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大学图书馆学系(组)创办历程与成绩考察(1927—1941年)
金陵大学图书馆学系(组)创办历程与成绩考察(1927—1941年)*□郑锦怀 顾烨青
摘要 通过挖掘和梳理金陵大学原始校史资料和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藏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董事会档案，对1927—1941年金陵大学图书馆学系(组)的创办历程与成绩进行了重新考证，基本厘清了其发展脉络，尤其在课程设置、师资教学、毕业生名录等方面较以往研究有了较大突破。文章最后就史料利用略谈感触，并且提出了研究展望。
关键词 金陵大学 图书馆学教育 图书馆学史
金陵大学是现代中国的图书馆学教育重镇之一。关于金陵大学举办图书馆学教育的史实，已有不少学者撰文介绍，不乏重要成果。不过，相较于近年来对现代中国图书馆学教育另一重镇文华图书科(后独立为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的系统研究，金陵大学图书馆学教育史仍有很多空白点和细节需要进一步挖掘与整理，尤其是建制隶属、课程设置及其演变、师资阵容的变化、毕业生情况等关键内容。
目前所见，金陵大学图书馆学教育史可以分为图书馆学系(后改称图书馆学组，1927—1941年)与图书馆学专修科(1940—1946年)两个阶段。1940年秋至1941年夏，二者同时存在，但以图书馆学专修科为主。本文依据之前较少被图书馆界注意和利用的金陵大学原始校史资料和美国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Yale Divinity Library)馆藏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董事会(以下简称“亚联董”)档案(Archives of the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等史料，对1927—1941年金陵大学图书馆学系(组)的相关史实重新进行考证梳理，在补充完善已有研究成果的同时，对学界长期以来形成的定论提出了质疑，以期抛砖引玉，求教方家。至于图书馆学专修科的办学史实，留待另文介绍(1)详见郑锦怀，顾烨青.金陵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创办历程与成绩考察(1940—1946).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9(5):106-112.。
1 金陵大学图书馆学系(组)的创办历程
1.1 初创至抗战爆发前的教学建制、师资与课程设置情况
金陵大学图书馆学系的创办跟李小缘与刘国钧二人的推动与支持有着很大的关系。早在1926年8月9日，李小缘在苏州平旦学社发表了题为《藏书楼与公共图书馆》的演讲，其中提到：“图书馆成为专门的事业，必定有专门职业教育”“要想中国公共图书馆发达，必需先培植人材，从国立学校机关添设图书馆学专门科不可”。在其于“十六，三，一，于南京”(1927年3月1日在南京撰毕定稿)的《全国图书馆计划书》中，李小缘建议“国民政府应搜罗图书馆专门人才，并先筹备充分款项，与稳固基金，设立大规模国立中山图书馆，及其附设图书馆学校”。在其于“十六，五，十八”(1927年5月18日)补写的《〈中国图书馆计划书〉后记》里，李小缘又提出：“关于人才方面，无论委员、馆长、职员，皆应选有图书馆学识者充之。国立图书馆学校之毕业生应尽先录用。至于非图书馆学校卒业者，应一律以考试法任用。”
可见，从美国学成归来的李小缘此时已经意识到图书馆学专业教育的重要性，并且已经有所筹划。
1927年3月，克乃文(William Harry Clemons)返美，刘国钧担任金陵大学图书馆代理馆长。不久，“十六年秋于大学文理科添设图书馆学系”。有文献称：“1927年金陵大学文学院图书馆学系成立，著名图书馆学家李小缘任系主任。……图书馆学系建立开始，即聘请著名图书馆学家任教，由李小缘、刘国钧、万国鼎任教授，蒋一前任助教。”此说存谬，因为蒋一前(原名蒋家骧)实为金陵大学民国十七年(1928届)文科毕业生，不大可能在尚未毕业之际便受聘担任正式教职。当前笔者所能找到的介绍金陵大学图书馆学系1927—1928学年情况的原始文献极少，仅见1928年10月15日《金陵周刊》第18期有如下报道：“本学期图书馆学系，共设课程四班，较往日增添三班之多。除李小缘先生原担任之课程外，有刘科长(即时任金陵大学文理科科长刘国钧——笔者注)之书史学与分类法，合五学分。万国鼎先生之索引与序列，计二学分。”据此可知，1927年秋季图书馆学系初创时，仅有李小缘开设的1门课程(具体情况待查)，至1928年秋季学期才增至4门课程。不过，这一报道的精准性和完整性不及正式的教学规程类文档，且与下文引用的正式文档记载有所出入，需要进一步查证。
当前掌握的几份金陵大学文理科(文学院)年度概况和金陵大学一览记载了师资、课程、学程纲要等重要信息。这些官方文档较为可靠地揭示了1928—1929学年至1936—1937学年间图书馆学系(后改为图书馆学组，下文有述)在建制和课程设置等方面的变化情况(见表1)。
表1 1928—1929学年至1936—1937学年间载有图书馆学系(组)教学信息的文档一览
①笔者手头掌握的《私立金陵大学文学院概况(民国十九年至二十年)(第一卷第一号)》并未标注出版时间,但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所编《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教育·体育》称其为“1931年出版”(第497页);《私立金陵大学文学院概况(民国二十年至二十一年)(第二号)》版权页则印有“中华民国十九年八月初版”“中华民国二十年七月再版”字样,即1930年8月初版、1931年7月再版。不过,前者肯定早于后者出版。这样一来,后者版权页所印的初版与再版时间就颇显怪异。笔者以为,“中华民国十九年八月初版”其实是《私立金陵大学文学院概况(民国十九年至二十年)(第一卷第一号)》的出版时间,“中华民国二十年七月再版”才是《私立金陵大学文学院概况(民国二十年至二十一年)(第二号)》的出版时间。这可以从1929年与1931年两种版本的《金陵大学图书馆概况》得到佐证。这两种版本的编者分别是李小缘与刘国钧,其内容也略有不同,却均列为“金陵大学图书馆丛刊”第四种。从这一点来看,这两种版本其实是被视为同一种出版物,1929年初版、1931年再版。《私立金陵大学文学院概况(民国十九年至二十年)(第一卷第一号)》与《私立金陵大学文学院概况(民国二十年至二十一年)(第二号)》的情况应当与此相类。
这些文档基本上是连续的，但有些文档标题所注的时间段与文档正文涉及的师资任职时间段、课程设置时间段并不完全匹配。结合文档自身标注的出版日期和部分文档正文开头所列的校历时间段进行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序号1文档所载图书馆学课程远多于《金陵周刊》第18期所载，而序号2文档所涉课程可以明确是从1930年9月起开设的。因此，笔者认为序号1文档所载图书馆学课程至少对应1929年9月起的秋季学期，并且极可能延续对应至1930年上半年的春季学期，但是否1929年春季学期已部分采纳或者1928年9月起就已完全执行(即《金陵周刊》所载并不准确)则不敢妄断，只能存疑待考。
(2)序号5文档和序号6文档所载校历在时间段上断了一个学年(1935年9月至1936年6月)，二者在出版时间上亦间隔了一年。但是，两种文档名称自标的序号却又是连续的。因此，笔者认为序号5文档所涉课程除了原有校历时间段，实际上又延续执行了一个学年，故其对应的总时间段为1934年9月至1936年6月。
如此，至少从1929年9月至1937年6月，图书馆学系(组)每个学年的课程设置情况都有了一一对应的记载。这是对以往研究的一大突破。在师资方面，上述部分文档所涉的师资任职时间段属于文档标题时间段的前一年度，所以笔者在下文分学年整理时将作相应调整。部分没有记载的师资情况也将依据其他史料尽可能地还原，只是无法像课程设置那样将历年的师资情况一一精准地完全对应。
目前所见，1928年9月，刘国钧转任金陵大学文理科科长(一说是文理科代理科长)，李小缘则接任图书馆馆长一职。1928—1929学年，图书馆学系已是金陵大学文理科下属的15个学系中的第11个，但“暂不列为主系学程”，亦即该系为辅系，所开课程仅供他系学生辅修。资料显示，1929年1月，时图书馆学系共有教授三人(李小缘、刘国钧、万国鼎)、助教一人(蒋一前)。详见表2。
表2 1929年1月金陵大学文理科图书馆学系师资一览表
在1929年前后的课程体系中，已经安排了15门图书馆学课程，其中8门为必修课程(见表3)。
表3 1928—1929学年至1929—1930学年金陵大学文理科图书馆学系课程一览表
①本列内容均据原书内容著录,以保持原貌。
1929年春(或说具体在1929年5月)，李小缘赴沈阳担任东北大学图书馆长，陈长伟任金陵大学图书馆代理馆长。1929年9月，刘国钧告假前往北平，担任国立北平图书馆编纂部主任兼阅览部主任。紧接着，1930年春季，金陵大学对文理科进行改组，将其分成文学院与理学院，与农学院三足鼎立；图书馆学系则改为图书馆学组，附设于文学院教育学系之下，仍然“暂不列为主系”。此时，李小缘已经返回金陵大学担任中国文化研究专任研究员。图书馆学组仅剩下曹祖彬(时任金陵大学图书馆中文编目主任)与陈长伟(时任金陵大学图书馆“代理主任”，当为“代理馆长”)两位专任讲师，开设16门课程。跟上一时间段的课程设置相比，本时段新增一门必修课“图书流通法”(图书馆学一五三，2学分)，原必修课“中国重要书籍研究”(图书馆学一四三)由二学分增加到三学分，原选修课“图书馆问题之研究”(图书馆学一六二)的预修学程中少了一门“编目法”(图书馆学一五二)，其余未变。
1930年秋，刘国钧返回金陵大学，担任图书馆馆长兼中国哲学与目录学教授。1930—1931至1932—1933学年间，图书馆学组有3位专任教师，刘国钧为教授，曹祖彬与陈长伟仍为讲师(见表4)。
表4 1930—1931学年至1932—1933学年金陵大学文学院图书馆学组师资一览表
1933—1934学年，图书馆学组的专任师资仅剩下陈长伟与曹祖彬两人。刘国钧于1934年春担任金陵大学秘书长、图书馆馆长兼文学院院长，而且他跟李小缘均为中国文化研究所教授兼专任研究员。相关资料并未标注刘、李2人是否还开设图书馆学课程(有可能还兼职授课)。
1931—1932学年至1933—1934学年，图书馆学组继续附设于文学院教育学系之下，仍非主系，且开设的课程降为10门。跟上一时间段的课程设置相比，本时间段停开了“中国重要书籍研究”(图书馆学一四三，必修，3学分)、“民众图书馆学”(图书馆学一五七，选修，2学分)、“索引与序列”(图书馆学一五八，必修，2学分)、“印刷术”(图书馆学一六一，选修，2学分)、“图书馆问题之研究”(图书馆学一六二，选修，2学分)与“图书馆史”(图书馆学一六九，选修，2学分)等6门课程，必修课程“图书馆学大纲”(图书馆学一四〇)也由5学分减至4学分。与此同时，“学程纲要”中不再开列各门课程采用的教材。
1934—1935学年，图书馆学组的专任师资暂时未见有资料明确说明，很可能还是仅有陈长伟与曹祖彬两人。1935—1936学年，曹祖彬赴美留学，图书馆学组的专任师资却增加至3人，即陈长伟(金陵大学文学士，时任金陵大学图书馆流通部兼总务主任)、汪兆荣(金陵大学文学士，时任金陵大学图书馆西文编目主任)、周克英(金陵大学文学士，时任金陵大学图书馆文书兼西文编目员)。刘国钧担任金陵大学图书馆馆长兼文学院院长，李小缘仍为中国文化研究所教授兼专任研究员，相关资料仍未标注两人是否还教授图书馆学课程。1936—1937学年，相关情况未见资料说明，可能并无变化。
1934—1935学年至1936—1937学年，图书馆学组仍然是附设在教育学系下的非主系学组。这一时段开设了13门课程，不仅恢复了上一时间段停开的、很有特色且非常重要的必修课“索引与序列”(2) 该课程原来一直由万国鼎讲授。1931年9月至1934年6月间该课程的停开很可能是因为万国鼎转任南京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专职专员，虽然仍为金陵大学兼任教授，但精力有限。后来，因资源委员会工作侧重于重工业，万国鼎又由专职专员改为兼职专员，故其又有精力在金陵大学授课。当然这只是笔者的推测，有待进一步挖掘史料加以证实或证伪。(课程序号也由“图书馆学一五八”改成了“图书馆学一五六”)，并且新增了2门以往从未开设过的课程，即“图书馆行政”(使用原“印刷术”的课程序号；图书馆学一六一，3学分，选修)和“高级参考工作”(图书馆学一六五，3学分，选修)。
1.2 抗战爆发后西迁成都时期的办学情况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开启了全面抗战的序幕。8月13日，上海日军向中国守军发动进攻，淞沪会战开始。11月12日，上海沦陷，日军又攻向南京。在此危急情况下，国民政府命令各机关迁往后方。11月中旬，金陵大学决定迁往成都，同时组织留京委员会留在南京保管校产。西迁的师生及眷属历时三个月才抵达成都，并商借华西协和大学校园，至1938年3月才得以开学。
全面抗战导致金陵大学此后的办学情况变得相对模糊，有的资料甚至误称图书馆学组在“抗日战争中一度停办”。其实，金陵大学西迁成都以后，图书馆学组(有时仍被称为“图书馆学系”)继续办学，并在一些出版物上留下了相关记载。1937年10月18日，《金陵大学校刊》第233号报道称，1937年秋季从美国学成归来的曹祖彬被聘为金陵大学“图书馆学教授兼阅览参考部主任”。1941年2月，《中华图书馆协会》第15卷第3/4期合刊在报道金陵大学文学院图书馆学座谈会时称其“由该校图书馆全体职员，暨图书馆学系，以及图书馆学专修科同学所组织”。1941年10月1日，《金陵大学校刊》第293期报道称：“第八次图书馆座谈会在上学期末举行：由曹祖彬先生主领，讲题为《现代图书馆之新设施》并同时欢送图书馆学辅系毕业同学，济济一堂，盛况空前。”1943年，《五年来之金陵大学文学院》所载“本院迁蓉五年来各系教员人数统计表”的附注指出：“二十九年秋，由原有图书馆学组改设图书馆学专修科”。由此可见，1937秋至1940年夏的4个学年里，图书馆学组照常办学，仍有学生辅修图书馆学。1940年秋季，图书馆学专修科成立并正式招生，但1939—1940学年最后一届辅修图书馆学的学生直到1941年夏才毕业。当然，1940—1941学年，图书馆学组其实已经跟图书馆学专修科融为一体了。
关于西迁成都后图书馆学组的办学情况，《五年来之金陵大学文学院》所载“本院迁蓉五年来各系所开课程班数及学分数统计表”略有显示，可惜没有列出具体课程(见表5)。
表5 1937—1940年金陵大学图书馆学课程开设班数与学分数一览表
此外，据李小缘提交的《中国文化研究所报告(1939年7月至1940年6月)》的“附件二”(Exhibit II)，1939年秋季学期(Fall Semester, 1939)，刘国钧(K.C. Liu)开设了一门目录学(Bibliography)课程，编号为“Library Science 144”，每周上课3小时，计3学分。再据李小缘提交的《中国文化研究所报告(1940年7月至1941年6月)》的“附件二”(Exhibit II)，1940年秋季学期(Fall Semester, 1940)，刘国钧(K.C. Liu)与陈长伟(C.W. Chen)合作开设了两门图书馆学课程。一门为“图书馆学概论”(An Introduction to Library Science)，编号为“Library Science 140”，计2学分，每周上课2小时；另一门称为“图书馆组织与行政”(Administration & Organization of Library Science Ⅱ)，编号为“Library Science 161B”，每周上课3小时，计3学分。1941年春季学期(Spring Semester, 1941)，刘国钧与陈长伟合作开设“图书馆组织与行政”(Administration & Organization of Library Science I)，编号为“Library Science 140A”，每周上课2小时，计2学分。但这些课程是否属于图书馆学组开设的课程之列，尚需进一步鉴辨。
在此有必要指出，刘国钧曾执掌金陵大学文理科(文科、文学院)多年。他非常重视该校图书馆学教育的开办与发展。1928年11月9～10日，由刘国钧担任科长的金陵大学文理科提交了一份《金陵大学文理科发展需求》，内称图书馆学系虽属新办，但前途光明，因为当前社会各方需要更多的接受过图书馆学专业训练的毕业生，而现存的唯一一所图书馆学校——华中大学(文华图书科)——培养的毕业生太少，远不足以满足需求。1931年左右，金陵大学文学院已经“有添办图书馆专修科之新计划”。1934年3月24日，刘国钧提交了一份《文学院报告》。他在这份报告中指出，数年来文学院一直将图书馆学课程设为辅系学程，而辅修图书馆学的毕业生很容易就业。事实上，自1927年来，有超过12名毕业生在图书馆界工作。1933年秋天，金陵大学校长(时任校长为陈裕光)还接到多方请求，要求开办为期1—2年的图书馆学特别课程(应当就是图书馆学专修科)。如果真要开设这种图书馆学特别课程的话，可以请李小缘及其他图书馆职员授课，而无需花费更多。1935年3月28日，刘国钧又提交一份《文学院报告》，内称金陵大学应更加关注图书馆学教育。他提到，社会各方经常向文学院请求帮助。比如，在过去一年内，行政院、司法院、山西省立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浙江大学等政府部门或高等院校都请文学院推荐毕业生前去其图书馆工作，或者想请金陵大学图书馆放行几个职员前去暂时或长期帮忙。但他们大多失望而归，因为文学院根本就没有足够的图书馆学毕业生。此外，还有许多机构，尤其是中学，派遣图书馆馆长或助理到金陵大学图书馆接受为期数周或数月的专业培训。可以说，图书馆学系(组)的长期存在与发展离不开刘国钧的支持与推动。
2 金陵大学图书馆学系(组)的办学成绩
2.1 培养学生方面
1927—1941年，金陵大学图书馆学系(组)并非主系，亦即没有开设主修专业(Majors)，而只能开设辅修课程(Minors)，故而其每年培养的毕业生人数相对主系来说不会很多。
1931年金陵大学同学会总会编印的《金陵大学同学会总会会员录》未注明金陵大学毕业生的级别、专业与辅修情况等。1944年金陵大学总务处文书组编印的《金陵大学毕业同学录》只注明各级金陵大学毕业生的姓名、别号、籍贯、院科系、通讯处与某些备注信息，同样没有注明其辅修情况。鉴于当前尚不具备批量细查金陵大学毕业生学籍档案(尤其是其成绩单)的条件(3)为保护个人隐私，近年来南京大学档案馆对查阅金陵大学学籍成绩档案非常严格，需被查者的直系亲属才能查阅。，笔者只能借助一些零星的公开史料以及部分金陵大学毕业生的文章、回忆录、自传等二手史料，尽可能地挖掘出那些辅修图书馆学的学生的相关信息。
1929年版的《金陵大学图书馆概况》称：“近年更于文理科增设图书馆学系，今曾选读该系学程之毕业生，服务于政府机关，学术团体，及学校等之图书馆者，已有十余人。”拍摄于1929年12月的金陵大学图书馆学班全体摄影照中共有20人。1930年10月，陈长伟两次率领“图书馆学一四〇班”(即“图书馆学大纲”课程)外出参观，一次“率领学生十六人”，另一次则“率领学生三十余人”。1931年7月的统计显示，文学院中以图书馆学作为辅系的学生共5人，二、三年级各2人，四年级1人，均为男生。据1935年的“本级同学辅修各系统计图”，图书馆学组的辅修人数仅占3.8%，而历史系的辅修人数最多(占51.8%)，其次是中国文学系(占17.3%)，经济系、教育系、外国文学系的辅修人数也都多于图书馆学组。1935年10月13日，袁涌进在所撰《金陵大学图书馆系概况》一文中指出：“该系先后同学以图书馆为专业者，有刘国钧、洪有丰、李小缘、吴光清、曹祖彬、陈长伟、朱家治、蒋一前、沈学植、金闿、袁涌进、钱存训、汪兆荣、周克英、叶章和、何士芳、朱耀炳、俞宝书、卢正经、吴永铭、刘璟章、蒋世超、倪宝坤、陈长毅、姚以祥、蒋震华、蔡维垣等。”但是，洪有丰(1916届)、刘国钧(1920届)、李小缘(1920届)、朱家治(1920届)、陈长伟(1923届)、沈学植(1924届)、金闿(1924届)、周克英(1927届)、吴光清(1927届)与曹祖彬(1927届)均毕业于图书馆学系创办之前(或创办之际)，根本就不可能是图书馆学系(组)的学生。另据1932年7月16日《金陵大学日刊》第61期所载《级友录》，金陵大学1932届毕业生当中，只有钱存训(主系：历史)与王宏道(主系：教育学)两人的辅系明确标注为“图书馆”，朱耀炳(主系：农艺；辅系：蚕桑)、潘锡元(主系：农艺；辅系：园艺)、毕慕康(主系：经济；辅系：教育)、高小夫(主系：政治；辅系：国文)四人均非以图书馆学为辅系，吴永铭(主系：政治)未标注辅系。倪宝坤、陈长毅与姚以祥的情况有待进一步调查，目前尚无法确认他们是否为图书馆学系(组)学生。1936年10月18日，李小缘在其为卢震京主编的《图书学大辞典》撰写的序言中提到：“金陵卢子震京印子国钰叶子章和俞子宝书，从余治图书学有年。”1937年3月，刘国钧在其提交的《文学院报告(1937年3月)》中指出，1936—1937学年，金陵大学文学院共有15名学生辅修图书馆学(Minors)。1940年4月25日，《金陵大学校刊》第274号所载《本校图书馆对于图书馆界之贡献》列举了一批金陵大学图书馆学会会员的相关情况，但图书馆学会会员并非都是金陵大学图书馆学系(组)学生，需要认真梳理、辨析。
综合前引各种史料的记载，以及《金陵大学校刊》各期报道，现将1927—1941年金陵大学图书馆学系(组)部分学生的情况整理如表6所示。
表6 1927—1941年金陵大学图书馆学系(组)部分学生一览表②
② 本表所列人物信息主要根据1944年金陵大学总务处文书组编印的《金陵大学毕业同学录》整理而得，故而相关介绍十分简略。此外，本表缺少第一手档案的支撑，挂一漏万，更是缺少1935、1938、1940、1941年的毕业生资料，尚需进一步增订。
2.2 办学特色
2.2.1 服务教育，培养复合型人才
1927—1941年间，金陵大学文理科(文科、文学院)采取所谓的“有限制选课制”，亦即主修与辅修双重学制。具体而言，一年级学生所上课程均为必修课程。第二学年开始时，学生应在各学系内选择一种作为主系(即主修专业)，然后选择与之性质相关的其他一系为辅系(即辅修专业)。学生应在主系课程中选修40-60学分，并在辅系课程中选修25-30学分。
在这15年间，图书馆学系(组)一直都只是辅系，只能为主系学生开设辅修课程。辅修图书馆学的学生不仅具备自己所选主系的专业知识，更掌握了图书馆学理论与图书馆实践技能，成为难得的复合型人才。这样一来，学生毕业后的就业选择就多了一种，就业也变得相对容易了。不少毕业生能够在主系专业与图书馆学之间转换自如，同时在两个专业领域有所建树。这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主修历史、辅修图书馆学的钱存训。他后来一直在图书馆界工作，并将历史学与图书馆学有机地结合起来，完成了《书于竹帛》《纸和印刷》等横跨历史学与图书馆学两大学科的经典著作。
2.2.2 课程设置中西融合
刘国钧与李小缘是图书馆学系(组)的主要推动者与参与者。两人都在美国接受了图书馆学专业训练，掌握了当时西方最为先进的图书馆学理论、知识与技能体系。图书馆学系(组)创办之后，他们自然而然地开设了若干西方图书馆学课程，并且以西方图书馆学著作为基础教材。比如，1928—1929学年，图书馆学系(组)总共开设了15门图书馆学课程，其中有6门课程直接采用西方教材，分别是：“图书馆学一四〇(图书馆学大纲)”课程采用鲍士伟(Arthur Bostwick)的《美国公共图书馆(第三版)》(The American Public Library, 3rd ed.)，“图书馆学一四一(参考书使用法)”课程采用哈钦斯(Margaret Hutchins)等人的《图书馆使用指南(第三版)》(Guide to the Use of Libraries, 3rd ed.)，“图书馆学一四四(目录学)”课程采用范霍森(Henry Bartlett Van Hoesen)与沃尔特(Frank Keller Walter)的《目录学手册》(Manual of Bibliography)，“图书馆学一五一(分类法)”课程采用塞耶斯(William Charles Berwick Sayers)的《图书馆分类法导论》(Introduction to Library Classification)，“图书馆学一五二(编目法)”课程采用希契勒(Theresa Hitchler)的《小型图书馆编目法(第三版)》(Cataloging for Small Libraries, 3rd ed.)，“图书馆学一五七(民众图书馆)”课程采用麦克劳德(Robert Duncan Macleod)的《郡县乡村图书馆》(County Rural Libraries)。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直接采用西方教材，但这些课程却具有显著的本土化特征，注重中西学术的相互融合。比如，“图书馆学一四一(参考书使用法)”注重“研究中西文重要参考书籍之性质及其特色、问题”，“图书馆学一四四(目录学)”注重“研究中西目录学原理及其范围”，“图书馆学一五一(分类法)”注重“对于中西各家图书分类法为比较的研究，中文偏重四部分类法及金大图书馆分类法，英文偏重Dewey十进法与国会图书馆分类法”，“图书馆学一五二(编目法)”主要“讲授中西图书编目原理及其方法”，“图书馆学一五七(民众图书馆)”注重“讨论中国图书馆与成人教育问题及图书馆之推广方法”。此外，具有显著西方图书馆学特色但并不采用西方教材的“图书馆学一五八(索引与序列)”课程同样“尤注意于本国情形及在读书、编书、治事上之应用”，“图书馆学一六九(图书馆史)”课程也注重“研究中西藏书及图书馆发达史，尤注意近代图书馆之发展及各地图书馆之实况”，而“图书馆学一六三(图书选择之原理)”涉及的“版本鉴别、书估舞弊、价目之区别、各书铺内容与所出目录之研究”也是跟中国出版业密切相关。
与此相应，金陵大学图书馆学系(组)还开设了四门极具中国特色的课程，尤其是注重“研究重要中国书籍之内容，如《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丛书、类书、志书、档案、敦煌遗书等之考证”的“图书馆学一四三(中国重要书籍研究)”课程，以戈公振所著《中国报学史》为教材的“图书馆学一五四(杂志报纸政府公文)”课程，研究“与书籍有关系之材料如纸、墨、笔等”的“图书馆学一六〇(书史学)”课程，以及“研究印刷技术之各方面”的“图书馆学一六一(印刷术)”课程。不过，这四门课程中有两门同样呈现出中西融合的显著特征，即：“图书馆学一五四(杂志报纸政府公文)”课程“通论中西杂志报纸及政府公文之保管、整理、使用，并讨论其历史性质及价值”，“图书馆学一六〇(书史学)”课程“研究中西书籍演化之程序，及书籍对于文化与图书馆之关系”。
简言之，金陵大学图书馆学系(组)的课程设置是以中西融合为首要特征。一方面，它注重引进西方图书馆学，并努力将其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另一方面，它也努力推动中国传统学术的现代化转型，使之与西方图书馆学相融合。
2.2.3 注重实践
金陵大学图书馆学系(组)所开课程的另外一大特色就是注重实践。比如，“图书馆学一五八(索引与序列)”课程除了“研究索引与序列之原理及方法”，更加注重索引“于本国情形及在读书、编书、治事上之应用”。这种应用当然不可能只是纸上谈兵，而是需要学生亲身去实践，去改进，去完善。又如，“图书馆学一四〇(图书馆学大纲)”课程“有习题与实地参观”，“图书馆学一四一(参考书使用法)”与“图书馆学一五二(编目法)”均是“逐课皆有习题”，“图书馆学一五一(分类法)”亦是“逐课皆有习题练习”。
值得注意的是，金陵大学图书馆学系(组)学生“向例有参观本京各图书馆之计划，以期增长学生使用图书馆之经验，明了他馆之概况，庶将来服务图书馆界，可资借鉴。”因此，其学生不时到金陵大学图书馆或南京的其他图书馆参观学习。1930年10月18日，陈长伟带领图书馆学一四〇班的16名学生先赴金陵女子大学图书馆参观，由该馆主任钱存训介绍；然后又赴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参观，并聆听该馆馆长柳诒徵(字翼谋)的演讲。1930年10月25日，陈长伟带领图书馆学一四〇班的30多个学生前往中央大学图书馆参观，由该馆代理馆长朱家治接待并做演讲，介绍图书馆的种类与性质，该馆职员的具体职责与遇到的困难，图书馆的创办、组织、管理与设备等。1932年10月26日，“为增进学生实地经验起见”，陈长伟又带领图书馆学组学生到金陵大学图书馆参观各部门的实际工作情形，然后又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图书馆参观。1932年11月10日，金陵大学图书馆学组学生前往中央大学图书馆参观。
2.2.4 组织图书馆学会
1931年上半年，金陵大学图书馆学系同学组织了一个图书馆学会，“藉以砥砺学行，联络校内外同学感情”。1931年秋季开学后，该会进行职员改选，选举彭耀南、钱存训、周德洪、毕慕康、高小夫5人为执行委员，并敦请刘国钧、李小缘、万国鼎、陈长伟、曹祖彬5人担任顾问。该会还议决通过了本学期工作大纲，共有7条，具体如下：(一)吸收对图书馆学感兴趣的金陵大学在校学生入会，并邀请在图书馆界工作的金陵大学校友担任名誉会员；(二)在《中央日报》主办《图书馆学附刊》，每十日出版一次，并筹划独立出版刊物；(三)邀请该会顾问或其他专家莅会作学术研究或指定题目讨论；(四)请刘国钧出面接洽，到各大图书馆进行参观学习；(五)建议金陵大学当局扩充图书馆学系，及时筹划设立图书馆学专修科等；(六)建议金陵大学当局留意图书馆界职位空缺，给会员介绍工作，或允许会员到金陵大学图书馆实习；(七)每两周开会一次，由各会员轮流提供茶点，以便会员之间联络感情。不过，该会后来开展的活动似乎有限。目前所见，该会在1931年11月21日组织会员前往国民党中央党部图书馆、国民政府外交部图书馆与铁道部图书馆参观。此后，未见《金陵大学校刊》有所报道。
1934年秋季开学后，有10多人辅修图书馆学。图书馆学组学生再次筹备成立图书馆学会。1934年11月9日，图书馆学组学生在北大楼会客室开图书馆学会成立大会。刘国钧亲临并发表讲话，论及社会各界对图书馆专业人才的迫切需求、图书馆学的内涵与意义、图书馆学会开展工作的注意事项等。然后，与会学生共同讨论会章与会务进行方针，并选举职员，胡绍声当选为总务(干事)、余文豪为研究(干事)、贾逢源为事务(干事)。1934年12月30日，图书馆学会举行第一次学术演讲，由时任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主任蒋复璁演讲《中国图书馆的几个问题》。本次演讲历时一个多小时，共有20多名听众。余文豪将蒋复璁的演讲内容记录成文，分成上、下两个部分，连载于《金陵大学校刊》第142、143期。差不多与此同时，图书馆学会向《图书馆学季刊》主编刘国钧提出主办该刊“时论撮要”栏目，并获得同意。1934年12月，《图书馆学季刊》第8卷第4期“时论撮要”栏目注明：“本栏系本刊编辑部与南京金陵大学圕学会诸君同辑，即希注意为幸”。此后，从1935年3月出版的第8卷第5期到1937年6月出版的第11卷第2期，各期“时论撮要”栏目均注明：“本栏承南京金陵大学圕学会诸君合作，特此志谢。”“时论撮要”栏目的宗旨是：“本栏宗旨，在将各杂志中关于图书馆学及目录学之论文择尤撮其要旨，以便研讨。本栏逻辑范围，中文方面暂以普通杂志中所见者为好，其专门讨论图书馆学之刊物，如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等概不列入。外国方面，则以专门讨论图书馆学之杂志为限，其他暂不列入。草创之始，挂漏必多，以后当极力扩充，期其觕备。”这就要求图书馆学会员们广泛阅读国内出版的各种普通杂志及国外出版的各种图书馆学专业杂志。
1935年3月初，图书馆学会在北大楼会客室举行新学期第一次大会，改选职员并讨论会务。结果，胡绍声连任总务(干事)，余文豪连任研究(干事)，事务(干事)则改由张忠祥担任。会务方面，该会决定本学期每半个月举行学术一次演讲，继续编辑《图书馆学季刊》的“时论撮要”栏目，同时聘请刘国钧为顾问，曹祖彬、汪兆荣、周克英与陈长伟4人为指导。1935年4月19日，图书馆学会邀请时任中央大学图书馆馆长桂质柏到校演讲《中国公共图书馆问题》，历时2小时。桂质柏讲述了清季以来中国教育变迁的四大特点、公共图书馆的5大目的及发展公共图书馆的3大方法。最后，他还放映美国公共图书馆影片(当是幻灯片)，帮助听众了解美国公共图书馆的组织、设备与活动情况。1935年5月中旬，图书馆学会邀请时任国民政府设计委员会秘书王文山到校演讲《美国国会图书馆对于图书馆行政之贡献》。余文豪将其记录成文，分上、下两部分连载于《金陵大学校刊》第158、160期。1935年6月中旬，图书馆学会又邀请时任国民政府外交部图书馆主任朱家治到校演讲《开架式图书馆的效率问题》，详细论述开架式之意义、开架式之原则、开架式之设施、开架式之利弊等问题。1935年10月4日晚上7点，图书馆学会在北大楼举行新学期第一次大会。先由总务干事胡绍声报告该会发展历史、以往开展的工作、上届的收支情况，然后修改会章，最后改选职员，胡绍声、余文豪与张忠祥3人连任原职。1936年秋季开学后，图书馆学会首次在金陵大学成功备案，名称是“金大圕学会”(即“金陵大学图书馆学会”)，负责人为胡绍声，性质是“对图书馆学有兴趣之同学组织”“学术研究组织”。1937年2月7日，图书馆学会在北大楼AC4教室举行新学期首次大会，20多名会员到会，刘国钧与陈长伟出席。张忠祥报告会务，然后刘国钧与陈长伟分别发表讲话，最后讨论会务及改选职员。张忠祥、余文豪、李英如分别当选为总务干事、研究干事与事务干事。
此后，图书馆学会很少出现在《金陵大学校刊》或其他出版物上。1939年春季，图书馆学会仍然是在金陵大学备案的学生社团之一，名称为“图书馆学会”，负责人为张忠祥，性质为“为对图书馆学有兴趣之教职员同学所组织”。1940年1月25日，《金陵大学校刊》第270期所载《本季学生团体一览》中已经没有了图书馆学会的踪影。
3 余论
“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史料缺失，疏于鉴辨，这无疑是金陵大学图书馆学教育史的面貌一直不甚清晰的重要原因所在。一方面，现代中国图书馆学教育与高等教育事业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大学及其下属学院的一览、概览、概况、校刊、院刊、年刊、月刊、周刊、通讯、报告、同学录、职员录等出版物(包括英文版)蕴含着大量与图书馆学专业教育相关的信息，但这类史料以往并未被图书馆学界充分注意和利用。另一方面，“亚联董”档案亦是一座宝库，但除了研究金陵女子大学图书馆史与燕京大学图书馆史时有所利用外，图书馆史学界鲜见利用；而且有研究者用的是并不方便的缩微胶卷而非耶鲁大学网站免费提供的数字化版本。因此，研究者应当突破学科、语言与空间的束缚，多渠道、全方位地挖掘尽可能多的史料，加以整理、鉴辨和利用，从而提高史述的可靠性与准确性。
当然，实事求是地说，本文所用材料虽已超过了“一分”，却也远非“十分”。未来，亟需查阅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与南京大学档案馆馆藏的金陵大学档案，弄清各个学年学生辅修图书馆学的具体情况，各个教师的具体开课情况，毕业生的就业情况及其职业发展轨迹等重要史实，以期更为准确地还原金陵大学图书馆学教育史的原始面貌。
致谢：衷心感谢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沈固朝教授多年来对本研究的关心和帮助！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副教授谢欢博士系统提供了《金陵大学校刊》，在此谨表谢忱！感谢审稿专家不惮其烦，提出了一系列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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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ritical Survey of the History of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in the University of Nanking(1927—1941)
Zheng Jinhuai Gu Yeqing
Abstract： Through careful investigation and exploitation of some historical materials, such as early publications by the University of Nanking and the Archives of the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 reserved in Yale Divinity Library, this paper makes a critical survey of the history of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in the University of Nanking from 1927 to 1941, by making clear its curriculum, staff and graduates. Besides, it gives some suggestions on the extension, exploitation and review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points out some key issues for future research.
Keywords: University of Nanking;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Library Science History
分类号 G250.9
DOI 10.16603/j.issn1002-1027.2020.01.016
* 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江苏图书馆学教育百年史研究”(编号：2018SJZDI125)的研究成果之一。
*郑锦怀，ORCID: 0000-0001-6450-5399，邮箱：hero8151@163.com。
作者单位：郑锦怀，泉州师范学院图书馆，福建泉州，362000
顾烨青，江南大学图书馆，江苏无锡，214122
收稿日期：2018年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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