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背景下贸易冲突常态化与我国全球价值链嵌入
疫情背景下贸易冲突常态化与我国全球价值链嵌入蒋含明 谢仁非
内容摘要：新冠肺炎的全球肆虐，在当前高度互联互通的全球化生产组织模式时代，对我国产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带来巨大冲击与影响。与此同时，贸易冲突不断加剧并在未来有可能呈现出常态化的趋势。基于此，文章通过研判与分析疫情背景下贸易冲突常态化的现实背景，针对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嵌入所呈现的新特征，以及疫情背景下贸易冲突常态化影响我国全球价值链嵌入的机制进行了相应梳理，并进一步给出了当前中国企业应对疫情背景下贸易冲突常态化的战略思考与建议。
关键词：贸易冲突常态化 全球价值链嵌入 新冠疫情
一、疫情背景下贸易冲突常态化的现实背景与研判
价值链的概念最早由迈克尔·波特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联合国把全球价值链界定为商品或服务从原材料采购、研发与生产、品牌设计、销售渠道构建及售后服务的整个过程中,所涉及的价值增值过程中至少有两个价值增值过程在不同国家或区域完成的一种生产组织模式。根据世界银行《2020年世界发展报告》,全球2019年共计有超过2/3的贸易是通过全球价值链的国际生产分工而完成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充分利用劳动力成本低廉的比较优势,通过加工贸易、海外直接投资等方式嵌入全球价值链,由此也产生了较为可观的经济效益。可以说,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是我国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关键原因之一。然而,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打破了人们对全球价值链稳固性的传统认知。受疫情影响,全球制造业同时多点出现中断,这也凸显了全球价值链在危机管理方面可能存在着的缺陷。此次疫情中,因上游原材料生产中断导致我国制造业相关行业多家企业相继停产亦是代表性事实。传统意义上集中、僵化的价值链结构,会因运输、终端消费、上下游产业关联等环节局部性的暂停而濒于崩溃。
进一步地,从全球视野来看,尤其是疫情全球蔓延的背景之下,价值链格局严重依赖中国的情况也已经开始逐渐成为一个被西方发达国家重点关注的焦点。具体而言,根据WIOD数据库的测算结果,中国中间材料出口占全球比重从2003年的5%增至2018年的13%。2018年,中国已产出了约3.8万亿美元的工业增加值,而这个数额甚至超过了美国、英国、法国以及韩国的总和(见图1)。
亚洲开发银行的相关统计数据显示,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更是已经逐渐取代日本成为亚洲价值链生产网络的中心。尽管如此,根据美国南加州大学全球价值链专家维亚斯教授的观点,今后全球供应链的节点很可能伴随疫情的影响趋于分散化,可能会朝着“与中国脱钩” 的域内(on-shore/nearshore)方向发展。相关分析还表明,未来几年,对以中国为中心的供应链的依赖很可能逐渐减弱,这也意味着其他更加具备潜力的新兴国家或将成为新的价值链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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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00—2018年全球七个主要工业国家工业增加值
数据来源：WIOD数据库。
上述分析均表明,鉴于中国长期以来在全球供应链中所发挥的核心作用,疫情不断持续的背景下,贸易冲突很有可能不断加剧并在未来会有可能呈现出常态化的趋势。 “逆全球化” 以及疫情全球性蔓延的双重因素叠加也进一步加剧了世界经济秩序重构带来的波动,而这种波动的加剧也必然会给中国全球价值链嵌入的供给端与消费端同时带来巨大压力。为此,文章首先针对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嵌入的新特征及相关特征背后的形成动因进行有效梳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厘清疫情背景下贸易冲突常态化影响我国全球价值链嵌入的作用机制,并试图基于不同维度提出我国制造业的应对策略。
二、中国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嵌入的新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积极参与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各个环节,但长期以来的市场需求和发展空间态势表明,相应生产环节仍然集中于中间品的组装,核心零部件技术被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而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制造业参与融入全球价值链的水平与层次不断提高,参与的模式也开始呈现出一些新的变化和特征。
（一）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多极化的发展态势
在全球生产网络条件下,各国互通有无,经济交往日益密切。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相关领域制造业在研发设计、品牌推广、营销管理等环节的参与程度也伴随传统加工制造环节的深度参与,不断提升。为了更好地适应经济新常态的发展需要,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在推动制造业摆脱价值链“低端锁定” 方面进行了大量工作,我国制造业参与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层次与水平也在不断提高,这也在很大程度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的、以发达国家主导的高端研发设计环节,并获取高附加价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格局。换言之,以中国为代表的多数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发挥的作用已经开始变得越来越大,这也使得我国全球价值链嵌入逐步呈现出多极化发展的新态势。
图2和图3清晰地展示了这一变化。在2000年不管是供给价值链贸易网络还是出口价值链贸易网络,全球的供给与出口均以德国和美国作为两个核心,其次是以日本作为东亚的核心；但到了2017年,中国成了覆盖东亚的最重要核心,并和德国、美国一起构成了全球三大供给与出口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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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全球供给价值链网络贸易中心变迁示意图
数据来源：UIBE数据库。
（二）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向专业化和精细化发展
随着科技的发展以及经济全球化的日益加深,生产活动被分解为越来越多的环节,碎片化和分散化成为全球价值链生产的重要特征。国家、企业甚至个人通过比较优势参与到某一生产环节中,从而形成了全球价值链生产网络。在此背景下,为了更好地获取包括更加专业的知识、技术、服务以及全球价值链治理能力等竞争优势的条件,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嵌入的模式开始逐渐向专业化和精细化方向发展。具体而言,如图4所示,近年来我国服务外包业务发展迅猛,大量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中国制造企业开始通过外包的方式将部分非核心业务和服务外包给第三方公司,这已经成为我国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一大新特点。而根据《中国制造业服务外包发展报告2019》,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服务外包发包国。这显然也同时催生了服务贸易以及制造业服务化的兴起,并有效促进了全球生产网络体系的发展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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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全球出口价值链网络贸易中心变迁示意图
数据来源：UIBE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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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2015—2019年我国服务外包合同承接与执行金额
数据来源：中国制造业服务外包发展报告。
（三）中国参与复杂全球价值链生产活动的规模与长度有所下降
2012年以后,经济复苏放缓中的全球生产结构新格局开始呈现出“去全球化” 的新特征,伴随以产品内增加值多次跨境为表征的复杂GVC中跨国生产共享活动的同步收缩,中国参与复杂全球价值链生产活动规模呈现出相对显著的收缩趋势。与此相对应,以李嘉图式贸易为表征的简单全球价值链参与活动则呈现出异质性的变化。具体而言,一些发达经济体有所增加,但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亚洲经济体却仍然在减少。其中,生产性跨境次数的减少造成了复杂GVC活动的显著降低,而复杂GVC活动正是以产品内增加值多次跨境为表征。图5清晰地展示了按增加值创造活动的类型进行划分的、生产活动占GDP份额的变化趋势。从图5中我们不难发现,金融危机以来,我国无论简单还是复杂GVC活动占比,都呈现出了一定程度的下降趋势。
此外,从GVC长度观察,GVC长度可以分解成第一次跨境前的部分、生产性跨境(跨境次数),以及第一次跨境以后的部分。对比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可见,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参与简单全球价值链生产活动的长度在增长,而发达国家则相对变短,这很可能跟不同发展水平国家不同生产环节的外包倾向在2012年以后发生了异质性的变化有一定关系。但总体而言,2012年以后,无论是以产品内增加值多次跨境为表征的复杂GVC,还是以李嘉图式贸易为表征的简单GVC,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生产活动的长度都在下降。
究其原因,中国参与复杂全球价值链生产活动的生产性跨境次数减少可能存在以下能够反映全球经济一体化最新发展趋势的三方面动因：第一,全球金融危机后,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浪潮兴起,世界很多国家也纷纷采用关税及非关税壁垒等贸易措施来限制贸易以保护国内产业发展。第二,为更好地积极有效应对“去全球化” 所造成的不利影响,国内一些地方政府试图采取延长国内生产链的做法加以应对。比较典型的是,我国很多国内出口生产制造商加大了自主生产中间产品以替代进口中间产品的力度。伴随我国劳动分工进一步深化,更多中间投入品在中国本地生产。我国国内价值链由此变长,而跨国生产共享活动可能会由于主要新兴经济体沿GVC升级而呈现出下降趋势。这成为我国参与复杂全球价值链生产活动的规模与长度均有所下降的关键动因,同时也加剧了国内分工的深化对跨国生产共享活动的替代。第三,出于科技创新等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国内劳工就业保障的要求,主要发达经济体如美国和日本不断收缩海外外包规模,并逐步引导制造业回流。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国内生产链都在加长,同样成为中国参与复杂全球价值链生产活动的规模与长度有所下降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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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生产活动占GDP份额的变化趋势（按增加值创造活动的类型分）
数据来源：UIBE数据库。
三、贸易冲突常态化影响价值链嵌入的机制
近年来,国际经贸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全球孤立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民粹主义等思潮不断抬头,“逆全球化” 已经成为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一大特点,这不仅冲击了经济全球化以及全球贸易不断增长的趋势,还对全球贸易治理规则带来了新的挑战。特别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以来,无视WTO治理规则,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数个国家加征关税、实施高技术进口限制,在全球范围内挑起贸易摩擦,打乱了全球现有的生产分工与贸易体系,这也一定程度导致了中国全球价值链嵌入模式的重构。
疫情背景下,尽管全球范围内新冠肺炎的持续蔓延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各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比较优势,但是疫情影响之下,供应链中断的现实可能性加大,让各国开始更加重视供应链的安全问题。毫无疑问,疫情将进一步促进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更为严重的是,疫情影响之下各国纷纷启动贸易保护措施,反而加深了对国际生产合作体系的不信任,同样进一步加剧了全球范围内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更有甚者,基于本土制造业严重依赖中国供应链生产的相关事实,海外部分国家、部分政客和媒体甚至提出“去中国化” 的口号。类似情形和海外市场因疫情影响收入降低导致的消费端低迷双向叠加,在很大程度对我国全球价值链的嵌入机制造成了显著冲击。随之引发的产能转移和订单取消也已成为我国制造业厂商全球价值链嵌入进程中不得不面对的新问题。其背后相应的具体机制阐述如下：
（一）转变跨国厂商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布局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跨国公司整合全球资源并将生产环节按照利润最大化原则进行合理分割。具体而言,把以产出附加值率偏低及污染水平较高为特征的低端生产环节更多配置在劳动力和能源相对丰裕的发展中国家,而把以产出附加值率偏高及零污染为特征的高端环节配置在资本和技术相对丰裕的发达国家,这成为全球范围内全球价值链形成与建构的现实基础。伴随疫情的全球蔓延加剧,跨国公司为了减少生产成本和避免被加征惩罚性关税,必将在贸易冲突常态化的前景研判背景下,重新制定全球化生产计划。这显然对我国全球价值链嵌入格局产生了显著的冲击与影响,我国国内一些外向型相关产业的海外生产和销售很可能因此中断。具体而言,一方面,这将加速导致跨国企业在中国已布局的产业转移至类似越南、老挝、柬埔寨等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或地区；另一方面,为了促进经济复苏并拉动国内就业,部分发达国家制定了促进制造业加快回流的政策与措施,这很可能促使部分西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的资本流出中国。例如,日本东芝机械把生产树脂零部件成型机的生产基地从上海转移至日本和泰国,再销往美国；日本爱丽思欧雅玛公司将从事风扇等面向美国的小型家电业务的在华工厂迁出我国。以2020年第一季度为例,世界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的统计数据显示,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已经遭遇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资本外流,我国吸收外资同比下降了12.80%(见图6)。
（二）改变我国制造企业价值链嵌入的技术创新路径
技术创新主要包括国外技术溢出和自主创新两种路径。在全球价值链背景下,以我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制造厂商通过全球价值链嵌入接触了更为广阔的国际市场。在这个进程中,通过不断借鉴发达国家企业先进的品牌及渠道管理经验,进而实现自身技术水平跨越与提升,这也是传统意义上的技术溢出效应。同时,发达国家制定的产品质量和环保标准及发展中国家制造厂商间的互相竞争,均会对我国制造企业技术创新产生积极的正面影响。然而,伴随疫情背景下贸易冲突常态化的不断持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逆全球化” 的思想引领下,通过构建各类贸易壁垒,不断加剧高技术产品对华出口的限制,对中国价值链参与企业技术攀升路径加以阻挠。例如,谷歌、芯片设计商ARM等公司相继限制或暂停与华为的业务合作,华为、中兴等中国企业频频遭到美国制裁威胁。在这样的情境下,中国企业技术创新路径要做好更多地依靠自主研发投入比例提高以实现自主创新的准备。
（三）增加企业价值链嵌入贸易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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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2014—2020年历年第一季度中国使用外资同比增速变化对比情况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
疫情背景下,贸易冲突很可能是加征关税的形式,这将直接增加外向型跨国制造企业的贸易成本,并降低企业利润,进而减少在华企业的竞争力,从而导致相关生产工序或企业的转移。这对于选择嵌入相关企业所构建价值链生产体系的中国制造厂商而言,很可能会造成更大的冲击与影响。例如,日本小松公司宣称,因为贸易摩擦与冲突问题将导致2018财年公司增加约2.4亿元人民币成本,因此将部分生产线从中国分别移至日本和墨西哥。全球技术领先的化工巨头之一日本旭化成(Asahi Kasei)决定将中国工厂迁回日本,因为该工厂的原材料在美国加税清单上。而由于跨国制造企业选址决策方面的变更,中国相关行业的本土上下游关联制造厂商很可能面临“断链” 的风险。此外,根据不完全契约及全成本比较优势理论,贸易成本还包括制度成本、履约成本、环境成本等。这也意味着生产高技术含量产品的专有投资会面临更高“敲竹杠” 的风险,从而相比一般劳动密集型商品更依赖于契约精神和稳定的制度环境。因此,疫情背景下,贸易冲突的持续很可能对全球贸易体系带来强烈的冲击,尤其将减少制造厂商把较高技术含量产品的生产环节配置到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意愿。上述分析还表明,相关机制在一定程度重构了技术创新的路径。疫情背景下,贸易冲突增加跨国制造企业价值链嵌入贸易成本也可能成为改变我国企业价值链嵌入技术创新路径的重要渠道。
（四）增加价值链嵌入企业收益的不确定性
疫情背景下的贸易冲突常态化削弱了投资者的信心,反映到资本市场上体现为资金的净流出、公司股价的下跌,而反映到外汇市场则体现为外汇流出、货币贬值。疫情全球蔓延以及各国贸易摩擦与冲突加剧以来,我国大量出口制造企业生产与销售受挫,A股市场反应强烈,出口规模的缩减也进一步减少国际收支顺差,威胁人民币币值的稳定。事实上,人民币汇率的波动预期都将传导到制造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增加了我国全球价值链嵌入企业风险和收益的不确定性,从而引导我国制造厂商重新制定中间品生产与加工计划,并迫使跨国公司重新考虑生产环节的转移与全球部署,加速全球价值链格局的重新洗牌。
此外,价格在极大程度上影响了需求的波动。疫情背景下部分针对我国的贸易冲突常态化举措,很可能将直接导致海外自中国进口最终品及各类生产所需中间品价格的上涨,进而降低国外消费者对中国进口商品的需求。可能出现的结果是：一方面,跨国公司在中国布局生产环节将减少其自身收益,进而导致跨国公司将生产环节转移出中国；另一方面,中国外向型制造厂商为了对冲在贸易冲突伙伴国市场受益的损失,很可能被迫进一步开拓东南亚、非洲等其他存在贸易冲突可能性更低的新兴市场。这两种情况都将导致全球价值链的重构,并对我国现有的全球价值链嵌入模式造成冲击与影响。
四、我国应对疫情背景下贸易冲突常态化的策略分析
贸易冲突常态化改变了世界经济和贸易格局,必然导致全球价值链重新布局,疫情背景下又加强了这一趋势,面对全球价值链可能出现的“去中国化” 现象,必须积极应对。为此,提出以下四点对策：
（一）延伸国内价值链，打造全产业链生产模式
国际分工固然可以提高生产效率,然而在疫情冲击很可能导致贸易冲突常态化的前景研判下,面对不稳定的国际贸易环境,伴随跨国厂商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布局可能进行的转变,某些行业、领域和环节的国际分工可以考虑向国内分工的方向积极引导。首先,要正视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更高,原先吸纳了大量劳动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面临淘汰升级,而中西部地区则拥有劳动力和自然资源丰富的特点,推动这些产业向中西部转移成为应对其向东南亚等国家转移进而引发相关行业“脱链” 的必然之举。因此,政府应进一步提高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营商环境,打造东西部产业协调发展的良好格局。其次,对于具备产业集群能力的工业园区,要给予政策支持,鼓励其引进国内其他区域园区资金,形成多家零部件供应商围绕某一家大型企业的生产局面,达到产业集群的外部范围经济,从而缩短复杂价值链长度、保障供应安全,促进国内价值链与全球价值链的协同发展。最后,要鼓励企业更多选择本土的供应商,这不仅需要企业自身的积极参与,也需要政府的积极推动。尤其像芯片等严重依赖西方的关键生产零部件,政府层面更有必要推动一系列措施来保障我国外向型制造企业能够获取研发所需要的足额经费,并在此基础上出台相关激励条款来对产品不断迭代更新加以带动,进而形成全行业制造生产能力迅速提升的正向良性循环。
（二）加大基础科研投入比例，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近年来,贸易冲突不断加剧甚至出现常态化趋势,科技脱钩现象日渐显著。考虑到未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贸易冲突常态化背景下,通过构建各类出口限制措施来限制中国核心技术获取的做法将愈演愈烈,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必须要依靠自主研发,可以说是疫情全球蔓延、全球贸易冲突加剧以来最深刻的教训。我国制造业虽然强大,但是在基础材料和元器件等高精端环节却长期处于弱势。本土企业的研发投入也更倾向于应用研究,以期获得更快的市场回报。我国应鼓励企业以更高水平参与全球价值链,加大技术研发,提高产品质量,最终提升产品竞争力。
从科技部的统计数据看,尽管目前我国研发费投入每年世界排名第二,但仍然不及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一半,尤其在科技创新产业的基础性研究领域,我国目前原始创新投入经费只占全国总研发经费投入的5%左右。从市场端看,“卡脖子” 这三个字再一次让中国科技企业体会到在全球市场上竞争的“无根之痛”。在传统芯片领域,中国与世界前沿水平仍存在较大差距。在核心技术方面,美国掌握芯片设计工具、半导体制造等“根” 技术,同样成为中国AI企业在产业价值链组织与参与的每个环节都受制于人的主要原因。
综上,安全可控的核心技术是支撑我国更好地适应经济新常态的发展需要、克服疫情及贸易冲突常态化叠加所带来双重不利影响的核心关键。因此,政府要完善创新治理相关政策体系,尤其在以5G、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兴技术领域,会给社会生产结构带来深刻的变革,也是各国正在抢占的代表未来方向的高端领域,应该出台相关产业政策,合理引导资金投入到这些领域。同时,还要进一步提高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合理引导企业攻坚克难,加大基础研发资金投入比例。
（三）积极主动参与国际合作与治理，推动企业跨国经营成本降低
针对疫情背景下贸易冲突常态化引发的全球价值链重构,对我国制造企业价值链嵌入可能推高的企业全球价值链嵌入成本,我们可以考虑对企业适当进行一定数额的补贴。例如,为缓解由于加征关税给我国企业带来的成本压力,为企业跨国经营提供长期低息贷款或实行出口退税政策等。
此外,更为关键的措施在于,还应当更多地积极主动参与国际合作与治理。具体而言,首先要积极参与国际贸易合作,和主要贸易伙伴达成合作备忘录,并尝试和进口主要来源国建立供应链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其次,鼓励外向型制造企业“走出去”,在全球配置各个生产环节,建立多元化多层次供应体系,保障供应安全,以应对潜在的供应链中断所带来的跨国经营成本提升。再次,要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加快多、双边贸易协定谈判和自贸区建设步伐,推进制造业服务化以及服务贸易便利化,同时扩大资本项目下人民币的开放程度,推进人民币走向国际化。加大放宽外商投资领域以及不断推动外资准入门槛与条件的降低,构建更加公平良好的外商市场竞争环境。最后,疫情背景下贸易冲突常态化导致全球价值链重构,原有的贸易格局和贸易规则得到刷新,为了应对相关冲击对我国外向型制造企业全球价值链嵌入所带来的成本攀升,宏观政府层面还应当更加积极地参与全球贸易治理和新的全球贸易规则制定,切实维护我国利益并承担对等的义务,提升我国在新的全球贸易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并为营造公平公正的全球贸易环境做出相应努力。
（四）推进进出口市场多元化发展，控制企业跨国经营风险
在疫情影响和贸易冲突常态化叠加的未来,进出口市场越集中于某一国家,我国相关行业所遭受冲击的可能性及强度也就越大。对于我国某些高度依赖美国或欧洲市场的外向型生产企业而言,要积极调整采购和销售战略,减少因贸易冲突所可能带来的风险和损失。
对外向型制造企业而言,在进口市场上,要加大拓宽关键零部件的进口多元化来源渠道,确保稀有原材料和关键零部件的长期稳定供应。此外,要加强对各个国家政策的了解,充分响应我国“一带一路” 政策支持企业的相关号召,在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朝着进口市场多样化和成本最小化的目标前进的同时,切实将“一带一路” 政策实践推广,以实现政府利政与企业跨国经营风险降低的有效结合,推动政府与企业之间关系的良性互动与循环。在出口市场上,应进一步开拓发掘“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消费潜力,提供多元化的产品,以便更有针对性地满足不同国家的消费需求,从而更加积极有效地拓展出口空间,朝着出口市场过度集中风险降低以及出口市场多元化和收入最大化的目标前进。
此外,考虑到贸易冲突常态化的趋势,我国企业必须树立风险防控意识,与国外合作企业保持沟通,规避或减少损失。例如,我国企业可通过投保出口信用保险或援引不可抗力条款及时止损；当海外客户因为对未来局势不明朗而犹豫不决时,我国企业可在价格和其他条款上做出一些让步,从而减少由于贸易冲突及疫情持续所导致的全球价值链重构对我国经济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与冲击。从长期看,为保证供应链安全,有效降低“断链” 风险,我国要重视补齐制度短板、提高关键技术、弥补风险漏洞,从而提升对外开放型现代经济体系的抵御外部风险和恢复能力。
参考文献
东艳,马盈盈.疫情冲击、中美贸易摩擦与亚太价值链重构——基于假设抽取法的分析.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20(4)：110-123.
林发勤.疫情之后,全球化方向会改变吗.进出口经理人,2020(5)：14-16.
李雪,刘传江.新冠疫情下的中国产业链风险及重构和现代化.经济评论,2020(4)：54-60.
何波.新冠疫情全球扩散对中国开放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影响.上海经济研究,2020(6)：45-52.
孔庆峰.新冠疫情下的国际贸易趋势研判.国家治理,2020(23)：23-25.
孟祺.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对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影响.财经科学,2020(5)：77-91.
苏庆义.当经济全球化遭遇疫情全球化.中国外资,2020(7)：28-29.
盛斌.全方位应对疫情对全球价值链的冲击.社会科学报,2020(4)：3-4.
张慧慧.新冠疫情对我国国际贸易的影响及对策分析.商业经济,2020(8)：58-59.
The Normalization of Trade Conflicts and China's G lobal Value Chain Embedding in the Context of the Pandem ic
JIANG Hanm ing XIE Renfei
(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Abstract：The global spreading of the COVID-19 pandemic,in the current era of highly interconnected global production background,have had a huge impacton Chinese industrial participation in the global value chain.And at the same time,trade conflicts aremore likely to intensify and more tendency to show a trend of normalization in the future.Based on this,this article firstly analyzes the realistic background of the normalization of trade conflicts in the contextof the pandemic.It then focuses on the new characteristicsw ith regard to China's global value chain embedding since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Our analysis also investigate themechanism abouthow the normalization of trade conflicts in the contextof the epidemic affecting Chinese global value chain embedding.Our paper further provide the current strategic thinking and suggestions of Chinese companies in dealing w ith the normalization of trade conflict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pandemic.
Keywords：normalization of trade conflicts；embedding of GVC；COVID-19 pande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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