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A年会论文“中文书籍和图书馆”百年后的解析、发现与...
ALA年会论文“中文书籍和图书馆”百年后的解析、发现与启示□朱茗*
摘要 解析美国植物学家施永高1917年发表于ALA年会上的“中文书籍和图书馆”论文及其个人档案，可以明晰20世纪早期美国国会图书馆大量搜购中文文献策略的缘起、实施与成效。百年前这位“跨界”学者的藏书建设和中国文化推广思想今天依然具有前瞻性。得益于美国迈阿密大学图书馆校园数字化项目的开放获取资源，透过数字化人文信息揭示一份尘封的史料，期待更多的关联信息得到国内学人关注、挖掘与研究。
关键词 施永高 中文文献 美国国会图书馆 馆藏建设
美国图书馆协会(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ALA)于1917年6月21-27日在美国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召开了第39届年会，824位代表参会。其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除了大会主席和各专业委员会报告外，43篇会议论文中有3篇的主题涉及战时图书馆服务，包括书籍对前线战场、战地医院和战俘的意义以及基督教青年会与ALA的战时合作情况等，其余论文内容主要涉及职业培训、图书馆免费服务、图书馆宣传、图书馆标准、图书馆调查、馆员培训与认证、中小学图书馆、青少年阅读、分类与编目、联合索引、图书馆立法、图书馆组织、图书馆建设、研究资源普查等。“中文书籍和图书馆”(Chinese Books and Libraries)是其中唯一介绍东方国家书籍发展史、社会价值及馆藏意义的论文，作者是时任美国农业部图书馆委员会主席的植物学研究者施永高(Walter Tennyson Swingle，1871-1952年，又译作施永格)。施永高先生的名字为业界所熟知是他以农林学家、植物学家身份对美国国会图书馆(Library of Congress，LC)早期中文馆藏建设作出的突出贡献。目前，国内业界对他著述文献的引用是1918年之后的资料，这篇1917年的会议论文只有中央美术学院一位留学生的硕士论文中有一处参考引用。在百年前ALA的年度盛会上高调宣扬中文书籍的价值，号召美国图书馆重视收藏、利用中文书籍，仅从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的角度，施永高文中阐述的观点、传播的理念、宣传的方法，也值得当下业界同人思考与借鉴。得益于美国高校的开放获取资源，沿着施永高学术研究的轨迹，重新认识这位“跨界”学者与图书馆馆长通力合作书写的藏书史对当下图书馆工作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1 “中文书籍和图书馆”文中观点解析与现实意义
施永高认为中国远早于西方的印刷术发明及社会进步促进了学术发展与传播，中国私营和官方印刷的书籍远多于世界其他地区，经过千年的累积，中国现存的古籍“堆积如山”。在这个巨大的中国书库中，有极具重要的历史与社会价值的类书、辞书、方志、医书，有被中国历代统治者和文献学家的“偏见”所忽视但值得关注的“非社会主流”书籍，这些书籍是美国可以全面了解中国的一条重要途径。他号召美国图书馆收藏中文文献。
1.1 中文书籍的价值
施永高认为中国引以为傲的古代文人学者地位较高，科举制度使贫穷人家的子弟通过努力并具备足够的能力，就有登上古代王朝最高行政机构职位的机会，在世界第一高效的“公务员制度”和“开明政府”管理的有利条件下，中国人的努力与勤奋成就了古代中国艺术创作和科学研究的辉煌。他认为古代中国文学作品的水平很高，欧洲国家虽已优先将一小部分的名著小说译成西方语言，但大部分被社会主流排斥在外的小说和戏剧作品值得美国图书馆去挖掘和收集。他认为无论是内容范畴还是历史价值，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文献类型能与中国方志相媲美，研究中国方志对发展美国现代农业有巨大的价值。他认为1728年出版的5020卷的《古今图书集成》是所有汉学家都会经常引用的、世界上最大的印刷书籍，此类编制精良、印刷精美的中国类书涵盖了人类知识的全部范畴，是研究古代中国科学、政治、经济和历史的无价之宝。
施永高通过自己的摸索与实践对中文书籍及其价值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一百多年前，他的独特见解为美国图书馆采集、收藏中文书籍指明了方向：选择能全面挖掘一个国家社会、历史、文化、经济等多方位信息的文献；不跟风收集已产生研究成果的文献，选择被社会偏见所忽视、掩盖的且大量存在的文献；向熟悉当地文献情况的专家学者请教、咨询。这些观点依然适用于当下图书馆的馆藏建设。
1.2 收藏中文书籍的意义
施永高透露美国农业部出访团队1915年在中国发现了一系列“无与伦比的”涵盖该国所有事务的史料。他认为中国几千年的社会变革产生的大量文献等待着有能力的研究者去利用，在中国人“西方化”以至于失去解读自己过去的能力之前，全社会应该尽快开展对中国文献的调查研究。为了进一步论证收藏中文书籍的意义，他罗列比较世界各国中文文献的收藏状况，大力宣扬中国文化传播的影响力。时逢第一次世界大战，国际关系风云变幻，每一个国家的有识之士都迫切地希望全面了解他国，广泛收藏、研究他国文献是大势所趋。施永高之所以极力倡导收藏中文书籍，源于他已从自己熟悉的农业领域里认识到中国人在历史的长河中取得的伟大成就。他称赞中国的谷物种植技术走在世界前列，赞叹中国草药的神奇功能，号召西方民众学习中国人制作营养丰富且物美价廉的食物方法。基于图书馆员的社会角色，在这个群体的最大集会上发出呼声，是一条明智且有效的宣传策略。施永高希望更多的美国图书馆加入到收藏中文文献的行列中，在美国构建起全面、系统的中文文献收藏体系，为提升美国民众对中国悠久历史与灿烂文化的认知，推动美国社会各界深入研究中国奠定基础。
1.3 中文书籍的利用指导
中文书籍让施永高在柑橘栽培技术研究领域受益匪浅，他被中国文化深深吸引并陶醉其中。他意识到推广利用与合作探讨中文文献的重要性。因此，他透过LC来实施自己的计划，不遗余力地践行自己的理想，在后来的岁月中，他亲自或委托自己的朋友(包括商务印书馆张元济先生、岭南大学校长等)帮助搜购中文文献，为LC早期中国特藏文献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此外，在百年前的这篇论文中，他还从藏书指南的编制、文献采选的分工协作、文化推广的学者团队建设三个层面向图书馆从业者宣传中文文献组织管理的方法与推广利用的策略。
1.3.1 LC中文藏书指南的编制方法
1916年，施永高亲自参与了LC发起并实施的中文文献整理项目计划。该项目按照中国《四库全书》分类体系，结合美国现代图书馆标记系统(克特号码表),形成了一套“中西合璧”的分类法，并及时对LC收藏的中文文献进行分类编目，同时将其中近1万种的重印本，按照“独立品种单独分类”的原则进行整理，最终编制完成拥有约1.2万种中文文献(含重印本)的书目系统。此外，还将中文文献题名含分类概要进行影印，制作成一英寸半(约3.81厘米)厚的小型对开本，形成了一套珍贵的藏书目录指南。施永高还将中文文献的管理方法传授给在LC实习的中国留学生，李小缘先生1922年起的连续三个暑假都在他的指导下学习中文线装书的编目和题要撰写。
1.3.2 “分而治之”中文文献收藏原则
施永高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正遭遇西方教育理念的冲击，中国古籍正面临着长久保存和传承的问题，要充分了解中国这个东方最伟大、最古老国家历史、政治背景下的巨大智力活动，就需要帮助他们保护优秀的文化遗产。他认为美国所有图书馆收藏的十几万卷中文文献只占极小的一部分，当时市场上出售的中文图书数量巨大，只有通过分工协作才能完成单个图书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认为有必要遵循古老格言“分而治之”的原则，每个图书馆在采购自己特殊需求的通用文献后，可以专注于中文文献某一分支领域，努力成为该分支领域的收藏引领者，再通过建立联合目录，汇集全国的资源，开展馆际互借服务。这正是当下业界倡导推进图书馆联盟建设的核心原则。
1.3.3 建立“中国通”学者团队推广中国学
施永高明确指出正如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各教育机构学习一样，美国也需要向中国学习，美国要向中国学习的东西同中国向美国学习的一样多。1917年，他认为正是全面了解中国历史、研究中国当下需求和未来发展趋势的好时机。他强烈建议并呼吁美国社会在商旅人员和传教士之外再建立一支经过专业培训的、学者型的中国事务通团队，为美国普通民众开启获取中文文献宝库知识的大门，调动他们对中国政治、社会、道德、宗教和农业方面的普遍兴趣。
1917年，美国的中国研究主要还只是针对中国语言、历史、文化等人文科学领域的汉学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加快了海外扩张的步伐，需要发展对中国的全方位探讨，由于缺少相关知识和人才，美国政府和一些财团基金会开始支持美国大学开设相关课程以推动中国学的发展，但发展速度缓慢。美国著名学者贾德纳(Charles Sidney Gardner，1900-1966年)1944年在“美国中国学的未来”(The Future of Chinese Studies in America)一文中指出，1929年美国学术委员会才注意到中国研究对美国的重要性与中国学的惨淡发展状况之间的巨大差距。他认为幸好LC和各大学图书馆累积的丰富中文文献为从此起步发展的中国学研究奠定了基础。由此可知，1917年施永高呼吁全美图书馆协同收藏中文书籍，呼吁美国社会发展中国学是很有远见的，其论文观点对促进美国中国学的学科发展具有前瞻性。
透过这篇百年前的会议论文，我们重新认识了一位具有非凡洞察力的学者。从个人喜好，到对文献的追根溯源；从践行承诺，到对馆藏建设的指导；从思想交流，到对多元文化的传播；施永高对图书馆建设的热情与执着值得当下学者学习。
2 “中文书籍和图书馆”全文开放获取对国内机构知识库建设的启示
随着中国书史和图书馆史研究的深入，如何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提升高度，有学者提出我国的研究需要关注国外学者的研究观点以及对外文资料的挖掘利用。因此，收集与中国书史和图书馆史研究相关的国外研究观点和文献，施永高早期的“跨界”研究和这篇“跨界”代表作品是值得挖掘的对象。相关开放资源获取途径中值得一提的是美国迈阿密大学图书馆数字化校园项目。该项目由迈阿密大学图书馆定期向学校教员提供数字化项目研究资金和技术支持，以鼓励其创建开放式在线资源，旨在为长期的教学与研究服务。“施永高植物解剖学参考资料集”平台就是该校生物学副教授怀特洛克(Whitlock B)2008-2009年利用该资助资金领导建设的项目成果。平台全文数字化了该校收藏的施永高档案和学术成果，包括珍贵的老照片、著述、日记手稿和信件，并提供互联网开放获取服务。该平台不仅提供施永高1917年“中文书籍和图书馆”会议论文原件的PDF格式的扫描文档，还提供便于大众利用的TXT格式文档，可以在线浏览，也可以直接下载全文。
近年，笔者通过互联网查找稀缺资料时，时常会惊喜于国外大学、联盟、研究机构提供的开放获取资源，反观国内曾经热门建设的特色数据库和当下的机构知识库，能够提供独有资源开放获取服务的寥寥无几。迈阿密大学图书馆的校园数字化项目建设成果值得国内同行学习借鉴之处包括三个方面：(1)重视挖掘外界不易获取的机构资源，想方设法调动教师参与数字化典藏的兴趣和热情；(2)加强技术支持，注重人性化服务细节的处理，踏踏实实做好每一笔机构资源典藏事务；(3)倡导分享与传播理念，积极推进校园开放获取资源的建设，发挥出机构库服务社会的效益。
3 “中文书籍和图书馆”作者“跨界”贡献的起源与影响启示
根据“施永高植物解剖学参考资料集”平台提供的数字档案，探寻施永高的学术活动轨迹，可见一位读者、一位学者对图书馆的热爱与反哺。1910年任职于美国农业部的施永高通过LC收藏的中文书籍获得自己迫切需求的柑橘栽培技术后，开始爱上了中文文献，在广泛阅读全美图书馆收藏的中文书籍后，他发现中国有关经济植物的记载可追溯到几百年前甚至更早，他请求图书馆帮助查找那些更早的资料，遗憾各馆均没有收藏也没有发展东方文献馆藏的计划。1915年，将随美国农业部访问中国的施永高在出访前特地到LC向时任馆长赫伯特·普特南(Herbert Putnam，1861-1955年)请教并咨询如何在中国的图书馆查找古籍文献。普特南是一位博学且具有远见卓识的图书馆馆长，在交流过程中，他们都认为LC应该扩充收藏中文文献，随即一拍即合，开始了一项长期合作项目——普特南馆长授权施永高帮助LC搜购重要的中文文献。此后的10余年，施永高负责指导LC的东亚文献资源建设，成为对LC收集中国典籍功劳最大的一位学者。
3.1 “中文书籍和图书馆”佐证LC正式搜购中国方志的时间更早
关于LC正式搜购中国方志的时间起点，1998年王震、王荔芳经过考证认为始于1917年夏天江亢虎和美国公使两条征集渠道的发布。而施永高在“中文书籍和图书馆”一文中提及他在1916年已将LC和芝加哥大学约翰·克瑞尔图书馆馆藏的中国方志文献中涉及柑橘类的章节全部进行了翻译，他还特别强调这些中国方志文献是了解当地矿山、矿产资源和工业产品的丰富信息库。1917年3月15日《东方杂志》上刊载的美国来稿“美京LC中国图书记”一文中提及美国政府曾特派施永高先生两次赴中国和日本采购中文书籍，采购的中文书籍涉及各类科，且以字书、地志及医类最为丰富，其中地志类文献达2000余种。由此可知，LC在1916年已收藏了一定量的中国方志。虽然在1913-1914年LC曾请华裔植物学家冯景桂(Dr. Hing Kwai Fung)帮助收集了约有12000册包罗万象的中文书籍，但LC大规模的中国方志入藏要归功于施永高博士。1947年出版的The Story Up to Now: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1800-1946一书中记载：“1915年春夏，施永高代表美国农业部访问远东地区之时，带着一本记载着华盛顿和芝加哥当地图书馆的东方文献图片目录，凭着自己对东方文献的印象，采纳中国和日本本土学者的意见和建议，受托为LC购买回中、日、韩文献。这是他几次类似探索活动的开始，为中国和日本以外最大收藏中文书籍图书馆的建设奠定了基础。”综合上述记载，施永高受托搜购中文文献的1915年是LC正式收集中国方志的起始点。
3.2 大量搜购中国方志的历史对我国各类文献保护的警示
辛亥革命后，随着现代出版业的兴起、民间藏书楼的衰落以及私人藏书的流散，中国书业市场虽呈现繁荣景象，但大量珍贵的中文古籍文献经市场交易轻易地流入到西方国家。由于当时国内政局混乱，政府虽有限制古物出口的令文，但执行部门相互扯皮多年，导致文物出口鉴定长期无法可依，文物出口量居高不下。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1917年江亢虎可以公开委托民国地方政府通过交换的名义帮助LC收集中国方志。1920年2月前，施永高则通过委托张元济先生帮助搜集到大批志书。
对于如何看待中国文献流传国外的问题，独鹤先生(严独鹤，1889-1968年)在1928年11月12日《新闻报》的时评中认为应该从两个层面分析，他认为“近代的书画如得着外国人的爱慕与欣赏原不妨尽量输出，藉以宣传文化，至于古代书画，为保存国粹，自应格外宝贵，岂可让外人任意收买，不加爱惜，以致将文艺精华，根本丧失呢”。因此，如果施永高只是针对当时出版的中文文献，包括商务印书馆为抢救中国古籍而整理出版的各类文献进行大量采购，当无可厚非，但他执着于搜寻已是稀有资源的旧方志珍本时，渐渐引起了曾多次帮助他搜购到大批志书的张元济先生的警醒。从1920年3月21日、24日两次往来信函中，可以看到原本对于施永高的购书要求多施以援手的张元济先生开始以“搜寻不易、方志价高、店员缺乏相关知识等种种理由加以推脱”，而在1920年6月17日的日记记载中则是“属陈铭勋拟通告，各馆停购美国华盛顿图书馆属购买之志书”。从文化安全的层面上可见张元济先生对在本土保存中国方志的责任意识是逐步增强的。当下，古籍和民国文献的保护已普遍受到重视，但对现当代文献的保护性收藏却重视不足，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历史原因，不少原本应被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收藏的现当代文献、档案和物品逐渐轮为二手交易市场上的稀缺高价资源，在商业化操作中可能会一点点流失，这是需要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
3.3 “中文书籍和图书馆”是作者留给图书馆界的珍贵报告
施永高在帮助LC采选和管理中文文献的10余年时间里，撰写了大量的中国文献研究报告，这些报告的影响力从两处记载可见一斑。一处是美国研究中国史的代表人物傅路德(Luther Carrington Goodrich,1894-1986年)1931年发表的“美国的中国史”，他在文中向爱好中文书籍的读者推荐阅读施永高写给图书馆馆长的那些被称赞为“引人入胜”的年度报告。另一处是1977年弗兰克·维宁(Venning F)发表的“施永高生平简介”，文中记述1916-1928年施永高除了专门为图书馆馆长撰写远东访问年度报告外，还撰写了有关中国植物、农业和地理资源的报告。弗兰克认为那些报告虽简短，但对美国研究者的帮助却很大，完全可以构成一部中国科学史。如果说年度报告只是施永高“跨界”图书馆的后续履职报告，那么早在1917年发布的“中文书籍和图书馆”则是他在LC两年“跨界”实践的心得报告，百年前他所传播的藏书建设思想在当下依然具有指导意义。
3.4 现代图书馆建设需要有像施永高一样的“跨界”学者积极参与
在美国，施永高被公认有两大杰出贡献：一是在柑橘类植物研究领域的创造；二是在LC建立了东方书藏。他从图书馆资源的利用者，转变为图书馆资源的建设者，再到图书馆多元文化服务的推广者，他深入人心的传播理念吸引了更广泛的支持者与合作者，推动了他在两个领域的快速发展，也造就了一位优秀的植物学家和人文学家。
当下，高校图书馆在资源建设与发展方面遇到一些问题，存在诸多困惑。特别是在同质化的商业数字资源冲击下，图书馆如何建设特色化的馆藏，如何实现可持续的发展，都需要有明确的、专业的意见指导。高校学者云集，他们对自己研究领域的资源非常熟悉，对专业文献的收集、挖掘利用有独特的视角，他们是图书馆特色资源建设最好的支持者，也是可持续发展的参与者。在“中文书籍和图书馆”一文中，我们看到了百年前一位“跨界”学者对图书馆馆藏建设极具前瞻性的指导，期待当下社会有更多的学者从读者视角给予图书馆更多关注，提出更多建议，积极参与到图书馆的资源建设中，让更丰富的专业资源通过图书馆的公共服务平台在既利于研究团队利用的同时，惠及更广泛的读者群体。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需要有像施永高一样的“跨界”学者的热情参与，也需要有像普特南馆长一样有魄力的领导者的决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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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同5:35.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江苏南京，210023
Analysis, Discovery and Enlightenment of ALA Annual Conference Article Chinese Books and Libraries After a Hundred Years
Zhu Ming
Abstract： An analysis of the article Chinese Books and Libraries published by the American botanist Walter Tennyson Swingle at the ALA Annual Conference in 1917 and his personal files can clarify the origin, implementation,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large-scale Chinese literature search strategy of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This cross-border scholar’s library collection construction and Chinese cultural promotion ideas are still forward-looking today. Thanks to the open access resources of the University of Miami Library digital project, it reveals a dusty historical material through digital humanities information. It is expected that more related information will be concerned, mined and studied by domestic scholars.
Keywords: Walter Tennyson Swingle; Chinese Literature; Library of Congress; Library Collection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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