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奥留学派的构建与运作：以朱家骅与洪谦的交谊为中心
德奥留学派的构建与运作：以朱家骅与洪谦的交谊为中心何 方 昱
[摘 要]20世纪20年代欧陆留学派盛极一时，到40年代已分化为德奥留学派与法比瑞留学派。德奥留学派在留德派领袖朱家骅的引领下，积极谋求资源，拓展影响。1942年年初，在朱家骅的支持下，西南联大教授洪谦创办《学术季刊》，聚集留德奥学人开展学术活动。相似的教育背景涵育共同的价值观，留学资源不但构建学人交往的认同基础，还成为缔结人际网络的重要渠道。朱家骅执掌国民党组织部及教育部时期，留德奥学人颇受重用，渐成一脉，乃至20世纪40年代末有舆论称“朱家骅派”已成为一股政治力量。
[关键词]朱家骅；洪谦；《学术季刊》；德奥留学派
朱家骅(1893-1963)，字骝先，浙江吴兴人，被视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学人从政的典范，曾在多个领域担当重任(1)黄丽安：《朱家骅及其史料研究》，乔万敏、俞祖华、李永璞主编：《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黄丽安：《朱家骅学术理想及其实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他曾于1914-1917、1918-1924年间两度留学德国，并于1922年获得柏林大学博士学位。由于留学德国多年，具有深厚的德国情结，他对德国的科技、文化、教育、军事等十分推崇，一度将德国作为中国实现强国及现代化目标的重要合作者，因此被视为亲德派人士。围绕朱家骅与中德关系特别是他在军事外交领域的建树、朱家骅与中德文化协会的创建、抗战时期朱家骅的对德立场与对德活动、傅斯年及姚从吾与朱家骅的关系等，学术界已多有探讨(2)林绮慧：《学者办党：朱家骅与中国国民党》(硕士学位论文)，台湾师范大学2003年，第5～6页；柯伟林著，陈谦平等译：《德国与中华民国》，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34～238页；李乐曾：《抗战中后期朱家骅的对德活动：以国民党的对德舆论及敌后对德工作为中心》，《民国档案》2011年第2期，第99～107页；李乐曾：《欧战爆发后朱家骅的对德立场与联德活动》，《民国档案》2010年第1期，第123～129页；李乐曾：《抗战初期国民政府的对德政策：以朱家骅使德计划为中心》，《德国研究》2009年第3期，第45～51页；赵维兰：《朱家骅和傅斯年关系论述》，《聊城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第74～76页；王奇生：《战时大学校园中的国民党：以西南联大为中心》，《历史研究》2006年第4期，第125～147页；王晴佳：《学潮与教授：抗战前后政治与学术互动的一个考察》，《历史研究》2005年第4期，第25～48页。。然而，关于朱家骅与20世纪40年代德奥留学派形成之关系，国内外学术界的研究尚付阙如。事实上，他任职之处，留德奥学人都颇受重用，并以此聚集，逐渐壮大。朱家骅在民初留德学人群体的形成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麦劲生就注意到“民初蔡元培和马君武等逐渐成名，但影响力主要在个别院校。观其行谊亦无意图建立一个留德学人社群。真正有此能力和意图的，恐怕非朱家骅莫属”，“20-30年代在中国的留德学人群形成的过程中，朱家骅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不过，麦劲生又提出，“朱家骅回国之初，需要建立自己的团队，所以颇倚重同侪旧生和留德学生。随着他声誉日隆，权力渐长，供他选用的人，已不限昔日同窗”(3)麦劲生：《朱家骅与民国初年留德学人群体的形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第三届近代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3卷“文化·思想”，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617、1631页。。实际上，作为留德奥学人群体的精神领袖，朱家骅与该群体一直保持密切往来。抗战全面爆发后，朱家骅先后担任国民党组织部长及教育部长，更重视与思想学术界的沟通，任用留德奥学人在研究机构与大学任职，这一脉力量渐趋强大。拙稿以朱家骅与洪谦交往为切入点，以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案为基础，探究朱家骅与德奥留学派的形成与聚合，以期廓清以往朱家骅派学人群的模糊面貌。
一 洪谦其人及朱家骅授意其创办《学术季刊》
洪谦(1909-1992)，中国现代著名哲学家，他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兴起的现代哲学重要学派——维也纳学派的唯一中国成员，是在中国传播、研究逻辑经验论的先驱和宗师。洪谦的一生，与维也纳学派紧密相连，被称为“逻辑经验论在中国的传播者”(4)范岱年、胡文耕、梁存秀：《逻辑经验论在中国的传播者——维也纳学派成员洪谦教授》，《自然辩证法通讯》1992年第3期，第64页。已有研究多从哲学史的角度探究洪谦的哲学思想与学术成就(参见蒋昭阳：《旧范式的扬弃与新规范的确立——洪谦与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向》，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郝苑：《论洪谦的科学世界概念》，赵敦华主编：《外国哲学》第24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66～87页；李维武：《冯友兰·洪谦·维也纳学派》，《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16～127页)。。纵观洪谦的学术生涯，自1936年年底从德国回国至20世纪40年代末，是其学术最活跃、论著最丰硕的时期。然限于史料，既有研究对洪谦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从事的具体学术活动语焉不详，对其在民国时期从事的学术建设工作亦缺乏细致了解，洪谦学术交谊脉络也模糊不清(5)《洪谦先生学术年谱》中仅简单勾勒其学术活动，并称洪谦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结识了部分左派人士(参见洪汉鼎：《回忆洪谦教授》，《世界哲学》2009年第6期，第23～29页；洪元颐、韩林合：《洪谦先生学术年表》，洪谦：《论逻辑经验主义》，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397～398页)。。洪谦回国之后一直与留德奥学人的精神领袖朱家骅保持密切联系，并于1942年创办学术刊物《学术季刊》，同时向朱家骅举荐留德同人，建构留德学人群体的学术网络(6)学界已有成果将《学术季刊》视为西南联大哲学社会科学性质的学报，似有不妥(见马宇红编著：《中国大学学报发展简史》，兰州：甘肃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年版，第152页)。。
洪谦祖籍安徽歙县(7)少年时代的洪谦因不凡的哲学才华受到康有为的赏识，康有为推荐洪谦跟随梁启超学习。1926年，梁启超介绍洪谦前往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跟随阳明权威宇野哲人学习，半年后洪谦因病回国。之后，他在清华大学国学院预科旁听一年，受到梁启超和梁廷灿的悉心指导(洪谦著，韩林合编：《洪谦选集》，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前言，第1页)。。1927年，在梁启超的推荐下，他前往德国耶拿大学学习物理、数学和哲学。1928年，他来到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成为维也纳学派创始人石里克(Moritz Shlick，1882-1936)的学生，并在石里克的指导下，完成了题为《现代物理学中的因果性问题》的博士论文，于1934年获得维也纳大学哲学博士学位(8)洪谦著，韩林合编：《洪谦选集》，前言，第1页。1931年2月，安徽省教育厅补录7名留学欧美奖学金获得者，洪谦榜上有名，报载“洪谦，歙县，德国耶拿大学，数理”(《皖教厅核补国外奖学金》，《申报》，1931年2月11日，第3张第10版)。。洪谦在获得博士学位后，《申报》上即刊发洪谦将返国的相关消息(9)《洪谦留奥将返国》，《申报》，1934年8月24日，第9张第17版。。但洪谦并未回国，仍留在维也纳大学从事研究工作，与导师石里克关系密切。1936年6月22日，石里克被一个患精神病的学生枪杀。其后，洪谦计划离开维也纳大学回国(10)洪谦著，韩林合编：《洪谦选集》，前言，第1页；R.哈勒：《洪谦教授访问记》，洪谦：《论逻辑经验主义》，第358页。。
恰在此前一个月，中山大学校长邹鲁奉教育部电令，准备出席世界大学会议(11)冯双编著：《邹鲁年谱》下，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834页。。5月28日，邹鲁由香港乘船赴欧洲(12)《邹鲁乘轮赴欧出席万国大学会议》，《申报》，1936年5月29日，第3版。临行前，邹鲁对中山大学师生发表了书面谈话：“此次出国，系应六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万国大学会议之请，及参加德国海特堡大学五百五十周年之纪念大会，若时间许可，并当于八月初应在英国举行之世界教育会议之约，及参观在柏林万国运动大会……往返期间，预计三个月。”(《邹校长昨赴德出席万国大学会议》，《国立中山大学日报》第2199号，1936年5月30日，第2版)。邹鲁在德国时聘洪谦任其秘书，并请洪谦回国后任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11月，洪谦自德国返国，《申报》及《皖事汇报》均称其将赴粤就职(13)《申报》称：“现洪已取道西比利亚铁路返国，业已抵北平，连日在北大及清大等校演讲，颇得平教育界之热烈欢迎。闻日内即将赴粤就职。洪在奥著述颇多，均属伦理自然哲学等，赴粤后拟整理付印云。”(《洪谦返国就中大教授》，《申报》，1936年11月8日，第4张第14版)；《皖事汇报》载：“洪谦……现已回国到平。日内即拟赴粤就中山大学秘书兼哲学系教授云。”(《各地皖声·北平》，《皖事汇报》第30、31期合刊，1936年11月20日，第15页)。但洪谦并未前往广州的中山大学任教(14)笔者翻阅了1936年11、12月的《国立中山大学日报》，其中没有关于洪谦任教中山大学的相关报道。，而是留在北京，任清华大学哲学系讲师(15)《北京大学哲学系史稿》编委会编：《北京大学哲学系史稿》(内部资料)，2004年，第259页；蒋昭阳：《旧范式的扬弃与新规范的确立：洪谦与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向》，第230页。。据洪谦晚年自述：“1937年初，我回到北京，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哲学系讲授维也纳学派的逻辑经验主义，重点是讲石里克的哲学观点。后来这方面的论文编成《维也纳学派哲学》一书。”(16)R.哈勒：《洪谦教授访问记》，洪谦：《论逻辑经验主义》，第321页。
抗战全面爆发后，洪谦没有继续执教于由北大、清华和南开组成的西南联大，而是加盟新成立的贵阳医学院，担任贵阳医学院人文科主任(17)贵阳医学院是在抗战全面爆发后，由教育部紧急决定筹建的，具体工作由热带病学家、北京协和医学院教授李宗恩负责。(《简史》，《国立贵阳医学院便览》，国立贵阳医学院教务处1941年，第6页)。除了教育部规定设置的医学类课程外，贵医还创办“人文科”，包括语言、文学、哲学、逻辑等课，目的在于帮助医学院学生扩大视野，不囿于疾病和疾病的治疗这一狭窄的范围(李宗瀛：《回忆李宗恩》，《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29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州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出版1990年版，第73页)。。尽管洪谦是贵阳医学院的人文科掌门人，但以他的专业背景，长期在医学专业院校任教并不合适，进入国立大学仍是洪谦的首选，而当时国立浙江大学正迁往贵州。在这种情况下，洪谦请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予以引介。朱家骅遂于1940年7月30日致函浙大校长竺可桢，称：“洪谦兄，维也纳大学哲学博士，曾任清华大学讲师、北京大学教授及贵阳医学院文科主任，擅长哲学、哲学史等，颇著声实。兹为专函奉介，希惠予延揽。”(18)《朱家骅致竺可桢》(1940年7月30日)，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案·洪谦，档号：301-01-23-215，第3页。8月14日，竺可桢回复说，因浙大“无哲学系，其有关哲学之少数学科并已有旧教授担任”，故无法安置洪谦(19)《竺可桢致朱家骅》(1940年8月14日)，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案·洪谦，档号：301-01-23-215，第5页。。这是目前所见洪谦与朱家骅之间的最早联系，也因此开启了两人的交往。浙大谋职未果，洪谦即在云南大学短期任教。1941年10月，洪谦进入西南联大外文系担任教授(20)《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全校教职员名单册》(1946年)，《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四·教职员卷》，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32页。。
1939年12月，朱家骅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组织部长，同时兼任“中央调查统计局”局长。他不久即认识到，国民党“在知识分子方面的基础并不浓厚”，遂“决心把党务打进学校去。于是在普通党务处成立学校党务科，派杜元载为科长，以后由杨西崑继任”(21)胡颂平：《朱家骅先生年谱》，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9年版，第49～50页。。对于大学党务，朱家骅对留德学人姚从吾委以重任，在西南联大积极谋求国民党的组织建设，颇具成效(22)对此学界已有较为全面的研究，如王奇生：《战时大学校园中的国民党：以西南联大为中心》，《历史研究》2006年第4期，第125～147页。。在党务之外，朱家骅以支持洪谦创办学会与学术刊物等方式，多渠道拓展其影响力。
朱家骅原本有意请洪谦主持编译西洋哲学名著，但此事由蒋介石直接交给了贺麟办理(23)蒋介石在1941年1月15日的日记中记“正午与贺麟谈哲学”[《蒋正中日记》(1941年)，抗战历史文献研究会2015年，第11页；又见《陈布雷先生从政日记稿样3》，1941年1月15日，东南印务出版社承印(出版地、出版时间均不祥)，第455页]。。在蒋介石的直接授意下，中国哲学会西洋哲学名著编译委员会成立，首先出版的两部译著即为贺麟译斯宾诺莎(Baruch de Spinoza)《致知篇》、谢幼伟译鲁一士(Josiah Royce)《忠之哲学》(24)鲁一士(Josiah Royce)著，谢幼伟译：《忠之哲学》，赣县：商务印书馆1944年版，译序，第1页。已有学者注意到，贺麟之所以能向蒋介石争取到经费，与他个人哲学上的企图，亦即引介鲁一士思想来打击胡适所代表的詹姆士、杜威的实用主义，并呼应蒋介石的效忠主义、抗战建国的想法直接相关(见黄克武：《蒋介石与贺麟》，《“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7期，2010年3月，第29页)。。作为另外的选择，朱家骅遂指示洪谦转向编辑出版留德奥同人刊物《学术季刊》。
1942年年初，《学术季刊》第1卷第1期出版。洪谦在《发刊辞》中指出：“中国学术研究会以‘学术’命名，即表示‘学’与‘术’的统一……它的任务是在‘学术’的‘研究’，它的目的是从‘学术’‘研究’上启导国人对于欧美学术思想得到正确的观念与参考。但它既不‘重美轻欧’亦不‘重欧轻美’，它的最后希望是想打破这样‘轻重异邦’的学术心理，并期达到吾国‘学术独立’与‘技术自给’的境地。”(25)《发刊辞》，《学术季刊·文哲号》第1卷第1期，中国学术研究会，1942年1月1日，第2～4页。有关中国学术研究会的具体情况，目前仍模糊不清。在《学术季刊》的出版页中注明刊物发行者为“中国学术研究会”，编辑者为“中国学术研究会”。1944年2月，洪谦在《思想与时代》月刊上刊发长文《释学术》，可视作对此发刊辞的进一步阐述与论证(何方昱：《“学”、“术”统一：一九四〇年代洪谦思想世界中的另一面相》，《科学文化评论》2007年第5期，第16页)。洪谦在这里提出了美国与欧洲孰轻孰重的问题，也反映出当时学术界存在亲美或亲欧的现象。
就目前查找可得，《学术季刊》一共出版了三期，且均为文哲号，相关作者及篇目如下：
细究其目录，《学术季刊》三期共刊发论文含书评32篇，作者21位，三分之一内容为引介维也纳学派哲学思想，作者群中也以留学德奥者为最多，诸如郑昕、胡世华等皆在德国学习哲学，与洪谦关系密切(26)1946年，郑昕出版专著《康德学述》，在弁言中曾云：“书中所集各篇，除康德论知识之中篇及下篇，尚未经发表外，余均已在《学术季刊》发表者。”(郑昕：《康德学述》，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弁言，第2页)在《学术季刊》上发文两篇的胡世华，也与洪谦有着同门之谊。胡世华(1912-1998)，中科院院士，中科院数学所研究员，曾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1936年，胡世华赴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原本师从石里克教授攻读数理逻辑。但在他抵达维也纳之前，石里克遭人枪杀，胡世华在维也纳大学听了一学期数学和哲学课，“后根据洪谦先生的建议，于1937年春去德国敏斯特西威廉大学师从肖尔慈教授攻读数理逻辑”(胡永千：《我的父亲胡世华》，张晓岚编：《北大老宿舍纪事：中关园》，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6页)。。《学术季刊》成为郑昕和胡世华发表学术成果的阵地。其他作者，如沙学浚、王惟中、张嘉谋、冯至等均留学德国，习哲学者更是占了一半以上。《学术季刊》在出版两期之后，哲学界有人对此颇感不满，直斥其乃“中国一二维也纳派人之刊物……且于维也纳派，亦以称述石黎克教授与其弟子韦思曼博士之嫡系为主。其狭隘真复可想”；评论者更将矛头直指洪谦本人：“两期中述说维也纳派哲学文字，计第一期有论文三篇……均洪谦先生所作……所谓维也纳派近在国际虽已就衰，要为，或曾为，现代哲学一主潮……唯纵如此，其学固非无大可重视之处。然重视之，须扩大之，应用之，中国化之，具体化之，只作背诵式学究态之述说，诚恐无甚裨益”(27)《期刊介绍·学术季刊》，《图书季刊》新第4卷第1、2期合刊，1943年，第180页。。1943年刊发的这篇评论对《学术季刊》及洪谦专注于维也纳派哲学的引介颇有微词，却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学术季刊》作者多为留德奥学人，他们通过刊发文章，研讨交流学术，逐步建立了以洪谦为中心的学术群体，进而通过洪谦与朱家骅的关系，建立起留德奥学人群的雏形。
二 朱家骅的资助与刊物停续
洪谦曾在《学术季刊》第一期编余中称：“在编辑方面，不能不归功于王惟中、沙学浚及董希锦三位同学，在出版方面，则赖汪一鹤同学的努力。”此处洪谦称王惟中等人为“同学”，实际上王惟中还长洪谦6岁，但此四人都有留学德国的背景，故“同学”实可理解为“留德同学”。四位同学的“加盟”，进一步加强了洪谦与朱家骅的交际和联络。
1934年，时任国民政府交通部长的朱家骅以欧洲德奥等国办理邮政与储汇业务成绩卓著，“交通部公开考试录取王惟中、陈家骏、张企恭、汪一鹤、王紫霜、董希锦等复派奥国肄习邮政储汇业务，以便归国改进发展邮政储汇事业”(28)王志莘编辑：《中国之储蓄银行史》，上海：新华信托储蓄银行1934年版，第219页。，此六人“先在邮政储金汇业总局和邮政总局实习二个月，并聘一德国人教授为之教读德文……实习员六人于1934年秋出国赴奥，实习二年后，转赴德国实习”(29)陈维馨：《邮政储金汇业局二十年之经过》，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经济上》，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435页。。这批由朱家骅选派的留奥实习生回国之后，王惟中、汪一鹤、董希锦等三人与朱家骅的关系非常密切，亦与洪谦多有往来，成为战时留德派的中坚力量(30)王惟中先入奥地利维也纳商科大学，1936年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继又去德国柏林大学哲学院从事研究。1938年夏，王惟中回国，先在贵阳邮政管理局和重庆邮政储金汇业局工作。1940年起，先后在重庆中央大学、交通大学、重庆大学等高校任教(洪大璘：《王惟中传略》，晋阳学刊编辑部编：《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5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15页)。。《学术季刊》甫一出版，洪谦就转托王惟中将消息及刊物函报朱家骅。
1941年12月25日，王惟中专函朱家骅，先是恭喜其出长考试院副院长，又对洪谦多有推荐褒扬，并呈上《学术季刊》一册：“接洪谦同学自昆明西南联大来信，嘱代转呈一二面示，及《学术季刊》一册。谨奉上。此刊纯为学理探讨，颇多独到之见，在今日出版界中尚不多见……洪同学留德十余年，天才焕发，学养极深。”(31)《王惟中致朱家骅》(1941年12月25日)，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案·洪谦，档号：301-01-23-215，第10～11页。12月27日，洪谦又致朱家骅：“送奉《学术季刊》创刊号，本刊物致有今日，端赖大力成全。以先生奖励后学之苦心，本刊同人心感之余，当益自勉也。”(32)《洪谦致朱家骅》(1941年12月27日)，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案·洪谦，档号：301-01-23-215，第13页。《学术季刊》第二期出版后，洪谦致函朱家骅：“兹烦王子差兄转致《学术季刊》第二期一册……季刊之能继续问世，端赖先生赞助。”(33)《洪谦致朱家骅》(1942年12月25日)，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案·洪谦，档号：301-01-23-215，第17页。
可以发现，洪谦、王惟中等人创办《学术季刊》端赖朱家骅的支持与资助，而留学德奥已成为他们身份认同的标识。正是在朱家骅的支持下，《学术季刊》第三期于1943年9月出版。1944年6月，第四期也已排印完毕。然而，就在此前不久，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委第十二次会议在重庆召开，朱家骅辞去组织部长一职，《学术季刊》亦难以为继。6月16日，洪谦从董希锦、王惟中处得知朱家骅职务上的变动后，专函朱家骅：“先生辞去中组部职务，对于党务前途自有非常影响，惟从此能专心致力于学术文化事业，亦未使非国家前途之福也。余国益兄信告《学术季刊》第四期已排就，但付印一层因先生离职问题，希望不多。季刊承数年来之苦心培植，得赖问世。今先生既去斯职，恐此刊物亦得同归于尽矣。”(34)《洪谦致朱家骅》(1944年6月16日)，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案·洪谦，档号：301-01-23-215，第34～35页。这封信写得诚恳而直白，可知《学术季刊》前三期的出版全赖朱家骅的资助,第四期虽已排印就绪，但洪谦担心《学术季刊》随着朱家骅的去职而停刊。
就洪谦而言，编辑出版《学术季刊》是他这一时期非常重要的学术工作(35)自1942年至1944年，洪谦一直从事维也纳学派哲学的研究，他将自己的研究成果主要发表在当时的一些学术刊物上，除了《学术季刊》，还有《哲学评论》《思想与时代》等。1945年5月，《维也纳学派哲学》一书出版，这是洪谦自德国回国后最为重要的学术成果，也是当时国内对于维也纳学派哲学所作的最为系统的论述与介绍，具有一定的学术影响力(洪谦：《维也纳学派哲学》，上海：商务印书馆1945年版，序言，第1页)。，他不甘心《学术季刊》因此而夭折。1945年5月，洪谦自昆明抵达重庆，谒见朱家骅，谈及《学术季刊》继续出版之事。5月30日，又专函朱家骅：“《学术季刊》问题当希先生继续勉为协助，俾晚等专一学术事业，不致中断。至于此后季刊同人思想立论立场，自然为所嘱应以‘国家立场’为前提也。”(36)《洪谦致函朱家骅》(1945年5月30日)，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案·洪谦，档号：301-01-23-215，第49～50页。经过商讨，朱家骅同意继续支持《学术季刊》，但办刊宗旨须从宣扬维也纳学派的哲学思想转向以“国家立场”为中心。6月5日，朱家骅函洪谦：“关于《学术季刊》事，已批一次，补助十万元矣。”(37)《朱家骅复洪谦》(1945年6月5日)，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案·洪谦，档号：301-01-23-215，第43页。洪谦在接到朱家骅的信函后，立即表达了感谢之情：“惠准补助《学术季刊》出版费十万元，以先生鼓励后学之情诚使晚等感激不尽。晚今秋或能赴英，应牛津大学之聘。关于季刊以后问题，已请仲谋、子差、希真、叔平、学浚、国益、国光诸兄继续负责。至于昆明方面，为征集选稿等事，已请汤用彤、冯文潜、贺麟、郑昕、冯至、袁家骅诸公用委员会方式办理，并请郑昕兄总司一切事务以及并渝坊一切联系事宜。”(38)《洪谦致函朱家骅》(1945年7月1日)，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案·洪谦，档号：301-01-23-215，第53～57页。尽管洪谦在信中写得很明白，要请王惟中、沙学浚等留德学人继续负责刊物出版，还要成立一个学术委员会以征集稿件，并请郑昕出任主编。但实际上，此时洪谦受教育部委派，准备前往英国牛津大学新学院任研究员，已无法兼顾刊物出版事宜(39)1945年8月23日，西南联合大学教授邵循正、孙毓棠、洪谦、沈有鼎四人赴英，教育部电令核准。洪谦曾自述：“抗战结束后，即应牛津大学新学院之请，任该学院的研究员，和当时在那里任教的著名的维也纳学派主要代表之一F·魏斯曼(Friedrich Waisman,1896-1959)一道担任教学和研究工作。”(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校史编辑委员会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资料》，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62页；《洪谦自述》，高增德、丁东编：《世纪学人自述》第3卷，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348页)。《学术季刊》的编辑与出版亦随洪谦的出国而陷于停顿。
值得一提的是，1947年夏，洪谦回国，后赴广州中山大学哲学系任教(40)洪元颐、韩林合：《洪谦先生学术年表》，洪谦：《论逻辑经验主义》，第397～398页。。是年8月21日，洪谦致函朱家骅：“《学术季刊》已改为《学原》，现由王子差、董希真、郑秉壁(负责北平方面稿件)，沙学浚兄及晚负责此。先生提创之学术刊物能不中断，纯属侥幸。尚希先生源源赐教之，不胜感望之至。”(41)《洪谦致函朱家骅》(1947年8月21日)，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案·洪谦，档号：301-01-23-215，第66页。9月2日，朱家骅复洪谦：“《学术季刊》改名《学原》甚妥。”(42)《朱家骅复洪谦》(1947年9月2日)，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案·洪谦，档号：301-01-23-215，第67页。
三 洪向朱举荐留德学人及组织留德同学会
通过创办同人刊物，不但朱、洪交谊渐多，战时留德学人群网络亦日见雏形。而举荐留德学人与组织留德同学会活动进一步推动了学人群网络的构建。
出版同人刊物之外，洪谦还向朱家骅推荐留德同学程毓准(43)程毓准(1910-1995)，祖籍安徽歙县，寄籍江苏南通。1928年同济高中毕业后以安徽省政府奖学金留学德国，1934年获哥廷根(Gottingen)大学博士学位。在其后的两年中，先后在苏黎士(Zurich)、汉堡(Hamburg)和哥本哈根(Kopenhagen)大学从事博上后研究或任教。1936年2月回国任北京大学数学系教授。全面抗战时期执教于西南联合大学，随学校辗转于长沙、昆明等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全校教职员名单册》(1946年)，《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四·教职员卷》，第242页]。，为其谋求战后出国深造的机会。从年龄看，洪谦比程毓准大一岁，也比程毓准早一年留学德国。1934年，两人分别在哥廷根大学与维也纳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又先后回国在北京大学任教。全面抗战时期，程毓准一直在西南联大理学院数学系担任教授(44)彼时联大学生曾对程毓准有过一幅速写：“数学系教授，自小生长在德国，在哥廷根名数学府毕业。硕长的身材有时穿上罗斯福布的中山服，宛如一位同学。讲书异常清楚认真，有时反复讲解，一定要使你明白之后才能罢休。陈先生对同学的功课很认真，有时当场斥责同学叫你用功，常常弄得你面红耳赤。为人谦虚，有一次一个问题讲错了，他忙向同学说：‘刚才有点糊涂’。”(西南联大《除夕副刊》主编：《联大八年》，昆明：西南联大学生出版社1946年版，第187页)。此书中将“程毓准”误作“陈毓淮”，且说程“自小生长在德国”，皆不确。此书在新星出版社2010年的版本中，仍作“陈毓淮”。程毓准在全面抗战胜利后既往美国，一直在美国多所大学任教，故国内学界对其人其学所知甚少。，洪谦则于1941年起在西南联大外文系任教。或许正是这段共同留学德奥的经历，让洪谦与程毓准成为好友。
洪谦曾致函朱家骅：“留德同学友人程毓准兄，曾于一九二八至一九三六在苟丁根研究数学并得学位，继之又得文化基金之助，在瑞士继续研究一年。返国后一直至今任北京大学数学系教授，成绩斐然，为学尤有心得。近闻教部将选派理工教授百名赴美，但其条件须有学界领袖闻人介绍者，方有获选之希望。素仰先生对于后学尤其对于留德后学，素于臂助，故敢代为陈请，冒昧之处尚乞多多见谅，至感。”(45)《洪谦致函朱家骅》(1943年12月14日)，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案·洪谦，档号：301-01-23-215，第22页。在这封信中，洪谦强调了程毓准的留德同学身份，并直言因为朱家骅对于留德后学“素于臂助”，所以才敢大胆陈请。朱家骅接信后，即致函教育部长陈立夫，转为推介程毓准，“闻贵部近将选派理工教授百名赴美，程兄亟愿参加”，请陈立夫“成全”(46)《朱家骅致陈立夫》(1943年12月30日)，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案·洪谦，档号：301-01-23-215，第24页。。陈立夫函复朱家骅：“查本部选派公费留学生计划，尚未奉核定，程毓准兄拟以教授资格膺选赴美研究一节，准先由部登记，容后再为留意。”(47)《陈立夫函复朱家骅》(1944年1月26日)，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案·洪谦，档号：301-01-23-215，第29页。朱家骅愿意为留德后学创造进修机会，并向教育部长陈立夫引介，可见其对留德学人的重视与提携(48)据《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三十三年度教员名册》显示，1944、1945年程毓准仍为该校教授。1946年，程毓准赴美从事学术研究，“先在纽约大学柯朗(Caurant)研究所和普林斯顿(Princeton)高等研究所从事数学研究，而后在俄范托何马(Oklahoma)大学，怀因(Wayne)大学和麻省(Massachusetts)州立大学等校数学系任教授”。1962年被选为台北“中研院”院士。1995年2月6日，程毓准病逝美国，享年85岁。囿于资料，目前还不能判断程毓准最终赴美是否与朱家骅和陈立夫的引介有关，但无论如何，朱家骅对于留德学人较为照顾则确定无疑(见《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三十三年度教员名册》《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三十四年度教职员名册》，第161、182页；《程毓准》，程民德编：《中国现代数学家传》第4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04～105页)。。
留德同学会常以地区为场域，联合各大学开展活动。昆明留德同学会就是在西南联大的姚从吾、洪谦等人的推动下，联合云南大学共同开展活动。1943年12月14日，洪谦向朱家骅请示：“日前姚士鳌先生来谈昆明各大学为留英留美同学会，新年均有叙。留德同学会似宜亦有所举动。因此商谈结果拟由联大区党部与学术季刊社联合开一新年恳视会。为专地留德同人谋一叙会之机。至于经费，约需三四千元，则由两处分配。士鳌先生并嘱请先生惠赐高见。”(49)《洪谦致函朱家骅》(1943年12月14日)，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案·洪谦，档号：301-01-23-215，第22页。此处的姚士鳌即姚从吾。姚从吾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并留学德国，1934年返国受聘为北大历史系教授。姚从吾因与朱家骅有前后留德以及在北大求学、任教等“学缘”关系而深得朱家骅的信任。姚虽与朱同学，但姚对朱执弟子礼，敬重有加。姚从吾先被任命为联大三青团筹备主任，继而负责筹备西南联大区党部，并在举行的国民党联大区党部执行委员会议上被推选为区党部书记(50)王奇生：《战时大学校园中的国民党：以西南联大为中心》，《历史研究》2006年第4期，第129、138页。。12月30日，朱家骅对留德同学会一事作出指示：“昆明留德同学新年聚会，将以联大区党部与《学术季刊》名义招待，鄙意似有未妥，不如仍以私人约会为佳。”(51)《朱家骅复洪谦》(1943年12月30日)，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案·洪谦，档号：301-01-23-215，第23页。洪谦接受了朱家骅的意见，并转告姚从吾。一周后，西南联大与云南大学以私人名义，共同筹办了留德同学新年聚会(52)《洪谦致朱家骅》(1944年1月6日)，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案·洪谦，档号：301-01-23-215，第27页。。此事虽小，但在朱家骅看来，留德同学会更应是一个私下联谊性质的组织，尽管实际上国民党联大区党部及《学术季刊》社均由留德学人掌控，但仍不宜挂上区党部与学社的招牌开展活动，可见朱家骅在经营留德学人群时颇为谨慎。
四 战后大学校园政治生态与洪朱交谊
1944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宣布朱家骅为教育部长，是月23日，朱家骅辞去考试院副院长职务，其工作重心由国民党组织系统转移至教育领域(53)胡颂平：《朱家骅先生年谱》，第57页。。在洪谦与朱家骅的通信中，洪谦亦充当昆明地区大学观察员的身份，以其所见所闻形成意见，贡献教育部长朱家骅。当时云南大学英文教授李慕白与云南大学领导层均成为洪谦观察的对象。
李慕白(1923-？)，浙江兰谿人，早年毕业于美国华盛顿大学。回国后在东北大学教书，1944年春出版《莎士比亚评传》，一年后赴云南大学任教(54)李慕白：《海外忆》，台北：三民书局1975年版。李慕白于1949年后赴美，在洛杉矶加州大学任教(李慕白、威廉·尼克逊著，李慕白译：《西洋戏剧欣赏》，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75年版，译者序，第2页)。另据李慕白称“本书作者在国内外大学任教英文逾四十年，现为美国加州大学终身教授”(李慕白：《成功的英语口试——主持与应对》，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85年版，“编辑例言”)。。1945年4月15日，洪谦致函朱家骅称，从云大教授王世中处获知，云大新来校的英文教授李慕白，时称与“朱部长甚友好”，并言下学期即应教部之请，任××督学之职，担任整顿全国学生英文教学问题。但云大同事对其履历中毕业于燕京大学英文系及在哈佛大学任教四年均表示怀疑，故请示朱家骅，李慕白“与先生之关系，不知确有其事否”(55)《洪谦致朱家骅》(1945年4月15日)，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案·洪谦，档号：301-01-23-215，第39～40页。此信中提及的王世中(1913-1985)，福建人，农业科学家。1934年燕京大学化学系卒业，1937年赴德进入莱比锡大学农业化学系，于1940年获得博士学位后返国。1941年任教于云南大学农学院。1949年后赴台，成为台湾现代土壤腐殖质科学主要奠基人，1959年当选台北“中研院”院士(林正钫：《王世中》，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编：《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农学编·土壤卷2》，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9年版，第450页)。。王世中与洪谦同留学德国，两人私谊颇佳。彼时洪谦在昆明的西南联大外文系任教，有关李慕白的情况皆由王世中告之。在洪谦的信中，以李慕白品学不佳而又宣称与“朱部长甚友好”，颇令洪谦担忧，认为此种言论有损朱家骅清誉。朱家骅收到洪谦信函后，回复称“此事全非事实。至其与他人关系为何，则未有所知也(并由一鹤兄明告本人与李无甚关系)”(56)《朱家骅复洪谦》(1945年4月26日)，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案·洪谦，档号：301-01-23-215，第42页。。朱的回复虽短，但已明确表态“此事全非事实”(57)汪一鹤曾长期在交通部任主任秘书(陈维馨：《邮政储金汇业局二十年之经过》，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经济上》，第435页；张朋园、沈怀玉合编：《国民政府职官年表(1925-1949)》第1册，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87年版，第207页。。
7月1日，洪谦再函朱家骅，继续报告李慕白问题，并涉及云南大学校务：
日昨接一鹤兄信告及关于李慕白问题。此时为能另行办理，自属至善，否则如此相似事件仍属难免。苟示诚为教育界学术界之不幸。同时亦为吾人“为人师”者之耻辱矣。兹据事实断言，李君不仅品格如此低劣，就是在学历方面如燕京大学英文系毕业，华盛顿大学硕士、哈佛大学博士均大成问题。在学识方面，最近其为云大农学院二年级英文者题为“Did you ever have a awkwardness as you to see your friend off”，其错误之大，即中学生亦不应有如此。如此之英文教授教坏了青年，贻误了青年，诚有不可恕之罪恶。不过从教育立场而言，李君问题不单是个人问题，而是国立云南大学的整个问题。云大的教授如李慕白君之无品学者诚不知日笺，而且此校在行政上教务训导上之腐败甚至予有不能借此事以形容其×一者，无怪乎龙主席曾于本年四月云大校庆庆祝会中，当众批评云南大学“无校风、无学风、无作风”矣。最令人惊异者，熊校长虽时受龙主席之申斥，但仍持云南省政治之特殊关系以自大自保。例如三周前，晚因李慕白事曾将一鹤兄意用友谊方式转达熊校长，请其对于李事稍加留意，以免意外。不料熊校长不持不复一字一言，且表示“鹤兄为交部属员，无权过问。就是教部方面，有何举动亦无他办法”。晚闻之，不胜其感也。其实不整顿中国国立大学则已，如有整顿企图，则整顿云南大学亦为当今急务之一。晚之所言非一时情感所动，实对于如此误青年害国家之大学教育深具痛感(58)《洪谦致函朱家骅》(1945年7月1日)，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案·洪谦，档号：301-01-23-215，第53～57页。。
此外，洪谦还对自己有所见闻或经历之事，“所谓‘民主大同盟’‘新五四运动’以及关于联大若干教授之某宣言签名问题”等等，向朱家骅报告(59)《洪谦致函朱家骅》(1945年5月13日)，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案·洪谦，档号：301-01-23-215，第45～46页。。洪谦以大学教授身份，向教育部长汇报学界动态，正如洪自己所言“足为先生报告或参考者”，重点仍在“参考”，使朱家骅能对昆明的学术界有直观的了解与认识。不过，这些意见所起的作用不容夸大，如洪谦信中提到的云大校长熊庆来，仍于1945年5月位列教育部遴选之《最优秀教授党员名册》中(60)《最优秀教授党员名册》，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档号：00101451008。转引自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47页。熊庆来留学法国，曾获巴黎大学法国国家理科博士学位，他也是中国留法比瑞同学会会员。基于此，熊庆来对于留法学人多有关照。1945年夏，从法国里昂大学获得理科博士学位的朱锡侯回国，在重庆一时找不到工作。熊庆来正在重庆开会，与朱锡侯交谈之后，当即亲笔填了一份聘书，聘其为云南大学教授(《中国留法比瑞同学会同学录》，1943年12月，第180页；朱锡侯口述，朱新地整理：《1945年的归来》，赵晴主编：《小人物史记I》，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3页；《云南大学史料丛书会议卷1924-1949年》，1945年10月24日会议，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55页)。。1947年夏，洪谦从英国回国后，赴广州中山大学哲学系任教授，就是出自朱家骅的安排。洪谦曾致函朱家骅：“关于中大哲学系问题，晚能力所及无不协助，惟该系主任一职仍请朱谦之先生兼之为佳，以资熟练。而且该系内容复杂，派别歧分，各派各有其人为其背景，各有其‘学生群众’为之动作×戆，如晚然能应付此不祥局面，否则一有差池则何以对先生雅望也。”(61)《洪谦致函朱家骅》(1947年8月21日)，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案·洪谦，档号：301-01-23-215，第66页。朱家骅复洪谦，称“中大哲学系主任一席，尊意仍由朱谦之先生担任为佳，在弟自无意见，惟请足下协助，俾得日有进展，是所企冀”(62)《朱家骅复洪谦》(1947年9月2日)，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案·洪谦，档号：301-01-23-215，第67页。。
1948年2月，中山大学文学院发生学生风潮，进而引发校长王星拱的去留问题，中大易长风波爆发。洪谦萌生退意，写信告知朱家骅，说自己于下月中学期结束后，准备携家眷离开广州，前往武汉大学主持该校哲学系，洪谦谈及中大时称：“中大事绝无可为，现在当地政治压力之下，谅可安静一时，但校内危机四伏，一旦因不可遏阻而爆发或为数年来学潮之所仅见者。某日理工两学院三年级学生因‘实习’问题罢课，此不过一小象征而已。”(63)《洪谦致朱家骅》(1948年5月16日)，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案·洪谦，档号：301-01-23-215，第70～72页。，朱家骅复洪谦称：“应武汉大学之约，原无不可，乃中山大学哲学系课程仍仗兄台主讲。今若他适，将使课务虚旷，似非所宜，容再奉商。务请继续留粤任教，公私均感。”(64)《朱家骅复洪谦》(1948年5月29日)，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案·洪谦，档号：301-01-23-215，第74页。朱家骅的挽留之请跃然纸上。可是，洪谦并未在中山大学哲学系久留，次年即往武汉大学哲学系任系主任。
以洪谦与朱家骅的私谊论，朱家骅将洪谦安排在中山大学哲学系，无疑是希望以此加强朱家骅派力量。但洪谦并非国民党党员，属无党无派之学者，来到中大哲学系后眼见该系“内容复杂，派别歧分，各派各有其人为其背景”，顿感无着，无以应对，只待了一个学期就前往武汉大学(65)《洪谦致朱家骅》(1948年5月16日)，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案·洪谦，档号：301-01-23-215，第72页。。随着时局动荡，洪谦与朱家骅的交往画上了句号，此后未见两人有书信往来，他们彼此的人生轨迹也渐行渐远。
五 结 语
1947年，蔡尚思曾撰文批评当时中国社会教育官僚化的倾向，他列举了十大官僚观念，位列最后的就是“同留学国的观念：如什么留东派、留美派、留英派、留德派、留法派……各当局总想多多延用和自己同一留学国的人”(66)蔡尚思：《官僚教育与市侩教育：现代中国教育的最大缺点》，《时与文》第1卷第15期，1947年，第3页。。以此言反观“朱家骅派”学人群，的确清晰地呈现出一幅由留德学人编织的交谊网络，20世纪40年代末的媒介对朱派人员组成多有论及：“今日留美派独占鳌头，促使留欧陆派大团结，教育部成了大本营，朱家骅则是留欧陆派的首脑。大家都知道朱是留德。在今天我国各方面都唯美国马首是瞻的时候，留美集团在政府中占了极重要的地位。在过去，曾盛极一时的留法、德等欧陆的人们已经大有逊色，正因为这样，由于事实的压力，已促使欧洲大陆国家的留学生们大团结起来了，朱尤热衷于此。事实的表现，朱对大陆国家的留学生特别重要，尤其是留德的。”(67)公诚：《朱家骅“铁幕”下的教育部》，《新闻》第1卷第12期，1948年2月25日，第5页。这篇虽是新闻记者的报道，但从洪谦与朱家骅的交往观之，似乎颇有道理，德奥留学派以朱家骅为核心人物，结交人脉，获取资源，出版刊物，拓展影响力。
作为学者的洪谦，在20世纪40年代主要从事学术研究与教学工作，未担任行政职务，获取学术资源的渠道有限。但他利用德奥留学生的身份，与德奥留学派掌门人朱家骅建立了联系，其间担任联络人的王惟中、董希锦等人亦为留德同学，对朱家骅执弟子礼(68)检视1944年8月印行的《留德同学通讯录》，其中王惟中与董希锦的通讯地址皆为“渝上清寺邮政储金汇业局”，汪一鹤的通讯地址为“渝牛角沱二七号”，朱家骅的为“渝牛角沱二二号”，显示王惟中与董希锦同时服务于位于重庆的邮政储金汇业局，而汪一鹤彼时任国民政府交通部秘书。他们三人都在重庆，与朱家骅在地理位置上更接近。因此，在洪谦与朱家骅的联系中，三人都起到了传递讯息的桥梁作用。。依靠留德奥学人群体，通过朱家骅的帮助，洪谦得以创办《学术季刊》，宣扬其哲学流派与思想。这一时期的朱家骅先后执掌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与教育部，其门生故旧最值得信赖，因为相似的教育背景蕴涵着共同的价值观与相同的信仰，留学德奥就成为朱家骅考量人脉的一个重要因素。战时负责西南联大党部与三青团的留德学人姚从吾就是一个显例。与姚从吾相较，洪谦与朱家骅的关系虽未如此密切，但两人在这一时期频繁的互动与书信往来，仍然超出学界已有的认知。不过，这种学术交往与联络也是不牢固的。到了1949年政权更替之际，洪谦以无党派纯粹学人的身份，留在大陆，继续从事哲学研究与教学；朱家骅则追随国民党政权迁往台湾，彼此的人生轨迹渐行渐远。
正是通过这些可资信赖的留德奥门生，朱家骅才能对学术界有更深入的了解。德奥留学生也成为朱家骅派学人群的重要组成部分，朱家骅在20世纪40年代的学界与政界具有一定的影响力(69)朱家骅于战时先后出任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和中央组织部部长，还一度兼任中统局局长，正如王奇生所言：“朱家骅控扼大量权势资源后，开始网络人马，自组班底，另树一帜，成为战时一大新生派系。朱家骅原与CC关系较为亲密，自立门户后，即与CC分庭抗礼。”(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北京：华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370页)；又据桑兵研究，1948年中山大学易长事件，实乃抗战以来在文教界尤其是在大学系统内，朱家骅派与CC派之派系之争(桑兵：《1948年中山大学易长与国民党的派系之争》，《学术研究》2008年第1期，第102～103页)。。由此可见，在这一时期政治势力的构建中，留学资源成为非常重要的因素，这种因素更细化为以语言作区隔的不同类属。抗战时期，留学德奥(德语区)与留学法比瑞(法语区)即形成了完全不同的两种政治势力，其中很多问题仍有待深入研究。
The Construction and Operation of the School of Scholars Once Studying in Germany and Austria: Centering on the Friendship Between Zhu Jiahua and Hong Qian
He Fangyu
Abstract：In the 1940s，the school of scholars once studying in Europe，which was very popular in the 1920s，had been divided into the school of scholars once studying in Germany and Austria，and the school of scholars once studying in France，Belgium and Switzerland.Under the leadership of Zhu Jiahua，the scholars once studying in Germany and Austria were united to seek resources and expand their influences.At the beginning of 1942，with the support of Zhu Jiahua，Hong Qian，a professor of National Southwest Associated University，founded the Academic Quarterly which gathered scholars once studying in Germany and Austria to carry out academic activities.Similar educational background engendered common values.The resources of studying abroad not only built the recognition foundation of academic communication，but also became an important channel to establish interpersonal network.During the period when Zhu Jiahua was in charge of the organizational department and the educational department of the Kuomintang，scholars once studying in Germany and Austria were put in important positions and gradually formed a faction.Even in the late 1940s，there was a public opinion that “Zhu Jiahua Faction” had become a political force.
Keywords:Zhu Jiahua；Hong Qian；Academic Quarterly；School of Scholars Once Studying in Germany and Austria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20)02-0059-11
收稿日期 2019-02-15
作者何方昱，历史学博士，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上海，200235。
【责任编校 张秀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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