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计准则国际趋同与“一带一路”建设
会计准则国际趋同与“一带一路”建设——基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直接投资视角的研究
张 博 韩亚东 徐经长
[提 要] 本文首先详细梳理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会计准则的适用情况，在此基础上，本文采用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实证检验了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会计语言的相似性与中国对其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本文用会计准则国际趋同作为会计语言相似性的衡量方法，研究发现，相似的会计语言能够促进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并且这种促进作用在“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提出之后更加明显。本文进一步研究发现会计语言影响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地区直接投资的机制主要是缓解了东道国企业与我国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上述结果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会计准则的国际趋同对“一带一路”建设有重要促进作用；会计作为国际通用的商业语言，对国家、地区乃至全球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推动意义。本文结论为会计准则国际趋同与“一带一路”建设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经验与证据。
[关键词] 会计准则；对外直接投资；“一带一路”
一、引言
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合作倡议，致力于打造包容共享、互利合作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应对挑战、抓住机遇以及完善全球治理体系贡献中国的智慧和力量(孟晓驷，2015)。自此倡议提出以来，“一带一路” 合作范围和领域不断扩大。据商务部公布的《2018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18年末，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OFDI)累计存量超过了1 700亿美元(商务部等，2019)。
随着“一带一路”经济合作的深化，其沿线国家制度环境的相关研究问题引起了学术界广泛关注。已有实证文献主要聚焦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治制度(蒋冠宏，2017；沈坤荣和金刚，2018)、经济制度(贺娅萍和徐康宁，2018)以及税收制度(张友棠和杨柳，2018)，鲜有文献涉及会计这一维度。会计作为企业对内和对外沟通的通用语言，在国际间资本融通和经贸往来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Pagano et al.，2002)。
会计语言差异是跨国投资的重要壁垒。具体而言，会计语言差异使外商投资者很难通过会计信息了解东道国企业的情况(Pagano et al.，2002；Dikova et al.，2010；Charles et al.，2014)。会计准则国际趋同是实现全球各国会计语言统一的重要路径。全球统一的会计语言能够提高国际间会计信息的可比性与透明度，缓解东道国企业与外商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水平(Young & Guenther，2003；Bushman et al.，2004)，从而降低外商投资者的信息劣势(Yip & Young，2012)。
然而，以上结论大多基于对发达国家的研究，未必适用于中国情境。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其自身特点。其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参与者是国有企业(蒋冠宏和蒋殿春，2012；Morck et al.，2008)。国有企业可能以较低的成本获得资本(裴长洪和樊瑛，2010；Buckley et al.，2007)。因此，基于发达国家研究的传统理论可能未必完全适用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决策。其二，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可能具有“双重动机”。具体而言，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国家政策的影响(裴长洪和樊瑛，2010；Morck et al.，2008)。因此，公司层面的利益也许不能完全解释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决策。其三，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其市场化程度以及制度环境等方面与发达国家存在差异。已有研究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很强的“特殊性”。例如，中国OFDI不存在明显的“制度风险规避”(蒋冠宏和蒋殿春，2012；潘镇和金中坤，2015)——中国OFDI倾向于流入政治关系较好、制度风险较高的国家；中国与东道国双边制度差异促进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因此，本文提出并尝试探讨以下问题：会计语言相似性是否影响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
为此，笔者首先详细整理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会计准则的情况，具体包括沿线各国是否采用或者趋同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porting standards，IFRS)，采用或者趋同于IFRS的时间以及适用范围方面的差异。在此基础之上，本文采用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实证检验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会计语言的相似性与中国对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具体来说，用会计准则国际趋同作为会计语言相似性的衡量方法，本文研究发现，相似的会计语言能够促进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并且这种促进作用在“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提出之后更加明显。最后，笔者发现会计语言影响我国对东道国直接投资的作用机制主要是缓解了东道国企业与我国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本文主要贡献在于：首先，自“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提出以来，开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会计问题的研究，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成为会计学界讨论的热点(王鹏，2018)。据笔者所知，本文是第一篇尝试使用实证研究方法考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会计语言对中国OFDI影响的文章。本文研究结论为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会计准则的国际趋同提供了直接的经验与证据。
其次，本文对“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会计信息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这一重要问题进行了研究与探索。本文发现“一带一路”合作倡议促进了会计信息在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地区国际合作中的作用。这一结果表明，会计作为国际通用的商业语言，对国家、地区乃至全球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再次，已有研究分别从政治制度(蒋冠宏和蒋殿春，2012)、经济制度(贺娅萍和徐康宁，2018)以及税收制度(张友棠和杨柳，2018)等角度考察了制度环境对中国OFDI的重要性。本文探究了会计制度这一维度对中国OFDI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论丰富了制度环境与中国OFDI的相关文献。
最后，已有关于会计准则国际趋同对国家间OFDI影响的研究主要基于欧美国家的数据(Lawrence et al.，2012；Charles et al.，2014)，本文通过考察在我国这一新兴市场国家情境下会计语言如何影响中国OFDI，拓展了已有研究结论的适用范围。
本文其余部分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介绍了“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会计准则适用情况。第三部分本文通过实证的方法考察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会计语言的相似性与中国对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具体包括样本与数据选取、相关变量定义、模型设计以及实证检验结果。第四部分考察了会计语言影响中国OFDI的作用机制。第五部分是本文的结论。
二、“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会计准则适用情况
首先，笔者详细整理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会计准则的相关情况，具体包括是否采用或者趋同于IFRS、采用或者趋同于IFRS的时间以及适用范围。统计结果见表1。从表1可以看出：首先，截至2020年3月，“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和地区中有60个国家采用了IFRS或与IFRS实质性趋同的本国公认会计原则(generally accepted accounting principles，GAAP)。但是，各国采用的IFRS标准存在一定差异。例如，2007年我国开始采用与IFRS实质趋同的会计准则。目前，我国会计准则与IFRS的差异主要在于关联方认定、资产减值损失的转回以及资产类政府补助等方面。
表1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会计准则适用情况(1)“一带一路”沿线各国采用或趋同于IFRS的数据主要来源于IFRS官方网站(https://www.ifrs.org/use-around-the-world/use-of-ifrs-standards-by-jurisdiction)；同时，参考了德勤网站(https://www.iasplus.com/country/useias.htm)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各国财政部或其他政府部门官方网站的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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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IFRS标准包括在1973—2000年期间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IASB)的前身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 Committee, IASC)发布的国际会计准则(IAS)；上市公司包括没有股票交易所的国家向公众出售股票的公司；采用或趋同IFRS年份不确定是指不能获取该国采用或者趋同于IFRS的年份或该国分多年采用或者趋同IFRS。
其次，“一带一路”沿线各国采用或者趋同于IFRS的时间跨度较大。例如，约旦从1997年起开始完全采用完整版的IFRS准则，没有进行任何修订。而巴基斯坦、泰国以及白俄罗斯等国至2017年才开始采用或者趋同于IFRS。此外，另有一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至今仍没有采用或者趋同于IFRS。例如，越南财政部至今仍没有宣称向统一的IFRS标准迈进，虽然少部分越南公司会使用IFRS标准编制财报，以便向外国投资者报告，但只是作为按照《越南会计准则》(VAS)标准编制财务报告的补充。
最后，采用或者趋同于IFRS的“一带一路”各国关于IFRS的适用范围存在一定差异。绝大多数国家强制要求本国上市公司合并报表以及单独报表均应采用IFRS标准，而匈牙利、斯洛文尼亚以及以色列只对上市公司合并报表做了强制性要求。对于非上市公司中的金融机构，大多数国家也明确要求需要按照IFRS标准编制报表。除此之外，马其顿、阿尔巴尼亚、格鲁吉亚等国家还要求本国达到一定规模的企业按照IFRS标准编制报表。(2)例如格鲁吉亚要求满足以下三个条件中两个以及两个以上的企业按照IFRS标准编制报表：总资产超过5千万拉里(约1 750万美元)；营业收入超过1亿拉里(约3 500万美元)；报告期内，公司平均员工人数超过250人。另一些国家按照本国的国情对一些特殊企业做了强制性要求。例如俄罗斯财政部要求本国的联邦国有企业必须按照IFRS编制报表。另外，部分国家强制本国的所有企业均应当按照IFRS标准编制财报。例如巴林没有本土会计准则，所有企业都需要按照IFRS标准编制报表。
三、“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会计语言与中国OFDI
(一)文献回顾与假设推导
自“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提出以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度环境的相关研究成为学术界与实务界关注的热点。已有文献分别从政治制度(蒋冠宏，2017；姜慧和孙玉琴，2018)、经济制度(贺娅萍和徐康宁，2018)以及税收制度(张友棠和杨柳，2018)等角度对东道国制度环境与中国OFDI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例如，蒋冠宏(2017)研究发现，中国企业倾向于以并购投资的方式进入制度环境较好或制度差异较大的“一带一路”国家；贺娅萍和徐康宁(2018)研究发现，“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经济制度能够显著影响中国企业的投资选择偏好与投资规模。然而，鲜有关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制度环境的实证研究涉及会计制度这一维度。
会计作为国际通用的商业语言，在国际间资本融通和经贸往来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Pagano et al.，2002)。会计语言差异是跨国投资的重要壁垒，它加剧了信息不对称程度。具体而言，会计语言差异使外商投资者很难通过会计信息了解东道国企业的情况(Pagano et al.，2002；Dikova et al.，2010；Charles et al.，2014)。会计准则国际趋同可以缓解东道国企业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水平(Young & Guenther，2003；Bushman et al.，2004)。趋同的会计语言可以提高国际间会计信息的可比性与透明度，从而降低投资者的信息劣势(Yip & Young，2012)。Charles et al.(2014)和Lawrence et al.(2012)研究发现，IFRS的实施对吸引外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再者，相似的会计语言可以降低投资者信息获取成本，提高投资效率(Young & Guenther，2003；Humphrey et al.，2009)。Chan et al.(2009)研究表明，在采用了IFRS的国家，企业可以更好地吸引外资，其资本成本也相对较低。
然而，据笔者所知，目前还没有研究考察以上结论是否适用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直接投资的情景。中国OFDI存在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不存在明显的“制度风险规避”(蒋冠宏和蒋殿春，2012；潘镇和金中坤，2015)。例如，潘镇和金中坤(2015)研究发现中国OFDI倾向于流入政治关系较好、制度风险较高的东道国。再者，不同于基于欧美的研究结论，已有研究发现制度差异反而会促进中国对东道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蒋冠宏和蒋殿春，2012；冀相豹，2014；岳咬兴和范涛，2014)。
上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殊性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解释。首先，中国对外投资主体存在特殊性。中国进行海外投资的企业以国有企业为主，国有企业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中占据主导地位(3)根据商务部公布的《2016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06—2016年，国有企业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比重分别为81%，71%，69.6%，69.2%，66.2%，62.7%，59.8%，55.2%，53.6%，50.4%，54.3%。。相对于其他性质的企业，国有企业有独特的“所有权优势”，更易于获得政府各项优惠政策和制度便利，比如直接的财政补贴、间接的优惠贷款以及便利的外汇审批(阎大颖等，2009；Morck et al.，2008；宗芳宇等，2012)，使其成为中国对外投资的主力。其次，中国OFDI的特殊性可能源于我国政府相关政策的驱动作用。已有研究表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是以政府政策驱动为导向的(Cui & Jiang，2012；裴长洪和樊瑛，2010)。政府政策的支持能够有效地“抵消”东道国制度环境等差异给企业对外投资带来的成本和风险，进而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潘镇和金中坤，2015；Lu et al.，2014)。
综上分析，一方面，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采用相似的会计语言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东道国企业与我国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提高我国企业在沿线各国的投资效率，对中国OFDI具有正向影响；另一方面，由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在“制度风险规避”不强、政策驱动型为主等“特殊性”，而且已有研究发现双边制度差异反而会促进中国对东道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因此，会计语言相似性是否影响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这一问题尚待进一步研究。有鉴于此，笔者提出原假说。
假说 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会计语言的相似性与中国对其对外直接投资无关。
(二)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笔者选取2003—2018年期间的“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和地区为初始样本。(4)“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确定根据商务部披露的《2018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公报》。并手工整理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会计准则适用的相关数据。对外直接投资数据来自商务部披露的《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商务部自2003年开始对外披露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因此，本文采用2003年及以后的样本。剔除回归模型控制变量缺失的观测，最终确定58个样本国家，851条国家—年度观测。
(三)模型构建与变量说明
为了检验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投资是否会受到两国会计语言相似性的影响，本文构建了如下模型：
LOGFDIi,t=β0+β1ACCTi,t-1+β2Xi,t-1+εi,t
(1)
式中，LOGFDIi,t是被解释变量，为第t年我国对东道国i的对外直接投资。参考已有文献(林治洪等，2012；杨宏恩等，2016；潘镇和金中坤，2015)，本文采用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规模的对数对其进行度量。ACCTi,t-1是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反映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否采用相似的会计语言。若t-1期两国都采用(或者趋同于)IFRS，ACCTi,t-1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
参考已有文献(Lawrence et al.，2012；Charles et al.，2014；Buckley et al.，2007)，笔者在式(1)中控制了一系列“一带一路”沿线国国家层面变量，包括东道国腐败控制效果(CORRUPCONTROL)、政府行政工作效率(GOVEREFFECT)、法律环境(LAW)、公民话语权(VOICE)、东道国GDP(LOGGDP)、东道国人均GDP(LOGHPGDP)、东道国GDP增长率(GDPG)、东道国对外贸易依赖度(HGGDP)、地理距离(LOGDIST)。(5)本文参照已有文献的做法(如：蒋冠宏和蒋殿春，2012)，将除地理距离变量(LOGDIST)外的所有其他解释变量滞后一期。“一带一路”沿线国国家层面的变量均来源于世界银行的全球治理指标数据库，地理距离变量(LOGDIST)来自前瞻性研究和国际信息中心(CEPII)数据库。最后，笔者在式(1)中还加入了年份哑变量。变量说明如表2所示。
表2 变量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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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证结果
1.描述性统计。主检验变量数据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3。为了避免极端值的影响，本文对所有的连续变量进行了上下1%的缩尾(winsorize)处理。变量ACCT均值为0.448，说明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使用相似会计语言的观测数量占总样本的一半左右。LOGFDI较大的标准差显示中国OFDI在“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分布存在较大差异。CORRUPCONTROL，LAW，VOICE均值与中位数为负，说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腐败控制效果、法律环境、公民话语权等制度环境相对较差，这可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和经济与制度相对落后有关。
2.主回归结果。表4是本文式(1)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相似的会计语言(ACCT)与中国对其对外直接投资(LOGFDI)显著正相关。此结果表明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东道国采用相似的会计语言缓解了中国投资者与东道国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降低了中国投资者的信息获取成本和投资风险，从而增加了中国对该国OFDI的规模。
在制度环境控制变量中，东道国的腐败控制效果(CORRUPCONTROL)与中国OFDI显著正相关。这个结果与蒋冠宏和蒋殿春(2012)等研究结果相似，表明中国OFDI偏向于腐败控制效果较好的东道国。而与OFDI传统理论不同，东道国法律环境(LAW)以及公民话语权(VOICE)与中国OFDI(LOGFDI)显著负相关。但这与Buckley et al.(2007)和蒋冠宏和蒋殿春(2012)等结果相似，说明中国OFDI存在“特殊性”，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不存在明显的“制度风险规避”。
表3 描述性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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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会计语言与中国OF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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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括号里为双尾t检验的p值。*，**，***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下表同。
东道国经济环境的控制变量中，实证结果和现有文献基本一致。东道国GDP(LOGGDP)、人均GDP(LOGHPGDP)与中国OFDI显著正相关，表明中国企业寻求海外投资时有市场寻求动机。具体而言，“一带一路”沿线国的经济规模越大，中国对该国的OFDI规模也越大。东道国对外贸易依存度(HGGDP)与中国OFDI显著负相关，可能的解释是东道国进出口贸易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之间是相互替代的关系。地理距离(LOGDIST)变量与中国OFDI显著负相关，说明东道国距离中国越远，中国对该国的投资规模越小。可能的原因是较远的距离会增加运输、时间等成本，从而对中国向该国直接投资产生负面的影响。最后，东道国GDP增长率(GDPG)对中国OFDI没有显著的影响。
3.稳健性检验。为了进一步验证本文实证结果的稳健性，笔者进行了稳健性测试，包括基于倾向得分匹配的双重差分(PSM-DID)检验以及替换对外直接投资衡量方式。
(1)PSM-DID检验。为了进一步缓解本文式(1)的内生性问题，笔者进行了PSM-DID检验。首先，将处理组国家定义为样本区间内会计语言从与我国不相似变为与我国相似的国家(TREAT=1)，对照组国家为样本区间内会计语言一直与我国不相似的国家(TREAT=0)。然后，采用处理组国家会计语言从不相似变为相似的前一年协变量数据与对照组进行逐年倾向评分匹配(PSM)。采用的协变量为东道国腐败控制效果(CORRUPCONTROL)、政府行政工作效率(GOVEREFFECT)、法律环境(LAW)、政府监管质量(GOVERQUALITY)、东道国人均GDP(LOGHPGDP)、东道国GDP增长率(GDPG)以及东道国对外贸易依赖度(HGGDP)。(6) 匹配完成后，对两组样本进行了均衡性检验，结果显示两组样本协变量均值不存在显著差异。限于篇幅，均衡性检验结果不再列示。
匹配完成后，选择会计语言变化前后2年为DID检验的窗口期。具体而言，处理组国家会计语言从与我国不相似变为与我国相似的当年(即变化年)与变化年的下一年定义为POST=1，变化年之前的两年定义为POST=0。同样地，对照组国家POST定义和与之匹配的处理组国家保持一致，最后得到89条样本观测。DID检验模型如下所示：
LOGFDIt=β0+β1TREATt-1
+β2TREATt-1×POSTt-1
+β3Xt-1+β4YEAR+εt
(3)
式中，X表示控制变量，与式(1)中控制变量保持一致。由于模型为多期DID，还加入了年度固定效应YEAR。模型回归结果见表5。从中可以看出，TREAT×POST显著为正，表明东道国与我国会计语言的相似性正向地促进了中国对该国的OFDI。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了模型的内生性问题后，本文的结论依然稳健。
(2)替换对外直接投资衡量方式。为了进一步验证上述研究结果未受对外直接投资变量选择的影响，本文将对外直接投资流量(LOGFLOW)数据代替存量数据引入模型，回归结果见表6。表6显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会计语言的相似性与中国OFDI流量显著正相关，与本文的主检验结果相一致。实证结果表明，本文的研究结论不受对外直接投资变量选择的影响。
表5 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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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替换对外直接投资衡量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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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受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缺失值的影响，最终有效观测数为629个国家—年度样本。
(五)进一步研究：“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提出对会计语言与中国OFDI关系的影响
随着“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提出，我国政府积极推动双边投资合作，这也将加强会计作为国际通用的商业语言在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之间的资本融通和经贸往来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所以笔者推测“一带一路” 合作倡议提出后，会计信息对中国OFDI的影响将更加明显。
以2013年为界，将样本分为“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提出前(2013年之前)和提出后(2013年及2013年之后)(7)如将2013年观测包含在2013年之前或去掉2013年度观测，结果依然稳健。，进行分组检验，回归结果见表7。其中第(1)列为“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提出前的回归结果，第(2)列为“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提出后的回归结果。与笔者的预期一致，表7结果显示，“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提出前，ACCT不显著。但是，“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提出后，ACCT显著为正。研究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合作倡议促进了会计语言对中国OFDI的影响。
表7 “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提出对会计语言与中国OFDI关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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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会计语言影响中国OFDI的作用机制分析
第三部分的结果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与我国会计语言的相似性能够显著促进我国对该国的OFDI。“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会计语言的统一缓解了东道国企业与中国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降低了中国投资者的信息劣势，从而增大了我国对该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因此，会计语言影响中国OFDI的作用机制可能是通过缓解东道国企业与中国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来影响中国的OFDI。因此，本文采用“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企业信息透明度两个指标考察会计语言影响中国OFDI的作用机制。
首先，相比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资本市场不够完善，财务报告的透明度较低，企业与外商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更为严重(Ding & Su，2008)。Lawrence et al.(2012)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采用IFRS吸引外商投资的效果更加明显。如果会计语言相似性影响中国OFDI的作用机制是缓解了东道国企业与中国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那么这种影响应当在信息不对称问题较为严重的发展中国家更加明显。因此，按照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在2009年公布的人类发展指数将58个样本国家分为15个发达国家(包括准发达国家)和43个发展中国家两组样本，并采用式(1)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见表8。其中第(1)列为发展中国家的回归结果，第(2)列为发达国家的回归结果。
表8结果显示，在发展中国家样本组中ACCT与LOGFDI显著正相关，而在发达国家样本组中ACCT对LOGFDI的影响并不显著。此结果表明会计语言影响中国OFDI的作用机制是缓解了东道国企业与中国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其次，根据上文逻辑，如果会计语言相似性能
表8 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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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通过缓解东道国企业与中国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从而影响中国OFDI，那么东道国企业信息透明度越低，与外国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也就越大，会计语言相似性对中国OFDI的影响也应当更加明显。因此，采用世界银行数据库中的各国企业信息披露程度指数来衡量“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企业的信息透明度(8)企业信息披露程度指数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中的世界发展指标子库。该数据由世界银行通过对各国当地律师、会计师、政府官员等专业人士的调查得到。企业信息披露程度指数范围从0到10，其数值越高，说明该国企业信息披露的透明度越高。，并将样本国家按照该指数的中位数分为信息透明度较低与信息透明度较高两组进行分组回归，回归结果见表9。其中第(1)列为信息透明度较低组回归结果，第(2)列为信息透明度较高组回归结果。
表9 东道国企业信息透明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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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受各国企业信息披露程度指数缺失值的影响，最终得到有效观测数为377个国家—年度样本。
表9结果显示，在东道国企业信息透明度较低的组中，ACCT与LOGFDI显著正相关；而在东道国企业信息透明度较高的组中，ACCT对LOGFDI的影响并不显著。以上结果表明当东道国企业信息透明度较低时，其与外国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也就越大，会计语言相似性对中国OFDI的影响更加明显。这进一步验证了会计语言通过缓解东道国企业与中国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来影响中国OFDI的作用机制。(9)为了控制东道国政治风险、双边政治关系等因素对分组结果的影响，笔者进一步加入了东道国政治风险、政府监管质量以及东道国与中国双边政治关系作为控制变量。未报告的结果显示，在控制了上述变量后，表8与表9的分组结果依然稳健。笔者感谢本文匿名审稿专家的建议。
五、结论
本文详细梳理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会计准则的适用情况，并基于2003—2018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58个国家的OFDI数据，考察了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是否会受到两国会计语言相似性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第一，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会计语言相似性对中国OFDI有正向影响；第二，2013年“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提出之后，会计语言相似性对中国OFDI促进作用更加明显；第三，会计语言相似性影响中国OFDI的作用机制是缓解了东道国企业与中国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本文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首先，本文研究发现会计语言在“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之间的投资合作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并进一步验证了会计语言通过缓解东道国企业与中国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来影响中国OFDI的作用机制，为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会计准则国际趋同提供了经验与证据。其次，本文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提出加强了会计语言对中国OFDI的影响。这一结果表明，会计作为国际通用的商业语言，对国家、地区乃至全球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意义。再次，本文的研究结论丰富了制度环境与中国OFDI的相关文献，拓展了关于会计准则国际趋同对国家间OFDI影响的研究。最后，本文的研究回应了学术界和实务界对会计准则国际趋同与“一带一路”建设关系的关切。
参考文献
贺娅萍、徐康宁，2018：《“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制度对中国OFDI的影响研究》，《国际贸易问题》第1期。
冀相豹，2014：《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制度的视角》，《国际贸易问题》第9期。
姜慧、孙玉琴，2018：《中国OFDI、东道国基础设施建设与双边经济增长——基于“一带一路”东道国制度的视角》，《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第12期。
蒋冠宏，2017：《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市场的进入策略》，《中国工业经济》第9期。
蒋冠宏、蒋殿春，2012：《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东道国制度重要吗?》，《管理世界》第11期。
林治洪、陈岩、秦学志，2012：《中国对外投资决定因素——基于整合资源观与制度视角的实证分析》，《管理世界》第8期。
孟晓驷，2015：《谱写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求是》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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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RNATIONAL CONVERGENCE OF ACCOUNTING STANDARDS AND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a’s OFDI to the Countries and Region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ZHANG Bo HAN Ya-dong XU Jing-chang
(School of Busines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first compiles the data of accounting standards adopted in the countries and region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Next,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impact of the similarities in accounting languages on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FDI) for countries and region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This paper uses the convergence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porting standards to measure the similarity of accounting languages and finds that similar accounting languages promote China’s OFDI to the countries and region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Besides, this paper documents that the impact of the accounting similarity is more pronounced afte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Furthermore,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reduced information asymmetry is the potential mechanism through which converging accounting standards affect OFDI. This study provides direct evidence on the impact of accounting on advanc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e results show that accounting languag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advancing national and glob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findings of this paper provide new evidence for the research of the convergence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porting standards and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Key words: accounting standard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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