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思想的精髓要义：法宝、和合与平衡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思想的精髓要义：法宝、和合与平衡何虎生 赵文心
[摘要]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思想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和完善，逐渐形成一个集理论观点、价值原则和实践方法于一体的科学体系。在新时代，其视野范围随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由中华民族向全体人类延展，这就要求我们将研究重点聚焦于处理好“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间的关系问题，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科学社会主义伟大复兴相贯通的视域下全面地理解和把握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思想的精髓要义——以“法宝”为核心的本质定位、以“和合”为核心的价值导向以及以“平衡”为核心的实践要求，从而能够把不断推动中国模式的成熟定型与深入挖掘中国经验的世界价值更好地协调统一起来。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思想；中华民族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思想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党的领导机构关于统一战线的理论观点、价值原则与实践方法的体系化总和。今天，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思想既被提升到“最大的政治”(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556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 的高度，又被拓展至“最大同心圆”(2) 习近平：《在中央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9-09-21。 的广度。回顾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思想近百年来的发展历程，从历史的思维深度、文化的底蕴厚度和哲学的站位高度出发，我们将其精髓要义归纳为以“法宝”为核心的本质定位、以“和合”为核心的价值导向以及以“平衡”为核心的实践要求。
一、是“治术”，更是“治道”：以“法宝”为核心的本质定位
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统战思想与中国统战工作的实际相结合，极富创新性地将统一战线的本质功能定位为“法宝”，并在实践中不断地调整、充实其内涵，当前实际上已经将其从“治术”(工具策略层面)提升至“治道”(国家制度模式)的高度。与西方的竞争型制度模式相比，以统一战线为底色的中国模式更加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解决复合风险挑战的制度优势，已然超越了西方标定的框架，站在了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潮头。
(一)统一战线不仅是汇聚力量的政治联盟，更是无产阶级的存在状态
有参照才能定位。相较于人类其他普遍的政治联盟，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提出的无产阶级统一战线，既有以无产阶级特别是无产阶级政党作为领导的特殊属性，又有以组织作为实体结构、以认同作为精神纽带的一般特征，意味着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兼具领导与成员两种角色。从根本上来看，这是由历史唯物主义所决定的，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前进性和曲折性相统一的具体表现，主要围绕着遵循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的“两个必然”和“两个绝不会”而展开。一方面，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所取代的历史趋势决定了无产阶级要领导统一战线的前进方向；另一方面，资本主义暂时还不会灭亡的现实情况决定了无产阶级要依靠统一战线力量的支持。
马克思强调“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3)，阐明了人类社会以阶级斗争为根本动力向前发展。当旧社会中的阶级对立激化到一定程度时，革命就会应运而生，孕育并创造新的社会。而在资本主义时代，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前者由于掌握了资本而成为权力的主宰者，后者则生活在前者无穷尽的剥削之中。此时，“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31、3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虽然资产阶级曾经是革命的，今天既通过科技革命发展生产力又通过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调整生产关系，尚未走到被彻底否定的最后阶段，但“资本主义无论如何不能摆脱百万富翁的超级利润，不能摆脱剥削和掠夺，不能摆脱经济危机，不能形成共同的理想和道德，不能避免各种极端严重的犯罪、堕落、绝望”(5)《邓小平文选》，第2卷，16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因此，“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6)。
而要达成彻底扬弃资产阶级的目的，无产阶级自身首先需要团结起来，建立一个能够代表本阶级利益、体现本阶级意志的政党组织，由自在进入到自为的发展阶段。与此同时，资产阶级“总是联合起来并且建立兄弟联盟以反对本国的无产者”(7)，于是，“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8)，只有联合同无产阶级有共同命运的阶级，才能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以全体被压迫者的联盟对抗全体压迫者的联盟。更为重要的是，与其他随着大工业发展而没落的阶级不同，无产阶级本身便是大工业的产物，他们丧失了一切旧社会的生活条件，没有任何私人的东西需要保护，他们只有摧毁至今保护私有财产的一切，才能从资本主导下的异化关系中得到解脱，因而具有最为彻底的革命性，必须“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413、313、419、43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在联合其他阶级的基础上保持自身独立性且掌握领导权。
由此可见，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本质即为扬弃当前历史阶段下的资产阶级统治而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开展的人类实践，因而必须不断地在改造社会与扎根社会之间找到平衡点，既以无产阶级特别是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为前提，又和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其他同盟者共在。在此意义上看，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绝不仅仅只是无产阶级汇聚力量的政治联盟，而更是其在完成以解放全人类来解放自身这一历史使命过程中的客观存在状态。
(二)统一战线不仅是中国革命夺取胜利的斗争策略，更是现代中国的建构道路
在早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基于“两个必然”倾向于以直接的国际联合来完成对世界历史发展的批判性建构使命，后期则着眼“两个绝不会”将该使命的达成诉诸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即无产阶级首先“把自身组织成为民族”(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4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融入各个民族国家的解放和现代化发展之中，同一切具有积极作用的力量联合起来，建立起为不同民族成员的生存发展和交流实践提供充足空间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最终突破民族国家的桎梏而实现世界性的联合。共产国际对该理念的传播使得无产阶级统一战线拥有与我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相契合的连接点，具有被中国共产党所吸收采用的可能性，并且实际上成为其领导广大人民建构现代中国的独特道路选择。
中国共产党的统战思想萌芽于在共产国际指导下开展的同国民党之间的联合政策，但国共合作破裂、中共组织发展遭受严重挫折的事实使中共明确意识到“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11)的真理，酝酿并产生了符合我国革命实际的统一战线思想。其中，统一战线的本质功能被创造性地定位为“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12)。“法宝”的含义本是能制伏或杀伤妖魔的利器，此种界定在某种程度上揭示出中共在将马克思主义统战思想中国化时的最初考量：一方面指明了统一战线首先是为革命战争服务的，其首要功能是克敌制胜，“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13)《毛泽东选集》，第2卷，745、606、61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另一方面，相较于“统一战线”这个专有名词，“法宝”取自中国传统神话传说，更有利于被当时文化程度普遍较低、不具备马克思主义专业理论素养的广大民众所接受和理解。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虽然在当时统一战线的最大作用是“斗争”而不是“联合”，但相较于激昂高亢的武装斗争，统一战线的鲜明特点在于它是一场潜移默化的革命，是谓统中有战，战中有统，至于何时进行“统”，何时又采取“战”，则完全以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利益为准，视革命的具体形势需要来定。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一方面游刃有余地采用时“统”时“战”、又“统”又“战”以及分对象、分阶段的方式开展统战工作，另一方面始终牢牢掌握着统一战线的领导权，体现了高度的政策灵活性和高超的时局驾驭智慧。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实力和对广大民众的号召力也逐渐由弱到强，其在根据地依据统战原则实行的“三三制”作为中国的局部政权建设实践，也表明统一战线已经不再仅仅作为党派团体之间类似纵横家互相制衡的斗争策略存在，而是开始向现代国家建构之道路进行转型。这一点由周恩来在中共七大上的发言中所提到的“联合政府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政权上的最高形式”(1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二十二册，291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提供了更为清晰的佐证。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努力团结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知识分子和民族资产阶级来争取国内的绝大多数，建立旨在反国民党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另一方面重视维持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平衡关系，在尽可能避免美国介入内战和积极寻求苏联支持的双重考量下竭力推动战后的“联合政府”方针。最终，由新政协会议制定的起到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规定“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15)，代行最高政权机关职权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1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1、4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使得新生的共和国无论是在国体还是在政体上都内在地包含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所有性质。
围绕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首先在与共产国际的博弈中取得了领导自主性，其次在与国民党的较量中赢得了领导主动权，最后在与各方面代表的协商中获得了领导合法性，一步步带领中华民族实现了从“东亚病夫”到站起来的伟大飞跃。在此意义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也可以表述为“没有统一战线就没有新中国”，统一战线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构现代中国时所选择与践行的独特道路。
(三)统一战线不仅是巩固执政的整合方式，更是民族复兴的制度优势
习近平强调:“统战工作的本质要求，是大团结大联合，解决的就是人心和力量问题。”(4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105、556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人心向背与力量对比正是决定国家认同是否巩固的两大核心因素，统一战线也因此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治理现代化密切相连。党的十九大提出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4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4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思想在巩固国家认同层面做出了顶层设计。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和合”思想以“和而不同”搭建起了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的相通桥梁，进而以之作基础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发展和铸牢提供了宝贵财富。
改革开放以后，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果断纠正错误，不仅恢复了统一战线的“法宝”地位，而且赋予其全新的功能定位，“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应当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总题目”(17)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新时期统一战线文献选编》，68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沿用多年的“革命统一战线”(18)叶剑英：《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经由“革命的爱国的统一战线”(19)《邓小平文选》，第2卷，20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最终被“爱国统一战线”(20)人民出版社编：《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的名称所取代。在蕴含着社会主义一致性的爱国主义视域下，江泽民提出的“四个离不开”(21)即“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离不开统一战线，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离不开统一战线，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离不开统一战线，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离不开统一战线”。参见中共中央统战部编著：《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史》，474页，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华文出版社，2017。和“三个决不能”(22)即“统一战线作为党的一个重要法宝，绝不能丢掉；作为党的一个政治优势，绝不能削弱；作为党的一项长期方针，绝不能动摇”。参见《江泽民文选》，第3卷，14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胡锦涛提出的“统一战线始终是推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重要法宝，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2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338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更是越来越鲜明地、彻底地体现出统一战线法宝功能的转变——从单纯的阶级联盟转向广泛的政治联盟，并且逐步内化为中国共产党开展社会整合、稳固执政地位的有效方式。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化，利益格局的固化、外部因素的侵入以及时代精神的变化在客观上呼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成熟定型。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24)李学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载《人民日报》，2014-02-18。统一战线作为现代中国建构的道路选择，其基因也涉及并嵌入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体系的各个层次和各个方面，且必将继续作为独特的制度优势辐射到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基本完成，然而四大阶级联合、五种经济成分共存的社会现状背后反映的是利益诉求的多样化，若不加以整合就势必会威胁到新生的人民政权和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巩固，因而此时的“法宝”不再是夺取革命胜利的利器，而成为开展社会整合的秘籍。但进入20世纪50年代后期，随着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左”倾，整个社会进入均质化的状态，以多元化为前提存在的统一战线失去了应有的功能价值，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甚至被扣上了“执行投降主义、修正主义路线”的罪名。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统一战线法宝功能的内涵扩展至夺取革命、建设、改革事业胜利的重要法宝，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重要法宝，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法宝这三个层次，站在历史经验和实践遵循的高度对统一战线的法宝功能做出了进一步阐释。这标志着统一战线越来越与我国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发展密切相连，越来越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世界治理体系变革息息相关，已经从“治术”发展为“治道”。
二、超越“冲突”，寻求“共生”：以“和合”为核心的价值导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复兴”无疑成为现阶段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思想的关键词。一方面，法宝功能的层次扩展使得统一战线能够以和而不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效服务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另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创造性理念的提出和完善使得统一战线能够以合作共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认同，最终服务于科学社会主义的伟大复兴。从本质上看，无论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国家建构视域下的统一战线，还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世界治理视域下的统一战线，都蕴含着我国传统文化中崇尚“和合”的价值导向，有利于在超越冲突、寻求共生中使人类拥有更为美好的未来。
(一)“和合”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切合人类文明进步需求
“文明是人类所达到的全部成就”(25) 费尔南·布罗代尔：《文明史：人类五千年文明的传承与交流》，37、28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我们可以发现，冲突与融合这对矛盾关系的此消彼长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推动力。然而，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当今世界充满不确定性，人们对未来既寄予期待又感到困惑”(26)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载《光明日报》，2017-01-20。，其不确定性的核心就在于人类文明“又一次站在了十字路口。合作还是对抗？开放还是封闭？互利共赢还是零和博弈？”(27)习近平：《同舟共济创造美好未来——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演讲》，载《人民日报》，2018-11-18。
伴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社会达尔文主义主张的弱肉强食法则已经不适合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强者为王”“赢者通吃”的生存逻辑也越来越无法在国际舞台上站稳脚跟，这一方面是由生产的社会化这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客观规律所决定，另一方面，近代以来占据了主导地位的西方文明奉行的是主客二分的哲学思维，天然地蕴含着对立、冲突和对抗的价值取向，且向来标榜自身的普世性和发展模式的唯一性，却在当今的全球性问题面前表现得捉襟见肘，迄今未能给人类文明的未来开出行之有效的新药方。“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28)习近平：《深化文明交流互鉴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超越“冲突”走向“共生”“共荣”，才是切合人类文明进步需求的立场觉悟。
“文明是异乎寻常的创造物，其长度超出了人们的所有想象”(29) 费尔南·布罗代尔：《文明史：人类五千年文明的传承与交流》，37、28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因而总是与历史和传统密切相关。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标识、记忆和载体，而“和合”文化正是这其中的精髓之一。习近平所提出的“‘和’指的是和谐、和平、中和等，‘合’指的是汇合、融合、联合等”(30)习近平：《之江新语》，150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就是对作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和合”思想的概括性阐释。可见“和合”应当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和”与“合”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说文解字》对“和”的解释为：“和，相应也。”(31)段玉裁：《说文解字注》，57页，北京，中华书局，2013。只有存在二者以上时才能称之为“相”，也才能呼“应”，由此可见，“和”所指代的是二者或多者之间的关系。谈及“和”，就不得不提到我国传统文化中与“和”相对存在的概念——“同”。“和”即“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 (32)，“同”则为“以同裨同，尽乃弃矣”(33)，故而“和实生物，同则不继”(34)陈桐生：《国语》，322、322、322页，北京，中华书局，2014。。也就是说，“和”是异质性事物的有机互补，“同”是同质性事物的简单相加，前者能够促进新事物的生成和成长，而后者只能加速事物的衰败和消亡。与“和”不同的是，“合，亼口也”(35)段玉裁：《说文解字注》，225页，北京，中华书局，2013。，在我国传统文化中通常与“离”相对，意指将二者或多者合为一体，与“和”一样也以多元要素的存在为前提，是包含着“和”的多样性的有机统一，而不是“同”的单一性重复叠加，也因此才有与“和实生物”类似的“天地合而万物生”(36)王先谦：《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356页，2012。的说法。只不过，与“和”更侧重于异质性关系的动态协调相比，“合”还有天道得合即在静态层面上达成一种最终圆满结果之意。
总而言之，“和合”思想主张在和而不同的前提下达成合作共赢，这种以“和”达“合”的深层思维方式，作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彰显着中华文明的根本特点，与以“分”即主客的二分为着眼点的西方古希腊文明本质相异，小到在个人层面强调人际和睦，大到在国际层面提倡协和万邦，包含着超越冲突、寻求共生的价值导向，契合了人类文明的进步需求，能够“以东方文化的综合思维模式济西方的分析思维模式之穷”(37)季羡林：《“天人合一”新解》，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3(1)。。而统一战线作为不同阶级阶层的联盟，旨在实现整个人类的彻底解放、建立真正的共同体，本身就内含了以“和”达“合”的实践途径与价值追求。现如今，包含有统一战线基因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正在对处于西方文明危机下的人类进行存在方式意义上的根本革命，致力于为人类文明从困境中探索一条新的出路。
(二)“和而不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契合民族国家治理诉求
当今时代，没有一个主权国家不是民族国家。民族国家作为文化和政治的复合共同体，同时赋予其中每一个成员民族和公民两种身份，意味着其要想达成现代化的有效治理，就必须不断借助组织和观念的力量来将民族认同整合进与公民身份相对应的国家认同之中。但“全球化不仅使公民身份与国家的关系变得不再牢靠，而且还使公民身份与民族的关系变得不再稳固”(38)基思·福克斯：《公民身份》，45页，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09。，强调差异的民族乃至种族认同被激发和凸显，威胁着公民身份的唯一性、平等性和神圣性，导致国家认同在世界范围内的普遍失落。我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也同样面临着诸如民族地区发展水平较低、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服务能力建设薄弱、涉及民族因素的矛盾纠纷上升、局部地区暴力恐怖活动活跃多发(39)等阻碍国家认同巩固的种种挑战。
例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其以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即人民政协为组织载体，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为理论根基，实际上并不仅仅局限于政党政治领域，而是包含了两个结构系统，一方面涵盖了党际之间的多党合作，另一方面囊括了界别之间的政治协商。前者当中的民主党派是后者之中的主要界别，后者在参与主体方面比前者范围更广，但二者都以中国共产党为唯一领导。在该制度的运行下，社会各界代表紧密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向上能够进入国家政权来反映意见诉求、参与政策制定，向下能够连接基层社会来广泛征求民意、了解群众需求。由此可见，该制度不仅具有权威性，而且具有开放性，不仅能够柔性调节多元利益、有序实现政治参与，而且能够有效杜绝西方竞争性政党制度带来的严重内耗和治理低效，现如今已经成为中国特色国家治理方案的突出代表。
作为中国古代的哲学观，“和合”思想中蕴含的“天下为怀”“天下太平”“天下一家”等理念促成了“天下”观这一与中华民族当时自在发展状态相契合的认知概念。以“天下”观为依托，“华”“夷”之辨成为区分客观存在的不同民族也即族群的基本观念。该观念在强调民族多样性的同时，也为其达成一致性提供了前提条件，即只要是认同中原文化的民族，无论其是否“非我族类”，都可“有教无类”，摆脱“夷”的身份而成为“华”，作为“天子”的臣民而被统一统治于“天下”之中。此种以儒家文化中的主权在君为核心所塑造出的共同体认同虽然具有被动性，但其也以内在具有的“和而不同”的灵活性和包容性，确保了多民族共存的“天下”自秦汉到明清始终保持着相对完整的大一统格局，从而为中华民族走向自觉即产生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关键的历史文化依托。最终，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赋予“中华民族”之“多元一体”的内涵，不仅立足于我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跳出了西方当时主张一国一族的民族—国家话语窠臼，而且以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创新有效调和了马克思主义民族观中民族自决与国家统一之间的张力，形成和确立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在本质上是以政党为核心的现代国家认同。
源自我国传统和合思想中“和而不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基于多元一体理论、在我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进程中被提炼出来的，也必将继续在民族国家建构的现代化进程中，即摆脱狭隘的族群民族主义的羁绊、铸牢国家认同方面发挥作用，突出表现为对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方面的助益。在一致性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能够使各民族成员认同国家的统一领导，巩固代表各民族成员根本利益的中央政府权威及国家主权；在多样性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能够使各民族成员尊重彼此的风俗习惯，激发在祖国大家庭中平等当家作主的热情，提升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三)合作共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符合世界秩序变革要求
当前，人类依然面临着恐怖主义、生态污染、疫情防控等全球性风险危机，但与新兴国家在全球公共产品供给方面的意愿和能力逐渐增强相悖的是，他们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决策权和话语权依然被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发达国家所压制，这说明现有的世界秩序出现了显著失衡而急需变革。基于此，习近平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崭新全球性价值理念。
该理念在很大程度上汲取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和合”基因，主要表现为不仅以“亲仁善邻”“万国咸宁”为源泉形成了超越国家、种族、宗教等的“天下大同”的国际观，而且以“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为起点将人际间关系从单一的国家层面引申到人作为“类”的本质层面，形成“以人类为本”的价值观，内在地包含着一个由个体向他人、向国家再向人类扩展，从而实现中国传统“和合”思想的终极追求即“天下归仁”的发展过程。其最终目标就是要通过合作共赢的方式使世界各国共享福利，彻底变革单个国家占据话语权的“霸道”，达成各国人民都能够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道”。
人类历史迄今为止尚未跃出阶级社会，而中国共产党倡导构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其立足社会主义发展现实状况而制定的国际统战新方略。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共产主义不是一种狭隘的地域的运动，无产阶级要获得彻底解放必须解放全人类，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42)习近平：《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是共产党人的必修课》，载《求是》，2019(22)。建立国际统一战线的初衷就在于突破国家的限制、追求人类共同的利益。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从本质上来看绝不是推行阶级平等的改良化的资产阶级共同体，而是力图消灭阶级的革命性的无产阶级共同体。其既以实现全人类的解放为目标导向，又着眼于民族国家成为社会主义事业实际载体的现实，“是一个广泛的世界转型战略，是一个指南针，可以指导共产党、工人运动、社会主义者和进步力量的行动”(43)安德烈·卡托内：《人类命运共同体与马克思国际主义》，载《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8(12)。，旨在建构一种崇尚国与国之间合作共赢的世界秩序来替代现行的充满傲慢与偏见的国际体系。
统一战线本质上的无产阶级性质决定了社会主义应当作为内在的价值诉求被嵌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实践。在两种制度形态的竞争博弈过程中，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应该首先关注第三世界国家的需求。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特殊性，但中国国情在第三世界国家中也有很大的普遍性，并且是一条不同于西方国家的、追求和平、全面、协调、可持续的新型发展道路，具有可供借鉴的渐进性和稳定性。其具体表现为：包含着统一战线全部基因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所有制方面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混合所有制而不是全面私有制，使国家能够控制经济命脉；在资源配置方面使市场起决定性作用，但同时使政府承担起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弥补市场失灵的重要职能；在政治制度方面不搞议会政治和三权分立，而是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依托，不断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在意识形态方面提倡“百家争鸣”，但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所有这些既努力把蛋糕做大又使做大的蛋糕能够惠及所有人的中国智慧，都为第三世界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新的借鉴。
相较于资本逻辑主导下的西方霸权主义和强权逻辑，作为国际统战新方略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既包含中国传统“和合”文化的价值追求，又蕴含共产主义的文明导向，更能代表人作为“类”存在的共同发展诉求，因而是走出资本逻辑主导下的虚幻共同体、迈向人类社会真正共同体的必要环节和必由之路。
三、在“应然”与“实然”之间：以“平衡”为核心的实践要求
思想来源于实践，也只有进一步指导实践才能真正发挥作用，统一战线思想也如此。今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能否最大限度地争取人心和凝结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处于“应然”(实现全人类的自由和解放)与“实然”(推动民族国家的合作与交往)之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能否不仅获得中国人民而且获得世界人民的充分认同。平衡好“同”与“异”、“旧”与“新”、“定”与“变”这三对关系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既往统战实践之主线，也是未来统战实践之要求，推动着包含了统一战线全部基因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在促进民族国家发展的基础上向真正的共同体迈进。
(一)平衡好“同”与“异”的关系，坚持一致性与多样性相统一
统一战线得以形成的基础是存在与无产阶级特别是无产阶级政党利益、价值“相同”和“相异”的群体。“同”即一致性，是统一战线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旨在突出无产阶级政党的整合力和凝聚力，反映了社会上绝大多数人能够接受的最广泛的价值理念。“异”即多样性，是统一战线存在和发展的条件，它可以作为统一战线的力量来源，但也使得统战工作更加复杂和艰巨。
今天在我国范围内，一致性首先表现为文化渊源的一致性，中华民族的文化共同感是统一战线之所以能够凝聚力量的内在精神家园；其次表现为思想基础的一致性，即始终坚信中国共产党是能够带领全国人民走向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道路的唯一力量；最后表现为奋斗目标的一致性，它集中反映了人民对于幸福生活的美好期待，承载了实现中国梦的强烈期许。多样性主要呈现出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可用性大。没有多样性就没有必要建立统一战线，新时代背景下的多样性是统一战线的重要资源。二是复杂性强。在改革迈入攻坚期和深水区之时，统一战线的多样性也包含了各种热点及敏感问题，若不加以正确引导，就很有可能会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在世界范围内，一致性就是人类对自由全面发展的共同渴求，对摆脱异化成为真正的人的不变向往，而多样性从表面上来看是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的利益诉求差异，但其实质上仍旧是阶级间的矛盾对立。
在统一战线实践的发展过程中，“同”和“异”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历史的、具体的，二者间的对立统一决定了统一战线的性质、本质和功能。纵观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统战实践历程，统一战线的性质从各个革命阶级的联盟到转变为各种建设力量的联盟，再到正在转变为人类共同利益的载体，试图超越利益垄断，凸显互利共赢的价值旨趣；统一战线的本质从阶级斗争的策略到转变为团结联合的阵线，再到正在转变为人类对话交流的桥梁，力图超越意识隔阂，推动多元共存的价值建构；统一战线的功能从世界革命的推手到转变为执政兴国的法宝，再到正在转变为人类共同发展的纽带，尝试超越发展壁垒，彰显命运与共的价值诉求。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能够在其中不断发挥先进性，保障“同”与“异”的对立统一始终处于契合社会革命实际目标的平衡之中，蕴含了中国“和合”智慧与社会主义导向的当代国际统一战线(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赢得国际社会的高度瞩目和广泛支持。
基于此，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实践要想追求一种真正属人的文明发展模式，就必须继续在世界范围内努力平衡好“同”与“异”之间的关系，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相统一，在“求同存异”“聚同化异”中将多样性的力量凝聚起来，在一致性的要求和引导下发展多样性，在多样性的发展中遵循并维护一致性方向，不断增强中国方案的国际认可度与接受度。
(二) 平衡好“旧”与“新”的关系，坚持既成性与生成性相统一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思想不是空中楼阁，而是在历代领导集体的实践积累中才逐渐形成完整的体系，因而具有“既成性”，即以“旧”历史阶段之实践为既有基础的特点。与此同时，统一战线思想的发展和演变，都是对时代问题的新回应，因而又具有“生成性”，即强调在“新”的历史实践基础上生成的特点。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整个统战实践就是一个不断破“旧”立“新”的过程。破“旧”不是激进的全盘否定，而是立足传统的扬弃，是对“既成性”的真正坚持；立“新”也不是保守的萧规曹随，而是与时俱进的创新，是对“生成性”的真正恪守。只有平衡好二者间的关系，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思想才能永远与传统一脉相承、与时代同频共振。
今天，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坚持 “既成性”方面主要体现为对“旧”统战领域的发展。在政党领域，首次提出政党协商的概念并将之置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视域下进行考量，指明一方面要始终坚持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一方面要更为重视人民政协作为统一战线组织的团结联谊功能，其根本落脚点在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在宗教领域，丰富和发展了对宗教属性的认识，开创性地提出了要以“导”的原则来引领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其主要着力点在于支持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在民族领域，明确了“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树立了处理民族问题和关系的新理念和新方针，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其关键突破点在于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在港澳台、侨务领域，高屋建瓴地指出统一战线的视角不应局限于境内和国内，而是应该跨境、跨国并且从政治延伸至文化、外交等多个领域，其核心切入点在于加强海内外中华儿女大团结。
在坚持“生成性”方面主要体现为对“新”统战领域的开辟。中共首次提出要把党外知识分子工作(44)对知识分子的统战几乎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相生相伴。在改革开放之前，由于将知识分子定性为软弱的、落后的群体，中共在一段时期内不承认他们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也不承认党内有知识分子的存在。因此，“党外知识分子”这个概念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当知识分子作为工农联盟一员的地位被确立并且可以被吸纳入党之后才逐渐出现的。现如今，党外知识分子的队伍构成更加多样，与各种新社会阶层人士在群体划分上互有交叉，与改革开放初期在构成上具有很大区别，并且在国企、高校等都表现出许多新特点，基于此将其列为新统战领域。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546-547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作为统一战线的基础性和战略性工作，对国有企业党外知识分子统战提出了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要求，并着重关注高校党外知识分子和留学回国人员。此外，中共还针对如何开展新社会阶层人士(45)“新社会阶层”这一概念及其范围为江泽民所首提，主要包括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这六大群体。参见江泽民：《论“三个代表”》，169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现如今其范围主要包括民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新媒体从业人员这四大群体。参见王海磬：《全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约7 200万人》，载《光明日报》，2017-01-06。相较于之前，其不仅范围有所缩小而且内涵也有所变化，因此将之列为新统战领域。的统战提出了切实要求，致力于做好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税务师、专利代理人等专业中介组织人士群体的统战工作；力图通过加强对社会组织人士的统战工作来实现政府治理、社会调节和居民自治之间的良性互动；重点强调要立足于“互联网+”的时代潮流促进统一战线的转型，把新媒体代表人士纳入统战视野，覆盖新媒体从业人员和意见领袖；特别指明要重视自由职业者群体的特殊性和重要性，改变以单位为依托的传统统战思维和方法。除此之外，在非公有制经济人士(46)“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以往就已经出现在统战视野之中，主要包括个体劳动者和私营企业主。参见江泽民：《大力加强党的统一战线工作 为完成新世纪宏伟任务服务》，载《人民日报》，2000-12-05。但多被囊括于新社会阶层人士之中，2015年9月《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将“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进行分离。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540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并且在2015年召开的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习近平特别指出要发挥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作用。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137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这意味着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在统一战线中的地位得到了很大提升，其在此意义上也属于新统战领域。统战方面，中共还提出诸如以“两个健康”作为主题、构建以“亲”与“清”为特点的新型政商关系等一系列新思想。更为重要的是，中共准确把握了历史交汇期国内环境的基本特征，深入分析了世界转型期国际形势的演变规律，在新时代的政治判断下为国际统一战线的长足发展勾画出了最新蓝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极具首创价值和开创精神。
无论是立足于救亡图存破除局限于工农联合的狭隘策略而确立起国共合作的基本方针，还是立足于执政兴国削弱统一战线的斗争属性而突出建设诉求，无论是立足于改革开放变统一战线“革命”底色为“爱国”属性，还是立足于深化改革变统一战线“民族”基点为“人类”导向，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思想与实践始终在立破并举中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长久保持着适应性和科学性。要想进一步在国内筑牢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在国际上更好地树立起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平衡好“旧”与“新”之间的关系，坚持既成性与生成性相统一是必须遵循的基本经验。
(三)平衡好“定”与“变”的关系，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
无产阶级自身的彻底革命性决定了统一战线必须具有坚持无产阶级领导的“定”的原则性，无产阶级实践的具体时代性又决定了统一战线必须具有制定任务策略的“变”的灵活性。具体到我国，统一战线的主要任务呈现出从开展阶级斗争到建构现代国家、再到变革全球治理体系的适时转变，但中国共产党对其领导权的掌握却被当作底线原则一以贯之。其中“初级阶段论”和“四项基本原则”的提出鲜明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上的高超能力与政治智慧，能够为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战实践把握好方向的“定”(实现全人类的自由和解放)与策略的“变”(推动民族国家的合作与交往)之间的平衡提供关键助益。
“初级阶段论”的提出，将“变”的要求发挥得淋漓尽致。“左”的思想曾导致中国共产党把对统一战线的领导看作是“全面专政”的一种方式，只强调专政而忽略了社会主义民主，这就使得原本是用来反对少数敌人的人民民主专政异化成为针对和敌视大多数人民的工具。在其影响之下，统一战线混淆了社会主义的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之间的差别，一味强调斗争而忽略了共识，致使其得以存在的政治基础变得模糊不清。随着拨乱反正、纠“左”工作的开展，特别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提出，统一战线面临的形势和任务逐渐被厘清，我国的剥削阶级已经不复存在且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决定了统一战线要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下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祖国统一大业服务。
“四项基本原则”的提出，在“定”的框架内把稳了基调。右的思想曾导致中国共产党对形势做出了过于乐观的估计，只强调共识与合作而忽略了矛盾和差异，结果是丧失了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和主动权。但正如工农阶级联盟选择联合其他社会力量的目的是为了完成阶段性的历史任务而不是对社会主义道路的背离一样，改革开放后开创的爱国统一战线也不能因为内部力量的多元化而放弃对四项基本原则的遵循。比较来看，与中国改革初心相同却结果迥异的苏联改革最终失败的主要原因，也正是在于没有将“定”(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之原则性)与“变”(吸收资本主义肯定成就之灵活性)有机地结合起来。
总之，要想确保统一战线既能够妥善应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出现的危机与挑战，在各种重大风险中做到“乱云飞渡仍从容”，又能够始终沿着社会主义追求人类全面自由发展的道路前进，最终超越资本逻辑主导下的西方霸权主义而不发生根本性的方向偏移，平衡好“定”与“变”之间的关系，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是题中必有之义。
通观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思想，无论是侧重于对统一战线功能作用进行提炼的、以“法宝”为核心的本质定位，还是侧重于对统一战线思维逻辑进行挖掘的、以“和合”为核心的价值导向，以及侧重于对统一战线发展规律进行总结的、以“平衡”为核心的实践要求，最终都聚焦于“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间的关系问题。在此意义上，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思想的根本精髓与关键要义就在于挖掘和传播“中华民族共同体”能够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提供的方案，立足中国独特道路助力解决人类共同问题，把不断推动中国模式的成熟定型与深入挖掘中国经验的世界价值更好地协调统一起来。而有机包含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可以说是为实现“世界无产阶级大联合”所制定的现实可行方案，它内在的无产阶级性质决定了现如今立足民族国家、联合一切和平进步力量的统一战线最终必将发展为超越民族国家、解放全人类的统一战线。
The Essence of the United Front Though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Magic Weapon,Harmony and Balance
HE Husheng，ZHAO Wenxin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
Abstract:After nearly a hundred years of development,the United Front Thought of the CPC has gradually become a scientific system integrating theoretical viewpoints,value principles and practical methods.Nowadays,its viewable range has been extended from the Chinese nation to all mankind following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This requires us to focus our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and the“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On this issue,we should fully understand and grasp the essence of CPC’s United Front Thought,which is the fundamental positioning with “magic weapon” as the core,the value orientation with “harmony” as the core and the practical requirement with “balance” as the co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unity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the great revival of the Scientific Socialism.Thus,the continuous promotion of the maturity and finalization of the Chinese model and the in-depth exploration of the world value of the Chinese experience can be better coordinated.
Key word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The United Front Thought;The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The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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