第461、462页。。从地域上看，圣彼得堡和莫斯科最为活跃，代表性的有《言论》《新时代》《俄国新闻》《莫斯科新闻》《圣彼得堡新闻》等。这些大型报纸不仅在思想主张上展开了论战，而且在编辑人员、撰稿者和争夺订户等方面展开竞争。不可否认的是，尽管专制政府对出版物设置了政治禁区，但大改革时期的政治话题仍然占据了报纸和杂志的首要位置，成为知识分子群体茶余饭后的谈资。无论是19世纪60年代的革命民主观，还是70年代的民粹主义和80、90年代的自由民粹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定期出版物的作用功不可没，它承载着传播思想的重任，以报纸为代表的定期出版物已经成为了思想斗争的手段。
专制政府严格管控政治民主类出版物，而其他类型和题材的出版物则获得了难能可贵的发展空间。除了上述我们提到的出版物外，还有很多针对不同阶层、不同读者群体的出版物，例如，针对小市民发行的低级趣味报纸《小市民报》，针对手工业者的《手工业报》，针对农民的《民粹报》等。教会也根据社会行情发行了多个宗教类刊物，不仅首都地区，其他各省也相继出现了此类出版物，如基辅宗教科学院发行的《农村牧师指南》(1860—1917)等。
半官方出版物的出现是书刊审查改革带来的又一变化。政府需要宣传自己的政策，需要与其他出版物进行论战，因此官方出版物有诸多不便之处。“半官方”是一个非常奇怪的概念，它产生于19世纪60年代俄国特殊的历史环境之下，沙皇专制政府选定一些私人出版物，通过直接注资或者给予特权(如优先登载官方公告)的方式将其变成半官方出版物和政府的传声筒，或者通过其进行伪装性宣传。但事实证明，通过这种恩泽方式笼络出版物以达到影响社会舆论的方法收效甚微。
六 结 语
克里木战争的失败唤醒了俄国社会，同时也将俄国专制制度的危机推向了高潮。不受任何监管或者驳斥政府的各种出版物，如手写的札记、手写的提案、以私人信件方式登载的作品、在海外出版批判式作品等，喷涌而出。在这种重压之下，俄国专制制度本身则显得毫无办法，不得不做出让步，允许创办新的出版物，允许讨论某些棘手的社会政治问题。而另一方面，俄国统治集团内部就出版业和社会舆论的表达形式分成两派：一派认为专制政府可以否认公民权，否认自由集会等，但必须给出版业预留出一点自由的空间，同时，专制政府也必须了解国家的真实状况和社会公众情绪，这样才能更好地管理和统治国家；另一派则主张继续抑制社会舆论的发展。这种矛盾性伴随着整个改革时期。
一些经济措施可以改善国内的经济状况，削减社会对沙皇的严重不满。亚历山大二世和П.А.瓦卢耶夫以同样的思维，希望通过重新建立专制制度与新闻出版业之间的关系来缓解社会舆论带来的压力，或者将社会舆论拉至政府一方。沙皇尽量在维持君主权威，确保专制制度能够延续的条件下给予了新闻出版业“有限度”的自由，甚至还提出出版物为政府服务的想法并付诸实施；另外还建立官方和半官方出版物，帮助政府宣传专制思想；支持右翼出版物，与激进派进行思想论战，帮助政府保持社会舆论的平衡。亚历山大二世寄希望于官方社会政治出版物能够成为意识形态的武器，但这种做法已经逐渐走向崩溃，其所创办的《北方邮报》《乡村新闻》等定期出版物对意识形态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政府对半官方出版物的影响不可能完全隐秘，贿赂出版商的信息已经散播，这会立即降低报纸在读者眼中的可信度，导致订阅用户减少。
书刊审查改革中保留了很多旧有的限制新闻出版自由、阻碍资产阶级宣传的规定，目的是阻碍社会进行更加民主的变革，保住专制制度存在的根基。因此，1865年所进行的书刊审查改革非常微不足道，在整体保留预审制的同时，只是部分地取消预审制，而随之又制定了一整套行政处罚制度，增加了从未有过的司法审判，但是拥有陪审团和透明式的审判程序与书刊审查机构的利益产生了冲突，双方最终只能终止合作。扩大的行政处罚加剧了政府与出版界之间的紧张关系，政治民主自由类出版物和革命民主人士不断抗议这种压迫。正是这种反抗，推动了社会平等、唯物主义、共和制度、法律保障和公民自由等思想在俄国民众中的传播。
On the “Duality” of the Adjustment of Russian Publication Censorship Policy from 1855 to 1865
Zhang Guangxiang and Wang Mukun
Abstract：With the loosening of the Russian government’s control of the publishing industry,the public opinion based on newspapers and books gradually entered the social life of the urban people,influencing their way of thinking.With the defeat of the Crimean War in 1856,the demand for freedom of speech and publication was intense among the Western schools,revolutionaries,Slavs,and even liberal officials in Russia.The society needed new ideas and the right to speak and criticize the current politics.Meanwhile,the government needed to know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urrent social situation in Russia,understand the response of the public to the government policy,and obtain the trust and support from the society.Under the joint action of public opinion and the government,the adjustment of the Russian publication censorship presented typical “duality”.On the one hand,it allowed the private distribution of publications,allowed the discussion of economic,educational and some political topics,and exempted the pre-trial system of some publications.On the other hand,a “red line of warning”had been set up to impose administrative,economic and judicial sanctions on illegal publications and those responsible.After the adjustment of the censorship policy,Russia’s publishing industry began to move forward with heavy shackles.
Keywords:Russia;Publication Censorship Policy;Duality;Pre-trial System;Judicial T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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