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人口老龄化长期趋势预测
新时代中国人口老龄化长期趋势预测杜 鹏 李 龙
[摘要] 目前，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已成为国家战略。中国正处在“健康中国”战略实施给预期寿命带来变化、“全面两孩”政策推行后生育水平发生波动等新时代人口发展新环境下，基于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依托队列要素方法，对21世纪中国人口老龄化关键演进期的老年人口总体规模、所占比例及性别分布、年龄结构等进行长期趋势预测的结果表明：中国老年人口规模及比例将在21世纪中叶前不断增长，在21世纪中叶后达到峰值水平，随后规模转向负增长，比例则趋于基本稳定；中国人口老龄化以快慢速相间的分阶段、波浪式特征演进，基本实现现代化的2035年和建成现代化强国的2050年都将是人口老龄化的关键节点，届时老年人口的总体规模、所占比例及性别分布、年龄结构等将出现数量级的标志性变动，尤其值得关注。
[关键词] 人口老龄化；长期趋势预测；波浪式；队列要素方法
一、引言
人口老龄化是中国在新时代所面临的最突出的发展现实之一：不仅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过程始终和人口老龄化相伴，而且全面建设现代化国家、进军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亦始终和人口老龄化相伴；随着第二次和第三次出生高峰形成的人口队列相继步入老年期，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与2050年建成现代化强国前夕的两个时间段预计都将是人口老龄化持续快速推进的阶段。在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背景下，人口预测由于能够提供多维的人口老龄化前瞻信息，在应用上突破了人口学科的范畴，而受到了各界日益广泛的关注。
国内的人口预测研究相当程度上伴生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早在1980年，《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就曾基于预测研究判定“人口‘老化’的现象在本世纪不会出现”。此后，出于对21世纪中国人口变动轨迹做出展望这一特定需要，李建新(1) 李建新：《不同生育政策选择与中国未来人口》，载《人口研究》，1997(1)。 、李南等(2) 李南、胡华清：《中国随机人口预测》，载《中国人口科学》，1998(1)。 、田雪原(3)田雪原：《“十五”和2010年人口发展报告》，载《市场与人口分析》，2000(4)。等应用人口学传统与新兴技术、采取多方案死亡与生育参数的预测研究相继涌现，遗憾的是，其间几乎没有预测研究聚焦于与老年人口、人口老龄化有关的内容，即使有相关研究，也都散落在、混杂在研究所报告的诸多结果之间。随着中国老龄化社会的到来，谢安(4)谢安：《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变化趋势及特点》，载《统计研究》，2004(8)。、杜鹏等(5)杜鹏、翟振武、陈卫：《中国人口老龄化百年发展趋势》，载《人口研究》，2005(6)。、程永宏(6)程永宏：《现收现付制与人口老龄化关系定量分析》，载《经济研究》，2005(3)。等所做的一系列预测研究开始将视角专门投射到老年人口发展趋势上，这些研究依托于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形成了对人口老龄化格局的早期认知。近年来，在老龄问题的重视程度与日俱增、相关研究方兴未艾的背景下，使用包括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简称“六普”)资料在内的多来源数据，郑伟等(7)郑伟、林山君、陈凯：《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征趋势及对经济增长的潜在影响》，载《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4(8)。、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研究总报告起草组(8)总报告起草组：《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研究总报告》，载《老龄科学研究》，2015(3)。、翟振武等(9)翟振武、陈佳鞠、李龙：《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大趋势、新特点及相应养老政策》，载《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3)。提供了相对更贴近过去一个时期人口动态、体现过去一个时期老龄动向的预测信息。总体而言，上述预测结果展现了21世纪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基本图景：人口老龄化会持续地推进50余年，21世纪中叶将迎来最高水平并趋于相对稳定，总体上达到与发达国家相当的水平要用时更短一些。
尽管学界不乏针对中国人口规模预测的研究，然而，在中国人口迎来规模负增长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入更加剧烈深刻的年龄结构变动期的背景下，目前国内该领域的研究设定大都显得较为陈旧。特别是考虑到，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为履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SDGs)而规划了新时代的健康目标，同时通过生育政策调整完善而改变了新时代的生育政策环境(10)由此形成新时代中国人口发展的鲜明特征：其一，以“健康中国”为引领，预期寿命指标加快向高收入国家行列迈进；其二，以“全面两孩”为标志，生育政策环境实现一体宽松化的根本转向。，以往的预测参数设置很难再有效适应“健康中国”战略实施给预期寿命带来新变化(11)《“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将预期寿命列为“健康中国”建设的主要指标之首，提出了2020年达到77.3岁、2030年达到79.0岁的明确目标。、“全面两孩”政策推行后生育水平发生新波动(12)2016—2017年作为“全面两孩”政策启动后的前两年，在育龄妇女规模不断下降的情况下，其年度出生人口数量较之此前却有相当程度的增加，说明生育水平发生了显著变动。等人口新形势。这一方面导致近期的人口老龄化预测结果同国家统计局等发布的相应人口数据存在较明显的出入，另一方面则极有可能增大中远期人口老龄化预测的偏误，使得对人口老龄化的峰值水平更难做出较确切的判定，人口预测在不同时期老龄政策体系规划建设中所能发挥的支撑作用因而大为弱化。另外，虽然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多家国际机构出具的跨区域预测报告也都涉及中国人口未来趋势信息，但由于这些报告对中国发展形势的把握程度相对有限，预测参数设定在某种意义上是“粗线条的”，不足以适时反映中国人口的新变动，由此使其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决策方面的参考作用受到明显制约。总的来说，根据新形势对新时代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长期趋势做出新预测已是较为迫切的研究需求，中国老年人口波动性的规模增长、不断加剧的结构分化等，正有待做出专门的分析。
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预测唯有持续不断地反映中国新时代的新发展，才能实现同实际的人口统计数据更好地契合、与国际主流的预测结果更好地对标，才能更好地服务老龄事业发展规划和养老体系建设布局。本文通过重新预测21世纪中国人口老龄化关键演进期的人口变化轨迹，旨在更充分地考虑“健康中国”的战略影响、更及时地追踪“全面两孩”的政策效应，从而更积极地回应以下两方面的新情况：其一，“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为人口健康发展创设更有利的环境，其规划的相对较高的预期寿命中长期目标是未来死亡水平预测的重要根据，但是以往预测研究从未予以考虑，有可能面临低估预期寿命的风险，本文将从“健康中国2030”预期寿命目标出发重新测定未来死亡水平参数，对此做出修正；其二，“全面两孩”政策的推行带来人口生育水平较明显的波动，政策落地后前几年的已知出生数据可提供判定基准生育态势并推断未来生育走势的关键证据，但以往预测研究未对此进行充分发掘，有可能影响生育水平的预测质量，本文将利用生育政策调整完善前后的历年数据来重新评估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的生育水平，对此加以改进。自2016年以来数年的人口发展信息恰好提供了对“健康中国”战略影响和“全面两孩”政策效应的新认识，应当以此为着眼点，重新绘制未来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全景图，而在此基础上重新设计的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路线图，也会更有依据。
总的来说，本文相对于既有的人口预测研究，最大的创新性贡献在于：在死亡参数和生育参数的预测中综合“健康中国”战略下的预期寿命目标、“全面两孩”政策下的出生统计数据等相关信息，力求客观反映新时代现代化进程中极可能出现的预期寿命较大增幅及生育水平下行压力，具体呈现相对更高预期寿命及相对更低生育水平形势下的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此外，本文还在性别和年龄等维度上具体展现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结构特征，这有助于对老龄事业发展做出更细致的规划、对养老体系建设进行更精准的布局。
二、数据与预测方案
本文对中国人口老龄化所作的预测依托于队列要素方法。鉴于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简称2015年“小普查”)数据是目前可获取的最新且最大规模的人口专门统计数据，能够提供包括性别和年龄特征、婚姻和生育状况及健康和死亡特征等在内的众多信息，具有相对于“六普”数据更贴近于现今人口状态、相对于2016—2019年全国1‰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数据在细分组时样本量更大等优势，本文选用该数据作为预测基年的主要参数来源，预测起始年份设置为2015年。(13)对2015年以来一段时间的人口老龄化所做的分析，确切地说当属“估计”而非“预测”范畴。但考虑到人口的“估计”和“预测”具有高度的统一性，可基于整体研究方案同步推进，且以“估计”为基础的“预测”可规避单个时间点波动性的影响，降低错判实际发生水平和误判潜在发展方向的概率。后文未再严格区分两者。考虑到既有研究尽管在预测结果上有差别，但基本都认定21世纪前半叶是中国人口老龄化剧烈变动的关键期，且21世纪前半叶又是“两个一百年”目标最终达成前的接续奋斗期，故而本文将预测时长选定为50年，以2065年作为预测目标年份，进行老年人口变化趋势的长期预测。(14)这一预测区间不仅关注到特定人口发展阶段，而且还囊括重要经济社会发展节点。预测时长过短，不能完整覆盖中国人口老龄化关键演进期，故而难以充分揭示规律性特征；预测时长过长，会明显损耗预测精准度，同时也不能提供更多中国人口老龄化有“价值”的信息。
以队列要素方法来模拟未来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轨迹，除要设置起始年份相应参数之外，还需分别选定预测时期其他年份的死亡水平与模式、生育水平与模式等参数。尽管近些年来国内人口预测研究成果仍在持续涌现，但总体而言，它们还基本上都在延续旧的死亡水平预测方案、借用旧的生育水平预测结果，其中最突出的一大表现就是，没有从“健康中国”战略、“全面两孩”政策等新发展实际出发来设定生育、死亡等方面的参数。针对可能构成的缺陷，本文以2015年“小普查”为主要预测参数源，在此基准上设定的预测期内具体参数值更加注重面向新时代中国死亡和生育等领域凸显出的新发展实际、把握现阶段中国死亡和生育等方面观测到的新数据动向，提出了一整套有别于已有预测研究的死亡和生育水平及模式参数。
(一)起始人口规模结构
本预测的起始年份人口规模及性别、年龄结构是以2015年“小普查”数据为依据来设定的。首先基于相关调查资料所提供的原始样本数据，利用大约1.55%的抽样比回推中国人口总体情况(所得结果在总体规模上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3.734 9亿人保持一致)。而后按照“六普”至2015年“小普查”5年间的人口月均增速，把根据2015年“小普查”回推的中国实际分性别、分年龄人口数由调查时点推算至2015年末，并参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5年末性别、年龄结构进行加权调整(所得结果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5年末人口规模13.746 2亿人及相应的性别、年龄结构保持一致)。在随后具体预测时，结合软件的操作需要，本文又采取同样方法将全国分性别、分年龄人口数的对应时点转换为2015年年中。
通常认为，由于抽样调查现场登记难度相对更大，低龄组上发生数据漏报的可能性将会偏高。本文以2015年年中的0～4岁组人口数为基础，结合育龄妇女分年龄人口数变动情况，估计得到2011—2015年各年度的生育水平。结果发现，推算出的2011—2013年总和生育率均在1.50以上，基本符合学界对最近一个时期中国真实生育状态的判断，而不加调整直接推算出的2014—2015年总和生育率则明显低于前些年的水平，这在当时施行“单独两孩”政策的背景下并不正常，故认为此现象是因数据漏报所引致的估计偏移。鉴于住院分娩活产数据在登记手段上更可靠，而且随着住院分娩率的上升，目前基本实现了对生育的全覆盖，可作为质量较高的系统外数据用以修正2015年“小普查”0～1岁组的数据漏报，本文遂基于2014—2015年全国住院分娩活产数，在考虑相应时期死亡水平的条件下估得2015年0～1岁组人口数，替代“小普查”直接回推的该年龄段数据。
(二)死亡水平与模式
人口预测的死亡水平参数即预测时期各个年份的分性别预期寿命。《“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体现了中国新时代健康领域发展的战略目标，也与国际上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SDGs)相对接，提供了预期寿命中期预测可参考的重要根据，有助于把握预期寿命远期预测的方向。故而本文首先以国家统计局公开发布的2015年全国分性别预期寿命为基础，对2030年及以前的预期寿命具体值做出相应的设定，主要参考联合国人口预测所使用的预期寿命增长模型中的高速方案，并略做调整以保证2020年和2030年可实现《“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所提出的男女两性合一预期寿命目标，预计到2030年时，男性预期寿命约为76.50岁，女性约为82.10岁。而后按照联合国经典预期寿命模型高速方案推算出到预测期末的各个年份所对应的预期寿命水平，结果显示，男女两性预期寿命到2050年时分别约为79.06岁和84.57岁(两性合一则为81.71岁)，在2065年时分别可达80.77岁和86.24岁(两性合一则为83.37岁)。
死亡水平参数需与死亡模式参数相结合方可确定各年龄的存活比。对于死亡模式的参数设定，本文直接借用了经联合国拓展的Coale-Demeny区域模型生命表之西区模式，该模式通常被认为具有良好的代表性，与中国现实的死亡模式较契合。
(三)生育水平与模式
人口预测的生育水平参数即预测时期各个年份对应的总和生育率。本文首先对受到“全面两孩”政策最直接影响且目前国家统计局已公布出生数据的2016—2019年的总和生育率进行估计。这里仍采取按年度出生人口数回推的方法，利用3年间的育龄妇女分年龄人口数，推算出可形成2016—2019年国家统计局所发布年度出生数的总和生育率：估计2016—2017年的总和生育率均高于1.65，较此前基本不超过1.55的总和生育率有一定程度的抬升，显示“全面两孩”政策发挥了提振生育水平的作用；而2018年约为1.49，2019年则为1.47，表明“全面两孩”政策带来的生育势能在释放时具有前驱性、短时性，两三年间已基本释放完，总和生育率回落至新一轮生育政策调整之前的一般水平。以此为基础，本文适当参考了与中国文化背景较为相近的以日本、韩国、新加坡为代表的东亚较发达地区的总和生育率在达到相近水平后所呈现的整体变动趋势(15)日本与韩国、新加坡的生育水平分别在20世纪90年代的初期和末期达到了1.60左右，此后至今，总和生育率持续降低至不足1.40，具体参见Kim，I.K.“Reconsidering the Fertility Policy in China:Lessons from Low Fertility and Population Aging in Japan and Korea”.Collections of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opulation Dynamics i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ra:Fertility Transition and Social Policy Responses，2017。此外，结合世界银行数据库(2019)与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9年修订版)》相关信息来看，日本、韩国、新加坡在达到与中国2017年人均国民总收入(人均GNI，按购买力平价衡量为16 800现价国际元)相当的水平后也都无一例外地呈现出总和生育率下降的态势。考虑到中国在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和2050年建成现代化强国之前，伴随经济社会发展，城镇化水平上升，受教育程度提高，生育率预计将会呈现走低的势头。，提出了两种中国未来生育水平的预测方案：方案1认为，在生育环境未发生根本性改变的条件下，生育率将会由政策调整前的一般水平趋降，这里遂依据联合国人口预测所使用的生育率下降模型中的快速/慢速方案，测算出中国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前每年的总和生育率，预计其在预测期前20年过后降为1.40，并维持这一水平至预测期末；方案2认为，生育率在2050年建成现代化强国前均将沿联合国经典生育预测模型快速/慢速方案所生成的变动轨迹下降，达到1.32，该水平维持不变至预测期末。(16)生育水平参数只会影响后文中的老年人口所占比例。本文强调在相对更低生育水平条件下认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综合测算发现，即便总和生育率未来没有完全沿这一轨迹变动，但只要在1.30～1.60的区间内，到21世纪中叶时老年人口比例基本都将在37%左右，不会显著改变总体判断。
生育水平参数需要匹配生育模式参数方可在人口预测中被实际应用，生育模式参数即分年龄生育率，软件操作时通常使用标准化之后的成比例分年龄生育率。过往人口预测除了没有充分基于“全面两孩”政策实施的特定形势来预估生育水平参数之外，也很少将推迟生育的效应考虑到生育模式参数设置中，本文也着力改进了这一点。一方面，本文对2015年“小普查”全国直接汇总结果做标准化处理，以其反映预测期初全国育龄妇女分年龄生育的现实状况；另一方面，预测期末的全国分年龄生育状况则借用2015年“小普查”城市地区统计结果(标准化为成比例的形式)，即假定到21世纪下半叶，全国生育模式会变动为同2015年城市地区生育模式大致相当的状态。预测时期其他年份的成比例分年龄生育率按照内插方法求得，其结果介于期初和期末两者之间，代表了生育模式的逐渐变化过程。
此外，出生性别比也是人口预测所需要的一大重要生育参数。本文的基本假定是，受生育政策宽松、生育观念转型等多方面利好因素的影响，出生性别比可在20年间(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时)线性降至正常范围上限(107)，此后至2065年基本稳定在这一水平。
三、老年人口的变动趋势分析
基于上述各项预测参数，本文依托最新版Spectrum软件中的人口预测(DemProj)模块来测算2015—2065年中国老年人口的总体演化轨迹，并模拟老年人口性别分布和年龄分布两大人口学基本特征的未来变化趋势。
(一)老年人口的总体变动状况
中国老年人口规模在21世纪前半叶持续增长，预计将于2020年、2035年、2050年分别达到2.54亿人、4.12亿人、4.80亿人。21世纪后半叶的最初约6年间，老年人口数量会维持在略高于此的峰值水平(4.81亿～4.84亿人)上，而后将迎来负增长，这比中国总人口规模的“拐点”(出现在“十五五”期间)要晚约30年，意味着中国面临至少30年的人口负增长与人口老龄化交织期。
虽然老年人口规模增长是21世纪中叶之前的“主旋律”，但这种增长并非是“一路高歌猛进”，而是时快时慢，呈波浪式，这与历史上中国的年度出生人口数量在峰谷之间不断转换密切相关(参见图1和表1)。2020年，中国老年人口规模将超过2.5亿人，尽管表现为数量级的突破，但较预测期初，5年间仅增加3 300万人，增速并非很快。不过，也随之释放出一个重要的信号：老年人口总量会由相对缓速的演进状态步入增长的“快车道”，2021年后的短短10余年间，中国老年人口数量将相继冲上3亿人大关和4亿人大关，特别是从3亿人到4亿人仅需9年时间(2025—2034年)，这比之前任何1个1亿人的攀升都要用时更短，考虑到此后基本不可能再有上亿人的老年规模增幅，该时期的增速可谓“空前绝后”，其与中国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至70年代中前期出生数量的高位演进态势密切相关。步入4亿人时代，中国老年人口总量增长的势头将在一段时间内相对趋缓。直到跨过4.5亿人的“门槛”(2045年之后)，中国老年人口规模还会再次出现相对较快速的增长局面，不过，无论速度还是时长，2050年之前的快速增长阶段都将明显逊于2035年之前。21世纪后半叶，中国老年人口数量不会一直增长下去，预计将在超过4.80亿人的峰值水平上“徘徊”6年左右(可视为零增长期)，而后才会跨过“拐点”，在21世纪的剩余时期中总体趋于稳中有降。
width=622,height=390,dpi=110
图1 中国老年人口的规模和比例变动趋势(2015—2065年)
注：由于方案1和方案2仅有生育水平参数设定上的差别，而这在预测时期内并不会对老年人口产生影响，所以两个方案的老年人口总体规模变化曲线是重叠的，本节除这一部分和第四部分外，其他部分只关注老年人口情况，故而不再区分方案1和方案2。
表1中国老年人口的总体、净增、分性别规模及比例变动趋势(2015—2065年)
width=695,height=381,dpi=110
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是衡量人口老龄化最重要的数据指标。21世纪中叶之前，中国老年人口比例提升与老年人口规模增长亦步亦趋，预计到2020年中国老年人口比例会超过18.1%，2035年老年人口比例将达29.8%以上，2050年老年人口比例将为37.8%左右。21世纪中叶之后，中国老年人口比例将伴随老年人口规模的零增长及负增长而逐渐稳定在峰值水平。
21世纪中叶之前，与老年人口规模持续但又呈波浪式的增长轨迹相对应，中国老年人口比例也显示出从慢到快、又由快转慢、再从慢变快的增长轨迹(参见图1和表1)：在2021年老年人口规模达到2.56亿人时，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水平只会比2017年高出约1个百分点；但到2034年老年人口超过4亿人时，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水平将在2021年的基础上再提高10余个百分点，其间年平均增长接近1个百分点，速度较之前明显加快；此后到2045年，与老年人口规模攀升至4.5亿左右相伴，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水平将升高约4.8个百分点，相对前一时段速度有所放缓；21世纪中叶前的最后5年间，中国预计还会经历一轮快速的人口老龄化，相应水平在短期内大幅增长超过3.7个百分点；2051—2056年这一老年人口规模的零增长时期，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水平还会延续上升势头，直到老年人口数量开启下降模式，人口老龄化才会基本趋向于停步，峰值水平为40%～41%。更低的生育率对人口老龄化所产生的加剧作用将随时间演进而日渐凸显。方案1的预测结果表明，如果生育水平趋降势头延续至2035年之前，2050年时的人口老龄化水平将接近37.8%，预测期末则为40.1%。而从方案2来看，若生育水平趋降势头延续至2035年之后，人口老龄化水平到21世纪中叶时预计为37.9%，较方案1高出了0.1个百分点，在2065年时可达40.5%，较方案1高出了0.4个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从2000年突破10%开启老龄化社会大门，到2024年超过20%完成第一个10%的增幅，用时24年；但完成第二个10%的增幅(预计从2025年至2036年)用时约11年，缩短了一半多；完成第三个10%的增幅(预计从2037年至2058年，此为方案1的结果，方案2还将再提前2年)用时约21年，也相对缩短。这显示出一定时期内人口老龄化速度之迅猛。
相比于包括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9年修订版)》等在内的几个较新且较有代表性的人口预测研究，本文发现，在老年人口的总体变动状况方面，到21世纪中叶以后中国老年人口规模峰值较一致地不低于4.80亿人，但老年人口比例或者说人口老龄化水平预计会明显更高。以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9年修订版)》为例，其预测中国老年人口规模在21世纪中叶将达4.85亿人，本文亦认为该规模不低于4.80亿人。其预估的2050年中国老年人口比例约为34.6%，本文测算的相应值为37.8%左右(到预测期末时两者差距还将进一步扩大)。虽然这里只有3个百分点的差距，但却不可小觑，按照《世界人口展望(2019年修订版)》对世界上200多个国家(地区)2050年人口老龄化水平的排序，中国的老年人口比例为34.6%，约处在30名，但如果老年人口比例达37.8%，名次就会上升15个到约15名，这意味着中国将超过泰国成为亚洲人口老龄化水平第四高的国家，仅次于韩国、日本、新加坡。总的来说，预测期内不受生育参数设定影响、仅受死亡参数设定影响的老年人口规模在各预测结果中是相近的，本文与上述既有预测的差异主要表现在老年人口比例上。
本文的上述发现主要基于预测方案的两大调整。(1)本文对“全面两孩”政策后的生育水平结合已发生的实际情况做出谨慎设定，预计近期不会再有更大量的生育势能释放，中远期生育率从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的经验数据来看总体应呈缓慢下降态势。在这方面，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9年修订版)》的参数设置显著有别于本文：一方面其在预测期初的两三年采用了偏低的生育水平(低于1.65，但不低于1.60)，因而“全面两孩”政策的直接影响没有在预测中得到较为充分的体现；另一方面其对整个预测时期做出了生育水平逐渐抬升的走势假定，到21世纪中叶，总和生育率达1.76，这也正是其预测出相对更低的人口老龄化水平的主要原因。(2)本文将《“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的预期寿命目标设为参照系，可提升死亡水平预测精准度，而过往的一些人口预测多以联合国经典预期寿命模型中速方案推算预期寿命未来变动趋势，相比之下，本文应用高速方案所预估的到2050年时两性合一的预期寿命将会高出近1岁。
(二)老年人口的净增规模变动
老年人口在各个年份的净增规模更清晰地呈现了中国人口老龄化在21世纪前半叶波浪式的演进历程，以及在21世纪后半叶由零增长转向负增长的变动轨迹。21世纪前半叶，第一个为期约4年的波谷期预计共净增1 700多万老年人口(年均净增约430万人)，之后延续约13年的大波峰期合计将净增近1.5亿老年人口(年均净增约1 150万人)，第二个为期约11年的波谷期预计共净增4 300多万老年人口(年均净增约390万人)，而后持续约5年的小波峰期合计将净增近3 200万老年人口(年均净增约630万人)。21世纪后半叶，老年人口规模在经历短期稳定后将以年均净减约430万人的速度步入下行通道。
从图2可以看到，2018—2021年老年人口规模处于增长的波谷期，预计年净增量会由此前900多万人降至不足200万人，特别是在2021年中国将迎来2050年之前最低的老年人口年净增量。2022—2034年老年人口规模处在增长的波峰期，而且是时间最长、水平最高的波峰期，预计各个年份都会净增超过800万的老年人口，其中绝大多数年份的净增量将高于1 000万人，尤其值得关注的是，2021年的最低值过后不久，2022年老年人口净增规模就骤升至950余万人，而到2023年，中国将面对的是21世纪最高的老年人口年净增量，达1 500余万人，短短几年之间剧烈的老年人口规模变动应当在制定相关政策时被高度重视。之所以将2034年视为一个重要节点，并不仅是因为届时老年人口总体规模有望突破4亿人，而是也考虑到此时老年人口年净增量回落到与2018—2021年这一波谷期开始前大致相当的水平。其后的2035—2045年，老年人口又处于增长的波谷期，预计年净增量平均会在400万人左右。从2046年开始老年人口净增规模出现逆势上扬，21世纪前半叶的最后5年间，老年人口处于增长的波峰期，不过，这要明显弱于之前的波峰期，预计各年份净增的老年人口均低于800万人。2051—2056年，老年人口年净增量基本稳定在零值水平，或有小幅波动。此后，老年人口净增规模为负，表现为同比下降，初期降幅每年接近500万人。不过，考虑到中国总人口规模负增长已持续了近30年、劳动年龄人口规模负增长则延续了40余年，老年人口规模负增长时代的到来并不意味着老龄问题应对的压力就此减轻。
width=554,height=279,dpi=110
图2 中国老年人口年净增数变动趋势(2015—2065年)
width=598,height=340,dpi=110
图3 中国老年人口分性别的变动趋势(2015—2065年)
(三)老年人口的性别和年龄结构
21世纪前半叶可以说是中国老年人口性别结构的加剧失衡期。由于中国男女两性的预期寿命目前相差较大，据预测未来虽然会有一定程度的缩小，但仍将使老年性别比在21世纪前半叶保持明显下降势头，从预测期初的约94变为2020年的约91、2035年的约87、2050年的约84，到21世纪中期时女性老年人口的规模超出男性老年人口近4 300万人(峰值水平)，这约占同期女性老年人口总量的16.4%，是预测期初的约6倍。图3展示了分性别的老年人口绝对数与相对数的演进趋势，一种直观的感觉是，21世纪前半叶，女性老年人口的增速要快于男性老年人口，以致其在波浪式发展过程中的峰谷转换要比男性老年人口更不明显。实际上，女性老年人数到2050年时预计将增长为预测期初的2.2倍，达2.61亿人，年均增幅约为2.3%，而男性老年人数的年均增幅约为2.0%，其到2050年时只相当于预测期初的不到2倍，达2.19亿人。考虑到通常无配偶的老年女性更易凸显生存发展的脆弱性，老年人口的上述性别结构变动应当在政策环节予以关注。21世纪后半叶，男女两性老年人口同时步入零增长期，相应的峰值水平将基本维持在2.20亿人和2.63亿人，近4 300万人的数量差不太可能继续扩大，且将在男女两性人口转入负增长期之后趋于缩小。
21世纪前半叶还将是中国老年人口年龄结构的关键转变期(参见图4)。从2020年、2035年和2050年这几个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时间节点来看，未来老年人口金字塔的底部将持续收缩，而与此相伴的则是其顶部及中部几乎逐年增长。预测期初， 60～64岁老年人口约占35.1%，而80岁及以上的高龄老年人口相应比例则只有11.8%；预测期末，60～64岁老年人口所占比例降为15.2%，80岁及以上的高龄老年人口比例将明显超过这一水平，达到28.7%。中国老年人口的这种结构性变动给老年社会参与、长期照护、医疗服务等方面带来的冲击并不亚于其规模性的变动，需要在顶层设计时予以重视。后文还将以80岁及以上的高龄老年人口为重点分析对象，更深入地考察老年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集中表现——高龄化。
width=572,height=286,dpi=110
图4 中国老年人口性别和年龄结构变动(2020年、2035年、2050年和2065年)
(四)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变动
如果以65岁作为老年的年龄起点，2020年时1.8亿的老年人口占比接近13%，2035年时刚突破3亿的老年人口占比接近22%，2050年时3.6亿的老年人口占比接近29%。
从图5和表2中可以看到，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也受到中国出生队列规模剧烈变动的影响，其总体规模和所占比例呈波浪式演进，不过，相对于60岁及以上人口的波浪式变化具有轨迹滞后性。在所截取的预测时期内，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规模和比例表现为快增长(2015—2022年)→慢增长(2023—2026年)→快增长(2027—2039年)→慢增长(2040—2050年)→快增长(2051—2055年)→规模零增长、比例慢增长(2056—2061年)→规模负增长、比例零增长(2062—2065年)的演化趋势，本文实际上首先“捕捉到”20世纪50年代第一次出生高峰形成的人口队列跨过65岁而产生的提速效应。第一个快速增长期使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总量逼近2亿人大关。第二个快速增长期使之突破3亿人大关，且超过所有发达国家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的总和(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也会随后不久超过所有发达国家总体水平)，这意味着中国届时需要承担的老龄问题应对压力将大于所有发达国家。第三个快速增长期使之接近3.9亿人的峰值水平。各期期末时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占比分别达到近15%、近25%、超30%。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上的2亿人时代和3亿人时代依次将在2023年和2035年开启，比例上的20%时代和30%时代分别以2033年和2053年为开端。到2065年中国的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总体规模可达3.75亿人(比60岁及以上人口数量少6 700万人)，老年人口比例预计超过34%(其中，方案1情形下预计为34.1%，方案2情形下预计为34.4%)，每3个中国人中就有1位在65岁及以上。
width=578,height=373,dpi=110
图5 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规模和比例变动趋势(2015—2065年)
表2中国65岁及以上和8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规模和比例变动趋势(2015—2065年)
width=695,height=346,dpi=110
(五)8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变动
高龄化是老年人口年龄结构变动过程中最受关注的一个方面。与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总量在21世纪前半叶持续抬升相对应，80岁及以上的高龄老年人口数量也整体上显示增长态势，2020年、2035年、2050年分别可达近3 000万人、约6 100万人、超1.1亿人。这使得中国未来一个时期将始终保有世界上最大的高龄老年人口规模，亦使得中国未来一个时期人口老龄化与高龄化的两重波浪式演进相交织，而当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总量在21世纪后半叶迎来零增长和负增长之时，高龄老年人口数量还将继续走高。在21世纪相当长的时期里，高龄老年人口规模会维持1亿人以上，必须为此做足准备。
预计到2065年中国将有1.27亿的高龄老年人口，其约占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28.7%。达到这一水平之前，高龄老年人口的总量和占比都将在中国历史出生人口规模大幅波动的驱动下逐渐显现波浪式的变化轨迹，实际上是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波浪式增长的滞后再现(参见图6和表2)。2029年之前，虽然高龄老年人口的规模在逐年增长中跨上了4 000万人的“门槛”，但其所占比例却长期稳定在11%～12%。等到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在2029年及以后相继步入高龄期，高龄老年人数将大幅攀升，2035年时迅速突破6 000万人，有望超过欧洲高龄老年人口总量，高龄化水平也一改平稳演进势头，随高龄老年人口规模增长而转入上行通道，在2036年将突破15%。2038—2041年，由于新进入高龄期的老年人口规模相对极为有限，甚至不能抵消同期的高龄老年人口死亡规模，这一时期的高龄老年人口规模和比例呈现出略有回落的态势。但此后将迎来21世纪前半叶速度最快而且时间最长的高龄化，预计会一直持续到2054年，其间，2046年高龄老年人口所占比例将达20%，2048年高龄老年人口总体规模将超1亿人。2055—2065年，高龄老年人口规模未出现较明显的增长，但因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总量呈负增长，其所占比例还将小幅上升。值得注意的是，老年性别结构失衡在高龄期表现得最为突出。如图7所示，高龄老年人口性别比在预测期初约为72，到预测期末则仅有不足60，到2065年时女性高龄老年人口多于男性高龄老年人口近3 200万人，占同期两性老年人口总量之差的90.0%。
width=589,height=374,dpi=110
图6 中国8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规模和比例变动趋势(2015—2065年)
width=591,height=367,dpi=110
图7 中国8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分性别的变动趋势(2015—2065年)
四、总结
本文揭示了新时代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几大突出特点：第一，老年人口规模长期位居世界首位，老年人口比例逐渐步入亚洲乃至世界前列，规模零增长时比例仍将保持上升态势，规模负增长后比例才会趋于稳定；第二，老年人口性别比从21世纪20年代起持续低于90；第三，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规模和比例将在2040年之前超越所有发达国家总和；第四，8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规模在2050年前夕突破1亿人后长期维持这一高位。
相比于几个较新且较有代表性的人口预测研究，本文得出的结果在老年人口规模上差别不大，但老年人口比例有所提高，除明晰了中国人口老龄化水平将在21世纪中叶前不断上升、在21世纪中叶后达到并基本稳定于高峰状态这一趋势性判断之外，还进一步获得了中国人口老龄化以快慢速相间的分阶段、波浪式特征演进等新发现，这有助于更新长期以来形成的对中国人口老龄化未来变动轨迹较为单调性的、粗线条的认知。
从21世纪前半叶中国老年人口规模及比例波动性、阶段化的增长过程来看，2035年和2050年都将是人口老龄化的关键时间节点。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前夕，老年人口的总体规模突破4亿人，相应比例接近30%；年净增量经过长时间、高水平的波峰期之后，将会转入波谷期；男女两性老年人口相差约3 000万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规模直逼3亿人大关，比例达到20%；8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6 000万人，与欧洲同年龄段老年人口的规模相当，高龄化水平预计为15%。2050年建成现代化强国前夕，老年人口的总体规模约为4.8亿人，直逼峰值水平，相应比例超过35%；年净增量跨过最后一个高位演进期，此后转为零值及负值；男女两性老年人口的数量差接近4 300万人的最高值；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即将开启第三个快速增长期；8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规模将突破1亿人大关，占比将达20%。
新时代实现基本实现现代化与建成现代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进老龄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全面把握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一方面，应把握其波浪式特征和分阶段特性，从应急性的老龄工作思维转变到前瞻性的老龄工作思路，未雨绸缪地抓住慢速人口老龄化期的机遇，众志成城地应对快速人口老龄化期的挑战，切实满足规模庞大的老年人口的多方面、多层次需求；另一方面，也应着眼其更加突出的性别结构变化与尤为关键的年龄结构变动，从单维度的老龄工作思维转变到系统化的老龄工作思路，确保老龄政策设计和养老体系建设不仅能契合老年人口数量增大的特定阶段要求，同时也可以适应老年人口结构转变日益凸显的步伐。
Long-term Trends Projection of China’s Population Aging in the New Era
DU Peng,LI Long
(Center for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 Institute of Gerontology,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
Abstract:Responding proactively to population aging has become China’s national strategy.Using data from the 1% population sampling survey conducted in 2015,this paper employs the cohort-component method to simulate the long-term trends of size,proportion,gender structure and age composition of elderly population in the years 2015—2065,a critical period of China’s population aging,taking the influence of the Healthy China initiative on life expectation and the impact of the universal two-child policy on fertility level into consideration.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ize and proportion of China’s elderly population will grow before the middle of the 21st century and then peak after the middle of the 21st century,with the size gradually shrinking and the proportion relatively stabilizing;China’s population aging process in a wave-like manner can be divided into several speedup and slowdown stages;2035,the year to basically realize modernization,and 2050,the year to build a great modern country,will both be the key points of China’s population aging,with the significant changes of size,proportion,gender structure and age composition of elderly population,which is particularly worthy of attention.
Key words: Population aging;Long-term trends projection;Wave-like manner;Cohort-Component method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