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供应链调整与中国产业应对
中美供应链调整与中国产业应对陶 涛
内容摘要：2020年年初以来，新冠疫情全球蔓延凸显了全球生产和供求网络的潜在风险，推动全球供应链的中期影响因素短期化、长期影响因素近期化，全球供应链调整加快，尤其是中美供应链。中美供应链体现了中美双方对彼此直接、间接的供给与需求关系，这种关系对彼此产业的贡献度、可替代性以及国家安全敏感度决定了当前中美供应链正在两个方向上调整：面向海外市场的中国生产将陆续转移到低成本中心或回流到发达国家；美国对中国核心技术和部件的供给限制不断升级。这种调整将导致中国产业规模缩减，同时降低了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国际技术流动红利。
关键词：新冠疫情 中美供应链 产业应对
全球供应链自20世纪90年代逐步形成以来,已经经历了一个起伏,正在面临迄今以来最大的转折点。2020年年初以来,新冠疫情蔓延作为一个全球性突发事件正在对全球化造成严重冲击。首先,新冠疫情全球蔓延凸显了依赖境外生产的风险,包括供应链过长的风险、生产集中的风险以及关键技术和部件依赖他国的风险等。其次,新冠疫情作为一个触发点激化了美国与中国的对抗,美国公开表明与中国供应链“脱钩” 的立场,中美摩擦从贸易领域迅速扩大到科技、金融等更多领域。这种对抗不仅带来地缘政治风险、全球治理变局,还将对全球新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格局造成巨大冲击。因此,新冠疫情可能使影响全球化的长期因素近期化、中期因素短期化,极速推进全球供应链格局调整,尤其是中美供应链调整。
判断中美供应链如何调整以及对中国产业带来什么影响,首先需要厘清中美供应链究竟是个什么样的“链” ,才能判定所谓“断链” 可能“断” 什么、测算可能“断” 多少,进而分析调整的方向与影响。本文分析新冠疫情蔓延对全球供应链调整带来哪些冲击,厘清中美供应链的供求关系内涵,测算中美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向上对彼此的贡献度。本文认为,中美供应链对彼此的贡献度和可替代性决定了彼此对中美供应链的依赖程度,而对供应链的依赖程度和美国政府认定的国家安全敏感度决定了中美供应链调整的方向和节奏。本文的分析表明,当前中美供应链正在两个方向上调整,一个是面向海外市场的中国生产将陆续转移到低成本中心或回流到发达国家,另一个是中国对美国的核心技术需求受限不断加码。这种调整对中国产业的冲击有两方面,一是产业规模缩减；二是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先进性将失去核心支持。为此,本文提出应对建议：生产线可能被转移出去的产业应利用窗口期加强中国生产的竞争力,提高生产线转移的成本；建设自主创新友好型的制度和市场环境,促进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进步和产业应用；鼓励非先进性产业的外商直接投资。
一、新冠疫情加速全球供应链调整
生产跨境分割的主要动力是国家之间的要素成本差异,成本包括零部件多次跨境的贸易成本和组织海外子公司或外国供应商生产的协调成本。政治、经济和技术进步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生产跨境活动的环境和成本。
（一）生产成本、市场结构和新技术革命等长期因素驱动跨境生产空间结构调整
20世纪90年代初东西冷战结束,越来越多的低成本国家参与全球分工；西方主导的贸易自由化降低了贸易投资壁垒,跨境生产逐渐兴起。21世纪第一个10年,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进一步提高；信息通信技术革命(ICT革命)降低信息通信成本和协调成本；体量庞大的中国全面融入全球化；越来越多的企业可以在地理范围更大、更分散的生产和供求网络中获利,跨境生产和全球供应链极速扩张；供应链趋于全球化、复杂化与长链化；生产地具有集中性,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生产和供应中心。进入21世纪第二个10年之后,全球化条件和环境发生了一些变化。区域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水平上升增强区域化的吸引力；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及其应用提高了生产效率以及生产、供应与市场的匹配能力,使跨境生产的吸引力有所下降；中国的生产成本上升、国内市场扩张,作为成本中心的优势减弱,作为需求中心的优势增强。中国作为东道国生产成本的变化必然使跨国公司调整其跨国生产决策,比如缩小或撤回投资、改变离岸外包地点等。尤其对于供应母国市场的产品而言,劳动力成本差距缩小,协调和运输成本过高,以及缺乏质量保证和供应市场的灵活性等是跨国公司将生产搬回国内的主要原因。对于市场面向全球的产品,随着中国生产成本上升,跨国公司可能考虑将全部或部分生产从中国转移至劳动力成本更低的东南亚国家。但东南亚国家也有其短板,诸如基础设施不完善、工人技能和规模不足、国内供应网络不畅以及政治风险等,高端制造业在短时间内很难搬迁过去。
另一个影响跨国公司跨境生产布局的长期因素是技术进步。20世纪90年代,ICT革命降低了信息通信成本和协调成本,使得企业可以在地理范围更大、更分散的供求网络中获利,推进了全球价值链的扩张。而21世纪以来新一代信息技术革命以及工业4.0萌芽对全球化的影响可能正相反。研究发现工业4.0可能从两个方面促进跨国公司将生产撤回本国(回岸生产)或周边地区(近岸生产)：其一,工业4.0生产技术将大大提高企业的生产率,在母国生产的劳动成本劣势被抵消；其二,工业4.0因有望实现增值流程和业务模式的智能、实时、水平和垂直整合,而大大提高生产、供应与市场的匹配度,正好弥补了全球生产网络所牺牲掉的灵活性。由于工业4.0尚在萌芽期,技术进步还没有对去全球化造成实质影响。但长期来看,随着工业4.0的推进,发达国家生产效率提高,本国生产成本下降,将吸引更多的生产线回归发达国家。
（二）近中期内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措施正在吸引制造业回流，跨境供应短链化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深重影响触发了发达国家对全球化的反思。首先是对去工业化/产业空心化趋势的反思。自20世纪60年代至金融危机之前,发达国家的制造业越来越多地向低成本国家转移,工业产值比重不断下降,工业产品竞争力也趋于下降,总体呈现出去工业化的趋势。一些观点认为去工业化导致美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失衡、消费与投资失衡、进出口失衡以及收入分配失衡等经济结构失衡,是金融危机的深层原因。基于这种反思,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开始推行“再工业化” 战略。
其次,反思全球化的收益。从理论上来说,自由的国际分工是对全球资源的最有效配置,所有参与者都可从中获益,但同时带来国内要素和收入的重新分配。在传统贸易方式下,美国纺织、钢铁等进口替代产业的就业受到了冲击。但是,Baldwin(2016)指出在基于生产环节或任务的国际分工形式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实际上形成了“总部经济” 和“工厂经济” 的分工,为了保证离岸活动顺利进行,发达国家将知识与工作岗位一起离岸。离岸生产让发达国家更多劳动者失去工作岗位,“知识离岸” 则打破了发达国家在知识上的垄断地位,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则利用这两方面转移快速地完成工业化、实现经济总量扩张。这种利益分配的失衡让发达国家普遍感到焦虑,尤其是劳工阶层普遍有无助与被剥夺的感觉,由此导致了反全球化的思潮。
第三个对全球化的反思有关美国的先进技术优势和国家安全。以美国为主导的发达国家认为,正是资本、生产、服务和技术的全球化使新兴经济体发展壮大,不仅令中国工业竞争力不断提高,甚至新一代信息技术也在快速崛起,已经到了威胁到其先进技术优势的地步。这种威胁关乎美国的再工业化、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
出于对全球化的深度反思,美国确立了美国利益第一的战略,对有悖于美国利益的贸易和要素流动设置障碍。如特朗普总统上台后退出多个多边协定,并重新修订若干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同时针对产品或国家提高贸易壁垒,如2018年对进口的钢铁加征25%的关税,对进口的铝产品加征10%的关税。特朗普政府还挑起针对中国的贸易摩擦,不断提高中国出口到美国产品的关税,同时要求中国增加自美国的进口,开放国内市场以及调整国内结构。自2018年7月到2019年9月,美国分阶段对500亿、2000亿、3000亿美元从中国进口商品加征25%、10%(后提高至25%)和15%关税。从美国分阶段实施关税政策的产品来看,对中国产业打击越大,同时对美国生产和消费影响越小的产品越早进入关税清单。
与此同时,美国不断加强投资审查和出口管制,对可能影响美国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的跨境交易进行审查和限制。2018年8月,美国通过《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和《出口管制改革法案》,扩大了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的审查范围并修改审查程序,加强审查针对美国公司的外国投资,对可能威胁美国技术优势,尤其是关键技术的外国直接投资采取行动。同时,将出口管制扩展到新兴技术和基础技术。关键技术包括美国军需品清单、商业管制清单上的某些项目和出口管制改革法案识别和管制的新兴与基础技术等。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2018年11月发布技术出口管理新提案,列出14类可能影响美国国家安全的新兴和基础技术。
（三）新冠疫情推动长期因素近期化、中期因素短期化，加速全球供应链调整
新冠疫情不仅正在夺去成千上万的生命,还带来工厂停工和服务停顿。口罩、防护服、呼吸机等医疗防疫物资需求暴增一度导致全球一物难求。一国一地区停产引发全球供应链陷入混乱,各国不得不紧急启动或扩大紧缺物资的国内生产。新冠疫情全球蔓延凸显了全球性生产和供求网络的潜在风险：跨境供应链越长,涉及的国家越多,风险越大；生产越集中,风险也越大；关键技术和零部件的供应越依赖某一国,风险越大。
疫情的蔓延必然促进各国推进旨在降低对境外生产依赖的调整。比如提高国产的比重,缩短跨境生产链的长度,境外生产更集中于临近的国家、友好国家等。新冠疫情作为一个全球性突发事件可能推动新一轮信息技术和新工业革命的加速应用和发展,使影响全球供应链的长期因素近期化；推动发达国家强化再工业化战略,使中期因素短期化。全球供应链和全球化格局调整加快是必然的趋势。
全球供应链调整的基本方向将是：发达国家越来越多的跨境生产回流本国,尤其是重要物资以及定位母国市场的产品生产,国内生产链延长,跨境生产进一步收缩,即短链化；在空间结构上,更多流向区域内和“友好” 的低成本国家。
中国是全球跨境生产最为集中的生产地,也是关键技术和零部件需求量最大的国家之一,不可避免地首先遭受冲击。加之美国已经将中国作为战略竞争对手,中美之间的对抗升级不可避免。随着新冠疫情持续蔓延,美国正加紧通过旨在强化美国技术优势、遏制中国技术进步以及加强“友好国家”技术/经济联盟的措施,推动跨境供应链“去中国化” ,某种程度上与中国供应链“脱钩” 。
二、中美供应链调整的趋势
美国“去中国化” 的措施有两方面：一是减少在中国的生产,以降低对中国生产的依赖；二是中断或减少对中国关键技术和零部件的供应,以打击中国先进技术和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维护美国经济安全。两国供应链是互利的,完全脱钩对美国也不利。美国会分别根据对中国生产的依赖度和国家安全敏感度有选择有步骤地采取措施。哪些领域对中国的供应涉及国家经济安全,由美国政府相关部门认定。美国对中国生产的依赖度取决于中国生产对美国产业的贡献度以及中国生产的可替代性。中国生产对美国产业的贡献度越高、可替代性越低,美国对中国生产的依赖程度越大。对美国贡献度高、容易替代的中国生产会首先受到冲击,不易替代的中国生产短期受到冲击的可能性低。
那么,中国生产对美国产业的贡献度有多大呢？中国哪些生产对美国的依赖程度比较高呢？在测算两国产业对彼此的贡献度和依赖程度之前,首先要厘清两国供应链的内涵究竟是什么。
（一）中美供应链存在于直接、间接的供求网络中
供应链指的是从最初投入到最终产成品之间各供应环节形成的链条。跨国供应链则至少有一个生产环节在境外,体现了跨境生产或供求关系,不包括一国最终产品出口的情形。理解跨境生产网络中的供求关系有两个维度,一个维度是直接和间接关系,一个维度是供给和需求关系。对应四种关系：直接投入、间接投入、直接需求和间接需求。在中美供应链中,中国作为供应方,对美国有直接投入,也有间接投入。比如中国企业在iPhone全球价值链中有两个角色,一个是iPhone的供应商,出现在iPhone的物料清单中,对iPhone生产有直接投入；另一个是其他iPhone供应商的供应商或生产基地,没有出现在iPhone的供应商名单中,通过美国、日本和韩国等国供应商间接供应iPhone生产,是内嵌在他国投入中的间接投入。iPhone的生产高度集中于中国,从中国的角度看,相当一部分是通过东亚生产网络形成的间接供应关系。从美国视角来看,苹果公司直接从中国供应商购买的中间品是直接需求,从美国、日本和韩国等国供应商购买的中间品中所包含的中国投入是苹果公司对中国的间接需求。
从中国作为需求方来看,中国对美国投入品有直接需求,也有间接需求。随着中国经济崛起和产业发展,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通过全球采购或跨国生产,利用发达国家的先进设计和零部件,开发和生产自有品牌产品。比如中国的汽车和电子企业,从美国购买大量设备、零部件、软件,这是对美国的直接需求。同时,中国企业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购买的中间品可能使用了美国的设备、软件或零部件,那么,中国在对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有直接需求的同时,也存在对美国的间接需求。反过来,同时也体现了美国对中国的直接投入和间接投入。
可见,双边供应链既包括直接供求链,也包括以某种网络形式呈现的间接供求链。中国对美国的直接投入和对美国的直接需求(美国对中国的直接投入)是直接供求链；中国对美国的间接投入和对美国的间接需求(美国对中国的间接投入)是间接供求链。当间接供求链条长且空间结构比较复杂时,双边供求关系可能嵌在全球性或区域性供求网络中。比如当今电子产品和汽车产品生产都是一个全球性和区域性相互嵌套的网络,参与其中的双边关系都是网络中的一部分。这时,一国产业对另一国产业的影响不再是该产业增加值的规模,还涉及所有与该增加值有关的供应链。也就是说,中美供应链对中美两国的影响还包含了参与中美供应链的其他国家附加值的贡献。所以,双边供应链对彼此的贡献要大于两国参与的生产活动。简单来说,由于多国的参与,双边产业对彼此的贡献都被放大了。反过来看,如果两国的供应关系中断,对两国产业的冲击也将超过彼此参与的增加值规模。
（二）美国对中国生产的依赖程度决定了中国供给链的调整
从中国供给,即从美国需求的链条上看,美国的态度取决于美国产业对中国供给的依赖程度。依赖程度又取决于中国生产的贡献度以及可替代度。产业贡献度反映了美国生产对中国增加值及其供应链的需求程度与方式,可替代度决定了美国是否能够寻求到替代品以及替代品的成本。
中国作为供给方,为美国提供直接和间接投入,对美国产业的贡献体现在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中国贡献的增加值规模,包含中国产业以直接方式或间接方式投入到美国产业的增加值,即美国产值中所包含的中国增加值含量。产业贡献度指标可以反映这个层面的贡献程度。计算方法就是将美国某产业的总产值分解为各投入行业的增加值,其中中国某行业增加值的占比就是中国某产业对美国该产业的贡献度。产业贡献度实际上反映的是中国增加值的贡献度。本文利用2014年WIOD数据计算了中国56个行业对美国同行业的增加值贡献度。产业增加值贡献度排名前5位的制造业依次为计算机电子(0.56%)、机器设备(0.28%)、化学化工(0.28%)、电气设备(0.20%)和黑色金属产业(0.18%)。其中,计算机电子产业的中国贡献度最高,且大大超过其他产业。
中国生产对美国产业贡献的第二个层面是中国生产所关联的供应链。当中国增加值以间接方式被美国使用时,中国增加值所附带的其他国家增加值也被美国产业使用,共同成为美国产业产值的一部分。美国如果禁用中国投入,在中国投入一时难以被替代的情况下,所有包含中国增加值的供应链都会中断,美国产业损失的将不仅是中国增加值,还包括这些供应链所涉及的所有增加值。这是中国生产的供应链效应,也可以理解成中国增加值的放大效应,可以由产业供应链贡献度(陶涛和肖迎春,2020)来反映。产业供应链贡献度是中国投入所参与的所有供应链上增加值之和占美国产值的比重。中国间接投入的规模越大,涉及的生产链越长,每个链上的附加值越高,对美国产业的供应链贡献度就越大。根据陶涛和肖迎春(2020)的计算方法,中国对美国产业的供应链贡献度最高的前5个产业也是计算机电子、机器设备、化学化工、电气设备和黑色金属产业。中国计算机电子产业对美国该产业的供应链贡献度在2.25%～2.65%之间,是产业增加值贡献度的4～5倍。
显然,中国生产对美国贡献最大的产业是计算机电子产业、机器设备和化工等产业,而且供应链的放大效应也较大,表明较多中国投入是附带在其他国家中间品上用于美国的。中国生产和供应链的贡献度越大,也即美国对中国的需求程度越高,美国越希望脱钩。
美国是否对中国贡献度高的产业立即采取行动,还取决于中国生产或投入品的可替代程度。投入品的可替代性可以从两个视角来看。一个是成本优势视角,一个是技术优势视角。从技术上看,中国生产的可替代性很高。中国生产的优势在于成本,包括要素成本和国内供应链成本。尽管中国生产或投入品在全球占比很高,但并不意味着不可替代,只是成本高低而已。向低成本中心转移以及使用自动化或智能生产,中短期内都可能被替代。也就是说,美国对中国生产的依赖程度相对较小。从这个角度讲,美国可能根据中国生产的相对替代程度以及替代成本逐步调整中国供应链。可替代度高的中国生产会最早受到影响。也就是说,中国生产对美国产业的贡献度越高、可替代度越高的产业最先受到冲击,其次是可替代度低的产业。
（三）美国技术和产品的国家安全敏感度决定了中国需求链上的调整
在美国供给、中国需求的链条上,关键影响因素是美国政府认定的国家安全敏感度。被美国政府认定对美国先进产业和国家经济安全敏感的技术、中间品可能遭禁供、限供。敏感度越高,禁供、限供的措施出台越快,也越严格。美国新近出台的出口管制和投资审查法规中已经明确一系列有关国家安全的领域。2018年年底,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发布的技术出口管理新提案列了14类可能影响美国国家安全的新兴和基础技术,包括生物技术,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技术,定位、导航和定时技术,微处理器技术,先进计算技术,数据分析技术,量子信息和传感技术,物流技术,增材制造,机器人,脑—机接口,高超音速空气动力学,先进材料,先进的监控技术。涉及以上新兴和基础技术的美国供给被禁或受限对中国相关下游产业产生冲击。其他未列入的美国技术和中间品对中国的投入短期内不会受到影响。
三、中美供应链调整对中国的冲击
中国生产向低成本国家转移或回流到发达国家,以及美国对中国的核心技术断供,这些调整对中国产业的影响既有产业规模上的,也有产业发展上的。
（一）中美供应链调整对中国产业的产值造成冲击
中美供应链调整对中国产业的影响首先是规模上的,供求两个链条上都会影响产业规模。
在供给链条上,如果美国限制或减少中国投入,将降低美国生产中直接、间接使用的中国增加值,中国外需下降,产业规模相应减少。减少的最大规模是美国产业的中国增加值贡献度。表1列出了中国增加值对美国产业贡献度最大的前6个产业。如表1第二列所示,中国计算机电子产业的增加值对美国同产业的贡献程度最大,约0.56%,表示美国计算机电子产业的总产值中有0.56%的增加值是由中国该产业直接或间接提供的。如果美国完全停止使用中国计算机电子产业的中间投入,将使中国计算机电子产业损失相当于美国该产业总值的0.56%。这是极端情形,现实情形会小于这个比例。
在中国需求、美国供给链条上,如果美国限制直接、间接对中国的供给,中国产值损失的将不仅是美国投入的增加值,还包括内嵌美国增加值的其他国家投入的价值。具体规模可参照美国产业对中国产业的供应链贡献度。如表1第三列所示,美国产业对中国产业供应链贡献度最高的计算机电子产业,供应链贡献度在0.80%～1.16%之间,表明美国对中国计算机电子产业的中间投入及相应供应链总值占中国计算机电子产业总值的1%左右,如果美国计算机电子产业对中国停供,将使中国计算机电子产业损失1%左右的产值。如果供求两个链条同时受限制,中国产业将遭受双重损失。比如中美供应链联系最为密切的计算机电子产业,可能既损失给美国加工的产值,同时还损失直接、间接利用美国中间投入所带来的投资、产值。
本文用同样的方法也测算了中美供应链调整对美国产业的可能影响。表2第二列是美国对中国产业增加值贡献度,反映美国停止对中国供给对美国产业的影响。第三列是中国对美国产业的供应链贡献度,反映美国停止使用中国直接和间接投入对美国产业的影响。表中所列影响最大的前7个行业,除了矿业,其他与表1所列行业一致,表明两国供应链关系密切的行业基本一致。对于排位第一的计算机电子产业而言,美国增加值对中国的产业贡献度是0.39%,低于中国增加值对美国该产业的贡献。中国对美国该产业的供应链贡献度要大于美国供应链的贡献度,所以停止使用中国的中间投入对美国产业产值的影响要大于中国停止使用美国投入的影响。
总体来看,中国的增加值与供应链对美国产业的影响都要大于美国对中国的影响；从供求的总和影响看,中美供应链对美国的贡献要比对中国贡献大,所以如果中美断链对美国产值的影响更大,尤其是计算机电子产业。但是从供应链的依赖度来看,情况就不同了。
表1 中国供应链调整对中国产业产值的最大影响（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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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根据2016版WIOD数据库计算，该数据库数据更新到2014年。
表2 中美供应链调整对美国产业的影响（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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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根据2016版WIOD数据库计算，该数据库数据更新到2014年。
（二）对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和产业的先进性造成冲击
中国生产的优势主要在于成本,美国中断中国供应链的代价是更高的生产成本。而美国技术和投入品的优势在于技术先进性,可替代程度低。美国一旦禁供,中国下游企业可以从其他发达国家采购部分替代品,但有些美国技术和投入品不可能有替代品。从华为遭禁供可见一斑。虽说华为通过自研芯片和扩大国内代工,基站和手机的供应链国产化程度已经明显高于国内其他企业,但部分核心器件依然离不开美国。2019年受到美国制裁后,华为在加快自主研发的同时,已经快速调整了供应链,更多转由日韩供应商供货,但射频前端等部分核心器件依然依赖美国。据日经新闻报道,受制裁后华为高端机中国产零部件的使用率已经从总价值的25%左右大幅上升到约42%,美国产零部件则从11%左右大幅下降到约1%。直接使用美国零部件虽然降到了最低水平,但很多华为的日韩及中国台湾供应商使用了美国技术、设备或零部件,随着间接投入陆续断供,华为供应链濒临断裂。
一段时间内,依靠美国核心技术的下游或终端生产企业将不得不使用非先进技术和低技术含量的投入品,最终品的质量、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和产业的先进性都会遭受打击。
四、中国应对的思路
综上,中美供应链的调整趋势对中国产业的冲击不仅是产业规模上的,还可能使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先进性失去核心支持。中国对此需要有必要的应对。
第一,利用生产线转移出去的窗口期,进一步提高中国生产的竞争力,提高跨国公司转移生产线的成本,延缓生产大规模转移对产业的冲击。在中国供给的链上,中国生产具有可替代性,但是需要时间和成本。这就意味着中国不是完全被动的,窗口期依然存在。中国生产越具有竞争力,将生产转移出去的成本就越高,转移期就会拖得越长。首先,将中国生产向越南、菲律宾等低成本国家转移受到当地加工能力和供应链长度限制,服装、鞋帽等生产链短的生产线能较快地转移过去,供应链较长、规模大、加工精度高的生产线短期内很难转移过去。目前转移出去的生产链比较分散,还没有形成规模化的生产中心和成系统的供应链。其次,将中国生产向发达国家转移依赖于技术进步能在多大程度上降低发达国家的生产成本。高盛公司2017年的一份报告指出,将苹果手机的生产线全部由中国搬回美国,将使生产成本提高37%。通过产品设计集约化和生产线自动化,有望削减一半的新增成本,而生产调整至少需要5年时间。生产线转移的成本和时间为中国生产进一步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提供了窗口期。窗口期内,国内可进一步推进市场机制改革,扩大产业开放领域,降低贸易和投资壁垒,提高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程度,改善国内营商环境,促进企业提高生产率。目标是进一步降低中国生产的成本、提高中国生产的质量,让中国生产更具竞争力和吸引力。
第二,强化激励自主创新能力,加快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进步和新工业革命的进程。在中国对美国需求的链上,美国断供相当于降低了中国的后发优势和国际技术流动红利。这意味着在先进技术领域,企业通过模仿创新以及国际分工的技术溢出技术创新的国际环境恶化,企业需要强化自主创新的意识和能力。也需要政府从制度上进一步改革创新,强化激励自主创新的国内制度和市场环境,进一步创造有利于新一代信息技术进步和工业智能化应用的环境。当前,新一代信息技术和应用是世界技术前沿,也是中美产业竞争的高地。在这个领域领先,才能消除美国禁供的负面影响。
第三,进一步开放,吸引以中国市场为导向的外资,加大非先进技术领域的分工与合作。虽然定标海外市场的中国生产线受到冲击,但中国庞大的国内市场对跨国公司依然具有巨大吸引力。通过进一步开放,吸引汽车、机械、化工等产业的外商投资进来,参与他们的供应链,通过分工合作增加产值、改进技术、提高效率,夯实基础产业,为产业的信息化和智能化创造条件。
参考文献
陶涛,肖迎春.中美供应链脱钩对产业和GDP的影响.2020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国际贸易论坛会议论文,2020.
Badlwin R.the Great Convergence：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New Globalization.Belknap Press,2016.
Goldman Sachs Group.Made in the USA…or China？25 Years of Supply Chain Investment at a Crossroads.New York：Goldman Sachs Group,2017.
Sino-US Supply Chain Adjustment and China's Industrial Response
TAO Tao
(School of Economics,Peking University)
Abstract：The global pandemic of the COVID-19 since the beginning of 2020 has escalated potential risks of global production and exacerbated supply and demand networks.M id-term impacts to the global supply chain has been shorten to short-term,and long-term impacts to the global supply chain has been brought to near-term.Redistribution speed of the global supply chain has been increased to a new level,especially the Sino-US supply chain,which reflects the direct and indirect supply and demand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Inter-dependency,substitutability and national security sensitivity determine that the current Sino-US supply chain is developing in two directions.Chinese production for overseasmarketsw ill gradually be shifted to low-cost countries or even returned to developed countries.The United Statesw ill continue to restrict core technology and component supply to China.The adjustmentw ill not only lead to a reduction in Chinamanufacturing industry but also a shrinkage of technology flow between international high-tech industries.
Keywords：pandemic of the COVID-19；Sino-US supply chain；industrial respo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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