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地狱门峡谷事件”后加拿大鲑鱼危机的科学治理
1913年“地狱门峡谷事件”后加拿大鲑鱼危机的科学治理*
陈 林 博 梅 雪 芹 徐 海 龙
[摘 要]1913年，由人为因素引发的“地狱门峡谷事件”造成了加拿大弗雷泽河严重的鲑鱼危机。随着渔业科学研究的推进，渔业科学家和管理者先后将“洄游通路受阻”“过度捕捞”“栖息地破坏”作为鲑鱼种群衰退的主要原因。在此认知基础上，他们通过疏浚河道、严控捕捞、修建鱼梯、改建水坝以及拯救小种群鲑鱼等方式治理鲑鱼危机。经过几十年的不懈努力，鲑鱼种群恢复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依然任重道远。弗雷泽河鲑鱼危机及其后的治理充分表明，科学的渔业管理不仅是治理渔业资源危机的有效方式，而且是实现渔业资源保护的正确选择。
[关键词]加拿大；地狱门峡谷事件；鲑鱼危机；科学治理；弗雷泽河
在北美西部的弗雷泽河、哥伦比亚河沿岸及其上游的各印第安部落中，流传着这样的传说：力大无穷却又性如烈火的凯厄梯神(Coyote)信步神游，走访了地狱门峡谷、弗雷泽河下游、哥伦比亚河下游各地。他发现，一些有己无人的女巫通过建造水坝或安置大型陷阱类渔网的方式阻遏鲑鱼上游，将丰厚的鲑鱼纳为己有。凯厄梯神大怒，变成可爱男婴，骗取了女巫们的信任。在女巫们离家捕鱼时，他随后又变成了木桩，撞毁了那些阻碍鲑鱼洄游的障碍物，鲑鱼洄游之路由此畅通无阻，上游的印第安居民也因凯厄梯神赐予的礼物——鲑鱼——得以生息繁衍。而那些拦截、阻抑鲑鱼洄游的女巫最终被凯厄梯神制服，或化成矮小的水鸟捕猎鲑鱼以苟且偷生，或变成丑陋的鸟人受尽折磨而痛苦死亡(1)关于凯厄梯神神话的主要文献有，詹姆斯·A.泰特：《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汤普森河流域的印第安人的传统》(James A.Teit，Traditions of the Thompson River Indians of British Columbia)，霍顿：米夫林公司出版社1898年版，第27页；詹姆斯·A.泰特：“尼古拉山谷和弗雷泽河的神话传说”(James A.Teit，“Myths and Tales from Nicola Valley and Fraser River”)，http://indianstories.awardspace.com/webdoc369.htm，1911年版；佚名：“凯厄梯成为鲑鱼的首领”(Unnamed Author，“Coyote Becomes Chief of the Salmon”)，http://www.firstpeople.us/FP-Html-Legends/Coyote Become Chief Of The Salmon-Sanpoils.html，[发布时间不详]/2019-09-09；杰伊·米勒：“鲑鱼，天赐的礼物”(Jay Miller，“Salmon，the Lifegiving Gift”)，https://content.lib.washington.edu/aipnw/miller2.html，[发布时间不详]/2019-09-09。。传说诠释了各地印第安文化共有的精神内核和生存法则：反对以邻为壑，心怀悲悯之心，追求人鱼共生。保护鲑鱼洄游通道的畅通无阻，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印第安人生活的必然要求。
1913年，由于人为因素引起的“地狱门峡谷事件”(Blockage at Hells Gate，或称Hells Gate Landslide)，不仅终结了加拿大鲑鱼繁衍生息的“黄金时代”，而且几乎让它们蒙受亡群灭种之灾。对于这起事件，学界已有研究为进一步的探讨既奠定了基础又留下了空间。劳工史学者杰夫·麦吉斯用细腻的笔触，生动地讲述了“地狱门峡谷事件”给20世纪初鲑鱼产业底层劳工造成悲惨命运的故事(2)杰夫·麦吉斯：《鲑鱼：不列颠哥伦比亚渔业衰败之痛》(Geoff Meggs,Salmon:The Decline of the British Columbia Fishery)，温哥华：道格拉斯和麦金泰尔出版公司1995年版，第90～100页。。渔业科学史学者提姆·D.史密斯虽然能够从政治、经济、生态的角度较为全面地把握渔业科学动态，但是对该事件蜻蜓点水式的反思，颇有言不尽意之感(3)提姆·D.史密斯：《扩张的渔业：1895-1955年捕捞努力量的科学评估方法》(Tim D.Smith，Scaling Fisheries:The Science of Measuring the Effects of Fishing 1855-1955)，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9～34、277～285页。。从本学科的研究视角出发，环境史学者马修·D.叶文德和渔业管理学者约翰·鲁斯都梳理了该事件的来龙去脉，但是，两位学者有意无意地漏掉了多份与其论点意见相左的研究报告，尤其是基本忽略了1941年以后地狱门峡谷治理的历史，并没有对该事件作出一个通透完整的历史解释(4)马修·D.叶文德：《鱼还是水电站：弗雷泽河环境史》(Matthew D.Evenden，Fish versus Power: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the Fraser River)，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81页；约翰·鲁斯：《恢复弗雷泽河鲑鱼：国际太平洋鲑鱼渔业委员会史(1937-1985)》(John Roos，Restoring Fraser River Salmon:A History of the International Pacific Salmon Fisheries Commission，1937-1985)，温哥华：太平洋鲑鱼委员会1991年版，第23～33、90～105页。。渔业科学家德里克·埃利斯虽然用一定的篇幅论述了该事件在二战后的生态影响，但他常常完全跳脱历史时空限制，用现代渔业科学和水利工程学研究成果，批判几十年前所谓的“管理者的种种决策失误”，未免陷入因果倒置的逻辑错误，由此延伸出的现实反思恐怕不足为信(5)德里克·埃利斯：《险象环生：历史上的环境影响评价案例》(Derek Ellis,Environments at Risk:Case Histories of Impact Assessment)，柏林：斯普林格出版社1989年版，第17～37页。。总之，前人或偏重从渔业管理、科学研究、捕捞行为等某一方面，利用本学科内非常有限的资料自说自话，得出的论断往往有失公允；或浅尝辄止地提及该事件中某些重要的时间节点，却未能贯通古今，形成历史全貌。本文力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加以推进，梳理科研人员处理“地狱门峡谷事件”、挽救鲑鱼危机的历史脉络，以此凸显科学渔业管理对于维系人鱼“和谐共生”的重要作用。
一 逝去的“丰年大洄游”
20世纪初，加拿大北方铁路公司(Canadian Northern Railway)有如凯厄梯神话中的女巫，制造了“地狱门峡谷事件”。具体情况如下：1911-1912年间，该公司为节省时间成本和运输成本，在开凿加拿大北方铁路时，将大量废土、碎石倾倒进弗雷泽河。1913年7月，如同往常一样，工人们在地狱门峡谷重复着卸载工作(6)约翰·皮斯·巴布考克：“弗雷泽河河底的孵化场”(John Pease Babcock，“Spawning-Beds of the Fraser River”)，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政府：《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渔业委员会1913年年度报告》(Province of British Columbia，Report of the British Columbia Commissioner of Fisheries for the Years for the Year ending Dec.31st，1913)，维多利亚：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议会1914年版，第17～38页。。不料，这个习以为常的“无意之举”瞬时导致严重的生态恶化。由于地狱门峡谷河道狭窄，生态环境脆弱，最后一铲残渣废土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使得地狱门峡谷河床增高，河岸岩壁更为陡峭，河水流速加快，河流两岸形成了半封闭式的“水坝”，拦住了鲑鱼向上洄游的去路。雪上加霜的是，1913年该峡谷的淤塞物尚未被妥善清理，1914年2月加拿大北方铁路公司在该峡谷实施隧道爆破时引起山体滑坡，造成了更为严重的河道阻塞问题(7)约翰·皮斯·巴布考克：“弗雷泽河河底的孵化场”，第16页；约翰·麦克休：“关于清除阻碍弗雷泽河鲑鱼溯河洄游障碍物的报告”(John McHugh，“Report on the Removal of Obstructions to the Ascent of Salmon in Fraser River”)，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政府：《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渔业委员会1914年年度报告》(Province of British Columbia,Report of the Commissioner of Fisheries for the Year Ending Dec.31st，1914),维多利亚：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议会1915年版，第31页。。由于这两次地狱门峡谷事件，大约有7.65万立方米的岩土跌入地狱门河谷之内，使其最窄处缩减为22.86米，最大瞬时流速也由1913年以前的3.93米/秒飙升至5.33米/秒(8)R.I.杰克森：“地狱门峡谷多变的水流与红鲑洄游的关系”(R.I.Jackson,“Variations in Flow Patterns at Hell’s Gate and the Relationships to the Migration of the Sockeye Salmon”)，《国际太平洋鲑鱼渔业委员会公报》(International Pacific Salmon Fisheries Commission Bulletin)第3卷第2部分，新威斯敏斯特：[出版机构不详]1950年版，第101页。。随着“鬼门关”的形成，鲑鱼溯河洄游有如攀登蜀道天险，难于上青天。
1913年，适逢弗雷泽河红鲑四年一度的“丰年大洄游”。据保守估计，当年弗雷泽河鲑鱼洄游总量约为3800万尾(9)理查托维驰·吉姆：《无河之鲑：太平洋鲑鱼危机的环境史》(Lichatowich Jim，Salmon without Rivers: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Pacific Salmon Crisis)，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岛屿出版社1999年版，第293页。。然而，突如其来的生态灾害夺去了无数条鲑鱼的鲜活的生命，绝大多数鲑鱼被困死在地狱门峡谷的下游。同年8月，来自加拿大和美国的渔业科学家约翰·皮斯·巴布考克和查理斯·亨利·吉尔伯特沿着鲑鱼洄游之路，从地狱门峡谷降河而行。他们一同目睹了鲑鱼的死亡旅程：司格吉急流(Scuzzy Rapid)被动弹不得的鲑鱼塞得水泄不通；一些跃起的鲑鱼被巨大的水流拍在陡峭的岩壁上，随泥沙俱下，瞬间被淹没在褐色的河水中(10)查理斯·亨利·吉尔伯特：“吉尔伯特博士调查鲑鱼生活史”(Charles Henry Gilbert，“Dr.Gilbert’s Investigations of Life History of Salmon”)，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政府：《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渔业委员会1913年年度报告》，第9～10页。。此后，巴布考克还考察了该峡谷上下游的其他水域。9月，他发现，从地狱门峡谷到斯布扎姆水域(Spuzzum Area)，受困鲑鱼绵延13公里，处处都是奄奄一息的鲑鱼和漂浮的鱼尸，只有极少数的鲑鱼顺利洄游(11)约翰·皮斯·巴布考克：“弗雷泽河河底的孵化场”，第20～38页。。与“地狱门峡谷事件”之前历年的洄游情况相比，1914年鲑鱼洄游数量微乎其微：1913-1914年的鲑鱼总洄游量甚至无法达到1909年洄游量的20%(12)威廉·F.汤普森：“地狱门峡谷阻塞对弗雷泽河红鲑的影响”(William F.Thompson，“Effect of the Obstruction at Hell’s Gate the Sockeye Salmon of the Fraser River”)，《国际太平洋鲑鱼渔业委员会公报》第1卷，新威斯敏斯特：[出版机构不详]1945年版，第53页。，多数鲑鱼要么被堵塞的河道困死在下游，要么落入渔民的渔网。
不过，渔业科学界的主流科学家对这一事件的反应却不热烈。20世纪初，渔业科学家对鲑鱼鱼类学、行为学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只是粗略地划分了5种太平洋鲑鱼，并发现了它们的生殖洄游习性。渔业科学家还没有发现太平洋鲑鱼在生命周期内仅有一次产卵洄游的现象，也不认可鲑鱼会选择固定的产卵地，更不必说知晓鲑鱼横跨北太平洋的壮举了。美国第一代渔业科学的领军人物大卫·乔丹(David S.Jordan)即是其代表。他至死都不相信鲑鱼会回到出生溪流产卵，而认为它们会就近选取孵化场繁育后代。他还坚信，出生于不同溪流、分属不同种群(race)的鲑鱼具有相同的基因配型(genetically uniform)(13)R.E.福斯特：“红鲑”，《加拿大渔业研究委员会公报》(The Fisheries Research Board of Canada，Bulletin)第162卷，渥太华：[出版机构不详]1968年版，第442页。。由于人微言轻，加拿大渔业科学家亚历山大·罗宾森和大卫·米歇尔提出的“弗雷泽河红鲑分为多个种群，而并非一个种群”的论断，并不为渔业科学界所重视(14)亚历山大·罗宾森：“母溪洄游理论的新证据”(Alexander Robertson，“Further Proof of the Parent Stream Theory”)，《美洲渔业学会会报》(Transactions of American Fisheries Society)第51卷第1期(1922年)，第87～90页；大卫·米歇尔：《有关弗雷泽河红鲑洄游盛况和惨状的故事》(David Mitchell，A Story of the Fraser River’s Great Sockeye Runs and Their Loss)，纳奈莫：海洋与渔业部太平洋生物研究站1925年版，第1～43页。。主流渔业科学家无法用十分透彻明晰的理论向公众解释，为何红鲑洄游会出现“三年小洄游，一年大洄游”的周期性现象，当然更不会把这起事件视为鲑鱼危机。他们只是潜在地认为，鲑鱼是可以数次洄游的，并能够自由选择产卵地。因此，只要清除淤塞，保持河道通畅，1913年和1914年受损的鲑鱼完全可以由此后第二年、第三年洄游的鲑鱼补充回来，不会影响1917年及其后的“丰年大洄游”。鲑鱼加工产业者和渔民们也都在翘盼河道疏浚工作顺利完成(15)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特藏：《不列颠哥伦比亚鲑鱼罐头产业者联盟线装记录簿》(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Special Collection,Bound Minute Book of the B.C.Salmon Canners’ Association)，1914年11月25日，第25盒第3册，第21页。。
河道淤塞所造成的1913-1914年惨淡的鲑鱼洄游量引起了水利工程师的密切关注。第二次山体滑坡事件之后，加拿大联邦政府终于批准由水利工程师约翰·麦克休负责地狱门峡谷河段的清淤工作(16)约翰·麦克休：“海军部驻地工程师报告”(John McHugh，“Report of the Department’s Resident Engineer”)，加拿大海军部：《渔业分局第49期年度报告(1915-1916)》(Department of the Naval Service,49th Annual Report of the Fisheries Branch 1915-1916)，渥太华：加拿大联邦议会1916年版，第263页。。从1914年3月清淤工作开始至1915年2月如期完工，麦克休的工程队取得了斐然的成绩：约4.59万立方米的淤塞物被清除，其中，3.06万立方米的淤塞物被冲到了下游，1.53万立方米的淤塞物被堆放在河岸；地狱门峡谷河水的平均瞬时流速由4.57米/秒降至2.74米/秒(17)约翰·麦克休：“1914年年末至1915年年初在地狱门峡谷河段的司格吉急流、中国湾、怀特溪清除阻碍鲑鱼溯河洄游的障碍物”(John McHugh，“Removal of Obstructions to the Ascent of Salmon on the Fraser River at Hell’s Gate Scuzzy Rapids，China Bar，and White’s Creek during the Year 1914 and the Early Portions of the Year 1915”)，加拿大海军部：《渔业分局第48期年度报告(1914-1915)》(Department of the Naval Service,48th Annual Report the Fisheries Branch 1914-1915)，渥太华：加拿大联邦议会1915年版，第271页。。虽然工程队未能复原1913年以前地狱门峡谷的生态环境，但是鲑鱼洄游的水文条件大为改善，已经非常接近1913年以前的状况。麦克休更是兴奋地记录道：“目前来看，鲑鱼向上洄游的通道畅通无阻。”(18)约翰·麦克休：“1914年年末至1915年年初在地狱门峡谷河段的司格吉急流、中国湾、怀特溪清除阻碍鲑鱼溯河洄游的障碍物”，第274页。就像同时代的渔业科学家一样，麦克休同样相信，人类有能力修复被破坏的自然生态，更有能力帮助鲑鱼在下一个洄游周期内再度恢复。
二 危险的过度捕捞
然而，随后鲑鱼的洄游状况给人类上了一堂痛彻心扉的生物课。1917年，本应是鲑鱼大洄游的丰年，实际洄游状况却与鲑鱼小洄游的平年相似(19)乔治·A.罗森菲尔、乔治·B.凯乐斯：“斯威夫特彻浅滩、皮吉特湾以及弗雷泽河的鲑鱼和鲑鱼渔业”(George A.Rousenfell and George B.Kelez，“The Salmon and Salmon Fisheries of Swiftsure Bank，Puget Sound，and the Fraser River”)，《美国渔业局公报》(U.S.Bureau of Fisheries Bulletin)第27期，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局1938年版，第772页。。突如其来的鲑鱼危机也扭转了鲑鱼罐头加工业快速发展的势头，1917年弗雷泽河红鲑制品的总产量居然不到1913年的四分之一(20)西赛莉·里昂斯：《鲑鱼，我们的遗产：一省一行业的故事》(Cicely Lyons，Salmon，Our Heritage:The Story of a Province and an Industry)，温哥华：米歇尔出版公司1969年版，第718页附录39。。越来越多的加工业者质疑工程师对“地狱门峡谷事件”的“妥善处置”，宣称政府要为鲑鱼洄游量的锐减承担主要责任(21)马修·D.叶文德：《鱼还是水电站：弗雷泽河环境史》，第48页。。麦克休沮丧地自食其言了。他在1916年的报告中强调：“我不能保证鲑鱼可以像‘地狱门峡谷事件’发生以前那样顺利地洄游。”又指出：“我们应该持续关注鲑鱼的洄游情况。数据搜集工作，是目前亟待解决的、最为重要的工作。”(22)约翰·麦克休：“海军部驻地工程师报告”，第267页。麦克休无法确定“地狱门峡谷事件”是否与鲑鱼洄游量下降有关，因此只能寄希望于其他科研人员的基础性研究。
通过孜孜不倦的数据搜集，巴布考克初步揭开了覆盖在“河道已然修复，鲑鱼尚未恢复”真相上的那层神秘面纱。奎内尔湖(Quesnel Lake)是弗雷泽河最大的红鲑栖息地，而红鲑是弗雷泽河最为重要的经济鱼种。巴布考克辛勤地记录了1899-1921年洄游至奎内尔湖的红鲑的各类信息。虽然他的记录主要依据肉眼观察和渔民口述，数据的精准度不高，但却是当时记录奎内尔湖鲑鱼洄游情况的唯一数据，能够反映出20世纪初弗雷泽河红鲑洄游的一般特征。巴布考克的结论令人颇感震惊：1899-1904年，红鲑的洄游量已经非常少了，说明在“地狱门峡谷事件”爆发之前，弗雷泽河红鲑已经出现了种群衰退迹象。1914-1921年的鲑鱼洄游量更少，最多的年份不过2.6万尾，最少的年份只有3尾，说明“地狱门峡谷事件”之后，弗雷泽河红鲑洄游量下降的趋势进一步加剧(23)威廉·F.汤普森：“地狱门峡谷阻塞对弗雷泽河红鲑的影响”，第32页。。显然，鲑鱼洄游量骤减，“地狱门峡谷事件”造成的“洄游通路受阻”难辞其咎。那么，在该事件爆发之前，又是何种因素造成了红鲑的衰退呢？
巴布考克认为，过度捕捞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他计算了奎内尔湖丰年红鲑洄游量(单位：尾)和红鲑制品产量(单位：标准箱)的比值，发现1909年为2.5，1913年为0.25，1917年为0.005，而1921年这一数值极其微小至可以趋近于0(24)约翰·皮斯·巴布考克：“弗雷泽河红鲑的周期性活动”(John Pease Babcock，“Periodicity of the Fraser River Sockeye”)，《太平洋渔民》(Pacific Fisherman)第16卷第6期(1918年)，第39页。。如果不考虑红鲑制品生产利用率，1917年的捕捞强度是1909年的5000倍，1921年的捕捞强度是1909年的万倍以上，弗雷泽河鲑鱼承受了高强度的捕捞压力。当然，由于巴布考克所选取的样本数量过少、捕捞数量数据单位不统一，并未充分考虑到鲑鱼制品生产利用率逐年提高等因素，因此他恐怕夸大了过度捕捞问题的严重性。如果按照他所统计的数字推算，弗雷泽河鲑鱼会在“地狱门峡谷事件”之后不到十年内捕捞殆尽，但事实情况并没有他估测的那么悲观。
对于巴布考克的观点，其他科学家基本表示认同，并在其基础上作了更为精细化的推演和论证。美国渔业科学家乔治·罗森菲尔和乔治·凯乐斯认为，1914年以后恶劣的地狱门峡谷自然条件只是导致鲑鱼种群衰退的一种因素，主要问题依然是过度捕捞。虽然两位学者尽心竭力地搜集各类官方、非官方统计数据，但他们也无法精确核算弗雷泽河历年的鲑鱼洄游量。他们依据渔具数量、从业者数量、捕捞量等数据，计算出了历年各类渔具的单位努力渔获量(Catch Per Unit of Effort，又称“CPUE”)以及历年各鲑鱼种群的综合资源丰量指数(Combined Index of Abundance)，以量化的形式展现了历年鲑鱼捕捞强度与鲑鱼洄游规模大小之间的关系(25)捕捞努力量(Fishing Effort)是在特定区域和时间内，投入的捕捞规模的大小或数量。单位捕捞努力量渔获量是指在特定区域和时间内，总渔获量除以总捕捞努力量之商，即每个捕捞努力量所获得的渔获量。二者都是反映捕捞强度和被捕捞对象资源状况的重要指标(参见詹秉义编著：《渔业资源评估》，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版，第59页)。。其研究表明，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早期，各类渔具的CPUE呈显著上升趋势，而各鲑鱼种群的综合资源丰量指数则呈显著下降趋势。特别是1914-1917年，二者呈现高度的负相关性，说明鲑鱼洄游量与捕捞强度呈现高度负相关性(26)乔治·A.罗森菲尔、乔治·B.凯乐斯：“斯威夫特彻浅滩、皮吉特湾以及弗雷泽河的鲑鱼和鲑鱼渔业”，第765～769、771～772页。。这一时段也是“地狱门峡谷事件”之后过度捕捞行为最为猖獗的时期。可见，他们的结论与史实高度吻合。
大卫·乔丹的弟子、美国渔业科学家吉尔伯特同样担心过度捕捞带来的恶果。吉尔伯特基于大量的数据和严谨的实验，对大卫·乔丹的既定结论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正，提出了全新的解释鲑鱼洄游的理论：1.鲑鱼从海洋中返回出生河流产卵；2.洄游至不同溪流产卵的鲑鱼体态样貌均有明显差异，它们分属不同的种群；3.各种群鲑鱼的洄游时间、路径各不相同。对“地狱门峡谷事件”来说，因为各种群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在该事件中元气大伤的鲑鱼种群不能被其他种群所替代补偿，受损种群只能自我缓慢恢复，过度捕捞则会扼杀受损种群自我恢复的可能性。他忧心忡忡地观察到，1917年后鲑鱼的洄游情况并不理想，各渔业利益方却不愿为保护鲑鱼而削减利润，继续维持高强度的捕捞作业，这会进一步加速鲑鱼种群的衰退。因此，吉尔伯特建议，渔业管理者必须推行严格的渔获配额制度，增加鲑鱼的逃逸量(27)逃逸量(escapement)，即成功逃脱渔网、返回孵化场并受精产卵的鲑鱼数量。逃逸率(escapement rate)，即鲑鱼逃逸量与洄游量的比值。二者都是反映洄游类鱼种资源丰度及可持续生产能力的重要指标[参见查理斯·亨利·吉尔伯特：“太平洋沿岸鲑鱼性成熟的鱼龄”(Charles H.Gilbert，“Age at Maturity of the Pacific Coast Salmon of the GenusOnchorhynchus”)，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政府：《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渔业委员会1913年年度报告》，第57～70页；查理斯·亨利·吉尔伯特：“弗雷泽河的红鲑洄游：现状及展望”(Charles H.Gilbert，“The Sockeye Run on the Fraser River:Its Present Condition and its Future Prospects”)，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政府：《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渔业委员会1917年年度报告》(Province of British Columbia，Report of the British Columbia Commissioner of Fisheries for the Years for the Year ending Dec.31st，1917)，维多利亚：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议会1918年版，第113～115页]。。如此，才能真正遏制鲑鱼种群衰退的趋势。
既然科学家们认为过度捕捞是鲑鱼种群衰退的主要原因，那么建立严格的渔业管辖制度就势在必行了。这样，该事件发生之后，美、加各地的渔业管理者颁布了一系列渔业法规，积极推行严格的休渔期制度，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在1924-1928年这个洄游周期内，弗雷泽河下游河口的四龄鱼的平均逃逸率达到了44%。仅1928年，四龄鱼逃逸率达到了42%，而五龄鱼逃逸率更是高达58%(28)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政府：《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渔业委员会1928年年度报告》(Province of British Columbia，Report of the British Columbia Commissioner of Fisheries for the Years for the Year ending Dec.31st，1928)，维多利亚：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议会1929年版，第6页。。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各鲑鱼种群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恢复迹象：春季鲑鱼洄游量略有上升，夏季鲑鱼洄游量有所上升，秋季鲑鱼洄游量较为明显地上升(29)研究者把7月以前洄游的鲑鱼种群称为春季鲑鱼(spring races)或早期洄游鲑鱼(early races)，7-8月洄游的鲑鱼种群称为夏季鲑鱼(summer races)或中期洄游鲑鱼(mid races)，9月以后洄游的鲑鱼种群称为秋季鲑鱼(autumn races)或晚期洄游鲑鱼(late races)[参见威廉·E.雷克：“渔业活动和河道阻塞对弗雷泽河红鲑洄游丰度的影响”(William E.Ricker，“Effects of the Fishery and of Obstacles to Migration on the Abundance of Fraser River Sockeye Salmon(Oncorhynchus nerka)”)，《加拿大渔业和水产科学报告》(Canadian Technical Report of Fisheries and Aquatic Sciences)第1522期，纳奈莫：渔业与海洋部太平洋生物研究站1987年版，第12～13页]。。科学的渔业管理，终于换来了令人振奋的鲑鱼种群恢复结果。但是，由于当时的科研人员并没有发现导致鲑鱼洄游量减少的其他重要因素，因此这种恢复是微弱且不稳定的。
三 循环往复的鲑鱼洄游受阻
当渔业管理者为限制过度捕捞而劳碌奔波时，渔业科学家则对20世纪20年代后期愈发频繁的鲑鱼洄游受阻现象一筹莫展。10年代末期20年代初期，巴布考克、F.H.坎宁安等研究者曾多次记录到鲑鱼抵达高贵哈拉河(Coquihalla River)和卡瓦卡瓦湖(Kawkawa Lake)等产卵场时间推迟几周、几天、几小时的情况，但他们对此没能给出合理的解释(30)F.H.坎宁安：《1919年西部渔业支局(不列颠哥伦比亚)正巡视员F.H.坎宁安的报告》(F.H.Cunningham，“Report of the Chief Inspector，F.H.Cunningham，Western Fisheries Division (British Columbia) for 1919”)，加拿大海军部：《渔业分局第53期年度报告(1919-1920)》(Department of the Naval Service，53th Annual Report of the Fisheries Branch 1919-1920)，渥太华：加拿大联邦议会1920年版，第43页。。加拿大渔业科学家M.J.A.马德威尔也观察到，1926-1927年，大量卡瓦卡瓦湖雄性鲑鱼受困于地狱门峡谷下游(31)M.J.A.马德威尔：《1927年西部渔业支局(不列颠哥伦比亚)正巡视员M.J.A.马德威尔的报告》(M.J.A.Motherwell，Report of the Chief Inspector，M.J.A.Motherwell，Western Fisheries Division (British Columbia) for 1927)，加拿大海洋与渔业部：《渔业分局第61期年度报告(1927-1928年)》(Department of Marine and Fisheries,61st Annual Report for the Year 1927-1928)，渥太华：加拿大联邦议会1928年版，第77页。；1930年，很多待产的红鲑被困在了地狱门峡谷下游65英里附近水域(32)M.J.A.马德威尔：“不列颠哥伦比亚鲑鱼大洄游产卵无计其数”(M.J.A.Motherwell，“Great Run in British Columbia Results in Heavy Spawning”)，《太平洋渔民统计数字(增刊)》(Pacific Fisherman Statistical Number)1931年，第 112页。。马德威尔大惑不解：明明地狱门峡谷的河道清淤工作早已竣工，为何这些鲑鱼依然无法溯河上游？
其实，鲑鱼的洄游状况比“马德威尔之问”更加奇异诡谲：在20世纪30年代过度捕捞得以有效控制之后，不仅鲑鱼洄游时间越发延长，而且成功跨越地狱门峡谷的鲑鱼数量日益减少(33)G.B.塔尔伯特：“地狱门峡谷鱼梯的生物学效应研究”(G.B.Talbot，“A Biological Study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Hell’s Gate Fishways”)，《国际太平洋鲑鱼渔业委员会公报》第3卷第1部分，1950年，第77页。。1941年，美国著名渔业科学家威廉·F.汤普森的科研团队观测到了自1913年“地狱门峡谷事件”之后最严重的鲑鱼洄游受阻事态。是年9-11月，地狱门峡谷下游六七英里处的两侧河岸，不计其数的受困鲑鱼依然搏击逆流，却无力回天(34)威廉·F.汤普森：“地狱门峡谷阻塞给弗雷泽河红鲑的影响”，第93、169、169、97～99、18、133～134页。。虽然约20%的少数鲑鱼后天习得在地狱门峡谷下游的“他乡”产卵交尾的能力，并产下了约占总量8%的鱼卵(35)威廉·F.汤普森：“地狱门峡谷阻塞给弗雷泽河红鲑的影响”，第93、169、169、97～99、18、133～134页。，但即便这些鱼卵全部成功孵化，也无法逆转多数鲑鱼困死于下游的悲惨结局(36)威廉·F.汤普森：“地狱门峡谷阻塞给弗雷泽河红鲑的影响”，第93、169、169、97～99、18、133～134页。。鲑鱼望眼欲穿的故乡离它远去，科学家看着鲑鱼濒死的身影痛心不已。几十年前的“地狱门峡谷事件”就像一道魔咒，给科学家带来了挥之不去的梦魇。
为解决这一问题，科学家们针对复杂的地狱门峡谷生态条件和鲑鱼洄游习性多次开展调查，并取得了新的研究进展。1926年，加拿大联邦政府曾组织水利工程师调查地狱门峡谷的河道情况。两年后，工程师们递交的报告认为，该峡谷水域乱流增多，应通过修建水渠、继续清除土石的方法翻修河道(37)约翰·麦克休等：《1926-1928年关于弗雷泽河地狱门峡谷河段工程考察的最终报告》(John McHugh et al.，Final Report of the Engineers Enquiring into Fraser River Conditions at Hell’s Gate，1926-1928)，政府报告第23类第679卷第713-2-219份文件，渥太华：加拿大国家图书馆1928年7月27日，第89页。。但是，工程师并没有阐述清楚“乱流”和“鲑鱼洄游”之间的联系。由于缺乏足够的实证依据，不完整的调查结果很快被政府驳回。20世纪30年代以来，汤普森的标志放流研究(tagging method)即是上述研究的补充和延续。汤普森关注地狱门峡谷河段绝非一朝一夕，他的科研团队几乎每年都进行标志放流实验，观察鲑鱼洄游情况，搜集了大量的基础性数据(38)威廉·F.汤普森：“地狱门峡谷阻塞给弗雷泽河红鲑的影响”，第93、169、169、97～99、18、133～134页。。汤普森的研究发现，虽然过度捕捞是鲑鱼洄游的严重威胁，但是鲑鱼洄游通路不畅才是这一问题的真正根源(39)威廉·F.汤普森：“地狱门峡谷阻塞给弗雷泽河红鲑的影响”，第93、169、169、97～99、18、133～134页。。汤普森找到了充足的证据证明，除了乱流频繁、河中障碍物增多等因素之外，地狱门峡谷水位起伏不定，是导致鲑鱼洄游通路不畅的重要因素(40)威廉·F.汤普森：“地狱门峡谷阻塞给弗雷泽河红鲑的影响”，第93、169、169、97～99、18、133～134页。。然而，水位问题之前从未引起过麦克休及其后的研究者的充分重视。
为此，科研人员从鱼梯和水坝建设两方面着手恢复鲑鱼种群。一方面，鱼梯技术(Fish Ladders或称Fishways)的成熟为科研人员帮助鲑鱼顺利洄游提供了新的可能性。鱼梯技术是20世纪初期水利工程师在哥伦比亚河流域的博纳威尔(Bonneville)和岩石岛(Rock Island)等地修建水坝时发展起来的。几十年来，这些鱼梯通畅性良好，有效地保证了洄游类鱼种的栖息繁衍(41)C.H.克雷：《鱼梯和其他过鱼设施的设计》(C.H.Clay，Design of Fishways and Other Fish Facilities)，渥太华：加拿大渔业部1961年版，第14～18页。。在汤普森的主持下，1944年秋至1946年10月，工程队小心翼翼地在地狱门峡谷河段鲑鱼洄游的必经之路上修建了3座规格不同、适用于不同水位条件的鱼梯(42)约翰·鲁斯：《恢复弗雷泽河鲑鱼：国际太平洋鲑鱼渔业委员会史(1937-1985)》，第92页。。鱼梯修建后，鲑鱼通过地狱门峡谷的洄游量显著增加，死亡率降至20%～30%(43)G.B.塔尔伯特：“地狱门峡谷鱼梯的生物学效应研究”，第77～78页。。鱼梯为弗雷泽河鲑鱼在20世纪50年代后取得显著的恢复效果创造了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条件。
另一方面，循环往复的鲑鱼洄游受阻现象帮助研究人员更加清醒地认识到水坝建设与鲑鱼洄游之间的密切关系。汤普森仔细地分析了20世纪初奎内尔湖和舒斯瓦普-亚当斯流域(Shuswap-adams District)的鲑鱼洄游情况。他认为，地狱门峡谷上游水坝的过鱼设施几乎不能起到任何“过鱼”的作用。水坝的存在不仅造成了这两处水域几乎所有鲑鱼种群的洄游困难，甚至还造成了某些鲑鱼种群的灭绝(44)威廉·F.汤普森：“地狱门峡谷阻塞对弗雷泽河红鲑的影响”，第52、62页。。汤普森的研究成果对于弗雷泽河水力开发与鲑鱼保护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沿着汤普森的思路，水利工程师F.J.安德鲁、G.H.金分析了在弗雷泽河干流上建设水坝的危险性：地狱门峡谷河段的鱼梯大获成功的原因在于，其安放地点恰好位于鲑鱼洄游通路上最不适于鲑鱼洄游的河段。但在实际的水坝建设中，施工方几乎不可能按照鲑鱼的洄游通道安置过鱼设施。即使这一条件得以满足，任何过鱼设施也无法承担每日75万尾的最大鲑鱼洄游量(45)F.J.安德鲁、G.H.金：“假设在弗雷泽河流域建造水坝后预测红鲑和粉鲑产量”(F.J.Andrew and G.H.Geen，“Sockeye and Pink Salmon Production in Relation to Proposed Dams in the Fraser River System”)，《国际太平洋鲑鱼渔业委员会公报》第11卷，新威斯敏斯特：[出版机构不详]1960年版，第30页。。可以想象，一旦人们在弗雷泽河干流上建成大坝，鲑鱼来往穿梭的“主动脉”就会被切断。届时，更大规模的“地狱门峡谷事件”就有可能在彼时彼地疯狂上演。科学家们的研究避免了类似悲剧的出现，成为了守护弗雷泽河鲑鱼的“凯厄梯神”。
以治理“地狱门峡谷事件”的后遗症“鲑鱼洄游通路不畅”为中心，鲑鱼危机治理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截至1943年，在地狱门峡谷及其附近水域，研究人员清除水坝、淤塞物等鲑鱼洄游的“障碍物”共计43处，此后“鲑鱼洄游受阻”现象大幅减少。数据显示，1945-1985年间，弗雷泽河红鲑的洄游量和逃逸量曲线均呈现了稳健的波动性上升趋势；捕捞努力量曲线相对稳定，且无明显的上升趋势(46)数据来源：约翰·鲁斯：《恢复弗雷泽河鲑鱼：国际太平洋鲑鱼渔业委员会史(1937-1985)》，第74、382～397页附录D、401～402页附录F、409～412页附录H1。。这个可喜的结果与科学家们“建鱼梯，限水坝”的既定方针密不可分。
但是，也有的科学家提出了质疑。加拿大著名渔业科学家威廉·E.雷克并不赞同“鲑鱼洄游通路受阻”是严重问题的看法。他认为，1913年之后的地狱门峡谷的自然条件最多只能给10%的鲑鱼洄游带来不利影响。相反，鲑鱼孵化场的基础信息采集、增殖放流鱼种的选种与培育、小种群鲑鱼的动态追踪等问题从未引起学界的重视。通过这些基础研究，科研人员才有可能发现真正的症结所在(47)威廉·E.雷克：“地狱门峡谷和红鲑”(William E.Ricker，“Hell’s Gate and the Sockeye”)，《野生生物管理杂志》(Journal of Wildlife Management)第11卷第1期(1947年1月)，第45页。。当然，就像雷克批评汤普森实验结论有待检验、实验方法仍存局限那样，由于相关研究极为薄弱，雷克也没有给出足够的数据支持其观点。但是，他的对于保护鲑鱼孵化场的种种论述，体现了一种长远的前瞻性的思考。
四 恢复受损的鲑鱼及其栖息地
雷克的预言最终成为了现实。过度捕捞和洄游通路不畅，并非“地狱门峡谷事件”后鲑鱼种群衰退的真正根源。随着鲑鱼栖息地破坏愈演愈烈，鲑鱼种群衰退趋势日益明显(48)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鲑鱼渔业管理记录及档案中，“产卵场”(spawning area)一词逐渐被“栖息地”(habitat)一词取代，说明渔业管理观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管理者不再仅仅关注鲑鱼的繁殖情况和数量变化，而是将鲑鱼与其他生物的栖居环境合而为一，从生态系统的角度考虑鲑鱼的栖息繁衍。。1945-1985年间，虽然弗雷泽河鲑鱼总洄游量和总逃逸率的上升趋势明显，但是小种群鲑鱼的生存状况却岌岌可危。数据显示，1940-1970年间，弗雷泽河小种群的春季鲑鱼、夏季鲑鱼的逃逸量和逃逸率变化趋势大抵相当，均在1940-1950年间有所攀升之后，于1965-1970年间大幅度递减(49)威廉·E.雷克：“渔业活动和河道阻塞对弗雷泽河红鲑洄游丰度的影响”，第62～63页表格4；约翰·鲁斯：《恢复弗雷泽河鲑鱼：国际太平洋鲑鱼渔业委员会史(1937-1985)》，第382～397页附录D、401～402页附录F、409～412页附录H1。。这说明，即使多数大种群鲑鱼(big races)得到大幅度恢复，但是，很多小种群鲑鱼(small races)并未完全摆脱危险境地。渔业管理者并未充分考虑到大种群鲑鱼和小种群鲑鱼之间的区别，却为所有鲑鱼种群设立了同等低量级的逃逸量和逃逸率配额，该政策会在短时间内迅速增加小种群鲑鱼的灭绝风险。
对小种群鲑鱼及其栖息地的忽视，最终结出了恶果。自1992年后，各主要鲑鱼栖息地破坏严重(50)坦尼斯·高尔等：《驯服河流：不列颠哥伦比亚河流改道及水力发电导览》(Tanis Gower，Andrew Rosenberger et al.，Tamed Rivers:A Guide to River Diversion Hydropower in British Columbia),高贵林：鲑鱼水域观测学会2012年版，第ii页。，大、小种群的鲑鱼均出现了明显的衰退趋势。1952-1992年间，弗雷泽河红鲑产卵率仍在30%～75%之间波动，平均数值约为50%。自1992年后产卵率数值逐年递减，至2009年已经跌至不足10%(51)布鲁斯·I.科恩：《弗雷泽河红鲑：从前衰退，未来可持续？》(Bruce I.Cohen，Fraser River Sockeye Salmon:Past Declines，Future Sustainability?)，加蒂诺：加拿大公共事业和服务部内部报告2010年版，第124页。。产卵率的递减，充分且直观地说明1992年后弗雷泽河红鲑种群的严重衰退。
为了扭转鲑鱼种群进一步衰退的趋势，在加、美两国渔业科研人员的推动下，两国政府于1985年签订了《加美太平洋鲑鱼条约》，并于1999年、2008年和2014年修改和续订了该条约的附件部分，史称《太平洋鲑鱼协定》(52)《加美太平洋鲑鱼条约》(Treaty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Canada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Concerning Pacific Salmon)，http://www.psc.org/publications/pacific-salmon-treaty，2014-07/2019-09-09。。该协定把“地狱门峡谷事件”后长期为人忽视的小种群鲑鱼特别是濒危鲑鱼种群恢复和栖息地保护作为工作重心。它突破了从前以鲑鱼产业渔获需求量为基础、以设置捕捞限制为主要手段的管理制度，实行以鲑鱼洄游量为核心的弹性配额机制。在每个捕捞期内，科研人员会依据实际的鲑鱼洄游数量制定捕捞配额，力图实现以资源保护为基础的渔获分配。在以种群为基础的资源管理制度的基础上，该协定为所有鲑鱼种群制定了10～12年的长期管理规划。在实际操作中，科研人员运用增加逃逸量、控制总捕捞量、加大鲑鱼增殖放流力度等方法实施的管理规划，使得各鲑鱼种群“再获新生”。2000年以来，弗雷泽河各大种群鲑鱼洄游量的波动变化较稳定，并无显著衰退趋势(53)弗雷泽河工作组：《2016年红鲑捕鱼期：弗雷泽河工作组向太平洋鲑鱼委员会的报告》(Fraser River Panel，Report of the Fraser River Panel to the Pacific Salmon Commission on the 2016 Fraser River Sockeye Salmon Fishing Season)，温哥华：[出版机构不详]2017年版，第23页。。虽然多数小种群鲑鱼仍未摆脱危险境地，但部分小种群鲑鱼资源量逐渐趋于稳定，其逃逸率增加至50%～96%，预计会在未来出现缓慢的恢复迹象(54)太平洋鲑鱼委员会：《第32期年度报告(2016-2017)》(Pacific Salmon Commission,Thirty-Second Annual Report 2016/2017)，温哥华：[出版机构不详]2017年版，第23、155页。。鲑鱼种群的渐进式恢复，为鲑鱼栖息地修复工作提供了强大的支持。
为实现栖息地恢复的目标，水利工程师继承麦克休、汤普森的未竟事业，积极改造河流环境。“地狱门峡谷事件”之后鲑鱼“洄游受阻”现象证明，河道改造绝非一劳永逸的工作，需要长期的监督与评测。对洄游类鱼种来说，拆除洄游通道上的水坝，保证鱼类栖息地不被水库淹没，是一种可行且长效的解决方案。为此，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政府的水利部门所制定的长期能源规划提出，管理者宁愿选择成本较高的太阳能电站、风能电站、径流式水电站(run-of-river hydropower)，也要逐渐取代传统的坝式水电站(55)坦尼斯·道格拉斯：《不列颠哥伦比亚独特的径流式水利工程：“绿色”水电站明晰的环境影响、审批和可持续利用》(Tanis Douglas,“Green” Hydro Power Understanding Impacts，Approvals，and Sustainability of Run-of-River Independent Power Projects in British Columbia)，高贵林：鲑鱼水域观测学会2007年版，第13页。。以径流式水电站为例，水利工程师还尽可能将它们建在洄游性鱼类栖息地的上游，以此保护鲑鱼洄游通道和栖息地。水利部门甚至采取了某些富有争议性的措施。比如，一旦海狸筑造的水坝对鱼类栖息地和洄游通道构成威胁时，当地居民即可以向政府提出申请，拆除海狸的水坝。不过，这些措施的恰当性及其生态影响，就像半个多世纪以前弗雷泽河的河道疏浚工程和鱼梯建设一样，有待后人的检验。
尽管“地狱门峡谷事件”之后鲑鱼及其栖息地恢复事业小有所成，但栖息地破坏问题依然十分严峻。美国环境史学者理查托维驰·吉姆回顾了19世纪末延续至今的伐木、灌溉、采矿、畜牧等人类活动给鲑鱼栖息地带来的严重破坏(56)理查托维驰·吉姆：《无河之鲑：太平洋鲑鱼危机的环境史》，第52～80页。。加拿大渔业科学家米歇尔·维尔德楚克更加明确地指出，除了修建水坝，因伐木和造纸所引起的水体污染，是弗雷泽河乃至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鱼类栖息环境恶化的最主要原因(57)米歇尔·维尔德楚克：“鱼类栖息地与人类活动的影响：以太平洋鲑鱼为研究重心”(Michael Waldichuk，“Fish Habitat and the Impact of Human Activity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Pacific Salmon”)，L.S.帕森斯、W.H.李尔编：《加拿大海洋渔业管理展望》(L.S.Parsons and W.H.Lear eds.，Perspectives on Canadian Marine Fisheries Management)，渥太华：国家科研委员会出版社1993年版，第331页。。看来，管理者和科研人员还需要从维护生态系统健康稳定的全局出发，综合考虑那些被长期忽视的因素，提出更为全面有效的鲑鱼栖息地保护方案，这也是“地狱门峡谷事件”给科研人员的最直接的现实启示。
五 “地狱门峡谷事件”的现实启示
1913年加拿大“地狱门峡谷事件”之后鲑鱼得以幸运而顽强地存活至今的历史表明，科研人员不仅是鲑鱼跨越“鬼门关”的得力助手，还是人类与鱼类有效互动中的“灵媒”。“地狱门峡谷事件”也成为科研人员不懈发现、研究和治理鲑鱼种群衰退问题的良好契机。虽然他们的研究很难周全地考虑到鲑鱼的生死存亡，他们的建议措施也很难完全满足相关渔业者的意愿，但他们鞠躬尽瘁的努力，成功挽救了弗雷泽河绝大多数的鲑鱼种群。鲑鱼每况愈下的紧迫局面和瞬息万变的水文环境，使他们难以进行严密的考证和充分的调研。他们只能尽力地依据有限的知识，运用科学的方法，将科研成果迅速转化为渔业管理智慧，在不断试错之中调整渔业管理策略，应对瞬息万变的鲑鱼危机。最终，他们取得了一定的鲑鱼种群恢复成果，为各国治理渔业危机、恢复渔业资源树立了典范。相比之下，其他国家并不像加拿大一样幸运，具有接近一个世纪的鲑鱼渔业资源保护实践、成熟的渔业管理经验和深厚的渔业科研积淀。进而，其他国家也很难取得“鱼类成功恢复”的惊艳成就。可见，以科学研究为基础的渔业管理，是人类正确处理“地狱门峡俗事件”、鲑鱼种群得以生息繁衍的制胜关键。
在渔业资源危机愈演愈烈的当今时代，回顾美、加科研人员治理鲑鱼危机的这段历史，非常具有现实意义。过去，科研人员用几十年的时间，才发现并最终承认鲑鱼延续数亿年的洄游习性。他们曾经自信满满地得出的“确定性”结论和“乐观的”治理方案，却在无数次挫败中被敲打、锤炼和修正。而今，弗雷泽河乃至北美各地鲑鱼栖息地的研究和恢复，仍是人们需要面对的难题。未来，还会有更多未知的、不确定的新问题等待着人类去面对。
“地狱门峡谷事件”的历史经验说明，对于突发性的渔业资源危机事件来说，在最短的时间内尽量复原生态环境固然重要，但绝不能止步于此。相反，它只是治理的第一步。后续的工作，比如长期的科研跟踪调查，发掘并消除其他潜在隐患，远比单纯治理危机本身更加重要。这提醒当今的决策者，不仅需要建立科学的管理制度，在处理渔业资源危机的时要慎之又慎，而且要时刻调整科学决策，以更好地应对“无法预料”的后果。
The Scientific Fishery Management of the Salmon Crisis of Canada After the Hells Gate Landslide
Chen Linbo,Mei Xueqin and Xu Hailong
Abstract：In 1913，Hells Gate Landslide，which triggered a severe salmon crisis in the Fraser River，was caused by human actions.The fishery scientists and managers have taken “migration path blocked”, “overfishing” and “habitat destruction” as the main reasons for salmon declining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fishery science research.To save salmon，the fishery scientists and managers used the methods of dredging rivers，tightening fishing，building fish ladders，dismantling dams and saving small races of salmon.After decades of unremitting efforts，remarkable results had been achieved in salmon recovery，but there is still a long way to go.The scientific fishery management to deal with salmon crisis in Fraser River fully shows that the scientific fishery management is not only an effective way to manage fisheries，but also an inevitable choice for the protection of fishery resources.
Keywords:Canada；Hells Gate Landslide；Salmon Crisis；Scientific Management；Fraser River
[中图分类号]K71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20)02-0107-1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环境史及其对史学的创新研究”(16ZDA122)。
收稿日期 2019-09-25
作者陈林博，历史学博士，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学系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北京，100084；梅雪芹，历史学博士，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学系教授，北京，100084；徐海龙，农学博士，天津农学院水产学院副教授，天津，300384。
【责任编校 周祥森 吕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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