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新时代中国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思考
推动新时代中国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思考马林静 梁 明 夏融冰
内容摘要：贸易高质量发展是在贸易增长的基础上，实现贸易结构、动力、方式、环境等多维角度良性发展、多个方面协调共生的综合态势。从逻辑动因来看，贸易高质量发展是由纵向逻辑上贸易自身的演变升级与横向逻辑上国际环境的竞争驱动两者交织、相互叠加驱动而成，具有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必要性。推动新时代贸易高质量发展，要始终以推动贸易增长的新旧动力体系变革为核心，要重视贸易企业在推动贸易高质量发展中的主体地位，要注重依托开放发展新平台形成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引领力，要将贸易高质量发展根植于全球新型产业生态中。本文从产业基础、增长动力、贸易结构、发展环境及国际地位五个方面提出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贸易高质量发展 内涵 逻辑动因 实践重点
改革开放后，我国紧抓国际产业分工的机遇，成功融入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尤其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贸易潜力充分释放，对外贸易实现了较长时期的高速增长，中国贸易大国地位得以成就。然而，近年来国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全球产业链分工格局下的国外需求红利、国内资源要素低成本优势等支撑外贸高速发展的条件逐渐削弱或消失。与此同时，在贸易高速增长阶段积累和遗留下来的贸易低效益、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也日益凸显。显然，要素驱动型增长模式并未演变成足以使中国成为世界贸易强国的源动力，现实约束和矛盾挑战严重制约着中国外贸发展的可持续性，突破旧模式并探寻迈向新型发展之路，随之成为亟需探讨的时代命题。由此，贸易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增长成为新的历史方位上的必然选择，承载着中国贸易史上前所未有的历史新高度和重要分量。2019年11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贸易高质量发展正是基于现下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现状、特征及面临的矛盾问题而提出，是将实践经验上升至理论新高度的重要突破，也是新时代外贸工作的重要遵循和明确取向。本文尝试探究并确定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及目标要求，明晰新时期贸易高质量发展的逻辑动因，并依据对现实问题的判断和推动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重点，探求推动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中国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及目标要求
从本质上看，高质量发展是指低消耗、高收益的集约型发展模式。进入新时代，这一简单的维度已经不能完全代表高质量发展的全部含义。对新时期的贸易发展现状、所处的环境以及面临的问题挑战而言，贸易高质量发展拥有更丰富的内涵以及更多元的衡量维度，是贸易的多维角度良性发展、多个方面协调共生的综合态势。新时期，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新发展理念是我国一切发展的根本导向，也为贸易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深厚的理论支撑和导向指引。依据新发展理念，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可以界定为，是以创新体系(包括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模式业态创新)为驱动力，以协调均衡的贸易结构为基本面，以低消耗、高收益为根本特点，以持续推动贸易自由化便利化的开放型发展为基本模式，以更加包容更加普惠的共享理念为实践导向的质量增长型贸易发展方式，体现了贸易发展的创新性、协调性、可持续性、开放性、普惠性。
贸易高质量发展是在当前贸易发展的基础上不断升级和优化产生的高级状态。围绕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内涵界定，贸易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要求可设定为以下五点：第一，构筑更加牢固的贸易产业基础。贸易高质量发展要厚植于现代产业经济体系中，加强贸易与产业、贸易与经济的关系，并要以制造业转型升级、服务业创新发展、新兴产业开拓布局为发展契机和基础，夯实贸易转型升级的根基，实现全球价值链位次的攀升以及相关贸易领域国际规则的主导权。第二，具备更加均衡协调的贸易结构。要补齐服务贸易发展短板，实现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更加协调发展；积极扩大进口，缩减贸易顺差规模，实现贸易进、出口更趋平衡；创新市场开拓方式，优化国际市场结构，推动海外市场布局更为均衡；发挥比较优势，优化国内区域布局，实现国内东、中、西部不同区域的贸易发展更趋融合发展。第三，形成以创新为主的新型驱动体系。要逐步构造以技术创新、模式创新和制度创新为内容的创新体系，将以往依靠物质资源消耗实现贸易增长的模式改变为依靠创新要素驱动实现贸易增长，有序推动增长新旧动力的转换，增强贸易发展的内生驱动力和发展韧性。第四，具有更加强劲的国际竞争力。不仅要在巩固我国贸易传统优势的基础上，形成包括技术研发、标准规则、品牌运营、服务体系、质量水平等多方面的综合竞争新优势，还要纵深拓展贸易新增长点，在技术、数字贸易等新兴产业贸易领域及跨境电商等贸易新模式方面占领竞争和规则的“制高点”。第五，实现更高的国际贸易地位。贸易高质量发展要始终秉持包容普惠的发展理念，主动开放国内市场，推动贸易自由化便利化发展；积极参与国际组织建设和改革，推动完善新型国际贸易规则，为全球贸易治理体系提供更多公共产品，为贸易高质量发展的纵深推进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二、中国贸易高质量发展的逻辑动因
中国贸易高质量发展不仅是理论上的一次创新突破，也是一次积极的实践探索。从逻辑动因来看，贸易高质量发展是在理论创新发展的基础上，由纵向逻辑上自身的演变升级与横向逻辑上国际环境的竞争驱动两者交织、相互叠加驱动而成，具有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必要性。
(一)纵向逻辑上的演变升级：动力变革
纵观中国贸易发展的各个阶段，速度赶超型增长是绝大多数时期的发展共识和战略导向。尤其自入世到金融危机之前的这段时间内(2001—2007年)，中国外贸创造了世界贸易史上少有的发展速度，外贸进出口年均增长26.1%，是改革开放以来增长周期最长、速度最快、增速最稳定的时期。然而，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外贸转而进入了中低速增长阶段。2012年，中国外贸告别了长达近十年的双位数增长速度，当年增速由上一年的22.5%大幅降至6.2%(见图1)。2012—2018年，中国外贸年均进出口增速仅为3%，出口、进口年均增速分别为3.3%和2.7%。增速的显著回落不仅是外部市场需求变更的表象结果，更是中国外贸增长动力不足的事实体现。中国外贸过往几十年高速增长的重要动力来源就是国内劳动力、土地等要素资源的成本比较优势，在以要素为边界的国际分工模式下，这种优势大大地促进了中国制造业的生产力和出口能力，成就了中国贸易规模的迅速扩张。但是，依赖初级要素资源投入的粗放型发展模式不仅是一种低效率、低效益的生产方式，也是一种对未来生产能力的透支而不具可持续性。伴随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要素禀赋自身朝着高级化方向演化(戴翔，2019)，由此带来资源要素的稀缺和成本的上升。以劳动力资源为例，中国劳动人口(15-64岁)相对规模自2011年开始下降，2010年后累进式人口盈利消失，进入“人口负债”阶段，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逐渐消失(李竞博等，2020)。因此，支撑外贸高速增长的低要素成本优势已经很大程度削弱，以要素投入为驱动力的外贸旧动力体系显然难以为继。在面临劳动力、土地成本上升，资源环境约束日益明显的制约条件下，中国外贸增长必须顺应新趋势，突破旧动力，摒弃粗放型发展模式，转向以创新驱动为增长动力的集约型发展模式，完成新旧动能的转换。正是这一动力变革的迫切需求，推动中国外贸必须转型升级，通过高质量发展破除旧动力体系，从而形成以创新驱动为动力核心的高级化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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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01—2018年我国进出口、出口、进口增速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中国商务年鉴。
(二)横向逻辑上的环境驱动：竞争力变革
在国内资源禀赋条件发生变革的同时，中国外贸面临的外部环境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一方面是世界竞争格局日益激烈化。发达经济体纷纷推出高端制造业回流战略，将高附加值、最前沿的创新活动控制在本土，攀升“产业高地”的全球竞争日益激烈化。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凭借自身低成本优势顺势加入到全球竞争中来，成为新一批产业国际梯度转移的“青睐”地。由此中国制造业承接国际梯度转移面临“高端回流”和“低端转移”的双重竞争压力。另一方面是国际贸易格局的变革为中国贸易造就了重要发展战略机遇。2014年世界贸易组织发布的《世界贸易报告》指出，国际分工体系的边际贸易效应已经达到最大化，面临着边际深化难度加大效应递减的困境。换言之，由前一轮全球产业分工体系和现行国际规则产生的动力效应已经衰减，全球贸易增长必然要依赖新的国际贸易规则和分工发展格局。当前来看，新一轮科技革命已经崛起，世界经济进入“大变局”中。2019年麦肯锡研究报告中提出全球化已经进入2.0时代，全球价值链将发生结构性变化，主要包括以下四点：一是服务贸易增长快于商品贸易；二是劳动成本套利型贸易逐年减少；三是全球价值链的知识密集度不断提高；四是新技术正在改变全球价值链的成本。于中国外贸而言，全球价值链呈现的这些趋势性变化意味着建立在传统优势基础上的外贸发展面临着更大的挑战和风险，但同时也为中国外贸能够由“大”变“强”、抢占竞争制高点提供了重要的战略机遇。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与国际经贸格局深刻调整的历史交汇背景下，未来几年是改造提升旧动能、培育壮大新动能的发展关键期，是中国外贸在全球贸易竞争新格局中取得优势地位的历史关口。因此，当前要紧抓新一轮国际经贸格局重塑和国际分工新趋势演变的关键机遇，扬弃追求规模扩张的发展模式，推动贸易高质量发展，解锁全球价值链中低端位置，加快迈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才能在新一轮国际经贸格局重塑中逐步掌控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布局的主导权，在全球贸易发展新格局中逐渐占领产业竞争和规则制定的制高点。因此，推动贸易高质量发展是为了更好地顺应外部环境新趋势和符合未来国际贸易竞争新要求，一定程度上是外部环境倒逼和驱动的转型升级。
三、推动中国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实践重点
(一)始终以推动贸易新旧动力体系转换为任务核心
实现动力变革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任务。动力变革主要涵盖以下两个方面内容：一是由要素驱动逐渐转向创新驱动。在全球要素分工条件下，一国或地区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是由要素的质量和层次决定。与高速增长所依赖的一般劳动等初级生产要素不同，高质量发展更加依赖技术、知识和人力资本等高级生产要素。为保障贸易的持续性和稳定性，规避传统优势消失殆尽的弊端，要素驱动型增长模式必然要摒弃，转而寻求一种依靠先进的科学技术、人力资本等集约增长模式，实现新旧动力体系的变革。二是亟需挖掘贸易新模式新业态等内生增长动能。在当前信息科技革命快速推进的时代背景下，依靠传统贸易模式远不足以应对国际日趋激烈的贸易竞争形势。依托数字技术发展的诸多贸易新模式和新业态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和贸易便利化程度，成为当前贸易发展的新趋势和新动能。当下，要积极培育和壮大贸易新业态新模式，不断开拓贸易增长空间，充分挖掘贸易增长的内生动力，推动当前贸易转型升级发展和旧动力体系变革。同时，也要进一步丰富贸易新业态新模式的实质和内涵，加强相应规则和制度建设，抓住在关键期占领新型贸易国际竞争制高点和引领新型国际经贸规则的重要机遇。
(二)重视外贸企业在贸易高质量发展中的主体地位
外贸企业是贸易发展的基础单元，是决定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内核要素。当前民营企业已经成为外贸第一大经营主体，2019年进出口占比升至43.3%。作为进出口的中坚力量，民营外贸企业在推动贸易高质量发展中扮演着重要主体的角色。推动贸易高质量发展要始终重视对外贸经营主体，尤其是民营外贸企业能力的强化和提升，一方面要注重外贸经营主体自身的固本培基，培育和壮大外贸企业；另一方面还要持续优化外贸经营环境，以制度创新激活外贸主体潜力和活力。此外，强化主体的政策着力点需充分考虑短中期和中长期的差异性，按照阶段性目标进行分类指导。短中期内，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的背景下，当采取以财税、金融扶持政策为主要手段，以应对和化解疫情冲击为目的的稳主体政策，帮助外贸企业纾困解难。从中长期来看，要以优化和提升外贸企业综合能力、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为目的，培育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跨国经营能力、布局市场网络能力的外贸企业，同时注重加强龙头外贸企业对中小型企业的带动和引领作用，提升我国外贸企业整体的竞争力。
(三)依托开放发展新平台形成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引领力
推动贸易高质量发展要充分依托我国新时期区域开放发展平台，有效吸收以开放促创新促改革的制度红利和新型资源要素，实现贸易均衡、创新、优化发展。一是依托“一带一路”建设带动贸易格局的均衡发展。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引领带动下，中欧班列和西部陆海贸易大通道建设深入推进，释放了中西部地区的贸易潜力，有效促进了中西部地区的外贸发展，助力扭转我国外贸长期“东强西弱”的不平衡格局。同时，通过拓展与沿线国家的贸易往来，加强贸易供应链合作，推进海外市场布局的进一步优化，有效改善我国外部市场过度集中的矛盾。二是依托自贸试验区、自由贸易港开放高地引领贸易制度和模式创新。截至2019年年底，我国共批准设立上海、广东等18个自贸试验区。自贸试验区拥有较大的改革自主权，通过对标国际高标准贸易规则，探索贸易自由化便利化领域的制度创新，积极培育跨境电商等贸易新型业态和功能，不仅为贸易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创新资源和要素，也通过先行先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路径借鉴和范式样本。三是依托跨境电商综试区、市场采购贸易试点、综保区等各类平台推动贸易转型升级发展。此类开放平台承载着贸易拓展创新功能，通过配套综合改革，深入拓展跨境电商、市场采购贸易、保税维修、保税物流等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动形成贸易新型竞争优势，为贸易高质量发展注入内生动力。
(四)将贸易高质量发展根植于全球新型产业生态中
在当前世界大变局中，全球产业生态主要发生了两个方面的变化，一个是技术革命催生产业形态更加多元，另一个是产业分工格局面临调整。产业是贸易根基，推动贸易高质量发展需加强对全球新型产业生态的适应和调整，契合新形势下的产业发展态势。一是重视开拓和布局新兴产业、未来产业贸易。新一轮科技革命催生出诸多新兴产业，为原本以传统产业为根基的国际贸易开拓了发展和增长的新空间。比如，因为数字革命的兴起和引领，全球经济发展将更多由货物贸易主导转向数字贸易主导(竺彩华，2019)，技术、知识和服务将在跨境贸易中占据更多比重，成为有别于传统的贸易新对象。推动贸易高质量发展要重视贸易基础对象的衍生和开拓，在提升新一代信息技术、数字创意、新能源等国内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水平的同时，重视谋划布局基于新兴产业的贸易发展，加强对贸易新领域的前瞻性研究，并积极参与国际组织关于新兴产业贸易规则的制定，以期获得发展的主动权和主导权。二是要基于保护和稳固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地位的目的调整优化贸易发展格局。新形势下，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巨大冲击下，全球贸易紧张局势加剧，可能引起对中国不利的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链重构，威胁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核心地位。短期内，我国供应链体系完备、产业配套能力强的综合优势难以被轻易取代，但中长期内要重视对产业链和供应链地位的巩固和进一步提升。要加强对全球产业链中关键产品的生产和出口，重点保障在全球供应链中有重要影响的企业，增强企业的跨国经营和对产业链上下游整合的能力。同时也要逐步构建以我国为主的新型生产网络，进一步稳固全球供应链核心地位，这是在全球竞争加剧的形势下实现贸易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前提保障。
四、中国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加强贸易与产业更加融合发展，夯实贸易高质量发展的产业基础
要紧扣我国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主线，加强贸易与产业的协调度，增强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动力。一方面，要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推动贸易迈向全球价值链高端。强化企业自主创新意识和能力，提升劳动密集型产品质量、档次和技术含量；扩大关键零部件以及成套设备等的进口，带动国内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和转型升级发展；推动先进制造与生产性服务融合，鼓励传统制造业企业在既有生产业务的基础上承接产品的研发设计、物流配送、检测维修等服务外包业务，推动制造业由单一生产型向综合性的生产服务型转变；加快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与传统产业的深度融合，增强转型升级的内生动力。另一方面，要集聚高端要素，培育和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强生物医药、节能环保、信息技术、新材料等新兴产业的国际竞争优势和竞争力的培育，注重对新兴产业在全球生产网络的前瞻布局，积极开拓新兴产业贸易并在相应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中主动出击掌握主导权。
(二)构建贸易增长创新驱动体系，培育外贸新型竞争力
面对要素投入型驱动模式逐渐力竭的形势，要增强贸易创新能力，加快构建以科学技术创新、管理制度创新、业态与模式创新为核心的创新驱动体系。在技术创新方面，着力构建产学研贸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鼓励企业开展原始创新和消化吸收式创新，增加对出口产品和服务的技术创新研发投入，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核心技术。同时，鼓励出口企业加强营销创新，提升品牌研究、设计和经营能力，加强海外营销网络和跨境物流体系的建设。在业态与模式创新方面，进一步扩大跨境电商、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和外贸综合服务企业试点，有效复制推广成熟经验做法。大力发展数字产业，利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等数字技术对传统贸易业态和模式进行改造与融合。同时要紧抓数字贸易发展趋势和导向，增强在相应领域国际规则制定中的主动性。在制度创新方面，要围绕跨境电商、市场采购贸易等模式创新产生的新的市场生态体系，配套跟进制度改革和创新，及时对贸易新模式相关的法律条文和贸易规则进行修订和完善。要加快自贸试验区和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监管的制度创新，对成熟成功经验做好全国范围的复制推广。
(三)推动全方位和深层次开放，构建均衡协调的贸易发展结构
贸易高质量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的是要素资源在内外部市场间的高质量流动和高效配置，必然是在开放的条件和环境下才能实现。我国需深入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全方位高水平开放，推进贸易投资更高程度的自由化和便利化，提高利用全球市场、资源的效率和收益。在货物贸易领域，要坚持进口与出口并重，实施积极的进口战略，持续削减关税壁垒，鼓励数字化、智能化等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高端消费品进口。在服务贸易领域，要深化服务业全方位开放，创新服务贸易监管，开拓服务贸易多元化发展，加强服务贸易国际合作，提升我国承接服务业跨国转移的能力，同步推进国外先进服务业引进来与中国优势服务走出去，优化服务贸易结构，增加高附加值和高端服务的进出口规模。另外，在对外开放格局上，要提升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对外开放力度和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支持和鼓励中西部和东北部省份积极参与建设“一带一路”，搭建多层次经贸交流平台，积极与沿线国家开展国际经贸合作。引导中西部地区有序承接东部地区和国际产业转移，推动相关产业积极融入国际产业分工体系。边境省份要充分利用地理区位优势，积极与接壤地区推进边合区和跨合区建设，打造中国新型开放门户，促进优质要素的跨境流动和利用。
(四)持续优化贸易发展环境，激活贸易经营主体活力
优化对外贸易的发展环境是推动贸易高质量发展重要的保障措施，要以降低成本和提升效率为目的，以法律法规、政策体系、管理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与优化为内容，持续推进贸易管理制度体系的改革与创新。一是推动形成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环境。探索建立外贸企业诚信体系和企业信用评价体系。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严厉打击制售侵权假冒商品行为。加强重点行业的进出口监管，完善外贸企业的竞争自律公约机制，规范进出口经营秩序，防止企业间恶性竞争。二是加快贸易便利化改革。清理整顿进出口环节的经营性收费，减轻企业通关成本。加快区域通关一体化改革，推进形成全国一体化通关管理格局和大通关协作机制。加快电子口岸建设，优化海关监管方式和流程，提高海关查验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提高口岸通关效率。三是实施积极的贸易促进政策。加大减税降费力度，切实保障减税降费政策的落地实施。进一步支持出口信用保险发展和完善出口退税机制。强化和创新金融服务，鼓励金融机构创新融资产品，增加出口信用保险保单融资和出口退税账户质押融资，对有订单、有效益的企业和项目加大融资支持。四是加快建设各类贸易促进平台。加快外贸转型升级基地建设，培育形成一批贸易便利化措施完善、示范带动作用突出的贸易转型升级示范区。鼓励地方搭建特色贸易促进平台。
(五)完善对外经贸规则体系，积极参与全球经贸规则制定
以发达国家所主导的国际经贸规则体系更多代表的是发达国家的利益诉求，对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考虑不足，导致我国在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进程中将面临显著的制约因素，包括来自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封锁和堵截(戴翔，2019)。因此，一方面，我国要主动顺应新一轮国际经贸规则演变和重构的趋势，在保证风险可控的条件下，加强与国际经贸规则衔接，注重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推动国内贸易制度改革，完善国内贸易及相关领域立法，不断提升国内制度型开放水平。同时要积极参与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和相关领域国际经贸规则制定，推动旧规则体系变革，以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立场提出完善国际经贸规则的主张、倡议及方案，为贸易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好的外部制度环境。另一方面，要积极推动区域经济合作，加快高标准自由贸易区建设，积极推进同更多国家商签高标准、高水平的自贸协定，主动引导和推动区域及次区域经济合作进程。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利合作，引领海关程序、电子商务、动植物卫生检验检疫等相关经贸规则的制订，依托自身优势构建以我国为主导的生产网络和区域价值链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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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翔.制度型开放:中国新一轮高水平开放的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国际贸易,2019(03):4-12.
李竞博,原新.如何再度激活人口红利——从劳动参与率到劳动生产率:人口红利转型的实现路径.探索与争鸣,2020(02):131-139+160.
竺彩华. 打造外贸竞争新优势. 国际商报,2019-09-27(K11).
Globalization in Transition: The Future of Trade and Value Chains.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2019.
Thoughts on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Trade in the New Era
MA Linjing LIANG Ming XIA Rongbing
(Chinese Academ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Abstract: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rade is based on the growth of trade to achieve a comprehensive situation of benign development in multiple dimensions and coordinated symbiosis in multiple aspects, such as trade structure, power, mode, and environ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ogical motivation,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rade is driven by two factors which are intertwined and superimposed on each other. One factor is the evolution and upgrade of the trade itself on the vertical logic. And the other is th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competition on the horizontal logic. Those two factors have historical necessity and practical necessity.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high-quality trade in the new era, we must always focus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old and new power systems that promote trade growth, pay attention to the dominant position of trade enterprises in promoting high-quality trade development, rely on the leading force of the high-quality trade development formed by the new platform of open-up development, and root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rade in the global new industrial ecology. This article puts forward the policy advice of high-quality trade development from five aspects, namely industrial foundation, growth momentum, trade structure,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and international status.
Keywords: high-quality trade development; connotation; logical motivation; practice focus
[作者信息]马林静，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对外贸易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梁明，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对外贸易研究所所长、博士;夏融冰，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对外贸易研究所博士。
通讯作者：马林静， 电子邮箱：linjing4618@foxmail.com。
JEL Classification:F12，F74，F20
(责任编辑：李秀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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