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向《别录》“一人持本”考述
刘向《别录》“一人持本”考述摘 要：刘向《别录》所谓“一人持本”，“本”当指底本。对应“本”“本书”，整理定本可称“新书”，誊抄副本可称“别本”。“本”“本书”又可与重修、续书、附记、注解对文，《汉书》之于《汉纪》，《东观汉记》之于《后汉书》，《三国志》之于裴松之注，《春秋谷梁传》之于范甯集解，都可称“本书”。
关键词：刘向；校雠；底本；别本；别录
所谓刘向《别录》“一人持本，一人读书”一直被视作“校雠”的经典定义，如陈垣先生论及对校法说“即以同书之祖本或别本对读，遇不同之处，则注于其旁”，刘向《别录》所云“即此法也”(1)陈垣：《校勘学释例》，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29页。。但推敲起来，“持本”“读书”的内涵其实十分模糊，并未逐字落实。由此引申，校勘学意义上的“祖本”“底本”和“参校本”在六朝时期如何表示，六朝文献和日抄本中大量的“本书”含义究竟如何，存在哪些层次，又与哪些图书编纂、修撰活动存在对应关系，都需要系统梳理，厘清源流。
一、“一人持本”
刘向《别录》多言“校雠”，应劭《风俗通》解释“校雠”之语，清代民国以来诸家《别录》辑本都认作《别录》本文(2)张文：《〈别录〉佚文“雠校”“杀青”条考辨》，《中华文史论丛》2020年第3期。，且被视作刘向对“校雠”的定义，广为学者征引：
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缪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或作“析”)，若怨家相对。(3)《文选·魏都赋》李善注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287页。《太平御览》六一八引作“一人读析”，“怨家相对”下又有“故曰雠也”四字(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2776页)。说详下。
清代学者周寿昌说“本”为量词，“书称‘本’始于汉”：
古书称简称卷称轴，藏之以箧，不若后世可订成本也。然刘向《别传》曰“雠校者，一人持本，一人读析，若怨家相对，故曰雠也”。《后汉书》曰章帝赐黄香《淮南》《孟子》各一本，是在两汉已称本矣。岂即以简札联缀成本耶？(4)周寿昌：《思益堂日札》卷二“书称本始于汉”条，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8页。
周说影响颇大，然《北堂书钞》引《东观汉记》明云“章帝赐黄香《淮南》《孟子》各一通”(5)吴树平：《东观汉记校注》卷一七《黄香》，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763页。见《北堂书钞》卷一○一，北京：中国书店，1989年，第386页。，不云“一本”。汉代书之称“本”，并无实例。
所谓“一人持本”，“本”并非书之量词，王重民、王利器等先生已经指出，当指书之“底本”(6)王重民《中国目录学史论丛》谓“底本简称‘本’”，“底本以外的复本都叫‘书’”(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9页)。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书证》称“本者犹今言底本，书者犹今言副本”(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461页)。。“本”原义为树木之根部，引申为物体之大端，如《仪礼·乡饮酒》“左手执本”，谓肺之大端；又引申为抽象意义上的根基、主体。就书籍而言，则指“底本”。刘向校书多以中书为底本，外书为参校本，《列子书录》称“中书多，外书少”，“校雠从中书”，恐怕是比较普遍的情况；甚至《战国策》《孙卿书》仅以中书相校，并没有利用外书(7)姚振宗辑录：《七略别录佚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32、43页。。对应作为底本的中书，用以参校的“太常书”“太史书”“臣向书”“臣(杜)参书”“民间书”等(8)参《列子书录》《晏子书录》《说苑书录》等，姚振宗辑录：《七略别录佚文》，第53、40、47页。可能就是“一人读析”之“析”，析训作别，与本相对。
而对应底本，整理本则称作“新书”，刘向《列子书录》云“右新书定著八章”，“定著三十二篇”的荀子书本就题作“孙卿新书”。《列子书录》又云“及在新书有栈(笺)，校雠从中书”(9)姚振宗辑录：《七略别录佚文》，第54页。，是以中书为底本，文字讹误衍脱笺注于整理本。
引申到一般的书籍、公文，则有所谓“本书”，如《三国志·国渊传》：
时有投书诽谤者，太祖疾之，欲必知其主。渊请留其本书，而不宣露。其书多引《二京赋》，渊敕功曹曰：“此郡既大，今在都辇，而少学问者。其简开解年少，欲遣就师。”功曹差三人，临遣引见，训以“所学未及《二京赋》，博物之书也，世人忽略，少有其师，可求能读者从受之”。又密喻旨。旬日得能读者，遂往受业。吏因请使作笺，比方其书，与投书人同手。(10)《三国志》卷一一《国渊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339页。
既得能读《二京赋》者，使之作笺，与谤书比较书法，知为一人，可见国渊所留之“本书”就是谤书原本，而非誊抄之副本。而《汉纪》言张安世：
后上方幸河东，亡书三箧……唯安世识之，具作其事。后购得本书，以相校，无所遗失。(11)袁宏：《汉纪》卷四《孝武皇帝纪》，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224页。又《汉书·张安世传》作“后购求得书”，亦谓得前所亡之书(《汉书》卷五九，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647页)。又《宋书》卷八三《吴喜传》“(沈)演之尝作让表，未奏，失本，喜经一见，即便写赴，无所漏脱，演之甚知之”，与其事相类(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2320页)。
是以安世所作与所购得前亡书相校，前所亡者为“本书”。
或者径称“本”，如《任嘏别传》《梁书·萧子恪传》《南史·萧藻传》：
文帝时，为黄门侍郎。每纳忠言，辄手坏其本(12)详熊明辑校：《汉魏六朝杂传集》，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466width=10,height=11,dpi=110467页。。
子恪兄弟十六人，并仕梁。……子恪尝谓所亲曰：“文史之事，诸弟备之矣，不烦吾复牵率，但退食自公，无过足矣。”子恪少亦涉学，颇属文，随弃其本，故不传文集。
藻性谦退，不求闻达，善属文，尤好古体。自非公宴，未尝妄有所为，纵有小文，成辄弃本。(13)《梁书》卷三五《萧子恪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507页；《南史》卷五一《梁宗室》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268页。又《南史》卷六九《沈炯传》云“魏克荆州，被虏，甚见礼遇，授仪同三司。以母在东，恒思归国，恐以文才被留，闭门却扫，无所交接。时有文章，随即弃毁，不令流布”，与“随弃其本”“成辄弃本”略同(第1678页)。
《别传》言任嘏慎密；萧子恪为齐豫章王嶷子，萧渊藻为长沙宣武王懿子，《传》云二人有文学、善属文，仕梁之际，属文则“随弃其本”“成辄弃本”，不使传布(14)又“草”为草稿，与底本小有别，如《三国志》卷二二《陈群传》裴注引《魏书》曰：“群前后数密陈得失，每上封事，辄削其草，时人及其子弟莫能知也。”(第638页)《晋书》卷六一《周馥传》孙惠使谢摛为檄，“摛，馥之故将也。馥见檄，流涕曰：‘必谢摛之辞。’摛闻之，遂毁草”(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1664页)。《宋书》卷五八《谢弘微传》：“每有献替及论时事，必手书焚草，人莫之知。”(第1739页)而《梁书》卷三三《王筠传》云沈约“制《郊居赋》，构思积时，犹未都毕，乃要筠示其草”，则指草稿无疑(第485页)。。
二、“本书”与别写、续书、注记
“本”“本书”还可以产生其他对称关系，如相对“本书”，另外誊抄则称作“别写”“誊
(腾)”(15)“别写”又可省作“写”，如《晋书·温峤传》陶侃上表曰称温峤“临卒之际，与臣书别，臣藏之箧笥，时时省视……谨写峤书上呈，伏惟陛下既垂御省，伤其情旨”(第1795页)。《孙盛传》盛诸子惧桓温删改《晋阳秋》，“盛写两定本，寄于慕容儁。太元中，孝武帝博求异闻，始于辽东得之，以相考校，多有不同，书遂两存”(第2148页)。黄生《字诂》曰：“《说文》：‘写，传置也。’《礼记》：‘器之溉者不写，其余皆写。’注谓‘传之器中’是也。盖传此器之物于他器，谓之写。因借传此本书，书于他本，亦谓之写。古云‘杀青缮写’。又云‘一字三写，乌焉成马’。又云‘在官写书，亦是罪过’。皆此义也。今人以书字为写字，讹而不辨久矣。”(黄生撰，黄承吉合按，包殿淑点校：《字诂义府合按》，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61页)“誊”传世、出土文献多作“腾”，如《三国志·刘放传》“青龙初，孙权与诸葛亮连和，欲俱出为寇。边候得权书，(刘)放乃改易其辞，往往换其本文而傅合之，与征东将军满宠，若欲归化，封以示亮。亮腾与吴大将步骘等，骘等以见权。”(第457页)《满宠传》吴将孙布诈降，扬州刺史王凌“腾布书”与满宠，请兵马迎之(第723页)。，所誊抄之副本可称为“别”“副”：
又按：二许(谧、翽)虽玄挺高秀，而质挠世迹，故未得接真。今所授之事，多是为许立辞，悉杨授旨，疏以示许尔。唯安妃数条，是杨(羲)自所记录。今人见题目云“某日某月某君width=13,height=12,dpi=110许长史及掾某”，皆谓是二许亲承音旨，殊不然也。今有二许书者，并是别写杨所示者耳。(《真诰叙录》)
后主所制文笔，卷轴甚多，乃别写一本付(姚)察，有疑悉令刊定，察亦推心奉上，事在无隐。(《陈书·姚察传》)
京师及并州、相州、洛州等诸大都邑之处，并官写一切经，置于寺内；而又别写，藏于祕阁。(《隋书·经籍志》)
向秀于(《庄子》)旧注外为解义……惟《秋水》《至乐》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义遂零落，然犹有别本。(《世说新语·文学》)(16)陶弘景撰，赵益点校：《真诰》，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35页。参看点校本《真诰》前言《“仙真降诰”的创撰及流传经过》，第6页。《陈书》卷二七《姚察传》，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353页；《隋书》卷三五《经籍志》，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099页；刘义庆撰，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43width=10,height=11,dpi=110244页。
而晋时诏书以青纸(17)如《晋书·楚王玮传》：“玮临死，出其怀中青纸诏。”(第1597页)《赵王伦传》：孙秀“有所与夺，自书青纸为诏”(第1602页)。苏易简《文房四谱》亦云晋时“为诏以青纸紫泥”(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第54页)。，别本当用白纸。《晋书·苟晞传》载永嘉五年怀帝诏晞曰：“道涩，故练写副，手笔示意”，是以练代白纸为副。故晞表云“奉被手诏，委臣征讨，喻以桓文，纸练兼备”，是手诏以青纸、副以练代白纸。故《愍怀太子传》称“须臾有一小婢持封箱来，云‘诏使写此文书。’鄙便惊起，视之，有一白纸，一青纸。催促云‘陛下停待。’又小婢承福持笔研墨黄纸来，使写”云云，是“诏使写此文书”之“诏”为“一白纸，一青纸”；愍怀太子所写“陛下宜自了；不自了，吾当入了之”等语则以黄纸(18)《晋书》，第1669width=10,height=11,dpi=1101670、1459、1461页。。
《真诰》往往附记各条钞写情况与底本来源，尤其可以见出底本与钞本的对称关系：
东海东华玉妃淳文期授含真台女真张微子服雾之法：
……右一条杨书，又掾写。
守玄白之道，常旦旦坐卧任意，存泥丸中有黑气，存心中有白气，存脐中有黄气。……
初存出气如小豆，渐大冲天，三炁缠烟绕身，共同成一混，忽生火在三烟之内，又合景以炼一身。一身之里，五藏照彻，此亦要道也。
右二条有掾写，并右三事在论华阳第四卷中，今又重钞可修事出此耳。其本文犹在彼卷。(19)陶弘景撰，赵益点校：《真诰》，第168页。
对应重钞出在此，则“犹在彼卷”的当然可以称作“本文”，也就是据以钞写的底本。
“本书”又可与重修、续书、附记、注解对文。如荀悦《汉纪》称《汉书》为“本书”，范晔《后汉书》称《东观汉记》为“本书”(20)同例，《汉纪》称《汉书》列传为“本传”，志书为“本志”。另外《梁书》《陈书》多有“本书不载”“本书无传”，如《梁书》卷四四《太宗十一王传》：“自余诸子，本书不载”；《世祖二子传》：“其愍怀太子方矩，本书不载所生，别有传”，“自余诸子，并本书无传”(第613、618页)。《陈书》卷二二《世祖九王传》：“二男早卒，本书无名”；卷二八《高宗二十九王传》：“三子早卒，本书无名。”(第357、364页)似皆指姚察书为“本书”，察本传云“梁、陈二史本多是察之所撰，其中序论及纪、传有所阙者，临亡之时，仍以体例诫约子思廉，博访撰续，思廉泣涕奉行”(第354页)。又《隋书·经籍志》有“《梁书帝纪》七卷，姚察撰”，当为姚思廉所据底本(第956页)。：
臣悦职监秘书，摄官承乏，祗奉明诏，窃惟其宜。谨约撰旧书，通而叙之，总为帝纪，列其年月，比其时事，撮要举凡，存其大体，旨少所缺，务从省约，以副本书，以为要纪。未克厥中，亦各其志；如其得失，以俟君子焉。(21)《汉纪》卷一《高祖皇帝纪》，第1页。
孝明皇帝九子：贾贵人生章帝；阴贵人生梁节王畅；余七王本书不载母氏。(章怀注：本书谓《东观记》也。)(22)《后汉书》卷五○《孝明八王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667页。
裴松之称陈寿书亦云“本传”：
《江表传》曰：曹休出洞口，吕范率军御之。时匡为定武中郎将，违范令放火，烧损茅芒，以乏军用，范即启送匡还吴。权别其族为丁氏，禁固终身。臣松之案本传曰：“匡未试用，卒，时年二十余。”而《江表传》云吕范在洞口，匡为定武中郎将。既为定武，非为未试用。且孙坚以初平二年卒，洞口之役在黄初三年，坚卒至此合三十一年，匡时若尚在，本传不得云卒时年二十余也。此盖权别生弟朗，《江表传》误以为匡也。朗之名位见三朝录及虞喜《志林》也。
“本传”正指陈寿《三国志·吴书·宗室传》“孙匡字季佐，翊弟也。举孝廉茂才，未试用，卒，时年二十余”,裴松之据以论《江表传》之非。后世“本书”多指己书，“本传”多指其人正史之传，意义略有区别。
又，对应注记，经书可称“本”，如对应范甯“集解”之“解”，《春秋谷梁传》可称“本”。敦煌写本P.2536《春秋谷梁传注》卷尾称此卷传文“本”5604字，范甯“解”6500字。P.2486则“大”字与“小”字相对(或“麄”与“细”相对)，犹“本”与“解”相对。“解”字训诂为分解剖白，带有说明、分析、解释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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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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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486
同样，葛洪《抱朴子》以“章句”与“本书”对文。
长致章句，多于本书。今若破合杂俗，次比种稷，删削不急，抗其纲较，其令炳若日月之著明，灼若五色之有定，息学者万倍之役，弭诸儒争讼之烦。(23)葛洪撰，杨明照校笺：《抱朴子外篇校笺》卷三一《省烦》，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92页。
综上，刘向《别录》所谓“一人持本”，“本”当指底本。对应“本”“本书”，整理定本可称“新书”，誊抄副本可称“别本”。“本”“本书”又可与重修、续书、附记、注解对文立称，这些意义也都是从底本引申而来。
作者简介：马楠，清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北京100084)。
DOI:10.16346/j.cnki.37-1101/c.2021.01.12
[责任编辑 孙 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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