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师《西方经济学》第十一章 拓展资源
福师《西方经济学》第十一章 商品市场国民收入决定拓展资源案例1：蜜蜂的寓言启发了凯恩斯：总需求决定理论凯恩斯认为，在短期中决定经济状况的是总需求而不是总供给。这就是说，由劳动、资本和技术所决定的总供给，在短期中是既定的，这样，决定经济的就是总需求。总需求决定了短期中国民收入的水平。总需求增加，国民收入增加；总需求减少，国民收入减少。
18世纪初，一个名叫孟迪维尔的英国医生写了一首题为《蜜蜂的寓言》的讽喻诗。这首诗叙述了一个蜂群的兴衰史。最初，蜜蜂们追求奢侈的生活，大肆挥霍浪费，整个蜂群兴旺发达。后来它们改变了原有的习惯，崇尚节俭，结果蜂群凋敝，终于被敌手打败而逃散。
这首诗所宣扬的“浪费有功”在当时受到指责。英国中塞克斯郡大陪审团委员们就曾宣判它为“有碍公众视听的败类作品”。但在200多年之后，这部当时声名狼藉的作品却启发凯恩斯发动了一场经济学上的“凯恩斯革命”，建立了现代宏观经济学和总需求决定理论。
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经济学家信奉的是萨伊定理。萨伊是18世纪法国经济学家，他提出供给决定需求，有供给就必然创造出需求，所以，不会存在生产过剩性经济危机。这种观点被称为萨伊定理。但20世纪20年代英国经济停滞和30年代全世界普遍的生产过剩和严重失业打破了萨伊定理的神话。凯恩斯在批判萨伊定理中建立了以总需求分析为中心的宏观经济学。
凯恩斯认为，在短期中决定经济状况的是总需求而不是总供给。这就是说，由劳动、资本和技术所决定的总供给，在短期中是既定的，这样，决定经济的就是总需求。总需求决定了短期中国民收入的水平。总需求增加，国民收入增加；总需求减少，国民收入减少。引起30年代大危机的正是总需求不足，或者用凯恩斯的话来说是有效需求不足。凯恩斯把有效需求不足归咎于边际消费倾向下降引起的消费需求不足和资本边际效率（预期利润率）下降与利率下降有限度引起的投资需求不足。解决的方法则是政府用经济政策刺激总需求。包括增加政府支出的财政政策和降低利率的货币政策，凯恩斯强调的是财政政策。
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中，总需求分析是中心。总需求包括消费、投资、政府购买和净出口（出口减进口）。短期中，国民收入水平由总需求决定。通货膨胀、失业、经济周期都是由总需求的变动所引起的。当总需求不足时就出现失业与衰退。当总需求过大时就出现通货膨胀与扩张。从这种理论中得出的政策主张称为需求管理，其政策工具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当总需求不足时，采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增加政府各种支出和减税）与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给量降低利率）来刺激总需求。当总需求过大时，采用紧缩性财政政策（减少政府各种支出和增税）与货币政策（减少货币量提高利率）来抑制总需求。这样就可以实现既无通货膨胀又无失业的经济稳定。
总需求理论的提出在经济学中被称为一场“革命”（凯恩斯革命）。它改变了人们的传统观念。例如，如何看待节俭。在传统观念中，节俭是一种美德。但根据总需求理论，节俭就是减少消费。消费是总需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消费减少就是总需求减少。总需求减少则使国民收入减少，经济衰退。由此看来，对个人是美德的节俭，对社会却是恶行。这就是经济学家经常说的“节约的悖论”。“蜜蜂的寓言”所讲的也是这个道理。
凯恩斯重视消费的增加。1933年当英国经济处于萧条时，凯恩斯曾在英国BBC电台号召家庭主妇多购物，称她们此举是在“拯救英国”。在《通论》中他甚至还开玩笑地建议，如果实在没有支出的方法，可以把钱埋入废弃的矿井中，然后让人去挖出来。已故的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陈岱孙曾说过，凯恩斯只是用幽默的方式鼓励人们多消费，并非真的让你这样做。但增加需求支出以刺激经济则是凯恩斯本人和凯恩斯主义者的一贯思想。
那么，这种对传统节俭思想的否定正确与否呢?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生产的目的是消费，消费对生产有促进作用，这是人人都承认的。凯恩斯主义的总需求分析是针对短期内总需求不足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刺激总需求当然是正确的。一味提倡节俭，穿衣服都“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纺织工业还有活路吗?这些年当我国经济面临需求不足时政府也在努力寻求新的消费热点，说明这种理论不无道理。
当然，这种刺激总需求的理论与政策并不是普遍真理。起码在两种情况下，这种理论并不适用。其一是短期中当总供给已等于甚至大于总需求时再增加总需求会引发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其二是在长期中，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基本条件，资本来自储蓄，要储蓄就要减少消费，并把储蓄变为另一种需求—投资需求。这时提倡节俭就有意义了。
凯恩斯主义总需求理论的另一个意义是打破了市场机制调节完善的神话，肯定了政府干预在稳定经济中的重要作用。战后各国政府在对经济的宏观调控申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总体上还是起到了稳定经济的作用。战后经济周期性波动程度比战前小，而且没有出现30年代那样的大萧条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世界上没有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一切真理都是具体的、相对的、有条件的。只有从这个角度去认识凯恩斯主义的总需求理论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其实就连“蜜蜂的寓言”这样看似荒唐的故事中不也包含了真理的成分吗?案例2：做大乘数
面对通货紧缩和亚洲等地区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中央政府正确地采取了扩大内需和避免风险的基本对策。然而，尽管扩张性的宏观政策的力度很大，其带动作用却非常有限，连续降息并没有将股市刺激起来，财政扩张也只使国有部门的投资有所增长，而统计资料显示，1998年的非国有部门的投资呈负增长。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现在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倾向，被称为凯恩斯主义。凯恩斯是个英国贵族，也是个经济学家。在他学术生涯的颠峰时期，正好(不巧)赶上了1929年至1933年的世界大萧条。他提出的救治方案就是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货币政策，即降低利率；也包括财政政策，主要是赤字政策和公共工程。但是这些政策之所以被称为政策，而不是政府的单打独斗，就意味着它要在社会上产生连锁反应，使效果数倍、甚至数十倍于政府的努力。为了解释这样的效果，凯恩斯提出了“投资乘数”的概念。意思是说，当政府比正常情况新增一笔公共工程的投资时，由于该工程要雇用工人和购买设备与原材料，就要支付工资和贷款；而贷款也最后会变成生产设备和原材料的工人的工资。因此投资会引致消费，消费支出又会变成生产消费品的工人收入，即消费又会引致新的消费。如此循环往复，一笔投资就会变成数倍于这笔投资的需求。这个倍数就是乘数，一个扩张的财政政策的直接效果，就是财政扩张的数额乘以“投资乘数”。由于这是凯恩斯最早提出来的，所以又叫“凯恩斯乘数”。
后来，乘数概念在经济学中泛滥，又有人提出“存款乘数”。意思是说，当银行新增一笔存款时，银行会扣掉一定比率的准备金，然后再把它贷出去；获得贷款的企业或者用来支付货款，或者暂时存入银行，无论如何，都会又回到银行；银行仍旧按上面的办法处理。如此循环，也会使这笔新增存款“创造”出数倍于原来的存款来。这个倍数就是“存款乘数”。
有趣的是，上面讲的“投资乘数”，今天正好对应于财政政策；而“存款乘数”，正好对应于今天的货币政策，因为所谓“新增存款”是降息所至。当我们讨论或预测政策效果时，有两个简单的因素：一个是政策本身的力度，一个是“乘数”。当政策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时，我们既可以说，政策的力度不够，又可以说，乘数不大。经济学家自然可以讨论政策力度问题，但这更多地是政府的事情；并且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都是有很多的约束条件的，不是可以任意使用的。例如，财政的首要功能，还是筹措公共物品的资源。当财政本身吃紧时，发挥政策作用的余地就很小，更为积极的因素是“乘数”。
毫无疑问，在政策力度一定的情况下，如果政策效应较小，就意味着乘数较小，而又是什么决定乘数呢?在前面的讨论中我们可以注意到，无论是“投资乘数”还是“存款乘数”，其产生和大小都和经济活动及其频率相关。具体地说，就是商品交易的频率和金融交易的频率。交易频率高，也可以说是交易效率高。这就涉及到市场的发育和成熟程度了。在我国，市场制度刚刚建立不久，它信用不足，也缺乏效率，所以交易效率就会较低，交易速度就会较慢，在有些时候，交易甚至会受阻。一旦交易缓慢或受阻，形成乘数的循环就会较少，乘数也自然会很小。
事情还不仅仅如此。政策力度与乘数之间，也不是简单的相乘关系，有时两者会互相冲突。政府政策相对于经济制度也并非中性，它经常会产生“体制效应”，即政策本身会对经济制度产生影响。这就存在一种可能性，即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会导致负面的体制效应，损害市场制度的改进和完善，结果会使乘数变小。譬如，为了筹措更多的财政资源以支持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政府扩大了对市场的管制范围，结果损害了市场的效率；又譬如，为了避免金融风险，政府采取了过分保守的金融管制政策，会使问题走向另一个极端，导致金融体系的效率降低，存款—贷款的循环甚至会被中断，“存款乘数”就会变小。
既然我们面对的是乘数太小的问题，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乘数做大。做大乘数的方法，就是继续进行市场化的制度变革，使初步建立起来的市场制度变得更有效率。既然政府政策会产生“体制效应”，我们的目标就是变负效应为正效应。在财政方面，既然大量亏损的国有企业是财政的“鸡肋”，进行企业并购和产权交易，就是具有制度变革特征的、缓解财政危机的手段；在公共工程方面，打破国有部门独揽项目的局面，让非国有企业参与公平的竞标，则是扩展市场规则的又一契机；在货币政策方面，只有将中央银行的再贷款利率与商业银行的市场利率分开，才能更有效地使政策发挥作用，同时又使我国的货币体系向着市场化的方向迈进一步；即使是财政政策手段，如发行政府债券，也可以用来促进金融市场的发展，如利用政府债券支撑起证券市场的交易来。
当然，除了短期手段外，乘数变大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可以忽视这个对政策效果举足轻重的变量。一个明智而有效的政府更应注重借用经济制度本身的力量。它在推行短期的宏观经济政策时，不应伤及那个会使政策效应更为显著的制度基础，同时为了社会与国家长远计，不应一刻忘记改进使政府显得更有效的市场体系。至少在政府制定政策的视野内，它的名字叫“乘数”。案例3：节俭悖论
节俭是美德，还是祸根？这一问题是颇有争议的。按照传统的经济学理论，节俭导致储蓄，而后者又是促进积累形成资本存量的关键因素，这将导致一国的经济增长。然而，按照凯恩斯《通论》的观点，节俭意味着消费的减少，因而使得国民收入和就业量降低。如果把就业量考虑在内，节俭是否是美德就值得商榷了。在充分就业的状态下，节俭当然是美德，但是在存在失业的状态下，节俭却未必是美德，有时甚至是祸根。用凯恩斯的话来说，如果“你储蓄5先令，那将使一个人失业一天”。在这里，节俭被看成是危险的自我毁灭过程，因为它减少了用于购买最终商品的支出，并且使得生产者的利润降低，同时也形成了进一步增加最终产量的资本资源。这种矛盾的过程必然进一步加重经济萧条。这种观点在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萧条时期得到发展。与把节俭视为社会美德的观点相对立，认为节俭成为经济萧条祸根的观点逐渐占上风。
早在1714年，伯纳德·曼德维尔就在他于英国出版的而在当时又马上被英国政府列为禁书的《蜜蜂的寓言》一书中提出了节俭悖论。曼德维尔以勤劳的蜜蜂作为例子说明，尽管储蓄这种节俭的行为是增加私人财富的方法，但对一个国家而言，如果普遍地使用这种方法则不能得到相同的结果。后来，凯恩斯主义者为这种观点提供了总需求决定的理论基础。现代西方经济学家倾向于认为，在经济存在失业的状态下，储蓄并不是改善经济状况的良好行为。补充：影响投资乘数作用发挥的因素
在现实生活中，投资增加对国民收入增加的影响即投资乘数作用，与社会的经济状况有密切关系，以下四个因素影响着投资乘数作用的发挥。
第一，经济中为零或较小的过剩生产能力。如果经济中没有过剩的生产能力或者过剩的生产能力较小，增加投资只会引起总需求的增长，却不会或难以使生产增加，最终结果只能是物价水平上升。只有在社会过剩的生产能力大、社会的闲置资源比如生产设备、劳动力等数量多的情况下，增加投资就会较充分利用闲置资源，从而更多地增加国民收入。
第二，投资与储蓄的关联性。如果投资与储蓄的联系非常密切，投资增加会产生对货币需求的增长，从而提高利率水平，进而引起储蓄增加，消费相应减少，最终部分地抵消投资增加对国民收入增加的影响。反之，只有投资与储蓄独立较强时，投资增加才不会使利率上升，也就不会增加储蓄和减少消费，收入自然就能增多。
第三，货币供给量的非适应性。如果货币供给量不能随投资的增加而增加，即投资增加得不到货币的相应支持，投资增加只会增加货币需求，促使利率上升，从而抑制总需求水平的提高，国民收入的增长就会遇到阻碍。
第四，投资的外购性。如果增加的投资用于购买进口的生产要素，则不会对国内的总需求产生什么影响，也就不会增加多少国民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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